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教传教士的中国佛教观
#基督教研究#
晚清新教传教士的中国佛教观*
李新德
提要:十九世纪下半叶,来华新教传教士群体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对待中国宗教文化的态度上也趋于多元。艾约瑟、艾德、毕尔、丁韪良、李提摩太、苏慧廉等几位具有自由思想的晚清新教传教士,试图一次次跳出传统佛教观的范式以及对中国佛教进行套语式的描述,开诚布公地去充分认知中国佛教这个/他者0。佛教词典的编撰、佛教经典的英译出版,标志着他们对中国佛教研究已经达到一个新阶段。不管他们最初的动机怎样,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增进了中西宗教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以今日的眼光去评价他们的著述,不难发现其中的缺失,但无论如何,他们是西方学界了解中国佛教的先驱学者。
李新德,安徽临泉人,1970年生,文学博士。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题词:新教传教士中国佛教/他者0形象汉学
引言
十九世纪下半叶,来华新教传教士群体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对待中国宗教文化的态度上也趋于多元。具有基要思想的新教传教士基本上延续早期新教传教士对待中国宗教文化的态度,他们笔下的中国佛教形象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都成了被鄙视的对象,都被认为是传播福音的障碍;而具有自由思想的新教传教士,不但能够像利玛窦等当年的耶稣会士那样采取/文化适应0策略,强调儒、耶两教的共性,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知识传教,同时在对待中国佛教问题的认识上也有了重大突破。开始有少数新教传教士深入研究中国佛教的教义教理,研究和翻译汉语佛教经典。
尽管在利玛窦、李明(Louis Danie Le Comte)等当年耶稣会士的作品中都讲述了汉明帝遣使西去求法的故事,甚至李明还就佛陀的身世有一番评述,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求法之人求错了福音,以至于千百年来中国人深受佛教这个偶像崇拜之教的毒害;利玛窦虽曾论及佛教的教义教理,但主要还是出于/补儒易佛0的传教策略需要。而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始对中国佛教进行研究的,则是十九世纪晚期新教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艾德(Ernest John Eitel)、毕尔(Samuel Beal)、丁韪良(W. A.P.Mar2 ti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 d)、苏慧廉(William Soothill)等人。
一、佛学研究的肇始
在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中,以学术眼光来研究中国佛教的,艾约瑟应算较早的一位。艾约瑟自己在5中国佛教6第二版前言中说:/晚至1879年,很少有人对中国佛教这一课题进行研究0;/我四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中国佛教,艾德博士、毕尔牧师随后也对中国佛教进行了研究,且做得很好。早在他们开始发表有关中国佛教论文之前,我就已经指出,许多世纪以前,中国佛教各宗已经传入日本,并在那里生根。01根据考狄的5中国书目6统计,艾约瑟还是第一位用中英文撰写有关佛教论著的来华传教士,如在1854到1855年间的5北华捷报6上,艾约瑟就发表了研究佛教的系列文章o,1859年又出版了5中国宗教状况6(The Religious Condition of Chinese)一书;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艾约瑟还是第一位将汉文佛经译为英文的来华传教士,如最早于1857年翻译的5壹输卢迦论6(T he Ek2 ashloka Shastr a)?。
与后来的李提摩太、苏慧廉等新教传教士一样,艾约瑟对中国佛教的研究与体认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对中国佛教研究的深入,以及他本人身份的变化,他对待中国佛教越发表现出宽容的一面。他的早期著作5释教正谬6?对佛教的批评最为严厉。该书基本上是基于基督教徒之护教立场上来批评佛教的,其写作动机是因为佛教/皆拜其偶像,谓之象教,今吾耶稣正教, ,,.以上帝之命,毋许崇拜偶像,故与彼教论辨。0他一方面通过推理论证佛教的谬误,另一方面,更是以5圣经6为依据来批评佛教的理论和教义?。后来的5中国佛教6(Chinese Bud2 dhism,1880)、/大乘佛教的涅槃0(The N ir va2 na of the N orthern Buddhists,1881)、5中国佛教评论6(Notice of the Chinese Buddhism, 1885)等作品,虽然还是基于基督教本位之观点,但不再像早期5释教正谬6那样严厉地批判佛教。尤其是5中国佛教6一书,对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以至今日仍是西方了解中国佛教的必读参考书。该书不仅详尽介绍了佛祖释迦牟尼的生平、佛教流传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艾约瑟还就中国佛教各宗派、佛教的道德体系、佛教建筑、造像、崇拜仪式、佛教音乐以及佛教的经、律、论佛典以及相关的佛教文献等进行了介绍与评论;在5中国佛教6的最后一章,艾约瑟列举了当时西方人研究佛教可资参考的书目与论文。
尽管艾约瑟较早开启了中国佛教和其他宗教的研究,但他始终认为:佛教、道教和儒教是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障碍。艾约瑟认为佛教引导人们走入死胡同,/佛陀迷惑了知识阶层,使得他们陷入无神论的陷阱之中。是佛教哲学使他们走错了路。0?艾约瑟从基督教的立场上评判佛教,这并不奇怪。在论及佛教徒的祷告时,艾氏曾评论说:/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佛教是没有祷告、没有神的宗教。0?事实上,对于当时作为传教士身份的艾约瑟来说,研究/他者0中国佛教已实属不易,要他完全摈弃基督宗教本位观去公正地研究佛教是不现实的。
艾德研究中国佛教的著作主要有两种:一是5中国佛教学习手册6(H andbook for the Student of Chinese Buddhism,1870)à,二是5中国佛教三讲6(Three Lectures on Buddhism, 1871)á。5中国佛教学习手册6首版共收入1547个词条,到1888年第二版时又加入577个新词条,作者在第二版/序0中说,原有的词条也都进行了重写,并更名为5中国佛教手册6。?论及编撰这部佛教手册的最初动机,艾德说:/研究中国宗教文献的学者常常会遇到拦路虎,梵文或别的外来术语在文本中不断出现,但一般情况下又没有释义。,,尤其是佛典,它们直接从梵文、巴利文或藏文中翻译过去。因而很有必要有一本像这样的词典来帮助读者了解佛教和受其影响的中国本土宗教。0 l v5中国佛教手册6共分八部分。第一部分为词典正文,第二至第八部分分别为巴利文、僧加罗语、暹罗语、缅甸语、藏文、蒙古文、日文佛教术语索引。艾德的这本词典第一次在更加深广范围上使西方学者了解汉语佛教文本,对后来研究中国佛教的传教士帮助很大。该词典首版后不久,艾约瑟就在5教务杂志6上发表书评,称其为/佛教研究者的重要帮手0 l w。理雅各在其5佛国记6/译序0中说: /艾德博士于1870年出版的5中国佛教学习手册6帮我解决了翻译中遇到的梵文词汇的问题。0 l x苏慧廉在其编著的5中国佛教术语词典6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 er ms)/序0中也评论说:/60多年前伦敦会的艾德博士首次出版了研究汉语佛教文本的著作5中国佛教学习手册6,非常有用。0 l y事实上,传教士完成中国佛教术语词典的编撰出版,标志着来华传教士之中国佛教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另外,1870年12月到1871年2月间,艾德先后在香港的联合教会(Union Church)进行了三次演讲,于1871年结集出版5中国佛教三讲6(Three Lectures on Buddhism)。这部集子可说是艾德研究中国佛教较为系统的成果,他分别就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神学系统以及作为一种流行的宗教进行了阐述。到了1884年第三版时,该书已有较大的增补,并且每一讲的每一小节前都加上了小标题。在第三版的5序6中,艾德写道:/这些演讲第一版的出版在中国受到广泛的关注,1873年的第二版在欧美又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0 l z在第一讲/作为历史事件的佛教0中,艾德是从基督教宣教士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佛教包括藏传佛教的。在叙述佛陀生平中的重大事件时,与耶稣的生平进行对比,有其开创性的意义;然而他不惜歪曲中国历史以及佛教史实,为基督教流布中国寻找依据。在第二讲/作为一种神学体系的佛教0中,艾德介绍了佛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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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教理的发展历程,并就佛教的宇宙观、轮回转世说、伦理观以及佛教哲学、涅槃说进行了评述。在第三讲/作为一种流行宗教的佛教0中,艾德论述了佛教的贡献与不足,南传、北传佛教的异同,以及佛教的/三位一体0、西方净土、观音信仰等。在艾德看来,佛教的教义充满了荒谬与矛盾,对当下的社会也没有什么贡献:/佛教是一种由人创立的既不好也不坏的宗教:它是一门没有灵魂的学问,它不能再生;它毫无欢乐可言,没有热情,没有朝气,悲观等待毫无结果。这些干枯的形骸能存在下去吗?0 l{
毕尔是较早研究汉语佛典的西方传教士之一。直到1869年他的5法显、宋云游记6英译本问世的时候,欧洲学者几乎全是通过梵文或巴利文著作来研究释迦牟尼的教义。1871年毕尔这样写道:/尽管早在30或40年前,人们就研究过佛教的历史和哲学,但传教士和学者们一般很少使用汉译佛教正典。0 l|
毕尔有关中国佛教的著述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对中国佛学研究的专著,如5中国佛典纪要6(A Caten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the Chinese,1871)、5佛教文献四讲概要6(Ab2 stract of four lectures on Buddhist literature in China,1882)和5佛教在中国6(Buddhism in China,1884);二是汉语佛教经典英译,如5法显、宋云游记6(T he Travels of Fah-H sien and Sung-Yun,1869)、5佛本行集经6(The Romantic Legend of Sakya Buddha,1875)、5佛教经典选译:法句经6(Texts from the Bud2 dhist Canon,commonly known as Dhammapa2 da,with accompanying narr atives,1878)、5佛所行赞经6(The Fo-sho-hing-tsan-king, 1883)、5大唐西域记6(Si yu ki,1884)、5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6(The Life of H iuen-T siang by the Shaman H wui Li,1911)等。另外,毕尔尚有不少研究文章及佛教经典译作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如5四十二章经6(T he Sutra of For ty-two Sections,1862)、5中国佛教十八宗6(The Eighteen Schools of Buddhism by Va2 sumitr a,1880)等。
在5佛教在中国6一书中,毕尔就佛教的起源、北传与南传佛教的发展,以及佛教流传中国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叙述;他还就佛教哲学、观音崇拜、佛教的涅槃、天堂地狱说、轮回说等进行论述。在论及佛教与儒家思想以及基督教的关系时,毕尔认为:/看来佛教不仅仅在形而上方面对儒家思想的补充,而且增强了人们的道德感和对别的事物的了解。然而,它在推进真上帝知识上却无所作为,也不能为上帝服务。0 l}在最后一章,毕尔这样总结道:/我们可以用以下的词语来概括佛教在道德层面和社会层面对中国民众性格的影响--尽管它未能回答民众关于终极问题的宗教诉求,它通过去恶布善增进了道德之爱、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提升了民众的爱美之心、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0 l~
艾德、艾约瑟与毕尔等不再是简单地指称佛教为迷信、偶像崇拜,他们开始对中国佛教有了学术上的探究,可谓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但他们身为传教士之基督宗教至上的观念与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使得他们在对待中国佛教问题上,基本上还是拿西方标准来证伪,负面的评价居多。艾约瑟能较为准确地揭示佛教的特质,虽然他承认/佛教成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开路者0,而错失对话的良机;艾德的佛教研究许多地方扭曲了佛教本来面目,但他在中国佛教词典编撰方面首开先河,意义重大。毕尔有关佛教方面的著述很多,他对佛教的兴趣是真诚的,但他的根本目的却是促进基督教的发展。与当年的耶稣会士比起来,他们开始深入佛教的内核,开启了中国佛学的研究;他们甚至把佛教放在比儒家思想更为重要的位置上。
二、/基督教入华的准备0
艾约瑟、毕尔、丁韪良等晚清新教传教士通过对中国佛教的研究,认为佛教为基督教的入华预备了道路。艾约瑟认为,佛教成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开路者:/佛教仅仅唤起了中国人信仰的渴望,而基督教的随后到来满足了中国人的那些渴望。0 m u毕尔也认为:/他们(中国人)并未沉浸在偶像崇拜中,他们了解宗教的真理,他们自称慈悲为怀,崇拜一种神圣的理想或完美的智慧。通过对世界启示的形式把博爱和全知的唯一真神(上帝)的理想展现给他们,也许是可能的。0 m v丁韪良曾借用数学图示说明,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局限在两维的世界里,即一个/平面0:只有长和宽,没有高度;佛教的传入,给了它高这一概念,使得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大大扩展;而基督教将会给中国人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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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的观念 m w。
(一)佛教和基督教:异或同?
对于多数西方来华传教士来说,他们之所以批佛、辟佛,与其说是由于基督教与佛教的/异0,不如说是由于两教的/同0。佛教与基督教在宗教的行为、组织与制度,甚至教义教理上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早期天主教宣教士往往将佛教误读为同类,而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则多指责佛教拙劣地模仿、甚至剽窃了天主教的许多东西,竭力否认佛教与基督教的/同0。不少新教传教士亦沿袭这种看法,如艾德在1870年5教务杂志6第3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开篇就指出:/现代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基督教的拙劣模仿。0 m x但另一方面,艾约瑟、丁韪良、李提摩太等开始尝试从学理上对佛、耶同源的问题进行探讨,积极地看待基督教与佛教二者的/同0。
艾约瑟通过多年的研究宣称,中国儒、道、释三教深受波斯人思想之影响:/首先,古代中国人从波斯人那里习得二元论的思想,并将其应用于5易经6之中;习得来世的信仰,并用于早期的道教信仰中;最后佛教将来世的思想发展成为阿弥陀佛崇拜。0 m y不但如此,艾约瑟在其5远东宗教思想的早期传播6一书中,坚信东方民族的语言与历史变迁都可以在5创世纪6里得到解释 m z。姑且不论艾约瑟上述说法成立与否,艾约瑟的立论与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马约瑟(Joseph de Pre2 mar e)、傅圣泽(Jean Francois Foucquet)等/索隐派0(Figurism)的做法并无二致。艾约瑟提出人类文明同源论,并力图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做出自己的解释。就佛教发展而言,艾约瑟认为:/在西北印度地区的佛教,受波斯和基督教来世思想的影响发展迅猛,将涅槃看作死的委婉说法。0 m{
毕尔坚持圣多玛(St.T homas)到印度的传说是真实的。他认为:5大乘起信论6的作者马鸣曾在公元50年前后到北印度,而那时圣多玛也在北印度,基督教思想早在公元50年的时候已传入印度北部;5大乘起信论6中外来思想很可能源于基督教的教义:/马鸣的作品依然以中文的形式存留下来,仔细核查会发现有许多假冒基督教的成分。,,其中有一本5起信论6的书,是以非佛教教义为基础的,属于一种变形了的基督教义形式。0 m|
李提摩太比艾约瑟、毕尔走得更远,他认为佛教和基督教有许多共同的真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发现5妙法莲华经6在其生命、光、爱方面的教义上与5约翰福音6中生命即光即爱的教义相似,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较在东西方宗教、文明间架设一座桥梁 m}。李提摩太相信诸宗教都来自同一个源头,而且相信大乘佛教的出现是在基督教影响下的结果,他认为大乘佛教是基督教的亚洲表述。毕尔的观点无疑对李提摩太影响很大 m~;李提摩太在5大乘起信论6英译导论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认为大乘佛教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产生的 n u。
不管是认为在历史上佛教模仿了基督教,或基督教影响了大乘佛教,抑或是针对佛教、基督教二宗教同源的探讨,不难看出西方传教士在面对中国佛教这一独特宗教时,自我与他者身份定位时的二难,以及试图解决二难的努力。传教士虽然承认中国佛教积极的一面,认为佛教为基督教入华预备了/道0,但基于基督教文化至上论与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他们始终认为基督教比佛教优越,基督教最终会取代佛教、成为中国民众的信仰。
(二)佛教术语:使用还是废弃?
如何使基督教福音本土化,使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对于新教传教士来说,除起用中国人当传教助手外,接下来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如何用中国现成的宗教语言术语来表达新教教义。唐景教宣教士以及早期的耶稣会士都曾有过借用中文佛教术语进行宣教的事实,只是唐景教最终迷失于中国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之中,而早期耶稣会士却经历了从西僧到西儒的试错过程。尽管从一开始早期新教传教士就鄙视中国佛教文化,但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郭实腊(Char les Gut2 zlaff)等人的著述中已经看出,他们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佛教术语了。但直到1878年,毕尔仍坚定地认为,当时传教士在佛耶比较研究方面做得远不够。毕尔说,只有每一位传教士认真研究了佛教,明白每一个佛教术语的含义,他们才能在佛教盛行的国家如中国、日本提供一个能为知识分子所领悟的圣经译本,才能将基督教教义明明白白地展现在那些国家的人们面前。他举例说,当年天主教传教士所译的/天主0一词就源于佛教经典。他指出,当时有新教传教士翻译的新约圣经,几乎每一页都存在有使用不恰当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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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术语、表意不一致的问题 n v。很显然,在对待佛教术语方面,毕尔与艾约瑟、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观点不甚一致。在5中国佛教6一书的第二十二章/佛教术语与基督教宣教之关系0(Buddhist Phraseology in Relation to Chris2 tian Teaching) n w中,艾约瑟先是历数了唐景教宣教士及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对佛教术语及僧人身份的利用,但他强调唐代佛教僧人地位很高,而到了晚明、晚清,情况则完全不同。尽管如此,艾约瑟还是主张,佛教术语中的/魔0、/地狱0等都可以继承过来,如当时深浅文理圣经汉译本中已经被采用。他还进一步评论说:/让我们坦诚地承认佛教徒给予我们的帮助,佛教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人有了道德报偿的理念,这能够使我们很快的说服那些熟悉佛教教义的人明白基督教信仰。0勿庸置疑,/一个极其有趣和启发的例子是,佛教的天堂地狱说为一个基督徒的成长做了准备。0佛教教义/使得中国人对基督教不再那么陌生,接受教义不再那么困难。0 n x
丁韪良很早就注意到佛教在中国文化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在对待佛教术语使用与否方面,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他还尝试在学理上进一步探索。在5佛教: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准备阶段6 (Buddhism a Preparation for Christianity)一文中,丁韪良认为,佛教为基督教在华传播打下了两个方面的基础:一是信仰神,二是信仰灵魂不朽。 n y丁韪良曾指出,佛教的传入,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宗教语汇。当年利玛窦虽然在经历了从西僧到西儒的试错过程,但不管是后来的天主教宣教士或是新教传教士,他们并不曾放弃佛教术语。他曾举例说,像/天堂0、/地狱0、/魔鬼0、/灵魂0、/罪孽0、/悔罪0、/皈依0、/念经0、/讲经0等一些佛教术语,最常出现在基督教书籍里面 n z。
李提摩太更是主张传教士宣教时尽可能使用中国已有的宗教术语,他甚至认为,/上帝、天、阿弥陀佛及真如等佛名,皆为释教中上帝之意义;而如来佛、药师佛、地藏菩萨诸名,系代表耶稣基督、弥赛亚、救世主于释教之中。0 n{艾约瑟、丁韪良、李提摩太等晚清新教传教士主张用现成的中文佛教术语来阐释基督教教义,虽说是让中国人更容易了解基督教思想,但最终目的还是让中国人皈依基督宗教。无论如何,较之于当年耶稣会士是使用/上帝0还是/天主0来翻译Deus的争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礼仪之争0,这些新教传教士在对中国佛教这一/他者0宗教的认识上,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
(三)大乘佛教:敌人或是/朋友0?
随着传教士对中国佛教研究的深入,他们能够较为清晰地区别小乘、大乘佛教,以及大乘佛教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深远影响。晚清传教士李提摩太、苏慧廉就对大乘佛教特别推崇。李提摩太在5佛教在中国的影响6(T 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in China)一文中认为,佛教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对知识、道德和精神的需求。他说:/我并不是在鄙视佛教,相反,我认为佛教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人类解决人之所以存在的重大问题的尝试之一,为追求更好的生活,佛教给予数不清的我们的同类以慰藉0;/尽管佛教未能完成它的伟大使命,然而由于它的变革使得今日世界更加丰富多彩。0 n|在5大乘起信论6英译本/译者导论0中,李提摩太将大乘与小乘的区别类比成基督宗教的新约与旧约,称大乘信仰为新佛教(N ew Buddhism),并认为5大乘起信论6与5妙法莲华经6构成了/佛教的新约0 n}。他于1910年翻译出版了5大乘佛教的新约6,收有5大乘起信论6的英译,以及5妙法莲华经6的英文节译、译自5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6的药师如来的十二个大愿和5般若波罗蜜多心经6等。
苏慧廉认为:/大乘佛教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阶段。0 n~后来他进一步指出:/就其形式上来讲,大乘佛教并不是基督教传教士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它已经使得中国人对基督教内核不再陌生,基督教无论在信仰或实践上都是一种更高级更健康的宗教。0 o u当然,苏慧廉称大乘佛教为/朋友0,并非是基于平等对话的基础之上。苏慧廉的比较宗教研究是有好坏优劣之分的,他称中国佛教为/次等0的宗教。他说: /中国人不会永远满足于次等宗教(指佛教)的,他们会寻求最好的宗教)))基督教。0 o v在5妙法莲华经6译序中,苏慧廉说,作为远东最重要的宗教著作,该经常被称作/半个亚洲的福音书0 o w。苏慧廉称5妙法莲华经6为大乘佛教的基本经典,其教义的革命性,正如基督教义之于犹太教;5妙法莲华经6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剧之一。 o x与早期新教传教士一味地鄙视佛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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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苏慧廉建议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本土宗教的信徒,同情和劝说他们比讽刺争吵更有效 o y。
综观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佛教的体认,从最初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以/西僧0的身份入华,到后来/易佛补儒0传教策略的确定,进而认为佛教是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敌人0;再由艾德、艾约瑟、丁韪良等认为佛教为基督教在华传播预备了/道0,到李提摩太、苏慧廉等认识到佛教是基督宗教在华宣教的/朋友0,称佛教经典为/亚洲的福音书0,其间西方传教士走过了何等漫长的路程!
余论
晚清这些新教传教士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比起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使用比较宗教学的方法,将中国佛教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他们对中国佛教的教义教理开始有了许多正面的评价,承认佛教中也有部分真理。这些学者型的传教士,不再把世俗化的仪轨等佛教外相等同于深奥的佛教教义教理,不再把素质低下的佛教僧侣和普通信众等同于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居士信徒。他们对待中国佛教较为开放的思想,虽在当时为他们各自的差会所不容,甚至引起争议,但对后来基督教在华宣教事业以及中西宗教文化的交流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1907年召开的新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上,与会者就中国传教事业所通过的十三条决议中,其中第六条就是主张对他者宗教思想进行研究 o z。
晚清部分新教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佛教形象愈趋客观真实,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学研究。佛教词典的编撰、佛教经典的英译出版,标志着佛教研究已经达到一个新阶段。尤其是上述几位具有自由思想的传教士,他们试图一次次跳出传统佛教观的范式以及对中国佛教进行套语式的描述,开诚布公地去充分认知中国佛教这个/他者0。不管他们最初的动机怎样,传教士对中国佛教经典翻译与佛学研究,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佛教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增进了中西宗教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当年传教士有关中国佛教的研究著述成了西方的汉学经典,如今成了中西方宗教文化交流的见证。以今日的眼光去评价他们的著述,不难发现其中的缺失,但无论如何,他们是西方学界了解中国佛教的先驱学者。
(责任编辑:查常平)
*本论文为2006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晚清新教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研究(编号:06N119)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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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H andbook for the Student of Chinese Buddhism,
1st edition(Hongkong&Shangha i:Lane,Cr aw2
ford&Co,1870).注意该书的1888年第二版,
书名变为: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San2
skrit-Chinese Dictionar y with Vocabula ries of
Buddhist Terms.
áErnest J.Eit el.T hr ee Lectures on Buddhism,1st
edit ion(London,T rubner&Co.Hongkong,
Lane,Crawfor d&Co,1871).该书到了1884年
第三版时,书名更改为:Buddhism:It s H istor i2
cal Theoretical and P opular Aspects:In T hree
Lectures.
?Ernest J.Eitel.H 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Sanskrit-Chinese Dictionar y with Vocabularies of
Buddhist Ter ms.2nd edit ion(H ongkong:Lane,
Cr awford&Co,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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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skrit-Chinese Dictionar y with Vocabularies of
Buddhist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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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884年李提摩太与李修善(David H ill,1840-1896)一起与在南京的杨文会会面后,从杨那里得知5大乘起信论6的重要性,决意要翻译这部书。三个月后李氏回到爱丁堡,在书店里碰到一本毕尔刚刚出版的5佛教在中国6(Buddhism in China)一书,翻到其中一章,发现毕尔称5大
乘起信论6为/伪基督教的作品0;/它正是我要翻译的书!0参见The New Testament of H igher Buddhism,pp43-45.
n u T imothy Richard.T he Awakening of F aith of Ashvagosha(Shanghai;Christian Liter atur e Soci2 ety,1907),ppv-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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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w该文最早发表于Chinese Recorder9:4(July-August1878),pp283-295.原文题目为Buddhist Phraseology in Missionary Aspect.
n x Chinese Buddhism,pp355-357,360, 368,370.
n y Essays on the H istor y,P hilosophy,and Religion of the Chinese,p285.该文最初是在the Mission2 ar y Association of Peking会上宣读;最早发表于Chinese Recorder(May,1889),pp193-203.原文题目为Is Buddhism a P reparation for Christian2 ity?这篇文章后来又被收进丁韪良的中国回忆录The Lor e of Cat hay(New York: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912)一书的第249至263页。 n z Essays on the H istor y,Philosophy,and Religion of the Chinese,pp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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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教传教士的中国佛教观
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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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事迹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国人,普遍认为他是新教传教士来华第一人。在华传教期间,他译书办报、开办学校等活动,为新教传教事业做出了新的尝试和努力。正如有学者指出:马礼逊之来华,对中国学术之传播实有创导之功。①P330在华期间,他还参与政治活动,完成了从传教士到副领事的转变。一、马礼逊来华的背景马礼逊1782年1月5日出生于大不列颠岛北部小镇莫佩斯的一个贫雇农家庭。对宗教感兴趣的他,先后到伦敦霍克斯顿神学校和高斯坡神学院学习神学,1807年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封为牧师。当时正值地理大发现后,欧洲的贸易中心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沿岸,处于大西洋沿岸优越位置的英国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特别是18世纪后半期,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英国也强化了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优越的观念,认为基督教文化优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影响下,英国新教的海外传教事业也由此应运而生了。为到中国进行传教工作,马礼逊对以下方面的知识进行补充:地理、历史、医学、自然科学、语言、算术和讲道。这些知识给马礼逊中国传教带来了帮助, 马礼逊来华传教经历了一点小波折。开始,他本打算通过东印度公司订购中国的船票,但遭到拒绝。后来在伦敦教会的周旋下,马礼逊到美国寻求帮助。“我带了许多封介绍信,到纽约去会见几位先生,请他们帮助我到广州后可以上岸。”②P4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基督教界的支持、帮助下,马礼逊于1807年9月8日到达中国广州,是新教传教士抵达中国第一人,标志着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始。二、马礼逊传教途径马礼逊入华时,清政府正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为此,他隐瞒了传教士的身份,以美国商人的身份居住在广州。直到1809年,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一位高级职员摩顿的女儿玛丽结婚之后,才以东印度公司翻译的合法身份活动。与此同时做翻译的薪酬也解决了他在华的经费问题。当初伦敦传教会派马礼逊到中国,并不奢望
中国佛教名山寺院详细分布
1.四大名山 一、山西五台山 南山寺显通寺广仁寺镇海寺广宗寺普化寺金阁寺 龙泉寺殊像寺塔院寺圆照寺碧山寺 望海寺尊胜寺灵应寺法雷寺佛光寺演教寺普济寺黛螺寺灵境寺竹林寺妙德寺广化寺佑国寺善财寺三泉寺寿宁寺极乐寺碑楼寺秘密寺佛母寺 二、浙江普陀山 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梵音洞盘陀庵 梅福禅院无垢庵紫竹林庵观音洞普陀精舍三、四川峨嵋山 报国寺伏虎寺雷音寺神水阁中峰寺广福寺清音寺洪椿坪仙峰寺洗象池金顶华严顶
四、安徽九华山 化城寺祗园寺月身宝殿上禅堂下禅堂立庵 天台寺九华寺百岁宫甘露寺旃檀林慧居寺 净土庵接引庵九华莲社念佛禅院广济寺东崖寺无相寺华严寺禅华天寺翠峰寺广福寺福度寺 会龙寺广胜寺圣贤寺龟山寺平坦寺净信寺 广化寺回龙庵甘露庵西天竺庵大桥庵松树庵 长生庵一宿庵双峰庵复兴庵德永庵九莲庵 龙庵通慧庵十王殿莲花庵翠去庵拜经台 念佛堂大厦庵观音庵永兴茅蓬净修茅蓬定西茅蓬心安茅蓬蕴空茅蓬华严洞海会寺金刚寺莲宗精舍双溪讲寺香山茅蓬法华寺天池庵聚龙庵龙安院圆通庵韦驮庙 2.八小名山 一、北京香山
香山寺碧云寺宝相寺二、河南嵩山 会善寺永秦寺嵩山寺 嵩岳寺十方禅院 三、江苏狼山 广教寺三贤寺准提庵四、江西庐山 秀峰寺归宗寺海会寺 黄龙寺栖贤寺天池寺 万杉寺 五、天台山 华顶寺心明庵智者塔院高明寺中岩寺下方广寺万年寺上方广寺中方广寺寒明楼济公院天柱峰庵
六、湖南衡山 雁峰寺南台寺祝圣寺藏经殿方广寺丹霞寺石头寺上封寺高台寺紫盖寺马祖庵半云庵湘南寺罗汉洞明心殿讲经台大善寺 七、陕西终南山 弥陀寺 八、云南鸡足山 祝圣寺金顶寺传衣寺牟尼庵大觉寺九莲寺大钟寺华严寺寂光寺悉檀寺极乐庵弥勒殿大士阁钵盂庵云居斋堂
关于传教士的查找
关于传教士“明恩溥”的查找 （要查找此人的资料必须要有更多的信息，否则无从下手，所以这个主题要分为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查找此人的相关生平简历，然后根据这些内容再深入查找。） 第一步：事实、数据查找 一、检索标志 1、（从这个简章的主题来看检索标志只能是“明恩溥”这个人名作为入手 点。）检索标志：人物－－明恩溥 二、查找简要生平及相关的信息 1、上述的检索标志是人物名称，要了解应借助相应的人物辞典。因其是传教士，所以根据学所知识我选用了《近代外国来华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该辞典正文按外国人的姓名字母顺序排列，在后附有中国人名拼音索引，我由拼音索引，查到明恩溥的相关内容在第443页。内容如下：Smith, Arthur Henderson(1845-1932)，明恩溥（明恩普）史密斯，阿瑟·亨德森 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来华，最初在天津，1878年来山东庞庄传教，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宣教职，留居通州，致力写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美。后附其作品的中文与英文名称（略）。
2、接着利用google的引擎，输入“明恩溥”进行搜索共有8050项内容，其是大部分是有关图书的介绍，利用“明恩溥not 出版社”或“明恩溥not中国人的素质”两词想缩小范围，但不理想，所以只是进行浏览，从中可以了解到： （1）、明恩溥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一书，有多种译本，如《中国人的素质》 《中国人的性格》等名称，另有电子文本下载。另外village life in China 一书也有中译本。 （2）、明恩溥的作品中《中国人的素质》一书的影响巨大。“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这方面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他的书受到中国的鲁迅等人的的推崇。 （https://www.wendangku.net/doc/891946345.html,/search.aspx?index=2&q=(%E7%BE%8E)%E6%98%8E%E6%81%A9%E6%B A%A5%E8%91%97蔚蓝网） （3）、明恩溥于1872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其中大部分时间在山东恩县的庞庄。 （4）、“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明恩溥与此事有关。因此人民网“影响近现代中国的50个外国人”一文中有其名。https://www.wendangku.net/doc/891946345.html,/GB/1032/4655980.html 5、1926年回美国。
带着爱来中国 ：缅怀无数来华传教士的宝贵奉献(附视频)
带着爱来中国：缅怀无数来华传教士的宝贵奉献（附视频） “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戴德生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从辛亥革命到世界大战，一群群外国宣教士离开欧洲、美洲和澳洲，带着基督的爱跨洋越海来到中国，用自己的人生在中国谱写了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他们进入内地偏远的地区，接触农民、妇孺和少数民族。他们大多数人，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故乡和亲人，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报赏，是苦难、孤独甚至死亡…… 但是他们朝着一个方向、一个使命，将耶稣基督的爱传入到千万人中国人当中。这个爱点燃他们一切的激情、具有征服一切的力量。他们分别是戴德生、剑桥七杰、廉颇波顿、幕拉第、李爱锐、艾伟德、贝德士，他们的不朽英名以及传奇人生深深地种在了中国人的心里。戴德生 戴德生是这群人传道的先驱，是英国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也是中国内地会（今海外基督使团）创办人。1854年3月1日，年仅21岁的他经过156天危险的远航，在上海登录。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他选择最艰苦的生活，住在中国百姓当中，依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起居。为此，他受到自己
人的猛烈批评，同时，他也不断面对来自中国人的攻击和抵制，但是没有什么能削弱他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挚爱。 戴德生被公认为历史上最卓越的宣教士之一。他将大卫李文斯敦在非洲、克里威廉行在印度的伟大事业成就在了中国。1865年，他建立了中国内地会，激励了数以千计的西方传教士加入内地会。直到今天，中国内地会从未停止它的使命，并成为全球最具有成效的宣教团队。在服侍中国人五十年以后，戴德生在湖南长沙去世，人们将他葬在镇江扬子湖畔。陪伴他长眠在中国土地的，还有他的结发妻子和四个早夭的孩子。如今，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都深受戴德生的属灵影响。 戴德生的故事并没有在这里就结束，他的后裔继承了他对中国的爱，继续生活在中国人当中直至今天。戴德生的第五代后裔戴继宗，娶的是台湾太太。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家族对于中国，那生生不息的爱的故事。剑桥七杰
(完整版)龙门石窟艺术解析
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 龙门石窟夜景图(17张) 彩。两朝的造像反映出迥然不同的时代风格，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云冈石窟造像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逐渐变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这些北魏造像，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衣纹的雕刻使用平直刀法，坚劲质朴。在北魏时期雕凿的众多洞窟中，以古阳洞、宾阳中洞和莲花洞、石窟寺这几个洞窟最有代表价值。其中古阳洞集中了北魏迁都洛阳初期的一批皇室贵族和宫廷大臣的造像，典型地反映出北魏王朝举国崇佛的历史情态。这些形制瑰异、琳琅满目的石刻艺术品，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珍贵记录。[7] 北魏时期人们崇尚以瘦为美，所以，佛雕造像也追求秀骨清像式的艺术风格。而唐代人们以胖为美，所 龙门石窟(16张) 以唐代的佛像的脸部浑圆，双肩宽厚，胸部隆起，衣纹的雕刻使用圆刀法，自然流畅。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的优秀传统，又汲取了汉民族的文化，创造了雄健生动而又纯朴自然的写实作风，达到了佛雕艺术的顶峰。[8]唐代龙门石窟的重点洞窟中，以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大卢舍那像龛群雕最为著名。这座依据《华严经》雕凿的摩崖式佛龛，以雍
容大度、气宇非凡的卢舍那佛为中心，用一周极富情态质感的美术群体形象，将佛国世界那种充满了祥和色彩的理想意境表达的淋漓尽致。这组雕像体现了大唐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显示了唐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9] 龙门的北魏石窟，有宾阳洞、莲花洞、古阳洞等八个较大的窟和另外四个小窟。 宾阳中洞洞口作尖拱形。洞口两侧石壁上雕出怒目蹙眉象征其孔武有力的力士，右手五指张开置于胸前，极有神气。 这一洞窟的布置是以本尊为中心，其他各种形象及装饰都是紧凑的互相联系，产生照应及陪衬作用，而在设计意匠中，又充分利用主从，加强与减弱的手法，以突出集中到本尊身上的宗教主题。这一洞窟的完整的布局，代表着北魏末期佛教庙堂的流行样式。这一完整布局的出现也说明佛教艺术的成熟。 宾阳中洞前壁的浮雕，是了解当时绘画艺术水平的重要参考品，可以了解绘画艺术的构图和线条的表现力，以及装饰性的设计。帝后供养人的浮雕在前一节已经谈到。维摩文殊，作为南北朝流行的艺术题材，龙门石刻和云冈石刻一样，时常在一些佛龛的上部或有空隙处加以表现，而宾阳洞的浮雕幅面较大也最完整。维摩洁的形象以现实生活中人物为依据描绘的。须达那本生及萨埵那本生，在敦煌壁画中很多，在内地却不是十分流行的。宾阳洞的浮雕是用独幅的画面加以表现的，不是敦煌壁画的连续性的形式。 莲花洞宽六一五米，进深九·六米，高六·一米，是狭长而深的洞窟。中央为五·三米高的立佛，其旁有二菩萨胁侍，佛与菩萨之间，后壁上左右各有一罗汉浮雕。窟顶中央为一美丽的大莲花图案，花瓣微凹，极富于真实感，而又有装饰性，充分发挥了雕刻的特长。洞口拱门上，浮雕熊熊的火焰纹，非常生动，是北魏装饰纹样中发展了汉代的飘动的云气的处理方法，而获得成功的代表作。莲花洞内壁上有很多小佛龛，都是当时人陆续雕造的。纪年最早的为正光二年（公元五二二年），可想莲花洞最初修建可能是在神龟正光之间（公元五一八一五二五年）。 古阳洞四壁布满佛龛，充分代表了北魏末期贵族社会中崇尚佛教的风气。古阳洞的窟形类似莲花洞，而较深，较高。进深一三·五米，宽六·九米，高约一一·一米。本尊已被后世修改，成为道教的形象，所以古阳洞也称为“老君洞”。胁侍菩萨立像，有优美的姿态，从侧面看，上半身微向后仰，两足力量不平衡，已超出了呆板直立的阶段。古阳洞壁面满布大小不等的各种样式的佛龛。左右两壁各有大型龛排成较整齐的三排，每排四个（右壁最下一排因未完工，所以只有两个龛）。每一龛中，有一释迦佛坐像，或一弥勒交脚坐像，或多宝释迦二沸并坐像。佛龛的上部的横额，样式有数种不同的变化，而且和佛像背后的背光及项光一样，富于装饰性。在各大龛之间空隙处，有后来加雕的许多小龛。这些大小龛中的佛像，特别是各大龛的佛除，都是有时代的代表性，是标准的北魏晚年流行的瘦削形的秀
传教士在中国
传教士在中国 请选中您要保存的内容，粘贴到此文本框 本文出自《腾云》044期。推荐人：苗曦 四川日报区域中心副主任 推荐语： 如果说3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全球化浪潮，甚至已有了全球贸易网络的雏形，那么当时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无疑都是最早的全球化信使，而这批全球化“先行者”之所以能在中国立住脚，和当时的中 国最高统治者对西方文明持相对宽容和学习的态度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历史证明，当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心态更加包容和自信时，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总会带来很多奇妙的产物。 以文治武功著称的康熙就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尤其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洋乐器、机械玩具和各种西方科技知识充满热情。比利时人南怀仁曾记述，朝鲜人曾向康熙进献活海豹，康熙询问他欧洲何书中记载了这种“鱼”。南怀仁深得康熙信任， 后来得以执掌钦天监，当上国家天文台台长，1688年死后 也尽享哀荣，以国家之礼厚葬。4年后，康熙甚至下保教令，
宣布信奉天主教合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 虽然大门打开了一道细缝，但仅仅依靠难以捉摸的皇帝个人爱好来推动与西方的交流并不靠谱，需要理性缜密的制度设计与民众的启蒙。事实上此后清廷也不断在开放和封闭之间反复摇摆，既未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也没能融入当时的世界贸易与货币体系。而这一年的世界却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688年开始，中国距离外面的世界反而越发遥远。 300多年后，采取开放政策的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甚至都这样吓唬美国的CEO们：“想想亚洲、拉美、东欧吧，那里的人聪明、反应快又廉价，而且离你们这么近，他们是你们最可怕的噩梦。” 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成为今天全球化的新驱动力，如何实现经济和市场全球化之后的新制度建设、新文明培育、新文化输送正成为中国下一个全球化课题。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教会大学和其它教会大学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教会大学和其它教会大学(如：天主教辅仁大学、天主教耶稣会震旦大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中国共有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之江大学Hangchou Christian College、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金陵女子文理学院Ginling College、、沪江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华南女子文理学院Hwa Nan College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等。虽然数量不多，但起点很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中国教会大学还包括南京：金陵神学院，上海：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著名高校。以及徐汇神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天主教辅仁大学，天津：天津工商学院，长沙：湘雅医学院等。当年(新中国成立前)沪上七大私立名校(大学)：圣约翰(教会大学)、震旦(教会大学)、复旦、光华(圣约翰分离的教会大学)、大夏、大同、沪江(教会大学)。 Ⅰ、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创办于1916年，司徒雷登任校长，曾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在中国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中国大陆国民政府迁台后，燕京大学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在中国大陆，其资产由中国政府接管后被整并，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现在其建筑仍为燕京大学古迹。 Ⅱ、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正式校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为1904年至1952年在中国山东省办学的一所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联合开办。鼎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大陆许多知名学者如老舍先生、历史学家顾颉刚、墨学大师栾调甫、戏剧学家马彦祥等纷纷到此执教。齐鲁大学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在1952年的院校大调整中被撤销，原校址今为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其各学科分别被并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 Ⅲ、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20世纪初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于1900年由基督教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其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1951年在台湾复校，也是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办为苏州大学。经教育部和江苏省省政府批准，苏州蚕桑专科学校、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医学院先后于1995年、1997年、2000年并入苏州大学。东吴大学在上海的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会计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 Ⅳ、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1952年，圣约翰大学被分拆至上海各大名校后解散，圣约翰大学原校址给华东政法大学，一代名校就此消弭于历史长河。该校培育了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 Ⅴ、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是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中国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中国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在中国高校中有一定历史地位，林汉达、金仲华、朱生豪（翻译家）等知名人士都是之大校友。1951年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美籍教员离校回国。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解散，院系拆分至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之江大学宣告结束。 Ⅵ、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著名校友均出自于此。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编类中，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中唯一的A类，持有金陵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是当时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撤销建制，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其余院系参与组建南京农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其历史档案划归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将校址从四牌楼旧址迁至金大鼓楼校址。 Ⅶ、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前身为格致书院，开创了中国华侨教育的先河，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8年在广州创办，当时以钱树芬为首的一批爱国校友倡议接办学校，同年7月经广东政府批准，学校收归中国人自办，并正式改名私立岭南大学，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南方著名的大学。1927年4月学校宣布停办。1952年岭南大学在院系调整中与国立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的文、理科合并，组成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 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又称金陵女子大学（Ginling College），简称金陵女大。1913年（民国二年）美国教会美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美北浸礼会和基督会决定在长江流域联合创办一所女子大学，最终选定南京为校址所在地，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1915年，金陵女子大学在在南京东南绣花巷李鸿章花园旧址开学。首任校长为德本康夫人。金陵女子大学校训：厚生。金女大办学中设置过16个四年级学科，在国内外享有声誉。1923年7月移至随园永久校址，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中国建筑师吕彦直设计参与。为中西合璧的东方建筑群。被称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1951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合并，1952年院系调整中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址1952年改为南京师范学院校址，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 Ⅸ、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是20世纪上半叶一所位于上海的浸信会背景的教会大学，校址位于黄浦江畔的杨树浦军工路，鼎盛时期以文理商著称于世，是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沪江大学创办于1906年，原名上海浸会大学，最初的校长为美国人柏高德博士。另设浸会神学院，由美国人万应远博士任院长。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中国化”的整顿和改革，使沪江在当时私立大学中以学风纯朴闻名，较少教会气，更多中国化著名。沪江大学以“信义勤爱”为校训。持自强不息之志，擎教育兴国之旗，走民族振兴之路，是几代学人不变的追求。即便饱经沧桑，亦坦然以对，不忘教书育人、教育强国之神圣职责。1952年秋季，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沪江大学各科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相关院校，原址上组建上海机械学院（今上海理工大学）。经历一百多年的历史沉淀，沪江精神至今依然常青于黄浦江畔。 X、华中大学是20世纪上半叶华中地区几个英美基督教差会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湖北武昌城内昙华林创办了文华书院（Boone Memorial School）。1885年，英国循道会也在武昌开办博文书院（Bowen College）。加上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的博学书院，并称为武汉地区的三大教会学校。1906年，美国耶鲁大学雅礼会在湖南长沙开办了雅礼大学。美国复初会在岳阳也开办了湖滨大学。1924年文华书院改名为华中大学。1924年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并入。1929年岳阳滨湖书院大学部，长沙雅礼书院大学部并入。1926年上述学校一度被迫关闭。后来在武昌的文华校园内联合办学，校名为华
佛教石窟艺术 阅读答案
佛教石窟艺术阅读答案 佛教石窟艺术 李泽厚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宗教艺术主要是佛教石窟艺术。 无论是云冈、敦煌，还是麦积山，中国石窟艺术最早要推北魏洞窟，印度传来的佛传、佛本生等印度题材占据了这些洞窟的壁画画面。其中，以割肉贸鸽、舍身饲虎、须达挐好善乐施和五百强盗剜目故事等最为普遍。 可以想象，在当时极端残酷野蛮的战争动乱和社会压迫下，跪倒或端坐在这些宗教图像故事面前的渺小的生灵们，将以何等狂热激动而又异常复杂的感受和情绪，来进行自己灵魂的洗礼。众多僧侣佛徒的所谓坐禅入定，实际将是多么痛苦和勉强。礼佛的僧俗只得把宗教石窟当作现实生活的花坛、人间苦难的圣地，把一切美妙的想望，无数悲伤的叹息，慰安的纸花，轻柔的梦境，统统在这里放下，努力忘却现实中的一切不公平、不合理。从而也就变得更加卑屈顺从，逆来顺受，以获取神的恩典。 洞窟的主人并非壁画，而是雕塑。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陪衬和烘托。四周壁画的图景故事，是为了托出中间的佛身。然而，这又是何等强烈的艺术对比：热烈激昂的壁画故事陪衬烘托出的，恰恰是异常宁静的主人。北魏的雕塑，从云冈早期的威严庄重，到龙门、敦煌，特别是麦积山成熟期的秀骨清相、长脸细颈、衣褶繁复而飘动，那种神情奕奕、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 人们把希望、美好、理性都集中地寄托在它身上，但它并不显示出仁爱、慈祥、关怀等神情，它所表现的恰好是对世间一切的完全超脱。尽管身体前倾，目光下视，但对人世似乎并不关怀或动心。相反，它以对人世现实的轻视和淡漠，以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为特征，并且就在那惊恐、阴冷、血肉淋漓的四周壁画的悲惨世界中，显示出它的宁静、高超和飘逸。似乎肉体愈摧残，心灵愈丰满；身体愈瘦削，精神愈高妙；现实愈悲惨，神像愈美丽；人世愈愚蠢、低劣，神的微笑便愈睿智、高超在巨大的、智慧的、超然的神像面前匍伏着蝼蚁般的生命，而蝼蚁们的渺小生命居然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朽的公平主宰，也正好折射着对深重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强烈情绪。 但它们又仍然是当时人间的形体、神情、面相和风度的理想凝聚。尽管同样向神像祈祷，不同阶级的苦难毕竟不同，对佛的恳求和憧憬也并不一样。梁武帝赎回舍身的巨款和下层人民的卖儿贴妇钱，尽管投进了那同一的巨大佛像中，但他们对象化的要求却仍有本质的区别。被压迫者跪倒在佛像前，是为了解除苦难，祈求来生幸福。统治者匍伏在佛像前，也要求人民像他匍伏在神的脚下一样，他要作为神的化身来永远统治人间，正像他想像神作为他的化身来统治天上一样。并非偶然，云冈佛像的面貌恰好是地上君王的忠实写照，连脸上脚上的黑痣也相吻合。当时有些佛像雕塑更完全是门阀士族贵族的审美理想的体现：瘦削身躯、深意微笑、智慧神情、潇洒风度，都正是魏晋以来这个阶级所追求向往的美的最高标准。 佛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后，统治阶级便借雕塑把他们这种理想人格表现出来了。信仰与思辨的结合本是南朝佛教的特征，可思辨的信仰与可信仰的思辨成为南朝门阀贵族士大夫安息心灵、解脱苦恼的最佳选择，给了这些饱学深思的士大夫以精神的满足。 今天留下来的佛教艺术尽管都在北方石窟，但他们所代表的，却是当时作为整体中国的一代精神风貌。印度佛教艺术从传入起，便不断被中国化，那种种接吻、扭腰、乳部突出、过大的动作姿态等等，被完全排除。连雕塑、壁画的外形式也都中国化了。其中，雕塑作为智慧的思辨决疑的神，更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美的理想的集中表现。 10.下列有关北魏洞窟艺术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_他者_的映像_读_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_
他者 的映像 读!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 蒋#锐 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学评论家爱德华?W.萨义德(Edw ard W.Said)对19世纪欧洲东方学自我理解的客观主义和真理性要求提出尖锐批评以来,文化间的接触与感知、理解 他者 的可能性等问题便成为西方学术界主要的关注点之一。一系列方法和主题相近的论著脱颖而出,欧洲/西方对作为自己 他者 的、欧洲以外和非西方的文明的种种认识受到了多方面的讨论。 与西方学术发展的这一新动向紧密联系,孙立新用德文写作并在德国出版了!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关于文化间接触和感知问题的一项个案研究?%一书。其主旨是,通过研究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报道和由他们所反映的中国图像,深入考察殖民扩张和现代化时代西方社会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估,剖析东西文化接触的历史经历,批判西方社会的文化霸权,揭示中西文化交流和营造世界新文化的合适途径。 全书分为六章,加上附录、史料及文献索引共有380页。在第一章 引言 中,作者讨论了研究对象、认识兴趣、研究状况、问题的提出、史料来源、理论方法论思考和各章节的划分。第二章是对19世纪以前在德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欧洲出现过的中国图像的历史回顾。在此,作者描述了几个主要发展线索,凸显了发生在1750年前后的 范式转变 和一些后来被传教士加以沿用的感知模式和 公式化套语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传教士中国观形成的历史背景。首先涉及德国新教海外传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它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然后是德国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主要活动和他们与中国社会各阶层接触与交往、对立与冲突的复杂关系。第四章介绍了传教士写作的中国报道,重点讨论了传教士报道中国的动机、出版物的形式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第五章则详细展示了传教士在中国报道中表达出来的有关中国历史、语言、文献、宗教、教育、医学、政治、经济、社会和 国民性格 的种种观点,分析了决定传教士中国观形成的种种因素,揭示了传教士中国观所折射出来的独特思想模式。第六章总结全书内容,深化主要观点。附录详细列举了19世纪巴色会、礼贤会和巴陵会来华传教士的姓名、生卒年代和原先从事的职业。史料索引和文献索引则清楚地列举了本书所用资料和引文的来源。 %孙立新:!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关于文化间接触和感知问题的一项个案研究?,马堡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Das Chinabild der deu tsche n p rotestantischen M issionare des19.Jahrhu nderts.Eine Fallstudie z u m Problem in terkultureller Begegnu ng u nd W ahrnehu ng,Tectum Verlag2002)。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介绍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之称。中国佛教圣地分别供奉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四大名山随着佛教的传入，自汉代开始建寺庙，修道场，延续至清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受到国家的保护，并对寺院进行了修葺。已成为蜚声中外的宗教、旅游胜地。五台山 五台山位于中国山西省东北部，隶属忻州市五台县，所在的山西处于黄土高原，地旱树稀，视野里整整一个是土黄色的世界，可以称为金色世界。五台山最低处海拔仅624米，最高处海拔达3061.1米，为华北最高峰，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台山由古老结晶岩构成，北部切割深峻，五峰耸立，峰顶平坦如台，故称五台︰东台望海峰、西台挂月峰、南台锦绣峰、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又因山上气候多寒，盛夏仍不见炎暑，故又别称清凉山。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及旅游胜地，列中国十大避暑名山之首。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尼泊尔蓝毗尼花园、印度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 五台山位居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称为“金五台”，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历史上，印度、尼泊尔、朝鲜、日本、蒙古、斯里兰卡等国的佛教信徒，来此朝圣求法的甚多，是当今中国唯一兼有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佛教道场。传说五台最早是道家的地盘，《道经》里称五台山为紫府山，曾建有紫府庙。佛教传入五台山，普遍的说法是始于东汉。史籍记载，永平十年（公元67年）十二月，汉明帝派往西域求法的使者同两位印度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来到洛阳。永平十一年，迦叶摩腾、竺法兰从洛阳来到了五台山（当时叫清凉山）。二人想在此建寺，但由于当时五台山是道教根据地，他二人颇受排挤，因此奏知汉明帝。经过重重困难，大孚灵鹫寺建成，大孚灵鹫寺是现今显通寺的前身。从那时起，五台山开始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五台山的大孚灵鹫寺与洛阳白马寺同为中国最早的寺院。南北朝时期，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出现第一个高潮。盛唐时期，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高潮。这个期间据《古清凉传》，全山寺院多达三百所，有僧侣三千余人。此时的五台山，不仅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名山之一，而且是名符其实的佛教圣地了，被誉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 1 ，五台山人文景观代表了中国人民创造性天才在宗教文化信仰领域的杰出成就的显示； 2 ，五台山宗教建筑与人文景观显示出其作为中华大地一处重要的承载俗世价值观和宗教价值观交汇意义的巨大人文建筑与自然景观的载体，显示了亚洲宗教景观和建筑文化超越时间和人文领域的对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的巨大影响，以及亚洲宗教圣地对于山区规划和景观设计方面的巨大成绩； 3 ，五台山宗教文明以其独特的文化景观印证了传统宗教与世俗文明正在不断的和谐共融，彰显了在现代人文化文明生活中宗教文明具有人文与景观建设方面的巨大的意义与发展前景； 4 ，五台山显示了她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文明历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在东方宗教文明方面是作为建筑设计、建筑技术和人文景观综合性集大成的一个杰出的例证。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济学院 1200015464 【摘要】 随着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晚清时期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客观地分析了其影响。一方面，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科技，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少传教士向社会底层的百姓伸出救济之手，给贫苦困难的人民带去了福音。另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对列强侵华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加重了晚清人民的苦难。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近代中国社会两面影响 近代中国是一段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屈辱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探索救国道路努力的奋斗历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多年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正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①本文试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辩证地评价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西方来华传教士简介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至唐代，“唐代景教是第一次，元代也里可温教是第二次，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扩展，天主教在中国又重新取得了布道的机会”②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面对固守传统的中国人，采取了“以学术为媒”的手段，颇有策略地以传播西方科技为名渗透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 至晚清时期，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扩张在华势力，为来华传教士提供了一定的庇护，也不可避免地使传教士的活动染上了殖民侵略的色彩。一方面，许多传教士秉持着弘扬福音普世济民的宗教信仰为中国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军师，甚而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掩盖的罪行。 历史进入新的一页，当我们走在中国现代化的都市里，仍会时不时看到一些西式教堂里布道的西方传教士和虔诚祈祷的中国基督教徒，以及历史遗留下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可以想见当年传教活动的深远影响。 二、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两面影响 正面影响：西学东渐（这是最主要的，本文只论及这一点。此外，还有改良社会风气，推动妇女解放，救济贫民等也属正面影响）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但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出于“使全中国福音化”的动机，在传教遇到中国上层人士和民众冷淡对待甚而抵制时，采取了相应策略。他们在中国大量创办教会学校、医院，翻译西学书籍，试图在这些活动中笼络人心以便于渗透基督教义。而历史和这些传教士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基督教化并未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实现，但这些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制度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①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页2 ②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页349—350
利用传教士进行的侵略活动
利用传教士进行的侵略活动 利用传教士进行的侵略活动 在近代史上，基督教传教士是随着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势力向东方的扩张，随着鸦片贸易的输入而陆续进入中国的。一个美国传教士竟无耻地宣称：“鸦片无害于中国人就像酒无害于美国人一样。”传教士还大力鼓吹本国政府以强硬政策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从1831—1838年至少10次到中国沿海以传教士为名，刺探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1844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黄埔条约》特别规定法国人可以在广州等五口岸建教堂传教。美国学者丹涅特说：“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正像鸦片一样，是未经中国人民的同意而强迫中国人民接受的。”道光皇帝被迫批准天主教驰禁，发还雍正年间被封闭的天主教堂旧址。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经传教士策划，塞进了允许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条文。中法《天津条约》第十款写道：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必须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天主教者，皆免惩治。1860年签订的中法《北京条约》，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Louis Delamarre）在条约的中文本里私自添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文字。
西方传教士参与侵略中国的行径，不胜枚举。他们伴随着鸦片和商品，源源不断地侵入中国，这些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很快发展为干涉行政、包揽诉讼、搜集情报、霸占田产、欺压人民的活动场所。中国人民又多了一项新的灾难。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活动中，传教士们积极为本国政府效力，有的在侵略活动中担任先锋，冲锋陷阵；有的担任军师，出谋划策；有的担任后盾，提供各种帮助。他们参与对中国人民的疯狂掠夺和压迫，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 （《环球视野https://www.wendangku.net/doc/891946345.html,》第478期，摘自2012年2月上《中华魂》）
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
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 刘蕾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的一员，郭实腊有着极其复杂、争议颇多的一面。他集传教士、鸦片商助手、外交官等诸多角色于一身，除了主要的传教活动之外，在报刊、翻译、航行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也对这一身负争议的传教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郭实腊，新教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郭实腊（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中文名也译作郭士立、郭实猎、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笔名“爱汉者”）。1823年加入荷兰传道会，后来脱离传道会成为一名自由传教士。在麦都思指导下学习马来语和汉语，学成后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洋地区传教。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郭实腊在华活动长达二十年，在传教、著书、航行、以及参与鸦片战争等方面都积极热情地参与。关于郭实腊的研究有如下成果： 一、传教士及海外（包括港台）学者的研究状况 据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1]统计，郭实腊共有汉语著作61部，日语著作2部，暹罗语著作1部，荷兰语著作5部，德语著作7部，英语著作9部，共计85部。并且对每部著作都有一些简短介绍，同时对郭实腊一生活动进行了概括，是研究郭实腊最早的著作。 香港学者刘绍麟《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2]一书中第三章《郭士立与福汉会》对福汉会的创建与发展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P. Clarke《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A Conside 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Karl Gutzlaff and the Chinese Union Duri ng the Formation Period o f t he Ta i ping M ovement》[3]一文指出福汉会重视华人自主，有着特殊的传教理念，其发展时段与太平天国草创时期重叠，因而尤其复杂的历史特性。Jessie Lutz《Karl Gutzlaff,missionsry entrepreneur in early chinese pretesstant literature》[4]（《郭实腊：早期中国基督教文化的促进者》）与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5]三书在不同程度上都对郭实腊及其福汉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探讨。同时，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与舒莱脱《郭实腊在华传教工作》也对福汉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也指出了郭实腊的三次中国沿海航行与在鸦片战争期间在华活动对中国的影响。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 目前学界对于郭实腊的研究尚无专门的全面的研究著作，多是对其航海、创办《东西洋考》及在鸦片战争中的活动等某一项内容的论述，或者对其著作的整理、翻译与出版。（一）对郭实腊著作的研究 阚红柳《传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以郭实腊<道光皇帝传>为中心》[6]一文通过对郭实腊
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事迹略述
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事迹略述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国人,普遍认为他是新教传教士来华第一人。在华传教期间,他译书办报、开办学校等活动,为新教传教事业做出了新的尝试和努力。正如有学者指出:马礼逊之来华,对中国学术之传播实有创导之功。①P330在华期间,他还参与政治活动,完成了从传教士到副领事的转变。 一、马礼逊来华的背景 马礼逊1782年1月5日出生于大不列颠岛北部小镇莫佩斯的一个贫雇农家庭。对宗教感兴趣的他,先后到伦敦霍克斯顿神学校和高斯坡神学院学习神学,1807年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封为牧师。 当时正值地理大发现后,欧洲的贸易中心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沿岸,处 于大西洋沿岸优越位置的英国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特别是18世纪后半期,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英国也强化了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优越的观念,认为基 督教文化优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影响下,英国新教的海外传教事业也由此应运而生了。 为到中国进行传教工作,马礼逊对以下方面的知识进行补充:地理、历史、医学、自然科学、语言、算术和讲道。这些知识给马礼逊中国传教带来了帮助, 马礼逊来华传教经历了一点小波折。开始,他本打算通过东印度公司订购中国的船票,但遭到拒绝。后来在伦敦教会的周旋下,马礼逊到美国寻求帮助。“我带了许多封介绍信,到纽约去会见几位先生,请他们帮助我到广州后可以上岸。”②P4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基督教界的支持、帮助下,马礼逊于1807年9月8日到达中国广州,是新教传教士抵达中国第一人,标志着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始。 二、马礼逊传教途径 马礼逊入华时,清政府正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为此,他隐瞒了传教士的身份,以美国商人的身份居住在广州。直到1809年,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一位高级职员摩顿的女儿玛丽结婚之后,才以东印度公司翻译的合法身份活动。与此同时做翻译的薪酬也解决了他在华的经费问题。 当初伦敦传教会派马礼逊到中国,并不奢望他能传教,而是期望他能学 好中文,并把《圣经》翻译成中文。③P3但当马礼逊在中国安定之后,为顺利展 开传教活动,马礼逊开始着手翻译《圣经》。自1808年至1813年,马礼逊经过五年的努力完成了对《新约全书》的翻译。1814年到1819年,马礼逊又与另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