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历史：叶赫那拉氏个案论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64期（民國98年6月），1-3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記憶與歷史：葉赫那拉氏個案論述*

汪榮祖**

摘 要

記憶與歷史不盡相同，每一個人都有記憶，但除了生理上與心理上的制約外，都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一個社會的集體記憶更是社會的產

物，經長期累積而成，往往真假莫辨，信以為真；歷史則要講究客觀可

信，儘量澄清往事的真相。記憶是對往事的一種重演與回顧，而歷史必

須解釋往事，產生歷史意識。本文以葉赫那拉氏個案來說明記憶與歷史

之異同，葉赫那拉氏成為慈禧太后，實際統治滿清帝國將近半個世紀，

不同社會背景與意識形態的人，對同一個慈禧太后，出現形形色色、甚

至離奇怪誕的記憶。民國成立前後，由於國家積弱的傷痛，以及康有為、

章太炎等言論界鉅子的影響，在華人社會的集體記憶裡，慈禧成為前朝

罪惡的化身。如本文所見，歷史家憑藉可靠的史料與理性考證，可以呈

現比較真實的葉赫那拉氏之一生，但仍然難以取代存在於華人社會中根

深蒂固的集體記憶。

關鍵詞：慈禧太后、個人記憶、集體記憶、歷史求真

*收稿日期：2009年1月29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3月20日。

**中央大學講座教授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四期

導 論

美國著名史家康馬究(Henry S. Commager)曾有言：「歷史是有組織的記憶」(history is organized memory)。1他認為記憶本身是一種「沒有組織的現象」(amorphous phenomenon)，所以才需要組織。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活生生的記憶」(living memory)，都有儲存記憶的能耐，特別是親身經歷過刻骨銘心的往事；不過，再強烈的記憶也會隨時間而逐漸淡忘，也有人有感於年華的逝去，更能喚起早年的記憶。然而個人畢竟是社會之一員，其記憶不可能不受到社會與文化的影響。社會學家郝爾巴克(Maurice Halbwachs)就認為，除了不自覺的夢境之外，記憶是社會環境的產物，故記憶必然有其「社會架構」(social framework)，人們從社會架構中獲得記憶，加以認知與形塑，並相互喚起記憶，成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2換言之，個人在群體中記憶，群體的記憶也能透露個人的記憶。不同的群體自有其不同的集體記憶，由於社會與文化背景有異，其間未必有互動的關係。

一個社會的集體記憶乃經年累月匯聚而成，例如西洋中古在基督教強而有力的影響下，形成「基督化的記憶」；傳統中國在儒教強而有力的影響下，也有「儒教化的記憶」。除了宗教、信仰與理念之外，許多具體的儀式、紀念碑、銅像、地標、節慶等也都能穩固集體記憶。所有在「社會架構」裡形成的集體記憶，由於社會價值與意識形態的影響，未必能完全代表過去的真相，所以當今法國史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說：「記憶可以接近歷史，也可以遠離歷史。」(Memory can lead toward history or away from it)3事實上，記憶無論是傷痛、悲戚，或愉悅、振奮都無可避免地帶有情緒，甚至引發激情。胡頓氏(Patrick

1Henry S. Commager, The Nature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Columbus: Charles E. Merrill, 1965), p. 3.

2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Lewis A. Coser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37-39.

3Jacques Le Goff, History and Memory, trans. Steven Rendall and Elizabeth Cla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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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utton)曰:「歷史乃記憶的藝術」(history is an art of memory)，4吾人或可更進一階認為：「史學乃冷靜之藝術」(history is a dispassionate art)，意欲使帶有情緒的記憶冷卻。即使理性時代的史學大師吉朋(Edward Gibbon)，當他身臨羅馬廢墟時，內心也經不起歷史記憶的挑激，感動得不能自已，必須將情緒放空之後，始能執筆寫史。5故史家欲使記憶更接近歷史，就必須經過冷靜的理性思考，仔細辨別史料，考據真偽，判斷是非，而後有系統地組織事實，儘量求其客觀公正。記憶可主觀地「重演」往事並將之傳承，呈現林林總總的形象，而歷史則須對往事作理性的「回顧」(recollection)，選擇正確而重要的往事而後重建之，產生史學思維，以便作具有批判性的解釋。史家「回顧」之餘，尚有「代言」的職責。即使後現代史觀不再以記憶為歷史的潛在根基，認為史家不可能使古人起死回生，但史家的職責畢竟要能復甦既往之心靈，唯有通過理性的「回顧」，才能夠重建若干往事。按照這種說法，記憶是往事的保留，將未經印證的往事延續，而後由史家組織成為信而有徵的事實，並載入史冊，留下可以信賴的歷史記憶。歷史應該是屬於非情緒性的，欲使記憶更加接近歷史，也就是要使遺留下來的記憶更加接近真實。

然而歷史作為求真之學，一直受到質疑，因為歷史乃是由後人書寫的載籍，不免以今人之見來看古人與古事，未必能重建過去的真相。所謂強古就今、古為今用，必然會損及歷史的真實性。雖說史家之具有今見，乃其所處社會環境的產物，所寫古人與古事，即使力求客觀，也可能不自覺地失真，但是歷史之良窳，畢竟有其準則可按。客觀而正確的歷史，需要經過不斷地精益求精而後可得。歷史可以澄清記憶的謬誤，猶如火燭之照幽暗。寫歷史的人不可寫出與證據相左的事實，只能寫真實或信以為真之事，否則就成為故意製作的穢史。當然，歷史也可能失真，不僅延續扭曲的記憶，而且提供不實的歷史記憶。

4Patrick H. Hutton, History as an Art of Memory (Burlington & Hanover: University of Vermont Press;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3), pp. xx-xxi, xxii.

5汪榮祖，〈吉朋及其不朽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史學九章》（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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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僅記憶可能遠離歷史，歷史本身也可能遠離歷史，端視史家求真的技藝如何。

本文擬就獨攬晚清政權近半世紀的葉赫那拉氏(1835-1908)為例，檢視記憶與歷史之異同以及相互間之關係。葉赫那拉氏二十五歲就當上太后，就是實際上長期統治中國的慈禧太后。對這樣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不同社會與文化背景的個人，如前清遺老以及洋人對她各有不同的記憶，毫不足異。個別人的記憶自有其特殊性，然個別記憶在特殊集體中仍有其代表性。極具遺老心態的王國維(1877-1927)在民國是一特殊人物，但在遺老群中卻是一代表人物。當遺老的集體記憶隨時光消逝後，只留下王氏所作不朽的〈頤和園詞〉，供後人憑弔此一記憶。個別洋人的記憶呈現一些正負不同的奇特例子，可以略見西洋人作為一個集體，對遠在東方的太后原無穩定的記憶，只有隨時空而變的印象、觀感、想像、幻想或誤解。唯有在華人社會裡，由於文化與傳統的延續，對此一歷史人物形成穩固而持久的集體記憶。

自清朝滅亡前後，主要由於變法維新派以及革命黨人對當政的慈禧太后所作持續不斷貪婪誤國的負面宣傳，益之以中國的長期屈辱情結，形成民國成立以後華人社會中牢不可破的集體記憶，餘波蕩漾，影響深遠。在漫長時空中，即使在不同的華人社會裡，都會於不經意間將那拉氏作為負面榜樣，雖未必是歷史真相，甚至遠離了歷史，但是深藏在集體記憶之中。慈禧太后的歷史真相到底如何，由於缺少完整的檔案，難以確知宮闈生活的內情與實況，只能利用可得的資料，參考可靠的前人研究成果，儘量明其所以，糾正謬誤，破除或證實記憶的「迷思」，使之更加接近真相而已。但是歷史之「真」，往往只能歸諸「學術」，並不能完全取代在社會中綿延不絕、牢不可破的集體記憶。

前清遺老記憶舉例

在中國傳統裡，每當一個朝代覆亡之後，總是有懷念前朝的遺老。滿清雖以異族入主中原，但崇儒尊制，無疑成為中華政統的繼承者。故民國成立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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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例外，也存在著不少前清遺老。這些遺老們不僅懷念前朝，而且組織宗社黨，力圖恢復。當民國六年(1917)復辟失敗後，他們大失所望，連最有學問的沈曾植（子培）也「期以身殉」，最後跟著康有為(1858-1927)躲進美國使館避難。6在個別遺老中尚有一自稱是前清奉政大夫江夏人吳光耀，曾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在勤政殿見過慈禧，他猶記夾陛王公以及侍衛不過二十人，冠服樸素，「別無儀仗，亦未見垂簾，引見人距御案約一方丈，皇帝前一位，皇太后寶座高以臨之，旗裝長袍大襟」，認為兩宮實並立之，感嘆「士大夫反為讒說所惑，不問母后賢不賢，嗣君才不才，但以母后訓政為大不韙」。這位遺老認為「帝王當以安民生為功德」，然而民國以來，「六易總統，民益疾苦，國益窮困」，於是更加懷念前朝，極力為慈禧辯護，舉凡以牛奶餅毒慈安、慈禧私通縫人等傳聞，因「宮廷之廣，禮防之嚴，勢仰之眾」，實無可能；然而又謂肅順雖然清操尊賢，但「好士而不學，執法而無術，而自有取敗之道」，似乎說怪不得慈禧殺之；又說「光緒並未被幽囚」，實因「德宗庸黯，非可自力之主」，「德宗不能子，不得已而立大阿哥」，甚至珍妃之死，也咎由自取，因「朝廷所以教孝也」，7類此皆強辭奪理，顯與事實不符的記憶。遺老們對前清太后的記憶、印象、評價雖未必完全一致，但由於懷念甚至想要恢復前朝的心態與意識形態相同，都會對長期維持滿清政權的慈禧皇太后，作有意或無意以及不同程度的淨化或美化，否則未免有失遺老的基本政治立場。

民國以後，在殘存的遺老群之中，除了康有為因效忠光緒而痛恨慈禧外，未見對慈禧有負面的看法。其中形之於文字最淋漓盡致的是王國維，王氏字靜庵，號觀堂，足稱現代學術的開山，他效忠清室，恪守儒家君臣大義，在民國時代堪稱異藪，但在遺老之中，卻甚具代表性。事實上，他與遺老們情投意合，來往密切，聲氣相求。他像其他遺老一樣，身在民國，懷念前朝，仍稱慈禧為

6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4），頁438、439。7吳光耀，《慈禧三大功德記》（成都線裝本，1925），卷1，頁1、3、4、8、9、11、25、42、

44；卷2，頁11、14、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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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欽而不名。8他才華洋溢，寫下足與吳梅村的〈圓圓曲〉和王闓運的〈圓明園詞〉比美的〈頤和園詞〉。9這三首古風都屬長慶體，除了〈圓圓曲〉外都以宮苑為背景，都以詠清帝為主體。王國維所詠的主體不是光緒，而是慈禧太后，無意中為我們提供了王氏記憶慈禧的豐富文本。

王國維並未曾有機會親自見到慈禧，所以他的記憶並非「自傳式的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他的認知紮根於國亡後沉痛的懷舊情緒之中。他以咸豐年間內憂外患的歷史背景為開筆，以「南國潢池正弄兵」，喻太平天國長毛之亂，以「北沽門戶仍飛牡」，指英法聯軍之入寇，門戶洞開，聯軍進佔津沽。不久京師失陷，咸豐皇帝倉皇西遁，一去不返，客死熱河，「萬幾從此出宮闈」，隱喻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新局面。母后臨朝聽政，開清朝前所未有的先例。東宮慈安雖是正后，然西宮慈禧乃同治的生母，更重要的是西宮既有政治手腕，又有才幹，所以說：「東朝淵塞曾無匹，西宮才略稱第一。」於是雖由兩宮一起垂簾，實際上乃由西宮主宰。在王國維的心目中，西太后並非弄權，而是在展現才能與美德，她掌權之後，遵守清室家法，不允許外戚專擅富貴，同治中興大業的策劃，也多來自慈禧。10在西太后主導下，恭親王輔政，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將帥平定太平天國及捻亂，才使「八荒重睹中興年」。不過，當慈禧權力鞏固之後，於同治四年(1865)，奪去「親王輔政最稱賢」的恭親王的議政王頭銜，成為真正的獨裁者一段，顯然在王國維的記憶中被刻意遺忘了。

在王國維的記憶裡，慈禧太后臨朝議政以及與大臣詔對，派李鴻章為直隸

8有關王國維的研究頗多，可參閱吳澤主編，袁英光選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1987、1990），輯1-3，分三個年份出版。

9〈頤和園詞〉初撰於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時避居日本，哀弔清亡之意甚濃，即陳寅恪所謂：「興亡哀感動人思」者也，當時即受到友人羅振玉的激賞，立刻手錄影印問世，同時也受到日本友人鈴木虎雄等人的激賞。此七古曾重刊於黃秋岳（黃濬）的《花隨人聖盦摭憶》，後收入《觀堂集林》，卷24，參見〔清〕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冊3，頁1175-1178；本文採用此版本，引文不另註頁碼。另參閱陳永正校注，《王國維詩詞全編校注》（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頁91-107；Joey Bonner,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49-156.

10即〈頤和園詞〉中所謂：「恩澤何曾逮外家，咨謀往往聞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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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治北洋海軍、疏濬昆明湖訓練水師、別建頤和園以自娛。頤和園位於西直門外的北京西郊，風景秀麗，玉泉山水質甜美，聚成昆明湖。昆明湖與萬壽山，好山好水，乾隆在此興建清漪園，被英法聯軍所毀，慈禧重建後才易名為頤和園。然則在王國維的腦海裡，慈禧太后與帝王無異，頌揚之餘，亦略有善意的批評，如在她統治之下，朝野視官爵如糞土，而她也如唐明皇一樣，不喜森嚴的大內而愛清爽的園居。光緒二十年(1894)重陽過後，慈禧過農曆十月十日六十歲生日大壽時，張燈結綵，大事慶賀，並在德和園上演連台好戲。11不幸甲午戰爭就在這一年發生，中國慘敗，大掃祝壽之興。論者對慈禧以私慾害公益，大加譴責。但這些譴責都被王國維刻意遺忘了。

王國維特別指出，清朝的家法甚為嚴格。慈禧乃同治皇帝的生母，光緒皇帝的姨媽，她用餐時皇帝立侍於側、不賜坐，以示太后的尊榮。恭親王奕訢的女兒榮壽公主，最得慈禧的寵愛；咸豐皇帝生前就已喜歡此女的聰慧，同治初封為固倫公主。慈禧身邊得寵的還有雲南人繆素筠，為代筆婦人。慈禧權大勢盛，屢上尊號，計達十六字之多；平常用膳，都是珍品，糜費甚鉅，儼然帝王。王國維並不諱言慈禧之好納賄貨，所以才會「別啟瓊林貯羨餘，更營玉府蒐珍異」。不過，王氏認為慈禧還是關心國是的，不時為國家的安定焚香祝禱。

王國維說，慈禧太后主政前已特受咸豐皇帝的偏愛，參與批答奏摺。英法聯軍入侵後，北狩熱河，咸豐臨終前更贈那拉氏同道堂印章，作為紀念，所謂「內批教寫清舒館，小印新鐫同道堂」。咸豐在熱河駕崩後，同治年幼，按清制由大臣奉遺詔輔政，絕不會贊同垂簾聽政，然慈禧與留守京師的恭親王奕訢聯合，發動辛酉政變，誅殺肅順，賜載垣、端華二王自盡，奪取政權，而當時的慈禧年僅二十六歲，卻扮演了政變的主要角色。12王國維又想起，太后曾為同治皇帝延聘儒臣李鴻藻與翁同龢為師，選崇綺的女兒阿魯特氏為后，13但後來慈禧逼死阿魯特氏一事，他卻刻意忘記。不幸同治得痘症，早逝無嗣，在王

11即〈頤和園詞〉中所謂：「丹陛大陳三部伎」，指她愛以聽戲來祝壽。

12王國維顯然同情慈禧「手夷肅順」，故有「南衙復遘丞卿怒」之句。

13即〈頤和園詞〉中所謂：「為簡儒臣嚴諭教，別求名族正宮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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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維的筆下，慈禧多年的「恩勤」既已付諸流水，不得不「提攜」妹妹的兒子載湉為光緒皇帝，再度垂簾聽政。王氏以「更勞武帳坐珠襦」14一句，輕輕帶過慈禧與光緒間的磨擦，至於幽囚光緒於瀛台的一段經歷，則刻意忘記不提。但他不能不記得八國聯軍入侵時，兩宮倉皇西奔，至懷來縣鄉民進麥粥充饑，途中甚是艱辛，15幸賴李鴻章主持和議，東南將帥雖然自保，仍然遵奉朝命，遂得「坐令佳氣騰金闕，復道都人望翠華」。在王國維的記憶裡，沒有一語因庚子大亂而責備慈禧，還認為京城裡的人都盼望他回鑾。慈禧與光緒回京之後，母子仍然玉食，九廟鐘鼓重聞，頤和園的池台樓閣猶在，然而光緒無子，不能承祧穆宗，慈禧也就沒有含飴弄孫之望。不過，太后腰腳猶健，不廢遊樂之勤，「但看腰腳今猶健，莫道傷心跡已陳」，在王國維的記憶裡有點笑中帶淚了。

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先後駕崩，相隔僅僅一日，王國維對死因並無懷疑，感受的是「天柱偏先地維折」的悲傷。慈禧死前安排後事，立宣統為帝，以乃父醇親王載灃為攝政王，王國維以周公相比。另有重臣張之洞以及才氣騰綽的袁世凱，同詔入主中樞，領軍機大臣，以及奕劻、鹿傳霖等顧命大臣，以冀「共扶孺子濟艱難」。然而令王國維感到遺憾的是，慈禧太后未能識破袁世凱的野心，以至於大喪未久，袁氏就篡奪了清朝，成為民國的大總統。王國維以及包括康有為在內的遺老們對袁世凱的「竊國」，可謂深惡痛絕。

慈禧死後，頤和園人去樓空，16園中當然再也看不到熱鬧的演戲場面，17御園的荒蕪，更見帳簾的漸次傾倒。然而誰知先朝所營建的離宮，「翻教今日恨堯城」，18成為廢帝宣統及其母后的幽居之所。王氏憶此，不免有恨。王氏之

14武帳珠襦典出《漢書?霍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皇太后「被珠襦坐武帳中」詔廢昌邑王故事，以古喻今。

15即〈頤和園詞〉中所謂「草地閒關短轂車，郵亭倉卒蕪蔞粥」。

16即〈頤和園詞〉中所謂：「離宮一閉經三載，淥水青山不曾改。雨洗蒼苔石獸閒，風搖朱戶銅

蠡在。」閒與搖兩字，尤見所寫之景的寂寞。

17即〈頤和園詞〉中所謂「雲韶散樂久無聲」也。雲指雲門大卷，乃黃帝的樂舞，韶是舜的樂舞，

散樂則是俳優歌舞雜奏之屬，謂皇家歌舞之消失也。

18〔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引文有「堯德衰為舜所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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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還不止此，民國對遜清的優待條例，原期有始有終，卻似曹孟德與司馬父子之欺侮孤兒寡婦，不守信用，然而王氏認為此事的是非褒貶自在人心。19於此王國維對前朝的記憶於詩中呼之欲出，對深宮母子的淒然，最表同情，好像又重演當年咸豐皇帝駕崩熱河，慈禧與同治相依為命的情景，然今已大不如昔，當年帝后尚奉天下之養，而今竟淪落到受人憐憫的田地。20王氏回想，感慨一發不可收拾：「虎鼠龍魚無定態，唐侯已在虞賓位。且語王孫慎勿 ，相期黃髮終無艾。定陵松柏鬱青青，應為興亡一拊膺。却憶年年寒食節，朱侯親上十三陵。」21龍（溥儀）可以淪落為魚，鼠（袁世凱）可以變成虎，世事變幻莫測，衷心期盼末代皇帝，小心謹慎，以保天年。王國維回憶那拉氏的一生，以其最後歸宿為總結，隱然可見滿腔的興亡之恨，拳拳故國之思，情見乎詞。王國維借〈頤和園詞〉悼念慈禧太后，雖有事實，但其意識形態與價值判斷極為明顯，他對前朝的懷念既然如此真摯，又能道出遺老們的心聲，而其詞藻之美，感情之富，亦令讀者為之動容。22當遺老群體逐漸凋零以致於銷絕之後，懷念前朝的記憶也漸漸隨風而逝，然而〈頤和園詞〉依然是文學園地裡的不朽作品，吳宓認為：「王先生的頤和園詞高古純摯，直法唐賢，勝過梅村永和宮詞」，23可見一斑。

〔唐〕劉知幾，《史通》（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亦有囚堯城之典，蓋指溥儀退位後，與隆裕太后一起被幽禁於今之堯城頤和園。

19即〈頤和園詞〉中所謂：「宣室遺言猶在耳，山河盟誓期終始。寡婦孤兒要易欺，謳歌獄訟終

何是。」宣誓遺言乃慈禧太后的遺言，山河盟誓則指民國優遇條例。

20即〈頤和園詞〉中所謂：「深宮母子獨淒然，卻似灤陽游幸年。昔去會逢天下養，今來劣受厲人憐。」「厲人憐」典出《韓非子》厲憐王，厲乃患痲瘋病者，意謂此惡疾之痛苦，尚勝倒楣

君王一籌，亟言遜帝在袁世凱的淫威下處境的艱難。

21唐侯賓位是指溥儀的小朝廷，王孫套用杜甫《哀王孫》詩成句，黃髮乃壽徵，無艾是無盡之意。

定陵則指咸豐皇帝的陵寢，慈禧陪葬於此，故規模恢弘，又稱定東陵。

22此詞之動人也贏得不少日本學者的讚賞，見Joey Bonner, Wang Kuo-wei, p. 156.

23語見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詩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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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記憶舉例

以慈禧太后之權傾一時，掌控中國政治之久，被他召見過的王親國戚、公卿廷臣、封疆大吏，不知凡幾，但留下的記憶甚少。庚子國難後，有少數外國人見過晚年的慈禧太后，倒留下一些「自傳式的記憶」，特別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有一位美國女畫家進宮去為太后畫像，對太后的容貌體態記得很清楚，對太后的和藹可親更是印象深刻，所以其感受與一般外國人在義和團事件之後，視慈禧為罪魁禍首，是一殘暴無知老太婆的形象，成為強烈的對比。她親眼看到的是滿臉笑容、十分和善的老太太，於是在她的記憶裡認為一般負面的印象是錯誤的，她甚至將中國的慈禧與英國的伊利沙白、維多利亞女皇相提並論。24女畫家的事後追憶固然基於親眼目睹，但所見只是一時的表象，自稱最有資格談太后的日常生活，而不去評論她作為政治人物的一面，未免見樹而不見林。25大多數的外國人只能遠距離旁觀，即使掌管中國海關稅務數十年的赫德(Robert Hart)，直到慈禧晚年，始得晉見，而清廷深宮如隔萬重簾幕，難窺實情，則又如見林而不見樹，將一時所見與事後對清宮的記憶來美化或醜化隱藏在深層的慈禧，並無法呈現前清太后的真面貌。一般外國人，站在西方自由與進步的立場，視慈禧為保守腐敗勢力的代表，所以戊戌變法前後列強幾皆同情主張變法的「帝黨」，而不支持「后黨」。26

在外國人記憶中的慈禧，有一極為奇特的例子，值得一提：英國人拜克豪斯(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 1873-1944)，於戊戌變法那年抵達北京，直到抗戰結束前去世。他留下兩冊回憶錄，首先回憶他在歐洲的經歷，然後則是回

24參閱Katharine A. Carl, 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New York: Century, 1907), pp. 19-21.

此書中譯本見晏方譯，《禁苑黃昏—一個美國女畫師眼中的西太后》（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

25原文是“It was not the statesman that I had the best opportunity of studying. It was the woman in her private life; and I had unusual advantages for this study.” 見Katharine A. Carl, 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p. 101.

26參閱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

記憶與歷史：葉赫那拉氏個案論述

憶他在中國的十年(1898-1908)。他出身牛津大學，在英法曾廁身文壇，與詩人以及作家們頗有交往，來到中國之後，華語便捷，得與宮中太監，甚至與太后交往。然而他主要的興趣不是風雅，也不是社交，而是「性趣」(sex)。他的回憶說，他到北京後不久，在1899年四月裡，就由總理衙門的慶親王介紹到滿洲貝勒開設的男妓館「素春堂」享樂，還說慶親王也是該館的常客，並毫不掩飾地盡情描述性事的細節。接著他聲稱於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見到了慈禧太后，還說在義和團動亂時，自己主動地挽救並保存了600件寶物、25,000卷圖書，因而當兩宮回鑾時，他通過大太監李蓮英親自歸還皇家文物。他說大太監感激洋鬼子的誠實，回報說慈禧太后將親自到紫禁城大門面見歸還寶物的洋鬼子。就在這年的五月裡，李蓮英在東大門點收，慈禧意外得到失去的寶物，尤其是她所喜愛的精緻玉雕，甚是高興，親切地會見了這個拾金不昧的洋人，賞他三眼花翎、黃馬掛、紫禁城騎馬、金如意等榮譽之外，還賜給他世代罔替的爵位。拜克豪斯回憶道，太后讓他想起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名門貴婦」(famous Victorian grande dame and Lady Bountiful)。他說慈禧主動提及珍妃如何觸怒她而被投井的往事，此次會見之後，他與慈禧開始有密切的關係。他說1904年（光緒三十年）榮祿死後，太后如失依靠，於八月間由李蓮英召他到頤和園。他在路上尋思是否能滿足太后的肉欲，結果是多慮了，太后雖然年已七旬，精力依舊旺盛，可口的飲食、精巧的道具，以及適性的春藥，都可補伴侶生理上之不足。回憶錄中的其他記憶，不是與太監的同性戀，就是與太后的性交。有一次兩者合而為一，太后聽他說到同性戀，感到興趣，要李蓮英回宮後安排，玩多人遊戲。拜克豪斯還不厭其煩地回憶，他在北京可能有上千次的同性關係，與太后的關係亦有150到200次之多。拜克豪斯的驚人之筆，尚不只此。他說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光緒與慈禧均非自然死亡，太后命兩個太監以環套住皇帝的頸子，用枕頭慢慢使他窒息而死，太后則是當袁世凱與鐵良請求晉見時，被袁槍擊中腹部而亡。27

27拜克豪斯之回憶轉引自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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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克豪斯回憶錄所呈現的「自傳式」記憶，近乎狂想曲，充分顯示個人記憶之隨意性，甚至透露心理或生理上的病態。他「重演」或「編製」往事時，將他所知的若干事情，摻雜了許多虛妄的想像，更暴露了宣洩性欲的願望，以及難以掩飾的自戀與自大狂，並以中國的女主作為幻想的對象。類此錯亂的記憶，原不足深論，然而其內容的「精彩」與「聳動」，引起英國著名史家崔敷羅頗(Hugh Trevor-Roper, 1914-2003)的濃厚興趣，因而深入研究拜克豪斯神秘的一生。崔敷羅頗不愧為著名的史家，他「回顧」「精彩」的記憶內容時，並未不加考辨就將之搬進歷史，而是從考證與比較史料入手。除了拜克豪斯的回憶錄之外，他另掌握了與拜克豪斯合作的濮蘭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文件、莫里遜(George E. Morrison)文件，28以及相關人士的日記等等。他因而注意到拜克豪斯的兩冊回憶錄為「極其嚴重的、心心念念而又怪誕可笑的淫穢」之作，並為拜克豪斯的心態作了言之成理的詮釋：「拜克豪斯作為一個不能自制而甚可憐憫的同性戀者，在中國得到放縱的機緣，因當時的英國由於維多利亞時代偽善的性壓抑律法猶在，只能偷偷地冒險享受這種樂趣」，所以這兩冊回憶錄只能稱作「拜克豪斯幻想的性生活，一發生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文壇與政壇，二發生在慈禧的宮闈」。29史家對拜克豪斯記憶背後的心理分析，甚是明快。

崔敷羅頗也從考證中發現拜克豪斯所說不實，如歸還清廷寶物諸事，竟不為任何當事人所知，30也就是僅有孤證而全無旁證，而其孤證又往往已不復存在，因而無從考稽。拜克豪斯聲稱，他於景善死後取得其日記，31以及從李蓮英侄孫購得這位太監總管的日記，可以互證其說，但「李蓮英日記」並不存在，而「景善日記」已被莫里遜等人斷定為偽作。史家疑其當疑，認為拜克豪斯習

Backhous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8), pp. 305-312，314-315. 該書首次出版於1976年。

28 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pp. 19-20.

29 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p. 297.

30 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p. 306.

31所謂《景善日記》，收入濮蘭德、白克好司，《慈禧外記》（上海：中華書局，1934），頁177-214。

該書首次出版於1917年。

記憶與歷史：葉赫那拉氏個案論述

於作偽，常常無中生有，但仍於字裡行間疑其未必全假，如引用濮蘭德私函中提到粵人指太后敗德，早年曾由太監引進面首，雖說不能證實，卻謂「假如早年發生過，為什麼老了就不會發生？」32忍不住要作假設性的猜測。其實，宮闈森嚴，即皇帝也難有隱私，何況后妃？更何況除一面之詞外，別無任何痕跡，故此乃絕無可能之事。史家明知為「荒誕之淫書」，卻將「幻想的性生活」詳細「重演」在他的歷史作品裡。他明知所據史料多偽，卻說他的主要目的其實不在辨別真偽，而在理解拜克豪斯的人格與心態。33史家不以理性與實證，徹底破解記憶之虛妄，反效文人狡猾之筆，故作虛妄之談，以致於使荒誕的記憶繼續流傳。

當拜克豪斯被證明是騙子之後，西方知識界為之震驚，因為拜氏與《倫敦時報》（The Times，俗稱《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濮蘭德合撰有關慈禧以及晚清史事的英文專書，在西方世界一直被奉為權威之作。34濮氏華語流利，出身牛津的拜氏更聲稱能通包括華語在內的十種文字，而他倆又身在中國，並稱獲得機密文件云云，自然被視為可以值得信賴的中國通；其實，二人不過是記錄當時聽到的傳聞，真假互見之外，又編造謊言而已。拜氏存於牛津大學波甸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的中文資料也遭質疑，其中不乏偽件。一旦暴露拜氏不僅在其回憶錄中胡言亂語，而且故意在有關慈禧與中國的專書中造謠作假，信用自然掃地。但是數十年來他倆已為西方世界鑄造了不實的中國形象，就中國的皇太后而言，在洋人的心目中或記憶裡，尤其被定型為一邪惡、殘忍、貪婪、濫權的「龍后」(dragon empress)。35龍在中國是帝王的象徵，但在西方

32 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p. 321.

33 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p. 317.

34J. O. P. Bland and Edmund Backhous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 (Philadelphia: J. P. Lippincott Co., 1910); Edmund Backhouse and J. O. P.

Bland,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AMS Press, 1970 reprint)，前一書於二年之內再版了八次，後一書更被西方讀者視為有關清廷的權威之作。

35可見之於一般有關慈禧的外文傳記，如Marina Warner, The Dragon Empress: Life and Times of Tz’u-hsi 1835-1908,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New York: Atheneum,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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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魔鬼的化身，「龍后」在洋人心目中不啻就是「魔女」。

美國記者作家施格里夫(Sterling Seagrave)有鑒於拜氏之醜化慈禧，近年別撰傳記一冊，雖仍以「龍后」為書名，實欲為慈禧翻案，36呈現年輕一代西方人對慈禧的歷史記憶。其實，濮蘭德與拜克豪斯在他們合寫的晚清史中，並未一味醜化慈禧，而是所說真偽混雜，過度渲染，若謂太后異常精明，思想活潑，野心勃勃與酷愛權力，十九歲時已精通五經與二十五史云云。這兩位作者雖在書名上標明根據國家文獻、私人日記，以及慈禧家乘，實皆虛妄之談，從他們認定慈禧出身寒微，在寧國「過著一貧如洗的生活」(lived in the most abject poverty)，可以一葉知秋。37不過，施格里夫也不是嚴謹的學者，雖用了許多英文日記、書信，以及若干檔案資料，但全不能用漢文。名為傳記，實係慈禧及其時代史，於晚清史事又欠通曉，若謂李鴻章為了滿足其報復之心，實乃戊戌政變幕後的主要推手云云，38甚是離奇。因而他雖欲為慈禧翻案，結果矯枉過正，將她說成既不專權，更不濫權；又說她在頤和園退休，不可能奪光緒之權。施格里夫認定她逮捕戊戌六君子、將其罪名升級，是在慶親王、大學士剛毅，以及其他「守舊派」(ironhats)的強大壓力下才做出的決定，最後誅殺六君子也是出於不得已，以防保守的甘肅鐵騎之暴亂，所以慈禧並非戊戌政變的罪魁禍首，她不但沒有軟禁光緒，而且還為他延醫診治宿疾。施格里夫又謂，指慈禧應負義和團之亂的主要責任是錯誤的，她反而是受害者，此事實應歸罪於守舊頑固派。施格里夫認為慈禧一直蒙受《倫敦時報》記者莫里遜、濮蘭德以及拜克豪斯的公然毀謗，他並注意到康有為於戊戌政變後對慈禧的恣意攻擊，也傳至西方，影響到西方人的觀感，但他居然認為李鴻章最應負清朝與太后名譽受到污名化之責，主要是李鴻章將不實暴行傳播給西方媒體，才導致八國聯軍入侵。39施氏根據不實的「歷史」，使他對慈禧的想像遠離了歷史，竟與前清遺

36 Sterling Seagrave, Dragon Lady: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Peggy Seagrav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37J. O. P. Bland and Edmund Backhous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pp. 3, 8.

38 Sterling Seagrave, Dragon Lady, pp. 228, 230, 242.

39 Sterling Seagrave, Dragon Lady, pp. 205, 236, 238, 239, 241, 287-288, 421, 432, 437. 事實上，李鴻

記憶與歷史：葉赫那拉氏個案論述

老一樣「美化」與「淨化」對慈禧的記憶。雖然兩者的心態與動機有異，其間更無必然的關係，施氏或僅欲標新立異以求售，然而徒增紛擾，亦可見西方人對慈禧的印象或記憶隨時空環境而變，並不穩定。

華人社會集體記憶的形成

民國以後，那拉氏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裡卻甚穩定，她被定型為禍國殃民、罪孽深重之人，甚至成為中國百年屈辱的替罪羊。她自清朝咸豐皇帝駕崩後，以懿貴妃與皇后並稱皇太后。慈禧皇太后逐步掌握權力，同、光兩帝都是她名副其實的「兒皇帝」。她成為大清帝國的女強人，當她於光緒三十四年七十三歲逝世時，實際統治中國大地一共四十八年，但她死後不到三年，滿清政權就滅亡了。她作為女性，更難以在人們的記憶裡抹去「禍水」的印象。於是流傳一則持久不衰的故事，形之於野史稗乘，又複製於小說、戲劇以及影視之中，且不斷地「重演」，因而有史家亦不免為之「代言」，說是努爾哈赤當年滅掉葉赫族，統一建州，奠定大清的根基，葉赫先祖曾誓言復仇，最後終於由葉赫那拉氏完成顛覆清朝的使命。40這種說法無疑是說：慈禧根本是命定要來禍害大清的。努爾哈赤滅葉赫是史實，但由葉赫女子來報仇雪恨卻是虛構，虛構的線索則是斷定慈禧要負滿清亡國之責，以落實報仇之說。其實，慈禧太后當政近五十年間，正是列強變本加厲侵凌中國的幾個世代，中國人遭遇到災難性的經驗，無可避免地累積以及沉澱於記憶之中。在創傷的集體記憶裡，大權獨攬的慈禧太后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許許多多對她貶抑、譏嘲、譴責、怪罪

章甚支持慈禧，也得到慈禧的信任。據王照所述，簽訂《辛丑條約》前，外人堅持廢太后，請光緒親政，經李鴻章再三商議後，始作罷，見〔清〕王照（小航）口述，王樹 筆錄，《德宗遺事》（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3），頁44。

40參閱蔡東藩，《慈禧太后演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清〕惲毓鼎，《崇陵傳信錄》，收入廣文編譯所主編，《清史集腋》（台北：廣文書局，1972），冊4；該著作又名〈清光緒帝外傳〉，為光緒帝傳記。德齡原著，秦瘦鷗譯，《慈禧外傳》（上海：春江書局，出版年不詳），也記此事。通俗歷史如章君穀等著，《慈禧與珍妃》（台北：中外雜誌社，1972），亦言之鑿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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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詞，好像都是恰如其分，就連她的出身也被貶為低微，謂她入宮時只是一個宮女，因美色受寵。此論完全不顧當時八旗選秀的嚴格，以及清檔玉牒所載，她明明是道員惠徵之女，以蘭貴人入宮，初封懿嬪，又封懿妃，再封懿貴妃，41最後成為孝欽顯皇后，出身與來歷原甚清楚。

當晚清日益衰敗之際，當政的慈禧太后曾先後成為變法派與革命黨兩大派宣傳戰攻擊的主要目標，通過現代媒體，對妖魔化慈禧起了深遠的影響。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在日本辦報，展開保皇政治活動，其目的就在打倒西太后的勢力，以冀光緒皇帝能夠重握政柄，故對慈禧的攻擊尤其嚴厲。康有為在宣傳上力陳光緒皇帝之聖明與慈禧太后之腐敗，如覆日本友人書中所云：「敝國之情勢，西后則守舊耽樂，皇上則明聖維新，若坐視皇上見廢，則敝國從此淪亡」。42康有為深信變法的失敗主要是受到「西后之扼」，並強調慈禧執政無正當性，認為「西后分非正嫡，於我皇上不過先帝遺妾耳，既無母子之名，當正君臣之分，既敢行逆廢主，則是篡位之賊耳，豈得復待以君后之義。」43康氏將太后干政等同「篡位」之餘，更進一步從性別上加以撻伐，比之於歷史上一連串的女禍：「女禍之烈，自古所痛。自褒姒滅周，呂后亂漢，南風亡晉，武曌篡唐，由來已久。」44西太后甚至比歷史上禍國的女人更加惡劣，「夫褒姒滅周而未嘗廢其君，武曌廢君而未嘗亡中國，而那拉氏實兼之，幾舉四千年文明之中國而盡滅焉，此自生民以來未有此凶禍者也。」45那拉氏幾乎是中國空前未有的災難，應該以孔子廢君為賊之義來討伐慈禧。他認為就是使用「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切齒腐心，戟手謾罵」這樣強烈的言語來譴責太后，

41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咸豐朝滿文玉牒〉，轉引自徐徹，《慈禧大傳》（瀋陽：遼瀋書

社，1994），頁33。咸豐皇帝共有后妃十九人，慈禧排名在孝德與孝貞之後，見〔清〕金梁，《清后外傳》（上海：上海書店，1934），頁212、214。

42〔清〕康有為，〈復依田百川君書〉，原載1899年4月20日之《知新報》，收入湯志鈞編，

《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上冊，頁393。

43〔清〕康有為，〈復依田百川君書〉，收入《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394。

44〔清〕康有為，〈致兩江總督劉坤一書〉，收入《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458。

45〔清〕康有為，〈致兩江總督劉坤一書〉，收入《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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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得到孔子的認可，因為國家要比一個女人重要得多。46康有為為了力保光緒，確實達到詆毀慈禧的效果，但同時也傷害了大清帝國的聲譽，至少在辛亥革命前，對顛覆清朝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庚子義和團之亂造成八國聯軍入侵之禍，為中國人帶來空前的苦難與屈辱，在傷痛的記憶中，對執政者慈禧太后之荒謬無知與師心自用，印象變得更為惡劣。於庚子事變後轉向革命的章太炎(1869-1936)，當戊戌政變時也遭牽連，先後避居台灣、日本，曾以台灣旅客筆名在《清議報》發表文章，呼應康梁否定慈禧太后的正當性，有謂：「今慈禧與文宗則非正嫡，於今上則非所生，夫為文宗后者則為今上母，不為文宗后者則不為今上母。」47換言之，慈禧既非咸豐皇帝的正后，在法理上就不是光緒皇帝的母親，太后的合法地位也就不存在。太炎剪辮革命後，不再認為康有為等待那拉氏老死，光緒復辟可以救中國之論可行，遂以慈禧治下的整個滿清皇朝為敵，攻之不遺餘力，成為當時最犀利的排滿革命家。慈禧太后七十大壽時，有一則流傳甚廣的譏嘲聯語，義正辭嚴而又嘻笑怒罵，痛斥太后的喪權辱國：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長安？

嘆黎民膏血全枯，只為一人歌慶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灣，而今又割東三省！

痛赤縣邦圻益蹙，每逢萬壽祝疆無。48

此聯刻劃太后之遊樂無度，耗盡民脂民膏，就是為了承她一人之歡。就在十年前，她挪用海軍軍費造園，導致甲午戰爭的失敗。甲午戰前她又曾大事揮霍，籌辦六十大壽之慶。49太后壽慶原是「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但她每十年過

46〔清〕康有為，〈與張之洞書〉，收入《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438。

47〔清〕台灣旅客來稿，〈答學究〉，初載《清議報》，冊14，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1899

年5月10日），收入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上冊，頁82。

48此一版本朱起風所撰之《古歡齋雜識》有錄，轉引自吳嘉靜，〈章太炎斥西太后聯語一則〉，

收入劉北汜編，商鴻逵等著，《實說慈禧》（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296。

49李鵬年據檔捲資料列出有關慈禧六十萬壽慶典的細節，參閱氏著，〈一人慶壽舉國遭殃—略述慈禧的六旬慶典〉，收入《實說慈禧》，頁18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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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壽，就要割讓土地，她活得愈久，國土變得愈小，慶祝她的萬壽，好像是在慶祝喪失疆土。運筆之巧妙，令人嘆為觀止，似乎出自太炎之手，然此聯〈菿漢大師聯語〉失載，且有多種不同版本。50或初出太炎之手，當時太炎已出獄東渡，關切東三省危機，撰此聯斥慈禧之喪權辱國，而仿作者多，故有詞異意同的多種版本，如無名氏尚有一聯曰：「一人欣有慶，萬壽獨無疆」，承襲之跡顯然。總之，此一聯語版本之多，正見其流傳之廣。中華韻語簡短易誦，可以琅琅上口，而隱喻之巧妙以及詞藻之富麗，令讀之者難以忘懷，然亦不免縱橫意象，渲染失真。此一聯語的流傳，無疑加深了慈禧太后在集體記憶中貪婪濫權、誤國誤民的負面形象。康有為、章太炎，以及其他清末民初言論界的鉅子，對慈禧的負面集體記憶之形成，具有一定的鑿造之功。負面的集體記憶也落實到長久以來在中國大陸上的學術研究，認為慈禧「得到帝國主義大力的支持」，鎮壓人民，屠殺義和團，「與人民群眾利益是對立的」。51而這樣的歷史研究，反過來又再加深了負面的集體記憶。

影響所及，坊間有關清宮的小說與電影，扮演慈禧的女角所呈現的幾乎也都是反面角色，勢必會加深對前清皇太后的負面集體記憶。這種集體記憶在關鍵時刻不時會在民間人士中浮現。民國45年(1956)10月，當台灣的自由主義者為蔣介石慶祝七十壽辰時，即有人以「清議與干戈」為題，借那拉氏壓抑清議導致亡國的前車之鑑，來規勸專制的蔣總統不要扼殺言論自由。那拉氏在這位作者的記憶裡顯然是一「迷戀權位醉心專制」、「倒行逆施」、「喪失理性」的統治者，「極力炫耀她的威風，但是環繞左右的都是俯首貼耳的順臣」。52當中國大陸文革後期打倒四人幫之時，江青亦被行文者指為「恬不知恥地模仿

50如陳香編著，《楹聯古今談》（台北：國家出版社，1990），上冊，頁347，所錄內容相同而

文字略有異同，如謂「五十割交趾」而非「五十失琉球」，中華書局版《聯對大全》(1921)亦作「五十割交趾」，或即陳編之依據。舊燕於香港《新晚報》（1979年6月17日）引錄此聯，則作「五十失琉球」，並指此聯乃出《蘇報》主筆林白水（即林萬里，1873-1926）之手。章太炎與《蘇報》關係密切，並因蘇報案入獄，舊燕是否誤指，難以確斷，姑且存疑。

51袁定中，〈那拉氏反動的一生〉，收入周康燮主編，《戊戌維新研究論集》（香港：崇文書店，

1973），頁141、145、146-147。

52劉博崑，〈清議與干戈〉，《自由中國》，卷15期9（1956年10月），頁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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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大施淫威」。江青仰慕「罪惡累累，罄竹難書」的慈禧太后，就是要學習「鬼蜮伎倆」以遂陰謀奪權之實，53於此慈禧的負面集體記憶又浮現出來，作為妖魔化江青之用。直到晚近，轟動一時的陳水扁貪瀆案，涉案甚深的陳妻吳淑珍，亦被指為西太后，平面媒體的標題特別醒目：「8年沉溺金權『西太后』無役不與」，內文有云：「太流董事長李恆隆在SOGO爭奪戰役中，曾大罵吳淑珍：『她以為她是西太后啊！』西太后以奢華、貪婪、小氣、愛權著名，她不是皇帝，卻把兩代帝王玩弄於股掌之中，搞垮了大清帝國元氣」，結語是吳淑珍「拖垮了民進黨，古今對照，西太后誠然是吳淑珍最佳的註解」。54以上暴露在社會大眾面前的例子，在時間上長達半個世紀，在空間上橫跨兩岸，包含1950年代台灣的自由主義者，文革後的大陸知識分子，以及當今台灣的新聞記者，莫不載負相同的記憶，足以說明慈禧太后在華人社會的集體記憶裡是何種形象，這種形象又如何深藏於人心，綿延不絕，因而會在適當的時候，運筆之際，穎脫而出。誠如郝爾巴克所說：「集體記憶之所以持久不衰，得力於看法一致的群體，在群體中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記憶。」55值得注意的是，在華人社群中，對慈禧太后特具的負面記憶可說是超越社會階級、家庭背景、團體屬性，以及宗教信仰，幾乎成為所有華人的共同記憶。郝爾巴克又說：「集體記憶需要特定時空裡一群人的支撐。」56就慈禧的集體記憶而言，其人群、時空以及支撐力道之大，絕對非比尋常。

尋求葉赫那拉氏的真相

除了個人親歷的事件之外，絕大多數的記憶來自閱讀史書、觀覽文物、參

53李知宴，〈慈禧是陰謀篡權的野心家〉，載「文物與考古」欄，期56，《光明日報》，1977年2月9日，頁3。

54見曹秀雲，〈8年沉溺金權「西太后」無役不與〉，《中國時報》，2008年12月13日，A2版。55見Maurice Halbwachs, The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Francis J. Ditter Jr. and Vida Yazdi Dit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 p. 48.

56 Maurice Halbwachs, The Collective Memory,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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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節慶或紀念活動。其中史書尤能提供具體而微的記憶，然而史書不盡可靠，足以誤導記憶，不僅是為了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原因刻意誤導，而且重現已經煙消雲散的真人實事，原本不易，由於資料不全，往事一旦消逝，很難追回。歷史確實只能留下往事的殘存，殘存的歷史主要見之於筆墨文獻之中，筆錄既然出自史家之手，質疑史家是否客觀，亦非無故。所以疑史之風，無論中外，古已有之；歷史相對主義的陰影難除，後現代理論更進而否認歷史真相之可能，因為歷史既然由今人書寫，只能反映當代，而非既往。往事既然主要由當今社會所建構，則當代的信仰、利益、啟示、關切等等，足以形塑各個歷史時期的當代觀點，此即所謂「今主義」(presentism)的歷史觀。然則，歷史若只能停留在當今，無異失去了古往今來的延續性；如果這樣，所謂歷史記憶，實非既往真人實事的呈現，而僅僅是今人對往事的記憶而已。

歷史是否能夠提供既往的真人實事，作為不受「今主義」「汙染」的歷史記憶？此又須回到歷史是否可能求真的問題，歷史本以真實為貴，求真乃史家的職責。然而必須承認所錄未必盡實，更未必如實，「所記」必有「走漏」，永遠無法一如「實際」所發生者，所謂「為史者難乎具載也」。57話說回來，不可能做到「盡而不汙」，或使歷史真相完整地呈現，並不足以否認史家可以憑其客觀與理性思維，依賴可獲致的史料、考訂證據以及想像力，來建構近乎真實、公平而周延的歷史。建構出來的歷史真相，若非絕對客觀(objectivity)，至少可以合情合理(plausibility)，爭取到「直未必盡」的境界。今與古之間在時間上的距離，未必不能跨越；認知上的障礙，也未必不能克服。

以葉赫那拉氏的個案而言，由於檔案不全，不可能獲致全部真相，尤其有關宮闈內情以及生活細節，消逝之後，永難重見天日，許多傳聞與記憶亦因而難以破解與證實。不過，若干確切的史實，已經不斷出現。例如慈禧在何處出生，久無定論，但當她的曾孫葉赫那拉?根正根據家族記載，可以完全確定慈

57宋朝孫甫語，參閱氏著，〈唐史論斷〉，收入〔清〕紀昀等總纂，《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冊685，頁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