“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2019年精选文档

“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

处在领导地位，不等于就能发挥领导的作用。作为领导者、指挥者，要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特别是要能做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准备，需要有宵衣旰食的奋斗精神，还需要有实践经验的积累。对于什么是领导的问题，毛泽东根据我们党的和自身的丰富经验，提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的重要而深刻的思想。这不但体现了毛泽东领导思想的精髓，而且也深刻反映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应有的能力和气质，对于今人和后世都有重要的启迪和激励意义。

一

毛泽东十分赞赏斯大林“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的提法，他甚至强调“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他形象地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

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1］394-395他进一步强调：“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1］395他不止一次地引用楚国宋玉《风赋》中的一句话:“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谿谷, 盛怒于土囊之口”。说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之分,而“‘起于青苹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识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教育干部要“有识别风向的能力”。毛泽东所说的预见，就是要在这种“起于青苹之末”中，看到风暴可能来临。所以在毛泽东看来，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2］221-222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所以能够卓越地发挥革命领袖的作用，就在于他始终坚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有益古训，无论是关系到战略大局，还是具体的战役战术

问题，他总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周密分析客观事物的发展进程及其可能遇到的情况，因而总是能比别人多看几步棋，预见事物发展的前途。这种预见的惊人的准确性，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下面拟举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预见性的事例，来加深我们对他提出的“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思想的理解。

事例之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与革命高潮问题。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是标志着把工作中心转入农村的伟大开端，但要自觉地认识和实现这种战略转变也不能不经历一个过程。从世界革命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俄国十月革命，或是中国的北伐战争，所提供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历史经验。所以，党内在相当长的时间都有人持“城市中心论”的观点，是有其历史的和认识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一种现象。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要开创一条不同以往历史经验的崭新的革命道路，是一项何等艰难的事业，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勇气。对于作为这项事业最主要的开创者毛泽东来说，也同样经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1928年10月，毛泽东为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案中，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原因，并第一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就是他随后阐发的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这些重要思想增强了人们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但在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明确形成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

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3］179但是，毛泽东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但及时放弃攻打城市的计划，把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而且随着农村斗争的进一步发展，革命潮流逐渐回升，1930年1月致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就对农村根据地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指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2］98这就有了明确的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而这时他还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能不能够通过以农村斗争为中心促进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到来？如果不能很快促进革命高潮到来，而是遥遥无期的，则不能回答“红旗究竟能够打得多久”的问题，要坚持红色政权的斗争也是困难的。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度分析，预见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断定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快要”二字作了这样的描述：“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2］106毛泽东的这个预见为一年多后出现的全国性的抗日反蒋热潮到来所证明，也为后来一二九运动掀起的抗日高

潮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