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媒介对_粉丝_亚文化的再_省略_以央视对_杨丽娟事件_的报道为例_陈霖
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披头士乐队受到无数粉丝疯狂的追捧，美国《生活》周刊报道称，毫无防备的披头士成员胆敢走到大街上，就要冒着被自己的粉丝扯碎或踩死的危险。从列侬被其粉丝杀害到朱迪·福斯特的粉丝刺杀里根总统，从2006年林俊杰的粉丝在高架桥上企图跳河自杀来向林俊杰示爱，到2011年广州某整形医院一位粉丝逼迫医生把他整成“哥哥”的样貌以悼念张国荣，这些中外粉丝的极端行为以其超越常规的性质，总是引起媒体、公众还有文化研究者的关注。这方面，2007年的“杨丽娟事件”无疑极具典型性。杨丽娟苦追偶像刘德华十二年，以致一家人倾家荡产，老父为满足女儿见偶像的愿望甘愿卖肾筹款，2007年3月26日凌晨，杨父因不满刘德华未与女儿单独见面而在香港跳海自杀。
大众传媒与“杨丽娟事件”及极端粉丝现象的关系，因其复杂性和丰富性，自然成为学界关心的议题。事件过去后的一段时间里，学界对大众传播媒介在“杨丽娟事件”中的作用、表现、教训等多有讨论①。这些讨论对我们理解“杨丽娟事件”和粉丝文化现象不无启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其一，这些讨论大多只将这一事件作为大众文化现象，而没有关注其亚文化性质。当下中国的粉丝群体主体构成主要是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人群，年龄主要在十五到三十岁之间。他们爱好广泛而时尚，喜爱新事物，喜爱娱乐，喜爱自我表现，愿意与他人分享爱好并愿意为爱好付费②。作为青年亚文化，粉丝现象的突出表现在于，粉丝群体以其特有的兴趣和习惯，以他们的身份、他们所做的事以及他们做事的地点而在某些方面呈现为非常规状陈霖杨培
大众传播媒介对“粉丝”亚文化的再现
本文通过分析中央电视台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考察代表主流文化的大众传播媒介再现粉丝亚文化时的媒介逻辑及其表意特征，指出媒体建立的阐释框架将极端的粉丝个体从粉丝群体中抽离出来，将粉丝文化从其所属的文化整体中剥离出来，以此巩固主流文化的霸权地位，确立社会阶层与粉丝亚文化群体之间的区隔，同时模糊了社会公众对粉丝亚文化群体及其文化特征的认识，势必会加剧粉丝亚文化与主流文化间的隔阂甚至对抗。
———以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为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批准号：08BXW018）阶段性成果35
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
（non-normative）和/或边缘状态的人③。其二，与此相联系的是，这些讨论没有充分注意大众传
播媒介作为主流文化的重要表意系统，在对杨丽娟这样的亚文化人群及其活动的再现中如何
表现出文化霸权的地位和特质，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文化冲突的意涵。另外，这些讨论普遍缺少
对具体的媒介报道持续、集中的观察，多为宏观的、总体的意见，相对缺乏细致的文本分析和
更具针对性的意见。
虽然“杨丽娟事件”距今已经五年，但是在我们看来，通过反思大众传播媒介对这一事件的再现，我们可以探寻主流文化如何借助媒介界定和阐释粉丝亚文化，从而阐明大众传播媒
介文化功能在其间的得失，揭示主流文化与粉丝亚文化的关系状态及其暴露的整体文化情境
的裂隙，所有这些，将为观察和评价今天乃至将来的媒介文化及青年亚文化现象提供积极的
启示。作为中国最大的电视传播机构，中央电视台面向中国最广大的受众，传播主流文化、主
流思想和主流生活方式，在国内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所以我们选择它对“杨丽娟事件”
的再现作为集中考察对象，通过对其再现“杨丽娟事件”的再思考，解析大众传播媒介究竟依
循怎样的媒介逻辑，怎样形塑极端粉丝乃至整个粉丝文化的形象，将主流文化的观念和意义
铭写在突出的粉丝文化个案之中。所谓媒介逻辑，指的是媒介（作为具有文化内涵的技术和正
规组织）对“真实世界”本身以及对“真实世界”的塑造和建构的影响，它构成“理解和解释社会
事件的方法”，其“形式的要素包括材料怎么组织，材料呈现的风格，关注和强调的重点以及媒
介传播的法则”④。在我们看来，考察和把握媒介逻辑是对媒介再现活动进行文化研究和批评
的切实而重要的途径。
一
杨丽娟的追星历程经由2006年3月22日《兰州晨报》报道后，引起众多媒体的跟进。2006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曾做过两次较为详尽的报道：一是《东方时空·时空调查》制作播出了《家
有追星族》，报道主题定于孩子追星对家长和家庭造成的困扰；二是《新闻社区·编辑说事儿》
详细报道了杨丽娟的追星梦。2007年杨丽娟父亲杨勤冀在香港码头跳海身亡，央视对“杨丽娟
事件”的报道热度骤然升温：新闻频道连续两天在《新闻社区》用十分钟左右的时长详细报道
这一事件；法治频道在晚间黄金档栏目《中国法治报道》和《大家看法》中报道、讨论杨丽娟的
追星悲剧；经济频道在《全球资讯榜》报道杨父跳海的消息；综艺频道在《四月文化月谈》中讨
论了这一事件。央视的报道样式和节目形态虽各有不同，但体现了大致相同的媒介逻辑，在事
实选择、报道模式、思维方式、重点设置等方面都呈现相同或相近的话语特征，共同完成了主
流意识形态对粉丝亚文化的书写。
就对新闻事件的再现而言，媒介逻辑的起点在于对具有所谓“新闻价值”的事件的关注和选择。“杨丽娟事件”包含的非正常性、冲突性、显著性、趣味性等，无不符合媒介的新闻选择标
准，也就是说，这样的事件一旦发生，媒介将不遗余力地予以报道，以此吸引公众的注意，牵动
公众的视线。也许，对具有新闻价值事件的关注无可厚非，但是此间的媒介痼疾在于重视“非
常”而忽略“日常”，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以非常规事件的凸显左右和主导公众对事件常态的把
握和认知。就“杨丽娟事件”而言，央视的再现将人们引向了对所谓“病态粉丝”的关注，而忽略
了粉丝文化整体的常态。也就是说，它将杨丽娟从粉丝亚文化群体之中抽取，并作为突出的、
极端的代表，从而完成了对粉丝亚文化的边缘性、非理性和破坏性的界定。正如有学者指出
的，大众媒介经常通过典型个案实现对粉丝形象的类型学归纳，使公众能够在认知少数粉丝36
大众传播媒介对“粉丝”亚文化的再现——
—以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为例
的基础上建立起对粉丝整体的想象和期待，商业利益和意识形态则是媒体选择建构角度的出
发点和最终目的⑤。如此，央视的报道和评论不仅将杨丽娟作为特殊的个体抽离出整个的粉丝
亚文化，而且将粉丝亚文化作为孤立的实践从文化整体中抽离出来。
综观中央电视台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可见其报道模式基本遵循“三步曲”：第一步，报
道现实（杨父跳海后，杨丽娟痛哭并声讨刘德华，要求他完成父亲遗愿）；第二步，回顾历史（追
溯杨丽娟十二年的追星历程，其间，“辍学”、“举债”、“卖肾”、“赴港”等字眼重复出现）；第三
步，诊断病症（就“杨丽娟事件”采访心理专家、青少年问题专家、文化评论家，这些专家的诊断
无一例外地将杨丽娟定位于“病态粉丝”）。这样的报道模式，重点显然落在了“诊断”这个环
节，而此前的事件导入和历程回顾无不为诊断做铺垫。专家的诊断作为报道的结穴所在，突出
了杨丽娟追星过程中的非理性和偏执，唤起受众对以杨丽娟为代表的粉丝群体的“非我族类”
—不仅伤害家庭，害死父亲，
之感。杨丽娟作为粉丝的破坏性或曰“暴力”成分显得异常突出——
也困扰了明星。虽然，这些专家并不都是精神分析或心理医生专业，但是，他们对“迷狂”、“入“分裂”、“非理性”等语汇的引用，恰如麦特·希尔斯所指出的那样，其所指称的粉丝的“暴
魔”、
力”，无不显得“像是从详细的精神分析推论中流曳而出，从而转移至对于‘精神错乱的’迷的
刻板印象中，导致临床术语得以滋养对于迷的‘常识性’贬损”⑥。在这样的过程中，专家的权威
被纳入到媒介自身权威形象的建构之中，使媒介空间成为主流观念主宰的场域，因而强化了
媒介代表的主流社会对非主流人群的不容置疑的道德优越感和权力合法性。
进一步看，对央视这种再现模式构成支撑的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二元对立是人类思
维之中的重要机制，差异导致的二元对立形成比较之后的判断，即“相对于什么”的判断，但是
比较的前提通常会被省略，从而形成非此即彼的认识逻辑。新闻话语中的二元对立产生了“他
者化”现象，即“把某些特定的社会行为贴上了‘越轨’的标签。同样道理，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
也被含蓄地再现为区别于‘我们其余人’的‘他者’”⑦。媒体肯定或否定其中的某一方面，实质
上也包含了对另一方面的贬斥或者认同。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建立了一系列的
二元对立关系，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梦想与幻想的对立，杨丽娟因“梦”追星十二年，杨
家称见面是为女儿“圆梦”，而媒体采访的专家则称其为“青春期坚定的妄想色彩的幻想”⑧；二
是自私与孝顺的对立，媒体在报道中不乏“追星散尽家财”、“老父卖肾筹旅费”等说辞，杨丽娟
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成为千夫所指的不孝女；三是喜爱与迫害的对立，杨丽娟追星十二年的传
奇故事，引起包括明星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认为明星应该有自我的空间，追星不应构
成对明星生活的干扰甚至破坏，刘德华本人批评杨丽娟的话语和画面被电视节目反复引用；
四是疯狂与理智的对立，不仅在众多专家看来，杨丽娟的追星梦是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和心理
疾病的表现，接受采访的孩子家长也都表示，杨丽娟的追星行为是不理智的，疯狂的，甚至是
“有病的”。这样的二元对立，框定了对错与好坏的界限，杨丽娟便被设定为一个越界者。而对
—‘我们’是
央视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来说，
“将粉丝设想为越轨者的后果之一，便是自我安慰——
安全的，因为‘我们’不像‘他们’那样不正常，世界是安全的，因为现实和虚幻之间，不可改变
的东西和可以争取的东西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⑨。
二
与上述情况相应，央视再现“杨丽娟事件”的媒介逻辑，也体现于对关注和强调的重点的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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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
我们看到，央视在报道或评论中，将杨丽娟的偏离行为逐条列出作为“病症”的表征，“病症”成为“杨丽娟事件”的核心信息。央视新闻频道《时空调查》栏目联合新浪网就“追星对家长
和家庭造成什么样的困扰”的问题进行调查，据此制作播出了《家有“追星族”》专题。在这个专
题中，类似于杨丽娟的追星行为都被称为“疾病”。这个专题的主持人甚至援引了二十年前郭
达、蔡明和赵丽蓉合演的小品《追星族》，这个小品列举出粉丝行为的四种症状：症状一，不分
场合盲目模仿明星的行为举止；症状二，对明星的一切不加判断地崇拜和接受；症状三，除了
追星，对其他的事情毫无兴趣；症状四，除了追星，对他人漠不关心。对疾病的强调与凸显，使
其成为粉丝亚文化存在的一种隐喻。疾病的隐喻在此由个体而延伸至群体，由独特的粉丝个
案而扩展到一般粉丝文化。如此，公众有关粉丝群体的集体想象被定格于疾病，反证了主流文
化的健康，强化了其不言而喻的正常与正当的地位。对杨丽娟这样的粉丝做出病症的诊断，是
以粉丝的主体身份缺席为条件的，制作者“将情感反复不断地‘修饰剪裁’成单一且界限分明的
形态”⑩，而让观众无法进入杨丽娟真实的内心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杨丽娟本人的话语即使时
有出现，也是被引向“她有病”的判断或暗示。譬如，有几个节目引述了她讲述自己因为一个梦
而迷上刘德华、以及在父亲死后要求刘德华道歉和祭拜的话语，这些话语被置于诊断语境，而
脱离了话语主体。
央视用很大篇幅聚焦于杨丽娟个人和家庭的不幸。节目中反复提及的是，杨丽娟为追星圆梦而“荒废学业、散尽家财”，她父亲讲述自己如何满足女儿的梦想。与此相应的是，节目里
出现的专家、嘉宾、观众和网友们，无一例外地抨击杨丽娟个人及其父母的教育。《大家看法》
在报道“杨丽娟事件”时，做了一个题为“阿娟父亲的自杀，错在谁？”的网上调查，调查结果为
“阿娟57%，阿娟父亲28%，明星2%，阿娟的家庭12%”。且不论调查结果的可信度，问题下设的
选项设置已经表明媒体对这一问题的倾向。主持人最后还引用网友的评论“点题”：“阿娟精神
空虚，自私自利，毫无孝道到极点；阿娟的父亲，溺爱孩子，糊涂到极点；这个家庭悲剧到极
点。”《大家看法》节目的宗旨“用大家的智慧，探寻解决问题的思路”、“用大家的力量，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在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中难觅踪影。大家用一套广为接受的社会道德或
科学常识话语分析杨丽娟及其家庭的不幸，却将其与“我们”隔绝开来，与社会隔绝开来。正如
朱莉·詹森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太过轻易地使用社会和心理研究来发展和维护一种自
私自利的道德风景。这个地带在我们心中培育出令人可耻的道德优越感，它让他人成为受外
在力量摆布的例子，同时暗示我们仍然是纯洁的、自主的、不受影响的”輥輯訛。媒介的如此再现制
造出杨丽娟所属的粉丝亚文化群体与大众所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关系，并将亚文化群体
从社会群体和文化整体中隔离出来。
在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再现中，另一个强调重点是杨丽娟的幻想。麦特·希尔斯在分析人们对粉丝的刻板印象形成中指出，“不断地将焦点放在迷的情感、情绪、幻想等面向……将
情绪或幻想从认知或知识中分离出来，很有可能是许多道德二元论里典型具有的特质”輥輰訛。如
前所述，这种道德二元论在央视的语境中表现为对梦想与幻想的区分：梦想是人类对于美好
事物的憧憬和渴望，虽然有时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则指违背客观规律、不可能实现的荒谬想
法或希望。杨丽娟多次表明见偶像刘德华是为了“圆梦”，但媒体的报道和评述中，将其定性为
“幻想”，称其为“妄想”、“疯狂”，冠之以“疯狂歌迷”、“痴迷追星”的标签，甚至直接以揶揄讽刺
的口吻极尽批评之能事。美国粉丝文化研究者海纳曼曾强调幻想之于粉丝的意义：“幻想是人
类拥有的与困难情境协商的方式。当欲望被禁止，而对完全满足的渴望却仍然存在时，断裂产
“幻想得以被塑造的一生了。幻想就在这个断裂上搭起了一座桥”，而自从大众媒介兴起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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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媒介对“粉丝”亚文化的再现——
—以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为例
个方法便是利用明星形象……这些明星形象经常与幻想者的个人生活纠缠在一起，并成为被
压抑的、寻求完满欲望的重要符号”輥輱訛。对比海纳曼为粉丝幻想的辩护，央视对幻想的贬抑，有
意无意地回避了作为粉丝幻想之肇因的现代媒介传播和娱乐工业，否认了激发和塑造粉丝幻
想的源泉正是明星工业，同时维护了主流文化生产机制。
央视对“杨丽娟事件”上述各个方面的强调中，也呈现出某种暧昧的同情。一方面，央视采
用心理专家的观点，认为杨丽娟及其父母都有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不能将杨丽娟等同于普
通的追星族，称其需要治疗。譬如，新闻频道以“老父亲跳海自尽女歌迷不改初衷”为题报道
杨父跳海的消息，针对网友对杨丽娟及其家人的批评，主持人呼吁社会公众“对杨丽娟少些责
难，多一些道义上的宽容与帮助”。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央视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中，常将杨丽
娟置于二元对立的语式所凸显的负面评价之中，对杨丽娟及其家庭悲剧鲜有真正的关切。如
此的暧昧并非简单地因为不同频道、不同节目持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而是主流媒介所代表
的主流文化自身的矛盾：一方面是其面对亚文化存在时的文化优越感，显示为高高在上的同
情；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优越感和同情的表达是建立在文化话语权力的运作之中，而并非深入
体贴对象存在的结果，故而难以真正地祛除粉丝亚文化对社会秩序、主流规范的破坏性，于是
在对对象的竭力贬抑之中控制后者所带来的道德恐慌。简言之，这种暧昧是大众传播媒介作
为主流文化代表的宣判功能和修复功能的矛盾所致。
三
央视对“杨丽娟事件”再现的媒介逻辑，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着魔的独狼”的形象輥輲訛。就其粉
丝的身份而言，杨丽娟并非一个特殊的个案，而极端粉丝现象植根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土壤之
中。粉丝亚文化群体渴望自我实现，他们在偶像身上寄予希望和梦想，找到认同和归属，并以
此对抗主流文化的召唤。这不仅体现在明星偶像崇拜之中，也体现在游戏迷、动漫迷、网瘾者、
玄幻小说迷等等现代各种媒介迷的活动之中。而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再现让我们看到，媒
介通过选择特定的“这一个”，通过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再现方式，通过对关乎对象真实存
在的选择性关注，完成了主流文化对粉丝亚文化的规制和界定，回避了对粉丝亚文化真实而
全面的图景的呈现。这表明，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已经内化到其运作机制与思维模式之中，恰
如费斯克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被视为意指与话语领域内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
的过程”輥輳訛，代表着主流文化观念的大众传媒，在看起来恰如其专业职分所需而对非同寻常的
“个别特例”的选择中使主流价值观念的呈现显得如此自然而然，于是“在塑造和维持共识上
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展开意识形态的工作，即，在“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中，大众传播媒介“对
世界分门别类”，在“被偏爱的”和“被排除的”解读之间，在有意义的事物和无意义的事物之
间，在正常人和离经叛道者之间不断地划分界线，提供概念，从而发挥着“意识形态效果”的功
能輥輴訛。
通过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和评述，我们可以看到，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是
以再现的偏差为代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在“培育粉丝的幻想和欲望成为商业文化制
作的一个重要关切”輥輵訛的现实语境下，央视的再现对社会和媒介在“杨丽娟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避而不谈，对媒介关联的娱乐文化及其效应亦无涉及。当代社会中，媒介以及紧密关联的娱乐
文化产业所形成的驱动力作用于粉丝文化发展的各个环节，它让明星偶像接近受众，催生粉
丝文化的主体，又极力对粉丝文化进行塑造，运用各种媒介功能对粉丝沉迷的客体进行着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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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
在的规定。高度发达的媒介传送着海量的而又缺少内在联系的文字、图像和声音的文本，深度
介入人的存在，主体已经呈现出片断的、互不关联的、流动性的特征，以至于迷失在媒体所建
构的虚幻的光影世界中。这恰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指出的那样，“在后现代的文化中，主体已
经被分化成一种越来越欣快但又支离破碎的变数，而非中心化的后现代自我也不再感受到焦
虑，同时也不再拥有深度性、实体性和一致性等”輥輶訛。极端粉丝的行为实际上让我们看到粉丝文
化主体对真实与虚幻之界的模糊可以达到怎样的程度，也以此折射出文化整体的处境。在文
化日益碎片化的现代社会，个体失去了稳定的身份，逐渐与家庭、朋友和社群脱节，使得个体
易受非理性诉求的影响；为摆脱内心的孤独和恐惧，个体开始寻找情感的寄托和依恋对象；发
达的媒介看起来能够如此满足各种各样的需要，为孤立的个体提供了一种虚幻的体验，以满
足人们现实生活中“本真”关系之缺乏的尝试。在社会上孤立、不擅长社交、自我封闭的人，容
易为大众媒介所引诱，陷入和明星的幻想性沟通之中，并最终跨越正常的底线，演变为偏离正
常的迷恋。这样的过程，也昭示了社会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主要集中在阶级、性别、种族、代际、
性取向和消费方式上）的普遍存在，而且这些结构性矛盾往往呈现为处于从属（或弱势）地位
的群体对占主导地位的阶层或意识形态的偏离、背弃甚或抵抗。“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迷’文化代表了异彩纷呈的后现代时期人们对新身份/认同的构筑与打造。”輥輷訛
与上述方面相联系，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再现，也忽略了粉丝以其对所迷对象的深度情感投入区别于一般的喜爱、“通过调动和组织情感投入可以建构出个人的身份”輦輮訛这一事实。
从情感的维度看，粉丝的幻想的实质在于在强烈情感驱动下对完满的自我身份的渴望，以弥
合现实与欲望之间的裂痕。现代粉丝文化是在信仰缺失的情境中对信仰的力量的吁求，它以
对明星偶像的膜拜代替了对神灵的敬畏，以亚文化群体的部落式存在代替了由信念系统统一
和支配的传统社会存在。正如麦特·希尔斯指出的，与虔诚的宗教信仰者相比较，“迷”并没有
什么本质上的病态化问题，因为两者投入其中的根基来由十分相似；“迷”既像也不像宗教，它
乃存在于“狂热”与“文化”之间輦輯訛。现代社会里粉丝对所迷客体的崇拜和迷恋亦如宗教，借由所
迷的对象，将自己从无力与孤独中解救出来，获得情感的慰藉和生存的意义。但我们显然还是
无法将现代粉丝文化置于宗教文化的语境之中，恰恰相反，现代粉丝文化与宗教情感的某种
类似性，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宗教的衰落和信仰的危机，意味着传统世界的精神统一性的溃
散。当人们对上帝的信仰逐渐淡化时，社会用娱乐来分散人们对结构不平等和无意义的生存
等痛苦事实的注意力，甚至商业品牌营销也利用宗教的形式唤起粉丝群体的拜物之情。
以上分析表明，央视作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以主流文化及其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建构起粉丝亚文化的报道角度和阐释框架，在凸显“杨丽娟事件”的相关方面的同时，
有意识忽略了该个案的背景和土壤中包含的社会结构性冲突和矛盾。央视以此确立其意识形
态话语权威的形象和功能，却不能全面、切近地反映粉丝亚文化及其与文化整体的复杂关联。
这在我们看来，不利于社会公众对粉丝群体的认知和理解，也无助于主流文化对粉丝亚文化
或其他类型的青年亚文化进行疏导或转化。
①例如：有学者认为，在此事件中媒体从业人员对新闻价值观的理解发生了偏差（丁柏铨、杨坚：《新闻传媒应
从“杨丽娟事件”中反思什么？》，载《新闻实践》2007年第5期）；还有观点指出，媒体的介入式策划改变了事件
的发展方向，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毕诗成：《人间悲剧背后有多少罪恶的传媒黑手》，载《中国青年报》
2007年4月5日）；有学者指其为一桩典型的“传媒假事件”，在报道“杨丽娟追星事件”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兼
—论“杨丽娟追星事件”
具了消息来源和报道者的双重角色（陈力丹、刘宁洁：《一桩典型的“传媒假事件”——
报道中传媒的道德责任》，载《新闻界》2007年第2期）；也有论者批评媒体以娱乐化的方式报道“杨丽娟事40
大众传播媒介对“粉丝”亚文化的再现——
—以央视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为例件”，体现不出媒体应有的人文关怀，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缺失，新闻专业主义遭遇严重危机（姚
斐、吴勇：《从“杨丽娟事件”看媒体的新闻专业精神》，载《新闻知识》2007年第7期）；还有论者指出大众传播
媒介在“迷”的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认为媒体通过高新传播科技手段和大量同质化信息，营造出一种“超真
实”的虚拟环境，大多数“迷”在“拟态环境”中迷失自我，进而陷入对明星的盲目崇拜之中（刘潆檑、莫梅峰：
《迷的病态化与传媒责任》，载《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
—透视青少年偶像崇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②岳晓东：《我是你的粉丝——
③孟登迎：《“亚文化”概念形成史浅析》，载《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
④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⑤蔡骐：《论大众媒介对粉丝形象的建构》，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2期。
⑥⑩輥輰訛輦輯訛Matt Hills：《迷文化》，朱华瑄译，（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65页，第157页，第
176页，第195—197页。
⑦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页。
⑧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追踪：老父亲跳海自尽女歌迷不改初衷》中，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学教授李子勋在接受
《新闻社区》专家连线采访时所言。
—定性的后果》，杨玲译，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⑨輥輯訛朱莉·詹森：《作为病态的粉都——
2009年版，第130页，第131页。
—粉丝、幻想和埃尔维斯的形象》，贺玉高译，《粉丝文化读本》，第155—
輥輱訛斯蒂芬·海纳曼：《“我将在你身边”——
156页。
—着魔的独狼（obsessed loner）和歇斯底里的
輥輲訛朱莉·詹森指出，粉丝经常被学者和大众概括为两种病态类型——
群众。前者是指在媒介的影响下，进入了和名流人物的强烈的幻想关系，这些个体因跟踪、威胁或杀害名流
而臭名昭著；后者是指疯狂的或歇斯底里的人群中的一员，或是那些在机场因瞥见摇滚歌星而尖叫、哭泣的
—定性的后果》）。
青少年，或是在足球比赛中咆哮、骚乱的狂热球迷（参见朱莉·詹森《作为病态的粉都——
輥輳訛约翰·费斯克等编《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輥輴訛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粉都和精神分析》，杨玲译，《粉丝文化读本》，第155页。
輥輵訛科奈尔·桑德沃斯：《内在的粉丝——
—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
輥輶訛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
2004年版，第397页。
輥輷訛刘燕：《媒介认同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
—粉都的情感感受力》，卢世杰译，《粉丝文化读本》，第134
輦輮訛参见劳伦斯·克罗斯伯格《这屋里有粉丝吗？——
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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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文化在当今如何广泛传播-发言稿
好的，接下来我想分享的是亚文化在我国当代市场经济大发展下的一些显著特点 及成因。【翻页】 主要从经济因素、媒体因素、受众需求这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点动画】 首先，我国自80世纪以来不断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经济的繁荣在充实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使得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大大增加。市场的供需能力刺激着文化产业价 值快速增加。在这条文化商品产业链条中，作者是生产者，读者是终端的消费者。而成品是作者，出版商、和市场合谋的产物。 先看生产者方面。在丰厚利润诱导下，大批作家投向符合大众文化市场需求的商业化写作怀抱；作品中的艺术个性与生命诗性在急功近利的物质追逐中迷失。很多亚文化也就这样被有目的地生产出来。 再来看链条终端的亚文化消费者们。市场经济催化着消费享乐主义，人们在文化上也更追求刺激和审美快感。传统以精英文化为代表的精神追求和终极关怀被大众所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抗争意识弱化,狂欢化的亚文化消费。 同时我们仍需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不均衡状况。伴随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地位快速提高的庞大中产阶级群体。其文化水准仍然滞后，这种反差使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无法被及时接受，传递而使亚文化盛行于文化水准良莠不齐的大众之间。 【翻页】 接下来分析为亚文化能够广泛传播提供技术支撑的媒体因素。我们都知道每个 人都能使用的因特互联网媒介的出现使文化传播更加便捷、广泛、高效。这让亚文化的传播比以往都更具优势。不仅我们国内亚文化能快速扩散，以科技为支撑的亚文化也能不断地打破地区及国别的限制走向全球性的扩散传播。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 新的文化被创造出来并被大众所接受、学习和模仿,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生活、行为方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西方文化的渗透传播也是我国当下亚文化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翻页】 最后是为亚文化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的受众需求因素。作为社会主体的每个人 对文化产品的欣赏口味和选择标准表现出不同能动作用，形成多元的文化需求。另外在
海底捞杨丽娟的故事【超级粉丝杨丽娟,化蛹为蝶自立自强】
海底捞杨丽娟的故事【超级粉丝杨丽娟,化蛹为蝶自立自强】 杨丽娟是甘肃兰州人,今年33岁。她从16岁开始迷恋香港巨星刘德华,此后十余年间,她不惜放弃学业,千方百计寻访偶像的行踪。为了帮助女儿完成心愿,父母陪同杨丽娟三下香港、六赴京城求见刘德华。由于花费巨大,杨家不惜卖掉住房,还四处借债。2007年3月,杨丽娟在父母的陪同下,再次来到香港,终于近距离和偶像见了一面。而在帮女儿圆梦后的第二天,早已疾病缠身、心力交瘁的父亲杨勤冀却在香港投海自尽。随后,被媒体称为“不孝女”“追星狂人”的杨丽娟成了最热门的话题。 如今,三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个“追星狂人”现在何处?生活得如何?是否对当年的疯狂行为有了悔悟呢? 默默承受追星付出的代价 2007年3月26日,对27岁的杨丽娟来说,是一个悲怆的日子:最疼爱她的父亲在帮助她近距离接触刘德华后,第二天在香港湾仔码头跳海自杀,一时在国内引起巨大轰动。在媒体和好心人的资助下,杨丽娟和母亲处理了父亲的后事,2007年4月19日坐飞机回到了兰州。 随后的一年里,杨丽娟和妈妈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度过的。爸爸跳海自杀后,杨丽娟被媒体冠之以“不孝女”,并对她大加批判,当地市民认为杨丽娟给兰州丢了脸。 比市民的声讨更难承受的,是杨丽娟心理上的困境。刚回到兰州那几天,杨丽娟睡觉总不踏实,每次醒来马上就想到爸爸已经永远离开了自己,心里不由空荡荡的。杨丽娟和爸爸的感
情很深,虽然她从来不说“爸爸,我爱你”之类的话,但她却非常在乎爸爸。那些日子,她无数次地想,如果现在选择,自己宁可什么都不要,只要爸爸。 为了躲避别人的议论和目光,杨丽娟母女没有租房,而是住在了一家闹中取静的招待所里。从香港回来时,杨丽娟和妈妈身上只有1800元钱,为了让招待所能优惠些,杨丽娟还找了经理,经过再三恳求,经理才同意每月收杨丽娟娘儿俩600元的房费。为了节省手里的每一分钱,杨丽娟和妈妈每顿饭都是到外面的小摊上买五毛钱一张的饼或者一个玉米,加上一份两块五的凉皮。 以前杨丽娟活在爸爸营造的避风港里,现在爸爸离开人世,妈妈身体又不好,杨丽娟勇敢地承担起了照顾妈妈的重担。她先是从爸爸生前的学校领到了1.8万元的抚恤金。拿到这笔钱,杨丽娟第一个念头就是先还父亲向生前好友徐叔叔借的9000元钱。 看到杨丽娟能登门还债,徐叔叔感叹地说,你和妈妈没有生活来源,还能主动还债,看来你还是个懂事的孩子啊!徐叔叔没有责怪自己,让杨丽娟心里热热的。她这才感到,只有做一个让别人尊重的人,才能体会到人生的价值。 爸爸的抚恤金被杨丽娟大部分还了债,剩下的钱仅够维持一两个月的生活。这时,政府伸出了援手,通知杨丽娟可以到社区申请低保。工作人员当然知道她追星的那些事儿,故意磨磨蹭蹭,还含沙射影地说,要是家里有像她这样疯狂追星的女儿,早就把她赶出家门了。年纪轻轻腿脚麻利,却来办低保,真不害臊。 工作人员的话让杨丽娟脸腾地红了起来,要在以往,她早就和她们吵上了。可经历过这些事情,杨丽娟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她静默着,在工作人员的白眼与嘲讽中办好了手续。 从社区出来,杨丽娟到公交车站乘车时,因为她来得晚,最后一个上车,不料,那个司机认真仔细地看了她一眼,居然关上车门开走了。 这些事情深深刺激了杨丽娟,她感到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真正自立自强起来,才能改变
《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论文
影视音乐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影视音乐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一种消费文化,现代影视艺术传播大众化走向趋势越来越显著,体现出"快餐式"、商品化、技术化、组织化、机械复制、标准化、偶像崇拜、娱乐化的特点,它消除了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特征,偏离了精英文化崇尚的人文理想,值得我们警醒。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转变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中国影视从一本正经到影视音乐观众，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全国上下一片风风火火的“影视音乐节目”掀起了影视浪潮。随着娱乐风的越刮越强，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引起了政府更多的关注和利用。影视音乐节目进行了认识，从如何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中国的娱乐节目，使其真正成为一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而又让人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然而，有些人却为此投机取巧，把影视音乐变成纯媚俗取悦大众的工具，其发展方向仅仅考虑的是生钱效应。 当前的影视音乐正逐渐成为影视艺术的重要构成元素，音乐与影视有机的融合成为一个艺术整体。但很多情况下都存在着对传统的背离与叛逆。用虚假的需要和解决方法替代真实的需要和解决办法。虚假的需要是物质的需求，无限刺激我们的消费欲望，表面上是让我们投其所好，实际上是在束缚着我们的创造力和辨别力！使我们并没有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人。相反，他们并不想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替代主流文化，而只是试图通过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主流文化的不满，进而改造之。随着社会个性化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影视观众需要的不仅仅是单项的、传统的传播形式，更需要多元化、多层次的传播形式。影视音乐节目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运用多元化的传播理念和表现手法在精彩纷呈的影视节目中逐步占据重要位置。 如今，影视音乐已经成为影视和音乐创作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引起了它的创作者和欣赏者的广泛关注。著名作曲家凭借《卧虎藏龙》的电影音乐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他的《英雄》，《夜宴》等一系列电影音乐也都在社会和音乐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影视音乐是在中国音乐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继承了五千年的文明传统，形成了丰厚的社会底蕴，具有“天人合一”的哲理基础，“气盛化神”的审美追求和“立像尽意”的崇高境界，中国的音乐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近现代的音乐电视发展是以学习西方音乐文化为起点的，经过多年的磨合，电视音乐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融会贯通，实现了一种完美的统一。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演进是一个继承传统，再攀新高的创造过程，创造一种属于未来的新的影视音乐文化，是中国影视音乐文化的发展趋势。以此，些许可以这么说，影视音乐是伴随着影视艺术的发展而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受到越来越多欣赏者和爱好者的钟爱。 与此同时，商业制度是这个时代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最大制度，影视音乐的矛头所指的就是它。正是由于商业制度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故所以才有影视音乐的兴起与发展均受制于它。市场借助由音乐家（生产）、影片（流通）、公众（消费）构成的商业体制施加它对影视音乐的影响，即“影视音乐这种现象的广泛传播，完全凭借经济手段”。现代社会是一个崇尚风格传播与个性传播的社会，对于那些个性鲜明，独具特色的影视音乐家的创作及导演和摄影师的制作，在牵动着无数观众的目光。正因为这样，影视音乐不可能对维持自身存在与发展
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
大众传媒与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 一、大众传媒与文化 1.现在新闻学界公认的关于大众传媒四大职能(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提供娱乐)，无一不以其表征时代精神作为前提。其中传媒“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这个职能，往往被当事的传媒和受众所忽略，但是它们实实在在、每日每时在有意无意中传承着文化，影响社会的力度日复一日地累增。本民族的文化，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新成果、新形态，通过传媒不间断地出版和播出，不间断地被继承、扬弃、融合。而且，与其他渠道的教育功能相比，报纸、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中知识与文化的传播，具有更强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人们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之前，以及学校教育结束之后，通过这种方式融入更大的社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社会文化的接受者。因为传媒是文化的变动着、延续着的载体。从一定意义上说，传媒就是活动着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传媒天然地与文化的传承、批评、扩散和整合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以后的世界，尽管局部冲突不断，但世界整体上处于和平时期，在观察社会变动的同时，人们需要精神的放松和享受。战后的传媒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社会需求，提供了更多的文化类、消闲类的产品，于是传媒逐渐成为人们精神娱乐的一个重要领域，提供娱乐越来越成为传媒的一种独立职能。特别是在电视成为第一传媒的时代，传媒娱乐成为一种巨大的产业。 2.我们的传媒在弘扬先进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一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通过传媒而成为社会的楷模；社会法治意识深入人心，也与传媒日复一日地报道各种类型的法治案例、组织法律专家讨论问题直接相关；环境保护观念的普及，显然与传媒多年来持续报道世界和我国的环保问题、组织环保与人类生存的讨论有关。 但是，我国的传媒在以娱乐为目的的文化传播中，存在严重的问题，不仅谈不上代表先进文化，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落后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和吹捧者。传媒所具有的强大而无形的传承文化的作用，使得这类传播内容迅速扩散，在观念上严重妨碍了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因而长远的危害性不可忽视。 先是图书界《厚黑学》、《中华权谋》、《权谋大全》、《历史上的智谋》等等一版再版，大谈中国古代帝王统治权术；接着便是各种以清宫戏为主的权谋电视剧，宣扬帝王的“清明”、“德政”(实际上是人治)。《康熙王朝》的主题歌词是“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企望皇帝万寿无疆；《雍正王朝》的主旋律是“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又何惧身后骂名滚滚来”，将一个历史上最为残暴、专制的皇帝写成社会的大救星。所谓康雍乾“盛世”的年代，只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后的回光返照。正当欧洲的市场经济向全球扩
关于教育产权若干问题的探讨_杨丽娟
教育与经济2000年第1期 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关于教育产权若干问题的探讨 杨丽娟 摘 要:本文揭示了教育产权的涵义,论述了教育产权的性质和特点,并对有关争议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教育产权;问题;探讨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00)01-0012-05 收稿日期:1999-08-12 产权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之一,但直到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对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提出基本思路以后,它才在我国引起充分的关注。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教育产权的概念更是鲜有耳闻。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的深入进行,教育领域中的许多现象都已涉及到了产权问题,并且许多问题的深层症结也正在于此。因此,引入教育产权概念,建立教育产权制度,进行教育产权多元化变革已越来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力图将产权概念引入教育领域,并对教育产权的涵义、特点及其理解试以阐释。 一、产 权 阐释教育产权必须先了解经济学中的产权概念。产权概念出自西方产权经济学,但是产权经济学家们从各自的角度着眼,对于产权的涵义并没有一致的界定。通俗地讲,产权是财产权利的简称,可 理解为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使用资源的权利。[1] 是 人们(主体)围绕或通过财产(客体)而形成的经济权利关系。产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和由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广义的产权还可包括为实现上述权利所必须具备的各种权能和规 则。[2]本文认为,产权是社会经济活动主体在使用经 济资源时由社会通过法律或其它规则所赋予的各项权利。产权的经济实现方式是收益权,但收益权并非与上述四项权利并行的基本权利,而是包含在四 项权利之中,即四项权利的主体都能通过拥有或行使自己的权能而享有收益权。 产权在经济活动中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明晰的产权在经济运行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界定财产归属的功能。它使财产主体人格化、产权关系明晰化,排除了财产所有和财产营运中的非主体因素及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为财产运作提供了权利基础。 2、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具有激励功能。产权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排他性产权的确立使权利与义务对称化,尤其是收益权的明确更使产权主体有内在动力有效地营运财产。同时,产权制度形成的稳定预期有利于产权主体从长远利益考虑,避免了短期化行为。 3、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具有约束功能。产权客观上使财产的责权利有机地统一起来,内生出一种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财产营运的约束功能。同时对财产实际占有主体进行了定位,并对其拥有的权限进了界定,能有效地约束和规范行为人的经济活动,从而对经济主体之间的行为摩擦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也具有协调功能。 4、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产权的可转让性能使资源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在全社会自由流动,产权的可分解性使同一资源能够满足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的不同需要,显然增加了
关于新闻故事化
关于新闻故事化 新闻故事化，即在新闻写作中运用文学的写作手法，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来讲述新闻事件，使新闻报道充满故事性情节性，采用对话、细节描写、场景设置，细微地展现事件细节，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让事件更加丰盈，增强可读性。 新闻故事化成为各大媒介记者在新闻采写中运用的越来越多的一种方式，是媒体自身发展和受众需求不断提高的结果，贴近受众，满足了受众爱听故事的心理需求，在新闻界广受认可，这种生动的新闻叙事方式改变了一如既往的单调、僵化、枯燥的方式，在电视新闻领域不足为奇，如《今日说法》《道德观察》等等。具体而言，悬念与冲突是新闻故事的重要元素，新闻故事化注重细节，而一般报道只注重结果，而新闻故事化不仅注重结果，更注重过程，挖掘人物内心情感，刻画人物心理斗争过程，对事件的起承转合有完整的交代，使得故事充满趣味性和人情味。 新闻故事化大大加强了受众对新闻的兴趣，通过设置悬念、强化细节，突出人物命运，使受众有视听欲望，加强了新闻的传播效果，如在南方周末记者袁蕾的《你不会懂得我的悲伤——杨丽娟事件观察》里，“杨丽娟一直在强化‘梦’的戏剧感：一次同学给他看了一张海报，她才知道自己‘梦’的人就是刘德华”整篇特稿像在说故事一样，将故事的前因后果交代的清清楚楚，还刻画了杨丽娟的心里活动，让读者身临其境，如见其人。 新闻叙事的视角是新闻故事化的一个关键因素，主要有第一人称叙事，将新闻事件中的人物作为叙事的主角，通过人物对现场身临其境、耳闻目睹的观察和感知讲故事，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使受众在情感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亲近感，对新闻事实的报道形成认同感；以及第三人称叙事，即通过第三者的叙事角度（通常都为当事人）进行客观描述，通过人物的感受和视听味觉重现新闻事件，如李海鹏的《悲情航班MU5210》里，“安昌荣没看到火，但是看到飞机足足摇晃了六七次之多.......安昌荣开始向十米外的湖边跑，这让他保持了观察飞机的最终命运的最佳视角....刘凤鸣是最早达到现场的人之一，巨大的爆炸声把他家里的玻璃震得嗡嗡直响，他走到二楼的阳台上.....”通过第三人称的直接感受，大量的细节描写，酝酿了事件发生前的紧张情绪，事件发生后带给当事人的不幸影响，使得读者对事件的感受更加直观。 新闻故事化的一大重点便是戏剧性的高度集中，戏剧性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冲突性，冲突不仅仅是暴力冲撞，内心挣扎也是冲突，戏剧性的高度集中可囊括为：主题事件化，时间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性格化；好故事应该包含了戏剧性、冲突性、独特性、唯一性等要素，将复杂的事件还原成最普通简单的东西，一千万人的死亡是个数据，但一个人的死亡便是悲剧，将新闻故事化发挥到好的境地，便可达到新闻传播的真正高境界。 记者需要用沉静的眼光来观察这个迅速变动的世界，用多维视角来认识这个纠葛的社会，记者的任务是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传达这个复杂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相反，如果新闻故事化处理不得当，就会流于“浅薄”的危险，比如在马加爵的事件报道中，出现“星象学家认为，马加爵生于5月4日，他的星象预示他有强烈的暴力倾向”过于主观臆测的个人评语，失去了新闻的真实性特点，新闻故事化不能一味地追求细节戏剧化而故意夸大事件，不能像小说一样虚构，因此保持时刻清醒的新闻意识是每个新闻人所要具备的素质，这并不能否定新闻故事化的存在必要性。
虚拟社区中的亚文化传播——以知乎网中的极客文化传播为例
虚拟社区中的亚文化传播——以知乎网中的极客文化传播 为例-新闻学 虚拟社区中的亚文化传播——以知乎网中的极客文化传播为例 李晴晴冯媛媛 【摘要】互联网为亚文化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新平台，极客文化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伴随着各种新兴传播媒介的发展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社交型知识问答社区，知乎以其“专注、认真、负责、原创”的问答环节吸引了不同领域的极客常驻于此，而极客们也充分利用知乎这个平台将极客文化和极客精神进一步传播。 关键词虚拟社区极客文化知乎 美剧《生活大爆炸》的热播使国内受众接触到了极客和极客文化，而知乎的兴起，使受众对极客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知乎作为一个知识问答型社区，为极客文化的传播创造了一个更为便利的平台。被视作精英的极客群体，在新媒体时代利用自身的优势和资源，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他们所强调的创新、不盲从、拒绝平庸等价值观也在逐步渗透进我们的生活。 一、知乎及其运营机制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受众对于信息和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迫切，他们的要求更加具体和个性化。社会化问答服务开始渗入到人们的生活中。 1、知乎概况 2009 年6 月创建于美国的Quora 将SNS 模式引入到问答社区中，开创了基于人际关系传播知识。2011 年1 月26 日，国内仿照基于社交网络的问答网站“知乎”上线。2013 年3 月，知乎开始向公众开放注册，在不到一年
时间中，注册用户迅速由40 万攀升至400 万。 和传统的知识问答社区不同，知乎所建立的问答社区是基于一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它倡导向用户提供“寻找答案，分享知识”的服务。用户可已通过关注其他用户、问题或者话题形成自己的兴趣圈子。知乎独有的邀请机制可以让用户在面对某一问题时邀请其心中的意见领袖参与和回答。知乎并没有设立最佳答案制度，而是鼓励“意见的自由市场”，让所有用户都可以对答案进行投票。此外，网站也会对回答者进行积分悬赏和系统奖励，从而培养出众多不同领域的意见领袖。 2、知乎独特的运营机制 知乎社区包括了话题、问题和用户三个板块，涉及金融、法律、科学、科技、电影、文学等各个方面的话题，并且每个大的话题下还包含了无数的子话题。任何用户都可对某一问题的答案进行投票，可以选择赞成或反对。对于垃圾信息或者无效信息，用户则可以选择“没有帮助”，当达到一定上限时，这些信息就会不再显示。 知乎这一独特的投票机制的目的不仅可以提高高水准的回答得到传播，同时也抑制了垃圾信息的数量。① 只要用户在具备某一领域的相关专业知识并且进行认真而负责的回答，就有可能成为该领域的意见领袖，得到其他用户的认可。知乎提倡的“认真你就赢了”的运营机制，使其形成了良性的循环，促进社区成为理性、认真、负责、高质量的空间。 二、极客和极客文化 1、极客
大众传媒文化
大众传媒文化 在这一部分中，鲍德里亚通过三个部分论述了在消费社会中最为常见，或者作为消费社会信心传播的主要手段——大众传媒和由它形成的大众传媒文化。 一大众传媒文化 （1）大众传播文化消费 在消费社会，一切都可以成为消费品而被消费者消费，文化也毫不例外，然而我们消费的是否真的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呢？鲍德里亚指出，其实我们消费的根本不是文化。以往的文化在消费社会里，变成了文化在循环。在我们的眼里对某些新兴的文化现象进行消费似乎是很新潮的，然而在文化循环中，我们其实是在消费以往的东西，是一种对过时事物的“复兴”。被循环的文化就不再是文化了，因为文化的其中之一特性就是不断地发展。正如书中所言：文化再也不是为了延续而被生产出来；通过传媒系统，它们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种承接、交替的形式；文化和“新闻”中的伪事件一样，和广告中的伪事物一样，可以根据媒介自身，根据一些参照规则被制造出来。（P83） A、那么我们消费是到底是什么：大众传播的P.P.C.C 大众传播将文化和知识排斥在外（P91），大众传播的只是一些固定的答案或着一些反应机制，这是大众传播的模式，就相当于转盘和计算机。 大众传播模式其实就是转盘或计算机游戏模式，提供已有的答案任你选择，实则丧失了思考和选择，从而支配你的举止，你的每一个行动和整个行为表现，你的举止就像是面对不同刺激做出的回应一样。 例如购物：与其说它是个体为了满足一种需要而采取的独特手段，还不如说它首先是对问题的回答。 B、什么是P.P.C.C：最小的公共文化（大众文化） 大众传播就是一种赌博，有筹码才能进行，而筹码必须是“一般等价物”，否则无法进行，而这一般等价物就是P.P.C.C，它代表着普通消费者要获得消费社会公民资格必须拥有的最小一套同等物品。例如对分数通分，分母相同才能比较，而相同的分母就是最小公共文化。 例如电影：只有大家都看电影（抑或看某一部电影）才能在某一区域或人群中对某以实物进行讨论，这样才能确定你在这一区域的“身份”。 C、公众为什么要参与大众传播这样的游戏：能获利 ①能获取信息 ②不需要失去具体的实物，而通过技术实现：传播媒介的覆盖 ③确立身份 D、那大众传播中的文化哪里去了：成为了商品，可以倍增，可以备份 文化再也不是作为作品和意义载体、作为开放的含义而与其它成品相对立，它们自己也变成了成品，并进入了那一批、一堆普通公民赖以确定自己“社会文化”地位的附件的行列。（P94） E、对这种“文化品”的消费意味着什么：身份认同或者寻找身份认同 书中说：这一切文化实体之所以被“消费”，是因为其内容并不是为了满足自主实践的需要，而是满足一种社会流动性的修辞、满足针对另一种文化外目标或者干脆就是只针对社会地位编码要素这种目标的需求。（P96） F、对这种“文化品”消费的结果是什么：文化“再循环” ①在个体被打上分工和个体任务的深深烙印的社会中，他们想方设法的用“文化” 对个体进行“重新设计”，把他们装到同样形式的外壳里，为文化提升符号下的交换提
民法案例
案例1 甲之子乙年14岁，暑假期间经其父甲同意去大连一亲友家度假。甲委托该亲友在此期间照看乙。乙在大连期间与邻居家年龄相仿的丙成为好友。乙在返家之前为纪念与丙的友谊将随身携带一价值近千元的照相机赠与丙。乙回家后，甲对赠照相机一事不同意，并写信请大连亲友从丙处将照相机要回。但丙及其父母不同意，理由是：（1）照相机是乙自愿赠送的；（2）乙赠送照相机时，其亲友在场并未表示反对。 问：此纠纷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答：此赠与行为无效。因为（1）乙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民法通则》第12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征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赠与价值近千元的物品相对乙而言已属价值较高，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故此行为应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甲的同意否则无效。（2）乙赠照相机时虽其亲友在场，也未表示反对，但其亲友仅为甲之委托代理人，负责照看乙，对乙赠相机一事并无追认权。据此，丙及其父母应通过甲之亲友将乙赠与的照相机返还于乙。 案例2 甲有三个弟妹，二年前其父母先后去世，留有铺面房一处。甲已出嫁，其三个弟妹均未成年，年龄均在12-15岁之间，生活十分困难。邻人乙便想乘机购买该铺面房。于是怂恿甲之三个弟妹去新疆投靠其叔叔，三个弟妹遂产生去新疆的想法，但又苦于无路费。此时乙进一步提出：“你们将房子卖给我，我拿几百元钱给你们做路费。三个弟妹无奈，只得与甲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乙交甲之三个弟妹540元，但未办理房屋登记过户手续。甲之三个弟妹去新疆后因不能定居于一年后返回，并要求乙退房自住。乙以买卖合同为据，拒绝退房。甲与三个弟妹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查明：（1）甲与三个弟妹未曾对作为遗产的铺面房屋进行分割；（2）该房为砖木结构，总面积为123平方米。按当地房价每平方米30-50元 问：（1）甲之三个弟妹与乙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属何种性质的民事行为？为什么？（2）此案应如何处理？ 答：（1）甲之三个弟妹与乙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属无效民事行为。首先，三个弟妹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此行为能力是不具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条件的。另外，该房为父母遗产，在未分割前属甲及三个弟妹四人共同共有，若处分，须征得全体共有人同意，否则处分无效，因属无权处分。而该房屋买卖合同并未征得甲的同意。上述情况说明该买卖合同主体不合格。其次，乙的购房行为属乘人之危。因当时甲之三弟妹处于十分困难境地，乙利用对方的困难情状，以不适当的条件迫使以对方与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蒙受重大不利—该合同达成的价款低于该房屋当时的价值数倍。显然是违背卖方真实意愿的。再次，房屋买卖合同属要式法律行为，须到房管部门办理登记过户，始发生效力，而此房屋买卖合同并未履行这一法定程序。依据《民法通则》第56、58条之规定，主体不合格、乘人之危和形式不合法的行为均属无效民事行为。（2）法院应首先确认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判令乙退房给甲及其三个弟妹，三个弟妹将卖房款返还于乙。乙作为过错方还应赔偿由此给甲及其三个弟妹造成的损失。 案例3 某县农业银行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开办有奖储蓄业务。为了开展业务，农业银行委托某县下属乡人民政府干部宋某代理发售有奖储蓄单1000张，每张面值50元，到规定抽签开奖的日期，宋某代售的有奖储蓄单尚有50张未曾售出。当天下午，宋某骑车到城里查看抽签开奖的情况，看到中奖号码已公布，便抄了回家，到家一查对，发现尚未售出的50张中有一张中了头奖，宋某非常高兴，立即买下这张储蓄单，并于第二天一早到县城农行去兑奖。农业
大众传媒与文化 报告
传媒与文化 姚雨林 (0901500247) 老师……………胡正强 本学期学习了大众传媒与流行文化这门课。其中主要有大众传媒与服装、饮食、歌曲、文学、偶像崇拜等方面。下面先说说传媒和文化的定义以及发展的历史，然后会说说表现形式以及对当代社会和青少年的影响。 大众传媒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新闻传播工具（news media）：传递新闻信息的载体；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的总称。西方称为新闻媒介(News media)或大众传播媒介(Mass media)。 传播是世界的普遍现象。传播就是沟通、共享的意思。沟通和共享既是传播的目标又是传播的过程。 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经历了 4种方式：原始传播方式、手抄传播方式、印刷传播方式、电子传播方式。在书写工具问世以前，信息的传递是通过语言手势图记、烟火等方式进行，受到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人是传播的动物，古代的人们往往是借助外界的媒介或者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比如拟态与手势语、结绳、刻木、狼烟、鼓语、幌子（幌子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中最成熟的媒介形态之一）、拨浪鼓等。现代大众的传播媒介则是有更多的表达形式，报纸（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古代报纸：中国唐代的进奏院状——敦煌进奏院状）、杂志、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
流行文化与大众传播共生互动，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着流行文化；另一方面，流行文化又直接影响着大众传播媒介。流行文化是时装、时髦、消费文化、休闲文化、奢侈文化、物质文化、流行生活方式、流行品味、都市文化、次文化、大众文化以及群众文化等概念所组成的一个内容丰富、成分复杂的总概念。这个总概念所表示的是按一定节奏、以一定周期，在一定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在不同层次、阶层和阶级的人口中广泛传播起来的文化。 当代流行文化是一种后工业社会文化，它的主要特征是消费性、复制性与集体狂欢性。流行文化大多落实为具体的消费行为，演唱会、CD、电影、衣服、饮食、阅读、观看(观看是电视消费，为收视率增加小数点，而收视率是广告最主要的考察指标)以及烫发、染发、化妆等。一种事物所以会成为风行一时的潮流，受众对于该事物的共通知识成为共享流行事物并获得其意义的首要基础，不具有该流行共识的人会自然隔离于流行文化之外。 表现形式：流行分为物的流行、行为的流行、思想的流行。按照我们所了解的，一种文化的流行，即在社会中的普及率，固然它本身要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也得借助某种手段，他才能迅速普及化。大众文化的流行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主要通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媒介来传播。可以说大众文化的流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任何人想阻止它的发展也是无能为力的。 1、物（服装的流行）：服装穿于人体起保护和装饰作用的制品。服装的来源：保护说、装饰说（护符说、象征说、审美说和性差说）、遮羞说。 媒介：国内服装品牌广告投放偏爱纸质印刷媒介，而印刷媒介中又偏向户外和杂志。一般服装品牌在媒介投放中喜欢用户外，比如街头随处可见的广告牌，还有就是服装零售和批发市场周围及售
《你不懂我伤悲》新闻评析
《杨丽娟事件》新闻评析 新闻三班11022157 吴若兰《杨丽娟事件观察：你不会懂得我伤悲》这篇新闻稿虽洋洋洒洒一万多字，但仔细看下来其实并不枯燥，反而是感觉有种力量在驱使着你想要读下去，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事实的真相。故而，这篇新闻稿属于深度报道的范畴，所谓深度报道，是一种系统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深入挖掘和阐明事件的因果关系以揭示其实质和意义，追踪和探索其发展趋向的报道方式，更细一点的说，我个人认为它是深度报道中的解释性报道。 内容丰富且深刻 之所以说这篇新闻稿为解释性报道，是因为它在提供给读者杨丽娟为追星其父跳海自杀的新闻事实之外，更多的是给出了杨丽娟及其家人的生活状态、生活背景、成长经历等背景材料，从而让读者从时间、空间上了解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对这个事件所发生的原因与意义有了深入的思考。这也是深度报道最显著的特点之一。首先是用白描的手法介绍了杨丽娟母女在香港的生活状况，然后是跳转到杨丽娟的老家阿干镇，了解了那里的格外“脆弱、敏感、绝望”的人们，甚至包括杨丽娟父母的生长环境与经历，再到最后因为环境的种种使得杨父对丽娟的过分溺爱以及一家人的“荒唐行为”。其实在看了这篇新闻稿之后，我们可能又觉得这种“荒唐举动”又似乎不那么荒唐了，一切都是有原因的：生活环境原因；社会环境原因；家庭教育原因。一开始我们会觉得杨丽娟是不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她的父亲更是无法理解，直至其父死后母女俩也要死赖在香港，甚至把对媒体述说经历当成了一种发泄情绪或是提供帮助的工具。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记者都已交代清楚，但这只是事件的表面，到底杨丽娟为什么那么死心塌地地要去找刘德华？她是怎么“爱上”刘德华的？为什么她的家人也陪着她一起疯？这些无数个更深层次的为什么跟怎么样，记者随着杨丽娟的一句“妈妈说我们不能回去，回去没法面对”便笔锋一转，写到了一家人以前在家乡阿干镇
浅析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与缺失——以流行词汇的产生为例
浅析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与缺失——以流行词汇的产生为例 发表时间：2009-08-24T16:21:28.543Z 来源：《文艺生活》2009年第2期供稿作者：江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湖北 [导读] 传媒传播信息的过程也是传播语言的过程，现代传媒传播现代信息的过程也同时传播了现代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词语。 摘要：传媒传播信息的过程也是传播语言的过程，现代传媒传播现代信息的过程也同时传播了现代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词语。2007年8月，教育部第一次公布了171条汉语新词语，引起轩然大波。2008年年末，各种媒体争相公布新的年度新词。这些词语的产生的特殊性与传播的高速性，反映了大众传播媒介文化传承的积极功能，即能及时地丰富我们的语言生活，但同时也反映了媒介的缺失。 关键词：流行词汇大众传媒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H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06- 一、年度新词的出炉 2002年春晚，小品大师赵本山的台词“忽悠”被观众得知，第二日这个词便红遍大江南北。 2005年，借助《超级女声》的传播，“粉丝”一词拥有了全新的意义并走向大众。 同时，自2005年开始，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对我国的语言资源进行监测与研究，并且以年度为单位，定期公布监测结果。 2007年8月16日，教育部举行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报告列出了171条汉语新词语，房奴、晒客、学术超男等收录其中。据悉，这是国家语委第一次尝试公布新词。 2007年年度新词是从10 亿字（含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语料)语料中通过计算机提取出来的。报告编委会将去年国内30多种报纸中出现的“疑似”新词选出后，根据搜索引擎搜索，确定每个词最初出现的时间，将真正在去年才出现的新词送交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验证核实后，选出了171条新词语。 如今，2008年年度新词也在网上被传得如火如荼。如下是谷歌搜索的十大新词，在网上流传甚广：山寨、囧（jiong）、很黄很暴力、叉腰肌、三个俯卧撑、槑（mei）、打酱油、泡良族、凤凰男、做人不能太CNN。 众所周知，“囧”是一个比较生僻的古汉字，韩愈在《怀秋诗十一首》中就有一句“虫鸣室幽幽，月吐窗囧囧。”“囧囧”在这里通“炯炯”，意思是窗户明亮。 “囧”在网络的使用，最初的启示来自日本，Orz是一种源自于日本的网络象形文字（或心情图示），并且在2004年时在日本、大陆与台湾地区俨然成为一种新兴的次文化。 说起囧的流行，必须要提到“Orz”，这种看似字母的组合并非念成一个英文单词，而是一种象形的符号，在日文中原本的意义是“失意体前屈”，代表一个人面向左方、俯跪在地，O代表这个人的头、r代表手以及身体，z代表的是脚。日本人最初在网络上，例如在电子邮件、IRC聊天室以及即时通讯软件中广泛使用这个符号，表现他们失意或沮丧的心情。 中国台湾的网民受到“Orz”的启发，用“囧”替换掉了“O”，使得日文中的失意体前屈的头部具有了更加写意的表情，写作“囧rz”。 2008年11月，央视为新办公大楼内部征名，引来网友的“头脑风暴”。坐落在北京东三环外的中央电视台新楼，奥运会期间已经开始部分地投入使用，但是很长时间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网友创意五花八门，诸如象形类：双七门、M大楼、圆规、央天门、连七座；文雅类：7迹楼、智窗大厦、宝鼎大厦、新视角；恶搞类：半蹲的下肢、酷中央、囧大楼、三缺一。在“大裤衩”被多数人认为不雅后，“智窗”因为和“痔疮”谐音而遭网民恶搞，“囧大楼”则是一个相对形象而又不算恶俗的名称，“囧”字图案也因此流传于网络。 该字读音如“窘”，本意光明，但因其外观颇像一个人无奈、愁眉苦脸时的表情，网友赋予了它新的内涵：郁闷、悲伤、无奈、无语。如今，“囧”已成为一种流行文化风行于网络与现实生活。在百度的帖吧里出现了一个“囧吧”，跟帖有3万多个；某“囧视频”点击量过百万；众多的人用这个字开设了博客，比如有的叫“一日一囧”，有的博客起名为“囧猪”，等等。甚至有人用它开始做生意，比如湖北大学西门外的一家“囧字奶茶店”生意火爆；李宁囧字鞋更是成为一种时尚；囧字T恤， “囧”网站等等，囧的应用可谓层出不穷。 有人因此把“囧”称之为“21世纪最牛的一个字”。为什么这样一个90%的中国人不知道如何读的生僻字能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我们从以上的例子里可以看出，新词的出现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即大众传播媒介，脱离了报纸、广播电视以及网络，这些所谓的新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产生的速度上都将大打折扣。我们的语言生活因为有了大众媒介的介入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传承功能与缺失 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的三种基本功能，并分析了其可能存在的负功能。这三种功能是：监视环境，协调环境以及文化传承。 文化也和其他的物质一样，具有向四周扩散的特性。只有被传播的文化才能称为有生命的文化，这是由文化的社会性决定的。根据文化传播的理论，文化的传播必须有载体。而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了文化传播最重要、最高效的载体，能够较为完整的承担文化的主要功能。 新词语以其快速反映社会现实变化的特性，适合了大众传媒及时传递社会信息和反映时代特色的需求，从而成为传媒广为选用的语言成分。传媒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大力推广了其语言载体的重要构成部分——新词语，使新词语的流传得以加速，变化发展的进程也随之缩短。因此，新词语从诞生到流行折射出了大众传播文化传承功能的得与失。 其积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众媒介强有力的渗透与覆盖，尤其是电视和网络的发展，让语言的创造越来越快。在上述例子中，一个新词的产生与传播几乎是同时的，较之以前的口耳传播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快速地满足了受众情感表达的需求。 其次，新词的形象与便利性特点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语言生活，使语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受众在表达情感时，可以选择简单而形象的词汇。比如上文中的“囧”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网友从这个词的构造出发，赋予了这个词新鲜的含义，随之受到年轻前卫的网民们的追捧。这些为数众多的网民们不仅活跃在网络上，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这样一来，网络语言就可以很轻易地迁移到现实生活中，网络语言与现实生活几乎是“零距离”贴近。所以，不多时“囧”便风行于现实生活，并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再次，正是有了大众传播，人们才可以更多地接触到其它的文化，从中吸取精华，改进并完善自己的文化。比如一些由外文音译来得词汇，晒客（share）指在网上分享信息的人，踹客（try）专指为一些商家试用产品的人，粉丝（fans）即崇拜偶像的群体……这样的例子
(完整word版)我看中国大众传媒文化
我看中国大众传媒文化 我眼中的中国大众传媒文化，首先是从历史的角度说起，虽然大众传媒在中国的兴起早有源头，但大众传媒的普及化应该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才真正地实现。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各项事业获得巨大成就的30年，也是中国传媒产业取得大发展、大进步、大跨越的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的传媒产业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展示出蓬勃生机。 我们的这一代从一出生就处在大众传媒的环境中，当我们去学校的时候，学校里的广播会告诉我们各种信息；当我们回到家里，电视上纷繁复杂的信息让我们应接不暇；当我们打开电脑，大众传媒进一步展现了它的力量。浩如瀚海的信息，通过大众传媒，向人们无限输送。 工业革命带来的无限机遇给大众传媒提供了越来越宽泛的渠道。我经常会想，古代时候人们在漫长的夜晚是怎样度过？拿我来说，每天至少要到晚上11点之后才会睡觉，意味着从天黑到睡觉要经历3-5个小时的时间。在睡觉之前，我花费时间来上网，聊天，看电影，玩游戏，读书，我有很多种方式用来补充知识，消磨时间。可是古人即使用蜡烛照明，也不可能有3-5个小时，特别是穷苦人家，连蜡烛都不舍得用，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从小就包裹在大众传媒的环境之中，现在想来，没有大众传媒的生活，我们这一代甚至无法想象！ 传统的四大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包括报纸、杂
志、广播、电视。简要地介绍这四大媒体是很必要的。四大媒体在世界范围看来，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早的，经历了相当长的生存时间以后，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中国，四大媒体更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面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诸多改变。 一、报纸 在传统四大媒体中，报纸无疑是最多、普及性最广和影响力最大的媒体。随着时代的发展，报纸的品种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版式更灵活，印刷更精美，报纸广告的内容与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报纸的缺点在于不具动感,形式空间小,却反动态感、立体感和色泽感。因而对读者的吸引力不大，同事也难以使读者产生情感联想。相对呆板和局限,视觉冲击不足。 二、杂志 杂志与报纸一样，同属印刷媒体。它也具备了报纸的某些优势。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优势：读者针对性强；杂志的内容丰富多彩，视觉吸引力强；与报纸广告相比较，杂志广告能印上色彩精美的照片和图案，艺术表现受较为多样，视觉诉求力强；此外，杂志广告能将产品的外观形象比较直接的表现出，让读者对产品有直观的了解，有利于刺激读者的购买欲；生命周期长，杂志是所有媒体中生命力最强的媒体。 劣势： 有限的灵活性；缺乏及时性，有些读者在杂志到手后很长时间都
大众传媒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大众传媒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摘要 大众传媒影响人们的学习方式和工作方式,它传播前人的知识和经验,记录同代人的求索与创新,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引领社会时尚与风气,倡导一定的价值观念,影响社会舆论,它提供休闲娱乐的空间,充实我们的日常生活,陶冶我们的性情。不同的传媒途径带给我们的信息角度可能会有很大差别，即使是从同样的传媒途径获得信息，每个人通过信息形成的态度也会有很大差别，因为人对于传媒是有主动选择性的，让大众传媒为我们的生活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总之大众传媒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大众传媒的影响引领社会传媒途径
一大众传媒与生活……………………………………………二大众传媒的力量……………………………………………三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四大众传媒的传播方式与受众群体…………………………五大众传媒的功能对社会起舆论监督作用…………………参考文献………………………………………………………
在漫长的中国路上，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深刻的回忆，陪伴着我一起走来，在它们背后有传媒对生活，力量，文化，等的评价。 一大众传媒与生活 大众传播由于自身的发展，越来越强势的深入到生活的角角落落。所以包括生活方式在内。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大众媒介环境之中，接触大众传播，是现代人的重要生活内容。施拉姆曾经介绍过美国人的生活与大众传播的关系：美国人平均把醒着的几乎四分之一的时间用在这些媒介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当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状态。所以说，大众传播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还是明显、直接而又广泛的。 但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对大众传播产生影响的。受众的诉求是否能被满足，是大众传播发展状况的表现。没有受众的存在，那么大众传播又为什么而服务呢？所以说，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大众传播是互相影响和联系的。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去衡量，两者统一于矛盾的主体中，不可分割，既矛盾又联系。 大众传播积极影响所倡导的生活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及行为准则，影响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另外，其它的宣传模式，专题教育，大型主题晚会，名师讲解，专家授课，甚至一些有着正面引导意义的新闻报道等形式都能进行社会教育。 有些大众传播对现代主流价值观念的宣传和引导方式不当，相当部分大众传播对主流价值观念的传播宣传过于简单、教条化，表现艺术不当、形式单一等，部分大众传播自身的价值观念存在紊乱现象，干扰社会价值观念的正常建构。还有一些商业炒作使一些媒介变得庸俗和低级趣味，偏离其应有的价值取向。为吸引受众眼球媒介经常采取低俗的手段。这样做影响了大众传播的公信力。 要使得两者和谐存在，一方面大众传播不但要满足受众的诉求，要认识并重视自身对人类观念的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对人么自身来说也要选择积极地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