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蔡元培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教育服务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 。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都 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绵有做官发财能说会道和毕业预料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和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其做官司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学，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茍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重，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惜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役，吾人这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事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茍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心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一也。
二曰砥大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则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谷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茍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
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苔姜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这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茍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苛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已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未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稗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交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敬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薄满，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按：在这里，蔡孑民先生在回答对其办学方针的指责时，作了如下的解释：“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在蔡先生看来，要把大学办成真正的“大”学，就必须奉行思想自由的原则；要尊重思想自由的原则，就必须坚持“兼容并收”办学方针，所谓“有容乃大”。这里，作者把宽容与思想自由看成是皆凡“大”学都应遵守的原则。换句话说，宽容与思想自由首先是一切大学，不分中外，都应奉行的原则，都应走的通衢；其次，才是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正是得益于元培先生，北京大学才得以成为奉行宽容与思想自由原则的先行者。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蔡元培
北京大学之设立,既二十年于兹,向者自规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间。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
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借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顾《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
以吾校设备之不完全,教员之忙于授课,而且或于授课以外,兼任别种机关之职务,则夫《月刊》取材之难,可以想见。然而吾校必发行《月刊》者,有三要点焉:
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 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
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虽曰吾校实验室、图书馆等,缺略不具;而外界学会、工场之属,无可取资,求有所新发明,其难固倍蓰于欧美学者。然十六、七世纪以前,欧洲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 即吾国周、秦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 苟吾人不以此自馁,利用此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及世界之学者。使无《月刊》以发表
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而靳而不与,吾人之愧歉当何如耶?
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 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暧暧昧昧,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
关系。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
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 大学者“,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
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
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借以资心理学、伦理学之印证,而初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发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内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则在吾校同人之自勉,而静俟读者之批判而已。
按：蔡校长根据从“法国三色旗，说是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主义的符号”中得到的启发，利用所设计新校旗之机，再次以校旗的形式来肯定北大的思想自由与学术宽容，肯定北大“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从而使师生们通过校旗有更多的机会体认北大的自由精神。
北京大学校旗图说
蔡元培
各国的国旗，虽然也有采用天象、动物、王冠等等图案，但是用色彩作符号的占多数。法国三色旗，说是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主义的符号，是最彰明须著的。我国国旗用五色，说是表示五族共和，也是这一类。我们现在所定的校旗，右边是横列的红、蓝、黄三色，左边是纵列的白色，又于白色中间缀黑色的北大两篆文，并环一黑圈，这是借作科学、哲学、玄学的符号。
我们都知道，各种色彩，都可用日光七色中几色化成的。我们又都知道，日光中七色，又可用三种主要色化成的。现在同行三色印刷术，就是应用这个原理。科学界的关系，也是如是。世界事物虽然复杂，总可以用科学说明他们；科学的名目，虽然也很复杂，总可以三类包举他们。那三类呢？第一，是现象的科学，如物理、化学等等。第二，是发生的科学，如历史学，生物进化学等等。第三，是系统的科学，如植物、动物、生理学等等。我们现在用红、蓝、黄三色，作这三类科学的符号。
我们都知道，白是七色的总和，自然也就是三色的总和。我们又都知道，有一种哲学，把种种自然科学的公例贯穿起来，演成普遍的原理，叫作自然哲学。我们又都知道，有几派哲学，把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到精神科学，又把各方面的原理统统贯穿起来，如英国斯宾塞尔氏的综合哲学，法国孔德氏的实证哲学，就是。这种哲学，可以算是科学的总和。我们现在用总和七色的白色来表示他。
但是人类求知的欲望，决不能以综合哲学与实证哲学为满足，必要侵入玄学的范围。但看法国当实证
哲学盛行以后，还有别格逊的玄学，很受欢迎，就可算最显的例证了。玄学的对象，叔本华叫他作“没有理解的意志”；斯宾塞尔叫他作“不可知”；哈特曼叫他作“无意识”。道家叫作“玄”；释家叫作“涅”。总之，不能用科学的概念证明，全要用玄学的知觉照到的，就是了。所以我们用没有颜色的黑来代表他。
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我们固然要研究各种科学；但不能就此满足，所以研究融贯科学的哲学；但也不能就此满足，所以又研究根据科学而又超绝科学的玄学。科学的范围最广，哲学是窄一点儿，玄学更窄一点儿。就分门研究说，研究科学的人最多，其次哲学，其次玄学。就一人经历说，研究科学的时间最多，其次哲学，其次玄学。所以校旗上面红、蓝、黄三色所占的面积最大、白次之、黑又次之。
这就是国立北京大学校旗所以用这几种色，而这几种色所占面积又不相同的缘故。
（一九二零年十月）
leafun 发表于 2008-9-10 19:59
按：大学，不论是作为教育制度，还是作为一种教育理念，都是人类追求自由事业的产物。“文革”期间的教育以及一些的类似情形表明，当人类追求自由的努力受到重大的挫折时，对大学教育的冲击首当其冲，尤其是对大学的学术自由的摧残。丧失了学术自由，大学便名存而实亡。
在这篇文章中，蔡元培先生坚决抵制了要其对教员施压以干预言论自由的要求，站在北大教员的一边，捍卫大学教员的言论自由，指出：“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今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至于学说，仿世界各国大学之通例，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任何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至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学，以无背于第一种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
蔡元培
《公言报》记者足下：
读本月十八日贵报，有《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一则，其中有林琴南君致鄙人一函。虽原函称“不必示复”，而鄙人为表示北京大学真相起见，不能不有所辨正。谨以答林君函抄奉，请为照载。又，贵报称“陈、胡等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大约即以林君之函为据，鄙人已于致林君函辨明之，惟所云“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
之议”，何所据而云然？请示复。
答林琴南君函如下：
琴南先生左右：
于本月十八日《公言报》中，得读惠书，索刘应秋先生事略。忆第一次奉函时，曾抄奉赵君原函，恐未达览，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题词，甚幸。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琢纷集为北京大学惜，甚感。惟谣琢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以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日“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两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出版者，有崔怀谨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复孔？
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今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推《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公不云乎？“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卫灵问陈，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日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者那？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日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阅，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为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
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钦？
若谓大学教员曾于学校以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则试问有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阅、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弟则忆《后汉书?孔融传》，路粹在状奏融有曰：“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祢衡并不以是损其声价，而路粹则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且弟亦从不闻有谁何教员，崇拜李贽其人而愿拾其唾余者。所谓“武照为圣王，卓文君为贤媛”，何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岂能解乎？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籍，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欤？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少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薄，
则学校招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捋，其言果有价值欤？熟读《水浒》、《红楼梦》之小说家，能于《续水浒传》、《红楼复梦》等书以外，为科学、哲学之讲演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主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主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右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那？
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押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伽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押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此覆，并候著祺
（民国八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敬启）
按：对蔡元培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有过影响的德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威廉?洪堡，早在1792年就提出国家无权插手教育。根据
洪堡的看法，新型大学应该是塑造完善的个人，致力于真正的学术。教授和学生都应该成为真理的追求者。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不受限制的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教育必须承认个人和尊重个人的价值，因而必须赋予师与生不受限制的学术自由。
蔡元培的教育与办学思想，可以说与洪堡如出一辙。在《教育独立议》一文，蔡先生在严几道的治学治事分立论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这就要求“教育家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而实现分立的途径不外乎：“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由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关系的事务。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
教育独立议
蔡元培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例如，鼓动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不能常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教育是进步的：凡有学术，总是后胜于前，因为后人凭着前人的成绩，更加一番努力，自然更进一步。教会是保守的：无论什么样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教育是公同的：英国的学生，可以读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学；印度的学生，可以用德国人所造的仪器，都没有什么界限。教会是差别的，基督教与回教不同；回教又与佛教不同。不但这样，基督教里面，又有长老会、浸礼会、美以美会……等等派别的不同。彼此谁真谁伪，永远没有定论，止好让成年的人自由选择，所以各国宪法中，都有“信仰
自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
但是，什么样可以实行超然的教育呢？鄙人拟一个办法如下：
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个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如通信教授、演讲团、体育会、图书馆、博物馆、音乐、演剧、影戏……与其他成年教育、盲哑教育等等，都由大学办理。
大学的事物，都与大学教授作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有委员会举出。
由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联系的事务。
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
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但于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
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
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
各区教育经费，都从本区中抽税充用。较为贫乏的区，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后，得由中央政府拨国家税补助。
（注）
分大学区与大学兼办中小学校的事，用法国制。
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学术，不必如法、德等国别设高等专门学校，用美国制。
大学兼任社会教育，用美国制。
大学校长，由教授公举，用德国制。
大学不设神学科，学校不得宣传教义与教士不得参与教育，均用法国制。瑞士亦已提议。
抽教育税，用美国制。
按：如果本书所选的其他文章主要是正面反映蔡孑民先生的自由主义教育主张和办学思想的话，《关于不合作的宣言》则从反面表达了作者在恶浊的政治和官办教育下校长生涯的苦难体验：“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与]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
在如此痛心疾首的省思下，蔡先
生决意拒绝与践踏自由主义教育原则的当局合作，愤然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在作者看来，改变这种局面的出路就在于：廉洁的政治，独立的教育。
关于不合作的宣言
蔡元培
《彖传》说：“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
当民国七年南北和议将开的时候，北京有一个平和期成会，我也充作会员。会员里面有好几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会中发言道：“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这样快？惟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绝无希望，激烈点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运动；就是和平点的，也陆续离去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几乎没有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军一起，袁项城一进北京，清室就像‘拉枯摧朽’的倒了。现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且看他觉悟了没有。若是这一次他还是不肯开诚布公的与南方协议，那就没有希望了。我们至少应该相率离京，并家眷也同去。”我那时听了这一番话，很为感动。当局的坏人大抵一无所能的为多，偶有所能，也是不适于时势的。他所以对付时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机械的学者替他在衙署里面，办财政办外交等，替他在文化事业上作装饰品，除了这几项外，他还有什么维持的能力呢、所以这班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只要有饭吃，有钱拿，无论什么东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话说的“有奶便是娘”的样子，实在是“助纣为虐”。他们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
八年的春季，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开会，有一部分会员提出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会场上通过。我那时候就问他们：“我们提出去了，万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们怎么样，我个人的意思，要是我们仅为发表意见，同新闻记者的社论一样，那就不必说了。若是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我那时候就缕述平和期成会中某君话告大众，并且申说：“现在政府哪一个机关，能离掉留学生，若学生相率辞职，政府当得起么？”此是我第一次宣传某君的名言。
去年春假，教职员联席会议，因教育经费没有着落，请八校校长出席发表意见。我因前一年从欧美归来，不久进病院，这一回算是第一次出席联席会议，我那时候声明我的意见，以为教育费不发，教职员无论为教课上进行障碍，或为个人生计困难，止须向校长辞职。若教职员辞职的多了，校长当向政府辞职。我想这种辞职的效力，要比罢课与包围教育当局还大得多，也缕述某君的一番话备他们参考，这是我
第二次宣传某君的名言。
但是我个人性情，是曾经吴君稚辉（晖）的品评过，叫做“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我自己反省过来，觉得他的品评是很不错，我对于某君的名言，虽然极端佩服，但是除前说两次宣传外，偶然于谈话时传述过几次，却从没有用这种主张向何等人作积极的运动，不过为自己向这个方向准备。
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
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间题，生了许多支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所以近几年来，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决不至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
到现在布置的如此妥当，我本来随时可以告退，不起为校中同人感情的牵扯，预备到学期假中设法脱离。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罗案再议的事件，叫我忍无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
罗案初起，我深恶吴景濓、张伯烈的险恶，因为他们为倒阁起见，尽可用质问弹劾的手续，何以定要用不法行勾，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剥夺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总统的大事糊涂，受两个人的胁迫，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草草的下令逮捕，与前年受张勋压迫，下令解散国会，实在同一糊涂。我那时候觉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经很急迫了。但是那时候这个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依法办理，他们的倒阁目的已达，不再有干涉司法的举动，或者于法律保障人权的主义，经一番顿挫，可以格外昭明一点，不妨看他一看。现在法庭果然依法办理，宣告不起诉理由了，而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
与为伍的。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
按：在“民治的起点”中，蔡孑民先生对民主与独裁这两种相反的体制作了若干比较：“独裁是自上而下，如论理学中的演绎法。只要有一个或几个贤能的人在统治的地位实行开明专制，就可以把一个国家转弱而为强，转混乱而为有序（如德国、日本）。民治是自下而上，如论理学的归纳法。先由各小范围中各随其特殊情形，为合理化的生活与工作，以渐于其他小范围在一种共同的条件下，集合为合理化的国家（如英国、美国）。”作者注意了英美这样的自由民主具有自发的性质、多元的性质和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倾向。专制政体“重上梁”，上梁不正下梁歪；民主政体重奠基，根正才能苗直。作者的结论是，民治的起点应当从个人和基层的“自治”做起。
民治的起点
蔡元培
民有、民治、民享，是共和国的真相，而以民治为骨干。因为人民若不能自治其国，则政府即有“日蹙百里”的现象，人民亦无可如何，何所谓民有？又使政府凭“朕即国家”的蛮力，苛征暴敛，使人民有救死不赡之苦，而无乐其乐、利其利之感，何所谓民享？
民治与独裁相反。独裁是自上而下，如论理学的演绎法。只要有一个或几个贤能的人，在统治的地位，实行开明专制，就可以把一国转弱而为强，转混乱而为有秩序，如毕斯马克时代的德意志，如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民治是自下而上，如论理学的归纳法。先由各小范围中各随其特殊情形，为合理化的生活与工作，以渐与其他小范围在一种共同条件下，集合为合理化的国家，这要如公羊春秋所说，人有“士君子之行”的“太平世”，始能达到。现代如英、美两国的情况稍稍近是。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中国人建筑重在梁（所以文人有上梁文），而西洋人建筑重在奠基（所以举行奠基礼）。这真是很有趣的指示。在已往时代，的确中国人偏于前者，而西洋人偏于后者。到现在，却有点不同了。只要看意大利、德意志等国，都本着上梁式的观念，实行法西斯帝制。而孙先生的《建国大纲》，却是本着奠基式观念，要从自治制做起的。
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上规定以县为自治单位。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为宪政告成之期。这全是自下而上的办法。但是我们这些孙先生之徒，担负了训政的名义，已经数年了。而要求指出一个完全自治之县，竟指不出来。这真是愧对孙先生的一端。
但是认识这种自下而上的思想、而实地试行下层工作者，据我所知道的，
全国中却有几点，可以特别注意。
（一）晏阳初君与其诸同志在河北定县所办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本起于江、浙间流行之平民千字课，专为识字运动而设，佐之以电影，熊秉三夫人所提倡的。不以江、浙间盛极而忽衰，晏君乃行之于定县，并得美国教会之助力。除实施学校、社会、家庭三种方式之教育外，并研究文艺、生计、公民、卫生四种教育之联锁。设立研究村一处，实施中心村三处，期以研究实验所得，推行于三个实验村，现已渐著成效。
（二）梁漱溟君与其诸同志在邹平等县所办之村治，以各村的民众教育机关为中心点。其校长以在本村有势力者任之，虽不识字，或有嗜好，均所不问。教员则必以有学问而无不良习惯者为合格。其各一（个）村主要事业，不必相同，各视其需要而定。如有水、旱之灾者，先治水利，有匪患者，先办保卫团之类。俟主要事业办有成绩，再举行次要事业，所以成绩卓著，信用亦好。
（三）黄任之君于其诸同志在江、浙两省所办理之农村改进区。此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各种事业中之一种。最初试办于上海相近之徐公桥，后来渐推行于镇江之黄墟，绍兴之舟山，苏州之善人桥，及萧山、丹徒等地，而皆以徐公桥为模范。其办法，以本地有力而先觉者一人为中心，以有志而素有研究者主持其各方面之事业。如增进生产力，透出恶习惯，促进人人向上的愿力。于一个小区域中成功后，渐渐扩充范围，所以能不失当初预定的计划。
其他我所未曾闻见的，或尚有多处。然我姑以此三处为代表。觉得建国的根本政策，还是要从这一类的组织起点，方合于自下而上的步骤，与孙先生建国大计，并不是凭藉一人的权力，可以袭取而得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八日）
leafun 发表于 2008-9-10 19:59
[按：近现代中国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什么奇怪的现象？此处以及后处没有表达清楚。），若不包括那些以强权暴力为后盾的思想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也许是近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先驱，至今仍享有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尊敬；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又在现实的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上落实得最少。
本书所选的许多文献表明，他们在60（该改成70年了吧）年以前的主张，至今看来仍然正确；他们所关心的许多重大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他们所提出的解决之道，今天才刚刚开始落实，或尚未得到落实；在议政的能力、勇气方面甚至有所倒退。而那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不腼腆于公开自己的价值信仰、政治立场与主张。办
报刊、结社团、张宣言、发通电等是以北大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政治主张》正是一篇由蔡元培领衔、胡适主笔、集合包括北大在内的北京自由派知识分子所发表的政治宣言。该宣言一方面对政府“要有正当的机关加以监督”，另一方面，政府则应“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依据自由主义的立场，作者们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宪政的政府’和‘一个公开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