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专题研究第七章阿Q正传与胜利者巴尔代克、碳画(新)
第七章《阿Q正传》与《胜利者巴尔代克》、
《炭画》
鲁迅曾经这样说过：“旧文学衰颓时，因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他自己开始创作时“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②而其中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占着一席重要地位。他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和波兰的显克微支”。③
亨利克·显克微支生于1846年，是世界闻名的小说家。1905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916年逝世于瑞士。鲁迅比显克微支晚生三十五年，生活在相隔万里的中国，两人不曾有一面之缘，但十分有趣的是这两位伟大的作家却有着近似的经历。他们分别出生在两个不同国度的封建地主阶级家庭。童年时期都有一段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并因此而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联系。显克微支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写道：“·……最早我从乡村生活和大自然得来的印象使我爱上了大地和人民”。④我们知道鲁迅的外婆家在农村，童年时他几乎每年都要到外婆家安桥头去二、三次。有时一住便是一两个月，和农民的孩子们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后来谈到这一段生活时也说道：“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两位文学大师这种近似的童年生活，为他们日后在各自的作品中关心农民的命运，反映他们的痛苦和不幸，奠定了若干思想和生活的基础。进人大学后，两人都有一段读医科的学历，
然而不久两人都弃医学文，在大学时代即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后逐步走向以文学创作为生的道路。
鲁迅早年之所以接近显克微支的作品，除了有着类似的出身、教养和生活经历外，主要的还是为了寻求唤醒民众的药方，以求得民族的生存和解放。因为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处在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之下，情况颇类似波兰。因此，反映波兰人民苦难生活的显微支的现实主义创作，自然引起了鲁迅在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波兰在1772、1793、1795年，曾先后二次被俄国、普鲁土和奥地利瓜分。这种殖民主义的野蛮统治一直继续到二十世纪初。一百多年来，波兰人民在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下，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这些在显克微支的作品中有着深刻的、令人怵目惊心的描写，鲁迅称之为“卩丬喊和反抗”的文学。正是在这一基本点上，伟大的鲁迅从外国的先辈身上看到了自己应走的文学道路。因此，着力描写在民族的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广大民众的痛苦生活，并为此“而呼号，而战斗”，就成为鲁迅和显克微支小说创作的共同特色。而其中对广大农民命运的关注又占着突出的地位。他们在创作中从不同的角度、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刻画出了活生生的波兰或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反映了农民的愿望、要求、痛苦和挣扎．以及“在灾难的强国的掌握中，简直是像一只鸟被顽童所作弄着”的悲惨命运。我们从《胜利者巴尔代克》的主人公巴尔代克·史洛维克的精神世界的变化中，看到了阿Q的影子；从《炭画》的女人公玛里萨善良、朴实、深厚而坚韧的性格中，触摸到了祥林嫂的灵魂。
两位大师是描写现实的能手。他们从不将自己的笔触停留在对生活作肤浅的揭露上，而是将锐利的笔锋刺破生活的表皮，深人到它的血肉中去，寻找那隐秘的足以反映生活本质的事物，并通过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变化，反射出整个社会历史的复杂面貌。在这方面显克微支的《胜利者巴尔代克》和鲁迅的《阿Q正传》是出色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从不同的方面描写了在民族的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农民心灵的创伤和精神、性格被扭曲的令人惊心动魄的事实。
十九世纪的后三十年，德、俄殖民主义者加强了对波兰的统治。他们在占领区内竭力推行非波兰化的政策，力图从学校、教堂、商业、官厅甚至私人生活中完全取消波兰语，并逐渐消灭波兰的文化、风俗、习惯，使波兰民族成为他们的附庸，为他们所“同化”。因此，保卫波兰的民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一句话——保卫波兰民族特性的斗争，就成为摆在当时全体波兰人民面前的一项十分严肃而艰巨的任务。这是关系到波兰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件头等大事。当时波兰民族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农民，保卫波兰民族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认识和态度。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波兰人民曾不止一次地举行过暴动或起义，反对外国的殖民统治，为争取波兰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但是，由于殖民者的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在农民中也开始出现了非波兰化倾向。波兰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显克徽艾对此极为痛心，他以艺术家的敏感捕捉了现实生活中这一刚刚露头的事物进掰揭露、鞭打，为波兰民族敲起了警钟。因此，作者以农民巴尔代克作为作品的主要人物，精心刻画了他精神被扭曲的过程，不仅表现了作者
对广大波兰农民命运的关注，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他对整个波兰民族命运的巨大关切。《胜利者巴尔代克》的主人公巴尔代克·史维洛克，是一个有着阿Q的质朴、愚蠢的波兰农民。作品主要描写了他在普鲁士殖民者统治下，被迫应征人伍参加1870年的普法战争，在战争进行中及战争结束后，他的性格被扭曲，肉体濒于毁灭的过程。战前，巴尔代克是一个厌恶战争、憎恨德国殖民统治者的农民，但是由于德国统治者的欺骗宣传和思想毒害，使巴尔代克误认为德国人卖命就是保卫自己的妻子儿女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在战争中勇猛异常、屡建战功，胸前挂满各种勋章。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巴尔代克的思想逐步发生变化：由厌恶、害怕战争变为对战争产生了浓厚兴趣；由憎恨德国人变成一个对德国上司唯命是听“忠诚”的普鲁士兵士；由厌恶德文到满口德语，甚至“忘记了波兰话”。战争的胜利进军，使巴尔代克的精神、思想迅速德国化。最后，战争不仅榨干了他的气力、摧垮了他的肉体，而且毒害了他的思想，奴化了他的精神，使他由一个质朴、勤劳、具有典型波兰民族特质的农民，变成一个嗜酒如命、满口德语，以德国公民自居的废物。胜和归来的“英雄”巴尔代克以功臣自居，在波兰同胞面前趾高飞扬，俨然是一个德国绅士，却不料在德国主子眼中，仍然被看作是“波兰猪”而任意打骂、凌辱。最后，“这个葛拉维洛特和色当战役的胜利者”，为了一场官司，“在冬天被关进了监狱”。
普法战争的胜利者巴尔代克，在军事上屡建战功，而在精神、思想上却一败涂地。战争的每一个胜利，都使他在精神上向德国化更靠
近一步，战争胜利结束之日，也即是巴尔代克性格被完全扭曲、精神彻底德国化之时，伟大的显克微支用短短的篇幅揭开了一幕斑斑血泪的波兰民族的悲剧，它震撼着每个波兰人的心灵。
伟大的鲁迅也同样是以对整个中华民族命运极度关切的心情来创作《阿Q正传》这部世界名著的。他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改革“国民性”，于是深刻地挖掘、鞭打了存在于当时广大人民中的劣根性——可耻的精神胜利法，并塑造了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和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奴役下，精神、性格被严重扭曲的农民形象——阿Q，提示了精神胜利法在阿Q性格中的种种表现。正因如此，《阿Q正传》同《胜利者巴尔代克》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不仅都以农民的性格被严重扭曲作为描写的重点。这样，便决定了这两部作品都着重人物性格的刻画，着力于现实主义艺术典型的创造，而不着重情节曲折离奇；在人物刻画上都更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而使外部特征的描写服从于内心变化的需要，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阿Q同巴尔代克这两个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典型人物，有着类似的人生哲学。他们不仅在“质朴、愚蠢”这一基本品格上一致，而且在生死关头的某些思想、心理活动也是相似的。如巴尔代克初上战场时，觉得自己一定会被打死，因此对战争感到恐惧。但是，这时“一个士兵忽然用他所有气力把他的头盔扔掉，叫道：“他妈的！反正是一样的死！巴尔代克从这句话中又得到了一种安慰的感觉、几乎不再觉得害怕了。因为，既然人总得要死，那就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了”。于是，他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高兴。我们知
道阿Q被绑赴刑场游街示众时，也产生过类似的心理活动：“他突然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么？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哩的一声，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于是，他也感到安慰和高兴，甚至于想唱几句戏来显显自己的志气。巴尔代克和阿Q在得意时也有相似的精神状态。巴尔代克为德国人卖命，打了胜仗归来以后，有些飘飘然忘乎所以。作者有这样一段描叙：“谁打了这个胜仗？我们打的，我打的。现在我们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了”。阿Q在“造反”以后，也飘飘然有过类似的幻想：“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我们从这些地方不难看出阿Q同巴尔代克的心理状态和表达这种心理状态的语言，都深深地打上了农民阶级的烙印。
在艺术风格上，《阿Q正传》与《胜利者巴尔代克》也有相通之处。两者最大的共同点是都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悲剧性的性格，在人物的喜剧性冲突中，往往潜伏着人物深刻的悲剧危机。《阿Q正传》与《胜利者巴尔代克》一开头，作者便用幽默讽刺的语言对阿Q 和巴尔代克的名字发表颇有些滑稽意味的议论，由此往下，作者的喜剧笔调和人物悲剧命运水乳交融地溶合在一起，一直贯穿到作品的终结。
从上述情况可以想象到《阿Q正传》在创作时可能借鉴过《胜利者巴尔代克｝．《胜利者巴尔代克》虽然没有译出收进《域外小说集》中，但从周作人一九三六年所写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当年在东京
求学时，周氏兄弟即读过这篇作品。当然，借鉴决不是模仿，恰恰相反，鲁迅是在批判吸取外国文学遗产的基础上，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自己民族的传统特色，进行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从而塑造出了卓越而独特的艺术典型——阿Q。巴尔代克反映了十九世纪后期波兰农民群众的性格、精神状态和悲惨的命运，而阿Q却概括了中国当时几乎所有“国民”的劣根性，甚至成为古今一切有精神胜利法特征的人们的代名词。鲁迅弗生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一文中，对阿Q这一典型的现实意义及历史深度有很精当的论述。他一方面说明作者的创作动机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另一方面又指出他所塑造的是一个被封建统治阶级“压在大石底下”，“已经有四千年”历史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这即是说阿Q既是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一个置根于四干年“文明古国”的渊源中，受“古训”和“传统思想”熏陶的“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因此，我们不能把阿Q这一典型的意义仅仅局限在辛亥革命前后或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这一历史范围内，应该看到它概括的历史深度，它是几千年的历史和活生生的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同时，我们还应该往意到，鲁迅一向十分关心我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面临世界列强的吞并、瓜分的局势下，他总是站在全民族的高度来观察、分析、研究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他早期致力于译介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在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向国人介绍一系列富有反抗情神的爱国民主诗人，目的都在于唤起国人的自觉，从而振奋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能争得一个有希望的前
程。他有感于许多中国同胞不研究自己民族现状的情况，曾慨叹说：“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又说：“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并创作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由此，我们在分析、研究阿Q这一典型人物时，又不能把它的意义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阶级的范围内，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对全体“国民”或整个民族的“劣根性”、病态心理的集中概括。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民族病态心理的高度集中的反映。
由此可见，阿Q这一典型概括了无比深广的现实和历史的内容。在这一点上，《胜利者巴尔代克》是无法与之匹敌的。
除《胜利者巴尔代克》外，周作人1909年所翻译的显克微支的《炭画》，也给予《阿Q正传》的创作以某些影响。在《关于鲁迅之二》一文中，周作人曾指出《阿Q正传》与《炭画》的共同特色是“用滑稽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在表现手法上，它们都以—个村庄作为人物活动的共同环境，通过农民的悲惨遭遇，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达到反映整个黑暗、腐朽的社会的目的。《炭画》中的羊头村是当时波兰农村社会的缩影，而《阿Q正传》中的未应则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这种“窥一斑而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的艺术方法，正是鲁迅所积极倡导的。其次，在结构安排与语言风格上，二者也颇为接近。《炭画》分十一章，除七、八、九章外，每章都有一个小标题，而且两者的小标题都是围绕着主要人物活动，用讽刺性的幽默的语言来概括的。在两篇作品中，讽刺性的反语、夹叙夹议的笔
法随处可见。不同的是《炭画》中所着力讽刺的对象是羊头村的秘书、反动的左尔什克，而《阿Q正传》中幽默、讽刺的反语，主要是用来刻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流浪雇农阿Q。在鲁迅和显克微支的短篇小说中，无论是用喜剧性的情节，或是用抒情的笔调描述哀伤的故事、刻画悲剧性的人物，都无油滑或浮泛之感，却显得深沉、凝重，发人深思。这可以说是两位现实主义大师的又一共同特色。但是在许多近似之中却渗透着两位天才各自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他们是从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独特认识和感受中，通过能充分体现本民族特性的典型人物来反映出那个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的。毫无疑问，巴尔代克的形象中有阿Q的影子。阿Q的性格中也可分析出巴尔代克的某些脾性，但阿Q和巴尔代克却是不能混淆和互相取代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典型人物，他们是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