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农民医疗保健支出行为看农村医疗保健融资机制的选择
从中国农民医疗保健支出行为看农村医疗保健融资机制的选择
平新乔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No. C2003017 2003年7月14日
从中国农民医疗保健支出行为
看农村医疗保健融资机制的选择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平新乔
2003年2月18日
e-mail：xqping@https://www.wendangku.net/doc/7d3462137.html,
电话：62754798（o）
摘要
我们是在一个市场环境中考察财政融资或医疗保险可能会对农民的医疗开支产生什么效应，这些效应又在何种程度上会影响财政平衡？本人绕过了关于农民对医疗服务与药品需求量的度量，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可以根据消费者的货币支出量，支出比率，价格与收入，来估算需求的自价格弹性。我们发现,中国财政对卫生的公共支出占全国卫生总支出的比率，已到了世界最低行列！中国占人口80%的农民在非公共卫生支出中只占不到20%！中国西部（11省、区）的农民的医疗卫生负担与东、中部农民相比，呈累退趋势：越穷负担越重！中国农村居民对医疗价格与药品价格的弹性为负，卫生支出对收入的弹性为正，因此，引入保险机制与财政补贴，会产生医药开支的膨胀，膨胀系数为0.863！中国西部农民对医疗服务价格的需求弹性显著，为负，且小于-1；中国东部农民对药品价格的需求弹性显著为负。在补助医还是补助药上，西部与东部应该采用不同的融资方式。计量结果表明,西部农民的看病、买药决策显著取决于收入水平；而在东部地区，这一关系不显著。财政支出在东部已经起到了降低农民医疗负担的功效；而在西部农村，则尚无这方面效果。
作者感谢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的资助,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海闻教授在研究过程中的支持与帮助。王健博士,CCER的郝朝艳、蒋承、彭云峰同学都在数据与资料整理上提供了帮助，作者深表感谢。文中一切错误，由作者负责。
从中国农民医疗保健支出行为
看农村医疗保健融资机制的选择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平新乔
一、导言
中国农民缺医少药问题是近年来理论界与决策部门关注的焦点之一。而问题的症结是，由谁来出钱看病买药？如何出钱？即医疗保健的融资机制该如何选择。从世界范围看，关于医疗保健支出的资金来源，不外乎三个：政府出钱，这是政府财政对居民医疗支出的补贴或对卫生事业的直接拨款；保险公司出，指由个人或政府向保险公司在医疗保健上投保，或由政府与个人共同投保，来分散医疗支出的风险；三是既非财政，又非保险，而是由居民自己直接掏腰包（out of pocket）。中国目前农村医疗之所以出现危机，其原因很显然：财政弱，无保险，医疗支出的负担直接落到了农民身上。
解决中国农村医疗保健支出的融资机制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政府财政究竟应该在居民医疗支出中占到多大的比重？如果由政府掏钱，这笔公共开支又从哪里筹措？政府对农村医疗保健的支出，究竟应补贴医，还是该补贴药？政府应补贴机构，还是该直接补贴给农民个人？若由政府出面，引入保险机制，又如何避免在发达国家已经尾大不掉的社会医疗保险开支攀升，社会保险账户入不敷出的难题？
近年来不少学者与专家已提出了重建20世纪60—70年代曾在中国农村曾及过的合作医疗保险机制的建议，政府有关部门也在积极推动这方面的种种试验。然而，应该看到，出现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有其大环境的支撑。那时的大环境是，农村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城市则是产品经济，政府财政主导一切，各级政府有财力控制个人的医疗总支出。而今天的大环境则是市场经济，财政，尤其是地方政府财政，与其支出需要相比相对地变弱了，并且医疗药品行业已经市场化了，农民自主性与流动性也大大超过20—30年前了。在这种变化了的前提下，一种合作性的医疗保险机构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比20—30年以前更强的机构组织力，需要对应农民对于医药市场的行为，需要对应农民处理风险的态度。简单地重复过去，是没有出路的。
而为了设计中国农村医疗保健融资机制，就必须了解农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在“价格——收入”这一市场环境中所作出的各作反应。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中，中国农民的看病买药行为，必定要受价格与收入这两个基本经济变量的影响。由医药价格与收入所决定的农民对医疗的需求行为，乃是我们考察引入财政或保险融资机制所会产生的后果的出发点。本项研究便是基于农民医疗保健支出行为的实证研究。
关于农村居民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以及与此相应的农村医疗保健融资机制的选择，近10年来在国外有大量的研究。1997年3月，在世界银行关于。“保健融资中的制度创新”的研讨会上，G. Schieber与A. Maeda（1997年）、B. Jonsson 与P. Musgrov，S. Kboman等都深入讨论了政府财政、保险公司与个人医疗支付这三种融资方式对于解决农村医疗支出困难的利弊，当然，他们的分析重点在融资机制上，而缺乏对农民就医买药经济行为的实证分析。2002年夏季号的《兰德经济学杂志》（Rand Journcl of Economics，Summer 2002）结集发表的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于2000年召开的“医疗保健的产业组织”研讨会论文中，N. Pavcnik关于政府对医药行业监管的效应分析就基于居民需求对价格的反应分析。Picone-Chou-Sloan关于医院转向盈利目标后对病人的效应，同样是基于对消费者（病人）的行为分析。而在居民对医药的需求函数的实证研究领域，最为基本的需求弹性的估计方法，乃是基于Ellision-Cockburn-Griliches-Hausman的“条件弹性”（Conditional elesticities）概念（见S.F.Ellision，I.Cockburn，Z.Griliches，J.Hausman，1997年），这是以消费者对某项医药服务的支出为条件，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弹性的估算。
在Ellisin-Cockburn-Griliches-Hausman的“条件弹性”估算方法中，其关键定义是{r/p}。这里，r为医药供给方所获得的收入，p为医药的加权平均价格，用（r/p）可以大体测定需求量q。由于医疗与药品细类繁多，对需求量q 的测算历来是经济学家感到棘手的难题。掛号、拍片、注射、手术等项服务根本不同质，不同的药品也无法按同一量纲进行加总，因此，Ellision-Cockburn-Griliches-Hausman的方法确实在研究医疗服务的需求函数问题上推进了一大步。近来，N. Pavcnik（2002年）对德国居民关于医药的需求行为的研究，就是沿用了上述关于需求量的测定方法。
然而，如果我们拥有农民对就医买药的支出（货币量）的信息，能否绕过需求量q，而直接去寻找需求弹性呢？因为，对于选择最优的农村医疗保健融资机制这一目标而言，最为关键的参数是需求弹性（包括需求的价格弹性与收入弹性）。如果我们找到了需求弹性，则对于引入政府财政补贴、或引入保险机制后农民对就医买药的支出反应的估算，就迎刃而解了。
因此，我们实际上面临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为了选择中国农村医疗保障的融资机制，我们必须尽可能精确地估算农民对医药服务的需求弹性；第二，在实际数据只提供农民就医买药的货币支出量（记为e）而无法直接找到需求量q的前提下，能否找到一种方法，绕过q，直接估算农民对医药服务的需求弹性？
对上述两个基本问题，本文提出了解决的方法。本文的贡献有以下五点：（1）文中证明了，只要消费者不是处于均衡最优的环境中，则在理论上我们是可以用支出的货币量与价格、收入的统计数据，绕过需求量q，直接估算农民看病买药的需求弹性（包括价格弹性与收入弹性）的；（2）我在对中国农村1997-2001年农民医疗支出的数据分析后发现，总体说来，中国农民在就医、买药的决策时，是非常在乎价格的，价格弹性为负；在就医（选择不上医院）时，价格弹性不但为负，且绝对值大于1；收入弹性接近于1。（3）按本文分析，既然农民对医疗药品的需求绝对是受制于收入与价格的，所以一旦引入无自担部分的医疗保险，在农民人口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农村的医疗总支出会膨胀1倍左右。因此，一种较优的融资机制，可能是应由农民与政府共担成本的保险机制。（4）中国农民医疗的需求行为，在西部与东、中部之间呈现出很大的差别。在西部11省、区（除西藏外），农民看不看病，绝对受制于收入，收入弹性显著，对就医的服务价格敏感（弹性为负1以下）；而在东部，尤其是上海、北京、天津郊区农民，对药品价格极为敏感（弹性值为－10以下），而对医疗服务价格则并不敏感，收入弹性也不显著。这意味着在医疗保健的融资方式选择上，我们应考虑地区差别；（5）本文的计量分析表明，财政对医疗卫生的支出，在东部已明显造福于农民，而在西部则农民尚未显著受益于政府财政对医疗的支出。这里的区分指标是：农民的医疗支出是否由于政府对卫生的支出而有所下降？
在以下的几节里，我们就逐项给出分析结果：第二节先就中国在世纪之交（1997年—2001年）对医疗支出的融资结构与农民的医疗负担，作一概述；第三节给出我们有别于Ellision-Cockburn-Griliches-Hausman方法的估算医疗需求弹性的方法，并就中国农民在1997—2001年对就医买药的需求弹性，作出一个全国性的估算；分地区的弹性估算在第四节内进行；第五节基于三、四两节的计量结果，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障的融资机制选择，提出作者的政策建议；最后，第六节总结全文，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中国医疗支出的融资结构与农民的医疗负担现状
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之中。就医药费支出的融资结构而言，目前既保存了原计划体制下的财政支出与非市场的对国家企、事业职工的医疗保障，又将广大农民置于自掏腰包的医疗融资方式下。
具体说来，中国卫生支出的融资结构与农民的医疗负担现状，具有以下六个
特征：
（一）政府财政的卫生支出占卫生总支出比例远低于国际水平。
表一给出了1995—2000年中国卫生总支出的融资结构。其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指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用于卫生事业的财政预算拨款，这部分资金主要给予各种公立医院与政府卫生管理部门，农民可间接地从中受益。社会卫生支出实质上是计划体制下公费医疗保险支出的继续，农民是基本上无从受益的。个人卫生支出即城乡居民自掏腰包的卫生支出，农民与非农居民的支出合在一起，而实际上农民的支出只占这部分的四分之一左右。
表一：1995—2000年中国卫生总支出构成
（单位：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鑑》（200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784页。
运用表一给出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与国有企事业所支出的卫生费，在1995年达50%，在1996年达45.7%，在1997年达44.12%，在1998年达42.2%，在1999年达40.9%，在2000年达39.41%。也就是说，财政与国有企事业在全国卫生费用支出的融资结构中在6年内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反映了市场转型过程中财政对卫生的支持力度明显减弱的倾向。如果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财政与国有部门对卫生支出的融资比例显然太低，1996年，美国政府财政对卫生的公共支出占全国卫生支出的44%，这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比例最低的。在英国，政府对卫生支出在卫生总支出中占到84%，法国占到78%。在亚洲，1990年，财政对卫生的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也到48.36%。①而中国在世纪之交，这一比例已降到40%以下。应该指出的是，我们是将中国的“社会卫生支出”（其实是非财政支出，它是由国有企事业单位支出的。）算入公共卫生支出，才有上述结果的，如果减去这一块，则在2000年，财政的卫生支出只占中国卫
注①、②：资料来源：OECD Health Database，1996年。转引自（1997年）B. Jonsson与P. Musgrove：“Government Financing of Health Care”第47—48页。网址；Worldbank. org。
生总支出的14.89%！这在当今世界，是属于最低一档的国家！须知，在撒哈拉沙漠之南的非洲诸国，这一比例平均也达58%！②
（二）、农民在全国卫生融资结构中严重受歧视
再看农民自掏腰包的卫生支出，据《中国统计年鑑》（1998—2002年）各年数据，我们算出，每个农民每年的医疗卫生支出，1997年为66元，1998年为72元，1999年为75元，2000年为97元，2001年为104元（见表二）。
表二：中国农民的卫生支出（1997—2001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鑑》1998—2002年各卷。
将表二里中国农民每年卫生总支出与表一的数字相比照，不难发现，农民的卫生支出占当年全国卫生总支出的比重，1997年为16.41%，1998年为15.85%，1999年为14.72%，2000年为17.37%。如果在全国卫生支出扣掉对财政对公共卫生支出（假定农民与城镇居民公平分享这一笔公共支出，当然这个假定也不合理），在全国卫生支出中，在1997年，农民的卫生支出，也只占19.4 %，1998年占18.77%，1999年占17.39%，2000年占19.96%。这就是说，占80%的中国农民在非公共卫生的消费中，只占20%不到。
再看非农村的城市居民的个人卫生支出（见表三）。减去表二中当年农民对卫生的支出后，可从表一里最低一栏中获得剩下的城镇居民自费的卫生支出数据。城镇居民所享受到的政府财政补贴与公费卫生保险支出之和对于自费卫生支出之间的比率，尽管从1997年的4/5，下降到1998年的3/4，再降到1999年与2000年的2/3，然而，与农民完全自掏腰包看病买药相比，城镇居民仍是优越的，
农民显然无从享受这相当于自己腰包的从32到5
4的规模的卫生保健补贴。（见表三）。
表三：中国城镇居民卫生支出的融资构成
（三）、政府财政对农民卫生支出太少
我们用两个指标来度量政府对农民在卫生上的支持，一是按人口平均的各省财政对卫生事业的拨款，二是按人口平均的全国财政对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这样做仍然是假定农民与城镇居民是均等地受益的，尽管如此，如表四所示，与农民自掏腰包的人均卫生开支相比，财政开支（按人口平均）仍然太少。因为地方财政的卫生支出与“公共卫生支出”基本上是重合的，我们不能把（a）项与（b）项相加，因此，我们分别计算了（a）项与（c）项的比率，以及（b）项与（c）项的比率。
表四：中国农民卫生支出的融资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鑑》（1998—2001年各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2001年各版。
从比率上看，农民在1997—2000年中的间接享受到的政府财政对卫生的拨款，大体上相当于农民自掏腰包就医买药开支的60%左右。但是，应当看到，第一，城镇居民也可以享受到至少等于这一规模的公共开支（因（a）栏与（b）栏是按人口平均的）；第二，地方财政的卫生开支与“政府的公共卫生支出”这两项基本上是拨给政府卫生部门，或补贴给医院的，不能直接缓解农民无钱就医买药的困难；第三，政府财政支中没有专门项目（除民政部门少量开支以外）直接用于支持农民，尤其是穷困农民就医买药的费用支出。
（四）、在农民医疗卫生负担上，中国的东中部与西部之间
存在着一种累退的倾向。
医疗开支对收入的比率，好比一种税收负担，由于看病买药的开支不一定与收入增长呈正比关系，因此，收入较高的中国东部、中部农民与西部11省区（除西藏外，由于数据缺失）的农民，在医疗卫生开支/收入比率上，呈现出累退的倾向。
如表五所示，若看（医疗卫生开支/收入）之比，全国农村5年平均为3.54%，西部地区为3.9%，东中部19省、市则平均5年为3.33%，西部的相对医疗负担要高于东、中部农民半个多百分点。即在卫生开支负担上，中国农村是存在着累退倾向的，这既有悖于水平公平原则（同一收入水平的不同人群，应承担相同的负担），又有悖于垂直公平原则（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应承担不同的负担，负担应与收入变化呈正比）。因此，在卫生开支上，政府财政应该进一步向西部农村与西部农民倾斜，体现公平原则。
表五：中国农民医疗开支对收入的比率
（1997年—2001年5年平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鑑》（1998—2002年各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2002年各版。
（五）、无论从人均卫生开支与收入比率看，还是人均卫生开支与人均GDP
比率看，中国农村的卫生开支与国际标准相比，都相差甚远。
1990年，卫生开支／GDP 的比率，在发达国家相当于10
1，OECD 国家平均为9.2%，东欧国家为3.6%，发展中国家为4.7%，全世界平均为8%。③而加上财政对卫生的开支，中国1990年这个比率为3.5%。我们从表五中可以读出，若拿农民自费的卫生支出与人均GDP 相除，则卫生开支／GDP 在当今的中国农村只有1%左右；即使加上表四中列出的政府财政对卫生的开支（表四中的（a ）栏或（b ）栏），在2000年，中国农村的卫生开支／GDP 之比率，仍不到2%！这个比率是1990年时世界最穷国家的数字。
注③：资料来源：转引自B. Jonsson 与P. Musgrove ：“Government Financing of Health Care ”，（1997年）第
（六）、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领域具有相当大的保险市场发展空间
从表二、表四、表五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民每年人均的医疗卫生支出至今在100元左右，在最近的5年中，每年平均接10元的幅度上升。按三~四口人之家的规模，每个农户每年的卫生开支为300—400元左右，这笔开支平均起来，农民是可以承受的，因它只占家民收入的4%不到（见表五）。为什么不足收入4%的医疗负担会造成许多农民破产呢？原因是生病风险会随机地落到少数农户身上。因此，若能引进保险机制，平均的医疗成本对农民来说并不高，在这样的前提下，若政府组织或协同保险公司，或由政府出面组织社会保险机构，既是可行的，又具有潜在的效率得益。
然而，一旦农民进入医疗保险，必然会发生卫生开支扩张的道德风险。由此会引发三个问题：（1）如何设计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coverage），从而避免保险过度的问题？（2）如何在政府与农民之间找出保费分担的均衡点，既让政府有效地解决极贫国的农户的卫生支付问题，又能避免医疗成本迅速膨胀的恶性局面？（3）政府财政与保险机构应如何建立关系，以保证财政对卫生的支持会真正落到或集中到贫困又需医的农户身上？
为了回答以上三个问题，就需要研究中国农户的就医买药的需求行为的基本特征，而这正是下面第三节与第四节的任务。
三、中国农民总体对医药的需求弹性
对需求函数及需求弹性的计量经济研究，一般需要两方面的数据：价格与需求量。但农民就医买药会面临许多极其异质的医疗服务与服务价格；药品品种繁多，又相互相克或相容，若按药剂分量加总求需求量，是极不科学的。《中国物价年鑑》上有11种医疗服务的价格表与全国36个大中城市关于这11种医疗价格的数据，但那不是农村的医疗价格数据，并且，又没有相应的需求量。
我们现有的与农民就药买药的需求有关的数据，是人均医疗卫生的年支出量（e），而这是价格p与需求量q之内积（e = p·q , 其中p为向量，q亦是一个向量。）。与此同时，《中国统计年鑑》上提供了三种医药价格分省、市、区的
数据，即医疗服务价指数（记为P
h ）、药品价格指数（记为P
m
）与保健品价格指
数（记为P
g
）。这一节，我们首先证明，在一定的假定下可以绕开需求量q，直
接从农民对医疗卫生的支出量e（货币量）医疗价格（P
h ，或P
m
，或P
g
）与农民
收入（y）中，估算出农民对医疗卫生的需求价格弹性与需求收入弹性。
（一）、从支出量e到需求弹性E。
考虑消费者对卫生保健的支出（货币量）
46页。网址World Bank、org。
e=∑=3
1i i i q p (i=1，2，3) (3.1)
如果消费者的收入（y ）等于该卫生支出（e ），即如果y=e ，并且消费者处于静态均衡，则由支出函数的基本性质，可得
h i i
q p e =?? （3.2） （3.2）式中的h i q 为希克斯需求函数，h 表示希克斯（Hicks ）需求的记号。
但在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中，农民的可支配收入y 显然不等于其对于卫生支出的货币量，消费者并未达到预算平衡点。从而，使（3.2）式成立的必要条件不具备，我们就不能运用包络定理来断定0p q i
i =??。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观察到的需求函数关系，求其弹性并不要求y=e ，也不一定要以消费者处于静态均衡为先决条件，由此出发，我们让（3.1）式两边对P i 求偏导，可得，
i
j i j j i i i i i p q p p q p p e ??+??+=??∑≠q i q =
j i j i j p p q ??+∑≠ （3.3）
（i ，j=1，2，3）
再在（3.3）式两边同乘上??
? ??e p i
，便有 []???
????????? ????++=??∑≠e q p p q q p E 1e q p p e e p j j i j j i i j ii i i i i （3.4） (i ，j=1，2，3)
令e
q p i i 为消费者对第i 种卫生商品的支出占支出e 的比例，记为S i ，则（3.4）可以写成
e p i ·[]ij i
j ii i i E (E 1S p e ∑≠++=??·)S j （3.5） (i ，j=1，2，3)
在（3.5）式中，E ii 是卫生商品i 的自价格弹性，E ij 是卫生商品j 对i 价格的交
叉价格弹性。显然，上式右端第2项是交叉价格弹性的加权和，权数为支出于卫生项目j 的货币量占卫生支出之比重S j 。
如果对不同商品与服务之间的交叉价格弹性项不存在，则（3.5）就变为 ()()()ii i i
i i E 1S P e P P ln d ln d +=??=e e （i=1,2,3） （3.6） 这样，一旦我们知道S i 的信息，就可以求出i 的自价格弹性： ()()1lnP d lne d S 1
E i i ii -??
????= （i=1,2,3） （3.7） 公式（3.7）说明，在交叉价格弹性为零，或ij i j j E S ∑≠为零（i 以外商品关于
P i 的加权交叉价格弹性恰好相互抵消）的条件下，我们若拥有关于S i 、e 与P i 的信息，就可以绕过需求量q i 的测定，直接求出需求的自价格弹性。
我的这一方法与Ellision-Cockburn-Griliches-Hansman 的“条件弹性”估算方法的区别，就在于我多引入了一个“交叉弹性加权和为零”的限制。Ellision-Cockburn-Griliches-Hansman （1997年）的研究目标是考察医疗卫生行业内不同产品与服务间的竞争关系，他们要寻找的数值正是交叉价格弹性，因此不可能设交叉价格弹性加权和为零。而我在这里要寻找的只是自价格弹性，并不考虑相近的医疗卫生服务之间的竞争关系。从而抽象掉了交叉价格弹性。这样做当然不尽合理，如果有分类的卫生保健支出的数据，我们应采取Ellision-Cockburn-Griliches-Hausman 的方法。
至于卫生支出总量e 对收入y 的关系，由于我们的关系只是可支配收入y 变化对卫生开支的影响，因此可以直接求卫生支出e 对y 的弹性，即
()()e
y y ln d e ln d =·dy de （3.8） 只是要记住，式（3.8）是个人卫生总支出对于收入的弹性，而不是某一项卫生服务需求量对收入的弹性。
我们的计量模型便是以（3.7）式与（3.8）式为理论基础。基本的估算模型为：
()()()()()()it it G it y it g,g it m ,m it h,h o it εG ln βy ln βP ln βP ln βP ln ββe ln ++++++=（3.9） 公式（3.9）中，βo 为截距，脚标（i,t ）分别为地区（省）与时间（年），脚标
h 表示医疗服务，脚标m 表示药品，脚标g 表示保健品，y 表示农民可支配收入，G 表示人均GDP ，it ε是随机扰动项。显然，这是一个基于面板数据（Panel Data ）
的估算模型。
（二）数据
估计所依据的数据全部取自《中国统计年鑑》1998年—2002年各卷。在“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我们得到各省、市、自治区自1997年至2001年的
药品价格指数（P
m ），医疗保键服务价格指数（P
h
）与保健器具及用品指数P
g
；在
“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现金支出”中得到农民人均年卫生支出e 与每人年纯收入y；同时，不难获得分地区的人均GDP与分地区的地方财政对卫生的公共支出（记为pube）数据。由于西藏自治区的数据在1997年与1998年有缺失，为了建立平衡的面板数据，我删掉了西藏的数据。这样，共获得三十个省、市、区时间长度为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观察量为150。
三个价格数据（P
h ，P
m
，P
g
）是分地区的，每个价格变量实际上某地区城乡
平均的医疗卫生服务价格，而并不专门指农村的医疗卫生物价。由于缺乏专门的农村医疗价格指数，更由于农民通常也是进城看病、住院、买药的，所以，用分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价格数据作为农民所对应的价格，也是大体贴切的。需要指出的是，每一个价格变量都只是一个环比的物价指数（以上一年为100），这也不悖于需求弹性的估计要求，因弹性的要义在于变量的变化率的比较，而不是变量本身的量纲。由于到2001年医药价格指数才细分为中、西药两种，我们取2001年的中药价为“药品价格指数”，与1997年－2000年的药品价格对齐。
（三）、估算结果
为了尽可能地剔除内生性，我们分别用了“固定效应（fixel effect）”模型与“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在两种模型中，又分别试了“一维”（控制地区间变量）与“两维”（同时控制“地区”与“时间（年）”这两个变量）两种回归方法。
关于式（3.9）的估算结果列于表六与表七之中。
表六：全国模型（1997－2001年）（二维随机效应模型）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表七：全国模型（二维固定效应模型）
（1997－2001年）
被解释变量：ln （e ）
注：**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表六与表七的估算结果都不强动，除了人均GDP 在两个模型中显著通过t －检验以外，三个价格变量（P h ，P m ，P g ）与收入变量y 都示能通过t 检验，若只
看β值的符号，两个收入变量（
lny 与lnG ）的系数符号为正，这是正确的，而三个价格变量的系数符号有两个为正，这似乎方向有问题。
然而，只要我们运用公式（3.7），则应有
1βS 1E i i
ii -= （i 为h ，m 或g ） （3.10） 我们根据赵郁馨（2000年）的研究成果，将1996年至1998年中国医疗服务费与药品费的结构进行平均，并将“零售药品”权代“保健品”，就大体可以确定，在上世纪末的中国，医疗服务费占整个医疗卫生支出的比例为0.4188，即S h =0.4188，药品费的相对比率（S m ）为0.5029，而保健品的比例为0.0783④。这
样，就可以大体计算出对三个价格的需求弹性（见表八）
表八：全国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弹性（以表七为基础）
（1997年－2001年）
注：这里只计算二维固定效应模型的弹性值。
*表示其显著性达到10%。
从表八里我们可看出，中国农民在世纪之交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大体上是一种
④ 赵郁馨：《1998年中国卫生总费用测算结果与分析》，载于《卫生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
市场行为：医疗服务价格主要是指看病、住院、手术的价格，这个价格上升1%，
则农民去看病的概率会降1.09%；换言之，即使市场上P
h
不变，若政府与保险机
构让农民少出一半的医疗药费，则后果是这方面的需求会增50%，由于P
h
不变，最终会导致医疗支出增50%。
再看农民对药品需求和价格弹性，也为负（正确），只是绝对值小于1，说明药品是一种弹性不足之商品，同上理，如市场上的药价不变，由于保险使农民可以报销药费50%，则农民的药费总支出会膨胀（0.5×0.7=0.35）35%左右。
由于卫生支出对收入的两个弹性E
y 与E
G
两者之和为1左右，这说明收入上
升会使农民的医疗开支同比例上升。它隐含着这样的后果：如果财政给农民每人补100元（即让农民人均收入增5%左右），则医疗总支出大体只会膨胀5%左右。
由于保险是主要影响农民实际所面临的价格，而财政转移则主要会影响农民的支付能力，从选择医疗开支膨胀后果轻一些的角度分析，在当今的中国，可能仍是加强政府财政对农民的医疗资助这一政策取向更加合理一些。
因此，从全国农民需求函数分析，在医疗保障的融资机制选择上我们得不出重保险、轻财政的结论。
四、不同地区的农民在卫生需求
弹性上的差别及其含义
第三节只分析农民在就医买药方面的全国性的行为，这一节我们来比较中国西部11省、区的农民行为与东部（只选上海、北京、天津三市和郊区）农民行为。由于随机效应的回归结果大都通不过Hausman－检验，这里，我只报告二维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表九与表十分别列出了西部11省、区农民与东部三大城市郊区农民关于医疗卫生的支出与各个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为了比较财政支出对于农民就医买药行为的影响，我在估算模型的右端加进一个新变量，即人均（按地区人均）地方财政卫生支出（记为Pube）。
表九：中国西部农民就医买药行为模型
（1997年－2001年）
注：* 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 水平上显著；
表十：东部三大城市郊区农民就医买药行为模型
（1997年－2001年）
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如果我们拿表九、十与表七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将数据分块后，农民对卫生的人均支出e与价格与收入的关系就更为清晰了。首先，从西部农民的行为（见表九）中，可以发现，农民在决定是否上医院看病时，是显著地在乎价格的：
（ln P
h ）的系数β
h
在10%的水平上通过t检验）；其次，西部农民在就医买药的
开支上显著地受制于可支配的现金收入（因ln（y）的系数β
y
在5%的水平上显
著），而在东部则不然；再次，东部三大城市郊区农民对医疗服务费（P
h
）、药品
价格P
m 的反应为负（β
h
与β
m
均为负），这是典型的市场行为，尽管β
n
与β
m
都
不显著。第四，在西部，政府财政对卫生的公共支出不影响农民的卫生支出，而在东部，“pube”的系数为-2.9385，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东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已起到了降低农民卫生开支的作用，即政府已明显地在卫生事业上造
福于民了，而在西部，则农民尚未在卫生上受益于财政支出。
如果在回归模型中去掉“pube”，重新返回模型（3.9），并拿西部的二维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与东部三在城市郊区的一维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相比照，则地区差异就更有意义（见表十一与表十二）。
表十一：西部地区的二维固定效应模型
（1997－2001年）
* 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表十二：东部三大城市郊区的一维随机效应模型
2001年）
（1997－
注：*指在10%水平上显著。
比较表十一与表十二，不难发现，西部与东部农民在看病就医买药决策上存
）显著敏感（在10%水平上显著），而在相当的差别：（1）西部农民对医疗费（P
h
反应不显著；（2）西部农民医疗支出明显受制于收入（在10%水平东部农民对P
h
不显著；（3）上显著，而东部农民医疗支出已不因其收入水平而显得局促，因β
y
东部农民很在乎药品价格（P
）（在10%水平上显著），而西部农民则对药品价格
m
反应不敏感。当然，由于我只选东部三大城市郊区，一年只有3个观察值，观察量规模小（共15个）影响了模型估计质量，使F值与Hansman值受到损害。但
模型十一、十二之间的差异与表九与表十之间的差异是一致的，说明在农民卫生支出上，东、西部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些实质性的差别。
我们以表十一与表十二为基础，来估算东、西部农民对不同医疗卫生服务价格的需求弹性与收入弹性（见表十三）。
表十三：东、西部农民对医疗卫生的弹性估算
1997－2001年
注：*表示其显著性达到10%；
在表十三中，东部三大城市郊区农民对保健品的需求弹性值方向错误，数值也怪异，但保健品的开支比例很小，这不值得重视。东部农民非常在乎药品价格
P h ，对P
h
的弹性值为负，这就提醒我们，一旦在东部的药品开支让农民保险，则
药费开支会猛增。西部农民对三种医疗卫生价格的弹性值方向均正确，并且E
h
是富于弹性，这说明，一旦在西部农村让农民住院享受保险报销，则医疗开支会大增。另外，西部农民看病买药明显受制于其收入。但是，表十三非常明确地告
诉我们，经济发达了，不一定会产生医疗费膨胀，因E
G
无论是在西部，还是在东部，都为负值。
五、农村医疗保健融资机制的选择
第三、四节都是对农民自掏腰包的就医买药行为所作的分析，但它却为我们分析农民在不掏腰包或少掏腰包条件下的行为提供了某些透视。
首先，如果当今农民的卫生支出完全由政府或某种社保机制来承担，那么，中国农民的医疗卫生支出会膨胀多少？政府要拿出多少钱来？我们应从保险的价格效应与收入效应两方面来加以分析。以表八为基础，先看受保面100%保险
制度的价格效应，我们按医疗与药品两者各自的支出份额（S
h =41.88%，S
m
=50.29%）
为权数分别去加E
h 、E
m
，可得-0.8235。这就是说，全保险会由于免交医疗价与
药价而使需求膨胀82.35%。又由于市场上的医疗卫生价格不变，所以，这方面的开支会上升82.35%。再看全保险的收入效应，由表八知收入弹性为95%。又由于农民医疗卫生开支占其收入4%左右，从而，全保险会从收入效应上使医疗开支上升4%左右，两种效应相加，完全保险立即会使目前的农户卫生总开支上升86.35%。按目前中国农民全年卫生开支800亿计算，全保险会带来近700亿的新
增卫生开支。加上目前的800亿，仅就维持眼前的需要而言，政府每年就要出1500亿元。而这个数字是目前财政对公共卫生服务支出规模（近500亿元/每年）的3倍！
其次，若完全保险是不可行的，那么，政府或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应该为农民承担多大比例的医疗支出，才既不致于造成医疗开支的恶性膨胀（财政难以承担），又能切切实实地解决中国农民的医疗负担呢？从当前农民每年在卫生上化费800亿元出发，设政府通过社会医疗保障机制为农民看病买药开支报销比例为x，就有800x的第一笔公共支出，另要算上800x引发的由收入效应与价格效应（0.863）导致的农民新增卫生开支，即（800x）×0.863（亿）约为700x（亿）。若政府还需为这笔新增的医药开支再报销x部分，就要再化700x2。两者相加为（700x2+800x）（亿元）。若这笔保险报销的公共开支最终仍由农民出，并且其总量不高于农民第一轮自担的剩余医疗卫生支出，则解方程
700x2＋800x≤（1－x）800
可得正实数根x=0.42。这说明，如果遵循政府公共支出不超过农民自己负担的初始医疗卫生支出的原则，由政府通过筹办或协办医疗社会保险，保险的报销率可达42%左右。这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支出，大约为470亿元。相当于目前的农业税规模。因此，从理论上说，将农业税改为地方政府掌握的社会医疗卫生保障基金，仍由农民缴纳，但用途改为对于农民的医疗补偿，最终可为农民降低42%的医疗卫生支出负担。这样做，并不需要政府多付钱，只需改革税收结构。
第三，政府对农村医疗保健的支出，究竟应补贴医，还是该补贴药？医与药是两类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服务，有时它们之间是互补的（如住院就会买药），有时它们之间又会互替（如果小病，则买药不看病）。根据我们在第四节中所作的分析，由于西部地区农民对就医住院的价格显著敏感，而对药价不敏感，而东部地区的农民则对药价显著敏感，对医疗服务费则并不显著敏感，因此，在医疗保障机制的选择上，就不宜于一刀切。在西部地区如推行医疗保障，在药费报销上可以大胆些，而在农民住院、看病的费用报销上，则应谨慎；反之，在东部农村的医疗保险重点选择上，则可以从医疗费报销入手。对西部，可以选择药费报销与对住院者直接收入转移的混合方式，以降低医疗费价格弹性大所带来的副作用。而在东部农村，在药费报销上，可以采取定额报销的办法，让农户自己承担残差的药品消费部分，仍然面临真实的药品价格。
第四，直接的财政支付与保险方式的混合搭配，也是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机制选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如第二节所言，中国财政对居民的医疗卫生支出占全部卫生支出的比重太低，农民医疗卫生支出与收入之比，以及该支出占GDP的比率都是世界最低一族。因此，从全局看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融资中的功能还应进一步加强。我们通过第四节的东西部比较发现，在东部农村，政府对卫生的支出已
经会显著地减少农民个人的人均卫生支出，但在西部11省、区，则广大农民还不能通过政府财政支出来降低自己的医疗支出。这说明，在财政与保险的混合搭配上，东、西部同样不能一刀切。对广大的西部农村，政府应加大财政在卫生领域对农民的支持，配之以保险，而在东部农村，保险的角色可以强一些。我们的
计量结果还清晰地揭示（见表九），在西部11省、区，
()
()1613
1
ln
d
ln
d
.
y
e
=，且这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实质上意味着，在西部农村，政府的直接收入转移政策对于缓解农民缺医少药的困难，尚大有可为。
最后，尽管分地区的回归并没有揭示人均GDP对人均医方卫生支出有显著的正作用，然而，全国农村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六）告诉我们，人均GDP 上升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医疗卫生开支会上升0.68个百分点。从1997年至2001年这5年内，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医疗卫生开支就从66元上升到104元，平均每年增长率为4.3%。按这一个趋势，到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总支出每年会达到1000亿元。当然，只要财政预算规模与GDP增长保持同步，财政对卫生支出的上述增长不应有大的危机。问题在于我国的财政卫生支出占全部医疗卫生比重太低，若要达到亚洲的平均水平（48%），则财政对卫生的支出就要按更高的速度增长。
六、结论
我们根据对中国农民关于医疗卫生的需求弹性的估算，就导言中所提出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总结本文的研究，其发现可以归结为：
·中国财政对卫生的公共支出占全国卫生总支出的比率，已到了世界最低行列！
·中国占人口80%的农民在非公共卫生支出中只占不到20%！
·中国西部（11省、区）的农民的医疗卫生负担与东、中部农民相比，呈累退趋势：越穷负担越重！
·中国农村居民对医疗价格与药品价格的弹性为负，卫生支出对收入的弹性为正，因此，引入保险机制与财政补贴，会产生医药开支的膨胀，膨胀系数为0.863！
·中国西部农民对医疗服务价格的需求弹性显著，为负，且小于-1；中国东部农民对药品价格的需求弹性显著为负，且小于-11。在补助医还是补助药上，西部与东部应该采用不同的融资方式。
·计量结果表明西部农民的看病、买药决策显著取决于收入水平；而在东部地区，这一关系不显著。收入政策在西部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研究领域：卫生经济学 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一项基于异质性个体决策行为的理论研究 封进宋铮 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经济学院 复旦大学复旦大学 jfeng@https://www.wendangku.net/doc/7d3462137.html, songm@iies.su.se
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一项基于异质性个体决策行为的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2003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点新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本文试图对以下三个人们关心的疑问作出理论上的回应：第一，这个自愿型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参与率有多大？第二，缴费偏低的体系自身是否可能实现收支平衡？第三，人头税形式的缴费方式是否会使穷人受损而富人获利？为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个体的消费-医疗支出决策模型，在拟合中国农村消费-医疗支出行为的基础上我们估计了中国农民的效用函数和医疗相对价格并计算了现行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只要补助比例维持在50％左右，现行制度可以实现收支平衡，参与率在90％以上，健康状态较差的穷人是这个保障体系最大的受益者。因此，上述三个质疑并不能得到本文模型的支持。 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参与率收支平衡福利效应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is aimed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sponses to the following three hotly debated issues regarding China’s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CMS), which was launche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3. Firstly, how many people would join the system voluntarily? Secondly, can the system be self-balanced? And thirdly, would the lump-sum tax benefit the rich more than the poor? We build a simple decision model with heterogeneous agents and estimate the preference coefficients and the relative prices of medical goods. Then we compute the implications of CMS and find that if the co-payment ratio is round 50%, the balanced-system can be sustained and the rate of participation would be higher than 90%. Moreover, it is the agents with poorer health condition and lower income that benefit more from CMS. Therefore, our model does not support any of the above three doubts on CMS. Keywords: Rural Medical System The Rate of Participation Balance Welfare
OECD 中国的医疗卫生：近期趋势与政策挑战
第七章 中国的医疗卫生：近期趋势与政策挑战 导言 由于认识到国民健康对长远经济发展与福祉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已推出一系列目标远大的改革行动，通过全面覆盖的医疗保险来改善人民健康。政府已采取措施对医保制度与补助水平实施了改革，以提高各地医保服务的获得。中国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政策，提供人民负担能力之内的基本药物，并将供应商支付激励与医疗体系的总体目标结合起来。之前的改革已经大幅降低传染病流行率，这些改革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 本章将回顾中国近年的改革并展望未来面临的挑战。展望未来，与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和新兴国家一样，中国必须面对非传染性疾病增加的问题。慢性疾病负担持续增长，必须通过新的方法来处理高风险因素，并确保建立一套基本医疗体系，以更好地发现与治疗此等疾病。医疗保险已经出现了显著增长，但在协调各种不同的计划上，未来仍将面临挑战。 医院部门在发展中出现了众多的组织与融资问题。目前，医院极度仰赖药品出售所得收入，而现行按服务付费的制度导致了医院服务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最后，使人民能以可负担价格获得基本药物也是一大挑战。 过去10年间，中国医疗支出一直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增长。目前医疗支出总额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强，以中国国民收入而言已符合国际标准。现在大多数人口已纳入医疗保险覆盖范围，非公医疗支出（包括自付费用）所占份额已见下滑。然而，参加医疗保险的家庭在需要支付重大医疗支出时（重大医疗支出指自负费用占家庭非生存性收入40%或以上的医疗支出），却并非永远都能获得保障，且许多家庭因医疗保健支出而陷入贫困。
图7.1 2009年人均医疗支出总额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OECD（2011）。 在发展初期，中国便在改善人民健康方面取得可观进展，到1980年，中国的国民预期寿命已达67岁。自此之后，健康水平持续改善，但速度减缓，到2009年，国民预期寿命已达73岁以上。因此，尽管按照其收入水平而言，中国的预期寿命一度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但目前已回落到预期水平（如图7.2所示）。相对于经合组织中最贫穷的会员国以及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的发展步骤较缓。此外，尽管中国经济始终维持高速发展，且医疗保健支出不断增长，但中国的预期寿命并未向经合组织的主要国家一样出现趋同现象。
我国三大医疗保险制度
我国三大医疗保险制度 （一）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适用人群为城镇所有用人单位的职工，包括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单位的职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是根据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按一定的缴费比例，由单位统一缴纳; 其中单位要承担职工工资总额6%，个人承担本人缴费工资基数的2%。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职工可享受住院费用报销、统筹病种门诊费用报销以及用于支付门诊医疗费的个人帐户待遇，其报销比例较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高一些。在职职工住院的费用，在扣除范围外费用以后，最低起付线以上至5000元的部分，按75%报销;5000元至10000 元的部分按80%报销;10000元以上的部分按85%报销，退休人员相应提高10%;统筹病种门诊费用报销，在职职工为80%，退休职工为85%。 （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适用人群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范围以外的城镇居民，主要包括未成年居民，指中小学阶段学生(含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学生)、学龄前儿童及其他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居民;老年居民，指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以上的城镇居民;以及其他非从业的城镇成年居民。大学生将来也要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范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是个人通过所在居委会或学校(幼儿园)缴费，同时政府在个人和家庭缴费的基础上给予补助。未成年居民、成年居民、老年居民的基金筹集标准每人每年分别为100元、360元、360元，其中个人缴纳分别为40元、280元、150元;政府补助分别为60元、60元、210元。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筹集标准要比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低很多，约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人均筹资额的1/5。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居民可享受住院费用报销和统筹病种门诊费用报销待遇。由于缴费费率较低，因此待遇也相对低一些。参保居民的住院费用报销，在扣除范围外费用以后，最低起付线(同城镇职工医保)以上的部分，按55%报销，每个医疗年度最高可累计报销3万元。统筹病种门诊费用，在起付线(300元)以上的，按50%报销。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居民，12周岁(含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居民因病住院，可直接到市辖五区范围内设有儿科病房的定点医院就医，不受医院级别限制;12周岁以上的居民，首诊需在五区范围内二级以下(含二级)定点医院就医，确因技术水平所限诊治有困难的，可本着逐级转诊的原则，办理市内转诊手续后，再转至高一级别医院进行诊治。
浅谈中国农村医疗保障的几个相关问题
浅谈中国农村医疗保障的几个相关问题 ——揭阳市龙潭镇调查报告 [调查时间]2010年5月9日 [调查地点]广东省揭阳市龙潭镇 [调查对象]揭阳市龙潭镇陂尾村、龙东村村民 [调查方式]问卷调查与入户访谈相结合 [调查目的]农村医疗保障是对农民生命健康权的尊重，是农民致富、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的保障。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曾建立起完善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在改革开放后，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趋于解体，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2003年开始，政府在农村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期完善农村的医疗保障体 系。笔者通过对此次调查中所反映出的情况的论述，试对当前中国农村医疗保障的 几个相关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 1.引言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立法实施的、以国民收入再分配为手段，对社会成员尤其是那些（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活发生困难的个人或家庭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经济生活的项目的总称。它由一系列安全保障的社会行为及其机制、制度和体系构成，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方面。①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世界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之一，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农村社会保障是相对于城市社会保障而言的一个概念，是指社会或国家为保证农村社会成员个人及其家庭的经济安全而提供必要的福利，通过立法实施的一种公共计划，其实质是实现部分社会财力的转移，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② 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包括农村社会保险、农村社会福利、农村社会救济、农村社会优抚（对军人和军烈属）等方面的内容。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是国家通过立法、多方面筹集资金，对劳动者因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而减少劳动收入时给予经济补偿，使他们能享有基 ①参见聂华林,杨建国.中国西部农村社会保障概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②参见张曼.农村社会保障——关注农村民生问题[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支出情况数据分析2018版
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支出情况数据分析2018版
序言 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支出情况数据分析从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总支出，医疗业务成本/医疗卫生支出/事业支出，财政项目补助支出等重要因素进行分析，剖析了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支出情况现状、趋势变化。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支出情况数据分析相关知识产权为发布方即 我公司天津旷维所有，其他方引用我方均请注明出处。 借助对数据的发掘及分析，提供一个全面、严谨、客观的视角来了解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支出情况现状及发展趋势。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支出情况数据分析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等权威部门，经过专业统计分析，清洗及整理得出。 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支出情况数据分析以数据呈现方式客观、多维度、深入介绍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支出情况真实状况及发展脉络，为机构和个人提供必要借鉴及重要参考。
目录 第一节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支出情况现状概况 (1) 第二节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总支出指标分析 (3) 一、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总支出现状统计 (3) 二、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总支出现状统计 (3) 三、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总支出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总支出比重统计.3 四、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总支出（2015-2017）统计分析 (4) 五、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总支出（2016-2017）变动分析 (4) 六、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总支出（2015-2017）统计分析 (5) 七、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总支出（2016-2017）变动分析 (5) 八、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总支出同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总支出 （2016-2017）变动对比分析 (6) 第三节西部地区医疗业务成本/医疗卫生支出/事业支出指标分析 (7) 一、西部地区医疗业务成本/医疗卫生支出/事业支出现状统计 (7) 二、全国医疗业务成本/医疗卫生支出/事业支出现状统计分析 (7) 三、西部地区医疗业务成本/医疗卫生支出/事业支出占全国医疗业务成本/医疗卫生支出/ 事业支出比重统计分析 (7) 四、西部地区医疗业务成本/医疗卫生支出/事业支出（2015-2017）统计分析 (8)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最优补偿研究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最优补偿研究 陈在余 2012-7-20 14:51:25 来源：《世界经济文汇》2012年1期【内容提要】本文从理论及实证的角度对我国最优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进行了研究，继2003年以来，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的是低缴费、低补偿的政策，而问题是这种补偿政策是否最优？考虑到医疗保障风险分散及道德风险的权衡，我们认为医疗保险最优共付率主要取决于农民医疗绝对风险规避系数、医疗支出风险大小及医疗支出价格弹性。运用2004年及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对相关参数进行估计，本文研究表明，我国现行农村合作医疗的最优共付率应为20%左右，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偿水平与最优共付率仍有较大的差距。 【关键词】农村合作医疗最优共付率风险规避道德风险 一、引言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是政府多年来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继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开始恢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发展速度缓慢，直至2006年，中央政府决定加快推进和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加速，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县(市、区)达2 716个，参加人口8.33
亿人，参合率达94%(卫生部，2010)。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缴费标准不高，至2009年，新农合筹资标准达到每人每年合计100元，其中，各级财政补助80元，农民个人缴费20元(卫生部，2010)。从合作医疗补偿来看，我国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标准普遍偏低，目前合作医疗基金以县为统筹，主要根据基金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补偿标准，根据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的居民中，仅有33.5%的门诊患者和85.3%的住院患者医疗费用得到报销，其中，住院患者报销费用仅占其住院总费用的34.6%。 长期以来我国合作医疗实施的是一种低缴费、低补偿政策(Wagstaff et al.，2007；Wang，2005)，但问题是，我国目前的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标准是否最优？补偿标准过低，则难以抵御农民的疾病风险，也达不到农村居民医疗保障的作用。农村合作医疗是社区医疗融资的一种形式，从农户角度来看，农村居民参加合作医疗的目的在于获得相应的医疗保障，因此，补偿标准过低，不仅影响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也使合作医疗的存在失去意义，而补偿标准提高，必然要提高缴费标准，除非政府大量补贴。事实上，2006年以来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发展迅猛，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广，但合作医疗是以自愿为原则，如果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缺乏内在的稳定机制，必然影响到合作医疗的可持续性，正如上世纪80年代所经历的那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迅速崛起，也会迅速走向解体。尽管目前由许多文献研究农村合作医疗，但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 从医疗保障的角度研究合作医疗，必然涉及如何设计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偿规则，而由于第三方付费机制的引入，则带来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使农民不关心医疗成本(Chernew et al.，2000；Manning et al.，1987)，从而导致合作医疗组织收支失衡。最优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主要是基于医疗保障带来的风险分散与道德风险的最优化，最早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历史进程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历史进程 医疗保障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各种原因，医疗保障制度是城乡分离的，城镇和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各自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过程。 一，城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历程；
（一）公费、劳保医疗制度； 背景原因 建国初期，我国效仿前苏联模式建立了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其中包括公费医疗及劳保医疗，这是一种对城市就业人口“政府全包型”的医疗制度，它属于“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能够适应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促进生产力发展，维护社会的安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具体措施 1、公费医疗制度 公费医疗制度是根据1952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建立起来的。政务院《指示》明确规定国家对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工青妇等团体，各种工作队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建设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残废军人，实行公费医疗预防制。医疗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领导的卫生机构，按照各单位编制人数比例分配，统收统支，不能分
给个人。门诊、住院所需的诊疗费、手术费、住院费、门诊费或住院期间经医师处方的药费，由医疗费拨付，住院的膳食费、就医的路费由个人负担。1952年8月，政务院又将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人员范围扩大到在乡干部和大专院校的在校生。同时，为了控制用药与不必要的检查，国家还制定了十一类西药和大部分中成药的基本药物目录、大型设备检查的规定及公费用药报销范围。 公费医疗制度是我国对享受对象实行的一种免费医疗保障制度。由于公费医疗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级财政，因此，这项制度实质上是国家或政府保险型的保险制度。 2、劳保医疗制度 劳保医疗制度是根据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及1953年劳动部公布试行的《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等相关法规、政策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适应范围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工厂、矿场、铁路、航运、邮电、交通、基建等产业和部门的职工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集体所有制企业参照执行。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负伤在企业医疗所、医院、特约医院医治时，诊疗费、住院费、手术费及普通药费由企业负担，贵重药费、住院的膳食费及就医路费由本人负担。 劳保医疗制度是我国五十年代初建立起来的另一种福利型医疗社会保险，它是我国劳动保险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企业职工实行免费、对职工家属实行半费的一种企业医疗保险制度。
关于中国医疗保障制度[1]
（原创）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医疗保障制度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医疗保障制度 作者：醒思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医改)，事关每一个国民的健康、生活，因此，它必然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非常遗憾的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虽然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医改却非常失败，而且至今仍看不到有什么实质性的起色。据最新资料显示，在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方面，我国位居全球191个国家的倒数第四位。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占总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人群的强烈不满，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最强音！上层在作急，精英们在狡辩，老百姓在期盼，但迄今为止，堂堂十三亿之众，还没有人提出一套完整的、完全适合中国的医改方案。也许医改确实太难，正如咸郎平教授所言，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医改是完全成功的(包括美国)。也许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不但人口最多，单是农村人口就有近八亿。所以，即使国外比较成功的经验拿到中国来也行不通，甚至适得其反。 咸郎平教授的话使我吃惊不小，原来，当今世界最发达的美国医改也是不成功的，那么医改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据我分析，医改不但涉及全民，涉及政府，而且还涉及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和市场，任何一方不满意都不能算是完全成功。美国实行政府和个人共同出资购买医疗保险，2003年,美国投入的国民医疗费用一共16790亿美圆，占当年GDP的15。3%，其中政府投入占46%(我国为16%)，保险公司投入占36%，个人投入仅占16%(我国为55%)。即使政府投入如此巨大，也只能覆盖25%的人口，占总人口15%(约3800万人)的穷人无任何保障。北欧国家实行高福利，全民免费医疗，老百姓很满意，但政府不堪重负，难以维计。俄罗斯人均GDP3000美圆左右，政治上已实行民主，但医疗保障(以下简称医保)仍实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政府负担沉重，医疗机构无活力，政府想改革，但老百姓不同意，只好维持。日本根据个人收入状况决定政府和个人承担医药费的比例，假如在中国，一定会变得无法操作。如果说以上都是发达国家或较发达国家，中国不能比，那么，和我们国情最接近的印度相比呢？印度的人均GDP只有我国的50%左右，政府每年只投入几十亿美圆就做到了全民免费医疗，至于医疗设施、技术、服务质量如何则另当别论，但仅此一面就令我们既羡慕而又汗颜。 纵观各国的医保制度，尽管千差万别，各具特色，但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把医疗完全推向市场，政府基本不管。客观地说，医疗市场化并非有百害而无一利，最大的好处当然是政府的负担大大减轻；其二是医疗机构和设施大大增加甚至过剩，医疗技术及服务质量也得到提高。但另一方面，大部份老百姓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于是，社会出现了不和谐，医疗资源向城市倾斜，占去了资源总量的80%，占人口70%的农村医疗被边缘化；医患矛盾加剧，医商勾结、医疗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药品价格高居不下，暴涨的医疗费用击倒了多少低收入无保障的弱势人群，演绎了多少悲惨的故事；老百姓怕生病，有钱也不敢用，只能存在银行以备万一。接下来就是消费持续低迷，无论国家怎样刺激消费，银行存款就是下不来，市场消费就是起不来。这些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已经不是老百姓满不满意的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发展。在一个<宪法> 中写着社会主义的国度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企、事业实行的是苏联式医保制度，国家负担重，医疗机构少，服务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现状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现状 1．财政资金供给范围不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统收的局面已被打破，但传统的国家包揽一切的分配思想和财政统支的局面仍保持着。财政资金的供给范围未能做出大的调整，缺乏明确、科学的界定。一方面财政支出严重越位，即支出范围过宽，包揽了许多既包不了又包不好的事务，如经营性投资支出过大、各种补贴过滥、各类事业费庞杂、财政供养人员过多、负担过重等。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又严重缺位，即财力过于分散，支出重点不明确，使得在应由财政供给的市场失灵的领域出现保障不足和无力保障的情况，如对社会保障的支持严重不足。2011年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403.16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8.1%，但这与发展中国家的25％-30%、发达国家的30％-50％差之甚远。对社会文教、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入也不足，2011年在文化体育支出380.52亿元，仅仅占全国财政支出的0.7%。这不仅使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和力度弱化也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对社会文教、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入也不足。这不仅使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和力度弱化也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2．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偏高 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量的50％以上。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转变，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有所减少。但在“十一五”期间，仍达到38.5％，高居各项支出之首,从构建公共财政的要求看，其比重仍然偏高。同时必须注意到，我国经济建设支出的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在很长
时期内，政府参与竞争性、经营性项目过多，用于生产性的支出偏多，而用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方面的支出不足。近年来这方面情况有所改变，但由于管理方面的疏漏，经济建设支出的总体效益仍不理想。 3．行政管理支出比重逐年上升 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且呈逐年上升态势。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率为年均17.7％，与财政支出平均增长率12.3％相比，高出5.4个百分点。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有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增长的合理性一面；但也有着由于机构膨胀、人员编制过多、经费增长迅速、服务效率低下而不合理的一面。1978年全国财政供养人员为2015万人，到2008年增长至5802万人，增长88.7％。如果把办公设施和公费医疗、离退休保障的因素考虑进去，财政负担更重。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已成了“吃饭财政”，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支付人员工资，有的甚至收不敷出，连工资发放都有困难。 4．社会文教支出比重偏低 我国社会文教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81年的18.5％上升到2000年的27.6％，到2011年教育支出2989.82亿元，总体呈增长态势，这是可喜的现象。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速度。其中教育费占GDP的3.66％，而世界教育支出水平平均占GDP的4%以上。我国科技事业支出的比重也一直只占财政支出的4％以下，而且还有缓慢下降的趋势。这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极低水平，也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极不适应。在医疗卫生支出上，我国也处于程度较低的水平。社会文教事业大多数属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应成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
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及财政支出趋势分析
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及财政支出趋势分析 公司内部档案编码：[OPPTR-OPPT28-OPPTL98-OPPNN08]
我国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 及 财政支出趋势分析 学院：经济学院 专业：金融 姓名：李晓红 学号：0223 我国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及财政支出趋势分析
本文讨论的是有关于财政支出的问题，从经济范畴入手能够更加清晰明了的理解其意义。 财政，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 财政的收入和支出是政府经济活动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面。纵观世界各国财政支出增长的情况，无论是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无论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上都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这是世界各国普遍的经济现象，但同时，这也成为各个国家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我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过程中，公共财政职能不是缩小而是要扩大，尤其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及发展时期，改革的成本、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相关措施等等，对财政支出都呈现出增长的需求。以下我将对我国1998年——2012年财政支出的相关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并且预测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提出合理地应对措施。 一、1998——2012年财政支出与GDP的相关数据
表1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自1998——2012年，不论是GDP的数额还是财政支出的数额，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上都是逐年增长的。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先是逐年下降，到2004年开始上升，并且在2008年达到最高，然后是波动下降；GDP的增长率总体呈现出的是波动上升的态势，在2007年达到最高，2009年的增长率相对于2008年来看，是大幅度的下降，而2010年的增长率相对于2009年来看是大幅度的上涨，2012年GDP的增长率相对于2011年又是大幅度的下降。 二、1998——2012年财政支出规模及其变化 1998——2012年财政支出增长率变化图
医疗保障制度
医疗保障制度 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五、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保障水平总体不高，人群待遇差距较大。一是但仍有1亿多人没有纳入医保体系。二是筹资和保障水平总体不高，三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保障水平不均衡，四是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二）适应流动性方面不足。一是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困难。二是异地就医问题突出， （三）保证可持续性方面不足。一是统筹层次不高。目二是医药费用成本控制机制未完全建立。三是经办服务能力不适应事业的快速发展。 六、我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的建议 （一）扩大覆盖面，尽快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 主要措施：一是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将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全部纳入城镇职工医保的基础上。二是推进大学生参保。三是加大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参保力度，落实选择参保政策，提高参保率。四是新农合参合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二）提高并均衡医疗保障待遇水平，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主要措施：一是提高封顶线。二是提高住院医疗费报销比例。三是进
一步降低大病、重病患者个人负担。四是拓宽保障范围。五是加大医疗救助力度。 （三）加强医疗保险管理，提高基金使用效率。 主要措施：一是编制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预算，使基金管理更加科学、规范。二是提高医疗保险统筹层次。三是加强医疗服务管理，充分发挥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四是改进支付方式，推行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等。 （四）改进医疗保险服务，方便参保群众。 主要措施：一是推行直接结算，二是以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为重点，改进异地就医结算管理服务。三是做好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工作，四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最大限度方便参保人员。 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按照保险原则为解决居民防病治病问题而筹集、分配和使用医疗保险基金的制度。它是居民医疗保健事业的有效筹资机制，是构成社会保险制度的一种比较进步的制度，也是目前世界上应用相当普遍的一种卫生费用管理模式。 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根据享受对象可以分为城市医疗保障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80年代之前，农村建立了以合作社为基础的合作医疗，(我们一定会做的更好)其经费来源于个人和社区集团，但家庭责任承包制的出台使其跌入低谷。而在城镇实行的是二元社会医
1978年—2013年我国财政支出分析
1978年—2013年我国财政支出分析
1978年—2013年我国财政支出分析
1978年—2013年我国财政支出分析 3
一、该期内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趋势。 1、经济建设 由上述表格和图表可知从1987年到1990年我国经济建设费用占总支出比重有大幅度下降，1991年到1999年我国经济建设费用占总支出比重较为平缓，2000年到2005年经济建设费用占总比重逐年下降，2005年到2010年又逐年上升并与2000年大体保持水平。 2、社会文教育 由上述表格和图表可知从1978年到1991年我国社会文教育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有较大幅度的增高，1991年到2001年我国社会文教育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由小幅度增长，2001年到2009年有小幅度波动，2010年又有较大幅度增加。且2010年社会文教育是1978年以后所占比重最大的一年。 3、国防 由上述表格和图表可知从1978年到1985年我国国防费用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1985年到1992年有小幅度上涨，1992年到993年有有较大幅度下降，1994年到2010年以2000年为分界点有小幅度波动，其波动趋势是先下降在上升又下降且2010年国防费用是1978年以后最小的一年。 4、行政管理费用 由上述表格和图表可知从1978年到1990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1990年到1999年有小幅度波动，较为平缓，1999年到2001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2001年到2006年变化比较平缓，2006年到2008年有非常大幅度的增长，2008年到2009年又一较大的趋势下降，2009年到2010年又有小幅度增加。5、其他支出 1978年到1993年我国其他支出费用占财政总支出逐年增加，1993年到1994年有较大幅度下降，1994年到2001年缓慢增长，2001年到2006年有较大幅度增长，2006年到2007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2007年到2010年较为平缓，除了2009年。 6、总结 总之，1978年-2010年，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经济建设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呈下降趋势的，而社会文教育费用却是呈上升趋势的，国防费用总趋势是下降的，行政管理费用的总趋势是上升的，其他支出的总趋势也是呈上升趋势的。 二、财政支出结构变化与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财政变化的关系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总趋势首先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相联系的，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而变化的，同时也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而变化的，虽然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式以及政府采用的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发展现状和对策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发展现状与对策 摘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切实解决广大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爱民惠民的民心工程，但这一公共政策的贯彻落实，不是领导作一次报告、政府发几个文件就能解决的，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本文将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现状、遇到的问题及对策进行简单分析。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现状，对策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能否解决好广大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形式，它以农民为主体，是由政府组织、引导以及扶持，参合者即农民遵循自愿、受益和适度的原则，通过政府、集体以及个人多方筹集医疗资金，主要以大病统筹为主，通过互助方式共同抵御疾病，是一种既能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又能保障农民健康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健康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二五规划刚要》中第八篇明确提出，要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此可见，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既是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概述 医疗社会保险是指通过国家立法，按照强制性社会保险原则和方法筹集、运用医疗资金，保证人们平等地获得适当的医疗服务的一种
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形式，简称“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从2003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2—3个县(市)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到2010年，实现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减轻农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健康水平。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现状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由我国农民（农业户口）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合作医疗在将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萌芽阶段、50年代的初创阶段、60～70年代的发展与鼎盛阶段、80年代的解体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恢复和发展阶段。面对传统合作医疗中遇到的问题，卫生部组织专家与地方卫生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题研究，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
《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白皮书汉英对照版
《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白皮书 White Paper: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in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日发表《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白皮书。全文如下：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Wednesday published a white paper on the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in China. Following is the full text of the white paper: 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 （2012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in China (December 2012)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目录 Contents 前言 一、卫生基本状况 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三、传染病防治与卫生应急 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 五、妇女儿童健康权益保护 六、中医药发展 七、卫生国际合作 结束语 前言Foreword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实现病有所医的理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在中国这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医疗卫生关系亿万人民健康，是一个重大民生问题。 Good health is a prerequisite for promoting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 And it is a common pursuit of human societies to improve people's health and ensure their right to medical care. For China, a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medical and healthcare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its population of over 1.3 billion, and is a major issue concerning its people's well being. 中国高度重视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保护人民健康。围绕宪法，中国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卫生法律法规体系。
【实用资料】1978年至今我国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doc
1978年至今我国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趋势及原因 表格1
图1 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 一、总体趋势：财政支出相对规模呈现U型变动态势 图1反映了我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变动趋势，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呈现U型变化态势，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1992年以前可以称之为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该阶段的明显特征是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而且下降速度明显加速发展。1992年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13.9%，比1978年30.78%下降了近17%，下降速度明显加快，而同期GDP和财政支出绝对值都在迅速增长，说明政府减少财政支出的比例是为了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减少政府干预的力度。 1992-1996年财政支出相对规模可以称之为处于U型曲线的底部。该阶段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在下降，但下降速度比较缓慢，不存在较大的波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了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开始正式实行，由于前期的惯性，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在改革前两年仍沿既有的路径缓慢下降，但是从1997年开始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开始恢复性提高。 1997年以来财政支出相对规模处于U型曲线的右半部分的下半截。这一时期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开始缓慢的恢复性上升，其间并伴随有小幅的波动，但总体上升趋势并未受到影响。 二、中国财政支出相对规模弱U型变动态势原因解析 改革开放以前，在高度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我国政府是大包大揽的全能型政府，政府职能范围的极其庞大导致了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比较高。 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改变过去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由逐步的有市场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并完善，这一过程中，政府职能范围明显有所缩小，尤其是经济管理职能，政府逐步退出了竞争性领域，伴随这一过程，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是合理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逐步完善，政府职能范围缩小必然到达极低点，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可能下降至谷底，从而开始缓慢的恢复性上升。 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也逐渐步入正轨，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此时符合了瓦格纳法则。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必然导致国家活动的扩张，这就要求了这些国家职能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如政治因素和经
我国近十年财政支出变化分析电子教案
我国近十年财政支出 变化分析
我国近十年来财政支出变化分析 财务管理 内容摘要：分析我国近十年来的财政支出变化，分析我国近十年来的财政支出变化原因与趋势，探讨财政支出重大变化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关键词：财政支出变化原因趋势合理性不合理性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the fiscal spending of China in the last ten years and finds the causes and predicts the trends, in the same time, discussing the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of the major changes. 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财政支出是国家实施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手段。中国财政支出大体可分为基础经济建设、一般公共服务、国防、科技教育文化体育费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和其他费用。本文结合国家统计局和中国财政年鉴相关数据，纵观财政支出发展趋势，分析我国财政变化的原因，从根源里寻找出财政支出分布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提出一些关于优化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建议。 一、我国近十年来财政支出变化情况 1、财政支出相关数据
图1：1980-2009年财政各项主要支出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
图2：2001-2012中国经济GDP增长速度走势图 表3：社会保障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比重一览表
2、财政数据分析 回顾中国2003-2013年，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百分之十左右，国家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则达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之间，2007、2008、2009、2011四年均超过百分之二十，2007-2008年，财政支出增长幅度加大（表1、图1）。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也相应随之提高。地方财政支出规模高于中央财政支出规模，是中央财政支出的2-3倍，中央财政支出比重逐年下降，地方财政支出比重逐年上升（表1）。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不断下降，但在财政支出中仍占相当大的规模，社会文教支出稳步增长，且增长速度较慢，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比重较大，社会保障支出总投入大量增加，而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表2、表3、图2），可以看出政府虽然对社会保障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可是力度相当偏低，社会保障水平低下，仍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 二、原因分析 根据法格纳法则：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相应随之提高。瓦格纳的结论是建立在经验分析基础之上的，他对19世纪的许多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美国做了考察，认为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即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必然导致国家活动的扩张及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财政支出规模变化趋势的理论依据与影响因素分析，作者不详）。我国近十年来，经济迅速发展，人均GDP稳步升高，我国政府对经济建设的支持作用，导致财政支出不断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以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为主，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我国社会文教费的不断提高是符合国家“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为了适应经济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