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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环境的国际比较

中国投资环境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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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分析框架,从宏观稳定性、国际一体化、监管制度、治理结构、行政效率、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等方面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并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中国及地区投资环境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投资环境国际一体化监管制度治理结构

一、投资环境的界定

投资环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宏观层面的政策,也涉及制度框架,以及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等。简单来说,投资环境是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宏观环境,指的是经济、政治的稳定性,包括财政金融、外汇外贸政策。宏观稳定性强,投资环境就好;二是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法规的框架问题、效率问题。就企业来说,它涉及的内容包括市场的进入退出、劳动关系、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程度、金融与税收执行效率、政策透明度,以及各项环保、安全、健康等规定的执行情况。问题不是要不要有这些规章,而是在设计规章时能不能把监管与激励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能不能避免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的出现,能不能做到有助于公众利益、易于实施而不会滋生腐败和干扰;三是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包括硬的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如电力的供应、交通运输、电讯、银行服务。一般来说,宏观政策比较稳定、制度环境比较健全、基础设施条件好的,投资环境就好些,吸引的投资就多,投资的效益就好,而且还能带动更多的投资。我们讲投资环境的好坏,不能单纯看投资额多少。投资额高,并不一定就代表投资环境好。在有些情况下,投资是靠政策的倾斜、或减免税等措施实现的,这种情况可能一时奏效,但从长远来看不一定效果就好。伊思特利(easterly)最近进行经济增长研究时发现,投资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度出入意外地低,投资环境的好坏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是否创造了更强的竞争力,是否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投资环境关系到政府的宏观政策,关系到国家的制度框架,关系到企业的微观行为,也关系到基础设施。要改善投资环境,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二、中国投资环境的国际比较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一直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所说的,如果把中国的省都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区来看,那么从197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二十个地区全都在中国。中国的快速增长不仅反映在gdp方面,增长带来了广泛的效果。以摆脱绝对收入贫困的人数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无疑是对全球扶贫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以官方的收入贫困线作为计算标准,1978年(即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年)中国农村有2.5亿贫困人口,到1999年,贫困人口下降至3400万。其中一半左右在1978-1985年间实现了脱贫。这不仅对中国本身来说意义重大,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除了收入增长之外,中国的人口发展指标也大幅度改善。同时,中国的成就还反映在许多结构性指标的变化上。自1982年到2000年,15-64岁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比重从61.5%上升到70.2%.正如其他的东亚国家一样,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有助于提高人均收入增长率。随着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入工业和服务部门,人们也从农村涌向城镇。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从1980年的69%下降到2000年50%.与此同时,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21%上升到2000年的36%.工业和服务行业的增长大部分由私人投资带动。1999年,私人投资占gdp的17%,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还根本不存在私人投资。中国经济重心从农业到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变与其经济开放紧密相关的。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的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3%上升到44%,增长了三倍多。中国还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1998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了gdp的5%,巴西为4%,墨西哥为2%,印度还不到1%.中国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中国的投资环境较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有许多优势,如宏观稳定性,国际一体化等。下面我们按一定的投资环境衡量标准,从八个方面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具体分析中国投资环境

的优势和劣势。它们包括宏观稳定性、国际一体化、治理结构、基础设施、市场的进入与退出、人力资源、金融服务等。

1.宏观稳定性

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实行了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保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增长。中国的通胀率一直很低,即便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也是如此。当然,根据经济学家巴罗(barro)的观点,适度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可能没有太大的害处,但是低通货膨胀往往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有了很大加强。1993年,当经济出现过热时,政府立即采取了遏制通货膨胀的做法,两年之内使国内物价总体水平降了下来。1997年,在承受人民币不贬值的巨大压力下,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支出,有力地缓解了通货紧缩问题。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增长只有2-3%,主要经济大国举步维艰,中国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无疑,中国宏观的稳定性在改善投资环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不少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表现是突出的。

2.国际一体化

3.监管制度、治理结构、行政效率

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治理结构以及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衡量治理结构的方法有多种多样,考夫曼(kaufman,kraay,and zoido-lobaton)等提出了五个综合指标,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全部。一是政府的效率,包括行政人员的能力,所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机构的独立性等,这些都是政府在制订和执行一套好的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二是监管的负担,包括规章的种类、数量、管理的市场多少、竞争政策、价格政策等。主要是用来衡量政策的效果,经商环境以及对市场的友好程度。规章应该简单易懂,不宜过多、过于复杂。如果规章过多,不仅会加重执行的负担,也容易造成很多逃避现象。规章的负担不宜过重,应该有一种对市场的亲和力。三是法制记录,主要看各种法律、法规执行的力度、效率以及可预见性。执法要严,违法必纠。如果有了一部好的法规,但执行不力,那就等于是没有法规。法规的执行与法规规则的制订同等重要。法律还要做到有可预见性,朝令夕改会损坏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四是腐败问题,它是用来衡量非正常付费的频率和规模。腐败是一个全球现象,既有制度上的问题,也是管理和执行上的问题。五是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情况,衡量指标包括发生政变、暗杀、暴乱和武装冲突的概率。如果政治和社会不稳定,那么任何投资都是很难想象的。

我们在衡量治理结构时采用五边型的表达方法。外边的网代表最好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网越大就表示它的治理结构就越好。世界银行对全球174个国家进行了评估,根据这一评估以及我们对中国企业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国的情况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甚至是矛盾的一面。在衡量规则的负担和政府效率时,我们使用了两个指标,一个指标是时间成本,另一个指标是非正规付费及其他的交际成本。根据商业环境调查报告的发现,中国企业经理大约要花9%的时间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这一指标比0ecd国家要差,与欧洲转型国家、拉美国家大致相同,但要远远好于印度等国。但是,全球竞争力报告则认为中国的情况大大低于中间值,甚至说比印度还要差。在腐败指标上,中国的排名处于企业腐败成本最高的行列;非正规的支付情况比印度、泰国还要严重。因此,从上述的两份报告看,中国在监管负担、治理结构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差距,仍有不少要改善的地方。

4.市场的进入和退出

企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不仅反映了投资环境的难易程度,对发展健康的经济也十分重要。一般来说,在一个有竞争的市场上,市场的进出应该是自由的。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壁垒会阻碍新企业、好企业的出现,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也不利于企业创新。简科夫(djankov)等对世界上85个国家的市场进出规律进行了统计,研究企业在创办时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从审批程序、所需时间来衡量。各国的情况差距很大。在加拿大,要创办一个企业只需要两

个审批,而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需要21个,有的国家则更多。加拿大需要两个工作日,而在玻利维亚就需要152天。审批程序的复杂以及旷日持久的等待大大加重了经济的成本。在玻利维亚,设立一家企业的成本为人均gdp的266%.研究还表明,管制过于严格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腐败,也使大批的经济转入地下,成为所谓的黑色经济。根据简科夫的标准和调查发现,在中国创办一家企业需要办理12个审批,多于抽样国家的平均数(10个),所需时间92天,也大大多于抽样的平均数(47天)。中国在减少审批方面已取得了不少进展,最近我们在广东的江门市和深圳市访问时就发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江门市推行了一站审批法,将不同的审批部门集中办公,一个窗口对外,缩短了审批部门之间的周转,也方便了申办人。深圳还提出了代办制。这些都有效地改善了企业的投资环境。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现行审批制度仍显过多,还需要进一步地精简。

衡量市场进入和退出难度的另一种方法是研究与之相关的产出情况。看一个国家的市场是否有竞争力,一个重要指标是行业内企业生产力的分散程度。在有竞争的市场上,由于有了优胜劣汰机制,效益差的企业要么大力推进革新,迅速提高它的生产率,要么会面临被淘汰的下场。这样,企业间生产力的分散程度就不会很大。如果存在很大的分散度,就证明市场的进、出是不自由的,竞争是不完全的。例如,政府的补贴和保护或管制过严都会使效益差、成本高的生产企业继续留在市场内,而那些生产力高、有创新能力的新企业就可能被挡在了市场之外。放宽市场准入、增大竞争会激发企业更大的创新动力,也会给那些不进行创新的企业做出更大的惩罚。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过多保护、增加市场竞争,可以迫使效益差的国内企业奋起直追,改善管理、消除浪费,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否则就要被淘汰。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生产水平的提高,生产力分散的情况就会缩小。我们在印度、中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调查了服装、电子行业生产力方面的差距,既衡量行业率和竞争壁垒。4个东亚国家的生产力分散度相对较低;在服装行业,马来西亚、泰国的比率低于3,韩国略高于2.中国的情况比印度略好一些,但比其他东亚国家都差。在中国的服装和电子行业,一个效率高的工人的人均附加值要比效率低的多出5倍。总体而言,在有竞争力的国家或行业,生产力的分散程度总是低的。

5.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投资的硬环境。在基础设施差的国家或地区,企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原材料、信息,才能把产品推向市场,支付的成本更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简单来说会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情况更糟时则会让许多新企业望而却步。因此,我们看到基础设施条件好的国家和地区,发展总是要快一些。这里,我们选择了航运和港口、电信、电力三方面内容,比较中国、泰国、印尼、韩国、巴西、印度等国的基础设施。在航运和港口方面,我们采用的是美国海关的数据。该数据覆盖了所有抵达美国港口的集装箱船只,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比较特定产品,如纺织品从世界不同港口出发的航运成本。中国较印度有很大的航运成本优势,与泰国、印度尼西亚、巴西相比也有明显的优势。中国所表现出来的优势说明了中国有大量的出口,港口的效率较高。在海关出入港手续上,中国也要优于印度,但比韩国和泰国稍差。另外,我们还对上述国家的制造业企业进行了调查,以了解进口原料的报关入港时间。中国平均是8天,印度11天,韩国和泰国是7天。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我们还询问了企业过去6个月内最糟糕的一次海关经历,了解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是否稳定。在印度,个别企业最糟糕的一次海关经历是遇到了长达3个星期的延误,而在中国的上海港却只有9天。中国由于有了像上海这样的现代港口设施、良好的港口和海关管理,加快了与市场的接轨。

电力是基础设施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特别对制造业企业来说,电力的可靠性是考虑的头等因素。中国的发电量在逐年增加,特别是一些大型水电设施建成后,中国的电力会有更大的发展。但从目前来看,中国的人均发电量比印度、菲律宾要高,但不及泰国、巴西、马来西亚。发电能力当然不是故事的全部,还要有可靠的电力供给。如果电力供给不能保障,那

么电价再低也是没有意义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抽样调查,中国只有30%的企业备有应急发电机,而在印度,这一比例是69%.中国企业称,由于电力问题造成的产出损失为2%,而在巴基斯坦则达到了6%.基础设施当然还包括其他的许多方面。由于各国、各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因此,它对投资环境的影响也不一样。在孟加拉国,基础设施是影响投资环境的最大障碍。我们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五大城市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多数企业都没有感到这方面的制约,但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仍是发展的一个最大瓶颈。

6.金融服务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一般来说,金融体系发达的国家(用金融深度来衡量)较欠发达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好的金融体系可以将金融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它的作用比简单增加总投资会更有效。从国别比较来看,中国的金融显得比较薄弱。大量的金融资源是用在了国有企业,而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很少能获得国家银行的正规贷款。根据抽样调查,中国只有不到12%的中小企业能从银行贷到运营资本。与此相比,马来西亚有21%的中小企业能够从银行得到贷款,泰国和韩国为26%,菲律宾为28%.在中国,规模100人以上的企业有27%的资本是来自银行贷款,20人以下的企业贷款额不足3%,而在印度则分别为38%和29%,均好于中国。这样,企业的规模越小,就越难能够从正规银行获得信贷。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正规银行不应以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拒绝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行纠正。从上述几个方面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优势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优势方面主要表现在宏观的稳定性强,国际一体化进展快,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很大进步,甚至好于周边一些国家,多数的治理结构因素表现良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也有了一定提高,人力资源和技能与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可以说不相上下。不足的地方,比如中国的企业生产力差距大,说明市场的进入、退出不畅、缺乏竞争力,市场的分割也比较严重。另外一个是金融问题,中小企业筹资难。

三、中国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

前面,我们已从国际角度谈了中国的投资环境,总的来说是好的,有许多有利因素。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国内各地区的投资环境都是好的,地区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些地区在某些方面表现突出,而在另一方面却不尽人意,都存在着改善的空间和必要。世界银行于2001年和2002年分两次对中国的五个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广州的投资环境进行了调查,每个城市调查了300家企业。这些企业隶属不同的所有制,企业规模有大有小。主要调查了这些企业的生产效益、劳动生产率、治理结构、金融服务、技术等情况,问题的层次较深,力争做到客观,可以量化。譬如,我们在调查政府效率时没有问那些抽象的问题,而是问企业经理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要花费多少时间。在调查劳动市场灵活性时,我们主要是通过收集临时工所占比例以及企业冗员的比例等。通过调查主要想说明衡量投资环境的好坏是由不同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并不存在投资环境好坏的单一指标。改善投资环境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一个地区可以在某些方面领先,而另一方面则落后。结合前面的国际比较,我们按同样的内容比较了五个城市的情况,即参与国际一体化的情况,私营企业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灵活程度、技能和技术禀赋、金融服务以及政府的效率。

国际一体化。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市场开放度越大,越有助于经济的增长。这一点不仅从宏观角度看是正确的,从微观角度上看也是如此。有不少的研究报告都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了国际竞争与合作,市场开放都会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外资的进入可以带来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能帮助一国国内企业打入国际市场。贸易开放、进口商品占有率提高会激励国内企业努力提高生产率,这样就变得更有竞争力。这里,我们使用了三个指标来衡量每个城市的国际一体化程度。第一个是看外国股权的拥有程度,衡量外资在全部资产中所占比重。第二个指标是看一个城市拥有外国合作企业的比例,合作的形式

不仅包括合资,也包括合作研究、开发、培训、营销等。第三个指标是看进口产品占被调查企业主营产品的市场份额。进口所占比例越高,说明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就越激烈。根据以上三个指标,上海和广州在国际一体化方面居领先地位。在上海受访企业中,近40%的有外国合作伙伴,外资的股权占1/3.在广州的受访企业中,28%的有外国合作伙伴,外资所占比例高达35%.北京、天津居中,成都排在最后。成都也是五个城市中惟一的一个内陆城市,外资企业和外国股权所占比例都比较低。在进口产品市场所占份额方面,广州和上海分别为11.7%和8.8%,排在前面,成都和天津比较低,只有5.9%和7.4%.私人部门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民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有了更多的参与,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投资环境研究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中国民营企业的生产率、投资效益大大高于国有企业。这主要是民营企业没有软预算约束,需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创新意识强,市场反映能力快。如果民营企业所占比重大,说明这里的市场竞争活跃,经济有活力,对改善投资环境是有利的。在衡量私营部门的参与程度上,主要是看私营所有权把握的情况,我们也分了三种情况,管理层所有、私人所有、外资所有。从五个城市的情况看,广州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其次是天津和成都,北京落在后面,最差的是上海。成都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管理者所有、私人所有所占的比重很高,但外资所占比例低,由于外资数量差得太远,抵消了它在其他两方面的优势。上海虽然吸引外资多,但国内私营企业参与程度低。因此,上海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就需要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扩大私营部门的参与。

市场的进入、退出。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评估五个城市的市场进入和退出障碍。第一个是测算各城市的边境效应指标。具体做法是,通过比较跨省贸易和省内贸易的总量,并把运输成本和地理障碍的因素也考虑在内,算出在单一市场条件下发生同类贸易的关说壁垒,算出的关税水平即为“边境效应”。边境效应越大,说明该省设立的贸易壁垒就越大。世行研究人员根据中国1997年的数据进行评估,发现五个城市中成都市的贸易壁垒是最高的,广州为最低。在中国投资环境报告调查中,采用了另一种衡量办法,一是看企业生产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二是看企业的外包部分占总成本的比重;三是看企业的过剩能力。用企业生产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来衡量市场的竞争情况。如果说占有率高,就可能意味着进入的壁垒高,但也有可能意味着企业的效率高。但一般而言,企业平均市场占有率低表明新企业进入的门槛低,市场是竞争性的。从抽样调查情况来看,广州企业平均市场占有率为7.9%,是最低的,其次是成都,占11.1%,本地产品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是北京(16.7%)、上海(16.5%)。这部分也说明了一些地区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严重。我们衡量的第二个方面是企业的分包情况。如果一个地方的市场越灵活,企业就越是没有必要样样都自己生产,许多中间的工序和产品都可以分包出去。分包意味着市场进入的障碍小,有专业的分工,该地区的对外吸引力也就越大。上海在该衡量指标上处于领先地位,其次是北京,成都的分包服务最低。衡量退出有无障碍的还有一个办法是看企业的过剩能力大小。一般的企业都会有少许的过剩能力,但是过剩能力过大就说明退出机制有问题。从抽样调查情况来看,成都和北京的退出障碍比较大,分别占了22.1%和20.5%.广州和上海的情况好些,分别为16.9%和17.2%.因此,从总体上看,广州和上海的进入和退出障碍最低,成都最高,北京和天津居中。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要发展健康的投资环境,需要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障碍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规定方面,例如规定企业不得随意解雇工人,并且对雇佣季节工、合同工进行各种限制,要求企业提供过多的劳动保护。这样,就使得劳动力市场的进入和退出缺乏灵活性,不少企业人员臃肿,劳动力流动不畅。在衡量劳动力市场情况时,我们主要调查了两方面的数据,一是看企业非正式职工的比例,二是冗员的比例。临时工、季节工的劳动合同关系比正式工要简单得多,退出的障碍也会很低。在这方面,广州要领先其它四个城市。在我们访问的广州企业中,有接近21%的非正式职工,而冗员只占6%;上海居第二,

其非正式工比例为14%,略低于天津(14.7%),但冗员比例只有7.5%,比其他三个城市低10个百分点。成都居最后,非正式工占12%,冗员率为20%;北京和天津居中间位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 析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DirectInvestment,ODI)是指我国国内企业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以现金、实物或无形资产等形式投资,且以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与国内投资相比,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货币利率、汇率波动复杂,对投资项目的影响因素也更多,从而使得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明显大于国内投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有积极评价风险因素,分析风险产生的环节,制定有针对性措施,才能确保对外直接投资的顺利进行。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993年后,我国成为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为878亿美元,成为世界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增加了60余倍。二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领域不断延伸。在初期,我国的

企业一般在零售批发、采矿等行业投资,而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领域已扩展到技术开发、商务服务、金融地产、生产制造等产业。三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位不断提高。截至2013年,我国的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亿美元,居全球所有国家、地区的第13位,虽然与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尽管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长迅速,但在许多项目上出现了大量的亏损,给企业和国家造成了不小损失。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东道国要么以保护资源或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要么因为政权更替等原因致使我国的海外投资和并购失败或者即使能够并购成功其后续经营也出现了很大问题甚至项目被迫中止。比如,在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过程中由于美国政府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进行干预而失败;2009年中铝在收购矿业公司力拓的过程中,由于澳大利亚政府的干预而失败;近年来则出现了我国两大通信企业中兴和华为在美国的投资因“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而受阻。东道国政局的变动也给我国的海外投资带来很大风险。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迫使中铁在利比亚总额为42亿美元的3个铁路工程搁浅。此外,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部分发达国家恶意设置的各种壁垒也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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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者为“居民”身份时取得国内非上市企业股份,或投资者转为“非居民”后将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外国投资者; 4、持有国内企业股份或保有企业注册资本三分之一以上时,同意企业对营业内容作实质性的变更; 5、“非居民”个人或外国法人在日本国内设立分公司、工厂等营业机构,或对其营业内容或业务种类进行实质性的变更; 6、对国内法人企业贷款期限超过1年以上,金额超过1亿日元(贷款期间超过5年以上的)或贷款金额超过2亿日元(贷款期限在5年以下的)中长期贷款; 7、取得国内法人发行的私募债券,金额超过1亿日元,偿还期限超过5年; 8、取得依特别法设立的法人企业的股份。 (二)日本的投资制度原则上对大部分行业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 日本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进行审批所依据的法律是《外汇及外贸管理法》。1992年以前,外汇法对外国的投资实行事前审批制度;1992年后,改为事后报告制度,原则上对外国的直接投资给与自由化。1997年,外汇法又作修改,对外资仍采取事后报告制度。但涉及国家安全,妨碍公共秩序、公众安全的行业,以及属于日本要保持自由化特征的行业,实行事前申报、审批制度。 尽管日本在制度上对外国投资者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但在具体实践中个别行业的市场准入仍很困难。例如建筑业,由于日本尚未开放劳务市场,加之本国固有的承包、分包体系,外国企业很难进入日本建筑市场。又如海运业,在日本的现行港运体制中,外国船公司只能租用码头,而无法进入码头装卸等服务市场。 二、对日投资环境分析

中国外商投资环境仍具优势_以国际比较的视角分析中国当前的投资环境_冯维江

China Business Update / September 2010 24 投资环境的声浪逐渐升高。从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未果,到处理力拓商业贿赂事件引起的“非议”,到谷歌中国从内地迁往香港,再到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抱怨在中国“遇到了25年来最艰难的商业环境”,一系列事件似乎表明外资对中国经营环境的适应和利用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被一些人列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的依据。 不仅如此,世界银行近期公布了一项对87个国家4个方面的外资投资环境进行比较的研究。这份报告显示,与东亚、亚太乃至全球各国相比,中国对外资的股权限制更加严格,外资在华建立子公司所需时间相对较长。报告的主要撰稿人皮埃尔?吉斯兰(Pierre Guislain)更是直言:“跟87个国家相比,在具有限制性的政策法规所占的比例方面,中国的行业限制数量要比世界许多其它国家都多”。 直观的事件与“客观”的调研言之凿凿,似乎坐实了中国外商投资环境堪虞之状况。然而,也有一些人为此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证。例如,代表了1600多家企业和个人会员的华南美国商会刚刚对外发布了《2010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报告称其九成会员企业对目前中国的经商环境较为满意,会员企业今年在中国的再投资预算增长44%,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亦有 人以客观数字为证,指出自2009年8月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各月均呈同比增长态势,而2010年6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加39.6%,上半年累计使用外资同比增幅亦达到19.6%。如此大好形势,岂可谓外资环境恶化? 在我们看来,抱怨者的质疑固然有待商榷,辩护者的解释也并非无懈可击。商人以逐利为职,自然希望环境对自己越有利越佳,个别企业在经营中遇不如意事而有所表达实属平常。只是因为其中一些在华企业声名显赫,才特别引人关注且容易为人所利用罢了。以个案而论“环境恶化”殊不足道。伊梅尔特在私人餐会的抱怨被曝光之后,旋即在公开场合声称“中国是通用电气非常重要的市场,我们在中国发展得很好,并且必将长期发展下去。”至于世界银行的报告虽有其一定的“客观性”与严谨性,但因为调查主要考察的是各国对外国投资的相关法规,而这只是投资环境的一个方面,并且与经济规模大小、投资机会多寡、经济成本高低等相比,仅是相对次要的方面,因此在“全面性”或“代表性”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以此论证中国投资环境之优劣,其结论亦不可靠。 当然,以企业对中国经营环境的满意度调查来举证也存在问题,不仅样本选取及回答的主观性可能存在,更因为这样的调查缺乏国际比较的视角。至于用中国吸引外资的增长数字为据虽然颇为有力,但影响外资进出的除了投资环境,更有经济形势。外资增长的数字并不能完全排除是因为全球经济在危机之后的恢复阶段,因 中国外商投资环境仍具优势 ——以国际比较的视角分析中国当前的投资环境

中国区域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的构建及综合评价方法

一、引言 投资环境(Investmentclimate)指投资对象在进行投资时所面临的、影响投资行为的自然、经济、科技、管理、社会、法规和政治的各种条件和因素的总称。实际上,投资环境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非常丰富的系统。它包含了对投资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区域范围内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原材料供应、市场化程度、竞争状况、人力资源、信息渠道、资金融通、纳税负担、社会服务、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社会秩序、政治形势等这些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与因素涵盖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法律、自然地理、基础设施、信息、服务以及政策等方方面面。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一个国家和区域吸引外资的强大“磁场”。因此,自从世界各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利用各种指标对其投资环境的优劣和吸引投资者的力度进行评估、监测以来,采用评估指标及评估方法进行投资环境评价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区域吸引资金流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建国5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成就之高,有目共睹。进入新世纪,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增长,通货膨胀率较低,货币坚挺,外债结构合理,国际收支平衡有余,进口类关税不断降低,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最近中国已经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上国家已经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将更进一步促使投资环境的改善,中国可望成为世界各国投资者青睐的比较理想的投资场所。 中国及其大陆31个省级区域(注: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除得益于国家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制度变迁、技术条件、产业结构、市场环境、法律法规外,还与良好的投资环境、投资效果、外部国际大环境等因素关联密切。面对新世纪和新一轮的全球资源重组,研究如何构建衡量投资环境优劣及其吸引力大小的指标体系,并研究如何选择适当的方法对投资环境进行定量评估,为我国及各个区域评价投资环境质量的好坏、吸引力的大小,及为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制订和决策的实施,提供一个科学有效的定量化的参考依据,意义非同寻常。 国外关于通过统计指标或建立指标体系评价投资环境优劣方法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些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投资冷热图法(冷热图法)、投资环境评分法(等级尺度法)、道氏评估法、关键因素评估法、相似度法、国家风险评级法、综合评判法和多因素分析评估法等。中国关于投资环境评价的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对大陆各个省市区的投资环境的分析评价,不少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主要归功于统计资料的逐步健全和分析工具及技术的支撑。王慧炯、闵建蜀[1]采用关键因素评估法(又叫体制评估法,专门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设计)主要从体制的角度按照降低成本、发展当地市场、获得原料供应、分散投资风险、追逐竞争者、获得当地生产和管理技术等6种投资动机出发,选择若干关键因素,并采用多因素评估法计算总分来评价投资环境;鲁明泓[2][3]先后分别选择了11项和10项指标对中国大陆29个省市区(不包括西藏)和45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作了综合分析和评估;郭信昌[4]、张敦富[5]等人也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分析和评价。不可否认,上述研究对中国区域投资环境的研究作了较大贡献,但也有不少不足之处:或者单从宏观方面来阐述,对中国区域投资环境考查与定量评估做的还不够;或者只分析硬环境而忽视软环境;或者选择的因素指标虽然包括了投资环境的几个方面,但其使用的统计资料相对单一,而且总量指标(绝对)指标过多而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嫌少,未能全面地涵盖投资环境的方方面面,因而分析方法虽然比较科学,但结论却前后相差太大,使得这些评估结果未能科学而准确地衡量和反映中国各个区域投资环境的实际情况,有些结论也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差较大,令人难以接受或让人信服。为什么这些研究的结论差别如此大呢?笔者认为关于中国投资环境的分析研究,主要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在于,以往研究选择的指标太少,更没有能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指标系统,从而

我国的投资环境分析

我国的投资环境分析 一.冷热国对比法分析 冷热国对比法是以“冷”、“热”因素来表述环境优劣的一种评价方法,即把各个因素和资料加以分析,得出“冷”、“热”差别的评价。该方法把一国投资环境归结为七大因素 1.政治稳定性,它是指东道国有一个由社会各阶层代表所组成的,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政府。该政府能够鼓励和促进企业发展,创造出良好的适宜企业长期经营的环境。当一国政治稳定性高时,这一因素为“热”因素。总的来讲,中国政局稳定、政策基本连续。虽然中国投资的政治环境中存在许多不利的方面,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大量的有关经济及涉外经济方面的法律。对外商投资活动进行了系列规定,保障了外商投资经营的合法权益。所以,这一因素为“热”因素。 2.市场机会,当对外国投资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劳务在东道国市场的有效需求尚未满足时,表明东道国市场机会较大,为“热”因素。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消费大国,潜在的市场很大。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的服务大有市场。从近几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民不再仅仅满足于国内消费,对国外产品的消费量也激增。所以,这一因素为“热”因素。 3.经济发展和成就,若东道国经济发展速度快,经济运行良好,则此项为“热”因素。经济环境因素往往是对一国投资环境影响最大的因素。中国经济目前既出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正处在转型时期,是典型的过渡经济。这一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投资环境经济因素的独特特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潜在机会。在人力资源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无疑对国际投资者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但与此同时,我国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总体上劳动力素质较低,高素质人力资本相对较为贫乏,这又是我国人力资源方面的重要劣势。所以,这一因素为较“热”因素。 4.文化一体化,东道国国内各阶层民众的相互关系、处世哲学、人生观和奋斗目标都要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东道国文化一体化程度高为“热”因素。两国间文化传统越接近,越有利于双方相互间经济往来,而语言是社会文化中最为显著、稳定与典型的特征因素。汉语是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共同的文字将不同历史时期移民到世界各国的华人联系在一起。其次,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有着浓重的乡土情结,海外的华人在其居住国立足之后,往往倾向于回国进行投资与贸易,这一点形成了中国投资环境中独一无二的优势。所以,这一因素为“热”因素。 5、法令阻碍,东道国的法律繁杂,并有意或无意地限制和阻碍外国企业的经营,影响今后企业的投资环境。若法令阻碍大,为“冷”因素。总的来讲,中国政府尽量制定和完备有关法律、法规体系,为外商来华经营提供有利的安全的法律环境,保障了外商的基本权益。但是,中国的法律环境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比

第3章 国际投资环境

第3章国际投资环境 第1节国际投资环境概述 一、国际投资环境的内涵 国际投资环境(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是指影响国际投资的各种外部条件和因素。包括自然、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环境5个方面。其中,自然环境是自然或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与投资有关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环境是包括经济发展阶段、收入水平、基础结构、经济政策、贸易状况、国际收支状况、经济制度及市场状况等方面,在国际直接投资中是最直接、最基本的因素,也是国际投资决策中首先考虑的因素;政治环境指东道国的政治状况、政策和法规;法律环境是指东道国有关投资(特别是关于外国投资)的法律状况,是投资环境的“晴雨表”和“风向标”;社会环境是指对投资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方面的关系。 案例:美国肯德基在中国香港市场的转败为胜——文化环境对国际投资活动的影响 二、国际投资环境的构成 1.自然环境:由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人口等因素组成。进行国际投资时,必须考虑自然环境因素,如自然资源是否丰富、地理环境是否适中、气候是否适宜等。 自然资源包括矿产资源、水资源、农林资源、旅游资源等,其直接影响国际投资行为决策,如:中东石油丰富,成为各大石油公司必争之地;纺织厂、造纸厂和化工厂耗水量大,一般需要建在靠近江河湖海的地方;风景秀丽、景色优美的地方通常是旅馆、饭店、游乐行业的优先选择。 地理位置:东道国与投资国距离的远近,会影响投资者对分支机构的布局;生产基地与原料产地或产品销售市场的远近,是投资者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交通是否便利也是投资决策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新加坡位于交通便利的马六甲海峡,这对其吸收国际投资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中国香港拥有优良的天然港口,靠近市场广阔的内陆,这是其能吸引许多外国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 气候:气候的差异和变化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和运输条件,从不同侧面影响投资。如西伯利亚虽然资源丰富,但由于气候过于恶劣,因此吸收的投资也较少。 人口:人口因素主要包括出生率、死亡率疾病、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其对国际投资影响很大,人口不仅决定某一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其分布也决定需求的种类和层次,如年轻人比重大的国家对音乐、电影、服饰等时尚产品的需求较大。其次,人口对劳动力供给有很大影响。 2.经济环境:经济环境是国际投资环境中最直接、最基本的因素,是国际投资决策中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东道国的经济环境是外商投资动机和目的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国际直接投资的目的和动机一般是为了开拓市场,获得廉价的生产要素,提高经济效益,这些动机的实现直接受到东道国经济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经济环境也是东道国改善投资环境的主要方面。 经济体制是一个社会实现其经济目标和基本原则所借助的方法体系,广泛涉及国民经济的组织管理形式、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生产要素的配置形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特定的经济机制。其对外资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国与东道国经济体制的近似度,二是东道国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一般说来,国与国之经济体制越相似,经济体制越完善,相互间的资本流动越容易进行。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地位不稳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体制存在基础性缺陷,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和外资的流入,主要表现在政府过度干预甚至操纵经济,国有经济行政化,生产要素流动难以有效进行。因此,发展中国家改善投资环境的首要任务是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发展状况: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稳定程度三方面考察。 经济发展水平是一国经济所达到的程度,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对投资需求有很大差异。一般来说,在生产方面,发达国家侧重于投资大而节省劳动力的生产设备(资本或技术密集型项目),而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多用劳动力而节省资金(劳动密集型)项目。在消费方面,发达国家强调产品款式、性能和特点,品质重于价格;而发展中国家强调功能及实用性,价格终于品质。在销售方面,发达国家习惯运用大量广告促销,而发展中国家在产品推广上常受到传播媒介少和文化水平低的限制。

澳大利亚投资环境分析

澳大利亚投资环境分析 ——国际投资学报告澳大利亚(Australia)是全球土地面积第六大的国家,国土面积比整个西欧大一半。澳大利亚不仅国土辽阔,而且物产丰富,是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该国是全球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也是多种矿产出口量全球第一的国家。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以及迅速发展的后天条件,造就了澳大利亚良好的投资环境,可从以下几个因素对澳大利亚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 一自然地理因素 首先在地理位置方面, 它的陆地总面积为768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为36,735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也是世界上最小的陆地块。南北长约3,700公里,东西宽约4,000公里。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最平坦的大陆,同时也是世界上唯一管辖整个洲和它的外围岛屿的国家。并且,澳洲与欧洲国家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澳与其近邻--新西兰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澳新之间的紧密经济关系日趋稳固,相互间的经济开放度很高,正向着经济一体化的方向迈进。澳长期“从美”,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南锚”,澳美关系目前被置于澳对外关系的首位。近年来,澳积极发展同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澳10大贸易伙伴中,亚洲国家和地区占了6个。日本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与新加坡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澳新(西兰)与东盟正在着手建立新型紧密经济关系。澳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她在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另外,澳大利亚的交通运输业便捷

并且比较完善,航空、铁路和公路是主要的交通运输手段,澳大利亚所处的大洋洲在世界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世界交通运输的发展,现已成为各大洲之间船舶、飞机往来所需淡水、燃料和食物的供应站,又是海底电缆的交汇处,因此在国际交通的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次,在自然资源方面,澳大利亚是是世界重要的产矿国和矿产出口国之一。 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石油和天然气都很丰富,矿产资源至少有70余种。其中,铝土矿储量居世界首位。澳是世界上最大的铝土、氧化铝、钻石、铅、钽生产国,黄金、铁矿石、煤、锂、锰矿石、镍、银、铀、锌等的产量也居世界前列。同时,澳大利亚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烟煤、铝土、铅、钻石、锌及精矿出口国,第二大氧化铝、铁矿石、铀矿出口国,第三大铝和黄金出口国。已探明的有经济开采价值的矿产蕴藏量:铝矾土约31亿吨,铁矿砂153 亿吨,烟煤5110亿吨,褐煤4110亿吨,铅1720万吨,镍900 万吨,银40600吨,钽18000吨,锌3400万吨,铀61万吨,黄金4404吨。澳原油储量2400亿公升,天然气储量13600亿立方米,液化石油气储量1740亿公升。森林覆盖面积占国土的20%,天然森林面积约1.55亿公顷(三分之二为桉树),用材林面积122万公顷。澳大利亚的渔业资源丰富,捕鱼区面积比国土面积还多16%,是世界上第三大捕鱼区. 二经济环境因素 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投资环境分析

中国投资环境分析 投资环境决定了投资是否能创造出更强的企业竞争力,并实现可持续增长。世界银行报告将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预期归为三大类相互关联的组成要素:一是宏观经济、国家外贸外资政策以及政局的稳定;二是国家监管框架的效率,如劳动关系、税收的效率与透明度等;三是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的数量、质量,以及在熟练工人流动性不足与技术集约化条件下的技能和技术禀赋。2003年12月16日,世界银行在其网站公布了2003年中国投资环境调研报告,题为《改善中国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排名》。这份报告是在2002年对中国5个城市(北京、成都、广州、上海、天津)进行投资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将调查范围扩大到全国23个城市,对投资环境调查的结果进行了分析研究。该报告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世界银行所调查的25个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 一、我国投资环境的国际比较 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近期世界银行所作的一些研究也表明,我国在投资环境的许多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在某些方面仍落后于东亚及东南亚的一些邻国,投资环境有很大改善空间。 第一,在基础设施方面,我国优于印度,但落后于泰国。印度的铺砌道路占56%,我国为88%,泰国为97%;印度每1000人有3部私人电脑,我国每1000人有12部,而泰国为23部;从每1000人拥有的电话数量看,印度为131部,我国为294部,泰国则为371部。 第二,在对174个国家的调查中,我国的政治稳定性高,在政府效率方面表现中等,政府管制造成的成本低于印度和巴基斯

坦。 第三,我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高于印度。 第四,总体来看,我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力资源和技能水平基本相当。但我国的研究和开发力度要低于一些东亚邻国。如在泰国,销售额的5.6%要用于研发,而我国只有2%。 第五,国际上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十分明显。 第六,我国金融部门的运行效率低,绝大部分贷款都贷给国有企业,并且经常得不到偿还,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少。 二、国内23个城市投资环境的比较 世界银行报告将投资环境的要素指标描述为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进出国内市场的障碍(domestic entry and exit barriers)、生产技能和技术禀赋(skills and technology endowment)、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labor market flexibility)、参与全球化程度(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私人部门参与程度(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非正式支出(informal payment)、税收负担(tax burdens)、法院工作效率(count efficiency)、金融环境(finance)等10个方面。以这10项指标衡量并综合静态数据和动态潜力,世界银行得出我国国内23个城市投资环境的排名(详见附表)。我国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发展要快于中西部,并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东部的投资环境优于中西部,吸收外资的规模占绝对优势。2003年1-10月份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382亿美元,占全国的88%;中部实际使用外资40亿美元,占全国的9%;西部只有13.5亿美元,占全国的3%。世行的调查数据显示,由于各地港口便利、劳动力技能等自然禀赋不同,西部的投资环境要比沿海地区落后,尤其表现在金融环境和基础设施水平较差、进出国内市场的障碍多、税收负担较重、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足等方面。中

欧盟和中国投资环境简介与分析

欧盟和中国投资环境简介与分析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2010年,欧盟继续保持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时也是中国的第四大外资来源地。据中国海关统计,2010年中国和欧盟双边贸易额达4797.2亿美元,同比增长31.8%。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3112.4亿美元,同比增长31.8%;自欧盟进口1684.8亿美元,同比增长31.9%;中国顺差1427.6美元。 中国近年来对欧投资呈现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增长速度快。2010年,中国对欧投资流量59.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01%。二是行业分布广。涉及制造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十几个行业大类。三是覆盖国家多。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涉及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四是社会融合度高。中国对欧投资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不断扩大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共同点。 中欧关系目前呈现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态势。在中欧关系的各个领域中,经贸合作始终是推动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 本年度欧盟商会提出的最重要问题包括在市场准入方面遭到限制、政府决策透明度、政府审批效率以及知识产权问题。对此德古赫特表明他认为中欧经贸关系的四个问题: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以及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陈德铭说,双方重点讨论了投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问题。双方商定尽快启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欢迎双方企业到对方扩大投资。 中国希望欧盟决策者着眼中欧关系发展大局,继续坚持开放、透明、友好的投资政策和体制,不断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吸引更多中国企业来欧投资兴业。也希望看到更多的欧洲企业家与中国同行们精诚合作,帮助中国企业更好融入欧洲市场,促进双方共同发展。二、欧盟投资环境 欧盟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其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备的基础设施、良好的教育体系和强大的研发实力,对中国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随着中欧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国与欧盟的合作日趋频繁,企业已经把对欧盟投资作为一项重要的长期性发展战略,开拓欧盟市

中国投资环境分析

中国投资环境分析 影响投资目标实现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但总体来说,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一共有两部分组成 (一)对东道国一般投资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基本建设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直接投资-更新改造投资 投资-流动资产投资信贷投资 信用投资- 间接投资-信托投资 证券投资-债券投资 股票投资 (二)对东道国某一地区投资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 这一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物质技术因素,社会因素,地理因素等五大重要因素。 本篇对于中国投资环境分析的报告就将从中国当前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物质技术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这五大因素来分析。 中国吸引外资的历史和现状 引进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外资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因素。 我国的外资引进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开创阶段,从1979年至1982年;1983年至1986年是调整与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1987年至1991年高速增长阶段;1992年以后我国的外资引进就进入了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第四阶段。虽说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比如利用外资项目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外资的投向结构不合理等。但是,中国还是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在2001到2002年,中国吸引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11.5%和12.6%。2003年吸收的535.05亿美元的外资水平位居全球第一,2004年创出606亿美元的新高,约占世界总量的9.8%。2006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485家,同比下降5.76%;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694.68亿美元,同比下降4.06%。其中:全国金融领域(银行、保险、证券J新批设立中外合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12家,同比下降33.3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4.47亿美元,同比下降46.64%。2007年lO 月16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了(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695亿美元,比2005年的724亿美元下降了4%,在全球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由第三位下降至第五位。从该报告看来,我国在吸引外资的地位趋于下降。虽然有所下降,可是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并不是很乐观,而中国对于外来投资的政策越来越完善,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在日趋增强。在2015年我国吸收外资的规模再创新高,当年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万6575家,同比增长11.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81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不仅外资规模和金额有所增长,外资的质量也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比如,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投资强度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达到17.3%,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61%。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9.5%。钢铁、水泥、电解铝、造船、平板玻璃等国内市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基本上没有批准新设外资企业。此外,自由贸易试验区引资聚集效应凸显。在这些增长的外资当中,全球500强跨国公司表现非常活跃,纷纷新设企业或者追加投资,德国奥迪、大众、戴姆勒、汉莎航空,意大利菲亚特,瑞典沃尔沃,韩国现代、起亚汽车、三星电子,日本电气硝子、普利司通、伊藤忠商事,美国英特尔、克莱斯勒等跨国公司,都有所投资或增资,单项金额都超过1亿美元。 中国投资环境分析 政治因素: 1.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是由共产党执政,以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根本利益的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中央政府对于外来投资的项目是十分支持的。 2.我国对外资给予了优惠和限制两种政策。首先在优惠政策方面,我国现行的税法制度对外资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降低至25%;二是对现有的外资企业给予过渡期的照顾;三是外资若进入我国鼓励发展的产业或区域,将享受到力度更大的政策优惠。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引资收益和国民经济的独立性,我国政府还在许多方面对外资给予限制,比如外商在合资企业中的股权比例要求,外汇要求或者直接限制外商在某产业领域进行投资等。在2015年我国新颁布了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目录,进一步开放了制造业,一些服务业甚至也缩短了限制的清单,这使得中国的投资环境对外更具优势。 3。中国对外来投资立法更加完善。中国采取了开放的、欢迎的、以鼓励为主的态度对待外商投资,以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积极作为来谋求经济学意义上的多赢局面。在加入了世贸后,中国突出注重以立法手段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表现在:首先,从单纯依靠惠政策优惠,转向主要依靠市场优化,即创造优越的投资环境来吸引外资;其次,在拓宽外商投资领域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同时,积极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把外商投资引导到我国急需发展的产业上来,促进外商投资结构的优化,使外商投资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好地衔接。 2012年我国对外资实行了较大力度的税收优惠政策: 一,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

中国国际投资现状的分析与研究

学院: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班级: 091国贸(2)班 姓名: 李玄 学号: 2009220065

中国国际投资现状的分析与研究 摘要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是一个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均衡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程度不断深化,在此基础上,中国对外投资也在不断发展,投资总额不断上升,然而同比其他发达国家还有存在一定差距。本文分析了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问题,问题的原因,并针对中国具体国情,提出部分解决方法。 关键词中国;国际投资;发展战略 一、中国国际投资的现状 国际投资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大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多年保持连续增长,经济与贸易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在我国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国内企业也取得了快速发展,经营能力、科学技术、管理理念都在不断提高,国内现有的投资环境已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目前中国一批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正通过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跨国经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能力。1994—2009年这15年的时间里,中国国际投资量在不断增加,以2000年为分水岭,此前,对外直接投资基本呈缓慢增长并有波动的情况;2000年以后,则呈明显的单边上扬趋势,根据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407亿元,同比增长53.58%,截至2008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1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约1,500亿美元。境外企业总资产达6,000多亿美元。这种趋势也反映了中国“走出去”政策体系的基本变化。不仅是总量的上升,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的排名也有有所上升。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以下简称流量)746.5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8.5%。截至2011年底,中国13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 1.8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以下简称存量)4247.8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近2万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虽有上升,但是同比其他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改善中国投资状况任重而道远。 而对于间接投资而言,一般说来,偿债能力与吸收国际间接投资的数量成正

中国投资环境分析

中国投资环境分析影响投资目标实现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但总体来说,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一共有两部分组成 (一)对东道国一般投资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基本建设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直接投资-更新改造投资 投资-流动资产投资信贷投资 信用投资- 间接投资-信托投资 证券投资-债券投资 股票投资 (二)对东道国某一地区投资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 这一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物质技术因素,社会因素,地理因素等五大重要因素。 本篇对于中国投资环境分析的报告就将从中国当前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物质技术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这五大因素来分析。 中国吸引外资的历史和现状 引进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外资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因素。 我国的外资引进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开创阶段,从1979年至1982年;1983年至1986年是调整与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1987年至1991年高速增长阶段;

1992年以后我国的外资引进就进入了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第四阶段。虽说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比如利用外资项目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外资的投向结构不合理等。但是,中国还是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在2001到2002年,中国吸引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11.5%和12.6%。2003年吸收的535.05亿美元的外资水平位居全球第一,2004年创出606亿美元的新高,约占世界总量的9.8%。2006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485家,同比下降5.7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94.68亿美元,同比下降4.06%。其中:全国金融领域(银行、保险、证券J新批设立中外合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12家,同比下降33.3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4.47亿美元,同比下降46.64%。2007年lO月16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了(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695亿美元,比2005年的724亿美元下降了4%,在全球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由第三位下降至第五位。从该报告看来,我国在吸引外资的地位趋于下降。虽然有所下降,可是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并不是很乐观,而中国对于外来投资的政策越来越完善,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在日趋增强。在2015年我国吸收外资的规模再创新高,当年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万6575家,同比增长11.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81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不仅外资规模和金额有所增长,外资的质量也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比如,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投资强度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达到17.3%,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61%。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9.5%。钢铁、水泥、电解铝、造船、平板玻璃等国内市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基本上没有批准新设外资企业。此外,自由贸易试验区引资聚集效应凸显。在这些增长的外资当中,全球500强跨国公司表现非常活跃,纷纷新设企业或者追加投资,德国奥迪、大众、戴姆勒、汉莎航空,意大利菲亚特,瑞典沃尔沃,韩国现代、起亚汽车、三星电子,日本电气硝子、普利司通、伊藤忠商事,美国英特尔、克莱斯勒等跨国公司,都有所投资或增资,单项金额都超过1亿美元。 中国投资环境分析 政治因素: 1.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是由共产党执政,以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根本利益的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中央政府对于外来投资的项目是十分支持的。 2.我国对外资给予了优惠和限制两种政策。首先在优惠政策方面,我国现行的税法制度对外资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降低至25%;二是对现有的外资企业给予过渡期的照顾;三是外资若进入我国鼓励发展的产业或区域,将享受到力度更大的政策优惠。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引资收益和国民经济的独立性,我国政府还在许多方面对外资给予限制,比如外商在合资企业中的股权比例要求,外汇要求或者直接限制外商在某产业领域进行投资等。在2015年我国新颁布了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目录,进一步开放了制造业,一些服务业甚至也缩短了限制的清单,这使得中国的投资环境对外更具优势。 3。中国对外来投资立法更加完善。中国采取了开放的、欢迎的、以鼓励为主的态度对待外商投资,以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积极作为来谋求经济学意义上的多赢局面。在加入了世贸后,中国突出注重以立法手段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表现在:首先,从单纯依靠惠政

中国投资环境评估报告

中国投资环境评估报告 徐静(指导教师,陈燕和) (湖北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黄石435002)摘要:国际投资环境评估在当前金融危机下更显重要,中国投资环境受到特别关注。冷热对比法是以冷热因素来表达环境优劣的一种评估方法。本文主要对其方法及其七种因素进行介绍,并用此方法对中国投资环境进行评估,以便世界各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一个总体了解,从而进行更好的投资。 关键词: 中国投资环境冷热对比法 中图分类号:F74 目录 1.前言. 4 2.“冷热”对比法介绍. 4 2.1 国际投资环境的概念. 4 2.2 “冷热”对比法的来源. 4 2.3“冷热”对比法的七大因素. 5

3.中国投资环境基本介绍. 6 4.中国投资环境评估. 8 4.1 政治稳定性分析. 8 4.2市场机会分析. 8 4.3经济发展与成就分析. 9 4.4文化一元化分析. 9 4.5法令阻碍分析. 10 4.6实质阻碍分析. 10 4.7地理及文化差距分析. 12 5.结论. 12

中国投资环境评估报告 徐静(指导教师,陈燕和) (湖北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黄石435002)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使得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毫不客气地冲向世界各地。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全球投资者都战战兢兢,以犀利的目光扫视各国投资环境,希望为自己的资金寻找一条更好的出路。国际投资环境的评估其作用和价值突显出

来。中国在世界森林中也算一棵引人注目的参天大树,其投资环境如 何自然也倍受关注。 国际投资环境是指影响国际投资的各种自然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法律因素相互依赖、相互完善、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矛盾统一体。国际投资与国内投资不同,投资者在东道国之外,风险很大,因此,国际投资环境的好坏,投资者对国际投资的了解程度与分析评估直接影响着投资效益的高低。 “冷热”对比法的来源 “冷热”对比法是以冷热因素来表达环境优劣的一种评估方法。1 968年美国学者伊西阿·利特法克和彼得·班廷根据他们对六十年代后半期美国、加拿大、南非等国大量工商界人士进行的调查资料,在《国际商业安排的概念构架》论文中提出通过七种因素对各国投资环境进行综合、统一尺度的比较分析,从而产生了投资环境例冷热比较分析法(也称冷热国对比或冷热法)。其基本方法是:从投资者和投资国的立场出发,选定诸因素,据此对目标国逐一进行评估并将之由“热”至“冷”依次排列,热国表示投资环境优良,冷国表示投资环境欠佳热。 1.政治稳定性 政府由阶层代表所组成,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深得人心,而且该政府能够鼓励和促进企业发展,创造出良好的适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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