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论文 从《太行山上》看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从《太行山上》看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毛泽东在1956年曾指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列主义真理和中国情况相结合的道路”。这句话深刻阐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有力地指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伟大胜利，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不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而且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哲学基础、根本原则、基本途径和方法，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根据毛泽东的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要“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不能机械地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和外国经验，而应“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797)。

第二，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即要在理论形态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无论是在语言还是在思维方式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都具有鲜明的西方特点。马克思主义要中国的革命斗争中发挥巨大的威力，“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一定的民族形式”，即是说，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第三，要“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时代、实践和科学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停留在的现成结论上，而应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和主要标志。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

为什么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论文，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为什么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实践论》围绕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全面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论证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毛泽东着重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基本的观点。”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实践第一”的科学命题，树立的是实践的权威。既然认识是依赖于实践的，而中国的革命的实际又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并在急剧变化，那么，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打破各种条条框框，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矛盾论》着重从各个方面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强调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必须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说：“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拒绝对具体事物进行分析，不了解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时，不去分析研究中国国情的特点，只会生搬硬套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因此，共产党人搞革命，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跨越到建构哲学理论体系，为他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的正确指导。

(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1939年10月，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深刻总结和反思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第一次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公式，并把是否善于“相结合”，看作是党成熟与否的一个主要标志和尺度。从此，这一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遵循的根本准则。

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阐明了坚持“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

首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革命导师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习理论，而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其次，要研究中国的实际。在毛泽东看来，“实际”就是“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的一切”。它有三个层次的含义：其一，是指中国的基本国情，包括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其二，主要指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及其经验。正确的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是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其三，是指中国的历史文化。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只有对这些“实际”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第三，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即教条主义的态度和经验主义的态度。“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虽然这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思想方法的本质是一致的，即都“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为其基本特征的。这种主观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内产生“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

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第四，还需要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才叫做理论

和实际相联系”。在毛泽东看来，作出新的“理论性创造”，是“相结合”或“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毛泽东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创造出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毛泽东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这就是被人们概括的三个著名公式：其一，“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矛盾辩证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和实践向理论的转化，从而推动理论和实践向前发展。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其二，“特殊—一般—特殊”的公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又是一般和特殊的辩证矛盾运动的过程。毛泽东认为，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更进一步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然后，人们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从而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其三，“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主体。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人民群众的有机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化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的统一起来。这就要求在实践中实现相信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领导的有机统一。为此，毛泽东提出了“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一，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是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向

全党提出了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任务，并强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他不仅经常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且还阐述了作好调查研究应有的态度和方法，即既要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和尊重事实科学态度，又要运用普遍调查、典型调查、会议调查、蹲点和试点等方法。第二，矛盾分析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在分析矛盾时既要分析其普遍性，又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在处理各种矛盾的关系时，首先要抓住重点，即抓住主要矛盾，并把它作为解决其它矛盾的根本点和出发点。第三，“古今中外法”。毛泽东说：“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励，是及其巨大的。”因此，要认清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研究“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1942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古今中外法”，他说：“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立于抗日战争时期，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的。

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认识更加深刻。由于党的理论准备不足，抗战前理论研究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现象的普遍性，使中国革命遭受挫折。鉴于此，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向全党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并利用当时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大本营环境较为安宁的有利条件，在全党掀起了阅读马列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注意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艾思奇等哲学工作者发起了一场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在此基础上，1938年4月，艾思奇呼吁：“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艾思奇、胡绳认为，要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除了要学习、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外，要注重中国传统哲学遗产，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后，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内在根据、方法原则、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或通过正面阐述，或通过同错误思潮的批判，作了进一步的深入辨析和学理完善。这些研究和探索，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进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直接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方式的改变及其适时解散，为毛泽东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曾有过正确的指导和帮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概括起来就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党内教条主义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会议决定“把活动重心移向世界工人运动基本政策和策略方针的制定，在解决所有问题时要从每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特点出发，……避免直接干预各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事宜”。事实上，“自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来，共产党国际

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共产国际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通过默认或直接声明的方式予以支持，体现了其对中共内部事物的尊重。这就为中共根据本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独

立自主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进而创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思路、新方法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指出：“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1935年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转折点，从中共内部组织上、作风上为全党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准备了条件。而由于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六届六中全会，则在外部为克服王明投降主义创造了组织条件，客观上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毛泽东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1943年5月13日，共产国际提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既然各个国家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么，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障碍的。”据此建议，1943年6月9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由于共产国际事实上已经是干预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和服务于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利益的工具，其解散有利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开展工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如毛泽东所言：“共产国际的解散……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从这中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

摆脱羁绊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整风运动，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以其丰富的创造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胜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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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领 导社会主义道路 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 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农民阶级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中国的农民阶级开展了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其中典型的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对腐朽的封建王朝发起了猛烈冲击，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此外，它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的理解和认识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的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就明确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虽然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崭新武器，却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还需要做到将马克思基本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如何认识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思考和探索的过程，最终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正式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客观实际问题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古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古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结智慧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集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第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毛泽东思想所蕴含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遵循。同时，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家安设的理论也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个理论体系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认真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最新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性的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这个“承”和“进”恰恰就体现在这些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上。第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也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共同的理论基础。同时，他们都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坚持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绝不意味着贬低或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体现和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中国又有了新的成果，体现和强调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

近代史论文——抗日战争

广石化2011-2012年第一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科目考查卷 专业班级：任课教师： 姓名：学号：成绩： 谈中华民主之抗日战争 前言：在日益严峻的国际大环境底下，我们更应该了解历史，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让后 日铭记着我们先辈的共荣历史，从而警醒后人。 一、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恶性 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发展成为 军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控制本国政权， 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然而，日本就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发动九一 八事变、制造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各种各种都是日本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 故意制造的虚假事件。日本的残暴的殖民统治对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 难。它不仅将宝岛台湾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还在东北扶持了“满洲国”，企图将东北从祖国怀抱分割出去，最后还诱降汉奸汪精卫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 政府”。然而，最令人发指的就是日本对中的大规模侵略对中华人民造成了无法 弥补的伤害。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慰安妇”，这些词语真是无声地控 诉着日本侵略者得无耻的面孔。 除此之外，日本侵略中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满洲重工业股份公司”两大垄断企业，独占全部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肆意掠夺矿产资源。在关内就由日本“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和“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分别主管对华北和华 中的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占领区的土地及农产品。他们还推行“粮食出荷”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强迫农民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

廉价出卖给伪政府，除保证侵华日军的需求外，大部分粮食被运往日本国内，为了它那对外扩张的野心作准备。 二、中华民主抗战的转变 众所周知，在反侵略战争的开始，作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国民党，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这大大地降低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救国热情。这时，中国共产党率 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又发布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自卫战争。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参加和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以及东北党组织先后选派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中共 满洲省委及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量。东北抗联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中国共 产党关于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 模的示威游行。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伟大目标，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进行“哭谏”无效的情况下，依然实行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紧接着西安事变 的和平解决，成为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中国内部矛盾有了初步的缓解，开始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抗日战争是 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全国各界民众以不同形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入了全民族抗战。 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积极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业者踊跃为前线捐赠钱物，一些人还不避艰险，把工厂迁往大后方。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一致拥护国共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等重大战略思想坚持了共同的理论渊源、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以及目标和价值追求，在内容 和本质上一脉相承，而又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践基础上，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共同 形成了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有了马克思主义这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化，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其指导作用，必须结合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而要想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入手。 一、从历史进程初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思想首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理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迎接新世纪的时期，“三个代表”重大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期末论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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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进步与马克思主义发展 xxx a，xxx b （a.武汉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xxxx，武汉430063； （b.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武汉430063） 摘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成为二十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两种制度反复较量中最深刻的影响因素。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以来，人类的社会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人类生活的世界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对于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制度变迁中发挥的这种巨大作用，特别是对科学技术革命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却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比、借鉴，论证了资本主义在回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反映了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制度优势，也为社会主义未来发展找到了借鉴。与此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对科学技术革命所做的积极回应，特别是市场制度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的巨大成功，也给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发展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表现为人类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科学技术对物质文明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推动物质生产的进步和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这两个方面来体现的。物质文明的发展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而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①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科学的基本含义是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活动，而技术则是这种认识成果的运用，我们今天把两者连在一起合称的科学技术革命，不过是说明了在现代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条件下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 在马克思之前，事实上还没有人提出这种观点，即把科学和科学技术进步看成是由社会经济因素直接决定的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带动一个主要因素。马克思说明了科学是“总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是其精髓的抽象的反映”，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的道理。②根据科学和技术涵义上的不同，本文认为，完整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历史上只发生了两次，第一次科学革命导致了牛顿力学为标志的经典科学体系的建立；第二次科学革命是指上世纪初发生的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以及现代化学、生物学等的科学体系的形成。从关键性的技术创新将会导致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的视角来看，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本质含义是一样的，这样的革命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四次。第一次的蒸汽机技术革命，科学还没有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规模和深度参与到技术革命之中，从第二次电力技术革命开始，科学才开始在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发挥其关键性作用。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第四次科技革命（20世纪后期）依据曾 ①袁银传：《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42页。 ②Ю·А·奥夫钦尼科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技术进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4，16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选题参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选题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 当代重大问题研究 选题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络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历史使命及其在每一个阶段上的具体表现与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脉络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阶段的相关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经验教训。 选题二: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关系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主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认识、实践、经验与深化,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及其与西方发展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的关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分析 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促进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历史经验,尤其就是在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方面积累的历史经验,概括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选题三: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公正观及其实践与发展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公正的主要观点及其在我国的最初实践,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观的认识与实践过程及其特点,社会结构变化条件下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机制。 选题四:中国古代太平盛世的分析及其对建设与谐社会的借鉴主要研究内容:中国古代太平盛世的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分析;主要经验,借鉴历史经验,建设社会主义与谐社会应特别注意的重大问题。 选题五: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以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基本要求、精神实质与实践基础。 选题六:树立科学发展观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 立足于对科学发展观的全面理解、准确阐述与正确运用,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深入研究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选题七: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与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大战略思想相互关系研究 全面总结十六大以来,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成果,深入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与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大战略思想的相互关系。 选题八:树立科学发展观与党的执政能力与先进性建设研究 深入研究树立科学发展观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与先进性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探索把科学发展的要求转化为提高党的领导干部治国理政实际能力的政策措施。 选题九:树立科学发展观与推进改革开放研究 深入阐述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全面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深入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提出的新要求、新思考。 选题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法制建设研究 深入阐述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深入研究“以人为本”、“五个统筹”思想对中国法治发展的指导意义,系统分析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法治观念与法律制度的重构、可持续发展与法治变革、生态文明与法治、以及各部门法律如何协调推进。 选题十一:构建社会主义与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研究 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立足于当前改革与发展的实际,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总结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入研究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论抗日战争中的淞沪会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论抗日战争中的淞沪会战——抗战中血肉磨坊的价值与思考 院系： 专业： 年级： 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内容提要： 在日本扩大侵华和七七事变的背景下，以虹桥事件为导火索的淞沪会战爆发。中国军队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个阶段的战争，虽然最终战败，但却在中国的抗战乃至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在战略指导思想上和战略战术方针上，吸取教训，丰富战争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关键词：淞沪会战抗日战争爆发过程意义与思考

目录 一、淞沪会战的爆发 (1) （一）日本扩大侵华 (1) （二）七七卢沟桥事变 (1) （三）虹桥事件 (2) 二、淞沪会战的经过 (2) （一）第一阶段 (2) （二）第二阶段 (2) （三）第三阶段 (2) 三、淞沪会战的意义及思考 (2) （一）淞沪会战的意义 (3) （二）对淞沪会战的思考 (3)

论抗日战争中的淞沪会战 ——抗战中血肉磨坊的意义与思考 一、淞沪会战的爆发 （一）日本扩大侵华 日本统治集团，早就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从“九一八”侵占中国东北并向华北扩展的过程中，具有一定规模的侵华已经得到十分大的利益，大陆政策第一步的预想变为现实，就更加积极地扩大侵华。而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反过来推动战争。 日本的政治也迅速地走上天皇制的法西斯主义统治。1937年6月，近卫文麿任日本首相，采取了关东军参谋长、侵华狂热分子东条英机的主张：鉴于西安事变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渐形成，应立即扩大侵华战争。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的宣传机器，大肆鼓吹侵略中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对外又不断制造“和平”的阴谋，鼓吹所谓“日中友好提携”。 在这种“和平外交”的烟幕下，日本大量增加其华北驻屯军的兵力，在北宁路屯驻重兵，并侵占丰台这个重要军事据点，大批日舰开到青岛、上海，并进入长江各埠。37年6月以后，驻丰台的日军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在外交上，日本对一切表面上还有一层反侵略、非战外衣的国际组织、限制其独占中国的条约，统统抛开，与正在进行侵略殖民地的意大利、德国组成联盟。 进入1937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军事上，已经全面进行了侵略战争的部署，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就要开始了。 （二）七七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守军严词拒绝，日军遂悍然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共产党员大会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1同时红军立即集中，准备奔赴民族战争的战场。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爱国军民纷纷行动起来，大力支援华北前线。卢沟桥的炮声，唤起了全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抗战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新的觉醒。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政府处于动摇状态。然而无论是国民党想要直接交涉、斡旋、调解或是公断等等，均未得日本之置答。国民党在7月16至20日，召开庐山谈话会，讨论了和战方针问题，会中张群则向蒋介石提出所谓“和必乱、战必败，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十四字真言”。2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一篇关于准备抗战的谈话。仍然希望对日和谈、妥协，还没有放弃苟安的幻想。 尽管国民党政府存在侥幸心理，幻想寻求“外交方法”来解决华北事件，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方针决不会改变。它在谈判的幌子下，加紧调集兵力， 1https://www.wendangku.net/doc/7313419646.html,/GB/69112/70190/70192/70270/4763940.html 2https://www.wendangku.net/doc/7313419646.html,/view/b_202071.html

马克思主义论文

苏州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 社会实践课程试卷 课程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实践主题： “理论实践面对面” __ 专 业： _________________ __ 学 号： _________________ __ 成 绩： 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论文 院 别: 学生姓 名：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探讨 主题：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探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目的：学习运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剖析和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揭示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提高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报告：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160多年了，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深入人心，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它的产生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在人类思想史上竖起了前无古人的不朽丰碑。 马克思主义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它的产生和发展有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所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息息相关。而在中国，由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经济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它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着巨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稳定和蓬勃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理论原理的科学性和发展观。同时我国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土壤。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又必将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小论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小论文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征途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成果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一精辟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早觉醒。然而由于毛泽东的地位和所处环境的限制，他的全新思想没有能够在党内起到决定作用，在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倾向，本本主义依然在党内屡屡泛滥成灾，终使土地革命的成果毁于一旦，红军被迫长征北上。“左”倾错误领导不仅使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广大苏区几乎全部丧失，而且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又几乎使党和红军濒临绝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不平凡经历，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成为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进程的基本出发点。长征开始后,围绕着红军的战略方针,在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实质,就是要不要实行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战略指导方针。在长征途中,通过胜利和失败的尖锐对比,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方向逐渐为党内的多数同志所认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之时,党和红军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会议以革命的全局和党的根本利益为重,集中全力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使党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首先转入马克思主义轨道。会议对李德和博古的批判,始终限制在党内斗争的范围,一方面,对他们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有说服力的批评,取消了他们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另一方面,没有单纯追究个人责任,在进行严肃批评之后,博古在党内不再负总的责任,但仍保留在中央领导核心内。这样就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将政治路线问题留待以后时机成熟再逐步解决。既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在改组中央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 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不可战胜的强大生命力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长征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在长征中实现了党的历史性转折,也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历史地看,包括长征在内的党在各个时期的成败得失,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上的成功与失误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红军长征所蕴含的历史启示,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长征为毛泽东思想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全局范围内得到检验,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正是通过惊心动魄的长征风云,毛泽东被全党推举到党和红军实际的领导核心位置上。“如果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这句话道出了全党全军经过长征而形成的坚定共识。如果说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原本是一种不幸,那么,在这一不幸之中的万幸就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和指导理论终于在全党范围内得到了解决。 1938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深刻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

抗日战争的论文

六十年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所取得的完全胜利。它改变了近代中国抗击列强入侵屡战屡败的历史，洗雪了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重新振兴奋起的重要起点。中国人民所以能够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应当说首先是由于这场战争的爱国的、进步的、正义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上个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发生的战争中，日本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被侵略国家。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图谋，捍卫国家和民族生存的爱国战争。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此后三个多月内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紧接着，1932年1月28 日夜，日本侵略军又发动一二八事变侵犯上海，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事变，在此后一年零三个月里，侵占了北平、天津、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和我国的大片领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在1937年至1945年间，前仆后继英勇牺牲，进行了长期的极为艰难、曲折、复杂的抗击日寇侵略的爱国战争，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我们说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爱国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中国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然而，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正面临着实现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爆发的抗日爱国战争，就其本质来说，乃是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合乎历史潮流的进步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因而是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战争一般地可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大类。象抗日战争这样爱国的、进步的战争是正义的，而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则是罪恶的、阻碍历史进步的、非正义的。当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三个主要的法西斯国家不但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统治，而且公然宣称要取得世界霸权对其他国家侵占领土、掠夺资源，并在全世界推行法西斯制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占领、奴役和掠夺的正义战争，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用血与火的洗礼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战斗豪情。任何一个抗日的中国军人和中国民众都可以自觉地意识到，我们所进行的抗战是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保卫祖国的爱国战争，是实现民族解放的进步的战争，是反对法西斯侵略扩张的正义战争，因而是有着崇高的战争目的，能够极大地鼓舞战斗士气的战争。而替日本法西斯卖命的士兵是被欺骗或被强迫为侵略其他国家去作战的，因此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野蛮的、罪恶的、非正义的。日本兵没有能够鼓舞他和使他引为自豪的高尚光荣的战争目的，因此也不可能有积极正确的誓死奋战的战斗意志。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爱国的、进步的，正义的性质，是我们赢得这场战争完全胜利的内在根据。中国人民所以能够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除了战争的爱国的、进步的、正义的性质这一内在根据外，还在于中国共产党承担起领导统一战线和人民战争的历史重任，坚持团结抗战和全面抗战的路线，使之成为赢得战争胜利最直接的动力和动因。经过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5年的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逐步实现其吞并东北、吞并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的野心，从而使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中日矛盾的发展和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使得中国各社会阶级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态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严重的民族危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爱国精神。不但中国的工农群众和多数知识分子日益觉悟起来，而且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中的进步力量也不同程度地转向参加或同情抗日救亡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抗战胜利，挽救民族危亡，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战争，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和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使得我国的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经过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并在全国人民的强大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极力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是国内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是包括由于政治态度的分野而形成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在实行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共产党提出和切实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推动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根本性力量。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是既包括正面战场又包括敌后战场，既包括阵地战又包

大学马克思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

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22期 ◆李志军/黄明伟 把握当代大学生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紧密结合自身实际，把握当代大学生的特点，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在创设魅力课堂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由于其具有系统性、专门性和集中性等特征，因而成为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渠道。近年来，全国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一些课堂教学蜕变为“娱乐课堂”、“尾巴课堂”的现象也悄然出现。中央财经大学在强化教师思想素质和业务素养的基础上，积极推进魅力课堂创设，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 一是创设经典课堂。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简单的“你说我听”和“你打我通”。照本宣科式的讲授往往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教学要取得明显效果，首要条件就是教师在教学内容的切入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在讲授每一门课程的每一章节知识点之前，采取经典案例导入、经典文章导读等方式，在引发学生思想“共鸣”的基础上，将他们的学习热情有效引导到相关教学内容上来，往往有利于推动相关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如在讲授《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时，先通过分析洪秀全的“三本书”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两篇文章的区别，来阐发农民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进而指出中国革命为何只有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等等道理。 二是创设对话课堂。从本质上说，对话是一种平等、开放、自由、民主、协调，富有情趣和美感、时时激发出新意和遐想的交谈。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人的正确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思想的“内化”与“外化”相统一的过程；而在人的正确思想“内化”的过程中，又往往会历经多次反复。教育者只有抛弃简单的灌输思维，使课堂教学真正实现从“听话”到“对话”的转变，并在教育对象思想反复的过程中通过对话加以有效的引导，正确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内化”。因此，对话课堂的创设应当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形式。中央财经大学相关科任教师在讲授相关知识点时，注重精选素材、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环节、优化提问点，引导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书本、学生与生活开展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将学生的思想认识最终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如在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时，教师举例“范跑跑事件”并播放“范跑跑电视辩论”视频且先不作评论，而是让学生自由发言包括开展辩论，引发学生彼此间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教师再从思想道德要求的视角对“范跑跑事件”进行深入的讲解和评论。学生的思想认识历经了多次反复，并在这个过程中正确思想认识得到了真正的“内化”。 三是创设体验课堂。体验课堂是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中，通过教师有意识地再现、还原教学内容或创设相关教学情境，使学生在亲历的过程中理解并建构知识、发展能力、产生情感、生成意识的课堂教学形式。中央财经大学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体验课堂的创设。比如视频体验，通过播放契合教学内容的视频，让学生在欣赏视频的过程中进行体验。《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教师在讲授“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时，先让学生观看影片《我的1919》，使学生对运动爆发前的历史背景有一个清晰的感性认识，然后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系统分析运动爆发的原因；又如创设情境，让学生“亲临”体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师在讲授价值观问题时，先挑选学生分成正反两方，然后组织开展“保尔和盖茨谁是真的英雄”这样的大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明白英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形象，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等等。 德育与党建 35 CHINA HIGHER EDUCATION

抗日战争小论文

论中国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指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开始，由日本帝国入侵中华民国引发的战争，主战场在中国大陆，两国军队鏖战八年，至1945年9月2日，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 抗日战争之前，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亚洲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正蓬勃地进行着，而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给予了资本主义国家沉重的打击，导致法西斯国家的扩张。 抗日战争属于反法西斯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分为中国应战，中日相持，反法西斯同盟协作与战略反攻和日本战败四个阶段。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平解决，开始合作一致抗日。 随后在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前，日本通过与代表国民政府之何应钦、陈公博谈判，逐步获得了北平周边军事要点，包围了由冯玉祥西北军分化出之宋哲元29军。当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一个兵士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29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本遂开枪开炮猛轰北平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 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谈话，表示：“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7月28日、30日，日本军阀相继占领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一带的大学纷纷迁移。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就此中国正式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中国军队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国民革命军大部脱离战场，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别山区敌后坚持游击，主要是桂系军队。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最大的胜利是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这也是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阵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 而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南方的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的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取得的理论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富强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成果才得以全面展开并达到成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的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未竟之业。他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真正实事求是地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我们党实现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邓小平理论的崭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成果是：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应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成果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

中国马克思主义课程论文

我国文化产业安全性评述 摘要：本文基于现有文化安全研究文献的梳理归纳,从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文化安全内涵、文化安全理论、我国文化安全的现状、文化安全的对策研究等几个方面对近年来我国文化安全研究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提出现阶段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化安全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及应对措施。 文化积淀和传承着民族的历史和情感,塑造着民族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规范,是一个民族发展传承、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是民族和国家生存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在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文化扩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20世纪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兴起并迅猛发展,与之相伴更是文化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传播。在全球化时代,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进行交流和融合的同时也必然存在着对抗与冲突。发达国家恃自己在文化中的强势地位,企图消解文化的多样性价值,把弱势民族及其文化整合到一个由强势国家所控制的世界文化中,从而控制整个世界,实现其霸主地位。国家文化安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由于这一命题深刻揭示了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国家文化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遭遇到的严重威胁和挑战的本质境况,因而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成为近年来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基于现有文化安全研究文献的梳理归纳,从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文化安全内涵、文化安全理论、我国文化安全的现状、文化安全的对策研究等几个方面对近年来我国文化安全研究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提出现阶段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化安全研究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一些努力。 一、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 现有文献对文化安全由来问题的研究大都在“国家”为安全主体的框架内展开,其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归之为综合说和外因说。黄旭东(2009)在《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一文中指出，在人类文明史上,一种文化出现断层、缺失甚至消亡,既有可能是该种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因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或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