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对汉代历史文化的记忆与书写_何蕾
第33卷第5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33No．52013年9月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ep．2013
收稿日期：2013－04－20
作者简介：何蕾（1978－），女，安徽省蚌埠市人，蚌埠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唐宋文学。E －mail ：139********@163．com
唐代边塞诗对汉代历史文化的记忆与书写
何
蕾
（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系，安徽蚌埠233030）
摘
要:唐代边塞诗于声律风骨齐备之外，还兼具记忆历史的功能。这种功能主要通过对汉代史实的记忆与书
写来实现。汉季中原屡遭丧乱，汉帝国包容、大度的胸襟与尚武精神、游侠风气几曾断绝。唐帝国建立后，尚武与开拓精神逐步回归，诗人敏锐地捕捉到这些讯息，以边塞诗为媒介，用“游侠儿”、“斩楼兰”、“龙城飞将”等意象与典故，呼应中原帝国气质的复归。
关键词:边塞诗;唐代诗人;汉代历史;历史文化;记忆功能;书写中图分类号：I2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 （2013）05-
0139-05中国古典诗歌以主情为特质，诗人鲜少创作大
规模叙事作品，然而古典诗歌的抒情特征并没有将诗歌的历史文化记忆功能掩埋。相反，某些历史时期的创作甚至以鲜明的态度对历史文化作出记忆性
描述，以文化记忆的形式书写历史，唐代边塞诗即属此类。
唐代边塞诗以盛唐为最，风骨凛然、境界阔大，读之令人振奋，严羽所谓“感激人心”之谓也。诗可言情、言志，亦可言史、证史。盛唐边塞诗的一大特
点就是好用汉代史实
，“游侠儿”、“斩楼兰”、“定远笔”、“龙城飞将”、“公主琵琶”等意象和典故频繁出
现在唐代边塞诗中，被称为“汉代情结”，这种“汉代情结”正是唐代边塞诗记忆汉代历史文化的表现。
一、“游侠儿”与“紫骝马”游侠形象滥觞于《史记》
。司马迁否定了韩非“侠以武犯禁”的观点，首次在文学中塑造了游侠的正面形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1］，这其中最为后世所称道的是“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舍生精神。司马迁身后三百年，曹
植以《白马篇》塑造了“幽并游侠儿”的经典形象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突破为救助朋友而置生死于度外的“侠”之范畴，将侠义精神上升到国家荣誉的高度，以游侠形象承载书生报国的志气与时代的尚武精神，奠定文学史上最经典的游侠形象。随李唐王朝崛起，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也达到
历史巅峰，
由曹植开创的以诗歌表现游侠精神的书写方式被唐代诗人以边塞诗的形式继承，游侠成为诗人着意塑造的形象之一。这种现象与李唐王室崇尚开拓、进取的尚武精神有着直接关系。李唐王朝以军镇起家，又兼有胡族血统，于文治之外，尤重武功。国初帝业未稳，高祖忙于勘平境内，四夷扰攘而武力不及，对外政策以和为主，甚至一度
“称臣于突厥”而令太宗“痛心疾首”［2］248
。太宗即位后，境内势力基本荡平，遂着手整顿四境。先后破突厥，平吐谷浑，平高昌，击败薛延陀，至贞观二十年九
月，“北荒悉平，为五言诗勒石以序其事”［2］59。高宗显庆三年五月大破西突厥，总章元年九月擒高丽王，
武周天授三年十月收复安西四镇。在此期间，大小战事不绝，名将迭出，唐帝国以武力敉平四海，在战争中崛起，以强大的军事威慑力赢得万国来朝的地位。这一阶段，也正是唐代边塞诗的萌发期。一批年轻诗人，诸如“初唐四杰”，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新风，将目光和诗笔“从台阁移至江
山与塞漠”［3］，以对游侠形象的传神刻写来呼应中原王朝尚武精神的回归。在这一时期的边塞诗中，
骝马与游侠的意象较之以往更多，也更为传神，且骝
马意象往往与游侠意象组合在一起，
以骝马意象突出游侠的建功报国精神。其中杨炯《紫骝马》最具
典型性，诗云：“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蛇弓白羽箭，鹤辔赤茸鞦。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匈奴
今未灭，画地取封侯。”［4］613全诗表现的是游侠的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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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与报国精神，却以紫骝马为题，以骝马与游侠的意象组合塑造游侠的勇武。除此外，卢照龄的《紫骝马》与骆宾王的《送郑少府入辽共赴侠客远从戎》都是典型的边塞诗，二诗虽然在影响上不及盛唐边塞诗，但相对于当时诗坛而言，已开新风，将年轻人特有的热血与莽撞以游侠形象的刻写出来。卢照邻诗名为《紫骝马》，实则是战士勇武形象的写照。以水寒、雪暗、山长、绝漠等寒苦意象反衬战士不畏艰苦、勇于向前的精神。骆宾王诗在艺术上更为别致。一反边塞诗惯常表现边塞寒苦、戍卒思乡的套路，以“柳叶”、“桃花”等充满生机的美好意象突出侠客从军报国的热血情怀，最后以荆轲的典故反衬出侠客杀敌报国的精神境界比为报一人之恩的刺杀行为更高一层。
唐代边塞诗凸显的尚武精神在秦、汉时期曾经一度是主流。秦人的勇气与开拓自不必说，西汉王朝崇儒的同时并未将秦人“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勇武与坚定抛弃，从武帝遣卫、霍征伐西域到成帝时陈汤斩首郅支单于，汉人开拓、自信、不屈的精神一直未绝。晋末丧乱中原鼎革，但桓温、祖逖、刘琨等人的北伐行动表明汉族士人心中热血尚武的精神未曾断绝。至唐，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对外军事行动彰显出唐帝国的军事实力与自信、开拓、征服的精神，自秦、汉一脉而下的尚武精神至此全面回归。而长安素有游侠之风，秦、汉的尚武精神在民间以游侠这种社会边缘人物的角色延续下来，至宋仍不绝如缕。浸浴在时代风气之下的诗人，虽不能投笔从戎驰赴沙场，但可以借助眼前人、身边事来表明心迹，“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游侠形象正是最佳表现符号。唐代诗人常将游侠形象与边塞、戍卒、朔漠联系在一起，例如王维《陇头吟》“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本文引诗如未注明出处，均引自《全唐诗》）。《少年行》其一“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榆林郡歌》“黄河东流流不息，黄龙戍上游侠儿”等。其中《少年行》其三的游侠形象尤为出众，“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将游侠虽死而无悔的壮烈与豪气表现得宛然如生，堪称绝唱。在对游侠形象的颂赞中，唐代诗人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将历史的断面联接起来，以对游侠形象的刻写呼应和彰显尚武精神，将驰骋沙场、建功报国的精神寄托于游侠形象中，用诗歌将唐、汉连为一体。
二、“斩楼兰”与“擒单于”
“斩楼兰”与“擒单于”皆是西汉史实。“斩楼兰”是指西汉昭帝元凤四年傅介子以计斩杀楼兰王、扬威西域的史事，《汉书·昭帝纪》载：“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悬北阙，封义阳侯。”［5］230《汉书》卷七十《傅介子传》载之甚详。楼兰王背负汉恩，勾结匈奴，劫杀汉臣及安息、大宛等国使者，傅介子求使大宛，以刺杀楼兰王的行动来“威示诸国”，震慑西域。傅介子计杀楼兰王后从容曰：“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5］3002傅介子行动果断，语言有力，凸显了西汉的大国地位和军事实力。“擒单于”是指西汉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寿、陈汤擒杀郅支单于的史事。这次战斗行动“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5］3014，最后斩郅支单于并悬首示众于长安“蛮夷邸间”，甘延寿、陈汤上书言悬首示众是“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5］3015此语彰显大汉国威与汉人勇武而震烁千年。数百年后，几度鼎革、五胡乱华后的中原大地复归一统，唐帝国以自信、勇武、开拓的精神守土开疆，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以铁甲与矛戈重现大国气象，与数百年前的“强汉”遥相呼应，书写华夏民族的辉煌。与帝国的崛起相伴，“楼兰”、“单于”在唐代边塞诗中开始频繁出现。如李白《出自蓟北门行》：“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单于一平荡，种落自奔忙。”王翰《饮马长城窟行》：“遥闻鼙鼓动地来，传道单于夜犹战。”贾至《燕歌行》：“五军精卒三十万，百战百胜擒单于”。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高适《塞上》：“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
汉帝国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慑服西域，唐帝国继承并发挥了汉代恢弘与开拓的气质和精神。杜甫诗曰“武皇开边意未已”，既是对李隆基发动开边战争的批判，也从侧面揭示出唐帝国拓土开疆的雄大气质。唐代诗人在长安的闾阎巷陌中，感受着前代遗迹带来的心灵震撼，敏锐地体察到时代新风，在心理上已将汉唐连为一体、视为同根，故此在诗歌创作中将汉代史实重点提出，以对“斩楼兰”、“擒单于”等史实的记述演绎唐人的开拓与自信。试以几首盛唐边塞诗为例，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6］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六：“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7］50《从军行》：“三面黄金甲，单于破胆还。”［7］26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三：“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8］以上诸诗是唐代边塞诗的经典之作，生机勃发、昂扬向上，境界阔大圆融。唐帝国开拓进取的大国气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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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文人士子积极自信的精神面貌在上述诗中得到完整诠释。李白诗以述边地苦寒来衬托战士不畏艰苦，结语的豪言凸显战士效力国家的勇气与胆力。王昌龄“辞君一夜取楼兰”句与李白“直为斩楼兰”相类，但“一夜”一词将奋勇之情加深一层，人物形象愈加突出，风风火火、奋不顾身的将军形象跃然纸上。王维《少年行》注重细节描写，以“偏”与“调”字突出少年勇士的超绝技艺和勇武，结尾“射杀五单于”一句直写大唐士兵的胆略。这几首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以典故的形式追述史实，将西汉傅介子斩杀楼兰王与甘延寿、陈汤斩首郅支单于的史实置于诗境中表现，表明唐帝国的尚武与开拓并非孤立、突然地出现于历史时空中，而是延续和承接了“强汉”的征服与自信。
自汉至唐，中原大地屡遭鼎革，几度大乱，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尚属中原内部争斗，晋室东迁却给了中原汉人难以消弭的创伤，所谓“新亭对泣”和“作楚囚相对”正是汉族上层心灵创痛难以掩抑的表现。而南匈奴刘氏入主中原开启的“五胡乱华”时代将中原汉人的自尊与自信彻底击碎。在此期间，中原士人虽有刘琨、祖逖“闻鸡起舞”之志，有王导、桓温、谢安等人“戮力王室”之举，然而“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一语已成为遥不可及的史话，守土尚需努力，遑论开疆？其后隋朝终结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复中原于一统，却因国祚太短，于军事与文化上未能恢复“强汉”风采与气度。文学是时代的文学，南橘北枳的规律同样适用于诗坛。“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经典演化为抒写征夫思妇的诗作，《从军行》等乐府诗所言大抵皆叙戍守边疆之辛苦、戍卒思乡之切与怨望之情，曹植《白马篇》也仅仅被奉为“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的典范，并未引发后人续作。汉帝国的开拓与自信在此期间几曾断绝，中国古典诗歌启自《无衣》的刚健与勇力也几成绝响，华丽绮靡之作却大行其道于汉文化的阵地南朝，北方的“贞刚”文风也未能表现出这种时代赋予的自信与开拓。
唐帝国的建立与强盛，展现了中原王朝的宏阔气度，在史册上接续汉代，再创辉煌，而帝国的气质也影响了诗人的创作，“江左”之华丽与“河朔”之贞刚被新一代诗人融合，《秦风·无衣》与《白马篇》的勇武与胆力成为新的价值导向。帝国的气质与开拓精神令诗人心生豪情，将时代新风注入南北朝专述“军旅苦辛之辞”［9］的边塞诗中。汉以来在军事实力与文化影响力方面，能与之并举的唯有大唐，因此诗人不禁将目光聚向曾经的“强汉”，在诗句中频频引入汉代典故，还原汉代的历史场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重塑，以叙述汉代史实的形式演绎新时代的开拓精神。
三、“定远笔”与“将军树”
与前朝诗人相比，唐代诗人有理由庆幸他们遇上了好时代，科举制的实施为广大文士提供了一条通往仕途的桥梁，鲍照“拔剑击柱长叹息”与左思“郁郁涧底松”的感慨在唐代响应者似乎也不多。读书、应举成为唐代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进入朝廷与政权中心的常途。而朝气蓬勃的时代赋予唐代诗人非比寻常的用世热情、自信和极高的人生期待值。李颀在《缓歌行》中高唱“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二八蛾眉梳堕马，美酒清歌曲房下。”［10］出将入相、轻裘肥马的人生何以达到？李颀的答案是“十年闭户颍水阳”，读书、应举、入仕、晋升……对唐代士子来说，这是最实际的一条路。然而科举制虽然摇动了门阀的权威，打通了政权中心与庶族地主之间的隔离带，但唐朝政权的根基与核心仍旧为大族控制，没有大族的荐举与支持，将相之途于庶族诗人来说难如登天。唐朝诗人中名高而位卑者甚多，开、天诗人中孟浩然、崔颢、王昌龄等人“皆位不显”［11］。对于多数唐朝诗人来说，因缘际会坐致青云的梦想比一步一步地晋升更有诱惑力，而沉顿下僚的身份每每令人不欢乃至厌弃，每当此时诗人就会想起班超。《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云：班超“家贫，常为官俑书以供养。久劳苦，常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12］而后投笔从戎奉身绝域，以军功封定远侯，垂范后世。班超投笔之前，身份低微而又不甘贫贱，与诸多沉沦草野的唐朝诗人何等相似？
唐代诗人以班超的事迹砥砺自我，在对班超的追慕中构筑自己的人生。王昌龄在《从军行》里写道：“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7］51，以“定远笔”与“将军树”的典故追念东汉人物，在对班超与冯异的怀想中畅想自己的人生。唐王朝的开边战争拓展了帝国的疆土，也为诗人辟出展现人生的另一个舞台，令诗人们不禁将班超事迹拿来作比，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定位于此。例如刘希夷《从军行》：“平生怀伏剑，慷慨即投笔”。骆宾王《宿温城望军营》：“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沈佺期《塞北二首》其二：“何言投笔去，终作勒铭回”。在这些诗歌中，书生之志被置于时代大背景之下，在战争的氛围中放纵情怀，展开人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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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卷何蕾：唐代边塞诗对汉代历史文化的记忆与书写
对外战争以及广袤的边境线为诗人开辟了“梦工厂”。边警来时，诗人非但不惶恐，反而兴奋、激动。杨炯《从军行》云：“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这不平之气和不惧艰险的精神恰源于人生梦想———“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高适《塞下曲》与祖咏《望蓟门》尤为典型。《塞下曲》云：“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4］2189祖咏《望蓟门》云：“燕台一望客心惊，箫鼓喧喧汉将营。……少小还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4］1336二诗体制有别，所述之意相类。在边战中建功立业、出将入相是诗人的人生目标。战斗的艰危、边塞的寒苦正是通往“麒麟阁”、“明光宫”的坦途。高适在诗中表现出对于穷尽毕生之力治经儒生的鄙视，直言在战场上求得军功才是封侯的首选和捷径，这是对班超投笔从戎精神的诠解和继承。而祖咏将班超事迹引入诗中，反用其事，表现书生希冀以战功立身的愿望。二诗抒写了唐代诗人的梦想，在文士与战士的身份转换与对比中彰显生机与自信，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怀想与追慕勾勒自己的人生蓝图。
四、“龙城飞将”与“公主琵琶”
盛唐诗人对生活充满热情，边塞风物与军营生活令他们迸射出前所未有的激情，尚武、开拓精神在边塞诗中随处可见，诗人的人生蓝图也在对历史人物的怀想中勾画出来。然而盛唐诗人的判断力与洞察力并未在金戈铁马、琵琶羌笛中丧失。热情与激情之外，理性、冷静时时提醒诗人们直面现实。例如高适沉醉于边境风情中，一边吟唱“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营州歌》），一边以冷静、锐利的眼光体察现实生活，触目惊心的对比让他对军营内部的苦乐不均作出沉痛批判———“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进而发出“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的千年之叹！不独高适以历史人物反衬现实的方式突出批判的力度，凸显诗人对现实的关注，王昌龄、李颀、王维等人的部分边塞诗都体现出这种倾向。王昌龄在《出塞》中感慨：“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即是以呼唤历史人物的方式来反思现实，曲折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表达出干预现实的热望。而在《代扶风主人答》中以“十五役边地，三回讨楼兰”、“将军没匈奴，国使没桑乾”等西汉故事婉转书写对边战的反思，进而否定玄宗的开边政策。
盛唐诗人在忧虑边事，表达对朝廷用人失当、封赏不公、军事策略偏误的不满时，往往援引西汉名将李广事迹，以对李广白首不封的舛错命运感慨、鸣不平的形式对现实进行曲折批判，既表达出干预现实的愿望，又避免了过激情绪的表露，在审美倾向上暗合儒家诗论“温柔敦厚”之旨。在这方面，王维《陇头吟》当算典型。全诗以两组对比集中体现了王维对现实的反思，一反金戈铁马、少年意气的豪情，怨望之意充溢其间。前一组以“长安少年”与“关西老将”作对比，以少年游侠的意气衬托暮年将军的伤感，后一组以老将难封与麾下万户侯的对比凸显现实的残酷与不公。而“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正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切身遭遇。诗尾“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落尽海西头”句以苏武的典故强化了对朝廷封赏不当的批判力度。综合全诗来看，王维对现实的认识非常清醒，现实的一面是年轻人的锐意进取，另一面是暮年将军的伤感情怀，年轻人的进取源自于封侯的诱惑，而将军的悲情来自于朝廷封赏不公的伤害。王维观察到了这一残酷现实，体察到老将的艰辛与苦痛，有意将矛头指向朝廷，却不直写，而是以李广的遭遇婉转表达对朝廷的批判。
在《老将行》中，这种以褒贬人物干预现实的做法愈益鲜明。在这首诗里，王维以西汉名将卫青与李广作比，虽引入宿命论，却在情感方面明显倾向于李广。诗歌开头以大量篇幅刻画李广的矫健身姿与勇武形象，在对李广遭遇的同情中暗寓对现实的批判，“弃置”一词充分表达了王维对朝廷的失望和指责。类似作品在盛唐边塞诗中不胜枚举。其时，距离白居易的时代尚有一段距离，然而这些作品在主旨上皆与白氏“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暗合。白氏所言“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等诗歌干预现实的功能在这些作品中已有所体现。李颀的《古从军行》即是一篇符合白氏诗歌创作宗旨的作品。诗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反思边战对参战双方带来的痛苦。以“公主琵琶幽怨多”婉转道出和亲策略对于上层社会女性的伤害，以“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写出胡地民众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以“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传达死战、血战而不得归家的士卒的悲伤，最后一句“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写出战争的结果———无非是带来了异域的风物与特产而已，除此外，还能有什么意义？这种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与盛唐边塞诗坛的主流相比，属于另类。这种异样的声音所彰显的批判精神与反思态度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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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贵，与白居易“补差时政”之论完全相合。诗歌的矛头直接指向“开边意未已”的玄宗，但并不直接道出，而是借助汉代典故的外衣，以褒贬今古的方式来实现干预现实的愿望与目的。这种表现手法暗合“温柔敦厚”的儒家诗论观，既表现出对现实的关切又避免了过于直露的感情抒发，在盛唐边塞诗中频频出现，如常建《塞下曲》四首其一：“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反战态度鲜明，作者对现实军事政策的不满清晰可见，表达方式与李颀《古从军行》相类，使用西汉江都王刘建女儿细君和亲乌孙的典故，却反用其意，以和亲政策带来的和平暗寓对战争策略的不满，后二句加强前句的观点表达力度，也在情感上更进一层，以抒发对朝廷息战的希望终篇。
作为雅文学的标准样式，中国古典诗歌除“缘情”（陆机《文赋》）、“根情”（白居易《与元九书》）的特征外，最大的功能是反映和批判现实。《诗大序》云诗有“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3］10等作用，亦是沟通联系上下层的有效工具，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13］13之谓也。以此观之，唐代边塞诗中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作品秉承了儒家诗教的这一理论传统，不独以诗歌“刺上”，在感情抒发的程度上也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义”，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以引入汉代典故的形式婉转表达，即以褒贬古今的方式对现实进行干预，在情感抒发方面秉承“温柔敦厚”的原则，内容方面又达到“刺上”的目的。同时，以汉代故事作为标杆，将唐朝的现实放在汉朝的刻度上衡量，自觉将唐帝国的现实和时代精神与汉朝历史连接起来。
综上所述，汉唐两代相隔数百年，其间史实、人物可入诗者极多，而唐代诗人在创作边塞诗时，多以汉代故实入诗，这种现象表明唐代诗人对汉代有着深深的历史认同感。而唐帝国的崛起与兴盛，为诗人创造了认同的条件。自宋始，学者文人多以“汉唐”并称，在心理上将汉与唐并列，而唐代诗人对汉代的认同感是唐以后任何朝代诗人所无法追拟的。唐代诗人在边塞诗中大量引入汉代故实，原因恰在于“汉唐”一体的历史文化脉络。总之，唐代诗人以边塞诗独具的记忆功能，将汉民族历史上最强盛的汉、唐两代系为一体，从不同侧面对汉代历史文化进行记忆与书写，极富感染力，具有一定的史料印证价值，为研究汉代历史文化提供了独具一格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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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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