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不平则鸣”文学主张的价值和意义

论韩愈“不平则鸣”文学主张的价值和意义不平则鸣，现在大多意指受到委曲和压迫就要发出不满和反抗的呼声。这一观点出自于韩愈《送孟东野序》，文章开篇就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不平则鸣，是“古文运动”的创作口号，其中富含民主精神和反抗精神，这既是对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他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肯定了文学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

《送孟东野序》一文中共用三十八个“鸣”字，盛世、乱世皆有能“鸣”者，列举的数十位著名先贤中，坎坷困厄、穷而不达者居多。而这与韩愈本人的遭遇也是相同的，《送孟东野序》的写作缘由即是因为“东野之役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作此序“以解之”，“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韩愈对于孟郊的凄惨境遇深表理解和同情，激励“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的穷者孟郊“不平则鸣”，这是对孟郊的安慰也是对自己的安慰，自己郁郁不得志的郁闷心情在此也得到“不平则鸣”。

作者韩愈本人一生几经官场风波、仕途坎坷数十载，“不平则鸣”是他总结先辈的经历、结合自身困窘生活和社会现实感悟出来的。结合他的作品和生平，韩愈的“不平则鸣”不仅表现在为自己及友人不幸“鸣不平”，也是在为国家和下层的人民“鸣不平”。韩愈一生积极入世，但却出淤泥而不染，经常直接批判、讽刺社会现实的黑暗，具

有强烈的人民性和“大我”意识。《杂说四?马说》深刻揭露黑暗制度和昏聩的执政者埋没人才；《论天旱人饥状》全盘托出惨苦民情，直言要求停征赋税，为民请命。

韩愈“不平则鸣”论的价值和意义不止在当时，更是在于它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北宋欧阳修进一步发展了“不平则鸣”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见解，认为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结合对韩愈“穷苦之言易好”的理解，欧阳修还分析了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坚持理想、不满现实的优秀诗人或被贬谪、或遭流放，更贴近自然，与风云鸟兽草木虫鱼建立起较纯粹的审美关系，能“探其奇怪”；其二，穷窘困厄，怀才不遇，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更为曲折深微的世态人情。王安石在《哭梅圣俞》一诗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

南宋陆游也对“不平”之气进行了阐述，并提出“悲愤出诗人”的见解，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鲜明的现实精神。“盖人之情，悲愤集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陆游列举了历史上诸多名人的事例：“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又指出本朝一些诗人遭际：“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黜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

不止在宋代，就连此后的元明清乃至近现代，不少文学家都对次发表过不少观点。李贽就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指出：“太史公曰：

《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而再远一些的钱钟书先生更是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提出：“一般人认为‘不平则鸣’和‘发愤所为作’涵义相同；事实上，韩愈和司马迁讲的是两码事。司马迁的‘愤’就是‘坎壈不平’或通常所谓‘牢骚’；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进一步拓宽了这条“不平”之路。

上承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后启欧阳修“穷而后工”、李贽“不愤不作”，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价值和意义正在于承前启后，这一理论，乃至这一系列理论都成为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这些理论一脉相承，又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升华。

韩愈文学主张

韩愈文学主张 引导语：韩愈，字退之，唐代杰出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世尊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今天为大家讲述一下，关于韩愈的文学主张。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自幼就因为家风的影响而对文学有着多于常人的兴趣和认知。韩愈七岁时就能言，十二岁时就能下笔成文，所以他能够对文学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自己的见解。韩愈认为当时的文学创作一味地追求对仗工整讲究声律的骈体文，是不利于内容的表达。所以自韩愈开始，就倡导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的两位领袖 韩愈所主张倡导的古文运动，不是简简单单的创作古时的文章，那样反而不利于当时文学创作的发展，而是学习先秦两汉时期散文创作的精华。韩愈人文文章的一大重要目的和作用，就是说理明道，不是在文章表明做花式的修饰功夫。纵观韩愈自己所创作的诗句文章就可以看出，他的文章有着雄伟的气势，说理极为透彻达点，逻辑性思维也是极为清楚清晰的。所以唐时的杜牧将韩愈的文章和杜甫的诗句并称为“杜诗韩笔”，苏轼更认为他是“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主张文学创作要重视内容的表达，这也被他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韩愈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率真无比，就是敢于讲真话，这也是同他积极有为的政治素养相关联的。韩愈所创作的《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壮》还有《论佛骨表》都是很好的表现，其中《论佛骨表》更是指出了为官的人不敢指出皇帝过错的事实。这一篇文章还差点要了韩愈的性命，幸亏有人求亲，才降为被贬潮州的结局。 韩愈的文学主张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后世，影响都是巨大的。自南北朝以来的浮华文化，也自此渐渐被抛弃，一股文学清风开始吹起。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韩愈作为一代名家，其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惊世名言更是比比皆是，以下节选了韩愈作品中部分诗词加以赏析。 韩愈的诗风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重要流派，其笔力雄健，

不平则鸣的韩愈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原籍河阳（今河南省孟县），自称“郡望昌黎（在今河北省）”，后人便称他为韩昌黎。他25岁中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死后谥曰“文”，世称韩文公。他的散文众体兼备，论说文、杂文、叙事文、抒情文、应用文都写得很好。 佛教和道教在唐代发展到了顶点，并在思想界中压倒了儒学。韩愈高举崇儒抑佛的大旗，复兴儒学。韩愈认为儒家之道的核心是仁义学说，强调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以至日常生活，都要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并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批判佛教与道家的理论；深刻揭露佛教和道教蛊惑人心、耗费民财、与国家争人力等等危害。韩愈高举儒家的道统，标榜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孔子、孟子等古代圣人，并表明自己是孔、孟之道的直接继承者，用以对抗佛教各宗派的祖统。 韩愈认为学习古文，是为了学习儒家之道；创作古文，是为了弘扬儒家之道。道是目的与内容，文是手段与形式。这就是他在《争臣论》中所说的“修其辞以明其道”。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作家写文章，大多是为了鸣不平。不平则鸣，继承和发展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诗论，是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韩愈主张学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务必去掉“陈言”，即要求写文章不用陈腐的语言，而要用新鲜活泼的语言。在《樊绍述墓志铭》中，他进一步提出“惟古于辞必己出”，就是要求文章必须富有独创性。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的“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人格修养。所以，他又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文以载道，即修辞明道，意思是以文章来说明道理。韩愈的一些古文，是以散文形式宣扬儒家道理的典范。如《原道》以儒家的仁义学说，批判佛教与道家的理论；《原性》说明儒家的人性论，倡导儒家的道德规范，即仁、礼、信、义、智。《原人》讲人际关系，主张对“夷狄禽兽”都要“一视而同仁”，这思想符合现代社会反对民族歧视和保护野生动物的主张。其他名作还有《论佛骨表》和《师说》。韩愈的论说文，写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格局严谨，层次分明，或说理透辟，或锋芒毕露，对复兴儒学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颂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不平则鸣 穷而后工

韩愈原文中以草木金石受到外部挠击而发出声音作比喻，说明诗歌都是由人心中的不平产生的。所谓 "不平"，指的是感情激荡，是广义的，有悲也有喜。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也就是说，“不平”是指人们的心灵处于不平静的状态，产生喜怒哀乐各种感情。钱先生这个解释是很有见地的，它纠正了以往一些对“不平”狭隘理解。韩愈认为作家在处于不寻常（不仅仅是“不幸”）的生活际遇之中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 “不平则鸣”理论就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论述了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他认为只有那些反映现实、抒发自身愤懑情感的作品才能感动人心。强调文学作品和时代、环境等现实内容是密不可分的。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上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思想，但并不是简单地继承，而是做了更多的思考。他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这可以说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发展了。还下启宋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理论。 二、“诗穷而后工” 欧阳修在文学理论批评上最有价值的是发展了韩愈“不平则鸣”的思想，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重要见解：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梅圣俞诗集序》这里的“穷”，主要是指政治上穷达之穷，与“通”或“达”相对而不是指生活和物质上的穷困，也就是指有理想和有抱负的文人在政治上不得志，受到排挤，遭受迫害，隐身江湖、田园、山林，借诗文创作来寄托其壮志，抒发对现实的怨愤不满以及种中忧思、苦闷、压抑、感慨之情。他认为并非诗使人穷，而是穷者而后工于创作，愈穷而愈工。 “穷而后工”的理论，上溯可联系屈原《九章》、《抽思》中的“发愤以抒情"，源于司马迁“发愤著书”之说，后有李白的“哀怨起骚人”，杜甫也有“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之句，白居易《序洛诗》更称“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韩愈也说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 “诗穷而后工”，从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出发，欧阳修认为要写出优秀的诗歌就须经历现实中的坎坷与磨难，这样就能使作者经历丰富，情感丰厚。然后把亲身的际遇，与现实的矛盾和“不得施于世”的内心积郁熔铸诗中，作品内容就会充实饱满，深挚感人，就容易成为好诗 三、“不平则鸣”与“诗穷而后工”的异同 这种思想和韩愈的“不平则鸣”相类似，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与创作潜能之关系。虽然韩愈之“不平”不仅仅是指“不幸”，但考察文章中他所开列的"善鸣"者，虽然包括抒发各种类型的情志，则绝大部分是在世时不得志的作者。在侧重“不幸”这一点上，和欧阳修接近。 韩愈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欧阳修则进一步深入明确善“鸣”的原因，他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 一是诗人因穷而有充裕的时间去潜心艺术，能更深入地钻研艺术表现方法；

韩愈古文理论对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批判的意义

韩愈古文理论对文学思想和文学批判的意义 中文摘要：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其对后世的影响力非常大，韩愈子退之，才学渊博，文论犀利独到，逻辑性强，其古文理论是其最为突出的成就，本论文主要就是围绕古文理论对文学思想和文学批判的意义三个方面展开，第一通过其生活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对他的古文理论的影响，第二古文理论对文学思想的作用特点，第三文学理论评判的意义提出“文以明道”“文章内容变革带动形式变革”。 韩愈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对他的古文理论的影响 韩愈生活出生于大历三年，生在宦官世家，所以从小就受到政治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熏陶，虽然生活在宦官世家当时在韩愈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兄长也早逝，从小韩愈就刻苦学习，这使得他博学远见，思想也变得更加正直，在他后来提出古文理论上也受个人经历其影响，文章内容更得加丰富，文章思想变得更加的直白，这也是他后来造成被贬的重要原因；其次韩愈生活在唐代一个儒家式微的节点，佛家成为主流思想，就连统治者也对佛教充满崇拜，所以促使他对儒家思想倒退的担忧和佛教占据主要地位的反对，因此为了振兴儒家思想通过改变文学思想，开始对佛教加以否定，古文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诞生。 古文理论对文学思想的作用特点 韩愈开创古文理论先河，很多人认为韩愈提倡的古文理论最主要的目是为了反对骈文，但笔者认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而反对骈文只不过是其次目的，韩愈文章逻辑性非常强，写作手法创新，当时都是为了批评或论证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病和提出自己的观点，在韩语看来当时社会的儒学道统已经衰落，佛教思想已悄然兴起，已经影响了儒学思想的传播，而儒学思想是中国本土思想，有其不可摒弃的理由，儒学思想的代表人韩语认为儒学思想受到威胁，所以他为了打压佛教冒着生命危险向皇上上①《论佛骨表》劝谏，认为供奉佛骨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脉络特征以及价值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脉络特征以及价值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它是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现实生活为土壤的，与时代紧密相连。它一方面继承、发扬了我国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借鉴、吸取了世界文学潮流中的丰富营养，在中外文学的交融中，以现实主义为主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一步走向民族化、大众化，走向更高、更完善的艺术境界。现当代文学有以下特色： 一、文学与时代的密切联系。这一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无论经过什么样的历史波折，无论文艺方向的提法有什么不同，也无论党对文艺方针怎样调整，其社会主义总方向的实质始终是鲜明的。 二、由一元到多元的文学格局 中国现当代文学向前发展，由一元走向多元格局。除了创作实践、理论探讨领域，当代文学思潮多元化体现得更为鲜明。当代文学观念、文学价值的嬗变，借鉴、探索迭起，风格、流派争妍，文坛空前的活跃，呈现多元、开放的格局。 三、探索与困惑并存 文学随时代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种文化差异和文化矛盾逐渐展示出来。现当代文学的主要冲突从80年代针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提倡文学独立，更多地转移到如今文学创作与商业操作之间的冲突上来。在市场体制下，纯文学与通俗文学都无法离开出版运作和文化消费市场的选择。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趋向“边缘化”，他们开始对自身的价值、曾经持有的文化观念产生怀疑。因而，90年代以来在文学表现的内容中，乐观情绪受到很大的削弱，犹豫困惑、批判反省的基调得到凸现，形成了一个探索与困惑并存的重要特点。 同时随着新中国成立带来的巨大历史变革,人民当家作主、创造历史的自觉努力，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新中国的作家坚持真实地、历史地、在现实的变革和发展中反映生活，自觉地把革命现实主义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根本的创作原则与方法。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代表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的主导性风格与特征，即注重题材与主题的重大性与时代性，自觉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 与“广阔的历史内容”的史诗性，对民族性格进行具有历史的纵深度的开掘，创造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以及从历史进程中所汲取的昂奋的战斗精神。思想上艺术上的这些特点，在《红旗谱》、《创业史》、《红岩》、《茶馆》等优秀作品中，都表现得相当鲜明和突出。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多样性发展上有所不足，并存在着粉饰现实的偏差，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及时代特色的主导性风格的初步形成，无疑表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日见成熟的趋向。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生活的逆转，人为地遏止了正在发展着的上述文学趋势，粉饰与歪曲现实的文学逆流却获得恶性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的艰苦努力，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获得了恢复与发展，以题材的广阔性、揭露生活矛盾的深刻性与塑造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与歌颂功能得到了辩证的统一；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揭露与鞭挞阻碍民族振兴的腐败和消极的事物和现象，歌颂和赞美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中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人物。 作家倾心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独特性，在历史的纵深运动中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根源及发展趋向；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陆文婷（谌容《人到中年》）等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显示出了作家们的这种追求，表现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

陶渊明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浅述陶渊明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田玉伟文学141 1421110105 一、生平简介： 陶渊明（365 –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字元亮，又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出生于没落的仕宦家庭。其曾祖陶侃，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他的青少年时代，生活贫困，但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博览群书。29岁起，出仕，起家为江州祭酒，后赋闲；继而为荆州刺史桓玄属吏，后因母丧辞职归家，在家乡浔阳开始躬耕。后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继而转任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42岁起，归田躬耕，直至贫病交加而下世。 二、思想性格 “归隐”思想：是陶渊明厌倦官场污浊，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所采取的洁身守志路，是他与黑暗社会决裂的反抗行为。一方面，陶渊明归隐，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是消极行为；另一方面，归隐田园，是寻求人格独立之道，是一种“自我实现”行为。 “真淳”思想：陶渊明崇尚自然，具有“性本爱丘山”的性情，做人“任真”，做事“真诚”。陶渊明的“真”基与他的生命意识，其诗所表现的是他整个生命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所反映的是他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所经历过的那一个复杂的、艰难的、曲折的过程，是真正博大且丰富多彩的。 三、作品简介 他的文学创作丰硕，今存诗歌125首，文12篇，影响巨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今存诗作包括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前者一般，后者包括咏怀诗和田园诗两类。咏怀诗内容丰富：有中年游宦在外的行旅诗，表达宦海奔波者对家园的想念，透露出时代的污浊与动荡；有晚年归田后的抒情言志诗，如《杂诗》、《饮酒》、《咏贫士》、《拟古》、《读山海经》、《挽歌诗》等，或者表达了诗人坚持躬耕道路，傲视豪门世族，拒绝统治者的征召，淡然忘世的态度，或者表达诗人身在乡村关注政治，感慨人生而“猛志常在”的心情。 他的现存文包括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其中的《感士不遇赋》虽是自悲有志莫骋、怀才不遇，却也表达了寒门庶族文士备受压抑的愤激声。《归去来兮辞》更是他同封建官场诀绝的宣言，是至今被传诵的不朽之作。散文《五柳先生传》和《桃花源记》都有很大的影响。陶渊明的诗文，艺术成就自唐代以来，备受推崇，在唐代山水田园诗人中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他的诗文，在他死后100多年，才由萧统搜集编定，称《陶渊明集》，今已不存。 四、壮丽诗篇 田园诗：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社会的向往，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

不平则鸣——浅谈韩愈的文化人格

“不平则鸣”——浅谈韩愈的文化人格 韩愈，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柳宗元曾赞叹：“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韩愈是在历史上气场、存在感极强的人物，他那敢于革新的品性、气势磅礴的文风和刚直敢任的心灵追求深深影响着传统时代的贤者士人。“不平则鸣”是韩愈一个极其重要的文论主张，在历史长河中彰显独特的魅力。 “不平则鸣”，出自韩愈的《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灸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然也亦然，由不得已着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口而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在这里，韩愈指出，世间万物之所以“鸣”，是因为打破了本身的平和，遇到了“不平”，人亦是如此，在《送孟东野序》他中列举了41位贤者士人，坎坷困钝不达者居多，韩愈本人在科名仕途上亦是屡受挫折，当时仅为学官，满腔抱负却无用武之地，孟郊更是穷困潦倒、落魄失意，韩愈对此深表理解，心里烦闷郁结，发之于外则通过文字表现出来，慰人慰己。 韩愈文风肆意张扬，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如苏洵之所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韩愈的“不平则鸣”，“鸣”的霸气！ 几经宦海风波、一生坎坷的韩愈，在自己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体现了“不平则鸣”的观点，如在《进学解》中借诸生之口表达怀才不遇的愤懑，鸣出了自我、友人“小我”之不平；如《杂说四·马说》揭露了对当时社会埋没人才的不满，鸣出了国家、民族“大我”之不平。韩愈的“不平则鸣”，“鸣”的有内涵！ 那么，韩愈为什么会“不平则鸣”呢？ 应该说，此理论的提出，首先和韩愈自身的不得志有关，韩愈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失败，第四次才考取，之后三次吏选，又是失败，三次上书宰相，没有一次回复，三次到当权者家拜访，都被拒之门外，再后来的官场生涯亦屡遭贬谪几遭杀戮，如此的不得志，自然要“不平则鸣”。另一方面，自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关，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多重武轻文，耻为人师，社会风俗败落，致使当时许多的知识分子不能够施展才华。 韩愈，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文化人格的悲剧二重性比较典型的反映在了他身上，一方面 其实，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不管什么时代、哪个流派、哪位文人知识分子，都曾有过济世之志和建工立业的渴望，然后，不管是哪个年代，他们渴望自由而全面发展自己的本质追求，都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等级的封建制宗法结构”撞击在一起，于是他们立志-碰壁-转变态度，抑郁、不遇、苦闷就成了他们心里永远的伤痛，但是，他们那种胸怀天下、心忧万里的高尚的社会责任感，那种崇高的道义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万古不灭。 作为对“不平则鸣”理论的发挥，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指出，真正“善鸣”而“不平”者，并不是气满志得的王公贵族，作为统治者他们位高权重，处于歌舞升平的环境中没有远大抱负，没有“鸣”的迫切要求，自然也“鸣”的不好。相反，“羁旅草野”之士大多仕途不得志，智尚高洁、满腹经纶却遭遇坎坷无法施展，只得满腔的抱负、激情和才华赋予

文化概论不平则鸣—王朔的反“崇高”

不平则鸣—王朔的反“崇高” 王朔是八九十年代最具争议的作家，关于他的作品各方文人学者或褒或贬，有人称其为“痞子作家”、“商业作家”，认为他的作品没有什么价值完全是为了商业利益，也有人认为他的作品反映的是一种反抗虚伪现象的精神。其实，不论王朔文学创作的动机是什么，在这个虚伪的时代，他那种从骨子里透露出的反叛精神都是值得称道的。王朔作品中反对“伪崇高”“伪精英”的精神可以理解为他的不平则鸣。 一、王朔为什么会反崇高 成长经历。王朔的反“崇高”与其童年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王朔曾在访谈节目中谈到他小时候的老师都喜欢冒充全知全能。有一次在课堂上他因举手指出老师写了错别字而被认为是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还因此把他家长叫到了学校希望他家长可以打压他，并且老师还让他写三千字的检查。王朔回忆他的老师还经常离间学生的关系，不许成绩好的同学和他一起玩。除此在王朔眼里他的父母也是非常专制的，他们在孩子面前总喜欢假装上帝假装神圣并用此来教育孩子。王朔的父母和老师总喜欢扮演伟大崇高的角色，实际上他们并不总是对的，对此王朔非常的反感，这也为他日后的反崇高埋下了种子。 成名后的经历。王朔在成名后被一些精英学者称为“痞子作家”，作品被认为是颓废文学，大众文学。同时，几个用他作品改变的电影也被禁。王朔显然对于那些精英们的批判非常不满，他自认为他的作品就是在反映现实。他曾说过当时没有几个学者是在认真的批评他的作品，很多所谓的精英就是打着崇高的幌子跟着掺和，那些人在他看来并不崇高，都是在冒充崇高。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众生平等这是一切价值观的前提”，“我没说我是精英人家是傻子，其实大家都是傻子，谁也不比谁明白什么”，“他们说的那种精英我一个没见着，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可能比别人多一点知识，这不够变成神或者人杰……”王朔的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为他做为一个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受到“圈内高层”伤害之后的表现：他热爱文学，自负有过人的文学才华，却被文学圈看成“没知识”分子，成名后照样被精英们划到大众文化的范围加以小视。 时代的原因。当今的时代是一个鱼目混珠的时代，当某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有一点成就时就会被媒体或众人一味的追捧，被封上大师、精英、学者或伟人的称号，其实这些人都是有缺点的，也并没有大家所说的那么有成就，很多大众都被蒙蔽了双眼。而那些可以称为精英的人却又被神话了譬如鲁迅，他并不像教科书中写得那么伟大。 二、王朔“反崇高”的表现 1、语言描写:调侃式的黑色幽默。王朔采用调侃的方式,吸收众多的方言口语,并将严肃的“主流政治话语”、“知识分子语言”与这些痞式方言杂糅在一起，创造了他独具特色的语言体系。他的语言对众人来讲并不陌生，但王朔将其以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放在诙谐的语境中，就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陌生化”的效果让人读起来忍俊不禁。如于观对他父亲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好吃懒做，我记的你也是苦出身，小时候讨饭让地主的狗咬过，好久没掀裤腿给人看了吧？”此句中的“苦出身”曾是一定时期内，国家给人们划分成分的依据，在此却用于调侃，从而达到对传统严肃性的反叛。此外，“他妈的”、“混蛋”等词是顽主们的日常用语，这又是对精英话语的颠覆。王朔笔下人物流行的标识语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他们将自己处于流氓的行列，于是什么样“反崇高”的话语让他们说出后就能让人接受。王朔正是用这种调侃式的语言来颠覆“崇高”。 2、人物形象：边缘化、反英雄的人物。王朔的作品提供给人们的是一个相对宽松又充满幽默的小社会，其中的人物没有职业，没有正常生活，更没有崇高的精神和救世情怀，终日无所事事，游离于社会边缘。但这样一群缺乏理想的人物形象却深受消费者喜爱。“快餐式”消费方式的形成

韩愈 讲稿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我们说起学习唐宋诗词，都会想到谁呢？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辛弃疾。要学习唐宋散文，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唐宋八大家”。 那么唐宋八大家都是哪八个人。唐代的有韩愈、柳宗元，宋代的呢有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这父子三人，最后啊，再加一个曾巩，这八大家。 第二个问题也很简单，就是为什么是这八个人结合到一起，叫他“八大家”，谁给他们最早的时候组合在一起的。最早，把这八大家结合到一起的，是明代有一个文人叫茅坤，他编了一本书，叫《唐宋八大家文钞》。 这唐宋八大家这八个人，他们所创作的诗词，加在一起，大概有九千多首。他们所创作的散文，大概有一万两千多篇，平均每个人两千六百多篇。大家要知道，《全唐文》――就是整个唐代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写的所有的文章加在一起，也才不过两万多篇，《全唐诗》――整个唐代人所写的诗，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也才不过五万余首。而唐宋八大家当中，活得最长的是苏辙，活了七十三岁，活得最少的柳宗元，四十六岁，我的意思是什么，以这么短的生理年龄，却创作了这么丰富的精神的产品，他们的创作，是非常惊人的。 唐宋八大家的人生啊是非常辉煌的，我们可以掰着指头算一算，在他们当中，有三个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辙，前后担任过宰相或者副宰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理、或者副总理。还有三个人曾经先后担任过翰林学士，是谁呢？欧阳修、苏轼和苏辙。翰林学士是个什么职务？他相当于皇帝的私人政治顾问，有起草最高级的国书和诏书的权力，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高级研究员。在宋代，翰林学士是三品大员。还曾经有四个人担任过中书舍人，哪四个人呢？苏轼、苏辙、韩愈、还有一个曾巩。中书舍人是中书省里边的高官，专门负责起草诏书的。还曾经有四个人做过部长级的高官，有六个人都是进士出身，还有六个人曾经做过地方最高的行政首长。这么说一句简单话吧，就是唐宋八大家的这个人生履历，他们做官的这个经历，是中国古代官员行政经历的一个缩影。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第一，说他的文，说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所谓“八代”，就是从东汉一直到隋代，一共八个朝代，六百四十多年的时间。在这六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边，所有的文章都赶不上韩愈的。说他“道济天下之溺”，韩愈在唐代，举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复兴什么儒学啊，复兴儒学里边的仁义之道，就是要复兴孔孟之道，用孔孟之道来治国，用孔孟之道来重振大唐的雄威呀。所以说“道济天下之溺”，这个“溺”字指的就是沉沦，要把沉沦的社会唤醒。第三，“忠犯人主之怒”，他是个大忠臣，何以见得，凡是忠臣都爱说直话，都爱说实话，韩愈为了要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为了要劝谏皇帝，不惜什么呢，直言犯上，得罪皇上，在所不惜。可是他是个什么呢，大忠臣。最后一条说，“勇夺三军之帅”，我们觉得奇怪，韩愈是个文人，是吧，一介书生，谈何勇夺三军之帅呢。这是因为当时有的节度

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

当今时代,文学的价值在增加

一辩陈词 尊敬的主席、评委、对方辩友： 大家好!我方的观点是当今时代，文学的价值在增加。 开宗名义，定义先行。首先让我们来明确几个核心概念。当今时代，是指在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学是指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新闻等一定的体裁表现出来的文字作品中所生发的能够比较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文学的价值，一是指体现在作品里的思想精神价值，二是指文学作品发挥的对人与社会的积极作用。而我方的标准正是当今时代，文学的价值量在增加，对个人和社会的积极影响在增加。以下为具体论据：1.当今时代，文学价值的广度在拓宽，其深度也在增加。由于当代科技飞速发展，新事物的数量越来越多，新的领域也越来越多。文学与之碰撞，将产生各种各样不同于以往的新价值。文学价值的多元化，将会给世界带来多种可能性，故文学本身的价值广度得以拓宽。由于科技的发达，当代人可以运用各式新型工具、运用各种新思维来挖掘文学作品的深层价值，加之前人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故文学价值的深度也在增加。 2.从物质层面来看，当今时代，文学促进个人财富的增加，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于个人而言，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发达，新媒体的崛起，文学创作与传播的门槛降低，平台扩展，文学日趋大众化，以文学功底作为资本获取财富成为可能。例如前几年大火的《明朝那些事儿》，正是当今时代的文学创作与传播的门槛降低，才能使

本非历史专业的作者当年明月一夜成名，赚得盆满钵满，个人财富增加。于社会而言，当今文化产业正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文学也在此时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文学改编为影视作品上市，其版权正是价值的体现。著名的作品有斯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赎》，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其改变的电视剧作品大获成功，经济价值不可小觑。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在当今因时代的发展有了新的用途，可以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3.从精神层面来看，当今时代，文学能够拓宽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能够在愈发喧嚣的浮世间拓出一方精神净土，能够在逐渐物化的世界里重申人文价值。于教育而言，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学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每一个体对它需求量都在增加。我们需要以文学为载体的新闻等信来丰富自己的储备量，需要不断通过文学来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完善自己的认知水平，其教育作用也在不断增加。于精神净土这一层面而言，当今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生活的步伐逐渐加快，当代人的精神日益浮躁。而文学于当代而言，能够抚平当代人躁动的内心，让自己的灵魂独立在浮世之外。相对于过去时代的“从前慢”，文学在当今更加被需要，对当代来说价值更甚。于人文价值而言，当今时代物欲横流，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人就逐渐被物化，到了信息时代，人被物化的程度越发加深。因为文学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外化，我们当今更加需要文学重申人文精神，学会为人处世，学会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学会以人的价值来作为标准进行审美，认识到人类精神的可贵。

韩愈及其教育思想

韩愈及其教育思想 导读：一、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号称“文人之雄”，曾倡导古文运动，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同时，韩愈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韩愈，字退之，河南南阳（今孟县）人，生于公元７６８年，卒于公元８２４年。其郡望昌黎，故自称韩昌黎。韩愈官至吏部侍郎，故后人也称他韩吏部。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和书香门第。他三岁而孤由其伯兄抚养，１２岁时其兄韩会病故，由其寡嫂养大成人。韩愈从幼年时期便饱尝寄人篱下之苦和长期颠沛流离的艰辛，经历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岁月。这种经历促使他早熟，形成了较强的自我奋斗精神。２５岁擢进士第，２９岁任节度使观察推官，３５岁授四门博士，３６岁迁监察御史。后因直言谏上被贬，３８岁遇赦，做江陵法曹参军，３９岁后历任国子博士、都员外郎、河南令、职方员外郎、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和制诰、中书舍人等官职。元和12年，因评淮西吴元济之乱有功，被升迁为刑部侍郎，进入大员之列。后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又内迁为表州刺史。穆宗继位后，召回韩愈任国子祭酒。长庆元年转为兵部侍郎，后一度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又为吏部侍郎，长庆4年病卒，享年５７岁。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韩愈的一生，曾从事过不少活动，应该提到的主要有三项： 一是“道济天下之溺”的反佛兴儒活动。这是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他一生经历

了代、德、顺、宪、穆宗五个皇帝的执政年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和藩镇割据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认识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统地位，才能形成适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意识形态，巩固其统治地位。韩愈自幼学六经百家之书，《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收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说明韩愈的世界观自幼就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形成的，成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轼谓：韩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浩然而独存”。（《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自认为在“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复兴儒学方面有“回狂澜于既倒”之功劳。 韩愈的政治观点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谈荀》、《州孔子庙碑》等文章中，文中表达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礼法、重传统的一整套新儒学的思想。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他的反佛斗争中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教育有积极的影响。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文以载道”。古文运动与复兴儒学的目标是一致的，对我国古代教育是有好的影响的。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儒家思想。古文运动在文体上排队自魏晋以来盛行的淫靡空泛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给古代教育教学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是革新。 三是与以上两项活动相济相成的教育教学活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提携后生，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也

不平则鸣 穷而后工知识讲解

不平则鸣穷而后工

韩愈原文中以草木金石受到外部挠击而发出声音作比喻，说明诗歌都是由人心中的不平产生的。所谓 "不平"，指的是感情激荡，是广义的，有悲也有喜。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也就是说，“不平”是指人们的心灵处于不平静的状态，产生喜怒哀乐各种感情。钱先生这个解释是很有见地的，它纠正了以往一些对“不平”狭隘理解。韩愈认为作家在处于不寻常（不仅仅是“不幸”）的生活际遇之中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 “不平则鸣”理论就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论述了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他认为只有那些反映现实、抒发自身愤懑情感的作品才能感动人心。强调文学作品和时代、环境等现实内容是密不可分的。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上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思想，但并不是简单地继承，而是做了更多的思考。他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这可以说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发展了。还下启宋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理论。 二、“诗穷而后工” 欧阳修在文学理论批评上最有价值的是发展了韩愈“不平则鸣”的思想，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重要见解：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梅圣俞诗集序》这里的“穷”，主要是指政治上穷达之穷，与“通”或“达”相对而不是指生活和物质上的穷困，也就是指有理想和有抱负的文人在政治上不得志，受到排挤，遭受迫害，隐身江湖、田园、山林，借诗文创作来寄托其壮志，抒发对现实的怨愤不满以及种中忧思、苦闷、压抑、感慨之情。他认为并非诗使人穷，而是穷者而后工于创作，愈穷而愈工。 “穷而后工”的理论，上溯可联系屈原《九章》、《抽思》中的“发愤以抒情"，源于司马迁“发愤著书”之说，后有李白的“哀怨起骚人”，杜甫也有“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之句，白居易《序洛诗》更称“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韩愈也说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 “诗穷而后工”，从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出发，欧阳修认为要写出优秀的诗歌就须经历现实中的坎坷与磨难，这样就能使作者经历丰富，情感丰厚。然后把亲身的际遇，与现实的矛盾和“不得施于世”的内心积郁熔铸诗中，作品内容就会充实饱满，深挚感人，就容易成为好诗 三、“不平则鸣”与“诗穷而后工”的异同 这种思想和韩愈的“不平则鸣”相类似，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与创作潜能之关系。虽然韩愈之“不平”不仅仅是指“不幸”，但考察文章中他所开列的"善鸣"者，虽然包括抒发各种类型的情志，则绝大部分是在世时不得志的作者。在侧重“不幸”这一点上，和欧阳修接近。 韩愈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欧阳修则进一步深入明确善“鸣”的原因，他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 一是诗人因穷而有充裕的时间去潜心艺术，能更深入地钻研艺术表现方法；

浅谈影视文学的价值及影响

浅谈影视文学的价值及影响 改革放开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快速发展，随着影视艺术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渐突出，影视文学也逐渐发展成为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等并列的文学体裁。所谓影视文学是指通过电影电视声画媒介，以听觉和视觉传达设计为着眼点，运用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结构情节、塑造人物、营造氛围、抒发感情，给受众以审美情趣的文学类型。[1] 一、影视文学的发展 1、市场经济下的产物 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在国家体制上合法性确立，商品经济全面进入人们的生活，在这一情势下，文学的整体格局，不同文学形态的关系，文学生产、流通、评价方式，以及作家的存在方式等，出现了明显的变化。[2]在大众传媒的扩展中，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形成强大的潮流。[3] 随着电影电视的普及，影视文学借助这一传媒，依赖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其鲜明的独特性迅速发展，广泛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市场经济作为难以忽视的社会背景，对文学所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因此，从一角度来看，影视文学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 2、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 随着社会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人们的审美趣味及艺术需求也在逐渐地提高。如今，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冲击，大众对文学的需求更多地呈现一种速食性与消费型的形态，大众对文学的审美追求出现了新的转变：文学审美要与现实生活互相渗透、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文学要传达当代人的内心情感。在当代快速的生活节奏下，人们对传统文字文本的阅读大大减少，更多追求一种视觉化、影像化的文化消遣。影视文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形式，以借助影视传媒把抽象的文学形象和思维转化为具体形象画面的艺术特点，使观众可以直接感受作品丰富生动的形象，产生奇妙的审美视觉效果。 影视文学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格并不在于物欲的迷恋，而在于从内心深处唤起人们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在于对高尚情操的无限向往。[4] 二、影视文学的存在意义及影响 1、影视文学的存在价值 目前，影视文学在文化市场中占据一定的市场空间，成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形式。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在繁华的物质世界中追名逐利，容易迷失方向，在精神方面可能会感到空虚，渴望通过文学作品来陶冶情操，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影视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当代人追求和享受文化发展所带来的精神需求，这给了影视文学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景。 影视文学以它独特的审美形式，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积极地肯定、赞美现实生活中真善美，对生活中假、恶、丑的现象，进行无情地批判和嘲讽。这与人们的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相符合，因此，人们希望通过影视作品对社会现实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对人性道德追求有正确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2、影视文学的商业性 影视文学作为一种消费性文学，也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文化。现代影视媒体技术手段是影视文学生产和消费的重要载体，因此能使影视文学在短期内迅速蔓延和扩张。影视文学与市

《幼学琼林 讼狱》“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原文逐句翻译

《幼学琼林讼狱》“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 为贵”原文逐句翻译 导读：《幼学琼林讼狱》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原文逐句翻译 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 百姓如果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会发出不满的呼声，圣明的人认为人世间没有官司可打是最宝贵的。 上有恤刑之主，桁杨雨润;下无冤枉之民，肺石风清。 上面有慎用刑法的君主，用刑犹如细雨滋润万物，使罪犯被感化而向善;下面也没有被冤枉的百姓，用来喊冤的肺石则冷冷清清。 虽囹圄便是福堂，而画地亦可为狱。 虽然幽苦能帮助人们弃恶从善，牢狱可能就是福堂;上古的民风淳朴，在地上画一个圈也能成为监狱。 与人构讼，曰鼠牙雀角之争;罪人诉冤，有抢地吁天之惨。 和人结怨打官司可以说是鼠牙雀角的争斗;但是犯人诉讼冤情则有抢地吁天的惨状。 狴犴猛大而能守，故狱门画狴犴之形;棘木外刺而里直，故听讼在棘木之下。 狴犴生得勇猛肥大，能看门守户，因此古代的牢门上常画有它的图形。棘木外面长着针刺但里面却是直的，所以古代的司法官大多在棘木下审理案件。 乡亭之系有岸，朝廷之系有狱，谁敢作奸犯科;死者不可复生，

刑者不可复赎，上当原情定罪。 乡亭的监牢有岸，朝廷的监牢有狱，谁还敢为非作歹，违法犯罪;死了的人不可能再活过来，服过刑的人也不可能再用金钱赎回，所以上面应当按照实际情况量刑定罪。 桎梏之设，乃拘罪人之具，缧绁之中，岂无贤者之冤。脚镣、手铐是用来拘捕犯人的刑具;在囚禁的犯人之中，怎么可能没有被冤枉的好人。 两争不放，谓之鹬蚌相持;无辜牵连，谓之池鱼受害。 双方互相争执而不相让就是鹬蚌相持无故受到牵连则是池鱼受害。 请公入瓮，周兴自作其孽;下车泣罪，夏禹深痛其民。 请公入瓮是指唐代的酷吏周兴自作自受;下车泣罪则是大禹对百姓的怜悯。 好讼曰健讼，累及曰株连。 好打官司称为健讼，没有罪而受到牵连则称作株连。 为人解讼，谓之释纷;被人栽冤，谓之嫁祸。帮助别人解除诉讼，称为释纷被人栽赃冤枉称作嫁祸。 徒配曰城旦，谴戍是问军。 判徒刑流放去做苦役的称城旦充军到边境守边的称作问军。 三尺乃朝廷之法，三木是罪人之刑。 三尺是指朝廷的法律;三木是铐在犯人颈、手、足上的三种刑具。 上古时削木为吏，今日之淳风安在;唐太宗纵囚归狱，古人之诚

韩愈文集

韩愈文集 本文是关于韩愈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韩愈文集内容简介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25岁中进士，29岁登上仕途，却在功名与仕途上屡受挫折。德宗贞元十九年被贬为阳山县令。 顺宗永贞元年，又量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过耒阳，专程拜谒了杜甫墓，并作长诗《题杜工部坟》以吊之，最先认识到杜诗的价值。与衡州刺史邹儒立会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题古诗二十韵。《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全诗凡二百言，一韵到底，一气呵成，音调铿锵，气势磅礴，为自唐以来题咏石鼓千古传诵、脍炙人口之杰作，亦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推崇，步其韵而歌者不乏其人。 明万历中，与李宽、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韩愈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韩愈在文学方面，领导了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古文运动”，开创了“以议论人诗”、以散文为诗的独特诗歌风格，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本书精选韩愈诗、文选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韩愈的思想观点、文学成就及语言特色，为别具一格的精

粹选本。 诗词欣赏 《芍药歌》 丈人庭中开好花，更无凡木争春华。翠茎红蕊天力与，此恩不属黄钟家。温馨熟美鲜香起，似笑无言习君子。 霜刀翦汝天女劳，何事低头学桃李。娇痴婢子无灵性，竞挽春衫来此并。欲将双颊一睎红，绿窗磨遍青铜镜。 一尊春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 落叶送陈羽 落叶不更息，断蓬无复归。飘飖终自异，邂逅暂相依。 悄悄深夜语，悠悠寒月辉。谁云少年别，流泪各沾衣。 孟生诗 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 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骑驴到京国，欲和熏风琴。 岂识天子居，九重郁沈沈。一门百夫守，无籍不可寻。 晶光荡相射，旗戟翩以森。迁延乍却走，惊怪靡自任。 举头看白日，泣涕下沾襟。朅来游公卿，莫肯低华簪。 谅非轩冕族，应对多差参。萍蓬风波急，桑榆日月侵。 奈何从进士，此路转岖嶔。异质忌处群，孤芳难寄林。 谁怜松桂性，竞爱桃李阴。朝悲辞树叶，夕感归巢禽。 顾我多慷慨，穷檐时见临。清宵静相对，发白聆苦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