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邓拓的史家办报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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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拓是我国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历史学家。邓拓将史学家所拥有的史才、史德和史识潜移默化于新闻工作之中，形成了独特的史家办报风格：“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是邓拓始终贯穿的办报思路，“敢讲真话”是邓拓办报的显著特色，在报纸评论中融入史识是邓拓的办报特长。
关键词：邓拓史家办报风格
邓拓(1912～1966)，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1937年12月，中共晋察冀省委党刊《战线》创办，邓拓参加了编辑工作，其后，历任《抗敌报》报社主任(1938．4～1940．10)、《晋察冀日报》(由《抗敌报》更名)总编辑、社长(194011～1948．6)、《人民日报》总编辑(1949．10～1958．8)、《前线》理论半月刊主编(19588～1966．4)。
邓拓又是一位历史学家。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他自幼饱读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儒家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历史的高度重视，邓拓在少年时期就打下了坚实的史学研究基础。1935年至1936年，年轻的邓拓在《新世纪》等杂志发表《论中国社会历史上的奴隶社会》等7篇历史学论文，并加入了当时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分期的论战。邓拓的学术论文曾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震动。1936年，年仅24岁的邓拓用文言文写作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国救荒史》一书脱稿，这部书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局列入中国历史研究名
有的史才、
事业之中，
著丛书出版，至今仍是一部有价值的史著。在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期间，邓拓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等史学问题。1955年，邓拓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邓拓治史，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以史料的旁征博引见长，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史与报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和关系。李大钊1923年在《报与史》一文中指出：“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粽观邓拓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可以看到邓拓的史学修养、史学造诣无形中对他所从事的新闻主业产生了深刻影响。邓拓将史学家所拥有的史才、史德和史识潜移默化于新闻出版事业之中，形成了独特的史家办报风格。
一、“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是邓拓贯穿始终的办报思路
如前所述，邓拓在从事新闻工作前已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史学家。抗战爆发后，邓拓暂时中断了史学研究。1937年9月，邓拓奔赴山西五台山参加抗日，投身党的新闻事业，开始了用报纸书写历史的生涯。邓拓被誉为“党内才子”，办报使他的各种才能得到充分展示，其中就包括他的洽史才能。
1938年6月，任《抗敌报》报社主任不久的邓拓在《(抗敌报)五十期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要使该报“成为晋察冀边区广大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新时期的奋斗的证”，1948年6月《晋察冀日报》终刊时，邓拓将这份“毛锥十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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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的报纸总结为“战史编成三千页”。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也说过：“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2
“三千页战史”真实、全面地记载了发生的晋察冀边区的历史事件，力求确保作为史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晋察冀日报》曾在报上开设栏目，“要求大家检查报道的真实性”，请读者监督报纸所刊登的内容，并在《编者的意见》栏目中要求记者、通讯员“事实有什么说什么，有多少说多少”c：3。这些措施有力地确保了报纸的史料价值。《晋察冀日报》对于党中央和晋察冀边区党委制定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和边区负责同志指导革命战争的重要活动、文章、电报、信件等都及时予以刊载。
邓拓要求《抗敌报》“大量而有计划地反映与报道边区坚持敌后持久抗战事实，将边区千百万民众抗日反汉奸的英勇斗争事迹介绍给国内外人士”∞。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击毙日本“名将之花”阿部中将的史实以及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雁翎队、爆炸英雄李勇、神枪手李殿兵、狼牙山五壮士、王二小、白求恩和柯棣华的事迹均首刊于《晋察冀日报》，这些文章本身就是一篇篇的抗日英雄列传。
邓拓主持的《抗敌报》“无情地揭穿和暴露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无耻罪行，向全世界人士作正义的控诉”5。该报记录了日寇制造的数以千计的惨案，仅1941至1942年的一年间，《晋察冀日报》报道的日寇在晋察冀地区制造的大惨案就有-冀东的潘家峪、沙河驿、大杨营、上它庄，滦县大柳沟，迁安上营庄、潘代庄、张各庄、门各庄，热河的兴隆栅子沟、秋木林，冀中的北疃，平西的王家山，冀晋的曲阳西野北、灵寿刘庄、五台小北沟，雁北的下社、平山峪口等惨案。报纸对日寇在冀中齐会施放毒气、在孟县撒播病菌、在浑源县等地强迫农民种罂粟以及抓走我同胞当劳工和“慰安妇”等都据实作了报道。“《晋察冀日报》当时报道的材料，今天说来虽然是部分历史资料，但它是真实历史的铁证。”@
此外，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建设、法纪工作、社会新闻，包括民事调解、夫妻识字、敌占区人民的苦难生活等，《晋察冀日报》(包括《抗敌报》)皆有报道。这份报纸是研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重要史料来源。
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中国正处于历史大转变时期，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迅速反映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指导恢复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在邓拓的主持下，《人民日报》将建国初期新解放区的土地制度改革、官僚资本企业改造、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对旧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改造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作了客观纪录。诚如邓拓所言：“后十年，又和《人民日报》的战友们一起编成了三千页战史。”7。
二、如历代良史一样“敢讲真话”是邓拓办报的显著特色
梁启超说过：“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必有主观客观二界，作报者亦然。”m汉B拓办报不仅注重客观记录历史事件，而且十分重视报纸评论(包括社论、时评、短论等)的写作。邓拓为《晋察冀日报》撰写的社论就有二百多篇。‘9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邓拓亲自撰写的社论有六十来篇。∞这些评论以“敢说真话”⑩著称，表现出一种可贵的、中国历代良史所倡导的“书法不隐”的直书精神。
在《晋察冀日报》时期发表的大量评论文章中，其中一类社论如《关于刘庆山的事件》，对晋察冀边区政府中的玩忽职守者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评。在主持《人民日报》期间，除了写有一些宣传性的社论外，邓拓敢于在评论中对建国初期党的政策脱离实际的现象予以批评。在中共“八大”前夕，在邓拓主持起草和精心修改下，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全文以新五号字发表于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又反对了急躁冒进的思想，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招致“书生办报”训斥的社论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心声，为建国后邓拓“敢讲真话”之首作，初露其史家办报锋芒。
1956年，在邓拓的主持下，开始了著名的《人民日报》大改版。在改版中，《人民日报》开设杂文专栏，邓拓邀请茅盾、郑振铎、徐懋庸等在该报发表杂文。1957年5月11日，邓拓以“卜无忌”的笔名发表杂文《废弃“庸人政治”》，文章借唐朝陆象先“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和陆游“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之名句，指出：“凡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运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庸人政治’。”邓拓敢于用笔归纳社会现象，并借古讽今对我国政治生活中不正常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加以形象的针砭。这篇杂文是邓拓为评论写作开创的一个新的表现方式。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他创作出随笔杂感式的《燕山夜话》，成为报纸的代表性评论。
面对“大跃进”给人民生活、国民经济带来的毁灭性灾难，邓拓痛心疾首，于是，他责无旁贷地走到了历史的前台。1961年3月，邓拓在《北京晚报》副刊上开设了《燕山夜话》杂文专栏，由他一人撰稿。1伺年9月，又与吴啥、廖沫沙合作，以“吴南星”为笔名，仿《燕山夜话》，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这两个专栏，每篇杂文一千多字，多为史论，构成两个栏目风骨的是《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和霸道》、《放下即实地》、《三种诸葛亮》、《爱护劳动力的学说》、《围田的教训》、《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一批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大话空话的杂文，其锋芒直指前一时期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瞎指挥风”，也直指当时还留在许多人身上的极“左”作风。在发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前，早有彭德怀因这一问题直言上谏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而且，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邓拓对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教训有着深刻的了解，自然明白此时什么都不说比反思更安全的道理，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促使他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两个栏目推出后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其成功创办，基于邓拓作为报刊出版工作者特有的敏锐和历史学家冷峻和深刻，反映出一种典型的邓拓式的史家办报风格。邓拓含冤去世后，新闻界人士感动于他办报的“史家”精神，赞之为“董狐史笔”、“文章济世董狐才”∞、“一位受人尊重的现代史官”∞。
“史家办报”思想最早由梁启超倡导，后经章太炎、徐宝璜、邵飘萍、史量才等报人进一步阐发和深化。其核心在于强调报人当具有“史家精神”，不仅要有如实记录和评论历史事件的胆识，而且还要以杀身成仁的精神作保证。邓拓是一位报人兼新中国新闻宣传战线的高层领导，本身又是一位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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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于“史家办报”他虽未作过专门的论述，但他以近三十年的报刊工作经历实践了近代报入倡导的“史家办报”思想，并赋予新的涵义。
三、在报纸评论中礁入史识是邓拓的办报特长
邓拓办报，充分发挥其历史学家的潜能特长，将史识融于报纸评论中。
在《晋察冀日报》所写的评论文章中，有一类是邓拓以自己对党的路线政策的深刻理解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所作的理论阐述，如《论民族自尊心和抗战胜利的自信心》、《纪念民族巨人的诞生，努力完成民族解放事业》等社论，文章一方面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分析发扬民族精神和光荣传统、增强民族信心的必要性，同时又从抗敌对敌斗争的严峻政治形势和历史情况出发，认真分析了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于抗敌救亡的现实意义和迫切性。社论《论民族气节》把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更加具体化，认为它的最明显的表现是“民族气节”。这类评论文章被视为“《晋察冀日报》理论宣传中里程碑”∽。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是邓拓重拾史学研究“旧业”也是评论写作的活跃期，在《人民日报》的一些宣传性社论中，邓拓融入了他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心得。例如，1950年4月29目《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他撰写的社论《谁领导了五四运动》，社论结合自己对五四历史的研究，就当时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在新民主主义学习中的一些问题(如“谁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仅仅是一个文化运动还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等)作了回答。
1957年以后，邓拓不再从事大的专题史学研究，但他继续运用自己的历史知识，对现实问题加以深入思考，通过报纸将他的思考传达给大众。此后的邓拓，史学家和报人两种身份有时难分畛域。1961年1月11日，北京日报社总编辑范瑾传达了邓拓的讲话：“现在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奋读书的故事。”@《北京晚报》副主编顾行听了这一传达后，便请邓拓给《北京晚报》开一个《燕山夜话》栏目。其后，又有了《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两个栏目的杂文均以读史为主线，重视史识。邓拓撰写的《生命的三分之一》、《杨大眼的耳读法》、《不要秘诀的秘诀》、《从三到万》、《不要空喊读书》、《一把小钥匙》、《共通的门径》、《有书赶快读》、《“半部论语”》等多篇提倡多读书的杂文，扣紧现实中的读书问题，又总以古人为例生发开去。这些具有思想锋芒的杂文并不直击“大跃进”，而是借一些典故和史籍或根据自己的史学研究心得，总结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对现实中的不完善现象予以讽谏。如根据长期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并引用宋代多个事例所写的《围田的教训》，呼吁制止用围田来求得农业增产的做法，指出“围田和圩田等等都是与水争地，盗湖为田，其结果必遭水旱之灾，农业生产将受到严重损失”；《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从《礼记王制篇》“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谈起，进～步发挥“耕三余一”的思想，他用管仲的话“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强调注意民力的限度，注意劳动力消长的客观规律；《王道和霸道》，用“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重新阐释古代政治文化概念，从而指向对领导者、决策层工作作风的现实反思……粗略统计，仅《燕山夜话》所收录的153篇杂文中，引述古书、典籍的就有470多处，有时一篇文章多达十余处。⑩《三家村札记》中由邓拓本人写的史论不多，主要由吴晗完成。吴晗是一位著名的
历史学家，他的《古人的业余学习》、《谈(三字经)》、《赵括和
马谡》等文与邓拓的史论在风格上十分接近。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推出后，一时社会上兴起“读
史热”。各新闻媒体纷纷效仿，设立自己的评论专栏，如当时《人民日报》副刊的《长短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历史故事》、《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谭》、《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等。这是邓拓对中国新闻事业所作的最后一次贡献。
邓拓办报的“史家”风格是中国当代新闻史上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如今，虽然许多新闻从业者并不拥有邓拓那样的
史学素养，但邓拓办报的史家风格深值所有的新闻从业者学
习与继承。
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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