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法解释学对中国法解释学的启示意义(精)

日本民法解释学对中国法解释学的启示意义

在日本，从广义的角度出发，所谓的“民法学”就是民法解释学。日本所出的民法学教科书以及与民法相关的论文，可以说都是对现行的民法制度从理论上、实务上加以历史的、体系的、理论的整理，便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适用民法制度。当然，法律制度是人创设的，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为此，民法解释学或者说民法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存制度的确起到了弥补缺陷、推动和发展的作用。从狭义的角度出发，民法解释学指的是在研究、运用、解释民法时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研究、运用、解释的技术规范。但是，不论从何角度出发，民法解释学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从日本民法解释学发展的过程来看，也能证明这一点。日本民法解释学的形成并具有一定的日本特色不是学者的偏爱，是一定环境下的产物。依笔者浅见，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起初选择的是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而再度起草时基本上沿用了《德国民法典》的形式体系。首先，这种选择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国民法典》是革命的产物，《德国民法典》是体制不变之下向近代化转化的产物，更为符合日本当时维新的政治需要。其次，革命的产物势必会带有一定的粗糙，而德国一方面晚于法国近百年起草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法国民法典的弊病；另一方面，严谨的体系、统一的制度对于志在自上而下推动变革的日本来说更为适宜。当然，这样的选择与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也是有一定联系的。日本在维新前后，虽然已经对欧洲法治文明有所研究，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还是白纸一张。为此，在完成立法第一步后，日本学界就全面导入了德国民法学的体系，并且这种理论体系的移植也影响了司法实务。这样，日本明治维新后建立的私法教义学与德国的私法教义学有着类似的构造和性格。不过，其中体现出不少日本自身的特征，也为其今后的发展打上了烙樱其一，为了自上而下地培育资本主义，就必须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就需要构成商品交换的规范关系，而这一交换关系的前提又是以财产关系的权利体系为起点的，因此，封建财产关系解体、继受欧洲大陆法的近代法观念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其二，继受外国法典以后，还必须将其从逻辑上阐明制定法的内容，而这种阐明又是通过日本接受德国民法潘德克吞体系为媒介来实现的。德国潘德克吞体系的私法学是围绕近代法权利意识而形成的，日本照搬德国民法学体系，为日本社会确立、培育权利意识，贯彻权利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这种概念演绎的概念主义法学方法直接与官僚司法相联系，但是不能否认这种严格司法的结果还是起到了在一定时期内确保私权的作用。其三，由于概念主义法学的性格是始终围绕制定法内容作逻辑意义的解释，这样就截断了法学反映社会发展的道路。正像渡边洋三指出的，这种概念主义法学思维在明治以后还属于半封建社会的日本，一方面在保障市民权利上发挥了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为维持半封建社会也起到了作用。①其四，正像后来日本民法学者指出的那样，由于种种原因，《日本民法典》的继受是多方面的，并非仅仅是《德国民法典》的翻版，完全采用德国民法学的体系来解释日本民法典，显然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和矛盾。当然，这也是日本民法学注重继受法研究的原因之一。其五，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没有现存的近代法治的环境，这种全面移植外国法的结果，使得过去的社会传统和习惯先天与近代法的移植存在矛盾，这就是北川善太郎指出的日本民法的几重双重性由来的原因之一。而日本

民法解释学的发展与存在这样的基础又是分不开的，但是在今天回顾当初的历史，简单地采取否定态度显然也是不公正的。虽然当时引进的德国民法学乃至民法解释学是以概念主义法学为基础的，但正像概念主义法学在历史上曾经辉煌有其历史缘由一样，日本明治维新后引入德国民法学也有其历史意

义。由于日本存在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国情与社会传统，在《日本民法典》颁布之后，采用严谨的民法学体系和严格的解释方法，能使近代法的观念在日本社会生根。虽然从今天看来，当时有的民法解释理论近似于不合情理，但是无论在贯彻一个新的制度，还是在整合各项制度方面，这种严格追求体系统一的努力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全面以德国民法学体系为蓝本的日本民法学逐渐和社会现实发生了脱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萌发了自由法学的趋势，德国式民法学体系不断受到冲击。到了战后上世纪50年代就发生了民法解释学的争论，全面、彻底地否定概念主义法学的趋势于是形成了。既然否定过去的民法解释学，那么需要建立的新的民法解释学究竟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就成为了日本学者的课题。当然，这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形成的，首先是末弘严太郎在批判概念主义法学基础上构筑承认法官造法的理论。他提出在法律预想的定型社会关系上承认制定法对法官的拘束，而在此之外法官有创设规范的自由，为了实现社会的平等，三段论法还是有必要的。然后是我妻荣提出了著名的“法律构成外衣论”，他和末弘严太郎共同的课题是，怎样才能够使法官从国家制定法的拘束与概念主义法学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出来的自由界限又在哪儿。而到了来栖三郎时，他提出复数判断的存在，否定存在客观的惟一正确的法律判断，由此产生了价值判断正确性的问题。最终，这些民法学方法论乃至解释学方法论的观点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终结，形成了利益衡量论，可以说走了一个从开始突破僵化体系，将绝对化的法律体系通过相对化来寻求自由发展的空间，至最后以利益衡量论来划上句号的过程。由于开始于平井宜雄对利益衡量论的批判被日本学界和其自身称为是一种回归，那么到利益衡量论为止的概念主义解放运动也算作是告了一个段落。回顾这样一个概略的概念主义法学的解放运动，可以看到日本从明治维新继受外国的民法制度以及继受德国的民法学体系开始，就已经形成了孕育这种民法解释学变迁的基矗这种理论发展的特征很多，其中之一是体现出一些英美法系的特点。其背景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美国的占领等一系列社会环境以及喜欢追求强势的日本民族心理，使得日美交流趋向频繁也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本身受到批判的概念主义法学就来自德国，由于战时纳粹法学等原因，从德国吸取营养在一段时期内就没有像过去那样盛行。此外，比较注重实际的日本民族特性也需要一种比较开放的法学思

想。德国学者拉恩在其著作《日本的法思考和法观念（RechtsdenkenundRechtsauffassunginJapan）》中，将德国民法解释学与日本民法解释学作了对比性的论述。他认为，德国的法学方法论在历经概念主义法学、利益法学以及评价法学而发展至今。其中，概念法学以法规无欠缺为前提，即使对于法规没有规定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法规的概念抽象和演绎给予法律的构成。与此相对，利益法学承认法的欠缺，通过不是盲从而是顺从历史上立法者对利益冲突的抉择来弥补欠缺。而精炼了利益法学的评价法学认为，重要的不是立法者的优先利益，而是立法者进行的对利益的评价。虽然各种观点有其差异，但是共通的是都认为纠纷的解决只能通过法的适用，其目的在于排除法的适用主要是法官恣意的裁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判例的特征在于仅仅是形

式上赋予判决的理由，其他判例、学说的对应关系并非明确，在判决理由中宣示的仅仅是积极的论据，对于反论没有体现。按照拉恩的观点，日本这样的判例态度体现的民法解释论性格是优先注重纠纷的事实要素，而法的构成、构筑体系以及论证都是次要的，反映出日本具体的直观的传统思维模式以及注重功利和强烈的社会拘束感。作为具体的例证，拉恩指出，鸠山秀夫认为法律是作为国家统治的手段，继受德国法是由于社会的集团性；末弘严太郎强调实用性以及日本思想就是功利主义的体现；加藤一郎的所谓利益衡量是对个别事件中对立利益的衡量，与利益法学根本不是一回事；来栖三郎强调解释者的个人责任反映了日本传统思想强烈的社会拘束感，同时他还认为日本对美国法的继受并非仅仅在于功利主义的性格，而是日本传统思维观的强化，此外他还指出，法解释学争论是经济发展成功后对法的继受所作出的独立宣言。总之，日本的法学方法论容忍了不是通过法规而是其他方面作出的判断结论，法的构成仅仅是为了使结论正当化，由此法的理论和体系化被排斥了。拉恩认为，利益衡量论实现的是日本社会的评价，即以法外的价值，一般人感觉的一致作为目标，其结果是容忍法官恣意的评价掺和进裁判之中去。为此，日本并非是没有意识到法的欠缺，而是没有把法的继续形成作为独立的问题。作为结论，拉恩认为日本的私法学、法学方法论是从他国进口文化的变态。虽然他指出这种文化变态有其从无批判的继受发展为独自理论的积极侧面，但是总的评价是批判的：过分追求具体的妥当性妨碍了平等原则下要求的法的安定性；轻视法源论把评价标准置于法外；违反了把立法权委任给议会的原则；等等。以上是日本自战后民法解释学发展的阶段性回顾。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日本学者对于日本民法解释学的趋势发表论文表示疑义，随之得到了响应。这体现为一种回归，当然不是回到概念主义法学，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同时，也开始从以适用法律的解释来解决法律与社会现实发展之间的矛盾转而重视以立法来解决这方面的矛盾，这也在《日本民法典》最近的一些重大修改上体现出来。那么日本民法解释学能给中国的民法解释学提供一些什么样有益的启示呢？中国与日本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制度对于两国都没有历史的渊源。移植的市场经济制度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两重性，在坚持制度框架下，需要一种比较灵活的法律运用的方法，以此取得社会的认同。另外，社会变革的价值取向要求为了贯彻一种新的制度，必须进行严格的法律解释，以此来实现法律的价值。在这方面，如前所述日本从德国移植了整个民法学的解释体系，为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权利体系铺平了道路。虽然这种解释过于僵硬，对法律制度的发展和现实的运用带来一定的问题，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的建立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这种严谨体系的法解释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与法律适用的同步发展。为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法律学家花费了大量精力，力图摆脱这种理论体系的影响，从各种角度摸索一种有自由度的民法解释学，并且在达到利益衡量论后，又出现了一种回归。这些带有历史意义的经验都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但是中国社会还面临一些自己的特色，如在立法上，现有的制度缺乏体系性和统一性，各地各级法官缺乏全体认同的法学思维方法和适用法律的解释方法，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就是司法难以统一，并且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从大陆法系法解释学角度来看，制度的先天缺陷需要法官在运用中、适用中加以适度弥补，这需要给法官一定的裁量权。同时，个案差异过大的判决同样也会带来司法不公的弊病，这又需要一个严谨的解释

学体系。为此，笔者认为，面对几重矛盾的中国社会，除了司法制度的改革、培养高素质的法官以外，确立一个比较完整、严谨同时又具有一定自由度且为法学界乃至司法、行政界有所共识的法律解释方法是当务之急。否则，立法完善、司法改革将会事半功倍，因为恣意解释、适用上的参差不齐同样会带来司法上的不公正。注释：①参见[日]渡边洋三：《天皇制法体制和法学的意思形态》，《思想》386号，第33页。

美学范畴

美学范畴 美学范畴，如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等范畴的审美特性、发展规律及其同美的关系等等。 我想从中西哲学、美学范畴史的基本特点来说，先介绍一下学界对中西哲学范畴史比较研究的若干成果，不过这些研究重点是揭示中国哲学范畴史的特点，当然在比较中也提到了西方哲学范畴史的一些特点。 有的学者主要从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的整体，即客观上来把握其特点。成中英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美学范畴有这样的理解，他指出：中国哲学的中心观念与用辞在历史发展中具备较大的通用性与稳定性。这一点与西方哲学是不同的。综观西方哲学，自从亚氏提出十大范畴以来，此后哲学体系的建构比比皆是，且喜好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因而很难见到历史传统很长时间的直接递承。各种哲学体系在起点上固然有相通之处，但“刻意引起新观念（范畴）以建立新系统之努力，则不胜枚举”。“迪卡儿之心物异体二元说，斯宾诺萨之泛神一体无限属性论，莱布尼茨之先天和谐单子说，各据不同之基本范畴，呈一时立论之盛。”西方哲学范畴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求新的过程。成先生在揭示西方哲学范畴史不断变动、求新的特点方面是对张先生的重要补充。这对我们的西方美学范畴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西方美学范畴所体现出的对通用性的抗拒与对意义的稳定性突破，使得我们必须对任何一个范畴在具体文本中的使用都必须进行必要的历史还原，还原的目的是对其意义进行历史定位，并在其与已有意义的差异中确定其当下意义。因此，对于西方美学范畴来说，从“史”的角度来看就是从“变”的角度来看。从这角度上看，西方美学范畴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历史性。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哲学、美学范畴是约定俗成的。“古人对范畴概念常常是用而不论，一般不作定义，只有约定俗成（或言‘不完全的抽象’）；只提供启示而非确切论断，注重主观体验而不强调实证（如气、势、韵、风骨）；理论家一般不太在意体系的建构，大多围绕中心范畴立论。”而“西方范畴多由理论家提出，有自己的定义和系统”。该论者指出，中西范畴的这种差异产生于它们是两种思维方式、两种语言媒介等的结果。如果说西方的范畴理论是“完全抽象的，以逻辑的语言定义的，各有明确的体系归属和定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则“谁也不曾有意识地构建过自己的范畴体系，一些范畴本身就带有模糊的、感性的成分，大都沿用了千百年却从未有过确切的定义”。这些古代的术语概念即使到了今天，仍无法以任何逻辑的语言严格界定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正如我们在上面指出的，中国美学的范畴具有集群性，一个范畴的意义来自它与其他范畴相结合而构成的意义域。因此，一个范畴的意义只能在与它相关的范畴的对照比较中得到说明，我们无法用某个现代范畴简单地进行替代。 由此可见，对于中西“范畴”的比较，国内学者侧重于指出二者之间的差异。在对差异方面的阐释中，相当一致的意见，是认为：其一，中国哲学、美学范畴在内涵上多是模糊的，反之西方多是确定的；其二，中国哲学、美学范畴在历史的形态上相对比较稳定而缺乏变化，集中表现为传统的延续性，而西方哲学、美学的范畴体系，在历史的总体表现上多有刻意求新、求变的建构；其三，中国哲学、美学范畴主要是经验型、实用型思维的产物，而西方哲学、美学范畴则主要是科学型思维或具有强烈逻辑分析色彩的理性思维的产物。我们基本上认同以上比较，正是西方美学范畴在历史性上体现出的这些特点，使我们在掌握西方美学范畴的意义时，除了理清它的历史，别无它法。而这种“历史”，就是对它的意

中国现代美学的动向(一)

中国现代美学的动向(一) 一、什么是中国现代美学？ 中国现代美学指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美学家在借鉴西方美学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一种美学形态。这种美学形态既不同于中国古典美学，也不同于西方现代美学。从世界美学的范围来看，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美学形态。 中国现代美学不同于中国古典美学。中国古典美学基本上是在比较封闭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如果用西方美学的标准来看，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美学。比如，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王国维就曾经感慨中国无纯粹之美术。王国维之所以得出“中国缺乏美学和美术（即艺术）”这个断言，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1）现代西方美学被公认为美学；2）现代西方美学的核心观念是“无利害性”（disinterestedness）和“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3）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观念；因此，中国古代没有美学和美术。 中国现代美学也不同于西方现代美学。尽管中国现代美学是在学习西方现代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国古典美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强行推行从前苏联借鉴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现代美学又非常不同于西方现代美学。西方现代美学的核心观念，在中国现代美学中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现代美学的独特性表现在，它是中国传统美学、现代西方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相互排斥、相互影响、相互斗争、相互妥协的结果。

二、西方现代美学的传人：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 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于对西方现代美学的接受。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在跟西方的全面接触和较量中逐渐意识到西方力量的强大。这种意识是分三个阶段逐渐觉醒的：最初只是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仍然比中国落后；但是在洋务运动（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落后，而且是社会制度的落后，即长期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社会惰性，中国要想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改造传统的社会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但是由知识分子发动的“戊戌变法”（1898年6月-9月）失败之后，人们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是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的落后，而且是中国人思想意识的落后，中国要赶上西方强国，最根本的改革是改造人的思想意识，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不要再做奴隶。美学就是在这时从西方全面引进中国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现代西方美学代表了最先进的思想意识，是自由思想、民主政治和强盛的生命力的思想基础。 在西方美学的传播中，王国维（1877—1927）起了重要的、开创性的作用，他的名作《红楼梦评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第一篇符合西方美学标准的论文，因而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 我们之所以将王国维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不仅有时间上的考虑，而且有美学类型的考虑。从时间上来说，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

日本泡沫经济对中国的启示介绍

日本泡沫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内容摘要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日本——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经济体开始陷入泡沫经济危机的泥淖，难以自拔，直到现在还处于恢复期。 当前，从经济学家到平民百姓，许多中国人都在议论人民币升值、房价大涨、股市飞涨，这一切经济的表象与日本当年何其相似。有一些人提出了善意的担忧，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无论如何，探究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日本“失去的10年”对于今天的中国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本文认为：中国目前经济与泡沫经济前的日本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正是触发日本泡沫经济的原因，为避免重蹈日本覆辙，本文以史为鉴，从中得出重要启示。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启示意义泡沫经济

日本泡沫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1988中后期日本经历了大规模的泡沫经济，日本在“出口导向，贸易立国”的国策下经济得到了高速增长，日本的制造业中特别是家电制品等称霸世界，日本银行的总资产和股票时价总额也居世界前茅。人均所得一度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陷入了长达10多年的经济衰退期。国内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和泡沫经济和崩溃前的日本经济相似，如巨额的外汇储备，通货膨胀，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等，并暗示中国经济也可能出现长期的萧条。但中国可以从日本泡沫经济失败中吸取教训，防止中国经济出现大规模滑坡。 一、日本泡沫经济的原因 日本泡沫经济的直接原因是日美的贸易摩擦导致日元升值，从而使日本出口商品价格上涨，削弱了日本在

全球贸易市场的竞争力，使采取外向型发展模式的日本出现经济的衰退。为了刺激经济，日本采取了宽松的金融与财政政策。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使得本来资金充裕的日本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但由于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利润空间小，资金大都投向股票、房地产，引发了泡沫经济。在日元升值期间，日本从本国利益考虑，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金融自由化的要求。但是由于日本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以及银行投资效率低下，当开始金融自由化改革后，准备不足的日本银行业面对激烈竞争，出现许多问题。而且日本企业的许多治理模式在未开放国内市场时还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当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便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从而产生了泡沫经济。 二、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的相似之处 1.面临着对美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本币升值问题。

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

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 意境，指文艺作品或自然景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情调和境界，以及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如果典型是以单个形象而论的话，意境则是由若干形象构成的形象体系，是以整体形象出现的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意境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重要范畴，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故而美学与意境就有了那么一层深厚的关系。美学里的意境理论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在传统绘画中是作品通过时空境象的描绘﹐在情与景高度融汇後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境界。 意境理论最先出现于文学创作与批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创作中有“意象”说和“境界”说。唐代诗人王昌龄和皎然提出了“取境”“缘境”的理论﹐刘禹锡和文艺理论家司空图又进一步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创作见解。艺理论界对“境界”说的阐述虽然众说纷纭，为轩为轾，但有一个地方却出人意外，绝大多数评论者都把“境界”和“意境”等同起来。称之为“文学形象”、“作品中的世界”。这种看法无疑是片面的。 “境界”一词作为一般习惯用法，如云“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此所谓境界，便当是泛指作品中的一种抽象界域而言者。又如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此所谓境界，便当是指修养造诣之各种不同的阶段而言者。又如云“‘明月照积雪’、‘大江日夜流’、‘中天悬明月’、‘黄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此处之所谓境界便当是指作者所描写的景物而言者。 中国古典美学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个性,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特的美学命题和范畴。“意境”这一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反映了中国古典美学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学范畴的多义性,模糊性和辩证统一性;美学范畴的动态变异性;“以物观物”、“以我观物”的哲学认知和审美认知方式交融的艺术观照方式。“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的范畴，这是从美学范畴说，这个范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炼出来的，同时也是中国历代许多艺术家有意识去追求的。

脑与认知科学

脑与认知科学的区别 脑科学和认知科学都是智能科学与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脑科学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行为水平研究自然智能机理，建立脑模型，揭示人脑的本质。认知科学是研究人类感知、学习、记忆、思维、意识等人脑心智活动过程的科学。 一．本质上的区别 脑科学是智能科学的本质基础。大脑是人类的核心，是人类高级于其他物种的本质所在，是人类智能的发源地。众所周知，人们的一切思维、行为都受到了脑的控制。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需要使用大脑，让它来支配我们完成各种事务。脑科学的研究是为了赋予机器与人类相近的智能系统，所以要想让机器更好的服务于人类，我们必须要着手于大脑的探究。? 认知科学是智能科学与技术的中间体。诺贝尔奖的得主弗兰西斯?克里克在其著作《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中提出“人的精神活动完全由神经细胞、胶质细胞的行为和构成及影响它们的原子、离子和分子的性质所决定”。因此建立认知科学的激励的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人们要深入研究人自己的大脑和精神世界。顾名思义，认知科学是研究人认识和适应周围世界的过程以及与认知过程有关的神经系统及大脑的机理，人类感知和思维信息处理过程的科学。作为智能科学的中间体，它以脑科学研究为基础，同时也反作用于脑科学，并未智能科学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二．研究内容的区别

人类从三个不同层面全面的研究大脑。第一个层面是生物学家和精神网络专家的战场，第二个层面是脑波技术专家和系统论专家的战场，第三个层面是哲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战场。脑科学涉及的研究范围很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脑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神经网络复杂构建中的单 个元件神经元以及神经元通信问题的研究。 2.脑科学对有关学习、记忆、语言、思维等高级神经活动的 机制的研究。 3.发育神经生物学的研究是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4.脑高级功能的研究。主要包括：感觉整合与认知的形成机 理；脑高级功能的功能定位及其动态变化过程与机理；大 脑神经网络功能连接属性及其动态分析等。 5.脑科学的研究是实现超极人工智能的必要前提。脑科学从 分子水平、细胞水平、行为水平和整体水平对脑功能和疾 病进行综合研究，并从脑的发育过程了解脑的构造和工作 原理。 认知科学研究目标旨在探索智力和智能本质，建立认知科学和新型智能系统的计算理论，解决对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具有重大意义的若干理论基础和智能系统实现的关键技术问题。 下面对认知科学的研究方面进行总结。 1.学习与记忆过程的信息处理 2.思维、语言认知问题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第３４卷　第２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３４　Ｎｏ．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ｓ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ｒ．２０１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１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王向清，黄玉兰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解释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０１－０６ 作者简介：王向清，男，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玉兰，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于其整个的学术生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问世，到四十年代《中国哲学简史》的出版，再到生命临终时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的完成，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而冯先生之所以终其一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进行不断挖掘，逐层深究，对自己的哲学史著作不断调整、改写和升华，这都源于他对“哲学史”的理解。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历史有两个意义。……一是本来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名。一是写的历史，即以历史家对人类社会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研究为根据，把过去本来的历史描绘出来，把已经过去的东西重新提到人们的眼前。……本来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总不能和其所认识的客观对象完全符合。所以，……写的历史也不能与本来的历史完全符合，……写的历史永远要重写。”［１］１－２哲学史是哲学的历史，因此哲学史也要不断地重写，这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有明确的表述：“历史有‘历史’与‘写的历史’之分；哲学史亦有‘哲学史’与‘写的哲学史’之分。写的历史，与历史既难符合，则写的哲学史，亦难与哲学史相符。……则所谓写的历史及写的哲学史，亦惟须永远重写而已。”［２］１４而且由于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哲学史是有关哲学的历史，那么写的哲学史也是主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就必然参杂了个人的思想和见解，所以，写的哲学史其实是对本来的哲学史的一种重新理解，重新阐发。一部哲学史著作的完成就是哲学史作者对哲学的历史的解释过程，反映了作者的解释学理念和方法的形成过程。三个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反映了冯先生解释学思想和方法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冯先生解释学的思想和方法主要是对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６ 在线杂志：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ｊｓｕ．ｅｄｕ．ｃｎ

浅析中国古典艺术美的两个美学范畴

“壮美”与“优美” ——浅析中国古典艺术美的两个美学范畴壮美与优美，或者说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是古典和谐美艺术的两种形态，但是现在很多人常把古代的壮美与近代的崇高等同起来，而对壮美与优美的分析不是那么的全面，并没有把他们作为一种历史的审美形态来叙述。在本文中，将会着重分析壮美和近代崇高的本质差别，也会叙述中国古代艺术由壮美向优美又螺旋地回到壮美的历史发展。 壮美和优美作为古典的美，与近代崇高相比，都是在对立中强调和谐。但是在此基础上，壮美和优美作为两种不同的美的类型，又有各自的特点。相对地说，壮美偏于对立，有更多的对立、严肃的因素，优美偏于和谐，更强调均衡与和谐。壮美更偏重与刚，更强调刚健、运动、气势、力量；优美更侧重与柔，更突出柔媚、宁静、含蓄、神韵。壮美更趋向于无限、主体、观念；优美则牢牢地守在有限、客体、感性里面。在感性特征上，壮美追求着高大、方正；优美则以娇小、圆润为特征。对壮美的感受，在审美的自由愉悦中，还夹杂着一种昂扬奋发的情感；而对优美的感受，则多是一种单纯的愉悦和静观的享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诗），优美之景；“大漠狐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诗），壮美之景，表现了两种不同的审美形态。 但是古典的壮美不能等同与近代的崇高，近代的崇高是建立在社会阶级尖锐对立，主客体彻底分裂的基础上，在统一中强调对立是它的本质特征。壮美中虽有较多的对立因素，但它是建立在古典式的阶级斗争和主客体均衡和谐的基础之上，始终未能突破均衡和谐的古典圈，始终不能达到崇高那样本质对立的程度。在古典美中刚柔是不可分的，壮美是刚柔的结合，以刚为主；优美也是刚柔的结合，以柔为主。只有到了崇高，刚柔才彻底分裂，弃柔而取刚。壮美虽趋向于无限、主体、观念，但它的无限始终不离有限。“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九万里当然有无限之感，但“九万里”也是一个有限。壮美中有更多的主体性。但是这种主体并不同于客体完全分裂，或者在主体包容着客体，如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或者主体融化于客体又超越于客体，如庄子

中国美学史读书笔记

《中国美学史》读书笔记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这种看法，我以为太狭窄了。 这涉及对美学对象的看法。美学不限于研究“美”。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本质、特点和规律。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学的范围日益扩大，美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现代美学的体系，不仅包括哲学美学(基础科学)，而且包括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审美发生学、审美文艺学以及审美应用科学。美学的这些分支学科，有的在古代就已得到相当的发展，有的在古代仅仅有某种萌芽。我们研究美学史，应该站在现代的高度，把自己的视野放宽一些。 中国古典美学体系是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它也包含有哲学美学、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审美文艺学、审美教育学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以审美文艺学(文艺美学)的内容占的比重最大。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美”并不是中心的范畴，也不是最高层次的范畴。“美”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地位远不如在西方美学中那样重要。如果仅仅抓住“美”字来研究中国美学史，或者以“美”这个范畴为中心来研究中国美学史，那么一部中国美学史就将变得十分单调、贫乏，索然无味。 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国

美学史是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因此，中国美学史不仅要研究历史上那些美学理论著作，而且要研究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审美趣味等等)。 后记在结束本书的时候，我想对本书的体例以及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些说明。 中国美学史上下两千多年，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内容极为丰富。但是一本书的篇幅终究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对每个时代的每一个美学思想家(或每一本有关美学的著作)，不分大小主次地排列起来，一一加以简略的介绍。这种方法容易把历史变成流水账。我觉得不很可取。另一种方法是突出重点，。抓住每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家和美学著作，尽量把它们讲充分一点。对于那些次要的、二三流的思想家，或者略去，或者附在重点人物的前后作简略的介绍，或者作为背景材料来处理。这就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的“略小而存大，举重以明轻”的方法。我决定采用这种方法。我觉得这种处理方法，比那种不分轻重主次，把大大小小的人物、著作并列起来介绍的方法，更能显示中国美学遗产的精华和价值，也更便于我们把握中国古典美学的体系和中国美学史的发展规律。因为如本书《绪论》所说的，每个时代的美学思潮，总是集中地反映在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家的著

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对中国房地产经济的启示

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对中国房地产经济的启示 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对中国房地产经济的启示 一、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碎成因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国内的各种因素引起的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乃至破灭。 （一）国内资金流动性方面产生严重过剩问题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此前景下，日本的对外贸易顺差也得到扩大，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使日本资金流动性过剩严重，而随着日元的升值，日本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加突出，日元升值又导致日本外贸出口受阻，于是，投资者就把大量资金投入见效快，利润高的房地产领域和股市等不动产行业，日元的升值也使外国投资者看好日本，使外国资金大量涌入日本，而外国资本涌入的大多也都是房地产市场。从根源上来说，正是日本国内资金的流动性过剩为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的破碎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资金的流动性过剩和不合理投资是房地产泡沫破碎的祸端。 （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 对资金的流动性过剩，日本政府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为了让资金流通得快些使国内的经济向正常化发展，在一年左右的时间，日本政府连续5次降低利率，但政府制定的相关措施并没达到相应目的，投资者仍不愿把资金投入其它行业，资金的流动性过剩仍是严重的问题。为了达到预期目的，在此状况下，日本政府又提供大量的货币，这进一步造成了资金流动性严重过剩，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大量资金

流入见效快，易吸纳的楼市和股市，对不动产行业的过度投机，使日本的楼市股市价格飙升很快，这又刺激了投资者对房地产业的进一步投资，这对日本的房地产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促进了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时代的到来。 （三）宽松的银行信贷政策加剧房地产泡沫碎裂 在日本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下，致使日本资金在国内极度泛滥，在此状况下，日本的商业银行本应执行信贷紧缩政策，但银行为了稳定和利率的回报，银行执行的却是宽松的信贷政策。由于房地产投资回报率极高，致使银行信贷大量地涌入房地产业。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日本各大银行都扶持房地产业，各大银行争相向房地产业给予大规模的贷款，这导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加剧化，直至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彻底破灭。 （四）中央银行突然的银根收紧政策促使房地产泡沫破灭 在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不断加剧化后，日本政府改变了过去的宽松政策，代之的是日本政府对货币和财政执行紧缩政策并严格限制银行对房地产业的贷款投入。在政府的过度干预下，社会对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急剧下降，由于资金的供应量下滑过快，致使日本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下降，这进一步导致投资者迅速把资金退出房地产业，于是，房地产业发展的资金链条彻底断裂了，这最终导致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并导致日本的经济发展一度跌入低谷。 二、中国现有的房地产状况与日本房地产的相似之处 从当前情况看，中国现有的房地产市场状况与日本房地产是有许

意境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

意境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对它的研究可谓早已形成一门“显学”。学界从各个角度进行探析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我们常常会随口说某样东西有“意境”，但是如果继续追问下去什么是“意境”；就往往无疾而终。什么是意境？关于这个问题，自王国维以来对它的定义就没有断绝过。 叶朗的《说意境》一文通过对意境这一重要范畴的分析，区别了“意境”和“意象”两个概念，说明了中国传统美学和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些特点。在《说意境》中作者首先区分了“意境”和“意象”两个概念，认为情景交融指的是“意象”；而“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情景交融），还有一些自己的特殊规定性。作者认为意象说和意境说的思想根源是老子的哲学；王夫之建立了一个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美学体系，认为作为艺术本体的意象具有宽泛性，某种不确定性，其基本规定是情景交融。老子“道”的思想促使了中国古代艺术家不重视一个具体事物的刻画，而是突破具体的“象”去追求“道”的无限。因为“意境”是要进入无限超越具体的有限，因此就会有一种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这就是它的特殊规定性。作者从中国绘画﹑诗歌﹑园林等三方面举例证明自己的观点。此外，有“意境”的艺术作品会超越具体的事物而从一个角度去揭示整个人生的意味，如苏东坡的《前赤壁赋》。“意境”还会给人一种特殊的美感，这种美感往往表现为一种惆怅。在这种美感中，包含了对于整个人生的某种体验和感受，是一种最高的美感。 孟二冬的《意境与禅玄——中唐诗歌意境论之诞生》主要是从中唐时期的一些诗歌理论入手分析，认为其产生中唐时期作家和理论家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意境理论的正式诞生。。。主要探讨了中唐的意境论。。。。首先探讨了其产生的前提条件。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的创作实践；魏晋以来，文艺理论家对于文学创作中主观情意和客观物象的融合的重视；儒释道中有关学术与哲学的思想，尤其是玄学中“言﹑象﹑意”关系的辨析和佛教中关于“象外”说的理论与意境理论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作者着重分析了《诗格》和《诗式》中对于意境问题的论述。《诗格》中所言及的境象超越了眼前的确定之景，与佛教中“观心”，“象外”之说完全相同；其注重“心法”的理论和见解 意境不可能凭空出世，关于它的诞生一定会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可能起

解释学与中国哲学

解释学与中国哲学 景海峰 随着解释学(Hermeneutics，又译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日益深入，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本诠释的方法，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除了译介和阐发伽达默尔、利科尔等解释学大师的理论之外，海内外学者也试图在普泛化理解的背景下，把解释学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论体系和诠释学方法。下面我们以傅伟勋、成中英、黄俊杰、汤一介等4位先生的工作为例，来看一下这股趋势的一般状况和可能发展的前景。 一、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 在华人学者当中，傅伟勋教授（1933—1996）是最早将解释学理论引入中国哲学研究和中西哲学比较的先驱之一。早在1972年，他因探讨老子之“道”所蕴含的哲理而首次触发诠释学的构想。197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俱乐部宣读《创造的诠释学：道玄与海德格》。1983年，在长篇学术自传《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中首次用简易的文字记述了“创造的诠释学”的架构。1984—1988年间，在海峡两岸多次以“创造的诠释学”为题发表正式演讲。1989年，撰成《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中国哲学方法论建构试论之一》，为此说最具系统之长篇。随后，应用创造的诠释学方法于大乘佛学及儒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建构，具有十分广阔的学术背景，除了对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日常语言分析、解释学等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一般化吸纳之外，还结合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和义理之学的方法，对大乘佛学教相判释、胜俗二谛、言诠方便等种种教理方法亦有融汇。 创造的诠释学(Creative Hermeneutics)共分为5个层次。第一是“实谓”层次，探讨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这一层面的核心是原初资料，从版本考证、原文校勘到语词定夺、文法疏通，均属纯粹客观的校雠工作，不涉及到“创造”。“实谓”的寻考是诠释的基础和起点，但非重点，它只是为诠释的展开提供较为真实可靠的材料。第二是“意谓”层次，探问原典想要表达什么（或它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一层面开始发生主体移位，研究者的诠释意向初步显现，进入狄尔泰所谓“随后体验”的状态。通过语义澄清、脉络分析、前后文意的贯通、时代背景的考察等等功夫，尽量“客观忠实地”了解并诠释原典和原思想家的意思，探问其意向、意指如何。第三是“蕴谓”

中国美学史读后感

中国美学史读后感在没有看这本书之前，我原以为美学只是简单的、单一的。但是在我看过目录之后，我知道了美学是复杂的，它不仅严格按照朝代顺序，把人物、论着一一罗列，而且着重突出古典美学的发展轨迹，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以及理论特色。这是一门复杂且严谨的学科，它要求人们必须严肃且不失美感地来读它、懂它。就像第一节的题目一样，它带着一种原始的美感。 作者在第一节刚开始就指出，礼，在远古，是原始仪式。刚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顿了一下，有些不解，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礼对于我而言，仅仅是一种礼貌的表现方式，而在这里却说远在远古时期，礼就作为一种仪式而存在。“仪式”这个词，使我对“礼”这个字开始有了好奇。 王国维在《释礼》中这样写，古文字中的“礼”字，下面是个“豆”，也就是盛饮食的器皿。因而作者认为，用饮食器皿作为礼的象形，包含了其下四种意义：首先，中国之礼，一开始就与饮食有关。这一点让我尤其想不通，“礼”是如何与“饮食”联系在一起的？难道古人认为最初的礼在饮食方面最先体现出来。还是在饮食上的“礼”表现得更为直接，更为重要？其次，饮食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样一来，似乎对刚才的论点作了一些解释。《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这里就不难看出它首先肯定了中国之礼起源于饮食，而饮食中所涉及到的食物和类型，如农作物、动物、饮料等，都是需要器皿来盛的。第三，讲了礼进行中的两大因素：饮食与舞乐。看来古人的礼，还是丰富多彩的，舞乐与饮食一样，占据了他们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位置。第四，讲了礼的功能：“致其敬于鬼神”。饮食是礼的起源，把最日常的东西作为神圣的东西，现实了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实用性。饮食成了与神交往的最重要因素，成了神圣的礼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艺术源远流长，灿烂辉煌，而从礼的开始上看，中国艺术一开始的辉煌似乎就要与盛饮食的器皿有关，而彩陶作为一种日常的生活用品，同时也是最神圣的礼器而成为远古“礼”的象征。之所以称彩陶是神圣的，一方面它的图案是多姿多彩的，是一种审美的欣赏，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本身所可有的一些深邃的思想观念，仅从这两方面，又有谁能与彩陶相提并论呢？从小我们就听过这样一句话：“民以食为天”，人们的生存本性就是与吃有关。而在《老子》中更是用烹调来比喻治国---“治大国若烹小鲜”，也说明了国家的安定与帝王的饮食有关。而从饮食与神的关系上我们发现饮食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世界其他人设文化都无法相比的重要地位，而这样的一种力量也不断的向着各个领域扩张着。

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经济发展出现长达10年左 右的萧条。尽管中日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但很多专家仍然警告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有一些迹象与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 本相似，在深刻了解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前提下，分析我国现阶段与日本那段时期的差异和共性，探索中国预防和应对泡沫经济的措施，从而使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日本泡沫经济介绍 泡沫经济的形成过程。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经历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日本于1984年5月发布《关于金融自 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随后实行了一系列的金 融自由化政策，包括外汇资金可自由转换为日元并可作为国内资金使用，实际需求原则的废除，日元转换限制的废除。第二个过程伴随着《广场协议》和金融缓和措施的实施。1985年9月达成《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海外投资受到巨额的外汇风险和外汇估价损失。日本政府通过抛售美元、购买日元操作来干预外汇市场和接二连三的调低贴现率等积极的金融缓和措施，引起了国内货币供应量猛增，但猛增的货币供应量并没有通过物价上升（流量）而被吸收，而

是急剧扩大了面向不动产的贷款，成了导致存量价格飞涨的原动力。 泡沫经济的膨胀期。银行扩大与中小企业的交易。由于大企业利用通过直接金融方式筹集到的大量资金来偿还银 行借款，因而日本的金融机构迫不得已将重点转向扩大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交易。中小企业中资金需求旺盛的有流通服务行业、建筑行业、不动产行业、金融和保险行业、租赁行业，上述贷款都是抵押贷款，向这些非金融机构贷款和不动产贷款导致了泡沫经济的膨胀。同时，市立银行不经由中小企业而直接扩大以住房贷款为中心的面向个人的贷款。股票期货交易的扩大，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影响下，1988年9月起，开始了东京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和大阪证券交易所日经平 均股价为对象的股价指数期货交易，更促进了泡沫经济的膨胀。 泡沫经济的崩溃过程。日本的股票市场自1989年12月29日东京证券交易所收盘价创下历史最高纪录（38915.87日元）以来，在一年内股票大幅跌落了两次。接着，三重下跌的结构使泡沫经济彻底崩溃。1990年，在到4月10日为止的时期内，东京股票市场经历了10次股票大幅下跌，在股价下跌的同时，引人注目的是还出现了日元贬值、债券下跌的现象，即所谓的三重下跌。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与当前中国经济的差异

作为中国美学核心范畴的意境

作为中国美学核心范畴的意境 从历史上看，西方美学长期专注于对美的研究。尽管18世纪后，一些西方美学家开始将研究对象调整为趣味或感性认识，19世纪后有用审美经验研究来取代美的研究的趋势，20世纪后关于艺术定义的争论占据了美学的大部分内容，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美可以说是西方美学的核心范畴。 什么是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有些研究者认为，美既然是西方美学的核心范畴，它就应该是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就像其他科学或学科的情形一样。于是，他们以美为线索到卷帙浩繁的文本中去寻找美学思想。结果令人失望，他们期待的深刻和丰富的美学思想并没有被发现。这与中国独特的艺术传统和丰富的艺术宝库很不相称。按理，不应该出现这种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不相匹配的情况。 20世纪上半期活跃的美学家王国维、邓以蛰、宗白华等人发现，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可能不是美，而是意象、意境、气韵等独特概念。通过这些概念，他们发现了辉煌灿烂的中国美学宝库。等到80年代叶朗撰写《中国美学史大纲》时，他已经非常自觉地通过这些概念来发掘这座宝库，从而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第一部中国美学通史的写作，并且产生了

国际影响。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就承认，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受到叶朗美学研究的影响。他回忆说：“1994年我有机会到北京大学进行三个月的访学，有机会跟叶教授见面，他告诉我不应该从美来看中国文学，应该从意象、境界来看，这完全有道理。这不是说我不能用西方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文学，但是如果我们也能够同时从中国美学来做研究工作的话，那显然就能够加深中国文学作品的深邃和深度。所以我们需要中国的学者发现并指出我们的问题所在。叶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得非常具体。所以叶朗丰富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印象，我从1994年开始在他的影响之下写了《中国文学史》。” 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不是美而是意境，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那么，什么是意境？它与美相比，究竟有何不同？对于这个问题，既可以通过追溯中国美学史来回答，也可以通过与西方美学的比较来回答。 从中国美学史上来看，意境与意象和象等概念相关。在《易传》中，象是与形对照起来界定的。《易传》中有这样的说法：“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象与形相比，有虚与实和动与静的区别。象比形更虚灵、更生动。象还有另外一个用法，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想象。《韩非子?解老》中对象做了这样的解释：“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

中国美学

题目：论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和合之美姓名：杨富 学号：084020432 班级：08哲学 任课教师：雷希老师

论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和合之美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其思想精粹主要包括:中和之美、协调之美、和善之美、和合之美等和谐思维。“中和之美”是中华民族最高审美标准;“协调之美”是贯穿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始终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善之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思维方式;“和合之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和合”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与审美运思的源头活水。 和合之美最突出的体现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点。以天人异质同构为基础并由此确立二者间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润了古代审美境界论，中国人由此而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和合”文化中的整体直观运思深刻影响了古代审美体验论，视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为同一的中国诗性智慧特别强调物我互感互动的生命运动中的整体直观把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诗性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构架和展开。“和合”文化构建了中国美学的主导精神——对“和”美的追求，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和谐基调。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间并无绝对的分歧，自然是内在于人的存在物，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调谐；人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达到一种完满和理想的境界，是中国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质言之，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庄子提倡“与天为一”，《庄子·达生》云：“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就是要求抛弃世事，忘怀生命，使形体健全，精神饱满，从而达到与天合为一体的自然无为境界。“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这表现在：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人与自然、情与景、主体与客体、心源与造化、内根与外境都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天人异质同构的这种深层文化意识使得中国古代人学与美学间有着内在的本体性关联，由此，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成为中国诗性智慧最具有特色和魅力之所在。中国美学深刻领悟了“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诗性智慧，并创造性地将之发挥由天至人的审美体认模式和以人合天的审美体验模式的双向运动中，从而

中国美学研究之现状与发展趋势(作者：叶朗)

中国美学研究之现状及发展趋势（作者：叶朗） 我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向各位报告关于中国美学发展之情况，还有我对中国美学发展的一些看法。当然，我谈的主要是大陆的情况。美学在中国大陆是比较热门的学问，研究的人很多，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喜好美学的人也特别多。今天，我就把大陆五十年来美学发展的概况做一个简要介绍，同时也分析一下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国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一点看法。历史的回顾我想先回顾一下历史。历史大致可分为三段来讲。第一段是近代。所谓近代，是指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这段时间。我们从近代开始引进西方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其中，以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最大。他引进了西方的美学，并企图以西方美学来研究整理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写了《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有名的学术著作，其中《人间词话》的影响非常大。第二段是现代。所谓现代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这段时间。现代研究美学的人也不很多，主要代表人物有两位：朱光潜与宗白华，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朱光潜主要是将西方的美学介绍到中国，最有名的著作是《文艺心理学》。据说在四十年代中国大学生有两本最喜欢读的书，其中一本就是《文艺心理学》。此外还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等书。我在台湾的书店看到，朱光潜的《谈美》竟有十六、七种版本，是不同的出版社出的。台湾一位出版家说：“作为普及性的、通俗性的学术著作，《谈美》仍然是一本经典，至今没有一本新的《谈美》来代替它。”朱光潜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翻译了大批的西方美学经典著作。翻译学术著作，除了中、外文程度要好，理论上的修养也要高，学问要比较宽。朱光潜的外文很好，过去是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担任教授。他中文修养也很好，他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古文是很有名的。桐城派的传统可能对他有影响。宗白华名气没有朱光潜那么大，有一个原因是五十年代以后他写的文章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在五十年代

我的设计美学观极简主义的意境之美

我的设计美学观极简主义的意境之美 极简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主张功能化和理性化的设计理念，反对形式化和装饰化的设计风格。极简主义以其简约、纯粹的风格迅速渗透并影响了各个领域，它蕴含的“意境”的美学思想在其应用的设计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极简主义”最早出现在艺术领域，美学理论家理查德•乌海姆于1965年1月在《Arts Magazine》发表的文章《Minimal Art》中，首次使用了“极简主义”这一词汇。关于“极简主义”的定义，总体来说就是：将设计不断地做减法，减少到只剩它的本质，抛弃不必要的细节而强调物体本身的美，注重材料和色彩的运用。作为一种艺术思潮，极简主义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文化艺术的各个范畴，除了建筑、绘画、雕塑和视觉设计外，音乐及文学的表现形式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波普艺术的减退，极简主义成为一种新兴的设计潮流。它发端于1960年前后的美国纽约，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主要代表形式。但是若要追寻极简主义的渊源，早在古代，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与此相关的思想。

极简主义的渊源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中庸哲学中，推崇对事物自然和本质的追求，这种思想与极简主义的理念极为相近。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曾说过“少则得，多则惑”，他提倡的这种少胜于多的思想，与后来米斯•凡德洛“less is more”的设计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极简主义的设计理念最早应是起源于东方的禅宗 思想。 极简主义的意境之美 中国古典艺术形式中最高深的部分就是意境美。意境美是通过对传统美学熟练的掌握和 创作者平和豁达的创作心态来实现的。它高于作品的表现形式，表现出了作品的灵魂和生命。而极简主义“以少胜多”的创作手法，在东方传统美学中也有广泛的应用。中国的古诗词中精炼细致的文字和水墨画里平淡随意的创作手 法向来都是极简主义的最好体现。综合东方传统美学思想，极简主义主要从以下两个大方向体现了其意境之美。 1.少就是多 道家学说里提到的“少则得，多则惑”指的是万物的共性。极简主义在设计中尽可能把 一切多余的东西剔除掉，追求简洁的造型和单纯的色彩。这样的设计理念与“少则得，多则惑”有异曲同工之妙，

解释学

解释学 解释学，又称诠释学（hermeneutics），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它也许被描述作为诠释理论并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 “文本”的概念“文本”的概念被扩展为书面文件。例如：讲话、表现、艺术作品和事件。因此，任何一个人都在细说或者诠译“社会文本”。 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哲学体系、方法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有关解释学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它作为一种哲学学派形成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释义学" 早在人类远古文明时期就已存在如何理解卜卦、神话、寓言意义的问题。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涉及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解释学”一词的词根hermes就来自古希腊语，其意为"神之消息"。当时，人们已把如何使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研究看作一门学问。中世纪的A.奥古斯丁、卡西昂等哲学家在对宗教教义进行新的解释时，逐步把以往对解释问题的零散研究系统化。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如何直接理解圣经本文的原则与方法的问题，对解释学研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在法学、历史学、语言修辞学等传统研究中也一直涉及解释学的问题。“解释学”一词于1954年首次出于J.丹豪色的著作中。但在18世纪以前，有关如何正确理解文意内容的研究往往被称作"释义学"。这类研究往往从实用性出发，实际上是一些零散解释规则的汇集。亦泽“阐释学”、"释义学”、“诠释学”。广义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宗教、艺术、神话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问题，反映出当代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各门学科之间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既是—门边缘学科和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又是一种哲学思潮。狭义指局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等分支、学派。局部解释学泛指任何本文注释(包括备往今来的法律、《圣经》、文学、梦和其他形式的本文解释的规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从古希腊人解释荷马的史诗和其他诗作开始．欧洲的古典学者就有注释古代文献的传统。中世纪后期形成了有关《圣经》经文和法律条文解释的“古典注释学”和考证古代典籍的文献学。一般解释学是对本文的理解和解释的—般方法论研究。它不同于各种局部形式的解释学，其目的在于建立以连贯—致的理解哲学为基础的一般而普遍的方法论。代表人物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意人利哲学家埃米里奥·贝蒂。埃米里奥贝蒂为了响应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发表《作为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的释义学》和《普遍解释是人文科学的方法》(1967)两书，试图建立以考察多学科中解释的模式为基础的普遍“理解”方法，规定一套解释的标准。哲学解释学泛指对理解和解释的现象的各个层次和各种情况的研究，它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对方法沦、对理解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对不同形式的解释的范围和假定等的哲学“反思”。哲学解释学有两种形式；(1)分析的解释学。涉及理解和解释、思维机器和日常语言等问题。它均一般解释学不问，虽然也涉及方法论，但是主要属于哲学性质。(2)人文主义的哲学解释学。其代表人物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和德里达等人。他们根据现象学的传统及其对客观知识的批判，对本文解释的条件进行反思。伽达默尔和德里达根据海德格尔对存在——神学传统的批判研究，力图在形而上学问题的具体情况中理解解释。利科与前两入不同，试图调和德国的解释学传统和语言分析哲学、心理分析学、结构主义思潮，认为本休论只存在于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