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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识逻辑与语法、修辞的关系

正确认识逻辑与语法、修辞的关系
李衍华

由李衍华、吴为章、王立编著，李衍华主编的逻大新编教材《逻辑· 语法·修辞》把原来的《逻辑》和《现代汉语》两门课合二为一，其宗旨是要使逻辑、语法和修辞知识更简明实用，培养学员综合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这三种知识本来就是不分家的，虽然各管一方面，但在语言表达中却是综合体现的。正如教材前言中所说：“如果能做到‘三结合’，使这三门学科的理论，在语言表达的实践中达到融和统一，当然就更切于实用了。”这是许多语言学家、逻辑学家的心愿，也是我们在编写这本教材时的初衷。但实际做起来，却较为复杂，也是一项需要探讨的研究课题。这里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事理分析与逻辑分析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面对一段语言表述，习惯的分析是看它的语法结构有没有问题，修辞好不好，而缺少逻辑方面的分析。一般情况下，把事理分析等同于逻辑分析，认为合不合事理就是合不合逻辑。其实，逻辑与事理并不完全等同。事理分析时主要看语句表达的意思是否真实，合于实际，有没有道理，都是根据客观事实和科学知识来判断的，这当然也能解决一些语法分析不到的问题，有时也就把这些问题包括在语法错误中，如“主谓不合”“自相矛盾 ”等。但从逻辑方面来看，概念准确与否，一些简单判断是否恰当，都可以根据事理作出分析，但作为逻辑的核心内容——推理，只用事理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就拿直言三段论推理来说，它要求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前提真实，二是形式正确?穴合乎推理规则?雪。只要符合这两条要求的三段论，就能必然推出真实结论。两条要求缺一不可。如果前提不真，而形式正确，或者前提真，而形式不正确，都不能推出必然真的结论。前者，根据事理即可判断推理是否成立，而后者，只有根据推理规则，才能判断推理是否成立，也就是说，即使其前提都是合乎事理的真实判断，如果推理违反了逻辑规则，此推理无效。例如：

有些干部是中年人，
张科长是干部，
所以，张科长是中年人。

这个推理的前提都是真的，似乎按三段论形式推出的结论“张科长是中年人”，也应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实际上这个结论只是一种可能情况，不是必然能推出的真实结论。

很明显，“张科长是干部”中的“张科长”，在图中与“中年人”的组合有两种可能，即张科长可能是中年人，也可能不是中年人，据此不能推断一种必然结论。逻辑理论告诉我们，此推理违反了“中项在前提中至少周延一次”的

规则。中项“干部”在前提中两次都不周延也就是说“干部”分别与“张科长”和“中年人 ”，在外延上都只发生部分关系，无法确定“张科长”与“中年人”的必然联系，因而推不出必然结论。

此种前提真实的三段论形式，还可能推出完全错误的结论。例如：

有些水果是梨，
香蕉是水果，
所以，香蕉是梨。

可见，不能仅看前提是否合于事理，就判断一个推理能否成立，还要看其推理过程是否合乎规则。其实，用现代逻辑的观点看，逻辑只关心推理的形式规则，根本不涉及具体内容。具体内容是否真实，逻辑本身是不能提供的，只有靠事实、经验和具体科学知识。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语言表述中的逻辑问题，所以必须考虑如何把逻辑与语义分析、事理分析结合起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把“事理”包容进去的“大逻辑”观念。

明确事理与逻辑的关系，对我们理解和掌握语言表达中的推理分析，是很重要的。有位学员在学了逻辑以后，谈体会时说得好：“只有在学了逻辑以后，我才知道怎样用推理方法推出真的结论，例如，我听到说‘优秀律师都精通法律，李律师精通法律，所以，李律师是优秀律师’这样一段话，如果在我学习逻辑之前，凭直觉，一定会认为他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不精通法律怎么能成为优秀律师呢？难道对法律一窍不通的人能成为优秀律师吗？而且通常优秀律师也是因为他对法律精通呀！可是在学了逻辑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个推理是不合逻辑的，犯了‘中项两次不周延’的错误，因而推不出必然真的结论。

由此可见，对语言表达的逻辑分析，除要有事理分析外，还要掌握一定的逻辑思维的工具、方法和规则，才能对一些复杂的判断和推理作出科学的逻辑分析，也才能更好地把逻辑、语法和修辞结合起来，提高我们的综合分析能力。

二、逻辑分析与语法分析的关系

人通过思维活动获得的结果为“思想”，而表达思想的工具是语言，用语言表达思想的方式叫言语，即说话和写文章。逻辑和语法则分属两个层面，逻辑管思维和思想层面，语法管语言和言语层面。一般说来，在思维层面上，概念是否明确决定用词是否准确，判断是否恰当决定句子是否通顺，推理是否合乎逻辑决定说理论证是否严谨有说服力。语言学家吕叔湘认为：“一般地说语法要服从逻辑，一句话不但要有适当的结构，也要事理上讲得过去，才算是通。”《语法修辞讲话》语言学家高名凯认为，语法结构规则不能脱离逻辑基础，如复句里用“因为，所以”，为了表达逻辑上的因果关

系的推理。《语法和语法教学》雪当我们手中既有了逻辑工具（概念、判断、推理方法及规则等），又有了语法工具（词性、短语、句子及其成分等构成规则），那应如何分析具体语句呢？

在对语言表达的逻辑分析中，概念分析是最基本的逻辑分析。概念的语言形式是词和短语。概念要通过语词表达，但并不是所有的语词都表达概念，如助词、叹词等没有实在所指的词不表达概念。同一概念可以表达为不同的语词，同一语词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在语言表达中，逻辑上对概念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明确地使用每一个概念。如果概念不明确，就会影响意思的准确表达，以致造成判断或推理的失误。在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中，常会出现因概念岐义造成的纠纷。例如，北京丰台法院某法庭曾判过一起案子：

当事人张某和高某是邻居又是同事，两年前，张某向高某借了１４０００元。今年７月，张某归还高某部分欠款后向高某打了借条。在借条上，张某写道：“张某借高某人民币１４０００元，今还欠款４０００元。”可是张某一直未再还款，高某便将张某告到法庭，诉称张某尚欠其余款１万元，请求返还。但是，张某声称只欠原告４０００元，认为欠条上写的意思是“还有４０００元欠款未还”，而原告高某认为是“还了欠款４０００元”。

这起案子中，双方因对一个“还”字的不同解释发生纠纷，旁观者谁也说不清真相。原因在于双方用了一个因不同词性可作两种概念理解的词，而且没有在表述上明确其确切含义。如果把“还”字作为动词使用，就是“已还了４０００元”，如果把“还”字作为副词使用，就是 “还有４０００元未还”。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语法上关于词性的变化，直接影响着逻辑上能否明确表达一个概念，而概念的明确表达，又需要在确定的意义上使用一个词。这实际是一个古老的逻辑原则，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方逻辑之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把一个名辞的多种意义加以考察是有用的，一方面是为了澄清，同时也是为了确保我们种种的推理是以真正的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仅仅从事于所用的名辞。”《论辩篇》还说：“对于一个歧义的名词或歧义的表述，一个人答辩应当像下面的这种样子，说‘在一种含义上它是这样，而在另一种含义上它不是这样’。”《辩谬篇》在现代生活中，由于有意或无意，在推理或论辩过程中，使用一个歧义词而影响交际、破坏合作、造成损失的现象，并不少见。

通过以上关于概念与词性关系的分析可以说明：把逻辑分析与语法分析结合起来，不是能把

问题说得更清楚、更透彻吗！

关于判断的分析，我们先举一个用主谓句表达的性质判断来看：

对上例的语法分析，还可有成分分析：主语是由定语“古老的”和中心语“西安”构成的偏正词组；谓语是由判断动词“是”加上由定语“中国的”和中心语“历史名城”构成的偏正词组而构成的合成谓语。再从词性与成分的关系看：主语的偏正词组是由形容词作定语修饰名词的中心语，谓语的偏正词组是由名词作定语修饰偏正词组的中心语。根据以上对句子、成分、词性的分析，再看其搭配结构是否符合语法规则。

逻辑分析则是从概念的外延和判断的真假上作出分析，从而判定该语句是否合乎逻辑。

首先，这是一个性质判断类型中的单称肯定判断，是由主项“古老的西安”和联项“是”以及谓项“中国的历史名城”组成。从主项与谓项的外延关系上看，属于真包含于关系，即两概念之间，前者外延包含在后者外延之中，并且小于后者的外延。根据性质判断的真假可以由其所包含的主、谓项外延关系来判定的规律（见教材４３－４４页），即可确定上述判断为真，因为规则表明：主谓项外延关系为真包含于关系时，全称（包括单称）肯定判断为真。根据这种分析，该判断逻辑上可以确定为真判断。

如果将该判断的主谓项互换表达为：“中国的历史名城是古老的西安”。那么，其主谓项之间则为真包含关系。根据上述逻辑规则，不能构成真的全称肯定判断，因此，这个判断在逻辑上是假判断。如同一个古老的话题：“凡金子都是闪光的。不能认为：凡闪光的都是金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判断在语法结构上并没有错误，只是主语和谓语互换了位置，但都违反了逻辑规则。可见，对语言表达的分析，逻辑是不可缺失的。

又如，用复句表达的联言判断：

从语法分析上看，不但要看每个单句本身的语法结构，而且还要考虑递进连词“不但，而且”所要求的“语序”。如果将单句前后颠倒过来，就会不合乎事理，也不符合递进连词的语法意义。从逻辑分析上看，不考虑递进连词的语法意义，只根据联言判断的逻辑性质，判定其真假。联言判断的真假判定规律，逻辑上用一个真值表显示（见教材５７页），即“一个联言判断，只有在其支判断都真的情况下为真”，与支判断的顺序无关。用符号可以表示为：“ ｐ且ｑ”与“ｑ且ｐ”等值。因此，语法上的并列、递进、转折等复句，都属于联言判断范围，因为都具备断定几种情况同时存在的联言性质。由此可见，在对语言表达进行逻辑分析时

，必须结合语法意义，才能符合语言表达的实际，也才能揭示出语言表达的真正内涵。对一个复句（复合判断）而言，逻辑解决真假问题，语法解决表达类型问题，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作到对语言表达在两个层面上的综合分析。

三、逻辑分析与修辞手段的关系

关于修辞与逻辑有什么样的关联，也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表面上看，修辞的许多手段，如夸张、反语、重复等都不合逻辑，甚至有的不合语法，但是，透过表层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每一个能有最佳语言效果的修辞语句，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及深层的逻辑联系。鲁迅早就讲到，要把“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夸张，说成“广州雪花大如席”，就是修辞失误。因此，仅从表面看就认为修辞与逻辑无关，甚至是反逻辑的，是不符合修辞规律的。如果修辞可以乱来，没有其内在的合理性，那么修辞将不成为修辞，不但不能增强语言表达效果，而且会以辞实义，降低语言表达的质量。如说“飞流直下三千尺”，也是因为事理上如果有这样的高度，飞流是可以达到的。要说“三千丈”也未尝不可，更加强调飞流的气势。如果说成“飞流直上三千尺”，读者将不知所云，“飞流”如何能“直上”？另外，有些看似不合逻辑的说法，却有其语源上的依据，如有位修辞学者说到：“从字面上看‘救生’ 符合逻辑，‘救死’好像有些不合理了；因为需要‘救’的，是生命而不是死亡。有的语言工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反逻辑’构词，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救死’是以反逻辑的表象出现的合逻辑的构词，它要求接受者越过表层的不合理，去追寻深层的合理。”谭学纯《广义修辞学》雪因为“救”的本义是“止”，成语的“抢薪救火”；“救”还有“助”的意思，《左传》中有“楚人伐宋以救郑”。“这种相反相成的语义，使得‘救’既可以‘救死’也可以‘救生’”。可见，修辞决不是任意而为的，必有其内在的合理依据，因此，最好的修辞，也必是最好地体现了内在的逻辑联系。

基于以上的认识和分析，我认为，反映思维规律的逻辑，与构造通顺语句的语法和追求最佳语言效果的修辞，从深层意义上说，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任何矛盾。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紧密关联，哪一方面都不可缺失，缺失了哪一方面都会影响语言表达的质量。思维的逻辑性是语法和修辞的基础以及最终依据。逻辑对语言表达具有根本性意义，可以说，逻辑是在思维层面上统领语言表达的圭臬。如果掌握这三方面的知识和规律，并对三者关系有所把握，将会进一步提高我们读、写、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