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
书名：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作者：唐浩明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8
ISBN：9787218108810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开始动笔创作历史小说。从那以后，写作便成为我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几乎占据业余时间的全部。不知不觉间，三十年就这么过去了，真有点杜甫所说的“丹青不知老将至”的味道。偶尔回头一望，过去的岁月，如同逝水飘烟，一片迷离，幸而有这些文字，仿佛能告诉自己这一路是如何走过来的。
三十年来，我的写作主要在两个领域：一是长篇历史小说，一是“评点曾国藩”系列。
三部历史长篇《曾国藩》《杨度》《张之洞》花费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要写历史小说？若要找源头，可以追溯到酷爱读书的少年时代，先是在书摊边租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后来是去图书馆借阅原著。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认为那是天底下最好的书。若干年后，当我无意间走进晚清，走进那个三千年一大变局中，内心里有许多冲动，有许多话要说。当思考采用何种方式来表达时，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三国演义》，三部历史小说就这样产生了。要说宿命，这就是宿命。历史有许多种表述方式，用文学方式来述说历史，依旧为今天的中国人所喜爱。这三部历史长篇多年来不断重印，说明的正是这个事实。
时光到了二十一世纪。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文化界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那就是勃兴于民间的国学热。曾国藩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在新世纪被重视，应该是国学热中的必然现象。小说《曾国藩》得到持续的关注，曾氏这个人物，也引起全社会的浓厚兴趣。国内书店书摊上充斥着各色各样的关于曾氏的书籍。这些书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书越多，历史上的那个曾国藩反而变得越模糊。作为当代重提曾氏的“始作俑者”，我有一种正本清源的义务感。我决定放下历史小说的创作，一心研究曾国藩。值得庆幸的是，曾氏给后人留下一千多万文字，为今人深入研究他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熟悉这些资料，想借助对这些资料的研究，让世人了解一个真实的曾国藩，也希望借助对这个传统文化标本的解剖，来帮助寻常百姓形象地感知我们的国学，于是就有了“评点曾国藩”系列。这件事情做下来，便又耗去十五年光阴。
从去年下半年起，我开始修订我的历史小说。现在交给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曾国藩》，便是这个修订本。这是该书问世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修订。这次修订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评点的过程中，我对这个历史人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我对小说某些章节做了相应修改。二是增加了一些能生动体现曾氏性格的真实故事。三是文字上的提炼、加工与修缮等。受时间的限制，另外两部长篇这次来不及修订，仍以原貌再版。
在写历史小说与评点的空隙中，我也写过一些散文随笔，一部分是应报刊之约而写，一部分则是关于我的小说主人公的专题演讲稿。这次结集为《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也是这些文章第一次结集出版。
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感谢老朋友向继东兄，没有他们的盛情，就不会有这套作品集，也不会有散篇文章的汇编成书。
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七月
于长沙静远楼
十几年前，随着《曾国藩全集》和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的出版，一个曾经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仿佛一件稀有文物被发掘出土似的，立时引起国人的广泛兴趣：官场士林、商界军营乃至市井百姓，一时间都以谈论曾氏为博雅为时髦。此风亦波及海外华人世界，华文媒体也争相介绍这位早已被遗忘的曾文正公。
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岂止千百，为何此人能得到众多领域和层次的关注：似乎只要是中国人，谁都可以从他身上说点什么！看来，这就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经历的传奇性，而是此人身上有着民族和文化的负载。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西方文化仗着经济实力的强大，正在向全世界各个角落风卷残云般扑来，大有排斥、压倒一切文化的势头。曾经创造过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文化，在如此形势下如何立足，它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华民族还需要它的哺育吗？它还有发展的可能吗？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似乎已成了有识之士的困惑。
曾氏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正好给我们以启示：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族文化的滋润，尤其企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这启迪，因同源同种同血脉的缘故，而显得更亲切，更实用，也更有效。
此事给我们这批从事中国文化工作的人以振奋，它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看到了未来的前途。
然而，中国文化既博大精深，又浩繁芜杂，在眼下信息爆炸竞争激烈的时代，机遇良多，一刻千金，人们再也没有往日田园般宁静的心境和经年累月足不出户闭门读书的悠闲。如何让忙于事功者领略中国文化的智慧呢？笔者认为，对于有志于此的人来说，不妨试用一法：在一段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将他看透研深，再由此一人而去领悟全体。佛家说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古人说一经通而百经通，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曾国藩便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之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借鉴之处。比如说，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他以病弱之躯在短短的六十年里，做了如许多的事情，留下如许多的思考，他的超常精力从何而来？作为一个头领，他白手起家创建一支体制外的团队，在千难万险中将这支团队带到成功的彼岸，此中的本事究竟有哪些？作为一个父兄，一生给子弟写信数以千计，即便在军情险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之际，仍对子弟不忘殷殷关注、谆谆教诲。他的这种非同寻常的爱心源于何处？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在举世昏昏不明津渡的时候，他能提出向西方学习徐图自强的构想，并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加以实施。他的这种识见从何产生？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今人仔细琢磨的课题。
看透曾氏，最主要的方法是读他的文字，但曾氏传世文字千余万，通读亦不易，只能读其精华；其精华部分首在家书。清末民初时期，曾氏家书乃士大夫必读之书。青年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尝见曾文正家书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杂务，以致百不一成。”信中所说的，出自曾氏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沅弟的信。毛泽东信手拈来，可见他对曾氏家书很熟悉。曾氏家书，过去被当做治家圭臬来读，但现代人的家庭已大为简化，当年那种四世同堂、兄弟众多的大家庭已不复存在。今天人们的所谓治家，说到底不过是教子而已；至于“子”，也只独生一个，且学校和社会又担负了其中的主要责任。如此说来，曾氏的家书还有读的必要吗？
其实，这部家书远不这般简单。它是一个思想者对世道人心的观察体验，是一个学者对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是一个成功者对事业的奋斗经历，更是一个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的坦露。读懂这样一部书，胜过读千百册平庸之作。
早在上个世纪初，蔡锷将军便辑录曾氏有关治兵方面的文字，并加以评说，用来作为培训新军将官的教材，在中国军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笔者效法蔡锷，在曾氏千余封家书中选取三百多封加以评点，从曾氏的家世学养、人脉关系及时代背景等方面入手，阐发信里信外诸多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试图与读者一道，深入曾氏的心灵世界，破译曾氏家族崛起的密码，并借此来触摸一下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
蔡锷乃一代英杰，他的评说虽然简短，但其丰富的军事理论和不朽的军事功勋，足以使他成为评论曾氏治兵语录的权威。笔者从没想到要跟他攀比，只是凭借着二十年来对曾氏的潜心研究和自己的人生阅历，撰写一点理性思考的文字，但愿这种努力与写作初衷不至于相距太远。
壬午盛夏于长沙静远楼
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大人膝下：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汉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纸行，不知已收到否？后于二十一日在汉口开车。二人共雇二把手小车六辆，男占三辆半。行三百余里，至河南八里汊度岁。正月初二日开车，初七日至周家口，即换大车。雇三套篷车二辆，每套钱十五千文。男占四套，朱占二套。初九日开车，十二日至河南省城，拜客耽搁四天，获百余金。十六日起行，即于是日三更趁风平浪静径渡黄河。二十八日到京。一路清吉平安，天气亦好，惟过年二天微雪耳。
到京在长郡会馆卸车。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横街千佛庵。屋四间，每月赁钱四千文，与梅、陈二人居址甚近。三人联会，间日一课。每课一赋一诗誊真。初八日是汤中堂老师大课，题“智若禹之行水赋”，以“行所无事则智大矣”为韵，诗题赋得“池面鱼吹柳絮行”得“吹”字。三月尚有大课一次。
同年未到者不过一二人，梅、陈二人皆正月始到。岱云江南、山东之行无甚佳处，到京除偿债外，不过存二三百金，又有八口之家。
男路上用去百金，刻下光景颇好。接家眷之说，郑小珊现无回信。伊若允诺，似尽妥妙；如其不可，则另图善计，或缓一二年亦可，因儿子太小故也。
家中诸事都不挂念，惟诸弟读书不知有进境否？须将所作文字诗赋寄一二首来京。丹阁叔大作亦望寄示。男在京一切谨慎，家中尽可放心。
又禀者，大行皇后于正月十一日升遐，百日以内禁剃发，期年禁燕会音乐。何仙槎年伯于二月初五日溘逝。是日男在何家早饭，并未闻其大病，不数刻而凶问至矣。没后，加太子太保衔。其次子何子毅，已于去年十一月物故。自前年出京后，同乡相继殂逝者：夏一卿、李高衢、杨宝筠三主事，熊子谦、谢讱庵及何氏父子凡七人。光景为之一变。男现慎保身体，自奉颇厚。
季仙九师升正詹，放浙江学政，初十日出京。廖钰夫师升尚书。吴甄甫师任福建巡抚。朱师、徐师灵榇并已回南矣。
詹有乾家墨，到京竟不可用，以胶太重也。拟仍付回，或退或用随便。接家眷事，三月又有信回家中。信来，须将本房及各亲戚家附载详明，堂上各老人须一一分叙，以烦琐为贵。
谨此跪禀万福金安。
这是现存曾国藩家书中年代最早的一封。
曾氏于道光十八年第三次会试中试，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三名，后由道光帝拔置为第二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通过三年教习后还有一次考试，谓之散馆。散馆合格者留在翰林院，不合格者或改任县令，或分发各部。教习期间可留在北京，也可不留。曾氏未留北京，请假回湖南。这次来北京，系参加散馆考试。两个月后他通过了考试，被授职翰林院检讨，从七品衔，成为京师一名小官员。在京师，曾氏微不足道，但在曾家，他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因为曾氏家族五六百年来从未有人与功名打过交道，这次一下子便出了个翰林，真可谓大大地破了天荒。
这封信是曾氏刚抵北京时写给父母的平安家信。他的父亲名叫曾麟书，号竹亭。曾麟书也是个读书人，但考运不好，一连考了十七次，考到四十三岁那年才录取个秀才。曾麟书一生以教蒙童为业，直到晚年才因儿子的地位而升为乡绅。曾麟书虽从未做过官，但因为是曾家第一个秀才，也算是有脸面的人。不过，这位孜孜不倦于考试的蒙师可能真的平庸。曾氏为其父母写墓表时，对于父亲的一生，几乎乏善可陈，而其祖父，居然可以在稠人广坐之中，大声呵斥已为人父的这个长子。孝顺固然是孝顺，但性格懦弱、办事才干欠缺大概也是实在的。晚年，他曾自撰一副传颂甚广的联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对联写得很洒脱，然在洒脱的背后，也透露出撰联者那种乏才又不遇的无奈和自嘲。
曾氏的母亲江氏比丈夫大五岁。她的性格与丈夫正好相反：刚烈、好强，且勤快能干。曾麟书夫妇共育有五子四女，曾氏为他们的长子。
信中所提到的儿子，即曾氏次子纪泽。曾氏结婚四年后于道光十七年十月生长子祯第，此子一岁多后与其小姑同时因染痘症而夭殇。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纪泽降生。就在这一天，曾氏在隆重的祭祖鞭炮声中离家北上，次年正月二十八日抵京。从湖南湘乡到北京，途中走了八十多天，由此可见当年
进京赶考之艰难。
曾氏在北京，最挂念的是诸弟的学业。长兄点了翰林，诸弟脸上自然有光，巴望自己早日中试之心也便更加急迫，对大哥的指点也便抱有更高的期盼。做兄长的自然于此责无旁贷，故一到京城，便急着要诸弟把近日所作诗赋寄来，好切实指导。
信的末尾，曾氏希望家里今后给他写信“以烦琐为贵”。这几个字充分体现了一个远方游子对家人的关心思念之情，即便后来妻儿迁到京师，曾氏仍希望时常看到来自家乡的絮絮叨叨、巨细皆备的书信。此中除开曾氏个人的亲情之外，也透露了另一层消息，即中国人浓厚的“根”的观念。不管到了哪里，即便是在京师贵为朝廷大员，或是在外乡成了千万富翁，他也会将所在地视为寓所，当做客居，他的家始终是那个遥远的世代祖居的地方，告老还乡、叶落归根总是游子最后的取向，这就是“根”的意念。“根”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联系的纽带，但“根”也大大地局限了中国人的视野、胸襟和开拓精神。
祖父大人万福金安：
四月十一日由折差发第六号家信，十六日折弁又到。孙男等平安如常，孙妇亦起居维慎。
曾孙数日内添吃粥一顿，因母乳日少，饭食难喂，每日两饭一粥。今年散馆，湖南三人皆留，全单内共留五十二人，仅三人改部属，三人改知县。翰林衙门现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谓极盛。
琦善已于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谕派亲王三人、郡王一人、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同审讯。现未定案。
梅霖生同年因去岁咳嗽未愈，日内颇患咯血。同乡各京官宅皆如故。
澄侯弟三月初四在县城发信已经收到，正月二十五信至今未接。兰姊以何时分娩？是男是女？伏望下次示知。
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绝无解危之处，则二伯祖母将穷迫难堪；竟希公之后人，将见笑于乡里矣。孙国藩去冬已写信求东阳叔祖兄弟，不知有补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难嘘枯回生！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皆代为筹画，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为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亲、万难之时乎？孙因念及家事，四千里外杳无消息，不知同堂诸叔目前光景。又念家中此时亦甚艰窘，辄敢冒昧饶舌，伏求祖父大人宽宥无知之罪。楚善叔事如有说法之处，望详细寄信来京。
兹逢折便，敬禀一二，即跪叩祖母大人万福金安。
《曾国藩全集·家书》共收有曾氏给祖父母或祖父的信十六封。曾氏的祖父名玉屏，号星冈，是一个不同凡庸的乡村农民。曾氏对祖父的崇仰之情远过父亲。从曾氏亲撰的墓表中可知，曾玉屏青少年时是个好游乐、无节制的浮薄子弟，直到三十五岁时才洗心革面做一个规矩农民。曾玉屏体魄强壮，说话声如洪钟，有威仪，治家有方，一直是曾氏大家族的家长，且热心邻里之事，颇有乡党领袖的风度。曾玉屏少时不读书，壮年后深知读书的重要，对子孙课读甚严。他虽未经历过大世面，却有识见。在长孙点翰林后，他告诫家人：我们家以种田为本，虽富贵也不能丢了这个根本。国藩做翰林，只是刚开始，事业还长得很，家中的琐碎事不要去打扰他，以便他一心一意做官。因为有祖父这番叮嘱，故而曾氏做京官十余年，没有为家事操累过。祖母王氏，比丈夫整整大了七岁。直到道光二十六年，祖父祖母都还健在。那时曾氏已三十六岁，官居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衔。这种家庭，世间并不多有。
曾氏想到自己上有祖父母、父母，中有诸弟姊妹，下有妻子儿女，又做了中级京官，真个是福禄周全、门祚鼎盛。他深知月盈则缺、花盛则谢的道理，常以盈满为戒，故将书房取名“求阙斋”。阙者，空也，缺也。曾氏希望今后在别的事情上存有缺憾，以便“堂上重庆”的福气能多保留些日子。
道光二十九年，曾氏官居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右侍郎，已是朝廷的高级官员了，曾玉屏才去世，享年七十六岁。按照当时礼制，他可以得到从一品荣禄大夫的封赠。一个乡间农民，能享到孙子所带来的这般好处，也可谓洪福齐天了。
在曾氏的心目中，祖父是一个有大智大才，只因生不逢时而未获大用的英雄豪杰。到了晚年，他已建立大功勋，封侯拜相，仍认为自己远不如祖父。纵观曾氏一生，我们可以看出祖父对他的影响很大，其中尤在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一在为人上。他以祖父所说“懦弱无刚乃男人最大之耻”作为终身座右铭，并将这句话一再告诫子弟。曾氏又在“刚”中注入“毅”的成分。“刚毅”二字成为曾氏性格的主要特征，也是他一生事业成就的基石之所在。
将曾氏祖孙三代对照来分析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前面说到，曾麟书是个平庸懦弱的人，而曾玉屏却是一个强悍不羁之才。这父子俩颇有点像虎父犬子。父祖两代均在曾氏的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曾氏多次说过自己“胆气薄弱”“禀性素弱”。从他带兵之初两次因失败而投江自杀的记录来看，可知其性格中有明显的脆弱的一面。显然，这源于其弱父的遗传，是他的先天禀赋。但他又有“打脱牙齿和血吞”“屡败屡战”的倔强、不服输的一面，看来这是自小起所接受的强祖耳提面命的结果，属于后天性的教育和影响。由此可见，天性并非就决定了一切，一个人青少年时代所处的环境，对其一生的
走向也相当重要，尤其是至亲的言传身教，更有别人不可替代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祖父对曾氏的另一重大影响在治家上。曾氏“早、扫、考、宝、书、蔬、鱼、猪”治家八字诀，完全是对祖父平时所作所为的概括。他反复告诫子弟：“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
信中所言“楚善八叔事”，系族叔楚善被债主追逼度日艰难，写信给曾氏请求帮助之事。因祖父在乡党中有威望，故曾氏将此事推给祖父，请他代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