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旅游研究

唐代文人旅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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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人旅游研究

摘要: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全民生活意志旺盛、思想自由解放时代，各种条件满足使唐代文人出游热情高涨。旅游作为唐代文人一种重要生活

方式，是与唐代科举取士、自由开放思想、经济繁荣政治经济环境及唐代文人积极上进入世情怀密切相关。唐代文人在旅游活动中对后世旅游资源开发、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唐代；文人；文人旅游

从唐初至开元盛世，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推至巅峰。为了长治久安，唐代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笼络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唐代知识分子心系社稷、入世报国热情。为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唐代文人重要生活方式，同时也客观地使文人旅游群体成为唐代旅游主体中坚。因此探究唐代文人旅游原因、旅游方式及历史作用，对于我们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开发旅游资源以及传承民族文化有着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唐代文人旅游原因

1.社会经济繁荣稳定

六朝文士开创游风，传至唐朝，在我国古代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文人远行离不开发达商业设施以及安定社会治安等条件。

疆域辽阔，政治统一。唐疆域东南皆濒于海，西越葱岭，纵然也有边患和后期藩镇割据，除安史之乱外，全国大部分时间总来讲还算是安定和太平。能够漫游江南塞北，又不担心兵火匪患。在古代社会，已属难得。

交通畅达，馆舍遍布。大运河开凿筑起了南北交通大动脉，广通渠、新嘈渠等运河和天然河道充分利用，形成了一个庞大水运网。陆上交通则有大道五万里，骤一千多所，构筑了一个相对稠密释路网。而夹岸沿路，皆有店肆，既有官方馆骤，又有民间客舍，“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出门远游可免山水之患、风雨之虞。

唐朝经济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很大进步。杜甫《忆昔二首》中说“忆昔开元全感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凛俱丰实。”略微夸张了一些，不过唐朝百姓确实前所未有富庶。人们获得温饱后，转而寻求视听之娱满足经济繁荣必然导致消费增长和生活习惯改变，

使得社会各阶层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交通发达，旅馆林立，社会安定，这些都在经济要件和交通设施要件两个方面为文人旅游提供了可能。

2. 思想文化自由开放及功利主义盛行

唐代在思想领域采取了兼容并包开放态度。虽然李唐王朝统治者为了印证自己高贵血统采取了一些扬道抑儒、释政策，但主流上还是儒、道、佛三教会流，共同发展，形成了多元交融文化格局，这就使得唐代文人能展开自由翅膀，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壮游求索。正如张岱年等人所总结那样，“在隋唐之际巨大社会结构变动中登上中国文化舞台庶族寒士，使他们对自己前途与未来充满了自信和一泻千里热情”，他们“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时代气质”。他们要么秉承着“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儒家“比德说”旅游思想，始终不改民胞物与、匡时济世情怀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人生理想，壮游一生；要么自信高傲，热情奔放，豪迈不羁，衷情于自然“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仙游；要么参禅悟道，隐于名山大川，抱着“心将流水同清净，身与浮云无是非”出世情结释游，表现出丰富多彩旅游情趣和审美选择，使唐代文人旅游形成一个亮丽风景线。

3.科举取士政策

史料称：“贞观中，天下丰饶，士子皆乐乡土，不窥仕进，至于官员不充，省符追人赴京参选，远州皆率衣粮以相资送，然犹辞诉求免。”这说明初唐知识分子参与时政热情并不是很高，而唐初统治者充分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末”。因此李唐王朝为了政治统治需要，延用并强化了从庶族地主中选拔人才科举取士制度,这既可以笼络人才，又可以抑制士族地主对仕途垄断。时至盛唐,科举已成为文人步入仕途最重要途径，而诗、赋是科举考试重要内容，这就决定了那些追求功名士子必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广袤大自然中去汲取养分。同时诗人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社会生活，因此唐代大多数文人选择万里远游这一途径，或求知，或交友，通过文人之间唱和来提高自己创作水平，通过参加丰富多彩学术沙龙来提高自己知名度。正如高适所表达“忆昔游京华，自言生羽翼，怀书访知己，来路空相识”。杜甫

正是通过漫游结识了李白、王维、岑参、房琯、严武等文人名士；李白以《蜀道难》干谒贺知章、白居易以《赋得古原草送别》干谒顾况，都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知名度和文誉，广泛社会认知为入世报国提供了良好先决条件。

4.受魏晋南北朝文人遗风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隐逸之旅摆脱了儒家思想束缚，信仰上强调理性思辨玄学，形成了崇尚自然人生观。人们主动脱离黑暗社会现实，到生机盎然大自然中去寻求自然之美、逍遥之趣、自足之乐，强调山水怡神寄情作用，“畅神说”成为这一时期旅游审美思想重要特征。“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并以优美文字阐述旅游山水审美活动时畅神心理感受，极大地推进了山水文学发展。而这一时期著名人物如陶渊明、葛洪、谢灵运、谢脁、庾信均受到唐代文人推崇，他们思想和行动直接影响着有唐一代知识分子，魏晋遗风在陈子昂、李白、杜甫作品中明显可见。同时，满腹经纶唐代士人学子虽然胸怀报国之志，但在个性特征和知识结构方面却与唐朝政府选用人规则不太协调，致使一些士人学子仕途不顺、挫折重重。“贞观二十年，王师旦为员外郎,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瑾并文词俊楚，声振京邑。师旦考其文策为下等，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问师旦。师旦曰：‘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轻薄，文豪浮艳，必不成令器，臣櫂之，恐后世仿效，有变陛下风俗。’上深然之。”从唐朝政府择人标准可以看出，唐政府在知识分子中选拔治世能臣时是有倾向。从唐代士人学子本身来分析，他们张扬个性和放荡不羁行为也成为入世阻力，有史料称：“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采，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事实上，李白、孟浩然、杜甫都因文名受到唐玄宗召见，且都没有得到重用。而这些愤世嫉俗而又失落知识分子则大多仿效前人，通过寄情山水，回归自然，放任自我旅游，作为平衡自我一种有效方法同时政治上失意却极大地激发了这些大唐才子创作灵感，他们以优美诗篇将大唐气象浓缩成一幅不朽永恒画卷，向我们展示着有唐一代青山秀水和丰富多彩社会生活。

二、唐代文人旅游主要形式

1.壮游

唐代文人对壮游情有独钟,包括陈子昂、李白、杜甫、高适等在内唐代文人基本上都有过壮游经历。文人们出于各种目而外出旅游，对观赏之山川河流、名楼佳园唱颂都或多或少蕴含着豪迈与豁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卷“长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在对这些泰山、峨眉山等本无生命景观描写中，文人们鸿鹄之志却淋漓尽致地流露出来，豪情托美景，风光壮雄心，这正是唐朝文人旅游所独有行为特点。虽然“壮游”一词最早见于杜甫公元766年创作《壮游》一诗中，但自初唐至晚唐三百多年间，唐代文人壮游活动从未停止过，他们独辟蹊径，通过壮游山川为帝王歌功颂德和阐明效国理想独有方式，讯达和逢迎帝王显贵，以实现曲线入仕目。即使安史之乱、仕途艰险等不利因素也并没有减缓唐代文人们壮游脚步。虽然他们也同样秉承“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学理念，但在政治思想相对宽松唐代们从来没有真正彻底放弃过对功名追求，如安史之乱后避难于长江流域李白，也仍然发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呐喊。

2.隐游

出于“岩穴靡遗，俊可致”和“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政治目，唐朝帝王大多“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同时颁布了很多征召隐者诏令，如高祖颁布《授逸民道士等官教》、玄宗下《搜扬怀才隐逸等敕》等，高宗、天后、肃宗、中宗、代宗等也制定了礼遇隐者优惠政策，而且唐代统治者还改革了科举制度，增设了“天子自诏”制举，白履忠、吴筠、李白、吕向、王远知、潘师正、李泌、刘道合、司马承祯、王希夷、李渤就是凭借隐逸时有较大名气而被天子直接授予官职。唐朝科举考试中有时还会增加“销声幽薮科”“安心畎亩科”“养志邱园科”“藏器晦迹科”“不求闻达科”等科目。在各方因素共同影响下,隐游在唐朝文人中非常普及。

3.宦游

文官宦游在我国由来已久，《诗经·召南·小星》中就有“会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实命不同”。隋唐推行科举制后，为确保政治稳定

和强化中央集权，各级官吏往往需要经常处于频繁地赴任、升任、贬谪、调动、公务、出使、流放之中，因此若非时间或任务急迫，这些官员往往途中游山玩水、体会民生、感悟哲理。因此隋唐时期，文人宦游较为普及，到了唐代更是成为当时流行风尚，唐朝官吏绝大多数借助科举考试或权贵推荐而走入仕途，因此他们一般均有较高文化造诣，如杜审言、王勃、王维、李白、杜甫、崔颢、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等。他们在宦游期间写下了大量相关文学作品，仅《全唐诗》中涉及“宦游”就有45首，较为有名诗句如王勃“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李德裕“人事升沉才十载，宦游漂泊过千峰”。迄今为止关于宦游定义研究较多,但观点并不统一。提出较有代表性观点人物有谢贵安、马勇、郑本法、张扬等,他们分歧主要在于对旅游主体外延以及出游目认识上。笔者认为谢贵安观点更具说服力，他认为古代“游宦”“宦游”是同一概念，“是反映文人士大夫旅游活动专有名词,意思是做官前为入仕奔波各地,做官后异地为官，迁转不定，概括了文人士大夫宦海浮沉人生经历以及游宦过程中游山玩水活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游是唐代文人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同时唐朝士大夫宦游是唐代文人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同时唐朝士大夫宦游表面看是出于完成帝王之命，但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放松身心、陶冶情操、交友纳贤作用,宋之问在《蓝田山庄》中所说“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和徐铉在《送许郎中歙州判官兼黟县》中所说“大抵宦游须自适，莫辞离别二三年”正道出了宦游真正目。

三、唐代文人旅游对后世影响

1.造就了众多旅游资源

唐代文人在旅游活动中吟诗作对、抒发情感，他们诗文典故增强了资源文化内涵,他们歌颂聚会提高了资源知名度，为后世造就了众多精品旅游资源，正是由于唐代文人有关峨眉山、终南山、庐山、泰山、黄山、嵩山、衡山、九华山、青城山、辋川、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武侯庙、长江、黄河、洞庭湖、桂林山水等不朽之作，使其成了著名旅游景观。此外在繁荣经济、多样休假制度、“以诗取士”官吏选拔制度等因素促进下，在隐与仕中间徘徊唐朝文人们往往选择休沐园林，白居易当时就修建了四处私宅:

庐山草堂、长安兴昌坊宅院、洛阳履道坊宅院、渭水之滨别墅园，王维建造了辋川别业，刘长卿、皇甫冉、孟郊、杜牧在常州等地兴建田庄，毕瑊、吴融、许混、陆龟蒙等文人也建有别墅。由于他们都具有较高文学素养、因此园林设计中融合了很多诗文、绘画等艺术手法、在堆山叠石、花草布置、建筑小品以及装饰装修中无不处处体现着文人高尚艺术情操、深厚文学内涵以及深邃处世哲学。柳宗元认为旅游地开发应“凌阻峭，出幽郁，廖廓悠长，则于旷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回，则于奥宜”。这些不仅提高了我国古典园林艺术造诣，同时他们旅游思想和开发观念也对当前我国景区(点)开发具有重要启示

2.促进了旅游业快速发展

唐代文人旅游活动往往伴随着畅饮、宴会、娱乐，无形中助推了唐代旅游业发展。首先体现在酒文化上，唐代文人绝大多数嗜酒，在流传至今近五万余首唐诗中，一半与酒存在密切关系，其中直接咏酒诗就有六千多首。咏唱与记载使得本限于狭小空间地方酒知名度提升，走向更广阔市场。如李肇在《唐国史补》记载了元至长庆(713—824年)年间部分美酒：“酒则有郧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荣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得阳之谧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李白、杜甫、王绩、白居易、皮日休等也留下了大量描写酒具、酒味、酒场、酒态、酒命、酒令、酒妓、酒艺、酒制、酒境等著名诗句，这在很大程度丰富了后世旅游餐饮文化内容。其次受兰亭文士集会影响唐代文人将聚会宴乐继承并发扬光大，尤其在江南地区更是如此。这些集会组织、饮食、住宿等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宋元明清馆驿经营模式。最后遍历名山大川唐代文人除了醉心于壮丽山河之外，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他们还对下层百姓生活、习俗、小吃等非常热衷，文人们对这些具有浓郁民族和地域特色民俗风情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后世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如雍陶诗中：“一夜四乘倾凿落，五更三点把屠苏”卷就对唐代西南各地为了避邪、祈福、喜庆而饮用时令酒习俗记载。

3.影响了后世旅游思想和旅游文学

唐代文人思想、文学、行为均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以白居易“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为代表文人士大夫正是通过旅游方式实现了儒道佛融合，这对于苏轼、明代三袁等文人均产生了很大影响。柳宗元在《零陵三亭记》提到：“邑之有观游，或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可见柳宗元当时已经深刻认识到了旅游社会教化功能，这种思想对于后世旅游发展无疑具有重要助推作用。同时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中提到：“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这样把“旷”与“奥”这一对矛盾真正统一于旅游审美之中唐代文人旅游活动中创作山水诗、山水画以及游记，数量大而且造诣极高，其中写作风格、体例对于后世旅游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李白、白居易等旅游诗对原有歌行体、格律诗、乐府诗等进行了大胆创新，为后代开拓了一片新诗歌创作空间；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所首创记游体旅游散文风格对于后世散文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后世众多文人墨客，到永州必到游记中所记之处去探寻柳宗元踪迹，如北宋汪藻、欧阳修，南宋范成大等。明清也有许多文人到这些地点撰文留字，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李白在长江流域浪漫之旅中所做大量诗歌对长江沿岸浪漫文学产生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此外唐朝文人旅游活动中文学创作还对周边国家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李白、杜甫诗文之于高丽、朝鲜、日本文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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