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馆与行动队

清谈馆与行动队（人民论坛）

曹鹏程

《人民日报》（2016年09月12日04 版）近日热播的纪录片《一带一路》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老挝，每天有许多相爱的年轻人从万象赶往塔纳楞，因为那里有老挝国内唯一的火车站，列车是最受欢迎的婚纱照背景。浪漫的故事，却有着并不浪漫的背景：从泰国驶来的列车，在老挝境内只跑3.5公里的铁轨。人们不把火车当作交通工具，而是当作景点，是由于老挝几乎不通火车。

要不了多久，这种情形就会成为历史。中国企业和工人正在铺设全程417

公里的中老铁路。5年后，从昆明坐火车去万象将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到老挝投资，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很多好处，中老铁路这一两国重要的合作项目展示了两国合作的丰硕成果。”正如老挝国家主席本扬在G20杭州峰会期间所说，帮助老挝实现从“陆锁国”到“陆联国”的梦想，中国这样的行动者至关重要。

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的金句“成为行动队，而不是清谈馆”，激起无数渴望发展的国家和人民共鸣。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制约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并不是什么“文明的差异”，而是有很多阻碍创新的壁垒没有突破，很多隔断要素的沟坎没有通联。从G20发起的“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到老挝东盟峰会，互联互通都是最重要的议题；杭州峰会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突出位置，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为此我们通过了一整套行动计划”，德国接任G20

轮值主席国后将继续执行这些政策。中国方案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致欢迎，就是因为我们讲的是实话，干的是实事。

清谈误国，实干兴邦。作为改变和影响全球治理的最新力量，中国最鲜明的品格之一就是崇尚实干。从传承至今的“愚公移山”“铁杵磨针”，到新中国劳动者“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气概，中国人不太相信救世主，只相信自己的双手。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几十年间，“许许多多普通家庭用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正是这些点滴变化凝聚起来，才造就了中国的大发展、大变化。

有着如此发展经历的中国，对务实有深切的体会。西方媒体长期讽刺G8是“清谈馆”，G20问世后为化解危机曾拿出有效行动，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人们对G20期待更高，如果光是每年一聚会，但共识没法落地，难免沦为更大的“清谈馆”。相比起来，杭州峰会更有“行动队”的特色。几天的会议，从两年前就开始筹备，所有重要议题都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并根据反馈做足了调研。中国接任G20轮值主席国以来，共在20个城市举办66场会议，其中，部级会议达23场，反复进行细致协调。最后拿到领导人桌面上的，都是切实可行的行动层面倡议。

有人曾把“无力的全球治理”比作长老们在讨论神庙的建造，他们为建筑的风格争吵不休，为诸神的线条各抒己见，却没有人去想如何运输石材、招募工人、筹集经费。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杭州峰会结束了，但“杭州共识”所激发起的行动火种，才刚刚开始燃烧。将源于实践、着眼务实的“杭州共识”，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的世界自会有更多美好。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申论材料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来源: 时间：2012-12-14 【背景链接】 十八大闭幕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用自己的言行在力戒空话、套话，倡导说真话、实话。 11月29日，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讲话时所说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被外界概括为“中国梦”；并在讲话中告诫全党“空谈误国”，只有实干才能兴邦。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就要实干，而不能空谈。 11月24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上，李克强打断一些地方干部的念稿子发言，要求他们多谈具体问题。李克强就成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等项工作提出了一串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汇报材料里没有“现成答案”的。这种举措令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感到，照本宣科念稿子今后是行不通了。 11月30日，王岐山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第一位专家发言刚提到“尊敬的王书记”，话没说完，就被王岐山打断。王岐山说：“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发言稿，要学会深刻思考。” 这种务实的作风，与“中国梦”等关键词一起，可被解读为“新变革”。 【标准表述】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习近平我们应该提倡的文风是“短、实、新”。它的对立物就是“长、空、假”。 ——习近平[深度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空谈之所以误国，其弊有四： 第一，空谈掩盖的是价值观的空洞，语言平庸意味着思想的平庸。解放思想才能解放表达，这是颠扑不破之理。缺乏创新思维，缺乏改革锐气，观念的保守落后，必继之以乏味空洞的表达。现在如果不扬弃空谈，不解放思，中国民族不会有复兴发展的希望。 第二，空谈筑就了专横与特权之墙。当下，一些地方官场八股式表达，仿佛根深蒂固，台上的官员一开口，套话空话便自来水般滔滔不绝，仿佛用篱笆墙自我隔绝于大众，维系一种虚妄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败坏了党群之间、官民之间的互信、共识与鱼水关系。误国之深，莫此为甚！ 第三，空谈屏蔽了真相，纵容了虚伪。薄熙来、雷政富等一干贪官污吏当政之时，都大言炎炎，冠冕堂皇，仿佛天下正义尽在掌握，私下却蝇营狗苟、伤天害理。此种风习还在四处蔓延，甚至影响到了孩子们，作文中的“假大空”和电视镜头中的“标准化表情与表达”，让下一代的失真与失实成为常态，毒化了纯真朴实的民族气质。 第四，空谈放任了懒政之风。一些主政官员习惯于秘书和下级准备讲稿，安于成为会议和讲话“道具”，甘当不动脑子、不察民情、不干实事的“三不”官员。久而久之，懒政、怠政、惰政成了官场流行病，漫天花架子，乏人做实事。误国之深，莫此为甚！ [实干兴邦的意义]

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国人向来重视表达。所谓听其言观其行，表达几乎总是和行动紧密相连。空谈之所以误国，其弊有四： 其一，空谈掩盖的是价值观的空洞，语言平庸意味着思想的平庸。解放思想才能解放表达，这是颠扑不破之理。缺乏创新思维，缺乏改革锐气，观念的保守落后，必继之以乏味空洞的表达。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面对纷飞的战火，却大张旗鼓地“反对党八股”，按他的说法：“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同样，现在如果不扬弃空谈，不解放思想，中国民族也不会有复兴发展的希望，误国之深，莫此为甚！ 其二，空谈筑就了专横与特权之墙。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自古以来的故弄玄虚、自我隔绝之法，就是臆造出有特权的表达方式，比如书面语与口语的严重脱节，以及通过教育垄断维系的文字垄断即表达垄断。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最大的意义，就是打破了表达上的专横与特权，由此解放了大众的思想。现在，一些地方官场八股式表达，仿佛根深蒂固，台上的官员一开口，套话空话便自来水般滔滔不绝，仿佛用篱笆墙自我隔绝于大众，维系一种虚妄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败坏了党群之间、官民之间的互信、共识与鱼水关系。误国之深，莫此为甚！

其三，空谈屏蔽了真相，纵容了虚伪。薄熙来、雷政富等一干贪官污吏当政之时，都大言炎炎，冠冕堂皇，仿佛天下正义尽在掌握，私下却蝇营狗苟、伤天害理。一些官员也把言行不一当成了天经地义，习以为常。此种风习还在四处蔓延，甚至影响到了孩子们，作文中的“假大空”和电视镜头中的“标准化表情与表达”，让下一代的失真与失实成为常态，毒化了纯真朴实的民族气质，让人为之一窒。误国之深，莫此为甚！ 其四，空谈放任了懒政之风。一些主政官员习惯于秘书和下级准备讲稿，安于成为会议和讲话“道具”，甘当不动脑子、不察民情、不干实事的“三不”官员。久而久之，懒政、怠政、惰政成了官场流行病，漫天花架子，乏人做实事。误国之深，莫此为甚！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一届领导人在表达上的率先垂范，对空谈误国的深恶痛绝，切中时弊，直捣官场积习。短短15天扬起的表达新风，拉近了和百姓的距离，让国人看到了兴邦的希望。 杜绝空谈，善莫大焉！

论魏晋清谈之风的形成

论魏晋清谈之风的形成 方世蔚，张元兴 （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745000） [摘要]：汉末魏晋之时天下纷争，诸侯争霸，英雄辈出。在这金戈铁马的背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文人从儒家的入世务实转而开始了虚 无的清谈，而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到底为何会出现，它出现的时代给了它什 么样的条件，本文将作以探究。 [关键词]：党锢之祸清议名士门阀体制风度雅量 东汉末年，皇权衰弱，在士大夫官僚与太学生中出现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即清议。这时外戚势力失控，皇权扶植宦官势力进人官僚队伍，以抗衡外戚。遭到外廷官僚与太学诸生的抵制，太学生与官僚士大夫、名士结合, 对抗皇权以及依附皇权的宦官势力。促使清议的产生，在下文我们将具体探讨其产生的条件及发展： 一、清议的产生 (一) 党锢之祸的发生 延熹九年，宦官赵津、候览等党羽与张矾、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李膺坚定不移地打击横行霸道的宦官势力，既招来了宦官深刻的忌恨，也赢得了众多士人和太学生的敬仰和拥护。太学生称道：“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实际上成了当时太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然而，李膺在士人和太学生中影响愈大，宦官就愈要置李膺于死地。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结党营私，败坏朝堂。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公元172年，宦官等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读后感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读后感阅读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部书之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务实的言论，真切的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完美。此书警示着我们如何工作，指出了空谈与实干的辩证。 人的一生有许许多多坎坎坷坷，可是无论做任何事，离开了实际，只去违心地一味吹嘘，到头来将一事无成。伽利略曾经说过，一切事物的规律是在观察和实验中得出，观察和实验就是一种俯下身静下心的一种实干。 实干是一种精神状态，每位都要有人真实干的精神，做事要抓得紧，毫不放松，才能抓得住。如果抓而不紧，等于不抓。邓小平曾强调“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凡事都要“落在实处”。杜绝“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落实讲话”。不了解实情，不研究问题，思想上得不到落实，只流于形式。 实干是一种责任意识。干任何事情都应该要求自己把精力向工作上集中、向任务上集中、向务实上集中，要有一种干不好，睡不着，吃不香的责任意识。把工作与上级文件要求变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这才是工作的重点。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这幅对联充分讽刺了“文山会海”。同时也告知我们会以文件再好，如果落实不好，仍会劳而无力。

记得我在上某种课时，一位教员曾经给我们讲过大树的原则，树根、树干与树冠三者的关系，这不是三角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关系，相互决定性关系。丰富的树根把足够的营养传给树冠，树冠在上枝叶繁茂，光彩耀人，但是树冠通过充足的光合作用把养分又回赠给树根，是树根变得更强大，优良的树干在上传下输这树根与树冠必要的东西，自己也在上传下输的过程中茁壮成长，三者各自发挥着自己的功能，相互利好，相互回赠，最终傲立风中，变成苍天大树。上述三者如有一项出现空洞，都会迎风而折。 我想我们是企业的每位成员，不论官职大小都应该发挥自己的才能，落实自己的责任。相拥相爱，我们企业的明天才会更好。

魏晋

论缪钺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 刘振华 2005-06-02 14:56:12 阅读 1152 次 刊《学海》2004年第5期，象牙塔网络编辑 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 文章搜索 研究论文 近期热点文章 累计热点文章 ? 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胡戟) ? 通贯古今，回翔文史——缪钺先生七十年学术生涯述略 (缪元朗、景蜀慧) ? 史念海教授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杰出贡献 (王双怀) ? 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 (刘后滨、张耐冬) ? 九十自我学术评述 (何兹全) ? 谢国桢先生治史之经历与成就 (任道斌) ? 傅斯年与中国考古学 (沈颂金) ?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西域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宋晓梅) ? 相依为命的追忆 (韩昇) ?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张广达) ?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何兹全) ? 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 (刘浦江) ? 走近唐长孺 (胡宝国) ? 陈直先生与秦汉史研究—— 缪钺先生是江苏溧阳人,家学渊源深厚。祖父缪巩,清光绪己卯科举人,父缪颂唐著有《惟是斋文集》。在家庭熏陶下,他中学毕业前便学习文字、声韵、训诂、目录等诸种学科的知识,读过相当数量的经、史、子、集,学会古文、诗词写作。18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1924年冬,辍学肄业,之后便以教书为生,先后任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治学早年以先秦诸子为重点,上世纪40年代即发表《论荀学》、《吕氏春秋中之音乐理论》等论文,与钱穆先生讨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问题。后转向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历史与文学研究,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传》、《杜牧年谱》、《诗词散论》、《读史存稿》、《冰茧庵丛稿》等,并带领和指导四川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中青年教师,选注《三国志》、《魏书》,编纂《北朝会要》。缪钺先生谦称自己“勤于读书,懒于著述”。然而,他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许多方面,如对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学术思想、文学语言、文化发展、历史人物的研究都有开拓创建之功,值得学术界珍视和总结。 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此时北方尤其如此。因而,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历来是史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缪钺先生主张,治史应通古今之变,彰往而察来,探索阐释数千年兴衰治乱之迹,以资借鉴。在这方面,他善于将文化史与民族关系史的考察结合起来。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缪钺先生在《略论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中进一步指出:“其实,不仅北朝如此,全部中国历史中都是如此”[1],并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春秋时期,周承继夏、商文化,经济与文化都相当发达。这时的各少数族,如“戌”、“狄”、“蛮”、“夷”等,不但散居边疆,而且在中原与华夏族杂居共处,时有矛盾发生。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方面讲“华夷之辨”、“夷夏之防”,主张尊夏攘夷,使华夏文明不受落后文化干扰侵犯;另一方面又愿意使夷狄少数族接受华夏文化。春秋前期,齐恒公用管仲,成霸业。当时狄人灭邢、灭卫,恒公会诸侯兵以救之,迁邢,存卫;楚人屡次北上伐郑,恒公会诸侯伐楚,盟于召陵,遏其北进。据《论语·宪问》

演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纸上谈兵不如实干 尊敬的许校长，各位老师：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站在这演讲台上，来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想，非常感谢学校领导给我们这次交流与学习的机会，我叫孙继欢，来自教学部，我演讲的题目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纸上谈兵不如实干》。 1992年，我们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南巡时说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一句话也深刻的烙印在每一位国家主席的脑海中，2012年11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观国家博物馆时再一次强调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想实现中国梦；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实干，必须脚踏实地，只有真实地付诸于行动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使我们的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空谈只是纸上谈兵，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最后只会让我们的国家落后，让我们的民族落后。 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个企业亦是如此，我们因为梦想而聚在了一起，聚在了这个能够让我们的梦想成为现实的地方——金秋！梦想只有经过辛勤的汗水浇灌之后才能结出美丽的果实，所以想让我们的梦想成为现实，那就需要我们付诸行动，踏踏实实的干一场。因为梦想，俞敏洪和他的团队聚在了一起，成就了新东方！成为唯一一家在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教育机构，新东方的成功在于每一个东方人的辛勤付出与努力实干干出来的，而不是纸上谈兵谈出来的，新东方的校训：追求卓越,挑战极限,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多么令人振奋的一句话，正是这样的一句话，激励着俞敏洪勇往直前，在全国30多个城市成立了上百家培训学校，一百多个学习中心，几十家书店，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民营教育机构。新东方是一个团队，同样我们金秋也是一个团队，当今社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团队的力量是无限的，只有团队才能创造出辉煌的成绩！那么一个好的团队需要团结一致，有劲往一块使，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金秋越走越远！ 成功缘于实干，祸患始于空谈；实干成就梦想，实干实现双赢。实干不是让我们埋头苦干，墨守陈规；而是要勇于创新，要有责任感。我身为一名教师我就要担起教师的责任，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团结其他部门争取让我们的

浅谈魏晋玄学论文

浅谈魏晋玄学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动荡时期，处在当时的文人们思想各异,而受那时的思潮影响,玄学成为了一道文人之风。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意识形态,与两汉经学相比,它提出并探讨了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的“有”、“无”、“独化”等本原、本体类问题,以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和江左玄学的思想为代表,较为全面的发掘和彰显了玄学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思辨性,对当时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产生发展影响现实意义 题纲:一魏晋玄学的产生:时代背景代表作 二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主体思想 三魏晋玄学的影响:近代评论的转变创作形式 四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玄学中人对学儒精神的认识现实意义 魏晋玄学的产生

玄学的产生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后，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而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开始行成。在这个阶层平面，它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建安时期，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 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人物品评是汉魏之际士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其中刘劭的《人物志》是研究魏晋玄学形成的重要资料。它从人才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道家与儒、法、术各家的思想融合，提供了理论途径，对魏晋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魏晋玄学政治学说的核心论点是“因循”时代需要，灵活运用儒、法、术治国，表现为圣人无为，各种人才各尽其能的特点。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简体版)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陈寅恪 古今论陶渊明之文学者甚众，论其思想者较少。至于魏晋两朝清谈内容之演变与陶氏族类及家传之信仰两点以立论者，则浅陋寡闻如寅恪，尚未之见，故兹所论即据此二端以为说，或者可略补前人之所未备欤？ 关于渊明血统之属于溪族及家世宗教信仰为天师道一点，涉及两晋南朝史事甚多，寅恪已别著论文专论之，题曰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故于此点不欲重复考论，然此两点实亦密切连系，愿读此文者一并参阅之也。 兹请略言魏晋两朝清谈内容之演变：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故籍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 记载魏晋清谈之书今存世说新语一种，其书所录诸名士，上起汉代，下迄东晋末刘宋初之谢灵运，及渊明同时之人而止。此时代之所可注意者也。其书分别门类，以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及识鉴、赏誉、品藻等为目，乃东汉名士品题人伦之遗意。此性质之所可注意者也。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催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起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皆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此义寅恪已于民国二十六年清华学报所著逍遥游义探原一文略发之，今可不必远溯其源，及备论其事。但从曹魏之末西晋之初所谓『竹林七贤』者述起，亦得说明清谈演变历程之概况也。 大概言之，所谓『竹林七贤』者，先有『七贤』，即取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实与东汉末三君八厨八及等名同为标榜之义。迨西晋之末僧徒比附内典外书之『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至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辈遂著之于书（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竹林名士论），而河北民间亦以其说附会地方名胜，如水经注玖清水篇所载东晋末年人郭缘生撰著之述征记中嵇康故居有遗竹之类是也。七贤诸人虽为同时辈流，然其中略有区别。以嵇康、阮籍、山涛为领袖，向秀、刘伶次之，王戎、阮咸为附属。王戎从弟衍本不预七贤之数，但亦是气类相同之人，可以合并讨论者也。 晋书肆玖阮籍传附瞻传云： 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谘嗟良久，即命辟之。世人谓之『三语掾』。 世说新语文学类亦载此事，乃作王衍与阮修问对之词，（余可参艺文类聚壹玖、北堂书钞陆捌、卫玠别传等。）其实问者之为王戎或王衍，答者之为阮瞻或阮修皆不关重要，其重要者只是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相同之说一点，故此为当时清谈主旨所在。故王公举以问阮掾，而深赏其与己意符合也。 夫老庄自然之旨固易通解，无取赘释。而所谓周孔名教之义则须略为诠证。按老子云：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又云：始制有名。 王弼注云：始制为檏（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 庄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 故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

丰碑无语 行胜于言—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行动重要性的高中生作文_议论文

丰碑无语行胜于言—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行动重要性的高 中生作文 当我知道这一句“丰碑无语，行胜于言”的清华校训时，心中竟无端的感触颇深。 蓝天无语，那自是一种广阔深邃，任凭云卷云舒依旧澄澈如初;大地无语，那自是一种广袤与博大，任斗转星移，江河行地亦本色不变。但我认为丰碑无语这才是一种最高的境界，那是因为它坚持了“行胜于言”才得以成为不朽的丰碑。 时间顺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生活的艰辛自不言而喻，每个人都满怀壮志，翘首以待。可是却总有人在抱怨命运的不公，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能成功，能走进胜利的殿堂，而自己却徘徊于人生的低谷。冰心有一句话这样说：“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你现时的明艳，当初的芽儿，浸满了奋斗的泪泉，洒遍牺牲的血雨。”我想这就是原因。鲁迅也说过：“我不是什么天才，我就是把别人喝的咖啡的功夫用在了工作上。”多么简单而深刻的话呀!你可曾想过当你在夸夸其谈的时候，别人却在埋头苦干。当你在抱怨的时候，别人却在不断的进取。那么你为什么不抛弃空谈，实实在在地去做呢? 有我的所爱，不如爱我所有，无论是多么美好的梦想，自己才是实现梦想的天使。因为懂得行胜于言，所以霍金能够在轮椅上做完了连常人都不能完成的奇迹，贝多芬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奏响生命谱就的乐曲，海伦能够成为著名的女作家。因为坚持行胜于言，苏小小用一生的等待兑现了永恒的诺言，三毛用沙漠之行完成了《哭泣的骆驼》《撒哈拉的故事》等不杇的著作，藏建和能够在港澳地区显示大陆女子的干练并赢得“水饺皇后”的称号。行动让他们成功，让他们实

现了自己的梦想，他们也曾畅谈守，但他们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所言，也让他们成为了永远的佳话，这就是行胜于言的力量。 再动听的话语也不过是昙花而已，只在黑夜的瞬间绽放，但生活的主章就却永远是白天。言谈如同尘土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在一种压力下，才能尘埃落定并实现其价值，那么行动就是这关键的压力。 行胜于言，丰碑才能无语!

中国梦演讲征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中国梦演讲征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古国，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 儿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停地在寻梦、追梦，梦想照进现实，关键在于行动、 在于实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华民族就一定可以傲然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鸦片战争击破“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的“天朝上国”迷梦，当西方文明剧烈冲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心理，当中华民族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华儿女 就有一个梦想，一个民族复兴的梦想。170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这个梦想而上下求索，矢志不移。9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勇敢担起了实现这个梦想的重任，使我们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梦想如此切近。 邓小平同志曾讲过，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同样道理，不干，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也只能停留在梦中。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行动第一、实干第一，才能为“中国梦” 照进现实打下坚实基础、提供根本保障。 坚持求真务实。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让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 目标。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 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要求我们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 和最大实际，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出实策、鼓实劲、办 实事，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杜绝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 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一步一个脚印地描绘蓝图、实现梦想。 勇于攻坚克难。“中国梦”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圆梦的征程中， 还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遭受巨大的 压力，需要趟过深水区、踏过地雷阵。这会让我们已经习惯了的行为模式不再管用、不再 能用，需要我们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大的政治觉悟和热情，突破制约“中国梦”实 现的利益固化的藩篱，消除阻碍“中国梦”实现的不正当行为，为“中国梦”的实现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善于开拓创新。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梦”是以开拓创新为支撑的梦想。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在13亿多人口的国度中实现共同富裕，在为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实现大国的和平发展等等，所有这 些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全新事物、全新探索、全新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也是 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一个崭新的梦。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寻常的做法，更不能因循守旧，而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寻找新方法、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采取新举措，用创新 走出新路，用创新实现新梦。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心得体会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心得体会 国人向来重视表达。所谓听其言观其行，表达几乎总是和行动紧密相连。空谈之所以误国，其弊有四： 其一，空谈掩盖的是价值观的空洞，语言平庸意味着思想的平庸。解放思想才能解放表达，这是颠扑不破之理。缺乏创新思维，缺乏改革锐气，观念的保守落后，必继之以乏味空洞的表达。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面对纷飞的战火，却大张旗鼓地“反对党八股”，按他的说法：“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同样，现在如果不扬弃空谈，不解放思想，中国民族也不会有复兴发展的希望，误国之深，莫此为甚！ 其二，空谈筑就了专横与特权之墙。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自古以来的故弄玄虚、自我隔绝之法，就是臆造出有特权的表达方式，比如书面语与口语的严重脱节，以及通过教育垄断维系的文字垄断即表达垄断。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最大的意义，就是打破了表达上的专横与特权，由此解放了大众的思想。现在，一些地方官场八股式表达，仿佛根深蒂固，台上的官员一开口，套话空话便自来水般滔滔不绝，仿佛用篱笆墙自我隔绝于大众，维系一种虚妄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败坏了党群之间、官民之间的互信、共识与鱼水关系。

误国之深，莫此为甚！ 其三，空谈屏蔽了真相，纵容了虚伪。薄熙来、雷政富等一干贪官污吏当政之时，都大言炎炎，冠冕堂皇，仿佛天下正义尽在掌握，私下却蝇营狗苟、伤天害理。一些官员也把言行不一当成了天经地义，习以为常。此种风习还在四处蔓延，甚至影响到了孩子们，作文中的“假大空”和电视镜头中的“标准化表情与表达”，让下一代的失真与失实成为常态，毒化了纯真朴实的民族气质，让人为之一窒。误国之深，莫此为甚！ 其四，空谈放任了懒政之风。一些主政官员习惯于秘书和下级准备讲稿，安于成为会议和讲话“道具”，甘当不动脑子、不察民情、不干实事的“三不”官员。久而久之，懒政、怠政、惰政成了官场流行病，漫天花架子，乏人做实事。误国之深，莫此为甚！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一届领导人在表达上的率先垂范，对空谈误国的深恶痛绝，切中时弊，直捣官场积习。短短15天扬起的表达新风，拉近了和百姓的距离，让国人看到了兴邦的希望。 杜绝空谈，善莫大焉！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在当今社会仍存在浮躁、浮夸风气的瞬间，看到这八个字实感亲切。纵观我们的发展史，我们吃了太多空谈的亏，

中国通史《魏晋风度》解说词

《魏晋风度》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也是如此。公园263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此前，三千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藉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这位名士陨落后，《晋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魏晋风度 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它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风雨亭亭似戈矛纵横。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它真正心仪的主人。古书上说，嵇康为人肃肃如松下风，酒醉时倾倒若玉山之将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在距洛阳一白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然盘桓、抚琴长啸。与他一道交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褒衣博、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坦胸露背，或脱帽弃帻，不拘礼法。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上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为什么饮酒之风此时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刚统治者对士人当然是拉拢，拉拢不了当然就是杀，所以当时有所谓的一日之间名士减半的这样一种说法。 正始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正始十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控制了京都。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梁满仓：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南京博物院珍藏着描绘竹林七贤的稀世珍宝——南朝画像砖。这是画像砖的拓片。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就此研究了多年，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嵇康为曹魏姻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七贤的出处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只有竹林这片净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风血雨。仔细看来，除了竹林七贤以外，画面还多了一个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

2018年人社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演讲稿

2018年人社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们： 大家好！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习总书记给予全党的的警示和要求。引申个人实际，作为一名年轻的公务员，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着远大的抱负，梦想着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但是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再宏伟的事业、再远大的理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都需要我们付诸行动、需要我们从平凡的工作做起。所以我想说，立足岗位、做好本职，务实奋进、躬身践行“空谈误事，实干兴业”。十八大精神激发奋进力量。回顾18年一季度，实干出实效：建章立制，狠抓落实，促进办公室工作规范化；重配合、善协调，保障全局整体工作有序开展；狠抓行政事务及时办理，确保日常工作顺利进行；认真做好综合服务，提供优质后勤保障；积极开展财务管理，尽最大努力保证经费需要；认真做好服务工作，全力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努力在做好参谋助手作用上下功夫，真正做到了“工作到位不越位”。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放眼未来，更好地为大家服好务，这才是我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我想我的工作应该从“抓落实、抓服务、抓节俭、抓作风”十二个字入手： 一是抓落实。党组会议及领导意图贯彻的是否得力，关键看落实；政务工作是否得到上级的肯定，关键在落实；同事们的合理化建议和需要能否及时兑现，关键在落实；单位年终在省市县的排名如何，关键看落实；制度规定很多，效果如何，还是看落实。所以要全力以赴抓落实，“干”字当头，实干巧干，高质量实现既定目标任务，更要能够总结出特色工作、亮点工作，出成绩，出经验。 二是抓报务。“服务无小事”，企业抓好服务是为了创造效益，那么我们行政机关抓好服务是为了什么？我想应该是方便老百姓办事，具体到为大家提供安全舒适工作环境、优质可口的工作餐、车辆安全运行高效便捷，老百姓办事明明白白，提高服务质量等，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浅谈“清谈”误国论

浅谈“清谈”误国论 摘要：魏晋时期是清谈盛行的时代，在中古时代的文人生活中，清谈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清谈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那绚丽时代的脉搏。面对时人和后世众多学者们所认定的清谈误国论，我们是否也应随其波而肯定清谈之罪名，如若不是，清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且为何会担当这样的罪名？ 关键词：清谈清议王衍士人 魏晋时期是清谈盛行的时代，在中古时代的文人生活中，清谈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清谈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那绚丽时代的脉搏。魏晋所谓清谈指的清雅玄妙、高蹈超俗的谈论，它是一种以老庄思想为根基的注重形式、追求玄理的哲学性谈论。 关于清谈的起源，从思辨方式（主要表现在品评人物方面）的角度上来说，一般认为它起源于东汉时代的清议。“清谈的来源是有史可征的。它的前身是太学中的清议”[1]“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和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2]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专横，宦官祸乱，政治社会都变得动荡不安。太学生聚集京师，由于不满当时博士们流于繁琐的章句之学，于是便形成自谒名师，治求大义的风气。 是时太学生三万馀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前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范滂岑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袁宏《后汉纪·桓帝纪上》）

这些太学生聚集京师又是名门世族，目睹当时政治社会的黑暗，遂逐渐转移其视线于实际问题。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范晔《后汉书·党锢传序》） 这种为抵制宦官势力的专横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士人阶层的严酷压迫的迫切现实需求，是产生清议这种抗议性谈论的重要原因。而“清谈”一词成为明确定型的用语并频繁出现于古籍中，是在经历党锢之祸十多年后的灵帝末期至献帝初期的约十年间。换言之，它始于汉朝末年混乱时期地方官员的谈论： （青州刺史焦和）入见其人，清谈干云，出观其政，赏罚淆乱。（袁宏《后汉纪》二六） （郑太）对（董卓）曰：“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执锐之干。”（范晔《后汉书·郑太传》） 从上述文字叙述看，这些“清谈”都是以人物评论为主要内容的谈论，之所以称之为“清谈”是因为它是以自己所持儒教道德高标准以评断对象的“清而正的谈论。” 但是因魏晋时期复杂的政治背景和环境，名士言论受到了惨毒的打击，“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魏志》一八《李通传》）。谈论之风遂由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渐趋于抽象，现实性的谈论变化转移为抽象性谈论，由实际政治讲到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由人物品评讲到“才性四本”以及性情之分。到了

才性论与魏晋思潮_黄雁鸿

才性论与魏晋思潮 黄雁鸿 提要本文以魏初刘劭所著5人物志6中品评人物的标准,与魏晋思潮中/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0的思想作一评比,以探讨5人物志6中审美标准对魏晋思潮的启发与影响。 关键词五行建安风骨才性论正始玄风 一才性论与魏晋思潮所属 中国哲学思想发展至魏晋,可说跨进了一个新的领域。首先是对于美的定义,已从传统的道德枷锁中解脱,面对客体;因此,产生文学上所谓文、笔之辨。同样,在人性及个人潜能创造力的来源上,发展出一套才性系统,把思想表现与个人特质结合,并配以阴阳五行之性,组成魏晋玄学中讲究体性、名理的基础。由于才性论在此时期中如此重要,很多人以之作为魏晋思想的一部分,亦有学者当作是源头及中心所在。 魏初刘劭的5人物志6,不但开品评人物之风,其评论标准,又以天赋之所禀受、阴阳五行之于人性的影响作依归。在这个时代,对人性的讨论跳出了以往单纯从道德、善恶判别人性的樊篱,重新以美学的观点,对人的才性或情性的种种姿态做品鉴论述。所品鉴的人性或情性是才质的,故称为才性,从而使/天才0这一于先秦时期淹没于大量集体创作之中的独特个体得以彰显。对于5人物志6中鉴定人物品位的依据,后世哲学大家各有其不同看法,现列举几位名家的说法,并提出本文研讨之方向。 (1)劳思光的说法 劳思光先生在5中国哲学史#魏晋玄学6一节中,把魏晋思想分为/才性派0及/名理派0两部分: 魏晋清谈之士,早期较重于谈论/才性0,品评人物;稍后则又喜讨论形上学问题,其范围大抵依托易经或老庄之书,间亦涉及儒学其它典籍,于是遂有/名理0一派。1 劳先生以刘劭5人物志6为/才性派0的中心,并把魏晋初期品评人物的风尚(如陈寿5三国志6诸传,许劭评人等)归类于/才性0时期;而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着重于老庄之学,或以5易经6等经典作清谈,并向另一方向发展之道家理论归为/名理0一派,是魏晋玄学后期的思想大势。那个时代的思想,已摆脱了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枷锁,不再以超越

魏晋清谈研究述评(一)

魏晋清谈研究述评(一) 摘要：魏晋清谈是我国中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历来研究不绝。古代的清谈研究多注重政治批评，近代以来始转向文化研究，并在清谈起源、清谈分期及流派、清谈内容、清谈之形式问题及清谈的评价等方面形成了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魏晋清谈，研究，述评 清谈是我国中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因其伴随魏晋玄风而兴起，故习惯上常称之为魏晋清谈。所谓“魏晋清谈”，据台湾学者唐翼明的定义，“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1]由此可见，清谈作为玄学思潮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文化上之意义要远比其学理上之价值来得重要。 关于魏晋清谈，古今关注点颇不相同。清谈对于今天来说，固然可以高雅文化视之，但在其所以发生之时，实有关于政治。如玄学的“有无之辨”实关乎士人名教与自然之选择，而“才性四本”之论更与当时政治集团之归属向背紧密相关，绝非“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也”。2]清谈家们祖述虚无，好为玄远，对政治上“不以物务自婴”的风气不能没有影响，对社会上放达任诞之士风亦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古代，清谈常成为“五朝不竞”的替罪羊，正视不足而讨伐有余。西晋傅玄在《举清远疏》中的一段有名的话最能说明问题：“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晋书》本传）范宁更将“礼崩乐坏，中原倾覆”的责任归诸王弼、何晏，指斥“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范汪附子宁传》）余如干宝、葛洪、裴頠、江惇、卞壶、应詹、熊远、陈頵等亦着论严辞批评，就连清谈名士如王衍、桓温、王羲之诸人，也都或自责或反省，将亡国之咎归诸清谈。 可以说，“清谈误国”的罪名并非后人追加，而是清谈当代士大夫阶层多数人“痛定思痛”的共识。既然“肇事者”主动投案，无怪后人盖棺论定时要作诛心之论。唐修《晋书·儒林传序》云：“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正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亦称：“讲明《六经》，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又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将“亡天下”之罪一概归诸清谈。赵翼《廿二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条亦溯其源，察其变，于清谈习尚之弊端致意再三。古今虽偶有持平之论，3]然终难翻案。总之，古代对于清谈的评论无论褒贬毁誉，皆与政治有关，直至近代，人们对于魏晋清谈的认识才真正由政治批评转向文化研究。近代以来的清谈文化研究，首先发端于东瀛，以市村瓒次郎发表于1919年的《清谈源流考》4]振起先声，其后方波及海内，至今不绝。察波观澜，其所注意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谈的起源问题叙述清谈文化兴衰嬗变之过程，尤以近人钱穆所说最为简明生动。钱穆说：“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及正始之际，而蔚成风尚。何晏、王弼为时宗师，竹林诸贤，闻声继起。至于王衍、乐广，流风愈畅。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相沿，直至隋业一统，始见革除。”5]话虽不多，清谈之起、承、转、衰无不一一点逗清楚。而清谈起源之问题实际上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