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度事件
916
1916年度事件：再造共和
民国最后一次实现共和的机会
从《转型中国·1913》开始，策划连续三期，都取的是批判立场，且都深度涉及梁启超，以至于有读者在留言里愤愤然：“最近几期把矛头对准了梁公，让人莫名其妙。文中说梁公是理论家，我想问近代中国哪一次变革他没参与？显然与史实不符。”
这位读者的愤愤然里，其实恰恰有编辑自《转型中国·1913》以来，一直坚持“把矛头对准了梁公”的理由，那就是：“近代中国哪一次变革他没参与？”——辛亥年之前，梁氏在野，曾发表过许多中肯的政见（见《转型中国·1906》）；辛亥年之后，梁氏在朝，颇有“设计新中国”的雄心壮志，自1911到1917，梁氏也确然是“新中国”的“设计师”，种种政治游戏规则的设置与废除，背后都有梁氏的强力推动；正如台湾学者张朋园所说：“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此外，梁氏自己还造过一个“中等社会”的概念，主张先造就一个中坚的“中等社会”，然后依靠这个“中等社会”的力量，去造就新中国；梁氏和他的进步党，既是造就“中等社会”的力量，更是“中等社会”的一部分——“中层社会”是构筑稳定社会的基石，现如今早已是一种政治常识。
如此，梁氏既是民国初年民主政治的主要设计者，又是民国初年“中层社会”的领袖人物，检讨民国初年民主政治的失败，必然要深度检讨梁氏。有学者本末倒置，大谈孙中山和革命党毁了辛亥革命，殊不知1911到1917间，人心思定，革命党处于前所未有的在野低潮，真正设计、操作、实践民主政治的，实是梁启超和他温和的进步党。换言之，历史不是没有给过“中层社会”引领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但结果却全然失败。今日许多媒体和学者，不从“中层社会”自身去寻
找原因，反众口一辞将在野式微的革命党拉出来，充当民国初年民主政治转型失败的罪人，如此总结历史教训，岂非南辕北辙？
上述种种，也正是本期策划仍然选择继续深度检讨梁启超的用意之所在。
痛定思痛后的教训：当许容异种之势力同时共存
1916年6月，袁世凯窃国不成，忧郁而亡；8月18日，梁启超以“护国运动”精神领袖的身份，就中国当下的政局和未来的前途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记者问及梁氏如何看待政局中“新旧两种势力”之间的争斗（“默察政局现象，似新旧两种势力之间，常有暗潮。识者或引为大忧，先生谓何如？”），梁氏如此回答：
“前途虽未敢绝对的乐观，然如一般之悲观论，实未免神经过敏之诮。盖数年来政局经数度之翻覆，我国人实领得一种最良而最切之教训。此教训维何？曰：凡政治之作用，当许容异种之势力同时并存，且使各得相当合法之发展机会。此不磨之原则也。苟强违反此原则，一种势力伸张过度，而使异己之势力感压迫而起恐慌，甚或滥用势力以图鏖灭异己之势力，则其结果必反动而招自灭。此种教训，当同盟会全盛时代一领得之，当袁世凯全盛时代再领得之。现在国中凡与政治有关系之人，皆饱受此种教训而悟得一原则。若能各方面常常提醒，制其血气之勇，则政治之进入轨道，当不难也。”（《与报馆记者谈话一》，民国五年八月十八日）
梁氏此番回答，可以说是肺腑之言夹杂着某些难言之隐。说它是肺腑之言，因为“当许容异种之势力同时并存”这些话，是袁世凯称帝带给梁氏最深刻的教训。梁氏原本设想，将激进的国民党从民国政坛上彻底扫除之后，由自己和进步党引导袁世凯，再由袁世凯领导民国，走上正途；为达此目的，梁氏不惜将已由革命会党转化为合法政党的国民党污化为“乱暴势力”；但国民党被排挤出局的结果，是袁世凯再无顾忌，终于走上帝制复辟的道路——今日仍有许多读者认为“当时条件下搞帝制更合适”，这种理解的错误之处在于：一种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的帝制，与专制是毫无区别的，它可能会在短期内给国家带来稳定和繁荣，但因其专制的本性，终究会迎来第二次、第三次暴力革命，直到专制体制被摧毁。梁启超虽然十分心仪君主立宪，但却坚决要启动“护国战争”推翻袁世凯的缘故也恰恰在此：共和体制已然是客观存在，梁氏可以容许、而且积极推动袁世凯在共和体制下搞开明专制，但却绝不能容忍袁氏回归帝制，因为在共和体制下搞“专制”还有可能“开明”，在君主“专制”下面搞“开明”，却无异于与虎谋皮。
此番回答里的难言之隐，在于梁氏回避掉了自己和进步党所犯的“不容忍”的错误。这种“不容忍”的结果，是始终持“反对革命”立场的梁氏不得不在“护国战争”中充当起革命领袖的角色，为消除这种尴尬，梁氏不得不玩起了概念偷换，把袁世凯曲解成“革命党”，以使自己“反对革命”的立场始终保持一致（详见《转型中国·1915》）——梁氏所谓“此种教训，当同盟会全盛时代一领
得之，当袁世凯全盛时代再领得之”，前者是指辛亥年革命成功之后，晚清立宪派人物因“反对革命”，曾一度遭到过同盟会的排挤；后者则语义含混，袁世凯自然是排挤均想制约自己的进步党和国民党的，但真正打破政治均衡，造成袁氏称帝的，却是梁氏和进步党容不下国民党。
护国战争讨袁成功，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正在于梁氏意识到了上述教训的存在，而能够摒弃前嫌，与国民党推诚合作。正如史学家陈训慈所说：“（护国战争的成功）一是蔡锷、梁启超与戴堪所代表的进步党的力量……二是西南数省军人的力量……三是国民党的力量。”
坚持法律原则再造共和，力主恢复《临时约法》
袁世凯死后，按照怎样的游戏规则来“再造共和”，关系到“共和”的生死存亡。北洋系内部，冯国璋、段祺瑞均有继承袁氏衣钵的欲望；西南护国军蔡锷、唐继尧诸将领则力主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也倾向于支持黎元洪。
以上这些立场的背后，均有各自武力作为支撑。但武力显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带来生灵涂炭。群龙无首，军阀混战一触即发之际，梁启超却有自己独特的意见，即循法律途径解决，其法律依据，则是民国初年拟定的《临时约法》；按照该约法第五条规定，大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故而应以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
作为北洋系的代表，段祺瑞能接受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段氏不愿意以《临时约法》为黎氏继任总统的法律依据，1916年6月6日，段氏以国务院的名义通电全国，说“经遗令遵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此处所谓的“遗令”，是指袁世凯临终之际所留遗言；所谓的“约法”，不是指《临时约法》，而是指袁世凯遗言中所提及的1914年5月制定的“袁记独裁约法”。段氏之所以坚持要以“袁记约法”为再造共和的法律依据，目的有二。其一，以袁世凯衣钵传人自居，巩固自己北洋系新领袖的地位；其二，按照“袁记约法”，黎元洪只能短暂代理总统职务，稍后，应当在三天之内，在“石室金匮”中开启前大总统预先推荐的三人名单，从这三人名单中选出正式大总统。很显然，“石室金匮”名单当中，不可能有国民党，也不可能有进步党，只可能是北洋系；而且“石室金匮”制度，可以保证北洋系对大总统职位的永久把持。
梁启超在1914 年并不反对“袁记约法”，因为梁氏当日正极力推动袁世凯搞“开明专制”；但此时却坚决不能认同段祺瑞以“袁记约法”再造共和，因为梁氏已经看清：“袁记约法”强烈的独裁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担负起再造共和的根法大法的重任。唯一的办法，只有恢复奠定共和民国的原始法统《临时约法》；按照《临时约法》，可以恢复被袁氏强行解散了的民国二年国会，国会的存在，是监督、制约政府保持“开明”的根本前提。
段祺瑞不在乎黎元洪的大总统究竟是“代理”（按“袁记约法”）还是“继任”（按《临时约法》），但对恢复《临时约法》的根本法地位，却坚决不能同意。其理由是“不能以命令变更法律”——6月20日，段氏发出全国通电，称“袁记约法”实行已久，“今一旦以总统命令宣告废止，复用元年《约法》，在政府初无成见，恐启后来政府以命令变更法律之渐”，公开要求以“袁记约法”作为再造共和的法律依据。
段氏以“法律至上”的原则相抗拒，梁启超亦不得不在法律范围内驳斥段氏。梁氏的基本观点是：1、政府上下、朝野内外均认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其法律依据，是从《临时约法》中衍生出来的《大总统选举法》；2、“袁记约法”已经废止了《大总统选举法》；3、如此，《大总统选举法》与“袁记约法”必然有一种是非法的；4、当日无人主张从“石室金匮”中寻找新总统，而一致认可黎元洪继任，可见“国内外共仰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可见国内外人心一致不认同“袁记约法”具备法律地位。
尤其关键之处在于：梁氏的反击直接触碰到了段氏权力的合法性。梁氏说：如果以“袁记约法”为根本法，而否决《临时约法》，那么，段祺瑞所执掌的国务院就失去了合法性，段祺瑞此前所发布的种种政令，也全部失去了效力——因为“国务院”是《临时约法》中规定的合法机关；在“袁记约法”中则被取消了。
但即便梁氏在理论上如此将段氏逼到穷途末路，段氏依恃武力，仍然毫无屈服之意。直到6月25日，海军司令李鼎新与诸海军将领率海军南下广州并联合发布宣言，称：“今率海军将士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军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受”——至此，段氏才被迫同意恢复《临时约法》为再造共和的根本大法；至此，“共和”虽未完成，但“共和”的正常游戏规则——“民二国会”，却得以彻底恢复。
再陷功利主义泥潭，教训、原则被忘得一干二净
国会的恢复，意味着共和再造的完成。不出意料，民五国会仍然是国民党与进步党分庭抗礼的态势。不过二者均已改头换面，国民党已转化为宪政商榷会，通称“商榷系”；进步党已转化为宪法研究会，通称“研究系”。“商榷系”并无拥有绝对领导能力的领袖人物，而梁启超则是“研究系”当仁不让的灵魂人物。在政见上，“商榷系”大多支持总统黎元洪；“研究系”则支持总理段祺瑞。这种分歧，其实很正常，有历史线索可循：黎元洪是辛亥首义的领袖人物，与国民党有天然的血统联系；段祺瑞则因为实权在握，而被梁启超视作引导实施“开明专制”的对象。
支持对象的不同，其实只是两党政见歧异的表象，其实质则表现在宪法修改问题上。修宪，是民五国会的首要政治任务。按照国民党“商榷系”的意见，中国既然实行共和制，就应该省长民选，给予地方自治的权力，自然也应该在宪法中得以体现。进步党“研究系”则坚持相反态度。
彼此分歧各有出发点。“商榷系”的目的在于加强地方自治权，削弱北洋军阀，尤其是要为南方国民党势力争取活动空间；梁启超此时已然皈依国家主义，力主建立强势的中央政府，希望极力压缩地方权限。虽然国会中曾因此发生过严重的肢体冲突，但此种争论极为正常，恰恰是民主体制的常态。
两党政见分歧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对德宣战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段祺瑞希望通过对德宣战以获得来自日本的贷款，进一步扩充自己皖系的实力；黎元洪则担心段氏由此势力急骤膨胀，乃至进一步操控国会，故而持反对意见。梁启超和他的进步党“研究系”在此一问题上极力支持段祺瑞，但结果，段氏的对德宣战案仍然不能在国会中通过，因为国民党“商榷系”虽然没有如梁氏这般的领袖人物，但却仍然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商榷系”甚至还进一步对段氏内阁提出了不信任案。
矛盾激化的结果，是诸多北洋督军们向黎元洪施压，希望迫使其解散国会；国会是黎氏唯一赖以对抗段祺瑞压迫的力量，自然不可能屈服，故而黎氏反而利用国会提出的不信任案，罢免了段氏的内阁总理职务；“研究系”议员遂纷纷辞职，国会陷入瘫痪。此后，是一系列的乱局，最后终于导致张勋率领辫子军进京，解散国会，复辟了帝制。
讨平复辟丑剧之后，梁启超进入段祺瑞内阁，担任财政总长；段氏此次的新内阁，9人当中有进步党6人，梁氏再度进入最高核心决策层，再度进入了“民国设计师”的角色。但此番梁氏“反省”的结果，却误入歧途。1917年1月，梁氏自南方北上京师，已然明确将张勋复辟等种种恶果都归结为国会错误：
“旧国会恢复系己之主张，至捣乱更甚于前，为始料所不及。悔前谋之不臧……”（《时报》1917年1月10日）
据《时报》报道，梁氏将这半年来国家的乱象明确归罪为“国会分子不良”，梁氏表示：自己此次北上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国会”，清洗掉国会中的不良分子。
梁氏所指国会中的不良分子，其实就是国民党“商榷系”议员。梁氏认为自己强化中央权威，削弱地方势力的“国家主义”是解决新中国前途最恰当的途径；也认为自己主张的对德宣战是绝对正确的抉择，故而对国民党“商榷系”的阻挠极度不满，希望通过“改造国会”，清洗掉国民党“商榷系”议员。梁氏似乎没有意识到：政见的不同，是议会民主政治的常态；这种议会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是极为困难的，需要用足够的耐心和宽容来培育。梁氏反而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要毁弃“民五国会”，重造一个由进步党控制的新国会。殊不知——与培育巩固议会民主制度相比，梁氏的那些自认为正确的政策、政见（姑且认定其正确），在重要性上实在不值一提。
但此时的梁氏，早已将此前曾得出的“当许容异种之势力同时共存”的教训，抛到了九霄云外。梁氏的做法，是拒绝召开被张勋解散了的“民五国会”，而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
与之前反对段祺瑞拿“袁记约法”作为根本大法不同，梁启超此次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在法理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因为民国的“临时参议院”，只是国会尚未成立之前的过渡立法机关，其职责仅仅是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国会召开之后，临时参议院即自动解散。民国早有国会，梁氏反要在民国六年召集“临时参议院”，其遭遇各方（包括多数进步党人）强烈反对，是必然之事；而且否定依据《临时约法》产生的国会，也就等于否定了《临时约法》，这显然与梁氏上一年力主恢复《临时约法》前后矛盾。但梁氏不顾此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意孤行。其目的也非常明确，如张朋园教授所言：“第一，要以改造国会来排斥国民党势力；第二，要以改造国会方式求进步党之控制国会。”为达此目的，梁氏精心修改了国会组织法。
“改造国会”遭到了国民党和大部分进步党人士的反对，但得到了段祺瑞的全力支持。因为排斥国民党势力，与段氏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按照梁启超的美妙构想，国会改造完成之后，“捣乱”的国民党不复存在，自己和进步党同仁就可以专心于引导段祺瑞走上“开明专制”的康庄大道……
但历史随后给了梁氏一记重重的耳光：进步党“研究系”在新国会470个席位中，仅仅得到了20余席。其余席位，全部被北洋系安福俱乐部暗箱操作所得。曾被国民寄予厚望的“中层社会”的代表团体进步党，自此彻底丧失对政治的影响力，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进步党之死，是因为“不宽容”而死。1959年，胡适在台湾如此说道：“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可以享受自由。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很可惜，曾经的“新中国设计师”梁启超没有这样的“雅量”，所以，进步党被折腾死了，“新中国”一直没来。民国两党政治，也就这样在“改造国会”中彻底死去了。进步党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被排挤出局的国民党，则在南方发起“护法运动”，再度回归革命党。此后，中国再无实践两党议会民主政治的机会。
段祺瑞。袁世凯死后，段氏成为梁启超引导实践“开明专制”的新对象。梁氏曾评价段氏的长处是“宅心公正，持躬清直”、“赋性澹泊”，缺点是“眼光稍短”；同时又说：“其个人短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与比”，认为如果“不扶助此人，则国事更无望也”。但实践的结果是：段氏并不想搞什么“开明专制”，更无意接受梁氏引导，反而用臭名昭著的安福系彻底击溃了梁氏的进步党。
袁世凯的葬礼（点击可看全图）。1916年6月6日袁氏逝世。留下一道遗令：“不意感疾，浸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此遗令坚持“袁记约法”，实有让北洋系永久性把持大总统之位的意图。
黎元洪。梁启超坚持黎氏继任总统，主要原因是要坚持《临时约法》的法统；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领袖支持黎氏，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黎氏与国民党有“革命”的血缘关系；其二，孙、黄均认为黎氏“能复约法，召国会。”
进步党徽。1917年梁启超坚持“改造国会”，排斥国民党，力图打造进步党完全控制之国会，时人称此举徒增时局混乱，认为国民党为进步党所排挤，进步党又为军人与政客所排挤，国家前途将送于军人与政客之手，正如《时报》所说：“借进步党之力以倾国民党，更以交通系与武人之势力以倒进步党。今后惟以交通与武力掌国政。其结果则乱借款、乱练兵、乱发纸币、乱加租税，国会之有无，与民意之如何，皆不必问……吾观之国家之前途如是而已。”
徐树铮。段祺瑞亲信，安福系国会操办者。1918年7月底，梁启超“改造国会”之后的首次国会选举揭晓，安福系大获全胜。参、众两院合计共有国会议员470余名。属于安福系的议员计有380余名，占80％强。进步党则一败涂地。安福系的获胜，完全是黑箱操作的结果，最主要的是手段是金钱收买，譬如湖北的每张票价400至800元不等；江苏则每张300元；收买山西学界投票团的选票是每张400元，外加川资；此外还有涂改选票、武力干预等手段。
山西都督阎锡山。1918年5月27日，徐树铮致电山西督军阎锡山，彼此勾结，预先指定新国会议员。信中说：“新国会为国家根本，晋省选事得我兄大力包举，凡在同人，极钦佩。兹更有进者，人才以坚定不摇为上，而举总统、任总理、制宪法、议法案、选议长荦荦诸大政，尤须与我辈一本公义专谋利国之主旨步骤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