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与民主的三种关系

司法与民主的三种关系

刘练军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在形式上的逐步深入和实质上的不断反复，司法到底是沿职业化方向继续前进还是应调转头在民主化（大众化）道路上重温群众路线，受到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

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还就此等问题展开了立场与观点的激烈交锋。[1]在这场学术论争过程中，我国司法要不要民主化始终是争议之焦点。

在西方司法发展史上，司法只有且仅仅只有职业化一说，所谓司法大众化、司法民主化的思想主张从未出现过，更遑论上演司法应不应民主化的学术论战。陪审团和不具有职业法官资格的治安法官的长期存在，在主张司法民主化的我国学者看来，此乃司法大众化、民主化的标志，但在西方学者看来事实根本不是如此。所谓司法民主化（大众化）的命题完全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命题，至少在西方它未曾作为一个学术论题亦未曾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存在过。

窃以为，在检讨这个命题之前，首先应比较深入地认知司法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何种关联，否则，冒然地提出或反对司法民主化都因基本知识储备不足而显得过于主观、支离破碎。鉴于这种认知，笔者不揣谫陋试作此文，拟就司法与民主之间存在的三种关系略陈管见，以抛砖引玉。期许本文的探讨有助于我国学者更深入地认知司法、民主之本质内涵，从更宽广的视域把握司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俾使尚在继续中的所谓司法民主化争论像真理一样越辩越明。

一、司法、民主之本质：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在探究司法与民主的关系之前，首先得认知它们各自的本质特征，缺乏对它们本质特征的深入认识，那有关它们相互关系的任何阐述都是一种缺乏知性的猜想和臆断，这犹如无根柢的浮萍，不可靠、不可信。

司法、民主的本质特征问题，其实是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应该说，学术界对其本质特征已有基本的概括和总结，且在诸多方面形成了共识。遗憾的是，大多数主张司法民主化的学者恰恰对有关司法、民主本质特征的共识不够重视甚或视而不见，从而使这场司法民主化争论陷入一种基本概念内涵不清、本质特征不明的话语混沌之境。职是之故，在此我们先得把司法、民主的本质特征梳理一番，以告别这种混沌的争论叙事，还争论一个话语清晰之场域。

司法，已然是一个溢出学术界的常常被民众提起、出现频率异常之高但又罕见被定义的大众化概念。在英美世界颇有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里，Judiciary（司法）词条有三层意思：（1）负责解释法律和主持正义（administering justice）的一个政府部门；（2）法院制

度；（3）一批法官。[2]这第一层意思可看作是“司法”这一概念术语的基本内涵，而第二、第三层意思实际上是第一层意思的主体构成元素而已：那个被称为司法的政府部门乃是由一批法官组成的法院系统。

如果说《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这种解释抽象有余、具体不足、难以理解的话，那日本宪法学家芦部信喜教授所界定的司法则具体得多，具有明白易懂的动态实在感。他说：“所谓司法，一向被认为是指…就具体的争诉，通过适用和宣明法律而进行裁判的国家作用?。如果更加严密地加以定义，则可以说司法是…在当事人之间存在有关具体案件之纠纷的情形下，以当事人提起诉讼为前提，由独立的法院基于其统辖权，通过一定的诉讼程序，为解决纠纷，

形成何者为法的判断，保障法的正确适用之作用?。” [3]芦部教授的界定简言之就是：司法者，法院依法裁判纷争的国家作用也。司法的主体是由法官构成的法院，其使命是依法裁判各种纠纷，其裁判过程的最大特征是严格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和规定，所谓“法官一方面

独立于官方命令，另一方面又从属于法律”。[4]此外，司法裁判由置身纠纷中的当事人

启动，没有当事人的主动诉讼就不可能有司法裁判发生，所谓“从性质来说，司法权自身不

是主动的。要想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5]是故，被动性而不是主动性，亦为司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也是司法与立法、行政的重大区别之一。

但上述概括分析，尚是司法形式上的外部特征，还说不上是其实质性的内部特性。学界对于司法形式上的外部特征素有研究，但对其实质性的内部特征则几乎无人问津，相关文献甚为鲜见，因而值得在此探讨一番。笔者以为，司法实质性的内部特征在于这种裁判活动所依赖的或者说所需要的不是人的自然理性而是法律的技艺理性，由此决定了有资格裁判案件纠纷的不是一般的自然人而必须是受过法律职业训练因而具有法律家职业技能和伦理的法官。这一点，早在1608年英国著名法律家柯克（Edward Coke）就曾向其要求“以国王的身份”裁决案件的詹姆斯国王作过堪称最早且最经典的阐述。柯克说：“确实，上帝赋予了陛下以卓越的技巧和高超的天赋；但陛下对于英格兰国土上的法律并没有研究，而涉及陛下之臣民的生命或遗产、或货物、或财富的案件，不应当由自然的理性，而应当依据技艺性理性和法律的判断来决定，而法律是一门需要长时间地学习和历练的技艺，只有在此之后，一个人

才能对它有所把握：法律就是用于审理臣民的案件的金铸的标杆[量杆]和标准。” [6]詹姆斯虽贵为国王、自然理性超群，但他未受过法律训练，所以不能染指司法裁判。经过柯克与詹姆斯的这番较量，英国最终守住了从事司法职业的法律理性而非自然理性要求这根司法底线，从而捍卫了英国的法治。

对于司法而言，被动性和法律程序等外部特性固然重要，但一旦司法裁判者——法官缺乏必要的法律训练、不具备足够的法律理性和职业伦理，那司法就徒有其外表和形式，其精神内核则付之阙如、难觅其踪。司法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法官具有足够的法律技艺理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不是谁都可以胜任司法职业、不是具有自然理性的任何人都能担当法官裁判案件，此乃司法区别于立法和行政的最为鲜明的特性。

司法的本质特性如此，那民主之本质如何呢？

古今中外有关民主的思想学说可谓俯拾皆是、不胜枚举。美国学者达尔（Robert A. Dahl）曾概叹“各种民主思想，犹如一片巨大的、无法穿越的灌木丛”，但达尔本人还是成功地走出了民主思想的灌木丛，并总结认为“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

的最终控制”和“成年人的公民资格”等五项元素构成民主的基本内涵。[7]细致地分析这五项民主标准，即不难发现，其核心就是“投票选举”。在民主政治中，成年人的公民资格最重要的内涵就是享有投票选举的权利。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和充分的知情等等都是投票选举的基本要件及内涵。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关健还在于对投票选举过程的最终控制。可以说，这五项元素实质上都是围绕着投票选举而转，投票选举才是民主的中心和本质，所以，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说：“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而且是不可或缺

的必要条件。” [8]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选举不制定政策；选举只决定由谁来制定政

策。选举不能解决争端，它只决定由谁来解决争端”。[9]对此有充分的认知，我们才能理解经济学家熊彼特（J.A.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阐述的“竞争政治领导权的民主理论”即：“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

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0]

综上所述，民主就是一种通过投票选举决定政治权力具体行使主体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目的在于捍卫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使之不致于遭遇政治权力侵犯或剥夺。质言之，民主化的投票选举为的是避免出现必将侵犯个人自由的极权主义、总体国家、威权主义、独裁统治等种种蹂躏人民自由权利的恐怖的政治统治。准此，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指出：“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

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 [11]认识到民主的此等本质特性，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当今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最普遍意义上的…民主?的

涵义典型地是人民主权思想与个人权利受法律保护的思想的融合（但更经常的是混淆）”。

[12]

通过以上对司法与民主各自本质特性的分析，我们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关

联，[13]堪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司法的主体是特定的，以具有法律技艺性理性为条件；而民主的主体是广泛的，任何具备自然理性的成年人都是民主主体。司法以裁判纠纷为天职，而民主以选举更优的政治权力行使者以避免专权为目标。尽管民主同样需要避免司法的专权，但历史证明，控制和杜绝司法专权的最好方式绝不是让民主选举方法主宰司法。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后指出，美国“某些州的宪法规定法庭的成员由选举产生，并准许多次连选连任。我敢大胆预言，这项改革迟早要产生极坏的后果，而且将来总有一天要发现，

这样削弱司法官员的独立性，不仅打击了司法权，而且打击了民主共和制度本身”。[14]是故，民主的方法不宜适用于司法领域。司法与民主之间不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司法的内在特性决定了它与投票选举的民主制度之间最常态的关系就是彼此没有关系，理论上应该是司法你过你的独木桥，民主我走我的阳关道，两者之间没有交集、互不相干。

二、司法与民主在何种意义上相关联

尽管从其本质特性上看司法与民主之间原本一个以依法裁判纠纷为职志、一个以确保主权权力最终归属于人民为目标，两者在旨趣上没有交集，难以产生某种联系或形成某种关系。但一旦把目光从理论转向历史和现实，我们又不能不发现它们两者事实上有时存在着一定联系、形成某种关系，当然有时也诚然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这后一种情形就是本文第三部分要阐述的，前一种情形则是本文第四、五两部分重要剖析的对象。

那么，司法与民主具有某种关系时，它们是在何种意义上相互关联或者说彼此制约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只有两个字：权力。如前所述，民主的本质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权力的选举安排；而依法裁判纷争的司法同样是一种国家权力即司法权。司法与民主一旦存在关联，那结果一般只有两种：（1）民主监督、制约司法的裁判权力；（2）司法以裁判民主选举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纠纷尤其以对民主决定之结果实施审查的方式监督和制约民主权力本身。司法与民主之间这样两种关系的具体理论及实践问题下文将予以详论。在此，我们要探讨的是民主与司法之间何以会产生这样两种关系？

专门行使依法裁判纠纷而无旁骛的司法固然属于国家权力之一种，但其特性决定了与立法、行政相比，它身上的权力品性是如此之浅淡以致于可以忽略不计。启动的被动性、裁判的法定性、法官的中立性等司法特性决定了司法裁判即便是在行使一种权力，那它也只是在执行立法者以法律形式所体现的人民的民主权力，而不是承载司法（法官）自身意志的权力。正因为如此，所以，1788年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阐述美国联邦宪法的司法条款时敬告“纽约州人民”说：“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

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 [15]而在此前，将三权分立学说提到宪法原则高度、在政治思想学说史上第一次对司法权进行深入分析的法儒孟德斯鸠更是断言“国家的法官不过是法律的代言人，不过是一些呆板的人物，既不能缓和法律的威力，也不能缓和法律的严峻”，“裁判只能是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如果裁判只是法官的私人意见的话，则人民生活在社会中将不能确切地知道他所承担的义务”，是故，孟德斯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

上述三权中，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16]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认为，因为在司法裁判中政治与权力均非中心地位，换言之，司法权是一种政治与权力去中心化的权力，孟德斯鸠所谓的某种意义上不存在意指司法权在政治与权力的意义上不存在。[17]既然司法本质上执行的是民主立法者而不是法官本人的意志，既然司法权在政治与权力的意义上具有不存在的特性，那民主监督和控制司法权力就完全没有必要。而考量司法本是执行民主立法者的意志，民主监督与控制司法有民主对自身

不信任之嫌疑，不利于民主制度本身的健康发展。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民主直接监督及控制司法权力看似是民主对司法的不信任，实则是民主对自己本身的不信任。自己不能信任自己，这说明，民主监督和控制司法实非政治实践之常态而是一种插曲性的非正常、非逻辑的变态政治之产物。

司法的权力品性就是如此，下面我们来检视民主的权力品格。

“从字面上看，民主是指…人民的权力?，权力属于人民。” [18]权力或者说政治权力、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始终是民主的终极关怀之一。由于民主决定了权力归属，所以，民主本身亦是一种权力——决定国家政治权力归属的权力。是故，谁来监督和制约民主多数以防止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首先指出的“多数暴政”问题，就成为我们人类社会在赞美民主、实践民主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隐忧性问题。

在政治理论上，解决这个隐忧性问题的最优方案是通过立宪的先定约束制约民主多数专制，强调民主多数统治只能是一种有限的统治。所谓有限，是指人的基本自由与权利应免于受民主多数恣意干涉、侵犯乃至剥夺。借用美国联邦大法官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的司法判决意见来说就是：“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和集

会自由以及其它基本权利，不可以受制于投票，它们不依赖于任何选举结果。” [19]换言

之，“基于人类在民主历程中所经历的经验和教训，民主必须是自由的民主”。[20]一旦出现侵犯自由的专制民主，那此时就要用宪法来予以制止民主的专制，并恢复人的基本权利。宪法，是个法律文件。它本身无意识、不作为，它需要借助司法部门即法院和法官来实施它所预设的宪法审查。司法正是通过宪法审查来监督和制约民主多数权力的。在宪法审查过程中，司法对民主权力产生了抑制和预警，使得民主权力在个人的基本权利面前难以越雷池半步，个人的基本权利非但不是民主权力这把刀俎下的鱼肉，相反，民主权力应以捍卫个人的自由权利为己任，否则，民主权力本身的正当性就不能不受质疑。

总括而言，司法和民主都具有权力的共性。正是在监督和制约彼此的权力上，它们两者之间结束了彼此没有关联的态势，相互之间产生了监督、制衡乃至控制之关系，司法与民主之间的两种新型关系模式由此而生。加上它们原本之间无关系的关系模式，那司法与民主之间就出现了三种关系模式。下文对此三种关系模式分别予以详论。

三、关系（Ⅰ）：司法与民主，井水不犯河水

司法，是一种适用法律规范裁判纠纷的法律制度，它要求的是法律技艺理性；民主，是一套通过投票决定公众意志和选择多数偏好的政治制度，它以人民的自然理性为基础。一个是法律理性的法律制度、一个是自然理性的政治制度，此乃司法与民主最大的差别。它决定了司法与民主之间最自然、最常态的关系模式，就是彼此之间没有关系，犹如一个是井水、一个是河水，各有各的思想源流、价值功能和制度目标，彼此和谐共存、互不干涉。

在这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和谐关系模式下，有一个现象值得在这里认真对待，那就是仅凭自然理性的陪审团参与司法，与受过法律专业训练、具有法律技艺性理性的法官一起裁判纠

纷。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把陪审制看成是司法民主化的标志，[21]笔者陋见以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陪审团在法庭上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司法与民主之间的井水-河水关系，把陪审制视为民主这种政治制度对司法这种法律制度的制约的认知其实是对陪审制的重大误解。

尽管陪审制像民主制度本身一样古老，在古希腊城邦民主时代就非常盛行，[22]但一般认为现代陪审制起源于法治的故乡——英国。由陪审团审判被认为是英国法律的光荣，它被赞美为自由在英国永存的明灯。参与陪审团审判是英国每个臣民都可以享有或期望享有的特权。但无论从其起源上看，还是从其主要功能上考量，陪审团参与审判都不是旨在使司法民主化，让民主制度或者说民主原则延伸至司法裁判领域甚至主宰司法裁判结果并不是陪审团审判的初衷和目的。相反，通过陪审这种身临其境所带来的亲身体验和感观，培养人民的

责任意识、权利观念和守法习惯，才是陪审制的根本旨趣所在。因而，陪审制不是司法民主化的标志，陪审团的存在没有改变司法与民主之间井水不犯河水的无关系事实。

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在谈到陪审制时把它视为培养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习惯的课程。他说：“陪审是这样一种工作，它为一般人上了有关公民权的最有用的一课。它是一门在以前八百年间代代相传的课程……我相信，参加这种司法活动对于培养英国人的守法习惯所起

的作用要超过其它任何活动。” [23]托克维尔的确把陪审制定性为一种“政治制度”，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他更多的是像丹宁勋爵一样把陪审看作是一种训练公民精神的课堂。他认为，“不管怎样应用陪审制度，它都不能不对国民性发生重大影响”。他将其影响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1）陪审制，特别是民事陪审制度，能使法官的一部分思维习惯进入所有公民的头脑。而这种思维习惯，正是人民为使自己自由而要养成的习惯；（2）陪审制教导所有的阶级要尊重判决的事实，养成权利观念；（3）陪审制教导人们要做事公道。每个人在审判邻人的时候，总会想到也会轮到邻人陪审他；（4）陪审制度教导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5）陪审制度赋予每个公民以一种主政的地位，使人人感到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和参加了自己的政府；（6）陪审制度对于判决的形成和人的知识的提高有重大贡献等等。总之，托克维尔把陪审

团视为社会能够用以教育人民的最有效手段之一。[24]当然，托克维尔也谈到了陪审制度的民主性质，但这是从陪审员的阶级属性上来说的，与他所言的民主性质相对应的是陪审团

的贵族性质，而不是专制性质。[25]

如果说丹宁勋爵和托克维尔的观察与立论尚不能充分证明陪审团审判不是民主制衡司法即司法民主化的产物，那陪审团审判的规则及其变迁亦能足够佐证本文的论点。众所周知，陪审团审判时对于事实认定坚持所有陪审员一致同意原则，而不是民主性的多数同意原则。如果说陪审制旨在使司法走向民主化，那它为什么自身都不遵循民主的基本原则呢？这在逻辑上能成立么？陪审团审判业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期间它发生了几近面目全非之巨变，而它最大、最明显的变化不是别的，正是它在各国司法审判中的日渐式微。如果说陪审制目的在于使司法民主化，那它不应该面临着不断被削弱之命运。此外，如所周知，在司法的上诉审中，一般都是法律审，由陪审团参与上诉审在世界各国几乎属于极少数之例外。如果说陪审团审判旨在使司法过程民主化，那为何在上诉审中不用陪审团来民主化它呢？难道上诉审不重要？既然不重要那世界各国为什么无一例外地设置上诉审呢？这三个不容置疑之事实，不是从反面强有力地证明陪审制并不像一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旨在控制司法权，意在使司法民主化么？

总之，司法与民主天然的关系模式是彼此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们各按其自身的路径存在着、发展着，相互之间没有交集，没有所谓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陪审团审判尽管一直伴随着司法与民主这种天然的井水不犯河水关系，但它的存在并没有改变司法与民主之间这种天然关系模式。因为陪审团审判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民的法治观念而非旨在使司法走向民主，陪审制自身的非民主运作方式及其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日益式微亦铁铮铮地证实了这一点。

四、关系（Ⅱ）：民主主宰司法

司法与民主之间既然有天然的关系模式，那它们之间就一定存在着某种人为的非天然关系模式。一般而言，它们之间人为的关系模式又可以分为两种。本节先讨论第一种即民主主宰司法之关系模式，第二种关系模式则留待下节探讨。

民主主宰司法，是司法与民主之间最为恐怖的关系模式。尽管这种关系模式仅仅在少数几个国家短暂的特殊历史时期存在过，但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还是相当令人震惊，人类社会对这种关系模式的反思可谓是从未停止过。

在人类历史上民主主宰司法的第一个典型案例当属苏格拉底审判。在西方文明史上，苏格拉底审判堪称与耶稣审判齐名，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公元前399年，三个雅典公民以“苏

格拉底是社会上一个危险人物”的罪名对他提起公诉，“之后陪审团（由五百零一个公民代表

组成）在主审官不作任何指示或总结的情况下，直接以多数作出裁决”，[26]70岁的老人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但苏格拉底审判——借用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辩护词——“不是审判苏格拉底，而是审判思想，审判雅典”，“这是对思想的起诉”，“站在被告席上的是雅典，而不

是苏格拉底”。[27]主审这场对苏格拉底思想审判的与其说是司法毋宁说是民主，无论从哪个角度上分析，这次审判都是一场由民主多数操纵的审判，是一场民主专制的演出，是民主主宰司法的真实写照。不宁唯是，这场由民主取代司法实施主审的审判并非是依法审判，苏格拉底究竟犯有什么罪行，是依据哪些法律规范判处他死刑等基本问题，法庭未作任何说明，以致始终无人知晓。是故，与其把苏格拉底审判定性为一场民主审判，还不如称它为一次民主暴政的表演更为确切。

类似这种由民主多数参与和控制的苏格拉底审判，历史上曾多次短暂出现过，如法国大革命时期、苏维埃俄国革命成功初期以及我国1950年代“人民法庭”盛行时期和“文革”时期。

“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

隔开”的法国大革命，[28]所追求的与其说是自由还不如说是绝对权力，这场革命带给世人的反省是异常沉重。在雅各宾派以人民民主的名义实行恐怖的人民专制过程中，法国“最

高法院古老的司法独立及其全部优缺点被全盘废除了”。[29]打着人民的旗号鼓吹无情统治的革命领导人罗伯斯比尔在审判路易十六时向人民演说道：“人民审判不同于法庭审判：他们不下判决，他们像闪电一样予以打击；他们不裁判国王，他们把国王化为乌有”；“对国王的真正审判，是厌倦暴政的人民自发的和席卷一切的运动，他们从压迫他们的暴君手中夺

下王笏，将它击得粉碎。这个审判是一切审判中最可靠的、最公平的和最真实的审判。” [30]在这种席卷一切的人民审判运动过程中，司法审判本应具备的法律理性当然没有任何可能的生存空间。人民的革命民主主宰了整个审判过程，以法律技艺性理性为特征的司法审判理所当然地遭到无情地排斥，革命打击的所有对象当然也不可能获得任何意义上的公正的审判。在那些由人民控制整个审判过程的民主审判中，被审判的大多数对象最后都是快如闪电一般地被化为乌有。

罗伯斯比尔所宣扬的革命式民主审判在苏维埃俄国也曾出现过，在革命胜利初期这种民主的司法审判曾在全俄范围内施行。1918年1月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批判资产阶级法庭“实际上却是一种无情镇压被剥削者以保护富人利益的混淆视听的精巧的工具”之后，毫不讳言无产阶级人民法庭的工具性。他说：“苏维埃政权遵循历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指示，立即废除了旧法庭。让人们说我们不进行改良而一下子旧废除了旧法庭吧。这样，我们就为创造真正的人民法庭扫清了道路，少用高压的力量，多用群众的实例，多用劳动者的威信，不拘形式地把法庭这一剥削的工具改造成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基础上

施行教育的工具。” [31]在这种法庭工具论的意识形态主导之下，司法审判当然不可能以依法裁判、保障权利为使命。不宁唯是，在列宁看来，“人民的代表参加法庭，这无疑是民

主的开端”。[32]民主被理解为以司法的方式肇始，那司法被民主主宰当然就成了司法无法逃避的宿命。

这种群体民主决定司法过程和结果的民主司法后来在我国也曾流行过，而且是两度流行。1950年为“保障革命秩序与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法令的实施”（《人民法庭组织通则》第1条），各地成立了县（市）人民法庭。在性质上，“人民法庭是一种带群众性的司法机构，它应该时刻与群众保持特别紧密的联系。人民法庭在受理案件时，应该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

调查研究，广泛征求群众对处理这一案件的意见”。[33]从1950－1953年，人民法庭共判处了104万件反革命案件，严厉惩办了一大批匪首、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

门头子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34]当时人民法庭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审判，民主尤其是人民直接参与的民主审判色彩远远浓于由法律理性所主导的司法审判。

“文革”十年期间，这种任由群众民主主宰的审判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当时反革命的定罪标准就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它规定群众直接斗争和处理所谓“反动分子”的程序，公开认可当时出现的一些群众组织的非法“审判”活动。“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经常召开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批斗罪犯，宣判执行。有些地方还组织百万群众停止生产、工作，收听公审实况。大会宣判后不容被告人上诉就交付执行，还把即将执行的罪犯押上刑车游街示众或组织群众围观

执行死刑”。[35]这种广场化的司法，完全是群体性直接民主主宰司法的产物。当法律的技艺性理性不能主导司法审判时，原本室内剧场化的法律理性司法自然要被露天广场化的群体民主司法取而代之了。

民主主宰司法这种非同寻常的司法-民主关系，在人类历史上也许还远不止出现于上述雅典、法国、俄国及我国，但这几个国家所经历的此类民主主宰司法的短暂历史就足以告诫我们，民主与司法之间的如是主宰关系是如此的糟糕以致于可以用“恐怖”来形容。民主主宰司法是大民主、绝对民主、直接民主等非自由主义民主的产物，它是民主专制和暴民政治无法避免的后果之一，是被革命意识形态煽惑得失去理智的多数群众以人民主权的名义追求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的工具。历史业已证明，这种人为的司法-民主关系的实质是一种恐怖的极权统治。是故，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让民主主宰司法的历史不再重演，乃是我们研究司法与民主关系时的重要关怀之一。

五、关系（Ⅲ）：司法制衡民主

司法与民主之间除有民主主宰司法这种关系外，还有与之相对应的司法反制民主之关系。如果人类社会长期处于民主主宰司法的政治状态下，那非但没有今日之司法，亦不可能有今日之民主。司法反制民主，当然不是完全将民主控制在司法手中。这种反制主要是司法通过宪法审查来有限地制衡民主，以保障民主始终是最大可能地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民主，而不是相反的多数暴政或专制民主。

民主，简言之就是以选举的方式进行社会公共选择，它强调的是多数人的意志与偏好，它本性排斥其它少数人的不同的——特别是异质的——意志和偏好即民主对多元主义往往缺乏应有的恻隐之心和宽容之态，准此，民主制度越纯粹、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贯彻得越全面彻底，那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越有可能在民主面前一览无遗、剥夺殆尽。是故，如何在坚持和发展民主的同时制约民主本身，避免它排斥“异己”之本性随心所欲、不受控制以致始而侵害少数者的权利终而危及其自身合法性，此是民主制度必须破解的阿喀琉斯之踵。

英国阿克顿勋爵对美国开创的审议民主模式曾由衷赞叹，他说：“我们已经设计了种种保障民主安全的办法——但却没有设计一些防范民主祸害的办法。在这个思路上，美国已经领

先于我们和我们的殖民地。” [36]尽管阿克顿在这里没有明言美国防范民主祸害的方法是什么，但对美国民主宪政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不怀疑：美国防范民主的措施就是赋予司法部门实施宪法审查的权力，即通过司法部门的司法审查来抵御民主多数以立法的合法性方式对少数者的基本权利可能造成的侵犯或剥夺。美国早在殖民地和邦联时期就经验地得知民主多数是不值得信任的。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马萨诸塞代表格里（Elbridge Gerry）就感慨万分地说：“我们所经历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人民并不缺乏德行，但总是受到假

装爱国的人蛊惑。” [37]那如何防御容易被人蛊惑的民主造成的危害呢？制宪会议拟通过

赋予司法部门宪法审查的权力来限制民主多数的滥权和暴政。[38]“在1787年至1788年宪法批准的辩论期间，无论是宪法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司法审查将成为新的组织秩

序的本质特征。” [39]毫无疑问，这个组织秩序的本质特征乃是美国对人类民主宪政建设的最大贡献。如今为防止民主多数滥权和暴政，全球已有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移植了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以依法裁判为职志的司法之所以能够制衡民主，是因为它有一部限权的高级法（higher

law）——宪法作为判准。[40]民主是否需要制衡以它是否违反宪法为前提。在民主未违反宪法的情况下，民主当然无需受到制约，司法亦不可能对它予以某种制衡。是否因为滥权和专断而背离宪法，乃是司法制衡民主之关健。所以，司法制衡民主的思想理论渊源应该要追溯到美国宪法（宪政）理论那里。

在美国的制宪先贤中尽管有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明确反对宪法对后代人的先定约束，[41]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宪法的先定约束对于当代和后代人而言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这是美国宪法（宪政）理论的基本内涵之一。“如果一种民主选择了摧毁那种在其中可能和平地提出异议和解决纠纷的制度框架，就无异于实施自杀。制宪者们提出了、后来人也接受了宪法上的先定约束，因为它是预先制止这类集体性自我毁灭行为的有力武器。”

[42]这个宪法的先定约束主要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即人权条款。只要此等人权条款能对民主多数构成有效的制约，那民主多数专制或暴政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因而，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哈贝马斯如是认为，每一份历史性宪法，“它的规范性质意味着，诠释和阐发权利体系的任务是对于每一代人都重新提出的——作为一个正义社会的规划，宪法表达了一个

面向时时呈现之未来的期望视域”。[43]而哈耶克在总结美国的法治经验时亦如此指出：“只有那些煽动民心的政客才会认为，人民用长期决策和他们所信奉的一般性原则来限制即

时多数的权力的做法是…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 [44]

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宪法所表达的“一般性原则”及其对“正义社会的规划”，均端赖于其设计的分权机构中的某一个机构来执行而不会自我施行。而这个机构就是自身民主色彩最不浓厚且手中无钱无剑的最不危险的部门——司法机构。因为立法部门和行政机构皆为民主的化身，由它们两者中的任一部门去执行都因利益相关而不可能中立，且显然违背“谁也不应作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自然公正原则。准此，由司法制衡民主既非民主之自愿选择，亦非司法之自主谋求，它是分权政制之必然结果，是现代宪政民主之必然设计。司法制衡民主是人类在透视了民主身上存在的不宽容、易专权的本性之后的审慎抉择和知性解构。

司法制衡民主，最早诞生于美国，二战后迅速被全球各地多个国家借鉴和移植。美国二百多年来的司法制衡民主之实践，充分证明这种制衡效果良好，此种制衡制度值得信任和推崇。托克维尔在美国考察回来后曾不无忧虑地说：“我最担心于美国的，并不在于它推行极

端的民主，而在于它反对暴政的措施太少。” [45]现在看来，托克维尔是多虑了，美国反对暴政的措施诚然不多，但有司法制衡民主这一种措施又诚然业已相当有效地制止住了美国民主多数之暴政，使美式民主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民主、最少专制和最少暴政的民主之一。美国发明的由司法制衡民主的司法审查制度使得司法成为捍卫宪法先定约束的最高权威机构，同时亦是最为安全的机构。司法制衡民主的司法审查模式早已走出美洲、移植全球，司法与民主的这种关系模式已经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世价值，它已然是最值得我们人类珍重的司法-民主关系模式。

六、当下我国该力争何种关系模式

在上述三种司法与民主的关系模式中，究竟哪种关系模式最适合当下的我国，何种司法-民主境界值得当下我国去努力建构，此乃本文研究的本土问题意识所在。不过，在回答此等问题之前，首先应该客观理性地分析和评价我国的司法和民主现状。对我国当下司法与民主的现实存在状况缺乏足够清醒的认知，那任何关系模式的选择都是盲动而不足为信的，其结果只能是既危害了司法，又误导了民主。

关于我国司法、民主之现状，可以说学界已有一定的共识，分析和评价其现状并不存在较大困难和分歧。

首先，我们来看看我国司法现状。当下我国的司法是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而有意识地实行自主改革之结果。1988年召开的第14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决定对审判方式进行改革，加重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调整调解与判决之间的关系等。[46]当初这场审判方式改革旨在提高

司法裁判效率，解决积案问题，但它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法院改革由此揭幕，其中以1999年和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启动的人民法院“一五”、“二五”改革最为瞩目。正是

在这股司法改革浪潮的冲刷之下，司法的群众路线日渐萎缩，[47]我国司法开始走出“传统”趋于“现代”。

但实践证明，时至今日我国司法依然走在现代“职业化”司法的路上，还远未到达职业化司法的彼岸。当下，我国法官尤其是县级基层法院法官的法律素养普遍偏低，有相当一部分法官的法律技艺性理性尚未达到甚至远未达到司法职业化的要求。法官偏低的法律素养导致我国法院法官枉法裁判乃至贪污受贿等违法丑闻跌出，甚至像黄松有这种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也因受贿获刑，法官群体成为腐败重灾区之一，此诚今日世界司法之奇闻。司法在全国人民面前颜面尽失、威信扫地，其公信力长期低迷不振。当然，司法改革至如此不堪国人之信任田地，除了法官主观方面的因素外，还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历经十余年改革后的我国法院至今未能真正实现我国宪法所明文规定的“审判独立”（现行宪法第126条）。经费开支仰赖于地方政府的各级法院不能不围着政府的中心工作转，其司法裁判常常需要服从或服务于政府中心工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全国法院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能动司法”运动。但能动司法不过是在“为大局司法”的思想指导下，司法积极参与政府“保增长”、“保民生”和“保稳定”运动的“服务司法”，它本质上还是传统的政务司法，所谓能动司法分明是反现代职业化司法之道而行之。

总之，当下我国司法距离职业化的要求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而且这种现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同时，因财政上未能实现独立而引起的法院政治地位低下以及相对较为严重的司法腐败，决定了我国司法事实上缺乏应有的独立和足够的权威。我国司法的总体状况就是如此。

那民主的现状呢？会好一点么？窃以为，我国当下的民主像司法一样不容乐观。先且不说在英国时事周刊《经济学家》统计的2007年世界民主排名中我国（限于大陆）在全球167

个国家和地区中被排在第138位这个民主指数排名。[48]首要的是，我国只有“为民作主”意义上的“民主”观念和传统，竞争政治领导权的选举性民主从未在我国形成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和政治实践。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国民对现代选举式民主思想的认识是纵向上日益加深、横向面上持续扩展，但从观念的接受到实践的运作终究需要一个较长的摸索、适应和认可过程。当下我国总体上充其量也还仅仅是启动了这样一个求索现代民主的过程，而此等探索现代选举民主之过程能否顺利进行下去以及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政治选举需要多长时间其实都是很难预测、不可意料的。毕竟，我国的国情太复杂。东西部之间、南北方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差距太大。就文化素质、权利意识和政治认知上说，我国人民，在总体上全面认识民主制度、适应民主制度再到全盘实践民主制度尚需假以时日，绝不会一蹴而就。萧公权先生曾言：“在专制国家里面君主是政治优劣的关健。所以古人说…一正君而国

定?。在民主国里面，人民却是政治优劣的关健。所以我们应当说…一新民而政美?。” [49]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国民素质的提升有目共睹，但人民的整体素质还尚未达到能真正开展竞争政治领导权的现代选举民主的“新民”阶段，这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直面我国如此之民主、司法现状，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一边大力推进我国司法的职业化建设，一边在全国全面开展现代民主思想宣传工作，让真正的自由民主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同时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试行现代性的民主选举试验，以为今后的全国范围内的民主选举提供最本土因而是最宝贵的经验。是故，司法与民主之间最天然的关系模式、最原始的关系境界——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的无关系状态最适合于当下我国的司法和民主。司法与民主之间纯天然、最纯朴的毫无关联的关系境界，应该是当下我国努力谋求的方向。

司法与民主之间两种人为的关系结构即民主主宰司法和司法制衡民主均不适合当下的我

国。民主主宰司法的践踏人权的恐怖统治，对于我国老一辈人而言依然记忆犹新。相信没有人再希望看到这种噩梦般的专制民主和工具司法再度在我国重现。司法制衡民主，乃是以保障人权为旨归的现代宪政民主的自我防御性制度装置，它是一种最为理想的司法-民主关系境界。依据常理，在保障人权业已载入宪法的我国，这种司法-民主关系应该是当下我国所应力争实现的。但吾人不能不认识到，这种司法-民主境界的产生是有条件的，不是在任何国家都能无条件地实现司法制衡民主的。这种境界存在的首要条件是司法在这个国家具有至为崇高之地位，人民对司法抱有最高最深之信任。单单就这一点来说，我国就差之远矣。与美国、日本等司法制衡民主国家的司法相比，我国司法的国民信任度太低了，距离制衡民主所必须的权威地位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此其一。其二，我国现在的民主程度远尚未达到需要防止民主多数暴政因而不能不对之予以制约之程度。就民主而言，我国当下最重要的是发展它，而不是制衡它。是故，司法制衡民主的司法-民主关系境界，在我国还很遥远。

综上所述，沿着“人民法院…一五?和…二五?改革纲要”确定的司法职业化方向继续前进，巩固并深化我国的司法职业化建设，促进我国司法早日实现从传统的“政务性”司法向以救济权利为职志的“中立性”的现代司法转型，才是我国司法建设的正当目标。在当下我国，司法的归司法，民主的归民主，现代司法和现代民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是我们努力的正确方向。唯有当现代司法和现代民主都在我国实现了，我们才能避免民主主宰司法的恐怖政治，才能谋求司法制衡民主的宪政设计。而实现司法与民主这种理想境界的前提，是让司法与民主暂时保持纯天然的互不干扰的无关系境界而任其自由、健康地发展。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秦前红、刘高林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Law of Reason 秦前红 【学科分类】法理学 【摘要】激情的民主和理性的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二者之间有相互促进的地方，但并不如人们普遍所认为的是天然统一的。本文首先从理论及各国的实践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然后以足球“黑哨”问题为例证，从法律的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思考，认为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是民主的法治要求，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是法治的民主要求。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统一。 【关键词】民主；法治；罪刑法定 【写作年份】2003年 【正文】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秦前红刘高林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民主与法治一直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的共同追寻。中国自“开眼看世界”以来便对西方民主与法治环境下的文明社会推崇不已，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引进和制度移植。但由于西方社会自身历史的特殊性以及西方对民主和法治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再加上中国自身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条学习之路异常缤纷但十分艰辛。其间思想流派杂陈观点互相辩难，而经由思想催化的制度更是千姿百态甚至自相矛盾，不仅难以与我国国情相契合而体现出先进性，反而有淮橘为枳的尴尬甚至流祸无穷。 因此，明确二者的含义、厘清二者的关系便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了。而在我党以大无畏的精神拨乱反正并毅然选择了法治的治国之路后，这种探讨尤为重要。当然，笔者并非对民主与法治做一个系统的正本清源，那需要几本厚厚的专著恐怕才能完成，在此只想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作一点力所能及的阐述。 一 民主，永远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词语。民主理论源远流长，它从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文明中持续不断的发展而来，传播到了每个大陆并成了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的含义众多，但在现代宪政理论中，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治事务中最基本的权利应属于人民。民主能让我们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能保证公民享有更为广泛的基本权利，使人民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从民主的发展史来看，民主理念要在国家统治中得到实现，离不开法治。

浅谈英美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从?媒体审判?说起 ——浅谈英美国家司法机关与媒体的矛盾与渊源 1.先大体谈一下有关媒体审判的相关内容，看一下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2.然后说一下美国媒体和司法机关是如何制约的，又有哪些相辅相成点； 3.大体提一下英国媒体和司法机关的关系，提及欧美法系的历史根源； 4.最后点一下纠结于他们之间的矛盾，然后找求一种相对平衡的方法去解决， 或者期待去解决。 ?媒体审判?一词来源于西方的司法及媒体实践当中。在那些设立陪审团的案件之中，由于陪审员是不具备法律专业素养的普通公民，很容易受到媒体对于未决案件先入为主的报道和评论的影响，不利于公正裁判，西方把这种新闻媒体通过报道和评论影响审判的现象称为?媒体审判?。 适当的刑事案件新闻报道侵犯的不仅仅是?用事实说话?的现代新闻理念，更有可能侵犯刑事诉讼定纷止争的中心环节——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媒体通过运用自身独特的炒作或者其他手段，借助行政、立法等权力，煽动大规模的民意浪潮，使法院处于身不由己的地位，左右审判的结果，就形成了上述所说的?媒体审判?。 如果法官不能自主地判决案件，而受制于某种外在力量，则会导致法官审理权与实体裁判权的分离，而这种审而不判的情形也会相应的使整个审判过程与裁判结果相脱节，从而违背程序自治性的要求。在刑事审判中，法庭应该是一个有法律创造的，通过排除各种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的重荷而平等对话、自主判断的相对封闭的?隔音空间?，?以防止法庭之外和之内的各种‘嘈杂的声音’对庭审活动可能造成的干扰?。 司法审判的核心是证据，新闻报道的灵魂是事实。 在英美的陪审团制度影响下，媒体通过对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影响了陪审团成员的意志从而导致陪审团对事实判断发生偏差，而在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团将决定事实?真相?。所以，在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下，正是陪审员的知识构成和在审判作用中的角色不对称，才给媒体带来?审判?的机会。 在?尼克松水门事件?、克林顿绯闻案中，美国新闻媒体发挥了极大作用，成为美国媒体舆论监督的?得意之作?。新闻舆论监督作为当代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种制约机制，在西方被当作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利之外的?第四种权利?。 陪审团制度背景下的媒体审判： 陪审团制度发源于英国。英国著名法制史学家梅特兰这样定义陪审团：?有某个公职人员召集的、宣示争取回答某些问题的一些邻人。?陪审团制度随着时间的前移不断发展，到18世纪，英国的陪审团制度发展到鼎盛时期，逐渐成为英国统治阶级声称民主的一种象征。 当代陪审团制度主要适用于审理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法院。在法庭审理中，陪审团和法官是中心，陪审团的职责是认定被告人的罪责及犯罪事实问题，即被告人

第五章 发扬民主,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

第五章发扬民主，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 民主和法制是密不可分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进行探索而又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政治建设指导方针，这是贯穿邓小平法制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邓小平的全部法制思想也都是围绕这条主线展开的。 一、对社会主义民主重要性的认识 邓小平对民主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战争年代。在1941年《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邓小平就阐释了实行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他说：“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正是基于对民主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同时提出要“加强民主教育”，“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邓小平一贯十分重视。他一直把“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看作是检验“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的三个重要标准之一。他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著名讲话中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据此，他强调，要人们解放思想，必须发扬民主，改变“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的状况。1979年3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针对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的情形，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环境、目的、内容和保障条件 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如何加强民主建设、民主建设的目的以及民主建设的内容涉及哪些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保障条件等，邓小平都作出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读《苏格拉底之死》(一)解读

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读《苏格拉底之死》(一) 死亡属于自然事情，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即使是天灾人祸、战争、 法律的惩罚等等所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由于其频繁性，人们也已经习惯上看作 是正常的死亡，如果是天灾人祸，人们会归咎于命运的不济，如果是法律的处死，人们会看作是咎由自取。然而苏格拉底之死之所以溢出这些日常死亡事 件，成为人们反复思考的主题，就是因为这样的死亡集中体现了人类所面临的 尖锐矛盾和困境，从而具有了更为普遍和一般的意义：为什么在一个民主和自 由的国度里，竟然不能容忍一个智者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论？正是出于对思想 自由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关心，毕生致力于推进思想言论自由的美国著名老报人 斯通在晚年耗尽心思来研究苏格拉底之死。为此，他梳理了卷帙浩繁的文献， 甚至开始学习希腊文，在他死后出版的《苏格拉底之死》（董鼎山译，三联书店，1998）虽然有报刊散文、时事评论的痕迹，但堪称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 当然，斯通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关心绝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关心，他关心的 不仅仅是那个作为柏拉图笔下的圣人或者色诺芬笔下的市侩的苏格拉底，而是 从古希腊以来一直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的时代，所有和苏格拉底一样为捍卫 言论信仰自由的殉道者（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该书的结尾，特意加上一章，讨论古希腊是不是发生过类似美国立国初年所出现的由于宗教、思想和政 治原因而进行的“迫害运动”），因为他坚信：“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的目 的是什么，不论它标榜的是什么乌托邦式的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这个社 会里的男男女女没有说出心里话的自由，就不是一个好社会。”（《苏格拉底 之死》，页1，以下凡引用此书只注明页码）因此，尽管斯通对苏格拉底之死 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但是在他的分析里，苏格拉底最后是一个为捍卫言论自 由和思想自由的殉道者，仿佛一个舍身取义的“革命烈士”。但是，这样的分 析或者结论并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竟然不能容忍 思想或信仰自由？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我们现代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正 是这些我们今天面临的重大问题，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苏格拉底之死，以 及所有和他一样面临死亡或者类似抉择的人们的处境。 一 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是基于两个理由被处死刑的，一个是他不信仰城邦的神，只信仰自己的神，另一个是他腐蚀或者败坏青年。起诉他的人三个希腊城 邦的公民，而审判他的是由501人雅典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法院，这是一种按 照民主方式组成的法院，有点类似于我们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法庭或者大 众司法（popular justice）。而这样的审判既是关于信仰哪一种神的宗教审 判，又是一个要不要民主政治的政治审判。因为苏格拉底的主张与陪审法院所 代表的雅典民主派的正统主张的冲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一个分歧是要不要实行民主制度的问题。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 是政治的动物”。这里所说的“人”就是指能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公民。因 此，人的天性就是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这意味着公民有权在有关他的生活 和他的城市的决定上参与辩论，有权投票。”（页10）“所有公民都有参与治

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功效

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功效■　朱秋卫 由于媒体监督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媒体监督为我国的监督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是一把双刃剑,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便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在此,本文试对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交点 11媒体监督与司法目标一致,均以寻求“公正”为价值目标 在现有制度下,媒体监督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司法最终目标在于平衡利益,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因而,, “公开才有正义 方式,,同时限制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另外,媒体监督也起到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作用。 司法公正亦是司法独立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作为司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司法部门只有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不受任何外界非法因素干扰才能真正做到“事断于法”,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正义。坚持司法独立原则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司法腐败,避免以权代法、人治高于法治的现象,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21司法公正的实现需要媒体监督 传媒对司法的报道和评说并不意味着司法独立性的丧失,传媒完全有可能具有肯定和强化司法行为、过程和结论的作用,由此而产生的新闻媒体监督也有着延续和强化司法行为的社会效果,促成道德与法律的链接,为司法建立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①特别在现阶段,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内部监督机制也不完善,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更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事实上,近期公开披露的法官贪赃枉法的案例并不少见,甚至有高级法院的院长、最高法院副院长因此而落马。而经过媒体介入,促进司法公正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可见,健康正当的媒体监督是维护司法独立的一种实用手段,而不是阻碍司法独立实现的障碍。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11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在特点上存在区别 媒体监督的实质是新闻媒介对司法的介入,是新闻媒介通过对案件的公开报道产生广泛的社会舆论,从而对法院审判造成影响,以避免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情况出现。因此,新闻报道的特点必然影响到媒体监督的特点,其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公开性。舆论媒介是面向公众的文化形式,一般是以公开报道的方式反映社会问题,从而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第二,广泛性。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会涉及司法的各个领域,从而起到监督的作用。另外,新闻舆论面对的对象是社会公众,随着网络、手机等电子传媒的进一步发展,其对象范围将更加广泛。第三,及时性。媒体监督以新闻 ,必然与迅捷、高效、及时等特点有了天然 ,逐利性。新闻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获 ,在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往往会从自身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选择最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案件和角度进行报道,这就使媒体监督具有了利益关涉性的特征。 司法独立作为司法的重要原则,设立的目的在于实现司法公正,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这就决定了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而具有了司法的典型特征。从广义上来讲,两者在本质、功能、意义等方面一致性:第一,终局性。司法活动尤其是法院判决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目的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具有终局性的意义。第二,公正性。公正是司法的灵魂与价值所在。解决纠纷,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的价值目标———公正,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三,独立性。司法独立是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要条件。离开了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了。第四,程序性。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的实现是靠严格的程序来保证的,没有固定的严格的程序设计,司法公正便无法实现,司法独立的价值也就随之缺失了。 21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相互冲突关系 传媒与司法从来就是一对矛盾共生体,在运动中此消彼长。②司法独立的特点决定了司法独立原则对媒体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司法独立要求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当然也包括不受新闻媒体的干涉。司法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而媒体体现的往往是自身或大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上的公正。这一差异导致一定的冲突。③另外,媒体监督的本质决定了其对司法独立又有着天然的侵犯性。媒体监督在市场经济下,属于经营体,具有逐利本性,使得它更倾向于对司法活动的眼球效应进行发掘,使之更容易成为舆论热点,更能满足人朱秋卫: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功效　来稿摘登　 现代传播2010年第9期(总第170期)161

媒体与司法关系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一、在我国，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一直处在一种相互纠葛和冲突之中。我们应当从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一致性、冲突性分析出发，正确平衡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一致性：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是法治国家必备的条件 当今世界，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正在呈不断扩大趋势，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还扮演着与国家机构相抗衡的角色。媒体与司法是一种监赞与被监替的关系，是公民知情权的诉求，是新闻自由的客观需要。媒体不仅可以及时纠正法庭的程序问题，还能使人民参与到案件中，达到提高人民法律素质的效果。 首先，表现在基本价值追求的一致上。媒体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道德来判断是非公正, 为了追求道德上的正义；司法则通过依靠公众认可的法律来认定事实, 给社会以公道，为的是追求法律上的正义。两者异曲同工, 都以正义为最高目标,以审判公开，遏制腐败为重要任务，所以说二者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一致的。舆论监督因根植于公众的权利和利益之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成为诸多监督机制中十分重要的，作用独特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体的作用表达民意，反映民情，彰显良知。 其次，权利与权力互相制约的要求一致性。权利与权力是一对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概念。只有二者平衡制约的发展，社会的大齿轮才能顺畅运行。司法与媒体正是权力与权利对立又融合的社会实例。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特殊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物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所以，舆论监督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传媒监督司法的这一主导任务和功能与整个社会抑制、惩治腐败的理念和机制相吻合, 通过传媒监督获知司法的相关信息, 加强执政者对权力腐败和司法腐败行为的监控。 三、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性：媒体对司法的干扰是法治国家需要解决的任务 传媒监督的道德化倾向, 往往使媒体更容易用情感判断, 从而忽视了司法过程中技术化、理性化、程序化的运作方式。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下，道德意识主宰着我们的行为规范，要做到真正的法治，道德与法治的博弈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媒体对司法具有天然的干扰性。新闻舆论由于其高度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决定了它具有强大的导向功能，成为历代当权者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宣传工具。司法权是独立性权利。司法权除法律以外无其他权源，因而司法权只服从法律。由于司法权是判断性权利，其思维活动最容易受外界干扰，特别是那些能够决定它利益得失的力量。因此，要确保实现司法这种思维判断活动的纯洁和公正，就应该排除非法律性力量的干涉，也就是要实现司法判断的公正和准确，法治国家必须通过独立的体制来保障相对较弱的司法权，使其不受干涉的影响。否则，没有独立地位的司法权从根本上就无法向社会民众提供"正义"。 其次，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扮演"媒体审判"破坏司法独立。在我国，媒体一旦对某个问题提前下了定论，司法审判就有可能陷入被媒体牵着走的窘境，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审判的制度就很容易被打破，从而不利于实体正义的实

专题：中外历史上的民主与法制

中考复习专题五：中外历史上的民主与法制 一、世界古代史民主法制的进程 《汉谟拉比法典》是现存古代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 古代雅典（古希腊）开创了民主政治的先河（伯利克里）； 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法制的进程 （一）理论思想基础 1．文艺复兴。推动了欧洲文化思想领域的繁荣，为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2．启蒙运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由开明的君主执政，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批判天主教会的黑暗和腐朽，为即将进行的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利的支援；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促进了欧洲的社会进步；启蒙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也被介绍到中国、日本，促进了这些国家、地区的思想解放。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法制进程 1．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主义诞生，从此，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1871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3．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1936年，苏联颁布新宪法宣布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四．中国的民主法制进程.中国民主法制的进程 （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进程 1．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主张用改良的方式改封建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2．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它启发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法制推进历程 1．中共二大制定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以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 2．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七大召开。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3．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庆谈判。目的是为争取和平民主，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经过共产党的努力，签订了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 4.民主建国时期 （1）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2）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真正反映人民利益的宪法。 5.曲折发展 1966年，毛泽东错误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使我国的民主法制遭到严重践踏。 6.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认识到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全国人大加紧全面立法工作。1982年颁布了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时期我国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此后，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反映了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断提高，依法办事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逐步向依法治国的道路迈进。 五、民主法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建设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民主法制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 六、对民主法制建设的认识：任何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都是一个渐进过程，法律制度和民主实现程度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提高的，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我国应该不断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维护人民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练习题： 1、活动主题：感受“民主与法制” 步骤一：回顾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 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民主代替专制、以法治代替人治、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利代替以以君主为代表的贵族特权。 （1）1689年，英国颁布了，确立了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走上了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2）在美国，（历史人物）开创了民主政治的先河。 （3）法国大革命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著名的（历史文献），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后来，颁布的，第一次确认了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步骤二：反思中国民主与法制的探索历程 （4）近代化就是在经济上实现工业化，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哪个事件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5）什么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开创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主革命？

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

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 无论后人对苏格拉底的思想如何评价，但他坚守个人良知的彻底性却被普遍公认为人格典范。他爱智慧，爱到蔑视任何功名利禄的程度；他追求美德，极端到不惜冒犯众人甚至蔑视芸芸众生的程度；他坚守自己的信念，倔犟到英勇无畏、自愿献身的程度；他想做好公民，执着到既蔑视不公审判又服从死亡判决的程度；所以，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的记述中，无论是在私生活中还是在公共事务里，苏格拉底的行为举止和人格魅力接近于完美。 在私人生活上，他宁愿要精神上的满足和道德上的完美，也决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富足，为此他坚决反对奢华的生活，拒绝教育收费的政策。色诺芬说：“苏格拉底不仅是一个最能严格控制他的激情和嗜欲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最能经得起冷、热和各种艰苦劳动的人；”（《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7）在公共生活中，苏格拉底对雅典的热爱，堪称勇敢与智慧、献身精神与清醒反省的完美结合的典范。 在古希腊时期，希腊在打败了入侵者波斯后，随之而来的不是希腊的和平与重建，而是内部矛盾的激化。在希波战争中，希腊的两大城邦各有贡献和收获，雅典通过萨拉米斯海战确立了海上霸权，斯巴达通过温泉关和普拉蒂亚会战确立了陆上霸权。于是，为了争夺独霸希腊的权力，雅典和斯巴达开始同室操戈，进行了长达26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以斯巴达人大胜和雅典人惨败而结束。 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智者苏格拉底也毅然走上战场，作为甲兵参与了三次战役，每一次的表现都堪称刚毅勇敢。更可贵的是，当雅典败于斯巴达之时，苏格拉底对战败教训的反思，既出于深沉的爱国之情，又保持了清明的理性之思。所以，他非但没有象其他爱国者那样，要么互相抱怨地推卸责任，要么咬牙切齿地诅咒斯巴达，反而以谦虚的姿态批评平庸的雅典人而称赞“优秀的斯巴达人”，在与优秀敌人的对比中总结雅典人的弱点和失误。他还大声号召自己的同胞要重视敌人的成就、学习敌人的优点。 在苏格拉底看来，雅典的战败与其直接民主体制有关，因为直接民主制有三大致命弱点。 首先，在雅典的直接民主制下，握有最高权力的多数决策，其成本之高和效率之低，使民主制根本无法运作，即便只是一万人的直接民主方式，在决策上也将困难重重。所以，只能通过抽签方式产生500人的公民大会。公民大会作为民主决策的最高机构，其产生的随机性、偶然性和多变性，既无法选出优秀的代议士（代表），导致议事和决策质量的低劣；也无法保证议事会成员的相对稳定性，使决策随着民意的多变而多变，根本无法保持决策连续性，两次公民大会的决策就可能完全相反。 其次，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智力优秀的异见者手中，所以，仅仅诉诸于多数同意的决策未必就是明智的，而健全的体制，不仅要尊重多数的权利和意见，也应该尊重少数的权利和异见。苏格拉底认为，直接民主政治的平民性质和多数表决的方法，无法产生最优异的统治者，粗俗的工匠、农民和小商贩等手中的议事权和决策权，很可能导致平庸的、堕落的、错误的、乃至残暴的决策（现代的间接民主制即议会民主，就是为了弥补直接民主的这一弊端而产生的。可惜的是，苏格拉底无法经历了）。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由于没有相应的宪政法治对多数权力进行约束，直接民主中的多数权力就具有了绝对性质，而任何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都可能被滥用。少数决策的权力不受限制，必将导致寡头独裁或个人独裁；多数权力不受限制，必将导致多数暴政；

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利大于弊

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利大于弊/弊大于利正方赛案 一、定义 网络舆论：网络环境中对一些社会性问题的普遍看法 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 二、论证思路 当今中国阻碍司法公正的主要原因是徇私舞弊、钱权交易、操纵审判，网络舆论能够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所以利大于弊。 ?标准成立依据：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兆麟律师事务所职业律师吴德立：要保证司法公正，首先要打击司法腐败。其中领导干部插手司法工作是影响司法公正、导致司法腐败的最大问题。 北京人民法院许蕊：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搞钱权交易，是目前司法不公的最主要原因 西南政法大学前校长龙宗智：司法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司法不公、司法不廉、司法不力。 三、进攻点 1.网络舆论可以督促法官认真、负责 类似例子：四川省内法院实施民事案件网上同步办案，办案情况可随时在网上接受监督。一经实施，错案率明显下降。（四川省高院副院长陈明国所说） 武汉的陈女士汉阳区人民法院申请立案索赔，却遭到女法官当场飙脏话痛骂。现场视频网络曝光之后该名法官被记过处分、并调离工作岗位。 ? 2.网络舆论可以监督司法人员廉洁司法 ?金华法官艳照门事件在网络曝光，被曝光的法官郭坚因涉嫌贪污受贿而被捕（09年3月） ?中纪委对于网络舆论十分重视，“发挥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在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这能不能对司法人员起到监督作用？

? 3.网络舆论可以为司法人员提供坚强后盾，避免体制内压力 ?中国足坛假球案当中，原陕西国力俱乐部总经理王珀曾要挟法官“敢改判我让他下岗”，如果有了网络舆论的监督，像王珀这样利用权力操纵审判的幕后黑手，会不会有所收敛？ ?如果有了网络舆论的支持，办案法官再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会不会不畏强权、坚持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 ?网络舆论不仅可以让那些企图操作司法审判的幕后黑手有所收敛，还可以成为那些不 畏强权的司法人员的坚强后盾。 四、防守点 1.网络舆论干扰司法审判独立性 让对方论证因为网络舆论原因，司法审判失去了公正。（不能因为中国网名大部分支持奥巴马，最终也是奥巴马当选，就说中国网民影响了美国选举） 现在真正干扰司法审判独立性的是领导干部插手，而非网络舆论 2.为什么只讨论中国问题 在国外，因为有明确的立法，舆论对于司法的干涉微乎其微，讨论前提不成立。

部编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民主与法治知识提纲

人教版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民主与法治知识提纲 人教版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知识提纲（第三、四课） 第三课追求民主价值 思路：（一）是什么：1民主的特点----2民主的制度保障---- 3公民参与的保障与方式（特别强调民主监督的4意义4途径）（二）为什么：6民主的重要性 （三）怎么做：7民主对公民的要求 1.★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新型的民主的特点： （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目的：实现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2）基本特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3）人民民主的真谛：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我国实行人民民主，既发展选举民主，又发展协商民主。） （4）人民当家做主从来就不是空的，而是落实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2.我国人民当家作主是如何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的？P35（会区分会选择）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行使权力的根本途径。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项制度强调通过充分协商，求同存异，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实现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利的基本政治制度。 （4）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

①P38国家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 ②P38是人民实现民主权利的一种重要形式。公民要积极、主动、理性地参与民主选举。（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等额选举和差额选举。）（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③P39是保障人民利益得到充分实现的有效方式。要求保证广泛的公民参与，决策方认真听取各方意见，集中民智，促进决策的科学化。 （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等。） ④P40民主监督是公民参与民主生活、行使公民监督权的具体体现。 4. ★★★实行民主监督的意义P40 ①民主监督是公民参与民主生活、行使公民权利的具体体现。（总：定性） 预防腐败。（机关与工作人员） （公民） ④补充：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国家社会） 5. ★★公民行使监督权的途径：（补充） ①通过人大代表或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反映。 ②采用书信、电子邮件、电话、走访等形式，向有关部门举报或反映。 ③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进行监督。 ④通过网络问政平台、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反映情况。 6.★为什么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P33 ①P28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现代化、没有民族复兴。（总）

政治生活崇尚民主与法制教学设计

第一课第三框题政治生活：崇尚民主与法制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识记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2）理解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方式及必要性。 （3）中学生应该怎样参与政治生活。 2、能力目标： （1）联合实际，结合所学内容，分析说明我们应该怎样参与政治生活。 （2）联系实际，培养应用能力，运用所学知识结合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增强自己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1）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幻想脱离政治或认为政治与自己无关是错误的，树立民主政治的参与意识。 （2）中学生应丰富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进一步了解身边的政治生活，树立公民作为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以积极的热情参与政治生活，关心国家大事，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 （1）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2）中学生应该怎样参与政治生活。 难点： （1）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方式及必要性； （2）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 三、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 1、请学生阅读的“四个镜头”。 2、讲述媒体中有关居民热线及热线反馈的相关内容。 3、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学生：中学生应该如何参与政治生活的？ 通过讨论，使学生认识到，我们可以通过电话、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二）公民的政治生活主要内容 1、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 2、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3、参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4、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中学生应当怎样参与政治生活 1、明确政治生活的作用，积极投身于政治生活之中。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司法与民主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司法与民主 武若男12260414 新闻班公元前399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投判处死刑。这位被称为“哲学之父”的伟大哲学家用自己的生命与雅典民主做最后的抗争。苏格拉底之死是按雅典城民主法律，由雅典城多数自由民参加，最终以多数票获胜而判处的。也就是说苏格拉底之死是多数人的意愿，而公民的意愿在当时的雅典法律之下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有人说苏格拉底死于民主的暴政，甚至有人认为，苏格拉底的死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这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 但是关于苏格拉底之死也有另一种解读，值得深思：苏格拉底之死不是民主之过，至少不是民主一己之过，苏格拉底死于雅典的司法，死于披着民主外衣的雅典司法。真正杀死苏格拉底的不是民主本身，虽然民主的确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杀死苏格拉底的真正凶手是民主的审判，是背离了司法自身灵魂的雅典司法。 几年来我们常常说司法民主或民主司法，这几乎成了大众喜欢、一些学者热衷的口号。民主和司法都很重要，但混在一起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两者还是有差异的。 司法与民主的关系是透视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与司法制度本质特征的窗口，在西方三权分立权力结构体系中，司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民主的不足而存在的，甚至是被视为民主的对立物，因为民主的弊端之一就是可能产生多数人的专断。当然，即使在西方国家，从最终

意义上讲，司法也是为广大社会民众所享有的，即“在一个法制化的民主国家，法官么没想on个某种意义上最重视对人民负责的”。 民主的定义都是建立在选举基础上的利益决策机制，严格遵循多数人利益至上原则。简言之，民主就是一种多数人的统治。而对于司法，核心要求是公正永远是法官必须具备的基本要求。美国甚至有学者曾说过“我不需要一个懂法律的人，我只需要一个公正的人”。民主却是决然不这样的，它意味着“我是我自己利益的最好的法官”。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选择最优的情况。而司法最核心的问题是法官必须中立，必须对他的朋友与他的敌人采取同样的标准。这里就要谈到苏格拉底在审判时那501名雅典公民最在审判席上考虑的不完全是法律的规定，更多的是苏格拉底在自己心目中的印象，以及苏格拉底与自己的关系，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民主的司法已经不是理性的判断，更不是基于法律的决定，他只剩下多数人的情感的决定。民主制度下，舆论自由是民主统治真正基础。而司法需要理性，最为法官需要冷静，要克制，要审慎听取控辩双方的争论和意见，居中做出裁判。司法本身是与公正紧密联系的，而民主在很多情况下却是无理性。 司法与民主虽然有相伴相生的一面，但是而这无论在本质上、运行规律上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的，同时司法及其相关的制度设置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了避免民主所可能产生的多数人的专断。司法与民主的差异是毋庸置疑的。

媒体介入对司法公正弊大于利

媒体介入对中国的司法公正的利弊比较 随和社会的进步，新闻媒体蓬勃发展，媒体积极报道有关司法问 题是公众参与社会民主、享有宪法规定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的外在表现，也是社会法治进步的一个标识。不可否认，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媒体依靠其自身天然的开放性、广泛性，在实现遏制司法腐败，打击违法犯罪，净化社会风气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凡事过犹不及，都必须掌握一定的度，而这个度的底线就是媒体不能介入到司法审判当中来，影响法院工作或者法官的裁判。因为媒体的介入对司法公正终究是弊大于利的。下面我将对此观点进行阐释。 我们先来明确媒体介入司法的定义。媒体介入是指媒体插入事件之中进行干预。司法公正指的是司法机关在行使其职权时，“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程序内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审判权 与检察权，不受任何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及权利者干扰与影响，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请注意司法是法律的执行活动，而不是立法活动。而媒体介入司法公正则是说媒体介入对司法的审判活动产生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本来是不应该是审判活动的考虑因素。 对于媒体介入司法公正的利弊比较，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可以从媒体介入司法影响所造成的后果来评判。如果媒体介入司法产生的弊端是无法克服的，而益处却是可有可无或者说有其他途径可以代替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媒体介入对司法公正是弊大于利的。 当然，不可否认，媒体介入对司法公正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这种好处真的大于所造的的弊端吗？结论只有经过比较才能知道。持利大于弊观点者认为，媒体介入能有效促进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但是我们要明白，这种监督不能是毫无限制的监督，媒体大可在法院审判完成之后再进行报道，进行事后的监督而不是给审判活动带来干扰。其次现在我国已经有了审判监督、问责制等专业的监督程序。只要能把这些法律已经明确的监督制度落到实处，媒体监督的的作用也就可有可无了。那么，我们为何舍本求末，不把精力放在重点，却偏要用媒体这样一种法外监督机制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呢。还有人说媒体介入能更好的保障公民对司法的监督权、知情权、言论自由权。毫无疑问，公民拥有对司法的监督权、知情权、言论自由权，但是，公

部编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民主与法治复习提纲

部编人教版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民主与法治复习提纲 第二单元民主与法治 第三课追求民主价值 1.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答:(1）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 （2）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 （3）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4）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意义是什么? 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3、在我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有哪些?) 答: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行使权力的根本途径。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 (4)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 4、公民怎样行使民主权利? 答:(1)民主选举是人民实现民主权利的一种重要形式。 (2)民主决策是保障人民利益得到充分实现的有效方式。 (3)民主监督是公民参与民主生活、行使公民监督权的具体体现。 5、公民怎样参与民主生活? 答：（1）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2）以理性、公正、客观的态度全面、深刻、辩证地看问题。 （3）立场正确、逻辑清晰地表达观点和意见。 （4）提高依法有序参与民主生活的能力。 6、公民应怎样增强民主意识，培养民主素养? 答:①公民要自觉遵守宪法,按照宪法原则和精神，参与民主生活。 ②公民要积累民主知识，形成尊重、宽容、批判和协商的民主态度 ③公民要依法参与公共事务,增强民主意识。 ④使民主思想和法治精神成为自觉信仰，体现在日常言行中。 7.我国的人民民主是如何实现的？ 答：我国实行人民民主(1)发展选举民主,保障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 (2)发展协商民主,推动人民内部各方面在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进 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取得一致意见。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解析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 一、问题缘起及从制度原理角度分析的重要性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目前已经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大的背景分析，这是因为，实行法治在中国社会已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而在此过程中，司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人们的心目中日显突出，相应地，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期待也愈益迫切，对作为公权腐败之“冰山一角”的司法腐败尤显注目。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义不容辞地担负了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的任务；另一方面，司法决策者为改善公众形象，提高自己的社会公信度，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司法透明度，对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社会监督持开放欢迎态度。法治、司法公正、司法腐败和舆论监督等观念在现实生活中推演，在当今中国已构成一道由传媒与司法的紧张关系构成的特殊风景线。说传媒与司法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意味它们之间并不只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常是友好合作的伙伴，它们更是相互角力的对手，从而也存在相互抑制的负相关关系。如果说传媒和司法皆有自己正当作用的领域，那么从原理上说，当这两个领域发生交叉时，当各自认为自己的“领地”被对方不受欢迎地侵入时，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在决策时的良好愿望就会显得空泛，制度规范层面的操作分析就成为必需。在这里，必须强调专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实际操作上避实就虚，把一些决策中基于常识、一时之需、想当然的愿望付诸于制度建设，那么制度建设就难上轨道。在传媒和司法的关系上，时下除了要注意决策的妥帖慎重、以及制度设计相对于决策的不可替代性外，还应该强调在一般制度原理上探讨和认识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不容否认，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是活生生的，它往往发生于具体的个案之中，要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必须在具体事实情节上作出考量。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的实践看，即使一般制度原理，也是经由法官在一个个判例中阐发而成。但是，中国的制度实践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法院的司法判决除了给具体的纠纷一个“权威的”答案外，并不在判决理由、甚至在一般原理上作细致的说明。因此，尽管现实中以司法和传媒为两造的个案时有所见，但由此而生发出的制度原理上的探讨却不多见。制度设计应该立足于一般原理，而非一时一地具体个案中的是非得失。在谈论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时，如果只是局限于所选择的一些“典型”个案作单向度的表达，那么在民众和决策者中激起的只能是义愤，是制度设计上的感情用事。二、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法治发达国家的实践看，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涉及到社会生活中两种基本的价值，即新闻自由（free press）和公平审判（fair trial），它包含了一个恒久性的问题，这就是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的关系问题。从当今中国的实践看，也许人们更习惯的是舆论监督和独立审判的提法，而对新闻自由则心存疑虑，对公平裁判的确切含义则体悟不深。因此，在从制度设计原理上深入探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之前，有必要首先分辨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新闻自由和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