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翻译文献的典范之作——《弥勒会见记》

第39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7年5月 Vol.39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M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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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YY039） 收稿日期：2016-11-16 作者简介：郑玲（1979-），女，河北石家庄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与文化。 -86-

历史学研究

民族翻译文献的典范之作——《弥勒会见记》

郑 玲

（宁夏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民族古籍文献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亦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和宝贵财富。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与流布，西域出现了为数众多且极富文学色彩的佛教典籍，其中尤以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格外引人注目。《弥勒会见记》是一部融宗教色彩和文学创作于一体的翻译作品，就其意义而言，不仅在于开创了维吾尔民族戏剧文学创作的历史先河，更在于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存最早的戏剧文学作品。

关键词：民族文献；《弥勒会见记》；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7)03-0086-03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7.03.021

A Model of Ethni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Maitrisimit

ZHENG Ling

(History Institute, Ningx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The Ethnic Literature is the carrier of minority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 and valuable asset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spread and dissemination of Buddhism, there have been many great Buddhist scripture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value in which Uighur Maitrisimit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Maitrisimit is a piece of translation works integrated with religious and literary creation, which not only opened the Uighur ethnic drama literature precedent, but also the earliest extant works of dramatic literature.

Key Words: ethnic literature; Maitrisimit ; literary value

一、《弥勒会见记》之诸版本

作为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民族，历史上众多的回鹘译者鸠摩罗什、胜光法师等在引用而来的佛教故事的基础上，进行独立创作，涌现出了数量颇丰、体裁多样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作品居多，既有宗教诗歌又包含有形式各样的民间诗作，诸如田园诗、格言诗、劝喻诗等。除诗歌这一主要体裁外，回鹘的戏剧艺术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其中不得不提的当属《弥勒会见记》。

《弥勒会见记》是一部以弥勒生平事迹为叙事线索的佛教说唱剧本，由1个序幕和27个正幕组成，序幕为一般的佛教说教内容和布施者的功德回向文字，正幕则主要讲述弥勒的生平事迹[1,p16]。就其内

容而言，该文献属于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毗婆娑派作品，同时又夹杂有部分大乘佛教的观点。

就现存语言版本而言，《弥勒会见记》主要由吐火罗文和回鹘文两种文字记载流传下来。20世纪国外对我国敦煌和新疆等地的文物劫掠，使得上述文献的命名主要依据文献的发现地和保存地点两大要素，其中吐火罗文本的《弥勒会见》现分别收藏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德国国家科学院，因此学界通常以新博本和德国本来分别命名；而回鹘文本的《弥勒会见记》出土地点较多，主要有吐鲁番胜金口、木头沟和哈密三个地方，因此就出现了德国胜金口本、德国木头沟本和哈密本三个不同的称谓。

郑 玲：民族翻译文献的典范之作——《弥勒会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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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几大文本外，目前存世的还有于阗文本和粟特文本等残页，这些用不同古代语言文字翻译或记载的文本，都是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研究的重要补充材料。

二、《弥勒会见记》之研究现状

作为一部较为早期的佛教文学作品，《弥勒会见记》传承了佛经以叙述文体为主的基本特征，并创造性地糅合了众多情节曲折生动、形象丰满多变的佛教母题故事，宛若一部佛教长篇小说，体现了佛教文学作品的自由创造与丰富联想的特色[2,p125-128]。

以出土于我国新疆境内的《弥勒会见记》为例，尽管对该文献的性质归属，学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致观点：对于吐火罗语本的《弥勒会见记》，德国学者Emil Sieg 和Wilhelm Siegling 最初认为它只是一部叙事作品而非剧本。随着研究的深入，之后Sieg 的看法有所改变，转而认为该文献是戏剧，因为它具有戏剧的三个明显的标志：一是该文献的名称中包含有“剧本”一词；二是该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舞台术语；三是文献中有丑角的出现。而同是来自德国的学者A.von Gabain 则认为回鹘文本与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虽然最接近，但在形式上又不同于后者，它的戏剧性较少，是为了在供养弥勒时作为一个剧本来朗诵的。季羡林把吐火罗文本与回鹘文本联系在一起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本书是一个剧本，可是严格说起来，它只是一个羽毛还没有完全丰满、不太成熟的剧本”[3,p14]。1981年，国际突厥学家耿世民先生就对哈密版本的《弥勒会见记》做出性质判定，认为它就是一部弘扬弥勒信仰的佛教剧本[4]，近年来他又倾向于说“它是戏剧的雏形，或相当于敦煌发现的汉文变相、变文文体，或是‘指

图讲故事’”[1,p11]

。当然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该文献的定性其他学者还有许多意见。总之，《弥勒会见记》的性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性质归属没有完全确定下来，这一点与谈论吐火罗文本和回鹘文本之间的渊源递嬗关系并不矛盾。在哈密本的《弥勒会见记》的跋文中明确记载了该文献的来源及其传译情况：该文献的母本语言应为古印度文的一种，之后伴随着佛教的东传，该文献传至西域，经由圣月菩萨大师之手被编译为吐火罗文，随后在智护戒师的努力下使得该文本被翻译为古代突厥语，在二度传译的过程中，古印度文的文本至今尚未发现。

可以说，跋文中的这段文字记载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三条思考线索：一是《弥勒会见记》的母本源自古印度的梵语剧本；二是圣月菩萨大师的主要贡

献在于文献语言的翻译，传世至今的吐火罗文本可以说是一部较为典型的剧本，具备了剧本演出的几大要素，有明确的场次提示、舞台场景的变化、众多的出场人物和多种演出曲调；三是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脱胎于吐火罗文本的再创作的翻译作品，依然保留剧本形式。

季羡林先生在研究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中，曾得益于回鹘文本，“我之所以能够翻译，就是因为我有新疆出土的哈密本回鹘语《弥勒会见记》作我的靠山。通过几位回鹘語学者的帮助，我才能进行翻译”[5,p157]。为进一步证明两个文本之间存在的递嬗关系，在《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中，季先生列举了第三幕两文本中一大段对照[5,p156-171]，用以强调开展吐火罗文本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对勘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这一研究工作尚未能进行合作研究，目前能见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铁山先生的《吐火罗文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比较研究——以吐火罗文YQ1.3 1/2、YQ1.3 1/1、YQ1.9 1/1和YQ1.9 1/2四页为例》的论文，文中首先将新博本吐火罗文YQ1.3 1/2、YQ1.3 1/1、YQ1.9 1/1和YQ1.9 1/2四页与相应的回鹘文本内容，翻译为汉文，进而逐句逐行地考察两者之异同，旨在说明加强吐火罗文与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比较研究的必要性[6,p250]。除此之外，郑玲的博士论文及专著《〈弥勒会见记〉异本对堪研究——回鹘文（哈密本）与吐火罗A （焉耆）文本之比较》，选取前三幕的内容展开对勘，揭示该文献的两大语本在传译过程中的语言接触、词汇演变、翻译风格、文学色彩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异。

三、《弥勒会见记》——民族翻译文献之典范 民族古籍文献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亦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和宝贵财富。

（一）《弥勒会见记》的发现肯定了印度戏剧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的可能性

对于《弥勒会见记》的文学属性，自该文献问世以来，在经由耿世民先生的准确解读之后，无论是语言学家、文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等分别对其展开了不同领域的研究，该文献应该被定性为指图讲故事的底本还是讲唱形式，还是剧本的雏形，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重新审视该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戏剧文学特征，具备相当丰富的戏剧要素，有标明演出场次的幕、明确的演出地点时间、变化的演出场景及形象各异的演出人物，上述要素整合起来为我们呈现出了史诗型壮阔宏伟纵横捭阖的戏剧艺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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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问世及其后期研究表

明，凭借佛教东传的助推力，汗牛充栋的佛教典籍在西域得到了广泛的传译，古代维吾尔民族由此学会了来自印度古国的这一戏剧表演形式，结合本民族原有的文学传统，回鹘人活学活用这一新颖的文学艺术形式，加之经年累月的再次创作，最终使得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文学风格异于吐火罗文本。

笔者以为，《弥勒会见记》在由西向东传译过程中，其戏剧艺术已臻成熟，这无疑促进了西域戏剧的繁荣、对中国戏剧史的发展亦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说，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发现、刊布与阐释，为古印度文学在西域的传播史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继续讨论影响中国戏剧产生发展的外来影响这一论题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吐火罗文本和回鹘文本的《弥勒会见记》等戏剧史料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二）翻译技巧多样，文意贯通

《弥勒会见记》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多种翻译技巧的运用令文本呈现浓厚的口语色彩，贯通文意。随着佛教在古代维吾尔人中的广泛传播渗透，中原佛教的日渐兴盛和藏传佛教影响的扩大，回鹘文佛经研究中的译介活动成规模地开展起来，并迅速趋于繁盛，由此产生数量众多的回鹘文佛经，促使了这一时期特有的文学形式——翻译文学的形成，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就是其中的典范作品[7,p96]。

根据回鹘文本跋文可知，《弥勒会见记》原剧本最初用“印度文”（?n?tk?k tili）写成，后由圣月菩萨大师（arya?antri bodiswt k?i a?ari）编译为（yaratm??）吐火罗文（toxri tili），之后智护戒师（prtnarak?it kranwanziki）又译为突厥语（türk tili）。在由古印度文到吐火罗文再到回鹘文的二度翻译过程中，语言大师智护戒师以其灵活的译笔，塑造出血肉丰满的典型形象和充实完美的故事情节，成功摆脱了源头语言的束缚，对目的语作出了较为合理的安排，从而翻译出了畅达优美、易颂易记的经本。《弥勒会见记》的吐火罗文本与回鹘文本二者之间存在原本和译本的关系，因此从翻译学的视角来比较两个文本可以看出，同一题材的《弥勒会见记》经过智护戒师之手编译为回鹘文的过程中，翻译技巧的使用，使得两个文本呈现出了不同的语言风格。就回鹘文本而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如下翻译技巧，如灵活运用汉译佛经的“五不翻”原则，“菩萨”等佛教专有名词，一般使用梵文；一些“中夏实无此术”的名物，使用梵文翻译，如rahu 借自梵文rāhu“罗睺”，wa?ir借自梵文vajra金刚等；为弘扬佛法的需要，既要保持佛经的严肃性，又需顾及受众的接受能力，积极使用譬喻手法，创造仿译词，比如“三宝”译为“ü? ?rdini”，“烦恼”译为“nizwan”等。这些仿译词丰富了回鹘语的表现力，更易于为回鹘人所接受，对佛教的传播和回鹘语词汇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了使回鹘译文更加连贯，译者或增加原吐火罗文本中没有的内容，或增加一些词语或句子，使得回鹘译文更具口语色彩，增强了该剧本的故事性，如anta ?trü“此后”、bu s?z i?id“听到此言后”等。由此看出，《弥勒会见记》在传译过程中，回鹘文本较吐火罗文本的口语色彩更加浓厚，更有利于向大众普及佛教思想。

（三）体现了各宗教文化之间的共处与互镜

从各种宗教在古代新疆的流行和分布情况来看，占据主流地位的并非各种宗教信仰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是各种宗教文化之间的共处与互镜。在新疆这一处于“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的地区，这种文化融汇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且最具典型性。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对包括梵语、吐火罗语、粟特语、汉语等不同语族词语的借用，充分说明回鹘佛教在与东西方宗教文化思想的交流中，既受到中原汉地佛教思想的强烈影响，也吸取了印度、中亚等佛教、摩尼教思想成分，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宗教特点。对于《弥勒会见记》中有关未来佛弥勒的传说，耿世民先生推测其应受到摩尼教的影响，与古代伊朗关于救世主或者摩尼教中有关光明使者重返人世间的观念存在一定关系。除此之外，在《弥勒会见记》的序幕中提到的摩诃目犍连即大目犍连这一形象，在后世的佛教母体故事中，不仅成为敦煌变文等讲唱文学反复描写的对象，同样还成为中国后世戏剧文学的目连救母的主角。可见印度的戏剧文学、佛教艺术以《弥勒会见记》等为媒介和中途转译站，影响着中国各时代的戏剧艺术。

四、结语

民族古籍文献是除汉族外的55个少数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各自语言文字所形成的纸质和碑刻铭文等文献，内容丰富广博，涉及领域广泛，既是各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和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长期的传播交流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价值取向和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其价值已超出了自身专业范畴，再现了一个民族的社会事实和历史走向。在微观层面上民族古籍文献客观描述不同民族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进程，但在宏观层面上则为真实再现中国历史的重要依据。地处欧亚大陆交接处的西域历来是（下转第123页）

喻素珍：牟宗三对《大学》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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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并非横摄，实际与儒家之正宗，之大传统相一致。比起孟子至阳明的向内做工夫的心学传统，无论是从工夫的圆熟还是从实践之效果来看，都是更高一层。

三、结语

《大学》作为四书之首，六经要旨，是传统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认为伊川朱子视《大学》为歧出，为横摄，是只存有而不活动。只是看到了《大学》中格物致知的一层，而忽略了居敬涵养这一层。如此诠释《大学》既是源于其新心学的学术立场，也是其以本体论综合知识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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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郭海莉）

（上接第88页）中西文化的荟萃之地，创制了语言类型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字，保存了数量丰盈的传世巨著，这些优秀的民族古籍文献所蕴含的内容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凭借自身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为学术研究提供较为翔实可信的历史资料，有利于弘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传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大繁荣。无论是回鹘文本还是其他语本的《弥勒会见记》的重新问世，它们都为中国佛教史、戏剧文学、翻译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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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