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统一后秦吏治败坏的原因及与秦朝速亡之关系

【秦汉文史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１－２１

作者简介：王绍东（１９６４－），男，内蒙古宁城县人，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２００７年６月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Ｊｕｎ．２００７第２２卷第３期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Ｖｏｌ．２２Ｎｏ．３

秦自商鞅变法到统一初期，大力加强君主集权，

推行君主官僚政治，严格对官吏的选拔与教育，以法治吏，体现出了封建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蓬勃朝气与进取精神，也促进了秦国的迅速强大和国家实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良好的吏治成为秦国最终胜出六国、一统天下的因素之一。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本人将另撰文分析。然而，秦朝统一全国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吏治逐渐走向败坏，官吏也逐渐由秦朝社会的顶梁柱演变成了掘墓者。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吏治败坏也成为促使秦朝速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君道败坏对吏治败坏的影响

良好的吏治，不仅需要严密的法律作保证，而且需要君主带头守法，恪守为君之道，为官吏做出表率。秦朝吏治的败坏主要是从秦统一后逐渐加剧的，这与统一后秦始皇逐步沉溺于骄奢淫逸的个人享受是密切相关的。为了实现政治目标，统一前的秦始皇尚能做到礼贤下士、虚心纳谏，躬行节俭，统一后随着专制权力的不断扩大，秦始皇“意得欲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他以私心为法律，以自己的喜怒任意定罪行赏。为了追求个人的极度享乐，不顾民心国力，大兴土木，修宫室、筑长城、建陵墓、求仙药。例如，“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斩山堙谷，千八百里。”（《史记?蒙恬列传》）仅仅为了个人的游乐，就下令修筑工程量

如此巨大的直道。对于持不同政见者，也由统一前的虚心纳谏代之以思想罪、言论罪的处罚。原来英明睿智的一代英主演变成了乱作威福的昏君。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秦朝刚刚统一的那一年，还能做到“事皆决于法”，到秦始皇三十五年，则变成了“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完全从自己的好恶和欲望出发来安排国家大事。秦始皇：“衿奋自贤，群臣恐谀，骄溢纵恣，不顾患祸；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汉书?晁错传》）二世皇帝即位后，更是把国家当作是君主个人的私物，是满足帝王私欲的工具。“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史记?李斯列传》）一个君主把追求个人享受，满足个人私欲放在第一位，对官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国家的前途也就不难推知了。

君道的败坏必然导致吏道的败坏，各级官吏上行下效，使腐败之风逐级蔓延。丞相李斯车马随从队伍的庞大与豪华，连秦始皇看了都觉得过分，“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的长子三川郡守李由回咸阳探亲，李斯大摆筵席，“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史记?李斯列传》）大家当然不会空手祝贺，这自然是李斯父子搜刮钱财的大好时机。最高统治

论统一后秦吏治败坏的原因及与秦朝速亡之关系

王绍东

（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２１）

摘要：良好的吏治曾经成为秦国最终胜出六国、一统天下的重要因素，然而，秦朝统一全

国后，由于君道的败坏、薄俸厚罚的官吏政策与追求享乐之风的影响，直接导致了秦朝吏治的迅速败坏。这给秦朝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加重了官吏与人民的对立，使官吏丧失了对秦政权的信心，甚至一些官吏也加入了反秦起义的队伍之中，加速了秦朝的灭亡步伐。

关键词：秦朝；吏治；败坏；灭亡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３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９１４（２００７）０３－００１５－０４

?１６?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２２卷

者对荒淫奢侈生活的无限度追求，直接毒化了社会风气，为吏治的败坏打开了缺口。

二薄俸厚罚的政策与追求享乐之风对吏治败坏的推动

秦朝以法治吏，对官吏的要求极为严格，然而官吏的权益却极难保障。对于秦朝官吏的俸禄状况，缺乏详细的史料证明。汉代的学者认为秦朝官吏的俸禄极低。仲长统指出：

“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后汉书?仲长统列传》）崔寔在《政论》则指出：“昔周之衰也，大夫无禄，诗人刺之；暴秦之政，始建薄俸；亡新之乱，不与吏除。”把周朝的衰落，秦朝的暴亡与官吏薄俸联系起来。秦统一后，没有顺应人民的愿望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特别是秦始皇晚年，无限度地征发徭役，竭尽民财以呈私欲，人民生活在死亡线上，官吏的俸禄极低亦应符合实际。在统一过程中与统一初期，秦官吏怀着满腔热情参与到政权的建设之中。由于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他们对物质上的追求。统一全国后，本来希望在生活上有极大改善的的官吏们，却依然过着困苦的生活，这必然会使他们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反差，不可避免地出现由希望到失落，由积极到消极，由廉洁守法到以权谋私的变化。

与薄俸相反的是，秦对官吏却采取了重罚的政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效能，使各级官吏成为君主专制的忠实工具，秦朝对官吏履行公务的要求极严，对于各种失职、违制行为，动辄科以罚金，其细密程度超出想象。如管理的马没有及时卸车，要受到处罚，“已驰马不去车，赀一盾。”［１］１４１母牛生不够小牛，母羊生不够小羊，主管官吏也要受罚，

“牛大牝十，其六毋（无）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羊牝十，其四毋（无）子，赀啬夫、佐各一盾。”［１］１４２－１４３粮仓里有老鼠洞，主管官吏要受处罚，

“仓鼠穴几可（何）而当论及谇？廷行事鼠穴三以上赀一盾，二以下谇。”［１］２１６不仅如此，如果下属有失职渎职行为，主官也要负连带责任，同样会受处罚，如“尉计及尉官吏节（即）有劾，其令、丞坐之，如它官然。”［１］２１４这是说，县尉的会计及县尉官府中的吏犯有罪行，该县令、丞应承担罪责，和其他官府一样。一般的连带处罚原则是，上级官吏所受处罚是违法官吏的一半，直接主管官吏则要受到与违法官吏同样的处罚。“官啬夫赀二甲，令、丞赀一甲；官啬夫赀一甲，令、丞赀一盾。其吏主者坐以赀，谇如官啬夫。”［１］１２３－１２４根据里耶秦简的记载，一些官吏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秦朝统一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和最高统治者的带动，在整个官僚队伍中已经充斥着追求安乐、享受的风气。面对俸禄极低和动辄受罚的处境，官吏只好自己开辟财源，通过违法手段捞取财富。寻找借口收受礼金者有之。如沛县县令借口老朋友吕公来本县定居，乘机通知县里头面人物和群吏前来祝贺，“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者，坐之堂下。’”（《史记?高祖本纪》）刘邦作泗水亭长时，也借到咸阳出差之机敛取财物，“高祖以吏徭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史记?萧相国世家》）《史记集解》引李奇语；“或三百，或五百也。”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强吃强喝者有之。刘邦身为亭长，“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史记?高祖本纪》）《史记集解》引如淳解释：“雠亦售。”很显然，所谓刘邦吃酒时，头上常有龙出现以及刘邦来赊酒，酒就能卖出平日的数倍，这些显然是在刘邦发达后编造的鬼话，而他一年多的时间借助亭长位置强吃强喝，赖帐不给，酒家只好把新债旧帐一笔勾销却是事实。敲诈勒索者有之。如秦统一后迁徙六国豪民到边远地区的过程中，官吏乘机敲诈勒索，“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稍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

（《史记?货殖列传》）秦官吏不仅借机掠夺迁民钱财，而且根据接受贿赂的情况决定迁徙的远近。贪赃枉法者有之。“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曾经因犯罪被栎阳县逮捕的项梁，通过蕲县狱掾的一封信，就被释放，案件也不了了之。后来，

“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

（《史记?项羽本纪》）一个到吴中避难的杀人犯，反而主持起当地的徭役及丧事，这显然与官吏的庇护是分不开的。

三吏治败坏的严重后果

秦代吏治败坏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成为导致秦王朝速亡的一个重要诱因，主要体现在一下方面：

（一）加重了官吏与人民的对立

秦朝末年连续的兴兵黩武、大兴土木，国家的赋税徭役已经超过了人民的承受能力，“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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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

（《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官吏作为秦朝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赋役的催征者，自然被百姓作为了国家的化身和反抗的对象。再加上秦朝法律本来细密严酷，吏治逐渐败坏，就使得官吏可以借法欺民，缘法为奸，进一步增强了苛法的破坏作用，把自己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秦二世统治时期，行督责之术，更是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史记?李斯列传》）全国的官吏，从上到下，以残民为事。如范阳令在任职十年中，“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官吏的虐杀残暴，进一步激化了秦朝社会的阶级矛盾，“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

（《汉书?贾山传》）官吏在民众中失去了威信和号召力，人民则对官吏充满了痛恨之情。陈胜起义后，沛县的县令也想起兵响应，“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史记?高祖本纪》）一个秦朝县令对民众的号召力，已经无法和一个流亡者相比了。秦朝官吏与民众的矛盾越来越深化，越来越广泛，不仅贫苦农民，而且连富家贵室甚至官吏之家都成为了侵夺对象。“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汉书?晁错传》）反秦起义开始后，积压在民众心头的仇恨爆发出来，“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史记?高祖本纪》）的情况。

（二）导致官吏对秦政权丧失了信心

秦朝末年，官吏队伍几乎处于了两难的境地：忠诚于秦王朝，必然处于人民的对立面；如果维护民众的生存权利，就会受到朝廷律令的制裁。秦以严法督责臣下，官吏也往往成为掠夺刑杀的对象，他们除了以各种理由被处以经济惩罚外，还会以“治狱不直”等罪名，被谪戍远方。二世皇帝听信赵高之言，“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愿陛下遂从时毋

疑，即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实际上，二世上台后，按自己的好恶对官吏队伍进行了清洗和镇压。这使得秦朝官吏队伍也出现了分化，一些人继续助纣为虐；一些人则以千方百计把维护自己的生存作为根本，他们“畏罪持禄”，放弃了责任和原则，“慑服谩欺以取容”（《史记?秦始皇本纪》），经常处于恐惧与怨望之中，谨慎小心地过生活；另外一些官吏则在谋划着反秦的活动，由秦朝政权的支柱变成了秦政权的掘墓人。

（三）部分官吏成为反秦队伍的领导者

刘邦反秦集团的骨干成员，很大一部分是由秦朝基层官吏组成的。萧何原为沛县主吏掾，后来升为泗水卒史。“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史记?萧相国世家》）曹参，“秦时为沛狱掾。”（《史记?曹相国世家》）两人作为汉朝开国功臣，成为汉朝第一、第二任丞相。任敖为狱吏，周昌及其兄弟周苛也是泗水主史。夏侯婴原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还，过沛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后来升为县令史。诚如马非百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刘邦集团之最初活动，似全以沛县政府为中心。”［２］４０５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秦朝的县级政府组织，却变成了反秦力量汇集的大本营。不仅如此，在秦朝政权任职的经历，锻炼了这些人干练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宣传能力，为他们进行反秦斗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马非百先生的分析极为精彩，“此其相互关结，与俗所传梁山泊诸好汉，岂有异哉？至彼等当日之宣传，亦甚有极严密之计划。初则宣传刘邦出生之神奇（其父亲见其母与蛟龙交），与其相貌之俊伟（隆凖龙颜，美须髯，左骨有七十二黑子），使听者觉得刘邦自出生时，即已与普通平民不可一概而论。次则开设两片酒店，令女同志王媪及武负分别负责主持，借机当其顾客，谓每当邦醉卧时，彼等曾见其上常有龙，因此更进一步折券弃责（债），作更具体之宣传。此殆与梁山泊、孙二娘所主持之酒店，具有异曲同工之作用。至公宴吕公，吕公当席以爱女妻刘，则为对全县豪杰吏之宣传。田间相吕氏及其儿女，则为对农村大众之宣传。丰泽斩蛇，老妪夜哭，则为对所送郦山徒人之宣传。经过如此再三宣传之后，结果是‘诸从者日益畏之’。于是刘邦之名望，遂发展至于沛县全县，

‘沛中子弟闻之，多欲附者矣。’”［２］４０５－４０６

需要补充的是，这些人在秦朝积累的从政经验，对刘邦打天下与治天下，都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刘

?１８?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２２卷

邦在反秦起义及楚汉战争之中，就设立了严密的档案登记与管理制度，对杀敌立功者进行认真记录。樊哙追随刘邦征战的每一次战绩都有详细记录。在碭东战役中，“斩首十五级，赐爵国大夫。”在濮阳战役中，“攻城先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在与李由军作战中，“斩首十六级，赐爵上间侯。”成武战役中，

“斩首十四级，捕虏十一人，赐爵五大夫。”在开封与赵贲军作战中，“以却敌先登，斩侯一人，首六十八级，捕虏二十七人，赐爵卿。”等等（《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总结曹参的战功时，也详细记录了“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首、司马、候、御史各一人。”

（《史记?曹相国世家》）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在起义初期就有如此严密的档案登记，显然是与起义组织者在秦朝受过系统的行政训练有关。秦朝以斩首记功的授爵方式，被刘邦、萧何等运用于反秦起义之中，这对激励将士们拼死作战，奋勇杀敌，肯定会有巨大的作用，无疑也成为刘邦最后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刘邦首次攻下秦都咸阳，

“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史记?萧相国世家》）萧何所以有如此眼界，在别人争夺金帛财物之时，抢先收集“图书律令”，显然也和他在秦政权中担任官吏，非常清楚这些档案、户口、法律条文等对政治的重要作用有关。

贾谊在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曾经指出：秦朝“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重，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困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繁刑严诛”和“赋敛无度”，然而“吏治刻深，赏罚不当”，“天下多事，吏弗能纪”，官吏队伍的腐化，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苦难，社会矛盾愈加激化。“自君卿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困之实，咸不安其位”，说明在秦朝后期，部分官吏已深刻感觉到了面临的危机，对秦朝由忠诚变成了恐惧和反对，官吏亦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官吏的腐化与分化，加速了秦朝覆亡的步伐，诚如马非百先生所言：“吏治不饬，至于此极，秦之必亡，岂偶然哉！”［２］４０６大批官吏尤其是低层官吏加入反秦队伍，并以他们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与力量强大的农民结合，秦朝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参考文献：

［１］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

［２］马非百．秦集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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