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鼻尖尖”的迁移者2
扶贫自愿性移民的迁移决策及主体选择性的研究
覃明兴（广西师范学院法商学院.南宁，530001）
我国扶贫自愿性移民也称为扶贫异地安置者，指的是在政府和其他机构的组织下，根据自愿原则，由生态环境恶劣地区迁移到自然条件较好地区的贫困人口。扶贫自愿性移民作为一项扶贫工作，始于1983年，最早是在西北宁夏和甘肃两省（区）实施，1990年以后，西南地区的滇、桂、黔等省（区）也开始大力进行贫困人口的异地安置。2001年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02》中明确提出要把“稳定自愿移民搬迁”作为新世纪扶贫开发工作途径之一，使扶贫自愿移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我国先后在10多个省区开展了扶贫自愿性移民的扶贫工作，共搬迁300多万人。
广西是全国扶贫异地安置的重点区域之一，目前，全区已经有3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了异地安置，这些移民原住地主要集中在河池市和百色市以贫困和生态恶化为基本特征的大石山区。一般来说，迁移人口都是贫困地区中的特困人口，但笔者在北海市合浦县山口镇上京村、竹塘村和北海市银海区高德镇东山村等三个异地安置点4的田野工作中发现，移民迁移的具体动因是多层次的，而且，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自愿性移民表现出高度的主体选择性。本文就是拟对这三个安置点移民的主体选择性及影响迁移决定的诸因素进行简单的研究，并把个案研究结论提升到理论高度，以期有助于全局性扶贫异地安置工作实践。
一、扶贫自愿移民的迁移动机
移民的迁移动因分析是移民社会学的传统研究领域。目前主流的关于移民动机的研究认为，经济上的考虑是移民迁移的主要动因。引起人口迁移的因素主要有政治、经济、建设、自然、家庭等，又可分为自发性迁移、自愿性迁移和强制性迁移。就自愿移民来说，对生存的最根本的需求是其根本动力，是移民对不良生存环境的被迫性反应。
4上京、竹塘和东山村的移民来自广西都安县和大化县的贫困大石山区。在安置模式上，这三个异地安置点都是同一类型，即政府＋公司模式，政府给安置资金，由公司具体实施移民安置。其中东山村原属于北海市东星异地扶贫开发区，是国务院1993年创办的西南扶贫示范项目，原来是闻名广西的异地安置的样板点；2003年，根据移民的要求，自治区有关部门同意移民脱离公司的管理，建立东山村作为新的扶贫移民安置点。上京安置点和竹塘安置点2003年12月完成移民搬迁，由北海市建君公司负责实施。
在迁移意愿分析中，一般认为，在环境退化、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会产生潜在的移民者。他们在权衡各种利弊之后，会做出迁移与不迁移的选择。此时，可以用人口迁移的传统理论来解释这个过程①。例如，按照投资－利润理论，潜在的移民者会比较迁移的投资与迁移后所获得的收益，决定去留；按照期望收入理论，可以根据迁出与迁入两地的收入差别、就业机会以及潜在移民者对迁入地的了解程度计算迁移的人口；而按照迁移距离理论，两地的空间距离与交通状况会影响潜在移民的决策。
广西的扶贫自愿移民来自石漠化严重的喀斯特石山地区，其贫困的状况延续已久。按照经典的人口迁移理论，潜在移民是大量存在的。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成为现实的移民者。确实，经济上的原因是贫困人口迁移的重要动因之一，这是研究扶贫移民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与其他类型的移民有差异的是，虽然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所有的移民是为了过上一个比在原住地更高质量的生活，但其他类型移民迁移的具体动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对于国际移民来说，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之外，对迁移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有教育、政治、家庭团聚等因素，而这些迁移变量对于特定的人或人群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工程移民来说，他们属于非自愿性的强制性移民，移民是由于外在的力量决定，因此，虽然存在经济补偿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经济不能成为移民的首要考虑的问题，不管愿意与否，最终都得搬迁，经济只能成为延迟或加快搬迁的因素。
而扶贫自愿性移民则不同。这类移民在原住地有着自己的居住地，有住房、田地和其他财产，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摆脱贫困成了他们和地方政府的艰巨任务。政府的异地安置政策目标是解决石山地区的贫困问题，移民走出大山也是为了寻求解决温饱，直至达到富裕之路。从这一点来看，经济上的因素确实是山里穷人首要考虑的方面。在我的田野工作中，几乎所有的移民访谈者都认为，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居，来到异地他乡，就是为了过上好的生活。
具体来说，促使贫困山区潜在移民者迁移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
1、迁入地拥有大量的就业机会。迁入地众多的就业机会是多数山区穷人优先考虑的迁移因素。有的移民们在迁移之前就已经到迁入地考察，知道北海地区经济发达，有更多的用工信息，打工方便，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收入。山口镇位于广西和广东交界处，经济基础比较发达，市场繁荣，1994年就被列为广西经济实力百强乡镇之一。而且，山口镇历来是“两广”周边10多个乡镇100多万人的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商贸活
动活跃，其中的“两广大型综合批发市场”是国家计委、国家西部办列为在广西实施西部开发工程的2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另外，由于当地人经商比较多，大量的农业生产都靠雇佣别人来完成。山口镇繁荣的经济和巨大的潜力给前来考察的山区潜在移民以深刻的印象和强大的吸引力，他们看到了这个地方大量的就业机会。而对东山村的移民来说，迁移之初就很明确，即他们是属于外出务工性质的移民者，他们来北海安置点是做农业开发的，是作为扶贫开发公司的职工的，以龙眼和荔枝为龙头产业。在果树没有收成之前，由安置公司发给生活费，每月150元－300块；有收成之后，由农户与公司按比例分成。这样的经济前景对于年人均收入不足600元的山区穷人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1993年12月，东星开发区在第一期开发时要招募600人，结果报名来了的有1000人，很多人是托了关系才有机会迁移。1994年第二期开发时，要征召300人，结果来了600多人，没有办法安置那么多人，只能让一些人回原住地，很多人不愿意回去。这说明，大石山区的贫困状态与安置点的良好的经济现实和前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形成了迁移的强大推拉力。
2、在迁入地可获得足够维持生活的土地。田地的重要性对移民来说是毋容细说的。都安与大化两县都是穷山恶水之地，人多地少，石漠化非常严重，自民国以降人地矛盾就非常突出。到1987年，都安县人均耕地为0.859亩，而且耕地日趋减少，后备土地资源贫乏，已成为发展农业生产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作为移民对象的山里人，人均耕地更少，一般是3分以下，所以，移民们把能否获得耕地视为决定迁移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根据广西区政府的异地安置政策，每个安置户可以得到4亩的生活生产用地，这一规定对于潜在移民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如果某一家庭户的一些成员搬迁出山，就意味着这一家庭不仅能在迁入地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也给留在原住地的家庭成员留下了足够生存的土地。
3、迁入地的交通便利。有不少的移民是被北海便利的交通条件而吸收来的。都安之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90.92%。其中石山占84.29%，号称广西的“石山王国”，不但山多，而且山高弄深，县内一般弄场深度为数十米左右，这使交通很不方便，生活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近几年，随着村村通公路工程的完成，交通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很多小村小寨还是没有通机耕路。即便是通路的地方，也常常由于暴雨而被毀坏。一些移民正是由于交通不便而致贫的，由此产生移民的动机。
4、迁入地用水用电方便。水电是一些移民的迁移决策时考虑的因素之一。客观地
说，山区缺电是很正常的，但很少的移民说到为了电而迁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是山里人的生活方式，没有电，对生活影响不是特别大。但缺乏水则成了一个大的问题。都安县和大化县都是喀斯特地貌，岩溶发达，地表漏水非常严重，因此山区缺水经常威胁着山民。不仅是农业用水，就是生活用水都很困难。东山村的村民在移民之前，多数人所在的村子只有1到3个积水水池，一到旱季，村村寨寨的石头缝中干得冒烟，人们为寻水喝而翻山越岭。有时甚至走路两个钟头到红水河去挑水，来回就是4个钟头。而安置点的饮用水不成问题，有长年可用的机打井，而且就离家不足百米。这也让移民看到了迁移之后的希望，特别是妇女，迁移之后对她们来说相当于一次体力解放，因为在老家旱季挑水主要是她们的事。
5、孩子在迁入地可以就近读书。孩子的教育对山里人来说也是一个问题，教学质量就不说了，有时受教育的权利都成问题。主要是教学点离村寨太远，有的要走4个钟头的路程，很多适龄儿童一上学就得做寄宿生。而安置点中，或者自办学校，或者到附近邻村就读，适龄青少年上学非常方便。所以也有少数移民家庭的移民迁移决策中考虑到了后一代的教育问题。但这样的移民家庭户为数不多，毕竟，对移民来说，对生存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对教育的需求。
二、谁迁移？――扶贫自愿移民的主体选择
应当说，有迁移动因和意愿的山区潜在移民者为数不少，但并不是潜在的移民都能够或都会成为现实的移民。按照广西区人民政府1993年75号文件规定：异地安置对象原则是国家划定的28个贫困县中乡镇的贫困人口，而且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自然环境条件恶劣，人均耕地在0.3亩以下；二是贫困农户人均纯收入在自治区划定的温饱线以下，有劳动能力，遵纪守法，自愿异地安置的农民。也就是说，迁移的动因和意愿只是移民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都愿意迁出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的。这就涉及到了移民的主体选择性的问题了。
按时扶贫制度的设计，扶贫自愿性移民的主体选择弹性从理论上说不会很大，他们主要是特困人口。如果说有弹性，主要是迁移人口是有劳动能力的居多。但是，唐丽霞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扶贫自愿移民主体具有高度的选择弹性，表现在：扶贫自愿移民通常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拥有更好耕地资源的农户，而且移民家庭多数是核心家庭；另外，搬走的人平均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因此，移民群体显然不是预期的
贫困群体，而是原社区中相对富裕的群体。她甚至得出结论：异地安置的扶贫的瞄准机制偏离了原来的方向。②而秦均平对宁夏扶贫移民的研究发现，移民的文化构成比非移民文化程度略高，但相差不大。③
那么，北海移民中，是否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呢？如果有同样的特点，那是什么原因？如果不同，又是因为什么？
北海的三个安置点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移民主体的选择性。调查结果表明，移民主要是由以几类人构成：
一是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他们的年纪主要集中18至40岁之间，据统计，移民中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0%以上，其中做老师或做过老师的有14人，考虑到原住地相对落后的教育水平，这样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这与唐丽霞的研究结果相同，而与秦均平的略有差异。
二是长期在外打工者。在上京安置点，迁移前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的占了被调查人数的60%以上。外出打工的经历对他们的迁移决策影响是非常大的，通过外出打工，他们对山区的贫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迫切要求摆脱贫困。
三是有能力或者经济条件较好者。这与唐丽霞的研究结论有相似之处。用上京安置点老王的话来说，能够搬迁出来的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都是“牛鼻尖尖朝向天的”：
“你看看现在留在安置点的20多个人，我们俩公婆是村里的能人，能挣钱，做了几年的村干；老唐是原来的村委副主任；两个老韦是退休老师；还有韦老伯，承包责任制之后就没有回老家做过活，都在外面跑，老婆还是八一锰矿的职工。你说，我们没有一点本事敢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安家落户？”
而迁移农户在原住地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东山村的兰华顿在谈到迁移人群的类型时说：“穷的不来，倒是好一点的来，我们那里就是一个典型。我们上河村的古尚屯，他们做工要走两个小时，然后要烧柴又走两个小时，村子周围的山坡是光秃秃的，都是石漠化了的。当时这个屯有220多户，移民的时候打算搬出100户，他们来20多户，开发期间又全部跑回去，现在全部住在老家那里，没有一户出去。那个屯那么多人，而且（人口）还在增长，它周边的山光秃秃的，从他们屯到承包地要走两个钟头的路，特别是种玉米的时候挑肥料，非常辛苦。所以我们觉得他们那里最应该出来，但他们就是不搬迁出来。很奇怪呀，偏偏能来的人原来在家
思想都是比较的活跃的，接触外面比较多的，他们觉得应该出来，不应该呆在山里。”
但“拥有更好耕地资源的农户搬走了”这一结论在北海安置点中得不到有效的支持。诚然，有众多的特困人口没有迁移出来，有很多的经济条件好的反而搬迁出来，但经济条件的好坏与移民的土地资源关联不是很大，毕竟山里人的土地都不是很多，质量也相差无几。而据笔者的调查，在原住地，移民中土地资源好的实在不多，有些人经济条件好一些，不过这有许多原因，如外出打工、做小生意、做村干或老师等等，但这些人中耕地资源不足0.3亩的也占了相当的比例。移民中，耕地资源严重不足的仍然占了多数。
四是青壮年劳动者。这可以从移民的年龄结构方面看出来。东山村移民的年龄呈现出塔状结构，即儿童和青壮年占多数，中年少数，老年人极少。这是因为，东星开发区开发之时需要平整土地，挖树根，种果树，这些工作或劳动需要青壮年劳动力才能完成，所以移民多是单个的青年劳动力或青壮年核心家庭；也由于移民之初的生活处于不确定状态，所以儿童老人都暂时留守老家。后来，生活稳定了，有小孩的基本上把小孩接到安置点一起生活，而老人囿于传统思想，很少愿意迁出来的。在合浦县山口镇的上京和竹塘安置点，移民的年龄结构则是典型的橄榄型，即以青壮年为主，儿童与老人很少。如前所述，根据扶贫安置政策，每户可分4亩地，一些潜在移民户中有数个符合条件的，他们以一人一户的形式报名异地安置，一个家庭分成几户迁到安置点，结果这两个安置点的青年人口的比例特别高，竹塘的未婚青年比例高达67%，而上京的也达55%。而由于正处于迁移初期阶段，生活非常困难，即便是成了家的人，也很少把未成年的孩子带来，而是留在老家给亲戚或老人带着，所以在这两个安置点很难见到儿童的身影。
扶贫自愿移民具有较高的主体选择性，但不能据此认为，扶贫移民是均质的，都有较高的素质和能力。进一步的考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真正对移民决策有决定权的往往是家庭的男主人，而移民的主体选择性也主要体现在家庭中拥有主要发言权的男人身上。在移民群体中，虽然有些妇女也很能干，但多数妇女是文盲，在搬迁之前就没有出过大山。另外，虽然移民的主体选择性说明了，相比较而言，经济条件相对好、比较有能力的人搬迁了，但仍有为数不少的特困人口也移民了，这主要是因为在搬迁过程中，安置新居所需要的建房费用、土地征用或租用费、基础设施建设费等基本由政府解决了，迁移成本的降低也吸引了部分特困人口迁移。这是扶贫自愿性
移民的一大特点。
三、社会资本与迁移者选择
这里，我们还要考察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潜在移民能够迁移而别的则不行，换句话说，为什么有的潜在移民选择了移民而有的仍留在原社区？笔者发现，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去分析可以看出，以社会关系资源或社会关系网络存在的社会资本对移民的迁移决策和迁移的现实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拥有并充分利用了社会资本的潜在移民的迁移动机得到了激发，而且迁移机会大大增加了。
这里我们先简单了解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内涵。实际上，社会资本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罗纳德·伯特提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普特南则这样界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④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处于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概念都包含了一个基本的东西，即“社会资本是通过人的社会关系获得的”。⑥
各种社会资本的概念都有其合理的方面，借鉴其基本的内核，从自己的研究实际出发，本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关系资源，通过对这种关系资源的使用，可以为使用者也就是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带来利益，但受益的程度要以每个人实践能力的大小而有所区别。同时，本文也赞同，社会资本包括与个人的社会网络相联系的信息、信任与互惠性规范。
在移民的迁移决策及其主体选择现实化过程中，社会资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社会资本提供了有关安置地的基本信息，为移民迁移决策提供参考。
实际上，这是社会资本的信息导向功能，这种移民关系网络的导向功能主要采取信息、资源和规范结构的导向形式。通过社会资本的运作，有关安置地的信息就通过社会网络告知潜在移民安置地的基本情况，包括机遇、机会和可望遇到的困难等，从而为潜在移民的迁移决策提供了参考。
东星开发区的第二批移民中，很多人的迁移决策就受到了首批移民亲友所反馈的信息的影响。1993年12月，第一批移民进行一果场开发，人均月收入达150到350元，这对于长期生活在贫困状态的山区人来说，是不小的收入，而且当时北海开发红
红火火，全国瞩目。移民们经常回老家，把有关北海及东星开发区的情况告诉家人亲友，从而激发了潜在移民者的迁移动机。
当然，移民网络并不总是传达积极的信息，有时移民过程中的艰难的体验也与潜在移民分享，使他们在迁移之前对未来的困难时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山口的两个安置点中，有10户移民在东星开发区有亲戚，都是10年前迁移过来的，这些亲戚在这些新移民迁移之前就告知他们可能面临的困难，这样，有的潜在移民在迁移前并不特别担心碰到的困难，他们认为这是定居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能够克服的。
有些移民的社会资本并不是存在于移民网络中，而是在安置地的人际网络之中，这种社会资本也对移民的迁移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山口镇的两个安置点，有5户移民在安置地周围乡镇有外嫁过来的亲戚，这些亲戚对安置地的基本情况都持有肯定的态度，鼓励亲戚抓住机会搬迁出来。
2、社会资本有助于移民优先获得了迁移的机会
中国是差序格局的社会，人情关系与亲友相助有着浓厚的传统，中国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先赋或自致性的社会资本5获取各种生存和发展机会，这在移民获得迁移的机会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东星开发区的移民中，前面提到的上河村就占了45户，考虑到当时大化县特困人口之多，而且异地安置才处于起步阶段，这个数量是不少的。该村之所以得到这么多的安置名额，是因为当时大化县的县长的老家就是这个村子的，这是老县长的堂弟兰华顿告诉笔者的。
朝中有人好办事。东星开发区的14个来自大化的带队干部3没有哪一个没有亲戚移民到安置点的；在山口镇，3个带队干部家里也都有人移民了。
县外人口利用姻亲关系达到迁移目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东星开发区的迁移目标群体是大化县的贫困人口，在官方的文件和移民自己上报的有关反映情况的材料中也都说到，东星开发区（东山村）的移民来自大化的7个乡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东山村的村长覃福明告诉笔者，东山村的移民来自3个地区14个乡镇。这与官方的材料有出入，怎么回事呢？原来，“有的人是南宁地区马山县的，有的是百色地区平果县的，有的是都安县的。他们女方是大化的，已经嫁出去10多年了，听说有（异地
5从来源上，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先赋性社会资本和自致性社会资本两种。先赋性社会资本指的是资本的拥有者生下来就有的、不用自己努力和奋斗就获得的社会资本，包括自家人、宗亲、姻亲三种类型。自致性社会资本是经过自己努力扩大交往范围并形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朋友、同学和战友等。
3为了处理与安置公司的关系，更好地组织与管理移民社区，使移民能快速而较好地适应迁入地的环境，每个安置点都配备一定数量的带队干部，他们主要是迁出地的乡镇干部，一般的原则是，凡有移民的乡镇都派一名带队干部，移民人数较多的配备两到三名带队干部。
安置）这回事，就通过关系把户口转回大化，说男的是来上门的，结果他们就有资格来了。”按照当地习惯，嫁出去的女方已经丧失了在娘家的合法身份与地位，因此，这种迁移机会的获得实际上是充分利用了社会资本中的先赋性资本。
而更多人是利用了自致性的社会资本达到迁移目的。移民中，做过队干、村干和教师的不在少数，他们在原住地经济条件比较好，如果严格按照自治区的标准，是其他人而不是他们得到迁移的机会的。但这些人一般来说有着比较广泛的关系网，如果他们愿意移民，在最终确定安置名单时总是少不了他们。
3、社会资本提供的相互支持功能使移民增强了迁移的决心。
在北海移民群体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有亲戚、同村人或朋友一起迁移过来。对移民来说，迁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毕竟会给他们带来心里压力和无助感，这种预期的“陌生人焦虑”可以通过亲友一起迁移这种途径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有的移民也是考虑了这一点的。正如小石说的：“如果是我一个人来这里，我是肯定不来的，因为到新的地方，假如没有熟人，发生了什么事根本没有人帮忙，就是讲话的人都没有。我们村总共有3户迁移，我们之前是商量好一起来的。”
因此，虽然不是所有的移民者运用了自己的关系资源，也不是所以运用了关系资源的人都达到了移民的目的，但是，正如上面分析所言，以社会关系资源或社会关系网络存在的社会资本确实对移民的迁移决策和迁移的现实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拥有并充分利用了社会资本的潜在移民的迁移动机得到了激发，而且迁移机会大大增加了。
四、余论
本研究表明，传统的迁移理论，如投资－利润理论、收入期望理论在解释移民的动机时是有帮助的，推拉理论也能够较好地说明扶贫移民的迁移动力机制。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扶贫移民者在做移民决策时，并不是时刻进行着精确的经济学理性计算，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他们对故土与迁入地的比较和理解是很模糊的，有的迁出之前根本就没有到迁入地看过，有的甚至没有出过大山，但大山之外对他们依然有强烈的诱惑力，所以，一听说有移民的机会，很多人就报名了。更多的人是到过迁入地考察，或到过外面打工，对山里的生活艰辛有了更深刻的体验，所以做出了迁移决策，而迁移之后会过得怎么样，他们是没有想得更多的。就推拉理论而言，虽然更多的学者强调了移民原住地恶劣生态环境的推力的作用，但实际上，迁入地强大的拉力才是更大
的动力，毕竟，大山居民对原住地有着浓厚的感情，一般不轻易搬迁。据扶贫办的官员介绍，刚开始动员搬迁时，有很多特困人口就不愿意搬到外地去。因此，不能简单说，恶劣的自然环境会自动形成强大的外迁推力，如果外面世界不足够精彩，那很难使他们背井离乡，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开辟新生活的。另外，迁移距离理论6在我的田野点中似乎不完全起作用，虽然交通状况确实影响了移民的迁移决策，但空间距离并不影响迁移决策。迁移决策之时，多数居民可以选择迁往比较近的县内、地区内跨县安置点，也可选择迁往距离相当远的北海市安置点，而他们选择了距离较远的跨地区安置。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几点：一是移民搬迁由安置公司负责，搬迁费用不用移民操心，大大减少了移民者的迁移成本；二是北海比较优越的区位优势和经济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远距离搬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本研究表明，扶贫移民具有高度的主体选择性。虽然有的学者认为这偏离了中国扶贫的目标群体，因为扶贫移民的受益群体不是特困人口，而是原社区中相对富裕的、拥有较多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群体。但是，从本研究中可以看出，移民的主体选择性更有利于移民的社会适应，这样的移民能够运用更为广泛的策略处理自身与新环境的关系，表现出较好的环境适应性，从而也更有助于移民的稳定性。另外，扶贫移民的另一个目的是减轻山区的生态压力，移民迁移之后，为原住地留下了更多的生存空间，这也有利于原社区特困人口的生存环境的改善和长远生活质量的提高。
本研究还表明，社会资本在迁移决策现实化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社会资本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它可以为移民提供可资利用的迁移决策信息，缓解预期的迁移心理压力，并帮助一些人优先获得迁移机会；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在迁移机会的优先获得方面的功能也提醒我们，在遴选异地安置人口的时候，必须确保社会资本稀缺但有迁移意愿并符合条件的特困人口有现实的迁移机会，以保证扶贫异地安置实践不偏离根本性的扶贫目标群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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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2004.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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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刘林平.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16.
附录：作者简介
覃明兴，男，1969年12月生，广西师范学院法商学院教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移民社会学。
通讯地址：广西南宁市明秀东路175号广西师范学院法商学院，邮编：530001 电子邮件：qminx@https://www.wendangku.net/doc/7f6730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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