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宫殿 文档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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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史景迁，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6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现任耶鲁大学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从他取名蕴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可见他对此专业的热爱）。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也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致谢
第一章记忆之宫的建立
第二章第一个记忆形象：武士
第三章第一幅插图：使徒在波涛中挣扎
第四章第二个记忆形象：回回
第五章第二幅插图：去以马忤斯的途中
第六章第三个记忆形象：获利与丰收
第七章第三幅插图：所多玛的人们
第八章第四个记忆形象：第四幅插图、
第九章记忆之宫的秘密
利玛窦：大事年表
缩略语
参考书目
记忆之宫的建立
第一章
1596年，利玛窦想中国人传授建立“记忆之宫”的方法。他告诉中国人，“记忆之宫”的规模是依据他们想要记住的内容的多少而定的。最为宏伟的“记忆之宫”，应当由数百幢形状、规模各异的建筑物组成，并且“数量越多越好”，不过他也补充说，人们并无必要马上去建造一座宏伟的记忆大厦。人们应当建造一些素朴无华的宫殿，抑或是更为平淡无奇的建筑物，诸如一座寺院、一组官衙、一座公共旅馆或者一处商贾的聚会之处。如果人们希望规模更小一些的话，那么就不妨建一所简单的接待厅、一处休息室或者一个工作间。如果人们想要一处私人的空间，那么就不妨使用休息室的一个角落，以后寺院的一个祭坛，甚至类似更衣室或烟茶室这样的场所。
在概述这一记忆体系时，利玛窦解释说，这些宫殿、休息室和烟茶室都是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心理结构，而不是完全由“真实”材料建成的有形实体。这类记忆场所主要有三种选择方法。其一，来源于现实，也就是说参照那些人们曾经居住过，或者亲眼目睹过并能在脑海中回忆出来的场所；其二，是凭想象臆测完全虚构的产物，具有任意形状或规模；其三则是那些一般真实一般想象的场所，如同一幢人们非常熟悉的房子，在其中为了寻找通往新地方的捷径，人们设想在后墙上开一扇门；抑或为了抵达该房子原本并不存在的高层，设想在房子的中央建造一座楼梯。
人们在头脑中臆想这些心理结构的真正目的，无非是要为无数的概念提供存储空间，而这些无数的概念则构成人类知识的总和。利玛窦说，对于每一件我们希望铭记的东西，都应该赋予其一个形象，并给它分派一个场所，使它能安静地存放在那里，直至我们准备借助记忆的方法来使它们重新显现。鉴于这一完整记忆系统的生效，是依赖于这些形象是否停留在安放的场所，并且依赖于我们是否能在瞬间想起它们的存储位置，显而易见，如果能依托于那些我们十分熟悉、难以忘记的真实场所的话，记忆将成为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可是，利玛窦认为，这样的话将会导致一个错误，因为正是借助于扩展这些存储场所的数目以及相应的能存储其间的形象的数目，人们的记忆才得以增强。因此，中国人应该努力创造出虚拟的场所，或者将虚拟的场所与真实所结合在一起，并且通过经常性的实践与回顾，把它们永久地镌刻在记忆之中，最终要能使这些虚拟的场所变成“似乎真实并且永难去除的东西”。
中国人可能会问，这些一个体系最初究竟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利玛窦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他综观古代西方传说，说明最早的记忆体系应归属于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他用精确的占位法训练记忆。利玛窦是这样描述的（他尽量提供了诗人的读音最为接近的中文名字）：
很久以前，西方著名诗人西蒙尼戴在一所公馆里与亲友们取回饮酒，周旋于众多宾客之间。就在他暂时离座出门片刻的功夫，一阵突如其来的飓风吹塌了大厅。其他的欢宴者都被砸死在其中。他们被砸得血肉模糊，肢体残缺，即使是其家属也难以辨认。不过，西蒙尼戴能准确地回忆起这些亲友饮酒时的位置，于是，他一个个地点出名字，尸体也就得以辨别。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延续至后世的记忆法的产生。
按照事物的顺序进行记忆，通常而言极为简便，它经过随后几个世纪的不断完善，得以发展成为一种体系。到了利玛窦时代，它已成为一种使所有世俗与宗教学科条理化的方法。由于利玛窦本人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故而他希望中国人一旦重视了他的记忆能力，便会自然而然地跑去向他讨教宗教问题，因为这种宗教使许多类似的奇迹成我可能。
为了赢得向博学的中国听众讲授记忆法的机会，利玛窦不远千里长途跋涉。他是一个意大利人，1552年出生于山城马切拉塔。1571年，在罗马成为一名耶稣会的见习修士。接着，在接受了神学、古典文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广泛训练之后，他在印度和澳门地区见习了五年之久。随后在1583年，他来到了中国开始从事传教活动。到了1595年，他已娴熟地掌握了汉语。就在1595年底，他用汉语编辑了一本西方古典作家和教父论述友谊的格言录——《交友论》，从中反映出他在语言才华方面新展现出来的自信心。他讲这本书的手抄本送给了明朝统治王族的一位王子。这位王子居住在南昌，经常邀请利玛窦到他的宫里参加酒宴。与此同时，利玛窦开始与当地的中国学者们讨论以及方面的理论，并向他们讲授记忆技巧问题。次年，他用汉语撰写了一本论述记忆法的简本，岁“记忆之宫”作了简述。他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江西巡抚万垓和他的三个儿子。
利玛窦热心攀结并寻求机会把记忆法介绍给陆氏家族，陆氏一族在当时的明朝颇孚盛望。陆万垓本人就是一位智识广博、家境富裕的学者，曾在明朝官僚机构中出任多职。他熟知中国的风土人情，曾先后受派镇守过遥远的西南边陲，统辖过东海沿岸和北部地区，在司法、财政和军事等重要行政领域均可谓功勋卓著。当时正值他事业的巅峰时期，作为一名省督，他自然也打算让三个儿子去参加更高一级的科举考试。二十八年前，他自己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这些考试。他和同时代的人都十分清楚，在当时的中国，成功通过科举考试，是成就功名、进入统治阶层的必然之路。所以，不言而喻，利玛窦欲将先进的记忆方法传授给巡抚大人的儿子们，以使他们更好地通过考试，然后，作为一种回报，利用他们新取得的功名，推进天主教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
然而，在这些考试中，巡抚的儿子们尽管表现十分优异，却似乎并不是靠利玛窦的记忆方法获得的，而是靠他们自身孜孜不倦的寒窗苦读，靠中国传统的反复背诵的学习方法获得的，或许可以说是得益于中国传统的有助于记忆的诗行及其朗朗上口的韵律，这也是当时中国流行的记忆实践法之一。正如利玛窦在同一年晚些时候写给耶稣会总会长克劳迪奥阿夸维瓦的信中所说的，巡抚的长子虽然仔细研读了那本论述记忆法的书，但却相依为密友评诉说：“这些理论确实是记忆的法则，但是，人们也得具有极其良好的记忆力方可使用它们。”在给一位最早同他一起撰写记忆之宫法的意大利朋友的信中，利玛窦写道，尽管南昌的中国人“都对这一记忆体系的精妙之处赞叹不已，但他们并非都愿意自寻麻烦去学会使用它.”
利玛窦本人在建造记忆之宫时却发现有任何奇怪或特别困难之处。他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建立记忆之宫的过程，也是不断和许多将学校学科知识深印在脑海中的其他技能融合在一起的过程。而且，这些技能，都是他在罗马耶稣会学院的修辞学与理论课程方面的基本内容。利玛窦最早接触记忆之宫，或许是受了学者西普里亚诺苏亚雷兹的启迪，苏亚雷兹撰写的论述修辞学与语法学基础知识的教课书——《论艺术修辞学》，在16世纪70年代是耶稣会学生们的必读教材。在书中，他指导学生们掌握了经典用法和句子结构的基础知识，并向他们提供了比喻、隐喻、借喻、声喻、进喻、讽喻、反语、夸张等大量修辞范例。其后，
又介绍了占位记忆法，将之归溯至西摩尼得斯，称之为修辞法之源。他强调了该体系可用来记忆术语的“无穷级数”。学生们应当努力实践，创造出各类型的生动形象，并为它们设计场所：宏大的建筑物或者宽敞的教堂无疑是最为理想的存储场所。
但是，这些笼统的建议，几乎很难向人们提供全面的记忆技巧，更遑隐藏其后的原理了。利玛窦很可能是从其他一些学者那里学得了更为详尽的记忆法。其中一位可能是普林尼，利玛窦在学校时曾阅读过他的《自然史》，并将其书中有关历史上记忆大师的章节译成汉语，编入了他于1596年撰写的那本记忆之书中。其余的可能是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的一些作者了，诸如拉丁文修辞学巨著《致艾莱尼五书》的作者，或者是昆体良，他的论雄辩术手册曾谈及记忆法。这些书籍都详尽地阐述了如何构筑记忆场所以及安置于其中的形象。譬如，《致艾莱尼五书》的作者曾作一下描述：
然后，我们应当建立一钟最能长久保存于记忆之中的形象。如果我们想要使确立的形象尽可能地引人瞩目；如果我们想要使建立的形象既不繁多也不模糊，而是生动又意义的；如果我们想要赋予这些形象超凡脱俗的魅力或独一无二的丑陋；如果我们想要给某些形象戴上王冠或华美的斗篷，诸如此类，以使形象对于我们而言更为醒目；抑或如果我们想在一定程度上丑化形象，譬如用鲜血玷污它，用泥巴弄脏它，或者用红漆涂抹它，以使形象更让耸目惊心；或者要给形象增添几许滑稽效果，因为这些也能使形象更容易让我们记忆，那么，我们就应当这么去做。
这番描述极具说服力，因为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人们都坚信，该书的作者就是令人尊敬的西塞罗。
昆体良就相同的主题作了详尽的描述，解释了人们应当使用怎样的场所存放所选择的形象：
可以说，最主要的观念形象是被安置在前院，其次的形象安置在起居室，其余则应按预定顺序围绕蓄水池安置，它们不仅仅被保管在卧室、客厅，甚至可以考虑塑像等物。这些安置之后，一旦需要召唤关于这些事物的记忆，人们便可依次拜访所有这些场所，并从这些事物的记忆，人们便可依次拜访所有这些场所，并从保管人那里将它们一一取出，于是，每看到一件物品，就能回忆起各自的细节。因此，无论人们想要记忆多少东西，所有的形象必然如同舞者手牵着手依次联结，由于它们是前后顺序挨个联接，因而便不会出错。除了最初安排它们各就各位的劳动之外，也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事。同样，可以如我所说的在一套房子内进行安置那样，我们也可以将形象存放在公共场所、一次长途旅行、城市的防御工事，甚至一些图片之中。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自己构想类似的场所。
尽管作了这样的解释，这套体系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似乎依然深奥抽象，晦涩难懂。但是，如果我们暂且脱离本题，来看看以个现代的实例，也许会加深这么一个观点：利玛窦就这样试图以他创造的固定场所里的组合形象记忆法理论，吸引中国人的兴趣。这种记忆法通过联想或具体的记忆法则反过来会在转瞬间产生一则所需要的信息。让我们来设想一名现代的医科大学生，她正面临着一场口试，考核她学过的骨骼、细胞和神经方面的知识区。她的头脑中有一个完整的记忆之城，在一个个街区、一条条街道与小巷、一幢幢房子里，整整齐齐地存放着迄今为止她在学校里学到的所有知识。但是，面对考试，她没有去关注历史、地理、诗歌、化学以及机械学方面的知识区。她的精力集中在躯体巷区三层楼的生理室，那里每个房间里存储着她每晚学习时所创造的各不相同的、鲜明的、能唤起强烈记忆的形象。这些形象各就各位，有靠墙摆在她面前：她必须准确说明人体上肢各块骨骼的名称；划分呈减数分裂的细胞分裂阶段；指出脑壳中上眼窝组织神经排列的次序。她的思维闪到二楼的“上
体骨骼房间”，那里从门边其第三个位置上，有一位身着华丽的鲜红色外套的加拿大皇家骑警骑在马背上，马儿的后揪上捎着一个戴着镣铐、拼命挣扎的人。转瞬间，她的思绪飞快地滑到了为于地下室的细胞室。那儿，就在暖气炉边上，站着一位身材魁梧、脸上疤痕恐怖的非洲士兵，尽管他那硕大的双手抓着一位非洲女郎的胳膊，但他的表情却令人产生难以言状的厌恶之情。很快，这位女大学生思绪的翅膀飞抵楼顶的脑壳室。这里，一位姿态撩人的裸体女子，斜躺在一幅绘有法国国旗图案的床罩上，较小的拳头攥着一把皱巴巴的美钞。这位大学生的脑海里立即浮现了三个问题的答案。那皇家骑警和俘虏的形象，立即向她提供了一句话——“某些罪犯低估了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能力”。这句话中每一个字的每一个字母，准确地列出了人体上肢的各块骨骼：肩胛骨、锁骨、鋐骨、尺骨、槗骨、腕骨、掌骨、指骨。第二个形象，“懒惰的祖鲁人”追逐黑姑娘，告诉了她呈减数分裂的细胞分裂各阶段：细线期、偶线期、粗线期、双线期和终变期。第三个形象，“懒惰的法国妓女期待地赤身躺着”，给出了脑壳中上眼窝组织神经排列的次序，即泪腺神经，前额神经、滑车神经、侧面神经、鼻睫神经、内部神经和外展神经。
在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晚期，类似的记忆法可能已有不同的活动中心，形象记忆技术可能已盛行于当时。早在公元5世纪，人们已发现，哲学家马提纳斯卡佩拉写道，普赛克在出生时，收到了一些十分可爱的礼物，包括“一辆车轮飞转的车”，——这是墨丘利的主意——“为的是让普塞克能以惊人的速度旅行，尽管‘记忆神’用沉重的金链子将它绑住，使它下坠”。这些金锁就是记忆的锁链，代表着束缚人类智力与想象力的力量，而不是隐喻为反向力。卡佩拉所渲染的普塞克形象生动鲜明，在经历一千年后，依然是利玛窦及其同时代人关于“美神”的记忆形象。她拥有人们无尽的溢美之词，激发着人们无尽的记忆与追忆，并掌管着统治疆域内的人类记忆。且看公元5世纪时这位“美神”的形象：
这是一位身材修长、浑身洋溢着自信的女子，有着超凡脱俗的美貌；她头戴花冠，器宇轩昂；手持用以自卫或杀敌的武器，刀刃光芒闪烁；身着齐胸的长袍，肩披一条古罗马式样的披肩，上面的图案与各式装饰品相映生辉；腰间则挽着一条缀满珍贵珠宝的带子，奇光异彩，夺人心目。
披肩上的每一件饰品——光芒、图案、图形、色彩、珠宝——都是修辞手法的描述，通过这些描述，她的形象便永久牢固地烙在了学生的脑海里。同那“邪神崇拜者”恐怖的形象相比，这位光彩照人的“美神”的形象塑造得何等完美无缺啊！“邪神崇拜者“的容貌是由5世纪的神学家和神话家富而根蒂尤塑造的，后来又被14世纪的修道士里第瓦尔改编成便于记忆的拉丁文打油诗。由于”邪神崇拜者“被描绘成妓女，所以她的头顶上方，有一个始终引起她警戒的吼叫着的喇叭。当人们谈及”邪神崇拜者“、将她从休憩地惊醒的时候，便会立刻想到神学争论的要点：由于不忠贞的行为与上帝的旨意背道而驰，并与邪神们私通，她沦为了妓女。她既聋又瞎，因为富尔根蒂尤曾告诉人们，第一个邪神是个死儿子的写真，这是奴隶们我减轻孩子父亲的悲伤而干的。对于应该禁止这类迷信的纯正的信念，她既看不到，也听不到。
究竟一个人能在头脑中存储多少这样的形象，又确实设法存入了多少这样的形象呢？利玛窦在1595年四分随意地记诉，他在浏览了一份由四五百个汉字随机排列而成的清单之后，便将清单倒背出来了，当时的中国朋友形容他只要阅读一遍便能将中国古典著作整卷背出来。但是，这种能耐并不令人吃惊：与利玛窦同时代的一位长者——佛朗切斯科加罗拉，帕尼，被佛罗伦萨的熟人描述成为能遨游于十万个记忆形象之间，且每一个形象在他的脑海里均有固定位置。他可能在罗马或马切拉塔给利玛窦讲授过记忆法，并曾写过一本论述记忆方法的小册子，该写的手写草稿现在依然存放于马切拉塔图书馆。至于利玛窦，他只是将他旧时所学的记忆法书籍中的内容重新搬出，再讲述给巡抚陆万垓听。他说，对于记忆法而言，
最关键的莫过于每幢建筑物里存储形象的场所的次序：
一旦场所按次序完全确定好了，你就可以穿过大门，着手开始你的布置。你不妨转向右边，并从那里进行下去。你脑海里排列着一件件东西，所有这些形象都随时等待着你去回忆，就如同撰写书法时你得从头写到尾，也如同鱼儿成群结队按次序在水里畅游。如果你打算存放许多[形象]，那就请把建筑物扩展成为成千上万个存储单元；如果你只是存放少量形象，那就不妨选择一个接待厅，只需将它按角落划分就可以了。
弗朗西斯叶芝那部论述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记忆理论的作品——《记忆之术》可谓是博大精深。她砸该书中就“基督化了的人我i记忆法是怎么一回事”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且遗憾地发现，“任何一篇论述记忆法的文章，尽管总是能够提供记忆的法则，但却很少能提供这些法则的具体应用，也就是说，它很少能提供一个安置记忆形象的体系”。利玛窦关于记忆体系的汉译本，不可能完全弥补这些不足之处，但它确实使我们明白了，传统的记忆体系如何才能在遥远的地球另一端被坚持、延续下来。
此外，利玛窦在其论述记忆法的汉语著作中，向我们展现了一组清晰的形象。他把每一个形象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并依次给予描述。每一个形象是两个正在扭打的武士，第二个形象是一个来自西部的部落女子，第三个形象是一个正在收割稻谷的农民，第四个形象则是一个怀抱孩子的女仆。他遵循自己提出的关于以简单方法开始建立记忆体系的要求，把这些形象安置在特定房间的四个角落。这间房间是个接待厅，面积相当大，且为梁柱结构。现在我就把它看作室进入记忆之宫本身的通道。巡抚陆万垓或其他初学者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跟着利玛窦开始第一次心灵之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同朝门里走去，进入大厅，然后转向右首，逐个仔细察看那些形象。
然而，一旦人们熟悉了这一方法论，就没必要只选择那些拥有许多房间和套间的建筑物了。人们可以通过存储更多的形象来扩充场所的容量。这里，唯一的危险在于，如果头脑想要方便地从所存储的所有形象中获取其所需，存储场所所可能会显得过于咋乱。不过，如果你谨慎一点的话，完全可以把家具搬进房间，在特殊的台面上摆设一些小巧的装饰性的金饰品或玉器，并用夺目的色彩涂抹墙壁。利玛窦说，人们也可以利用特定的“图像”来联想起这些形象。譬如，昆体良在公元1世纪就曾这么倡导过，路德维科多尔切也曾在1562年想那些对古典神话感新区的学生们建议，要将提香的某些作品非常详细地熟记下来。利玛窦清楚地指导生动的插图对于记忆效果具有影响，他的书信显示，他不仅意识到了附有大量木刻插图的宗教书籍，比如杰罗尼姆纳达尔的《福音注释》一书，被耶稣会士们反复出版，以使基督一生各个重要使时刻在读者心目中鲜明生动，而且，他甚至还把纳达尔的抄本随身带到了中国，并写信告诉在意大利的朋友说，该抄本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如同在接待厅里存放了四个记忆形象那样，利玛窦也存放了四幅宗教图画，每一幅他都自己动笔加上了标题，其中三幅还添加了自己的评论。这四幅是：基督与彼得在加利利海，基督与两个门徒攥以加忏斯，所多玛的人们在天使面前变瞎扑倒，怀抱婴儿基督的圣母玛利亚。这些图片得以保存下来，应该归功于利玛窦与出版商、砚台鉴定家程大约的友谊。程大约是1605年在北京通过与利玛窦结实的。那时，他正计划出版一本取名为《程氏墨苑》的中国书法和书画刻印作品集，希望能在书中收编一些西方美术绘画与书法手迹，并向请利玛窦在这方面助他一臂之力。然而，利玛窦却非常自谦地向他表示，博学多才的中国人可能只会对西方文化的“万分之一”感兴趣，不过他还是十分乐意而为之，结果他的四幅画连同他的注释于次年便一同出现在程大约精美的集子里。利玛窦满心期望这些宗教图画能将来自圣经的戏剧性故事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是有关基督生活的片段，抑或是源自《创世纪》的经历。如果将这些图画如同记忆形象那样按严格的顺序排列，那么，它们既可以被用来补充记忆形象的存量，也可以被用来扩展记忆之宫本身的技巧和方法。
尽管利玛窦对自己记忆体系的价值明显地充满了自信，但早在他于1578年扬帆远航东方之前，这类学说已在欧洲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在16世纪30年代，科尔内留斯阿格里帕虽然对巫术和科学炼金术颇感兴趣，但却在其《艺术与科学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一书中抨击说，记忆法所编造的“荒谬形象”使得人类与生俱来的记忆力变得迟钝起来，而试图在人们头脑中过多地填塞无限量的信息，常常“会导致人们对记忆技巧疯狂般的追，而不是力求其深刻性和确定性”。阿格里帕认为这种炫耀知识的做法是幼稚的爱出风头主义。在1569年出版的他的上述著作的英文版中，这种厌恶情绪表达得格外强烈：“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一群的人们打算创造一种所谓的人类奇迹，他们散发的许多读物，就如同商人们在处理他们的存货：叫卖声越大，就越发饰假货。”宗教界的思想家们，比如伊拉斯谟和梅兰希顿认为，这些记忆体系，实质上就是向早期修道士迷信活动的回归，它们没有任何实践价值。拉伯雷也在16世纪30年代以他精妙的嘲讽手法，对这类记忆法作了进一步抨击。他写道，高康大在他导师霍尔弗尼斯的指导下背诵当时最为深奥的语法著作，与此同时，班布里兹、斯卡利瓦格以及克拉普拉普之类的学者也把自己的满腹经纶传授予他。结果，拉伯雷描述说，尽管高康大确实能把所有学过的东西“倒背如流”，“其智慧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人们若想得到他本人的明智评论，“想再从他的嘴里掏出一个字来，比让一只死驴放出屁孩难”。到了该世纪末，弗朗西斯培根尽管迷恋于利用天赋的记忆力收集、分析数据，但却发表了对这种人为记忆法的权威性评论。他虽然承认这种能够通过记忆训练获得的记忆成果在表面上是感人的，是“惊人的夸示”，但却断言说这种体系根本是“贫瘠无聊的”。“我无法估算出仅靠听一遍便可重复多少名字或词语”，他写道，“我也无法估算出自己能玩多少杂技、绷索和舞蹈之类的把戏：一个是思想方面毫无价值的东西，而另一个则是身体方面毫无价值的花样”。
但是利玛窦时代的大多数天主教神学家们，和利玛窦一样，并没有为这些蔑视性的抨击所劝阻。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该体系的积极方面，无视于越来越多的学者证实记忆体系早期核心教材——《致艾莱尼五书》实际上根本不是由西塞罗所撰这一事实，这种记忆体系就如同它们先前在人们心目中的那样，是伦理学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修辞学的一部分。他在评论亚里士多德时，描述了“形象比喻”——或者说人化的记忆形象——的重要性，强调要防止“微妙、精神上的东西”脱离其心灵。尤其奇怪的是，阿奎那为进一步说明他那使用记忆场所体系的观点，指出了西塞罗曾在《致艾莱尼五书》中说过，我们“热切”需要我们的记忆形象；他解释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炽热地依恋”我们的记忆形象，由此才有可能将记忆形象应用于宗教实践。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始终未曾主意到，《致艾莱尼五书》中说的是我们需要“单独”挑选我们的记忆形象，而不是“热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奎那搞错了，他可能是凭记忆引用了西塞罗的话，这一错误强化了基督教将记忆技巧作为整合“精神意旨”手段的记忆传统。这样的解释在当时流传甚广。乔托的肖像画法和但丁《地狱篇》的文体结构与枝节描述就是有力的例证，人们已经把记忆体系用于“铭记天堂与地狱”。在16世纪的出版物中，这一观点早已屡见不鲜。
在阿奎那时代，以及随后的两个世纪里，一整套传统圣经教科书目相继问世，旨在唤醒信徒们的想象力，增强他们对信仰的虔诚之心。其中，最重要的作品诸如巴黎的威廉写于12世纪的《神圣修辞学》等，其灵感源于昆体良的著作。14世纪一位虔诚的作家，萨克森的路德弗斯，也展示了卓越的语言技巧，令其后罗耀拉的依纳爵为之着迷。路德弗斯竭力使他的教徒读者们产生亲临耶稣受难场景的幻觉，其言辞之犀利，仿佛钉子正刺穿耶稣的身子：“在所有的神经血管被扭曲、骨头与关节被残忍的暴力拽拉脱臼之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粗大的钉子穿透了他的皮肉、神经和血管，也穿透了韧带。他的手和脚都被粗暴地戳穿、钉伤了。”“此时此刻就是诵读福音的时刻”，带着这种心情，路德弗斯告知信徒们在前进时要“以某种虔诚好奇之心,去自我领受，去摸摸救世主每块受伤的残体，他是这样为你而死
的”。根据路德弗斯所援引的瑞典布里奇特的著述，受伤的残体总共有五千四百九十快。加尔都西会会士路德弗斯坚持劝告人们，要始终把最活跃的想象力奉献给基督，“无论是在行走漫步还是静静站立之时，坐着还是躺着之时，用餐还是饮酒之时，交谈还是沉默之时，独自一人还是偕同他人之时”。到了15世纪中叶，一本为少女们所撰的宗教书的作者，也竭力主张她们时时沉湎于《圣经》中的人物——不仅仅缅怀耶稣本人——而且也要缅怀朋友与熟人，以便将它们铭刻在记忆之中。他告诉他的年轻读者们，要把这些形象安置在她们心中的耶路撒冷，“为达次目的，取一个你非常熟悉的城市”。然后，美味姑娘才能“独自一人”在自己的寝房里做祈祷，让《圣经》故事浮现在眼前，“一幕幕缓缓掠过”。
记忆的这一生动重构，也是皈依的西班牙军人——罗耀拉的依纳爵为耶稣会成员们于1540年确定的宗教戒规和宗教培训大厦的基本建筑部件。他在《灵操》的早期草稿中，曾将自己的观点编入其中，该书在八年后方得以其最终的形式出版。为使追随者们充分领略《圣经》描述的场面，依纳爵教导它们在冥想《圣经》情节时要充分发挥五种官能的作用。在最初级的阶段，人们会在头脑中设想一起特定事件发生的物理场景，或者是依纳爵所谓的关于场所的“富有想象力的描述”。比如，耶稣从伯大你到耶路撒冷赴难的路途，他池最后晚餐的房间，他被出卖的花园，在他受难之后圣母玛利亚等候他的房屋，等等。依纳爵说，根据这些脉络，人们接着便可借助听觉设想出一幅更为鲜明的画面来：“听听地球上的人类所说的话，它们在彼此交谈，在发誓与诅咒。”再将之与圣父、圣子、圣母三位一体之神的言辞相对照，聆听他们的讲述，“让我们提地球上的人类赎罪吧”。在看与听之后，人们可以在记忆活动中继续使用其他的感官：“闻闻那难以言表的芬芳，品一品那神性的无比甘甜。亲吻、拥抱圣人们走过或做过的地方，就这样一直尝试着得到感受。”如果五官从不同的角度唤醒了昔日，并将它带回了——似乎是按照事先设定的脉络——现实的话，那就是记忆、推理和意志三种能力担负起了深化现行冥想事物意义的责任，尤其是在主题事物不是传统意义上可视事物的时候就更是如此。譬如意识到原罪这一情形。对此，依纳爵说：“冥想的画面即为一年，是想象的产物：我的灵魂成了堕落躯体的囚徒，而我的整个躯体与灵魂，便只能与尘世上的动物们生活在一起，如同生活在异国他乡一样。“（虽然，这不是专为传教士而写的，但人们可以推测到，当利玛窦寓居中国努力寻求闲暇空余时间以增强精神修养时，他肯定从这段文字中汲取了力量）依纳爵描述说，人们可以轮流使用这三种能力，而以记忆为主要方式：
借助记忆力，我要追思天使们的原罪；然后，利用我的推理能力进行思考；接着，当我将自己的无数罪恶与天使们的罪恶——使他们堕入地狱的罪恶相比较时我的意志力将努力回忆、思考，以启发自己彻底的羞愧之情：我所有的罪孽常常受到了怎样的报应。记忆的作用是追思天使们如何有幸被天主创造出来，但他们却拒绝全心全意地尊崇、顺从他们的造物主和天主：他们已成为狂妄自大的牺牲品。当他们从天堂坠入地狱之际，他们已由天赐的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沦为充满邪恶意欲的人了。同样，我将凭借我的推理，更为缜密地追思这一切：然后借助于我的意志，努力唤起自己纯洁的心。
每一个修行的人在反省自己的罪孽时，都是从最家庭化、最隐秘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反省他不同时期在家里的情况，追思他与其他人的人际关系，反思他曾供职过的多个位置——这样，他便可以从对天使原罪的冥想，转变为从事一场伟大精神战争的全景审视，而这正是天主及其追随者们反对邪恶势力的圣战。
路德弗斯和依纳爵都强烈主张，虔诚的嫉妒教徒应当把关于过去的“记忆”体现到精神化的现实世界中，这不仅回应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而且也合乎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思想。该书成于利玛窦出生前1100年，奥古斯丁曾经在其中这样说道，“可能偶有至言：‘存在着三个阶段：再现过去的事情，再现现在的事情，再现将来的事情。”然而，与依纳
爵同时代的天主教教徒们则担心，依纳爵或他的追随者们想要获得洞察神圣天国特殊能力的要求似乎有些过头了。巴伦西亚主教抱怨《神操》比“贩卖玄义”好不了多少，而且它是在盛行于当时的光照教条影响下写成的。154年，有6位神父声称，他们通过修行已能与天主“直接”交流，从而招致了宗教裁判所的审查。神父们关于“天主可能会像拯救使徒一般拯救他们”的声称使得宗教法庭审判官深受困扰。1553年，部分多明我会修士甚至抨击依纳爵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异端邪说者”，这种指摘使得依纳爵的朋友纳达尔（《默祷》一书的作者，利玛窦将该书介绍给了中国人）坚持指出，依纳爵的观点并不是从直接的渠道而是从《圣经》中汲取了养料。克劳迪奥阿夸维瓦——利玛窦在中国期间耶稣会的总会长，意识到了争论的存在，他贬低依纳爵“应用感官”的观点，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不能与“默祷”和“祈祷”之类更复杂的形式相提并论。
人们一直很难划清宗教活动与所谓的魔力间的准确界限。进来有一些学者提出，宗教与魔力间的相互关系在于弥撒自身的言辞和咒语，在于音乐、灯光、酒类，以及心中的变化。利玛窦在中国的经历表明，中国人曾经臆断他的记忆法源于魔力。1596年10月13日，利玛窦从南昌给罗马的耶稣会会长阿夸维瓦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先是简单叙述了为获准南昌和购买住所而展开的艰辛谈判，随后又描述了蜂拥到他房间以表祝贺的知名中国文人的情况。他罗列了这些中国人造访的三个主要动机：相信耶稣会士们能将水银变成纯银；渴望学习西方数学；急于了解他的记忆法体系。从当时欧洲人智力和宗教生活的背景看，利玛窦的这一看法完全正确。那时，记忆体系已同数字命理学和神秘的半科学炼金术相结合，使利玛窦获得了超常的反映传统宗教力量的能力。我们应当记住，在一定程度上，只有从一个富有野心的反宗教改革天主教徒的角度去看待利玛窦，将其作为16世纪末由西班牙、葡萄牙炮舰所发动的“欧洲扩张”运动的一部分，他的一生才显得有其意义。我们也应当从一个更为古老的背景——前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多方面来看待他的一生，这一背景经由中世纪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追溯到基督教徒们同玄术、炼金术、宇宙结构学和占星学领域“智者”们共同安慰人类的时代。
1545年至1563年期间的特兰托公会会议在罗马授权下举行了扩日持久且错综复杂的争论，这可能解决了一些最为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天主教堂的头头们有感于教堂内部的腐败和新教反对派的究诘而提出来的。但是，这些“解答”只为一小部分人所接受，其余的人们继续坚持己见：于是，根据一位1584年受到宗教裁判所审讯的意大利北部地区磨坊主的回答，上帝产生于开天辟地的混沌状态之中，在这混沌状态值中，已出现了地、水、火、风四行。“谁搅动了这一混沌状态？”审讯者问道。磨坊主回答：“它自己搅动了自己。”磨坊主接着又说：“我的内心对一个新世界怀着崇高的敬意和热切的期盼。”他解释说他之所以动摇，主要是受到了其他国家和人民观点的影响，这是他从约翰曼德维尔的非洲与中国游记中了解到的。这位磨坊主虽然人微言轻，但同样代表了16世纪所有继续从自己立场出发寻求世界起源解释的人们，因为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的改革家们都无法使人们相信他们能够解释清楚世界起源的根本奥秘，或者诸如强烈的精神压抑、人类和动物的灾难性突然死亡、财产的丧失抑或灾荒饥馑之类带有局限性但又令人困惑的现象的根本奥秘。
也正因如此，魔力与宗教的思维继续变得模糊不清。磨坊主切中要害地阐发了他的四行理论，即上帝为风，耶稣为底，圣灵为水，火则肆虐各地。比他贫穷的同时代人都在幻想一个新世界，那里河流的堤岸是用乳清干酪做成，而天空则下着意大利式小方饺和杏仁蛋白软糖。利玛窦和他的朋友们尽管否认任何施加物体之上的魔力，但却在1578年绕行好望角之际，将罗马复活节时ongoing蜡烛制成的小护符扔进了惊涛骇浪之中。1601年，他在北京城外居住时，总是随身带着圣地出产的谷粒和一个小十字架。他坚信，这个小十字架是用当初钉死耶稣的十字架的残片制作的。在公开“改革”的英国，热衷于魔术的人不计其数，以
至于一丽莎白时期的小镇上，没有人能距“玩诈术者”十英里之遥。
在那个仔细探索星空奥秘的时代，人们对行星运动的每一个阶段、月亮的每一次盈亏和恒星的每一次出现都进行过认真的追踪观察，并就其可能对人类命运产生的重大意义作了仔细分析。受过教育的人们可以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然而他们的思想仍然为一位历史学家所谓的“悸动”于他们新柏拉图式宇宙观的“未知的玄妙影响“取舍体系所占据。在众多体系中，一个自明之理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记忆力同宇宙的自然力融合，即可产生特殊的力量。即便在那贫穷未受教育的人中，非凡的记忆力依然被视作是一种口头文化的当然形式。例如，蒙田在1581年他的意大利之旅中，曾描述过佛罗伦萨附近田野里的一群农夫：这些农夫拙劣地弹奏着诗琴，他们的女友则站在她们的身旁背诵着阿里奥斯托冗长的诗篇。然而在当时，如果一个人拥有太过超群记忆力的话，周围的人们立刻便会怀疑他具有魔力。16世纪中叶法国南部的阿诺德山区旧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至于莎士比亚的听众们知道如何去使用和增强记忆，则应当是不足为奇的事了。在哈姆雷特把奥菲利亚的父亲杀死后，奥菲利亚跑到她的哥哥雷欧提斯面前哭道：“这株迷佚香能帮你记住这一切，求求你，亲爱的，记住这一切吧。”她不完全是疯了；据当时许多有关记忆法的文章记载，迷迭香是增强记忆力的灵药，奥菲利亚祈助于它能使雷欧提斯复仇的意志坚强起来。
在利玛窦还是学童的时候，他的家乡马切拉塔的神职人员受到一些指责，说他们是在玩弄邪恶的权术，这可能与他们滥用记忆法有关，尽管们并不知晓他们施展技巧的详情。我们确定可知的是，在16世纪，在威尼斯、那不勒斯等城市中，一些人以惊人的热情构筑了“以占星术为核心的记忆法体系”。这种学说不仅盛行于国内，而且还被它们的热心倡导者们传播到了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这种学说将宇宙间的万有力可行当的策士们以被直接了解或绘制，使从事这策士们成为具有非凡潜能的“太阳占星术家”。16世纪40年代意大利的著名学者卡密洛发明了“场所”，并赋予其范畴：在最显眼的位置，是成堆的小盒子，它们交错放置，装满了西塞罗的所有作品；逐渐向远方延伸的是大量的宇宙万物现象，它们是构想出来的，用以表达“从造物主扩展至创世各个阶段的天地万物”，这样该“场所”的主人就如同站在高山上俯瞰森林一样，最终不仅看清了一颗树，而且也看到了森林全貌。正如卡米洛所言，“这种无与伦比的安置办法，不仅担，而且当起了为我们存放物件以及依托于它的语言和行为的职责，使得我们能在需要立刻发现它们，而且也丰富了我们的智慧。
这样的智慧也不限于语言世界或舞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理论和实践留有它的踪迹，那些描述和谐空间的“暗线条”流露出庄严情调或人类之爱的意味，赋予每幢建筑物内涵；人体形象的和谐比例则可以借助宇宙的力量转化为人类智慧的纪念碑。它也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精髓之中，后者继承了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是最初通过字母和韵律表达的记忆力被牢牢地固定在乐谱线之中，并且在严肃的理论家看来，音乐的两个特征——音律与知识性——或者能够进入性魄力与唤发力的领域，或者能够进入一个特定的国际交流的领域。因此，开普勒一百年探索著名的行星轨道理论和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的皇宫埋头钻研炼金术，一边发展了音乐演奏理论，即如果一曲既定的男声合唱给出了三度大合音间隔的话，那么就得出适合女性演唱的三度小合音。而尼科洛维琴蒂诺1555年则在他那论述新的六键盘拔弦键琴的论文《大键琴》中直言，他的新乐器将能演奏出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匈牙利人以及土耳其人的声音。“世界上所有民族在使用它们的本族语时，其强调的抑扬间隔不仅可以为全音符、1/2音符，也可以为1/4音符甚至更小的语言间隔。因此，借助拔弦键琴的分度，我们可以使世界各族人民产生共鸣。”1582年，当利玛窦首次在澳门见到中国的汉字时，也同样为汉字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潜能所震撼；他发发现，汉语具有超越语言中固有的语音差异的万能的形象结构特征。
尽管这样事例各不相同，它们却可用来强调有关记忆的各种思想，同样也可用来强调
有关记忆的各种思想，同样也可用来强调那些共存于“反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记忆法所发挥的原生力与转换力。它们也使得我们很难相信，当利玛窦在利用他的记忆法理论、西方科学知识及其渊博的神学训练知识诱使中国人背离他们的儒教、佛教与道教时，会对同时代的欧洲人所赋予记忆法的超越人类与自然的能力是视诺无睹的。
利玛窦的四幅记忆形象只不过是存储于其记忆宫殿中的财富的撩人线索，正如他的四幅宗教插图代表的只是他竭力想使中国人皈依的居于宗教核心的天主教图像资料的片段而已。但是，由于这些东西大部分被令人吃惊地保存下来，也由于这些利玛窦精心挑选的形象和插图传到了我们手中，现在就轮到我做出决定，围绕这八个相隔久远的片段来编写本书。1606年，利玛窦告诉程大约：“记诉的全部意义在于使声音远播千里，而在直接的交谈之中，声音百步便消。”他说的对，正是借助于这些偶然留存的片段，我们得以进入他那个年代。我们深信，利玛窦会赞同这一做法，因为他也向程大约讲述过以下这番话：那些生活在我们之后百代的人现在还没有出生，我不可能判断他们会成为怎样的一类人。然而，感谢书面文化的存在，它甚至使那些万代之后的人们得以进入我的心灵，仿佛我们处于同一时代。至于那些生活在百代以前的重要人物，尽管他们早已与世长辞，然而感谢他们留给我们的这些书籍，使我们这些后来人可以领略他们的说教方式，观察他们的高尚品行，了解他他们所处时代的太平与混乱，就仿佛我们生活在他们中间。
对于文艺复兴后期的人文主义者而言，那些生活在罗马帝国伟大时代的人们就是这些说教和高尚品行的典范。在那些伟大的岁月里，昆体良写就了他们的记忆理论，利玛窦也用两个扭斗的武士开始自己的形象记忆理论，而用加利利害作为插图的开端，温和地回应了与前者的相似性：昆体良早就认为，由于矛和锚的形象，战争和大海应当成为人们在早所能记住的两样东西。
当我们追随利玛窦前进的时候，我们应当记住他的古典往昔和他的中国现状之间的又一关联。最广为人知的罗马记忆法教科书指出，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形象流里标注一定的符号，也可以说是要每隔五组或十组确立一些路标，例如，一只绝妙的手可以提示我们数字五，或者以为名为德西默斯的朋友可以令我们联想到数字十。利玛窦把这一观点融入他的中国形象流，与他那劝人皈依天主教的中心目标——他的全部智慧都倾注于这一目标——结合在一起。正是汉字固有的书写特征，使他得以在语言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没提及绝妙的手或名为德西默斯的人，取而代之建议中国人每隔十个记忆场所就应该简单地插入一个汉码字“十”的记忆形象。这一观点的精妙之处来源于数字十汉语的书写形式为“十”，中国人经常用它来表示许多两线相交的客体或场所，比如一个木制框架或一个十字路口等等。出于这一原因，7世纪来到中国的最早一批聂斯脱利基督教徒，把“十”作为基督十字架的词汇。到了13世纪，中国的蒙古征服者开始正式使用它。利玛窦与16世纪的耶稣会士们又相继使用。于是，当明代的中国人跟随利玛窦穿过他的接待厅，路过他的插图，近入记忆宫殿的幽深之处时，指引着他们的，不仅有十进制的逻辑关系，而且还有十字架本身那毫不容情的信条神学象征了。
第一个记忆想象：武士
利玛窦决定，把发音为“WU”表示战争的汉字，作为存放于记忆之宫的第一个形象。
为使“武”成为一个便于读者记忆的想象，他首先以从左上方到右下方的对角线为界，把这个汉字分割成为两部份，这一分割形成了练个独立的表意汉字，上面的字代表着“戈”，而下面的字则有“止住”或“防止”之意。在用此方法分割这个汉字时，利玛窦遵从了——有意无意间——近两千年来中国学者们所遵循的构词惯例，即应能让人从构词形式上看出表示战争的汉字所蕴含的和平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十分脆弱。
利玛窦汲取了这两层含义并把它们综合成为一个相关形象：第一个武士，一幅威风凛凛的摸样，手握长戈势刺向敌人；第二个武士，抓住前者的手腕，拼命阻止长戈刺向自己。
利玛窦在他的记忆法著作中向中国人讲述道，如果这些形象确实有助于人类记忆的话，就应当用此种方法塑造他们，安置他们，并使他们发光。至于形象本身的法则，他解释说，他们必须是生动活泼的而不应当太死气沉沉；必须是能够唤起强烈感情的；必须穿有衣服或制服，以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公务或特征。如果是一群组合形象的话，形象彼此间的差异必须特别明显，喜怒哀乐个据；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甚至可以是荒诞不经或滑稽可笑的；他们必须保持而明显的特征。
至于存放既定形象的场所，利玛窦提出了以系列更为详尽的法则。场所应当宽敞，形象不能存放德他国拥挤，以免遗漏个别形象：地方衙门、繁忙的市场、塞满学生的学校，都不宜选作存放干净干燥，有让形象遮风挡雨之处。他们应当处于室内地面或稍高位置，切勿于房梁或屋顶之上，否则会使人难以接近。你的想象力应当能够自由地从一个形象漫游到另一个形象，因此他们彼此间的距离绝不能超过六英尺，但也不要小于三英尺。他们也应当被放置得牢固些，切勿固定于不稳定的位置之上以免引起突然的移位——比如，不要将他们悬挂于滑车或轮子之上。
利玛窦就按照这些规则构建南了记忆之宫的接待大厅，并使它面南而坐，这一点就是考虑到中国将南面视为最高荣耀的传统。他进入大厅，即刻就朝右拐。就在那儿，房间的东南角，他安放稳固之后，他就可以暂时忘却他们了。于是，只他决定将他们这么留着，那两个武士便始终被锁定在扭斗姿态，一个奋力刺杀，而另一个则拼命抵挡。
利玛窦在马切拉塔的童年世界，充满了战争与暴力的气息。在他于16世纪50、60年代步行至学校的狭窄的石头小街上，数十年来，阿拉莱诺和佩利卡尼两个家族的年轻人相互跟踪、偷袭，持续着从16世纪20年代便已开始的世仇：有些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伤，另一些人则如他们所说被成批砍倒。由于另一帮贵族成为乘机打劫的蒙面杀手，这两个家族的部分人在血泊中结成了联盟，也有的在复仇之后逃亡到了其他城市，在那里，有的袖手旁观，有的则作为战士继续参战，直到结束长期的流亡生涯。
在利玛窦三岁之时，奇米内拉家族的三名成员枪杀了弗朗切科恰帕代利，使仇杀活动升级。五岁之时，一名笃会修士杀死了马切拉塔弗洛里亚尼家族的一名成员。十一岁之时，城里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来自同一个弗洛里亚尼的一名十六岁青年，用刀杀死了另一名青年。原因是，对方咬了以口他的耳朵。在一连串的血腥厮杀中，姓氏为里奇的就至少有一男一女丧生，虽然我们无法肯定他们是否是利玛窦的近亲。尽管神职人员和城市里的长老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制止住了这场暴力事件，但当利玛窦于1568年离开马切拉塔去罗马学习法律时，类似的暴力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在马切拉塔的郊外，那些农庄的穷人，来自北方遭受战火洗劫的城市的避难者，以及无数曾在意大利战斗过的雇佣兵，密集为土匪团伙，他们游荡于荒郊野外，几乎逍遥法外。当地政府为了击毙或捕获这些土匪，向士兵提供了各种悬赏，但市政志上的记录却显示，新建监狱和审讯室的要求有增无减，以便能对俘虏进行严刑拷打从而获取更多的信息。然而，这些举措还不够得力，直到1568年之后当地的正常秩序才得以恢复。那时，罗马教皇的使节拥有整个管制区域的司法权，他们雇佣军队扫荡郊外，挨家挨户进行搜查与登记。（马切
拉塔位于意大利中部罗马教皇的统治地带，由教皇使节和当地政府共同行使管辖权。）即便如此，多年以后，在马切拉塔乡间行走依然很不安全。虽说某些消息来源声称，送快信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但当地与罗马教廷的联系缓慢而无法保证。
马切拉塔地区的军官们为虎作伥，暗中为强盗和杀手们提供避难之地，为它们抢劫和偷盗的物品提供存放场所，这就使得当地本就黯淡的局势更形混乱。如果土匪们被揭发、逮捕和判处死刑，只要它们巧妙地利用当地政府为城市自由民提的豁免权，即只要以它们自己或朋友杀死其他土匪作为交换条件的话，你们便可以死里逃生，获得自由，甚至还可以从中获利。1554年土匪首领弗朗切斯科德维科的情况就是有力的佐证。故而，历史学家比罗帕西在描述马切拉塔的历史时说“德维科可以再次成为一名荣誉市民，靠他劫掠来的果实在人世间作最长久的苟延残喘”。的确，在利玛窦成长的那些岁月里，德维科一直在马切拉塔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直至1584年死去。那时，利玛窦已经在中国呆了一年了。
作为教皇管辖下的一座重要城市，马切拉塔不可能期待置身教皇的政治权谋之外，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1555年，在教皇保罗四世和有权势的科隆纳家族之间爆发了残酷争斗，不断向马切拉塔蔓延，使这座城市笼罩在战争的恐慌之中。但是，到了第二年，保罗四世和西班牙人之间的纠纷不断升级，这些恐惧就逐渐变得微不足道了。西班牙人的势力范围已经从他们在那不勒斯王国的基地逐步扩展到了意大利南部，将军阿尔瓦公爵的控制力延伸到了教皇的管辖区域。教皇开始向马切拉塔征收军事税款，当地的市民们方才留意到城市的防御问题。他们购买了一百枝火绳枪以充实武器装备，向当地的民团分发了长矛，将临河的一座旧磨坊塔楼改建成堡垒，还雇佣了一位军事建筑师为城市的防御工事编制一份庞大的计划。保罗教皇希翼通过与法国联盟抵抗西班牙人的渗透，马切拉塔夺取罗马东南部城的市民们受命准备法国军队的供给，维修道路设施供军队行进，输送征集来的牲畜和给养至前线。1557年3月，法国军队在统帅吉斯公爵的率领下抵达了意大利中心地带。他们由一万二千名步兵和六千名骑兵组成。4月初，吉斯进入马切拉塔，这次拜访平静无事。在他夺取罗马东南部由西班牙人控制的战略要塞——奇维泰拉城堡失败之后，5月他来到了马切拉塔，这时情形有些危急了。人们普遍相信，阿尔瓦的西班牙军队将会接踵而至。但到了12月，和平却降临了。菲利普二世手下一位骁勇盖世的将军将马切拉塔从战火中拯救了出来。这位将军二十年后在尼德兰实行军事恐怖统治的名声，绝不亚于吉斯公爵在法国宗教战争中的暴戾和奸诈。
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势力，也与欧洲当时一系列充满冲突的戏剧性事件交织在一起了。如同瞩目于西面的罗马市场一样，马切拉塔通过它邻近的出海口——富裕的亚得里亚海港市安科纳，努力向东方寻求拓展商业和发展经济的机会，却不时受到土耳其侵略的威胁。在16世纪40年代，马切拉塔人不得不出钱加强本城和安科纳的防卫力量。到了1551年，也就是利玛窦出生的前一年，土耳其人在沿海发动袭击，对马切拉塔构成新的威胁，教皇使节被迫下令将城内所有十八岁至四十岁合适军役的人员名单列表造册。神职人员也未能幸免。这一召集天主教徒们被抵御穆斯林国家威胁的行动，使人们不禁联想到4个世纪前被十字军东征所焕发出来的激情。即使在16世纪中叶，宗教热情也并非总是胜过国际外交手段。于是，在1544年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运动中，法国毫不犹豫地为土耳其人提供了土伦港，供其军舰冬季停泊之用，条件是土耳其军舰队西班牙施压。同样，在1556年，教皇保罗四世面对阿尔瓦公爵对罗马和教皇政权所构成的威胁，派谴了一位密使去见法国国王，请他出面邀请土耳其舰队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