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昭

陈学昭（1906—1991）

“五四”后的新文学社团中有个浅草社，社员们大多写作小说与诗，其成员陈学昭却以散文小品为长。鲁迅谓浅草社成员虽“玄发朱颜”，但“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言明的断肠之曲”(《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陈学昭也不例外。只是，陈学昭经历了漫长的创作生泥，她的行文风格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有所变化。

陈学昭，幼年名陈淑英、陈淑章，常用笔名学昭、野渠、式微，偶用笔名玫、惠、绿藻、陈芳尘等。祖籍河南潢片。1906年4月出生于渐江省海宁县书香门第。祖父系清末丝行职员，爱好藏书、昆曲和绘画，有“陈昆腔”之雅称。父亲陈典常，民国后在县立小学任校长，具民主思想，反对清朝卖国政府，反对女子缠足穿耳，主张女子读书。母亲李氏，虽属守旧式妇道，但对爱女学昭开明从事，帮助她从兄长手中取来《红楼梦、》《西厢记》，也不阻拦她离家上学，乃至留洋深造。陈学昭在家是独女，在大家族排行老九，爱称“九九”、“九弟”。7岁丧父，哥哥们道从父亲遗命让小妹读书，也对她严加管教。从童年开始，陈学昭钻在家庭藏书堆里，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

陈学昭在海宁读完小学。那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她年仅13，也上街宣传，反对2l条，抵制日货。不久，她进入南通女子师范预科，因算术成绩不佳，1922年初转入上海爱国女学文科。爱国女学对于陈学昭一生从事文学是个关键。1923年夏，她在女同学陈竹影影响下参加浅草社，并成为其骨干分子；在同乡同学张琴秋引荐下，同《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及其夫人孔德（氵止）相识，并在张琴秋和沈泽民结婚后的小家庭里，认识了革命家翟秋白及其夫人杨之华。当年冬天，陈学昭应征《时报》征文，以《我所希望的新妇女》一文获第二名，于1924年元月刊出，并得到该报主笔戈公振先生鼓励。由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她终生的卖文生涯。爱国女学对于陈学昭的个人感情生活，同样关系重大。文科班主任曾试图为她与复旦大学医顶科学生季志仁联姻。她虽因种种缘由没同季提及婚事，但一定把他当亲哥哥看待，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季志仁也一直成为她作品中男主人公的原型之一。

1924年初，陈学昭被介绍到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从教，开始独立谋生。但不久，因该校位处皖南山区常有土匪骚扰，只耽了半年就重返家园。尔后，她躲到上海沈泽民张琴秋家。写完第一部散文集《倦旅》。1925年初，经《妇女杂志》编辑章锡琛、周建人介绍，去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就职，同样，没到半年因不愿兼任舍监一职而辞职回家。此时，孙伏园的兄弟孙福熙、对她有爱慕之意，劝她去西湖边写作，她果然住到尼姑庵里专写风景散文；后来结集的《烟霞伴侣》，其大部分篇什正是西湖之畔的产品。1925年夏，她参加了陶行知发起的、在太原举行的中华教育改进会的第一次年会，在台上，她再次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教育而在文学。会后，尽管随孙伏园兄弟同抵北京，并迫于生计，去黎明中学、适存中学兼课，但1926年暑假前还是离京南下。她一边求职，一边写作，奔波于海宁、上海和武汉之间。沈雁冰介绍她去《民国日报》，何香凝希望她做妇女工作，杨之华建议她去苏联学习，但她都无意于它们。1927年“四·一二”惨案后．她愤于蒋介石屠刀，决定远定高飞。5月，陈学昭终于以《新女性》杂志特约撰稿人身份，登上法国邮轮开住马赛。抵达巴黎，开始了她浪迹海外的生活。

赴法前，陈学昭的创作以散文为主。大多发表在《妇女杂志》、《京报副刊》、《晨报副刊》、《语丝》和《新女性》上。后结集为4部散文集：《倦旅》、《烟霞伴侣》、《如梦》和《寸草心》，和一部专注于妇女问题的短论集《败絮集》。

陈学昭初期散文，大多以她走向社会后的流浪生涯为素材，抒发对漂泊人生的悲叹、疑惑和激愤的情怀。

《倦旅》用4章32节篇幅，描叙女主人公逸樵奔赴皖南从教后的生活与心绪，情调格外悲切。逸樵怀疑人生“不是空虚，便是辽远”；诅咒社会是“罪恶的高台”；她对于“离不

了利用，少不了残杀的”的人际关系更为恐怖与恼恨。全文时时在哀叹着流浪人心头蜷伏着的悲哀和新愁。

《如梦》和《寸草心》都是《倦旅》的姊妹篇，同样表现浪迹天涯、寥寂荒漠的心态，正如《如梦·归来秋风吹客梦》所言：“走来走去都跳不出这世界”。但是，这两集散文的题材比起《倦旅》来要拓展得多，悠独怆然之感里增添了几分暖意，社会性增强的同时也透出了些微亮色。“

《如梦》是长篇连续性散文，女主人公绿漪离开西子湖畔、颠沛于上海北京时，像逸樵一样，常常沉浸在“自我”忧伤之中。但她真诚地同情“拖着长辫子的农人”，“汗流夹背的工人”；当她听了琴姐讲述这些劳动者的“向上心与革命的精神”时，她居然朦朦胧胧地感到自己“发现了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她还悟到人类要靠“自己的解救”，靠“创造”才有前途。正如1929年《真善美》杂志上的评论所述，这时的学昭女士在“暗示着前途光明和鼓励着奋斗精神”方面，是“积极的起来”了。

《寸草心》收了32篇散文，时间跨度较大些，所涉及的生活面也宽阔些。它既有对上海爱国女中学生活的回忆，又有北京人物(如朱自清、衣萍等)和景物的描摹，甚至暗写了“三·一八”惨案，激愤地讨伐军阀主义，声称要“看到这些毒蛇与凶狼的倒毙”；它既有对慈母的怀恋，对女友惠姊的忆念，更有对同类的关切与忧思，表示愿为女人问题寻求“解答”；它既有对游子苦闷的叹息，对世态炎凉的愤懑，还喊出了“生存着必奋斗，若是不奋斗，便索性停止生活”的誓言。随着生活进程的召唤，作者不仅作为一个苦寂的灵魂在呻吟，也己作为一个奋斗的斗士在呼号了。当然，声音是比较微弱的。

假如说，陈学昭《倦旅》、《如梦》和《寸草心》的基本格调显示了浅草社低咏断肠曲的特征的话，那么她的专事风景的《烟霞伴侣》则从艺术上反映了浅草社为艺术而艺术的团体持征。陈学昭生性敏感细腻，艺术感觉良好，风景散文都以诗的语言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所构意境缥渺空灵，清丽幻雅，给人以优美的印象。作者晚年曾不屑于该著，称其为“吟风弄月”之作。其实该著以诗人的想象灵化自然，在大自然的冥想里透露出独自的伤感、惆怅和寂寞；并留存着对人道、纯真乃至享乐的神往，并非全然的吟风弄月；当然，“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的低调以及文字的过于朦胧与跳跃，不能不称之为遗憾。

《败絮集》为专事妇女问题的论著。作者的处女作《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列于首篇。全集贯彻了陈学昭的妇女观：其一，力主妇女解放首先是经济和人权的独立；其二，同情妇女人生遭遇，认为妇女以“婚姻为职业”就会丧失独立人格；其三，反对贤妻良母主义，蔑视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及其领导人。此外，集中还有一些就日本社会学家本间久雄《妇女问题十讲》而写的感想性文字，赞同爱情是婚姻的基础，灵肉统一等观点。作者自谦这些文字为“败絮似的一堆”，但它却为现代中国妇女思想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1927年5月，陈学昭抵达巴黎，开始了8年的海外游子生活。她边学习边卖文。先后以《新女性》、《大公报》和《生活周刊》驻欧特派记者、特约撰稿人身份维持其清贫的留学生活。1928年秋，家里逼婚，又串通《大公报》停发她薪金，无奈于生计，她曾回国小住过一段时间。抗婚成功后，于1929年1月再度赴法。

她留法8年的创作颇丰，并有“一日千里”之势的美誉。

第一次赴法，为《文学周报》撰写《法行杂简》，为《新女性》撰写《欧行通信》、《旅法通信》，为《大公报》撰写《欧游杂记》，为《国闻周报》撰写《东归小志》。1928年秋回国小住时，躲在沈雁冰、孔德（）家三个月，写成著名散文集《忆巴黎》和长篇小说《南风的梦》。此期间，还同鲁迅先生和乔峰(周建人)先生建立了亲密友谊。景云里的生活是她终生难忘的受益的日子。

第二次赴法，度过了她重要的青年时期。她既在梦幻般的生活里邀游，又在令人烦恼的现实里哭泣。她同好友季志仁、蔡柏龄(聚元培幼子)三人总在一起用餐散步，一起翻译讨论，

一起跑书店为鲁迅先生选购木刻版画，一起看电影听音乐和弹琴……过着犹如“童话般的日子”。但最后，她却同一位有肺病学医的留学生结合，把婚姻当作慈善事业的怪念头，使她陷入自我痛苦之中，过着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此时，她继续为《大公报》、《旅行杂志》写“通信”和“日记”。只是她不再记载海上旅途见闻，而书写由哈尔滨出发，经西伯利亚到达巴黎的《西行通信》和《西行日记》。她还为《语丝》写抒情散文《野花与蔓草》等；为《生活周刊》写《法国女子是不是比中国女子幸福?》等妇女论坛，这类文字后结集为《时代女性》，成为她第二部有关妇女问题的专题论著。她还翻译了一些法文诗作，转译了屠格涅夫的《阿细雅》。

两度赴法的创作实绩，其数量之多令人惊异，而其质素的变化也是明显的。

陈学昭的赴法通讯，一改以往柔弱感伤情性，率直地披露法国社会“旧的极旧，新的极新”的社会风情，大胆报道少数中国留学生在法的嫖赌行径。为之，曾惹怒过官僚子弟，有人对她威胁谩骂。她自述，为了不被当局摸清作者为何人而遭遇扣押稿件的麻烦，她总是改用男人笔调，“一拿起笔就忘了自己是个女人”。其实，她的通讯，无论是抨击里昂派留学生劣迹，还是暴露法国社会阴暗面，总是偏于日常生活及其感受，相当女性化。

赴法后的抒情散文，依然是她心灵的坦露。《忆巴黎》、《印象》、《野花与蔓草》、《赞美与同感》、《山是青的云是白的》等等，无不把一个海外旅人漂泊与期待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也清晰地流露出她性情方面的转化。许多篇什抒发了对母亲的怀念、对故乡可爱山水和纯朴人情的依恋，以及对东方恬静之美的神往之情；但更多篇什则在东西方文化习俗的比较中。表现了自我由愁苦悲凉转为开朗恬柔的心态。她对巴黎，由生疏和看不惯，变得认为自己的灵魂在接近着它，被它的“美丽”所颤动，又拥入了她的“温情”。她对人际，由来已久一味地诅咒、厌烦。变得经常自我反省，在孤傲里透露出清醒；在同法国友人、中国友人的交往里，又获得了喜悦和思想。她对大自然，比起写《烟霞伴侣》时更加迷恋，还总是把巴黎晨雾、塞纳河桥栏杆、莱茵河水柔波同杭州西湖、钱塘江联结在一起，使它们交相辉映；在大自然中求超脱、求抚慰的追求、变成为“自然的灵魂”作“婉转地高歌”了。这些散文已克服初期散文的晦涩，只是仍存有琐屑而欠凝炼的毛病。

至于小说，大多为婚姻恋爱题材。她善于描叙一对对痴男怨女割不断的情丝，更能切入肌肤地描写界女之间两性的争斗。男女主人公不管在法国还是在中国，社会的地理的背景都不甚要紧，其显露的却是强烈的女性意识。《南风的梦》写留法的留学生生活，也透露了当时大革命的背景，但它毕竟是个恋爱故事，女主人公克明清高而有个性，她因深爱着慕欧而拒绝了热烈追求她的药君，而结果却被慕欧所弃。小说对男性不仅要占有女人身体，还想占有其灵魂的行径深感屈辱，对男性的偏狭、疑忌和残酷的劣根性，表示了一个失恋者的愤怒。这里，作者通过一个女性灵魂的呻吟，毫不隐讳地表达了对男性的愤懑。其他小说《珍珠姐》、《他给她》等，写了两个不喜欢读书求知的女青年婚姻土的受挫与悲剧，在对男人世界提出谴责的同时，对女子自身的缺憾表示了更强烈的焦灼不安，无论是珍珠姐还是大姐，她们的悲剧在于视婚姻为职业，没有理想和志气。陈学昭的婚姻小说在刻写两性斗争中偏胜于女人要有独立人格和理想的追求，颇具女性特色。只是此期小说，技巧似不如散文娴熟，又有散文化倾向，社会影响也不如散文。

1934年11月，陈学昭完成论文《中国的词》，1935年元月通过答辩，荣获克莱蒙大学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同年2月，同丈夫、孩子一起返回祖国。

回国后，正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鲁迅告诉她国内形势“复杂”。她遭遇盯梢跟踪，有的小报还对她进行诬蔑性报道。l935年10月和1936年10月，戈公振先生和鲁迅先生先后谢世。这一切都激起陈学昭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恶感情。头几年，她在上海、无锡、南昌、武汉、重庆过着极不安定的生活，但参加抗日斗争的热情剧增。“七七”事变后，她决心去延安投奔革命。1938年夏，黄炎培在重庆主办的《国讯旬刊》希望她能搞些陕北通讯，她

就以该刊特约记者身份抵达延安。

在延安，陈学昭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支持帮助下，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跑遍延安山山沟沟，写成《延安通讯》，1938年11月至1939年9月，由《国讯》连续刊出。从毛泽东主席到国际友人，从“陕北公学”到窑洞古塔，都被她摄纳在“通讯”里。

1938年秋，陈学昭曾回到重庆，本想着手撰写自传体长篇小说，但因儿子患脑炎天折，陷入了极度的痛苦。1940年冬，她不忍克庆恶劣政治气候，又重返延安。第二次到延安，她先在延安文艺界抗放后援会，1942年冬调到《解放日报》，l944年初转入中央党校四部。无论写作、编报或当教员，她都虔战地跟共产党走，终于由一个寻找个人幸福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愿作铺路细沙的集体主义者。她在1942年8月办完离婚手续。1945年7月参加共产党。这几年，他写作不多，除为—些英雄模范写过几篇通讯外，写了一些一反过去“小资”调的诗歌，如《复活》、《烦忧》、《边区是我们的家》等。

l945年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考虑陈宁昭今后工作主要在国外，因而分配她占东北，有利于她赴外1945年底，她长途跋涉穿过两北、华北、东北的一大片新老解放区，终于抵达目的地——海龙。先在《东北日报》主编第四版，不久赴长春主编—本文艺创物。当时，战争未息，出国未逞，l946年夏防学昭又折回延安。延安撤退后，她参加土改工作团到山西投入土改。1948年8月回哈尔滨待命去巴黎。然而，正在整装待发的那天，上级通知她“明天早上不出国了”。出国问题上的受阻、给她精神打击甚大，使她对人际关系再度疑惑和不解。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陈学昭创作依然保持旺盛势头。初到延安时的通讯集《延安访问记》(1940逐步形成7月，香港北极书店)，二进延安后的诗集《纪念的日子》(解放后才结集，1949年9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初到东北时的散文集《漫走解放区》(1949年12月，上海出版社)，山西行军途中获得素材而写成的短篇集《新柜中缘》(1948年12月东北光华书店），以及经过长期酝酿的著名长篇《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1949年3月，大连新中国书局)陆续问世，已们虽然写作和版时间上出版有错落，但都是解放区文学硕果，在陈学昭个人生命史和创作史上都有特殊意义。刘少奇称陈学昭足“解放了的人”，这组作品正是“解放了的人”的心曲。它们从思想到感情到艺术表现，已迥异于“倦旅”期，也不同于“留法”期。它们由表现个人、发泄自我感情，转变为表现人民群众，为革命而写作；它们由伤感孤寂的心境转变为开朗热情的情绪，心灵在集体生活中获得了自由；它们在写法上也由“向内转”变为“向外转”，但在描写客观世界描写革命的同时保存着“自我”面影。《延安访问记》写得潇洒自如，甚至把“路易十六式的有插信柜的写字台”和“法朗士的话”也搬进通讯，可见她韧到延安时的兴奋心绪和自由心灵；《漫走解放区》写得热情洋溢，对东北解放区军民激昂的民族感情和革命斗志，表现出由衷的崇敬，无论对抗联中的女游击队员，还是被血灌溉过的土地，几乎都怀有深深的眷恋。陈学昭解放区时期的创作，之所以依然保持着个性，其主要缘由在于她不忌讳“女”字，女性意识突出而鲜活。在生活中，她一方面欣喜解放区妇女“真正站起来做一个人了”，一方面也直率地提出延安妇女太热衷于军事政治工作的意见，建议迅速纠正忽视妇女本身工作的现象。在作品中，她笔力总是自然地被妇女题材所吸引，如《新柜中缘》小说集，几乎全是妇女的故事。有解放区妇女翻身、立功的故争(《新柜中缘·四月的夜》)，有抗战后依然把婚姻当作金钱交易的故事(《抗战胜利以后》)，有珍宝哥那样被夫家嫌弃的故事(未婚妻)，也有朱兰那样不知怎样处理情爱和母爱约故事(《在延河边》)。这些故事以写劳动妇女为重，写牺牲于旧制度下的妇女为多。它们为失去了独立生命、价值和前途的女性鸣冤叫屈，又为妇女挣脱侮辱与损害的反抗之路鸣锣开道。虽是些平凡女人的平凡故事，却为中国妇女作了真实的历史性记录，颇凤社会学价值。

为革命而写作，能不能写知识分子，陈学昭曾疑惑过。后在周思来鼓励下．经过7年时间酝酿，1946年行军途中终于完成这方面题材的巨著《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这是一部

较为“美丽”的长篇。尽管没能充分地达到作者所期待的，通过一个“五四”女性在几个历史时期的经历，“反映出时代的一角”这个崇高目的，但女主人公李珊裳感情生活的历程，仍提供了中国知识女性心理历程的一个侧面。李珊裳就是陈学昭，俩人“共魂魄”同经历。小说由童年写起，以李珊裳在法国生活及其感情影响为主线，写她回国后，由重庆投奔延安，同丈夫离婚，怀着推翻旧统治的意志，奔忙在东北解放区，献身于民族解放伟大斗争的历程。它实际上同许多女作家同题材小说一样，也是——部知识女性的命运史和奋斗史。只是，它不像关露《新旧时代》(1940年)偏胜于理性觉悟的描述；也不像郁茹《遥远的爱》沉浸在内心冲突的刻划中；同杨刚英语小说《挑战》也不一样，杨刚把女主人公的觉醒放在重大历史和文化背景前加以烘染，《工作着是美丽的》却以斑斓的生活和感情夺人。女主人公走南闯北，传递着时代的信息，而她坎坷的感情生活，又散发着诱人的芳香。它贴近生活，真实自然，不制造或落入固定的知识分子改造模式，从而反倒保持了长久的艺术魅力。它是未完成稿，又使读者处于“期待”的兴奋中。

建国前夕，陈学昭出国工作未逞，就到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1948年在蔡畅领导下，为筹备东北妇代会起草报告，1949年3月又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妇代会。建国后，陈学昭谢绝了很多领导挽留她在北京工作的美意，主动要求下基层专事创作。她先在天津深入工厂，后回到浙江，先在浙汀大学工作一段时间，后—直生活在农村基层，从土改到合作化，她先后在海宁斜桥区黄墩乡和西湖区龙井茶区蹲点，先成两部长篇小说《土地》(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春茶》(1957年8月，作家出版社)。在此期间，陈学昭还从来外事活动，1954年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访问苏联，1955年陪伴萨特和西蒙·波娃参观中国各地、1956年国撰写《春茶》访问意大利未能成行。《春茶》完稿前后，她还为孩子们翻译了两部法国童话《鲶鱼奥斯历险记》和《噼啪——及其它故事》。建国后，陈学昭没有把女儿接到身边，一直住在龙井寺和灵隐的尼姑庵里，一本书一本书地写着，译着，度过了充满创作苦恼和欢悦的一个又一个春秋。

《土地》和《春荣》已不同于建国前的自叙传作品，题材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她不再去写处于理想与现实、爱情与友谊、怯懦与勇敢冲突中的知识女性形象，而沉醉于反映党领导下的土改群众斗争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她这两部长篇，同其他作家写农村题材一样，以党的政策与阶级分析原则为指导，呈现农村历史性变化。然而，由于她结实的生活基础和艺术功力，小说并无概念化之嫌。以《春茶》为例，小说所以能较为成功地表现农业社诞生、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关键在于：第一，作者不讳避矛盾，较为真实地抓住了狮岭村党支部书记沈大达与上中农黄厚福之间的冲突，衬映出农业合作化初期农村的态势。小说在展开同黄厚福自发倾向和私有观念斗争时，多次让黄厚福“丑行”自行曝光，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第二，对主要人物沈大达的塑造，置于日常生活流里展开，既表现他同区委保守主义者斗争时的内心痛苦，又反映他群众工作的杰出才干。而他同黄厚福女儿黄月英的结合，同妹妹沈瑞珍的相依为命，对邻居赵小毛老伯伯的关心照顾，更呈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人情味，令人倍感亲切。第三，狮岭村群众生活与劳动场面的描摹，展开了江南茶区的风俗画与风景画，使狮岭村民主办社，愈办愈兴旺的大趋势，蒙上一层诗意。小说没有铺陈急风暴雨式的大情节，但儿女婚事、家庭纠纷、邻里磨擦、评工开会、采茶表演、围垦挖沟、所柴背柴等情节、场面比比皆是。民风民情的图画，朴素淡雅的意境，使小说生活气息浓重。《春条》得到浙江农村干部群众欢迎，称它“里面写的农村的人和事就跟真因为时间的推移而贬值。

两部长篇小说在艺术上，比起以前的散文、小说，结构上克服了自由散漫之嫌，逐渐趋于整齐严谨；人物塑造上偏重于外部描写，朝“浮雕”转移；语言也比以往朴实清朗，白描能力日臻娴熟。《土地》和《春茶》为陈学昭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竖起了新的路标。

1957牢，陈学昭因发表过一些批评性文章与提过一些口头意见而被定为右派分子。l962年元旦摘去右派帽子。但沉重的政治包袱远远超过个人生活包袱的份量，她原有的朝气和希

望，被无情的生活所掩没，她的艺术感觉也逐渐被消蚀。当右派期间，她被下放到绍兴文化馆、杭州大学图书馆，摘帽后，她回到茶区继续深入生活，想写《春茶》的续编。然而，正如她自己所言，1957年后心情的变态，使她“对自然景色，视而不见”，对“季节变换，只感到冷和热”，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真正地把她压倒了。

“文革”遭遇，更加不堪回首。陈学昭当时想去杭州织棉厂深入生活的计划被取消，揪到杭州大学挨批斗，扫厕所拔青草，虽曾被叫去翻译戴高乐《希望回忆录》．但短暂的书斋生活犹如县花一现，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已逼近临界。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陈学昭由帮助鲁迅博物馆提供有关资料开始，重新回到文坛。整整沉寂乃至麻木了20年的思维终于又得苏醒。当她的文学回忆录《想天涯思海角》于1979年《新文学史料》刊出后，陈学昭名字重新萤声文坛，老—‘代新一代的读者被她真实而诗意的回忆所激动。之后，陈学昭一方面续写、整理旧作，一方面系统撰写回忆录，为新时期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l 984年元妇，当浙江文联为她举行“庆祝陈学昭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时，她已完成长篇《工作着是美丽的》下卷，《春茶》1；卷，文学回忆录《天涯归客》和《浮沉杂记》等；在他人帮助下，她整理旧作成集的有《海天寸心》、《野花与蔓草》、《难忘的年月》和《蔓草拾零》等。之后，陈学昭依然笔耕不辕，两本文学回忆录《如水年华》和《心声散曲》又相继问世。1988年8月6日《文艺报》的《文艺家丰采》栏，刊登了她的照片．题言为：“时间可以磨去她的青春，但磨不去她的文思。”“她的文章，因其真挚，显得朴素感人；因其超然，显得公正而达观。”从青春到暮年，陈学昭终于被愈来愈多的读者所接受，她对女性文学的贡献更不可能被磨灭。

陈学昭于1991年lo月lo日在杭州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