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七事变看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

从七七事变看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的日军与驻守在当地的中国军队第29军在卢沟桥附近发生军事冲突，事成七七事变或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开始。由此，一场持续八年的中日全面战争拉开了大幕。

七七事变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是偶然的冲突点燃了八年战火，还是有人有预谋地挑起，如果有，又是谁策划的？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到底是谁的责任？对于这些问题，我国史学家和日本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本文将首先列举一些有关七七事变的史料，随后对比中日双方历史学家的解读，并就日本方面的看法进行一些质疑与批驳，最后形成对七七事变以及中日战争爆发的一些认识。

一、有关史料

一、《笔记》

作者是中国驻屯兵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大卫中队长清水节郎。《新编日本近代史》引用《笔记》而如此描述：1937年7月7日，……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的士兵，向距离卢沟桥西北约1公里的龙王庙进发。当演习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后来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并且他还看到卢沟桥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在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做好迎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了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在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20分钟后，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了”，清水再次派传令兵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随后，“好像在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了怪火，终于决定撤离当地。”但是，不待清水的第二次报告送达，驻北平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命令驻丰台的第3大队主力部队出动，赶赴现场增援。

到了夜间12时，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被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拒绝。8日凌晨2时许日军占领了沙岗。自清晨5时30分开始，日军多次进攻宛平城，遭到守军的顽强抗击。6时5分，日军动用大炮轰击宛平城。入夜，中国军队收复了卢沟桥以北的铁路桥和龙王庙。9日凌晨2时，秦德纯、张自忠与松井等达成停战协议内容包括：（1）双方同意停止射击；（2）日军撤回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3）至9日上午9时，宛平城由人数200-300名中国保安队接防。中方信守协议，第29军撤出，保安队自北平前往宛平城换防。日军却背信违约，占据沙岗拒不撤离，还趁中国军队换防之机试图强占宛平城。

二、《中国驻屯军日本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战斗详报》

本文包含于《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作者为日军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对于七七事变，有如下的记载：7月6日第8中队在该地进行夜间演习期间，看到中国军队仍在增加兵员。第8中队在7月7日午后7时30分由龙王庙附近向东面的大瓦窑进行夜间演习……于10时40分突然遭到由龙王庙附近中国军队既设阵地上打来数发子弹的射击。对此，中队长停止演习，吹号集合队伍，这时又遭到卢沟桥上打来10余发子弹的射击。……6时50分（与上一文献描述不一致）步兵炮开始射击。

在上述详报之前附有一则《前言》，作者为该大队下士官长泽连治，是上述资料的保存者。他说：（向第二小队传令的）志村二等兵约二十分钟后回到了中队。他的“所见”（即关于事件回忆的一些见解）关于7月8日5时30分左右的事件是这么描述的：当时大队长急

于进攻，其理由是：果断地给予中国军队一击，有利于尔后的交涉，即矫正侮日观念；必须在他们退避城内前予以严惩。

详报之后还有一篇《结语》，长泽连治说：就卢沟桥事件本身来讲，绝不是由日军挑起，反而倒是日军始终努力不让事态扩大，这么说丝毫不夸张。因为事件当初，中国军队对日军不友好的言行恶化了事态，结果导致事态的扩大。

三、《中国驻屯军日本步兵第一联对战斗详报第一号》

本文包含于《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记载有如下情况：关于处理本次事件之初的重要决策，和联队官兵积极行动为导火线的是去年（1936年）9月18日发生的丰台事件（日军与中国军队因部分士兵冲突——文中描述为中国士兵随意手指护兵进行侮辱，并用枪托狠砸中卫的座骑——而引发的军事对抗）。……午前3时，宛平县长王冷斋等人来到联队本部与日军交涉，但王冷斋表示他遵循秦德纯的指示，令日方感到中方没有诚意……樱井少佐会见冯治安（当时指挥37师）时，问卢沟桥不法射击之事，冯说：“他的部下绝对没有在卢沟桥城外部署部队。射击之事不是中国军人所为。……城外如果有，那也必定是土匪。”冯的表态被日军视为欺骗之词，目的在于回避责任。

四、东京审判时秦德纯、王冷斋、大卫·博瑞特等的作证

以下部分内容均来自《东京审判》。

前北平市长兼29军副军长秦德纯向法庭提出了证据材料《七·七纪实》，这时他应中国检查团的要求而写的。其中写道：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毫不费力地占领了东三省，接着侵入热河，很快其势力扩张到华北各地。但河北、察哈尔、北平和天津当局一切施政方针都依据中央的政令法律，故敌人对我方的利诱、威胁、甚至干涉均归于失败，因此终于发动七·七事变……事变当时的参谋长桥本欣五郎，最早主张侵略华北……

时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的王冷斋作证说：卢沟桥事件是在日军武装演习之后发生的。日军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并且事先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事变发生之前，日本军方司令松井石根（与第一篇文献中提到的松井有出入）打电话给王冷斋说，中国士兵对正在进行夜间军事演习的日本士兵开枪，导致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晚11点，在日本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竟向中国驻军发起攻击……

大卫·博瑞特当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约瑟夫·史迪威的副官，曾经调查过此事，他说当时他所能确定的是冲突规模曾是小范围的，如果日方真愿意结束冲突，那么事变是很容易结束的。……7月31日，博瑞特和史迪威到北平郊区事变发生的现场查看，他们发现在路上有成百的尸体和大量的物资，尸体塞满在日军进攻时中方驾驶的卡车上，很显然，中方军队是受到日军的突袭，还来不及部署军队。（引自Arnold C. Brackman, The other Nuremberg: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okyo war crime trial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7, p. 172）以上是在检察方面立证阶段提出的证据。在辩护方面反证阶段，由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大将、樱井德太郎中将为证人，田中新一中将、河边虎四郎中将就陆军中央部门的方针作证，和智恒藏海军大佐也出庭作证。……检察方对其中的大部分证人、证言都没有质问，因为这些证据都没什么说服力，根本就不值得一驳。

五、蒋介石日记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消息8日才传到南京。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当日即决定：“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

7月9日记:“早起处理对华战事准备动员，不避战争”，“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哲元)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还预定:“为中

倭冲突通令各省”。

7月10日记:“……三、倭寇今又反攻卢沟桥,是其不达目的不止也。四、惟我已积极进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在当日的一周总结中，蒋介石写道：“倭寇于八日在卢沟桥挑衅，与我守军对战，其意在非夺取卢沟桥不休,至今犹未告段落。”他明确庄严表示:“此为存亡关头，万不能失守也。动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表示要“积极备战”。

二、中方解读

《新编日本近代史》在引用清水节郎《笔记》之后接着描述：卢沟桥发生冲突的消息传开后，驻奉天的关东军和东京的军部、内阁立即发出了战争的叫嚣。日军方面7月10日由参谋本部决定出动关东军、向其国内的3个师团发出动员令。近卫内阁11日举行紧急会议，随即发表《关于派兵华北的声明》，指责中国第29军“在7月7日半夜与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而导致‘冲突的发生’”（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366页）。7月11日，张自忠再次与日军达成停战协定，接受了日方的基本要求。随后十多天在北平、廊坊、广安门等地发生了多次相对小规模的冲突。7月28日，得到天皇批准和参谋本部指令的中国驻屯军在关东军和驻朝日军的增援之下，撕毁其自身规定的时间表，出动陆空立体打击力量，攻击驻守北平南苑和西园的中国驻军，……（第29军）部队撤往保定，日军占领北平。29日，关东军进攻天津，中国守军撤离，天津陷落。

书中写道：实际上，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五天，即7月12日，海军军令部即制定了两阶段作战方案，即第一阶段：海军配合陆军在华北的作战；第二阶段：在陆军配合下，在上海进行作战，将战争从华北扩展到华中和华南地区。这样，发生在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在日本军政当局蓄意扩大事态方针的推动下，扩展为全面侵华战争。

书中分析：其一，当天日军实施的演习，完全按实战的需要进行；演习现场气氛紧张，造成一触即发的态势。其二，“不明射击”“手电光照”和高粱地的“怪火”究竟是何人所为，疑团重重，断然认为全系中方所为，缺乏证据。其三，消失的士兵迅速归队，制造事端的借口不复存在，但日军指挥官蓄意扩大态势，导致局面失控。另据时任驻华大使馆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的回忆，早在6月下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的首脑大谷光瑞前来探听消息之后，“担心在华北会突然爆发了什么事件”的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就秘密委托陆军省军事课的高级课员清福中佐来北平观察“柳条湖事件重演”的迹象。因为“那时候，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谣言：7日深夜会在华北重演柳条湖事件”（引自《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30-232页）。

认为七七事变是由日军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也是日本，是我国史学界的普遍观点。的确，从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日本近卫内阁、军部、关东军都积极煽动全面侵华，从日本本土调集军队，并开始进攻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其野心是昭然若揭的。

三、日方解读

一、《“南京大屠杀”之虚构》

作者认为，这一事件是由中国共产党、具体是刘少奇策划的，意在挑起日本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借此渔翁得利。其列举的“证据”包括：（1）东京审判上出示的美国驻北京海军武官发给华盛顿海军作战司令部的密码电报：“据可靠情报，第29军宋哲元会下一部危险分

子，因不满当地协定，可能于今夜7时向日军发动进攻。”（2）事变三天前的7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醒人们“日中战争将要到来”；事变发生后才只几个小时，中国共产党便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了号召对日宣战的通电；（3）据书中所言，“刘少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遣抗日救国学生趁黑夜在卢沟桥上频繁向日中两国军队射击，挑动日本驻屯军和宋哲元的第29军发生冲突，只是冲突扩大为日中战争这一闻名历史的大战”（[日]安倍原基：《昭和动乱的真相》，272至274页），还说“刘少奇后来承认了这一事实”。

二、《新しい歴史教科書》

作者首先将关东军描述为维持满洲国秩序、建设地区经济圈的力量。随后将在北平附近的4000人驻屯军解释为自义和团事件以后，其他列强也一并享有的权利。至于七七事变，双方都有责任：日军命令大规模派兵，国民党政府发布抗日动员令。作者将有两名日军被射杀的“上海事件”视为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

四、对日方看法的质疑与批驳。

对于一（1），我没有能够验证其真实性，也没有查询对此的批驳。不过，从东京审判上的证人证词可以看出，在冲突爆发之后，日军并没有做出控制冲突的举动，对事态的扩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不用说全面侵华了。

对于一（2），对比国民党方面的反应速度。从日记情况看来，蒋介石的反应似乎确实比中国共产党慢一些，但也认识到了这次事变的不同寻常，看出了日军此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势头，但他恐怕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日军的全面进攻将就此开始，以为日军主要是针对宋哲元部，仍然妄想着和平解决这一次冲突，甚至梦想着日军能从丰台一带撤军。

对于一（3），网上有文章批驳说：“他们的‘根据’就是抗战中边区编的一本叫《战士政治读本》的小册子，因为书里有一个故事讲：‘七七事变’时，刘少奇曾在卢沟桥参加打日本。且不说刘少奇这一年5月就已经回到了延安，不可能分身别处，再说，世界军事史上也没有用鞭炮引发战争的先例。至于那本小册子，不过是有人编故事用来鼓舞人心而己，怎么可以据此做出如此荒唐的推论呢？”

对于二，日本国内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历史学家也看不下去了。《歴史教科書と日本の戰爭》专门驳斥了《教科書》中那种中日双方都有责任的“どっちもどっち”（都好不到哪去）论调是否认中日全面战争的日本侵略性质的卑劣论调。至于驻军北平是否有义和团事件带来的法理，书中指出，当时签订的最终议定书只规定驻军在特定地点“维持自由交通”，这种权利不能作为不断增兵的理由，而且到1937年只剩下日本仍在北平周围驻军。书中也认为，是日本无视停战协定而挑起了全面战争。作者认为，日本方面始终认为中国决意挑起全面的、有计划的武力抗日，而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及国民党的全国总动员令成为了《教科書》中双方都有责任的论调的原因。

五、对主要参考文献的分析

《新编日本近代史》是一本普通的关于日本近代史的教科书，采用的观点也是中国史学界主流的观点。通过列举七七事变后日本方面天皇、内阁、军部等上层的动作，可以证明日本对于侵华是极端积极的。

《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包含许多与东北、华北有关的，从九一八直至抗战胜利后汉奸审判的珍贵资料。关于七七事变的资料包括：（1）从36年开始的大量有

关日本颠覆华北的情报，来自北平市市政府、公安局、冀察绥靖主任公署等，记载了大量日军、特务、汉奸的行动，反映了日军有可能确实在策划颠覆华北乃至全中国。（2）前文所引的两篇战斗详报，详尽地记载了事变发生时中日双方的多次冲突。

《东京审判》是《犯罪学大百科全书》的一本，主要是从法律角度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审判，以及后续的伯力、沈阳、太原、马尼拉等地的审判等，从法律角度论证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合法性、合理性。书中提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七七事变十分重视，认为它可以充分说明日本企图占领全中国的蓄谋已久的野心。其中包含了数条七七事变当事人的作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东京审判上采纳的证据未必全真，被驳回的证据未必全假，例如，溥仪在《我的前半身》中就承认自己曾在东京审判上作了伪证。

《“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原名《“南京虐杀”の虛構——松井大將の日記をめぐって》，是带有非常鲜明的日本右翼军国主义色彩的作品，在这样的作品中颇具代表性。是书写于1982年“教科书事件”之后，目的就是为了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招魂。作者曾是一名侵华士兵，在大亚细亚协会任职员期间，曾随同松井石根大将赴中国讲演、旅行，一贯鼓吹日本无罪论、否定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合理性。书中主要就南京大屠杀提出了许多描述日军如何纪律严明、反倒是中国军队烧杀抢掠的论证，并对中方提出的被害者人数数量提出了质疑。为了掩饰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抹杀南京大屠杀的罪恶，作者理所应当地将七七事变的责任一股脑推到了中方身上。

《新しい歴史教科書》作者公开宣称日本人应当“用自己的头”来看待历史，认为日本历史书的立场受到外国力量的左右是“不自然的”，试图为“大东亚战争”开脱责任。谈到七七事变时，作者认为双方都有责任，给读者以一种假象：中日间全面的战争不是日本一厢情愿挑起的，倒是中日都想打一仗。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历史书图文并茂，装帧精美，论及日本古代史时大量介绍古代日本文明所留下的文物等“美形”，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极端热爱，对国民的尊重本民族文明的教育倒是值得我国历史书借鉴。

《歴史教科書と日本の戰爭》作者不破哲三是日本共产党原中央委员会会议长，1947年加入日本共产党。这本书与《教科書》针锋相对，批驳了其中的许多荒谬的言论。关于七七事变，作者也列举了许多在事变之后日本政府和军方做出的反应，可以看出他们积极侵华的心态。这一本书和另外一本《昭和の歷史》（[日]籐原彰.東京:小学館,1988）都提到那名失踪的日本士兵是去解决生理问题去了，而中国出版的书籍我看到的都没有提及这一点。其实倒不妨提一下，更能证明日本无理挑起战争的野心；不提倒是令人浮想联翩，误以为可能还真是被抓进宛平城去了。

六、结论

七七事变的爆发，从现有史料看来仍有不清楚的地方，主要在于到底是何人向演习的日军开枪射击，是受何人指使，出于什么目的。即便如此，日本挑起了侵华战争是确凿无疑的，而日本利用七七事变的爆发，以其为借口开始侵略中国也是可以确定的。

然而，七七事变是否真由日军直接导演，目前看来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现有的史料看来，日军自导自演的嫌疑最大。七七事变之前，日本政界就已经嗅到了风声，而且精确到以日为单位，不得不引起高度的怀疑。即便七七事变不是第二次柳条沟事件，至少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日军沿用了处理1936年丰台事件的思维，对中方提出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反而认为中国军队“不友好”等，认定是中国军队意在挑起冲突，因而与中国军队爆发了连续的军事对抗。当时直接参与了冲突的日军官兵（不含某些高级将领），恐怕并没有料到七七事变会导致战争的全面爆发，但日本政府、军部后来的种种动作，确凿证明了他们应该为战

争的爆发负责。

那么，冲突是由国民党挑起来的吗？应该不是。从蒋介石日记中看来，他一开始还在试图控制规模，没有料到近卫内阁会以此为借口大规模增兵。况且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也不少，怎么会去挑起战争呢。七七事变之后的几天，宋哲元、张自忠等也没跟日本斗个你死我活；往后几个月内，国民党很多时候都处于被动状态。如果是国民党希望挑起战争，应该会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而不会是像现实情况那样，还会跟日军签订暂时的协议。

难道是中国共产党挑起了国民党和日本的战争？目前看来没有史料支撑，说七七事变是刘少奇策划的更是子虚乌有。我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查到刘少奇承认策划了七七事变的史料，田中正明那么说，我猜是引用了“文革”时期批判刘少奇时强加给他的吧。不过，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之后的反应的确显得比国民党快很多，给一些可以歪曲历史的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提供了一项所谓的“依据”。

处理七七事变的时候，日方显然直接推动了七七事变规模扩大、事件升级。从松井要求搜查宛平城的无理要求，到部队指挥官具有的想要给中国“教训”的心理造成的不理智的进攻，都可以看出日本不达到一定的目的是不会罢休的。特别是天皇、内阁、军部、关东军，更是战争的直接推动者，没有他们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思想，就不会有后来的战争。7月15日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那时国民党应该已经看出了日本的野心，不得不与共产党联合起来抵抗侵略，完全是自卫的行为，可能倒是刺激了日本，是日本决定维护其“利益”，被当作派兵的理由了吧。

综上所述，我认为七七事变既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也具有深刻的必然性。向日军射击的事情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发生，尽管日军嫌疑很大，但还是难以确定是谁造成了这一事件，也许只是某些士兵一时激愤做出的冲动之举。从1936年开始，北平市当局就收到了大量日军阴谋颠覆华北的情报，其中有许多日军、汉奸的行动，难免在什么时候会发生摩擦。正因为如此，即使没有七七事变，也会有一个类似的“八八事变”、“九九事变”成为点燃战火的导火索。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是一定会爆发的，国际上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与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之间的冲突也是必然的，这就是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矛盾。

吞并台湾和琉球群岛，殖民朝鲜，联合列强攻入北京，排挤沙俄，编造“二十一条”，窃取山东利益，控制满洲，策动外蒙独立，煽动华北自治，直到七七事变与全面侵华，几百年来，日本一步步地实现其吞并中国野心。即使七七事变不是日本挑起的，日本也应对侵华战争的爆发负有全部的责任。许多具有正义感的日本人也意识到了曾经犯过的罪过，做出了一定的检讨，本多胜一、洞富雄等日本友人即使遭受日本右派的群起而攻之也坚持正义。可惜，裕仁天皇战后由于政治原因没有受到审判；发动战争的近卫文磨首相在被逮捕前自杀，没有受到正义的审判；除了七名军国主义罪犯被判处死刑以外，剩余的大量乙级、丙级战犯都逃脱了惩罚。而至今日本仍有人为军国主义招魂，靖国神社香火不息，历史教科书仍然闪烁其词，不得不令人警惕与深思。

参考文献：

[1]北京市档案馆.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2]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余先予,何勤华,蔡东丽.东京审判.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4][日]田中正明,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1985.

[5][日]西尾幹二等.新しい歴史教科書.東京:扶桑社,2001.

[6][日]不破哲三.歴史教科書と日本の戰爭.東京:小学館,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