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族考古之路_宋兆麟

2015年3月第3期

文化学刊

Culture Journal

Mar．2015

No．3

【学林人物】

我的民族考古之路

宋兆麟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100006）

摘要作者从仅念过一、二年级初小的孩子到机缘巧合地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考古学出发，在做好民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向民俗学延伸，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取得了颇丰的成果。退休后转向研究性收藏，继续着学术研究。

关键词考古学；民族学；田野调查；民俗学；研究性收藏

中图分类号K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25（2015）03－0038－06

收稿日期2015－03－10

作者简介宋兆麟（1936－），男，辽宁辽阳人，研究员，主要从事考古学研究。

我是在东北农村长大的，受过日伪的气，经历过解放战争。在战乱岁月，农村小学是关门的，学校是停办的。我仅念过一、二年级初小，后来就辍学在家，放牛、砍柴、种地，无论刮风下雨都不能例外。当时我们家参加革命的人不少，是有名的“八路窝子”，家里只有我是年轻的男人，是个“小男子汉”，这时我才懂得“革命家庭孩子早当家”的含义。记得家里养着一头骡子，种地运货全靠它，但后来它得了“肠梗阻”，死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悲痛。

1949年，解放了，家里被评为下中农，我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去辽阳市读了小学和中学。我是穿乌拉上学的，文化上一无所知，土得掉渣，自然让人看不起。但我心里有一股劲：我一定要努力跟上！大概念了三四年书，我就能随“大流”了。1955年，我面临考大学，学什么呢？我思考当时的农村有两大问题：一是怎样解决温饱？根子在农业；二是疾病是农民的最大威胁，无病无灾是农民的最大希望。因此我很想学农业或医药。在大考前1个月，进行体质检查时发现我是赤绿色盲，没有学农或学医的资格，这对我打击很大，我不得不放弃最初想法。但让我学数学，我又没兴趣，只能改学文科，却一举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令人兴奋不已。

一、从考古学出发

北京大学有一个未名湖，环境很美，学校又有很浓郁的学术氛围，自己深感处于幸福之中，必须珍惜这一学习机会。当时，我结交了不少良师益友，读了很多书，大口大口地汲取文化营养。翦伯赞先生的《汉代史讲演》、邓广铭先生的《宋史研究》、夏鼐先生的《考古学通论》、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的文明起源》、苏白先生的《佛教艺术等课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读了一年基础课后，开始分专业。我曾问前来指导专业分类的尹达先生：“我是赤绿色盲，能学考古吗？”他说：“问题不大，你不要学艺术考古，但史前考古还是可以的，又能与民族志结合。”最后我被分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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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专业。北大考虑到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密切关系，又让我们去民族学院学习，包括林耀华先生的《原始社会史》、宋蜀华先生的《中国民族志》、吴汝康先生的《体质人类学》。其实外国的人类学就包括考古学、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我们的选课，开阔了我们的学术眼界，也为我从事多学科比较研究提供了机会。当时学校很重视社会实践，我们班就先后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史调查和王湾考古发掘，为时一年之久，使我们能把课堂学的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很大，需要研究的领域很多，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子来说，大有用武之地。

我是学考古学的，又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业务基本对口，但不能专门进行考古，而是侧重利用文物探索中国历史。

在学术研究实践中遇到一个问题，怎么研究历史？尤其是文物或物质文化史。我的老师苏秉琦先生对我说：“考古发现的文化现象，仅仅一小部分可以解读，还有多数不得其解。”社会上的研究方法，一般是以古代文献复原历史，这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王国维先生提出“二维法”，即利用文献考证文物，再研究历史，这基本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此外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呢？当然有，还有不少呢。有些老一代学者指出，利用民族学资料也可探讨历史文化，这种见解是高明的，但他们没有具体实践的机会，只能留给后来者践行。我虽然踏入学术界较晚，但比较年轻，又具有不少考古学、民族学的知识，使我有机会多做一些民族考古的比较研究，这是探索工作，缺乏前人留下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心里没底，期间也犹豫过：“我能行吗？”还是苏秉琦先生开导了我，说：“你怕自己成了半瓶水，我理解，但你有考古学、民族学两个半瓶水，倒在一个瓶里就满了，单搞考古学或民族学未必能混个一瓶水。”他又说：“目前学术界有‘南汪北宋’之说，这就说明，学术界对汪宁生和你在民族考古研究上是很肯定的，一定要坚持走下去。”苏老师一席话，增加了我从事民族考古研究的信心。

我的研究方法基本在考古学研究范围内，考古学色彩浓厚，主要是凭着考古学提出的问题，到民族地区寻找有关民族学答案，去解读考古学的问题，即利用民族地区所发现的“社会活化石”去解读和印证考古学的“死化石”，如石球用法、钻木取火、耒耜之制、织机演变、制陶方法、二牛三夫犁、漆器工艺等等。这说明我是从考古学出发的，又落实到考古学上，中间研究也没有离开考古学。但是，有位老师说我离开了考古学，甚至说我是“考古学的叛逆”。这种说法我是不能接受的，也与事实相左。说事者无非是让我“考古，考古，挖墓掘土”。我没有偏离考古，而是结合民族学来研究考古。

二、做好民族田野调查

要进行民族考古研究，也有相当难度，前提是应该具有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理论训练和田野调查实践，这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我在考古学上接受过专业训练，读过基本著作，参加过洛阳王湾考古发掘，考察过敦煌佛教艺术，但民族学调查仅参加过广西少数民族调查，这方面还有较大欠缺。要想做好学问，一要勤奋，刻苦努力，这一点我是不敢懈怠的，二要有好的机会，否则也难以成功。后来我遇上了一次好机会：1960年暑假，文化部、文物局邀请翦伯赞、吴晗、翁独健等多位专家赴呼伦贝尔考察，翦伯赞先生还写了一本《内蒙访古》，反响较大。专家们提出：“民族地区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文物将会迅速消失，建议文物局搜集一套不同时代的典型民族文物，供今天陈列、研究之用。”文物局接受这一点建议，并责成中国历史博物馆执行。馆领导考虑到我年富力强，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又参加过全国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就让我做上述民族文物搜集工作，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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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有较好的机会参加民族文物调查和征集工作。

第一次调查地点是内蒙古阿里河，地处大兴安岭西麓，当时正值严冬，不少人都说零下50度，泼水成冰，林海雪原，我爱人又临产，但我没想那么多，一切以事业为重，勇敢奔向大兴安岭。回家时已是春天了，小孩早出生了，爱人挡在门口说：“你说咱们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猜错了不让你进屋。”经过一番曲折，才看见早已出生的女儿。

我的民族调查，分为三种情况：（一）重点调查地区，如大兴安岭鄂伦春族林区、云南西双版纳、滇西北泸沽湖地区、大小凉山和海南省黎族地区。主要工作是征集一套民族文物、拍摄大量民族照片，不仅驻扎时间久———少则三、四个月，多则一年之久，有的地区去过多次，补充、复查———如泸沽湖、凉山和海南岛。这些是我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基地。（二）专题调查地区，如广西左江崖画、岭东南三族风俗、水族石墓、延边朝鲜族等，驻扎时间短，一般调查若干专题，写有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三）走马观花式调查，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江浙等地。主要是跑“面”，扩大视野，增加感性知识，进行比较研究。为了扩大调查泸沽湖摩梭人走婚的来龙去脉，我曾沿他们迁移来的路线，从云南经四川，直到青海，我发现氐羌族南下路上，留下许多共性文化，尤其是象形文字。过去总认为纳西族东巴文字是世上唯一的象形文字，其实在我国西南各民族中都有象形文字，表明我国西南有一条象形文字链，它是我国西部半月形文化的特征之一。

当时田野调查很艰苦。北京到昆明还没有直达火车，中间要改乘汽车。从丽江到泸沽湖要步行11天。从泸沽湖到俄亚村又要步行4天之久。野外露营是经常的事，枕着大地，望着星空，野外生活极为浪漫。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有一次路过彝村，主人给我们烧洋芋吃，我以为这是吃零食，后来才发现这就是正餐，主人天天如此，我们也吃得心安理得了。田野调查最大的威胁是安全，路上遇上棒棒蛇、泥石流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骑马在金沙江边行走，突然一只豹子把马吓惊了，我马上跳下来，马却摔到崖下。在我们路过金沙江边、过雪山时，调查组四个人而伤其三，有一位战友还发生骨折，弄得我们狼狈不堪，这是田野调查难免的代价。

调查地点的选择，讲究人口要多、村落古老、历史文化丰富，又远离交通主干道，所以我们要走很多路，付出各种代价。严格地说，田野调查既是一种科学研究，又是一种危险的探险之旅。

我的民族调查有以下特点：第一，选择典型地区，搜集一套民族文物，如在鄂伦春族地区搜集了上千件民族文物；在西双版纳搜集了上万件民族文物，经过越南才运回北京；在泸沽湖地区搜集3600件民族文物，用40头骡子才运出来；在青海和新疆也搜集了数以千计的民族文物。当时搜集民族文物相当容易，有时伸手可拾。一次在泸沽湖乡政府发现一座仓库，历史文物数百件，全归我们所有。现在，这些珍贵文物都为国家历史博物馆所收藏。前几年，鄂伦春族、傣族和摩梭人要建博物馆，就地找不到文物，于是到国家博物馆复制，扩印照片，使我更意识到当时搜集民族文物具有抢救性，功不可没。第二，有详实的记录，天天做调查笔记，拍摄有关照片，这也是调查的真实记录。第三，调查工作本身是一种研究，事后也要坚持研究，但要结合其他学科资料，并产出专著，如《最后的捕猎者》《女儿国亲历记》《走婚与火婚》《泸沽湖畔的普米人》《寻根之路等》。

上述民族地区调查，加深了我对有关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也为我从事民族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佐证。历史表明，凡是有实践特色的学科，如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仅靠文献记载是不够的，前人留给我们的古籍太少了，其作者也未必去过有关民族地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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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是传闻，所以我们不能当书斋式的学者，要身临其境，做好田野调查工作，搜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如此，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因为我们所调查的民族社会是动态的，尤其在当今转型时代更加如此。当我再访几十年前调查的村落时，发现的当地风俗大改，不少文化现象已经变化，更使我意识到自己收藏的笔记本、老照片的珍贵，于是奋力写成了多卷本《边疆民族考察记》。

三、向民俗学延伸

在学术研究中，深知考古学与民族学的有机联系。其实它是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反映，有些少数民族的昨天，就是汉族的前天或大前天，两者之间有不少共性，自然可以利用民族学资料去印证汉族的历史，这就是民族考古研究可行性的依据。在学术研究中还发现，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与汉族历史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又使我回过头来熟悉汉族历史，也关注民间大量存在的民俗文化，这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我退休以后，已失去了民族调查的条件，如经费不足，年事已高，再去新疆“折腾”就不适宜了，但是路途较近有待了解的民俗文化我仍然在坚持研究，也梳理身边的民俗文化，因此，我就把调查的中心从边疆转向内地，从民族学向民俗学延伸。在这方面，我做了三点：一是向老一代学者学习，其中钟敬文先生学问渊博，平易近人，给我指导最多，他表扬我说：“你们的《南宁纳西族母系社会》写得很好。”我们又谈了民俗博物馆筹建的问题。一次，有人建议中国民俗学会设一个文物鉴定委员会，解决来源问题。钟先生问我可行否？我说：“文物鉴定水很深，我们又没有出色的鉴定专家，以此挣钱，还不是骗人？恐怕不行。”钟先生也认为不可，便作罢了。二是认真阅读有关民俗书籍，其中把北京民俗古书列为重点。三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民俗调查，如北京妙峰山、河北龙牌会、蔚县蚩尤传说、承德避暑山庄、五台山民俗等项目。

在民俗调查中，由于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有一定的民俗知识，对异地民俗容易了解，很快能进入角色，如生产民俗，多半是自己参加；人生礼俗也是自己多次体验过的；衣食住行与家乡的也大同小异；华北的民间信仰有一定特色，与东北萨满教有一定差别。从中能看到我国各地汉族民俗，有共性，也有地方性。

在民俗研究中，我除了配合多学科研究外，发现民俗学中有两个大问题：一是节日，它是民俗文化的龙头、中心，几乎涉及民俗的方方面面，为此我写了《中国传统节日》《中国二十四节气》，前者翻译成多种文字，作为国家礼品送外国外，后者也由台湾地区出版社出版成繁体字版。民俗文化中的民间信仰也很重要，如汉族的巫觋、北方民族的萨满、藏族的本教、彝族的毕摩教，它不仅让我破译了远古时代的巫觋信仰，也促成我从事有关研究，写成了《巫觋》《巫与祭司》《民间神像》《会说话的巫图》等书。我所用的资料，不限于民俗学资料，也包括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这是沿用多学科比较研究的延续。

还有一点应该提到，我比较重视民俗文物，但我并不收藏民俗文物，主要原因是数量收不起，但在旧货市场又发现不少珍贵的民俗文物。起初看见一位山西人卖六必居老字号文物，我建议他送给六必居，但六必居老板不感兴趣，不要六必居文物，但奖励卖主十瓶酱菜，还给一千元奖金。事后山西卖主找我，说：“人家六必居不要文物，却给了我1000元奖金和10瓶酱菜，本钱回来了，六必居东西就送给你吧！”我留下了，过半年又让学生给六必居送去，人家照例不要，还把我学生撵出来了，让我很心寒。于是写了《无奈收藏》，把上述过程写了出来，表明自己只能无奈收藏北京老字号文物。接着我又收集不少北京老字号文物，有数百件，其中以同仁堂文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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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收藏这些东西干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希望日后总有被重视的时候。

四、研究性收藏

一个搞学问的人，晚年是怎样度过的呢？我首先把调查报告、研究成果编辑了一下，总计写了各种著作达500多种，其中专著不下50种。我把上述目录交给商务书局了，听说他们将要出版我的文集。

我的研究范围较宽，总的说是用民族学研究考古学，偏重于文物或物质文化史，但是我的重点是史前文化或原始社会史，为此还写了有关专著，最早为《原始社会》，后来是《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远古文化》和《原始风俗》（中国风俗通史丛书之一）。此外还有生产工具、工艺技术、人生礼俗、民间信仰等方面的文献著作。

自己搞了一辈子文物博物馆工作，由于在职时有《文博工作者守则》，自己对文物收藏是不沾边的，但是退休以后就不受束缚了。但是自己有收藏约束：一不介入文物买卖，更不能卖给外国人。记得我收藏一部金箔制的《天地八阳神咒经》，其中有高句丽记载，通过我学生的关系，传到首尔有关博物馆耳朵里，他们来人出高价购买，被我婉然拒绝。特点二是所收藏的范围不是毫无边际，而是专题性收藏，讲究系列，其目的是在研究，最后写出专著来。我最初收藏唐卡，数量多，古品不少，因此编辑成《古代唐卡遗珍》。又收藏一部《金刚经》，由8张纸写成，每张长300厘米，高40厘米，每幅都以楷书写成，极为工整，但每张纸上有3幅佛画，皆为藏式唐卡，因此写一部《辽代插图本楷书〈金刚经〉》。有时发现别人有好的收藏，自己也设法写成书。如有一位朋友收藏70多件辽代绣画，经朋友同意，我写成了《辽代绣画》一书。第三个特点是捐献文物，当我把书写完，收藏的使命就完成了，于是把有关藏品捐给国家性质的博物馆。到目前为止，已向吉林萨满文化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字博物馆、同仁堂中医药博物馆、六必居博物馆、北京商业干部学院、北京老字号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泸沽湖摩梭人文化博物馆捐献了不少文物。

所谓研究性收藏，写书并不是唯一目的，它涉及民间收藏的意义。

我国近几十年的文物形势有很大变化。“文革”前我们文物管理较好，能控制住盗墓之风，当时最好的出土文物基本在考古所、博物馆，我们参观考古新发现到这些单位就行了。改革开放后形势有不少变化，有些公开提出：“要想富，先挖墓。”盗墓者队伍人多势众，比国家考古队多千万倍，而且利用各种现代设备，如汽车、推土机、探测器，更为严重的是，盗墓者与贪腐官员勾结，后者或明或暗介入盗墓，家家屋里都摆许多文物。现在到各地方看考古新发现，只到博物馆、考古所是不够的，但贪腐官员家却能实现“金屋藏娇”。这些又把文物推向市场，流向贪腐之家，有的走私到海外。有一次我在河北邢台，问河北省文物局长：“你们省能刹住盗墓之风吗？”他说：“刹不住，这是全国性问题。”这席话反映了我国文物保护的当前形势特点。

在这种形势下，无非是两种态度：一种，睁着眼睛加以否定，放任盗墓之风不管。市场上自由买卖文物，甚至走私文物到国外，不能任这种情况发展，必须给予制止、法办；另一种，承认其存在，提出积极措施，如对盗墓、贩卖文物、贪官伸向文物界等，给予坚决打击，以法律制裁。应该加强文物鉴定管理，设法规，发鉴定证书，防止冒充专家为非作歹。国家应该加大投资，把市场上的珍贵文物收购起来，对收藏家和私人博物馆进行指导，做好登记，决不能允许有些人以办民间博物馆之行，行贩卖文物之实的行为。对于爱国的收藏家应给予支持、表扬。做好上述工作，是需要大批文物专家的，既然如此，我们把这些专家“藏”起来好呢，还是请他们出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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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文物、抢救文物作出贡献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我国的文物市场是很庞大的，基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某某大拍卖公司，以收购鉴定文物为旗号，定期进行鉴定会，来者众多，带来文物也不少，有些是国家应管控的，但主人不以为然，国家文物局又不管，这似乎是隐形文物市场；另一种是诸如北京潘家园、报国寺之类的公开市场。对这类市场，我不轻易否定，而是认真对待，每周都定期去看一下，市场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新动态，这是我学习的大课堂，因为市场上有很多民族文物、民俗文物，有的熟悉，有的是书本上没说过的，如族谱、老文书、旧信札、七巧板、消寒图、年画等等。偶尔也能看见古代文物，如封泥、侯马盟书、陶俑、画像石等。至于旧书摊上的古籍更多。自己虽然搞了一辈子历史、文物，但还感到自己有不少盲区，有不少难以识别的文物，想到这里，就越发感到自己应该再学习，进行补课。潘家园之类的市场是进行再学习的课堂，它能使自己获得不少文化知识，包括学校老师没有传授的文物知识。

关于旧货市场应该说几句话。全国的旧货市场很多，有人说：“这是假货市场，全是假货买卖！”事实是这样吗？不能这么说，要具体市场具体分析。以潘家园旧货市场为例，其中的陶瓷摊、书画摊、玉石摊，公开声称是工艺品，说它们是文物中的假货是可以的，但是其中有两个书摊，除个别有盗版书外，基本都是货真价实的旧书，说它们是假货就太不应该了；在西门内的地摊上，既有真文物，又有赝品，几乎一半对一半，说它们全是假货也是不对的。由此看来，对潘家园的旧货市场，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然否定。由此看来，像潘家园之类的旧货市场，还是可以走动一下的，没准能捡漏呢！事实上，这种真假参半的市场，对于培养文物鉴定家至关重要。有人说“文物鉴定水很深”，但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因为鉴定文物需要较广泛的知识，又要有一定的文物实践经验，既要懂真文物，又要懂假文物，否则是不行的。记得国家文物局在筹建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时，曾去考古研究所找过夏鼎先生，请该所出几名鉴定委员，但夏鼎说：“鉴定文物需要有文物专长，又要懂假物，我们只搞真的，不搞假的，当不了鉴定委员。”因此历届文物鉴定委员都没有考古研究所参加。考古工地培养不出文物鉴定专家，但有真有假的旧货市场，却为文物鉴定家提供了一个学习的舞台。还有一种现象，那些卖真货、好货的人，一般并不把东西拿到市场上去，而是在附近进行交易，这部分往往是真货色。对旧货市场的评价，也应该包括这部分。

我从年轻时代起，就从事民族文物征集、研究工作，在长期博物馆工作期间，又常常与文物打交道，如鉴定、陈列、研究等，晚年又从事收藏，自然有不少经验、体会和方法，也发生过各种有趣的故事。对此我进行一定的总结，写了有关书籍。一种是理论性的著作———《民族文物通论》；一种是工具书———《中国民族民俗文物辞典》；三是古代文物鉴赏、研究性书籍《古代器物溯源》。这些著作说明我对民族民俗文物了解较深，也有些古代文物知识的常识，可以是一个文物专家吧。但我不是文物鉴定家，因为这种工作水很深，需要多学科的知识，要有文物工作实践，又要懂得赝品的来龙去脉。鉴定起来也各有专攻，不可能什么都懂。如果有人说自己是万能文物鉴定专家，水分就太大了，恐怕是假的，或者是名副其实的忽悠家。

【责任编辑：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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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兆麟主要著作目录

《原始社会》（图册），天津：天津美术出版社，1978。

《中国原始社会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永宁纳西族母系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图说中华五千年》（合著），香港：香港三联书局，1988。

《巫与巫术》，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巫与民间信仰》，南京：华侨出版公司，1990。

《共夫制与共妻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中国古代节日文化》（合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简明文物辞典》（合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民间神像》，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

《中国民间神像》，台湾：台湾汉阳出版公司，1995。

《妇女的生育风俗》，北京：中国建设出版社，1996。

《中国生育·性·巫术》，台湾：台湾汉阳出版公司，1997。

《生育神与性巫术》，韩国：韩国东文选出版社，1998。

《华夏诸神民间神像》，台湾：台湾云龙出版社，1999。

《中国饮食史·原始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中国民族文物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最后的捕猎者》，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

《原始风俗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走婚的人们》，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

《巫觋》，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走婚与伙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走婚———女儿国亲历记》，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会说话的巫图》，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寻根之路》，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中国远古文化》，宁波：宁波出版社，2004。

《中国民族民俗辞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民间性艺术》，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木里俄亚》，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图说中国传统熏画与剪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泸沽湖》，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

《中国传统节日（俄文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图说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泸沽湖畔的普米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寻访女儿国》，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图说中国传统手工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责任编辑：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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