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其影响

第三讲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其影响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闪耀着本民族智慧的光芒，这就是该民族文化的主要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以其独特的思维触角和表现形式，展示出我们的先辈对真理和智慧的执着追求，其历史之源远流长，其成果之绚丽多彩，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

一、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一种对人性的认识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2000多年间，儒家思想一直统治中国学术界，成为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延续最长的哲学思想主流。因此，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特征，不可不研究儒家思想。综合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可以见到，儒家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最大贡献，是在有关“人类的生活方式”的智慧方面，为人类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儒家祟奉孔子的学说，以孔子为宗师，而孔子的思想又是围绕古代国家对人的内在（人心）管理，接触社会发展规律的。这是一种对国家管理的深层讨论，后来便慢慢发展成关注人性及其人性与群体秩序之间关系的传统。可以说，儒家学说主要是一种以社会政治为中心的人性哲学(或伦理哲学)，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是一种“讲人的文化，突出人的命题的思想或流派”。

很显然，既有人文主义，就表明在人文主义思潮出现之前，必有一个不讲人的文化，不关心人的存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般会充斥着对神的崇拜，人们会利用生活和艺术的各种形式去表现神的存在和意愿，对神歌功颂德，允许神凌驾于人之上。这是一个神文主义盛行的时代。但当人的权利被完全剥夺殆尽时，人们就会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要求将生活与文化的主导权归还人类自己。可见，人文主义是对神文主义的一种否定。既然如此，无论是在哪个地方哪个时代，只要神文主义泛滥成灾，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必定会是人文主义的时代。当然，不同的地方产生的人文主义，自然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使命和不同的时代特点。例如，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最初是流行于14-16世纪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之时，一开始便是针对在欧洲延续了上千年的中世纪神学传统，反对神学禁欲主义和宗教观，力图摆脱教会对世俗政权和人们思想的束缚。因此，欧洲的人文主义可以旗帜鲜明地宣称，作为世俗政权应该是独立于神权之外，具有与神权平等的地位、尊严和自由的。在此后的二、三百年里，欧美国家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文艺复兴时期为提高王权——当时作为人的权威的象征而提出的“平等”、“尊严”、“独立”和“自由”的口号被继承下来，并通过变换对象和内容，使

之成为西方文化以个人权利为主体的一种价值理想和哲学观念。可见，欧洲的人文主义产生于近代，是适应近代文化需要的产物。比较而言，中国的人文主义出现得较早。早在周初时，中国的人文主义就已开始萌芽。商亡后，周统治者仰览殷鉴，认为前朝之所以灭亡，主要是鬼神文化盛行，人在文化中则完全被忽略，无法得到表现，即“敬鬼不敬人”，这最终当然会遭致人的不满和抵抗。吸取这一教训，周朝统治者在敬鬼神的同时，也开始略微眷顾人的文化，“人德”便在鬼神观念中悄悄地生根发芽。自从孔子孟子创立儒学之后，中国的主流文化和哲学便趋向人性研究，并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国家管理的学说。这说明，适应古代社会对群体进行管理的需要，中国的人文主义一开始就以建立礼制社会为使命，这也是中国的人文主义偏向人性的关系层面，提倡群体和谐以及道德内约的原因之一。

古代中国的人文主义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理论：

1．仁义观

古代仁义观包括“仁政”和“尚义”，这是早期儒学的理论核心。

2．人性论

中国古代的人性理论较多地是谈“善”“恶”问题，却较少讨论“真”“伪”问题，这反映出中国的传统哲学更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并以此来确定人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反而很少从自然属性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诸如人的意志、意识、生存生活形式等等问题。这是中国传统人性论与近代欧美的人性论的最大区别之处。

3．社会论

社会，按照《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的解释，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这是对“人类社会”的解释。考虑到人以外的动物世界同样存在着群体和社会，如蜂群、蚁群、狼群、猴群等等，我们也可以这样定义：社会，指的是同类个体共同生活，个体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大群体。

无论是在人的社会还是在其它动物的社会里，都会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社会群体能够共存的首要条件，是如何消解矛盾、协调个体之间的关系，对此，每一种社会群体的处理都不同。动物世界解决矛盾的方法很简单，最普遍的是“弱肉强食”、“胜王败寇”。但如果人类也只会用这种方法处理矛盾和冲突，这对人类来说，是极不正常的。自从文化产生以后，人类就总在想办法，希望找到更好的协调人际关系和协调社会的办法，这就是人的社会性。一旦人们找到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并据此建立常模，这种方法就叫做“社会论”。约言之，社会论是“专门研究解决人际冲突，协调人际关系的方法理论”。

在人类社会里，由于文化地域性的影响，人们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由

此而来的社会论也就有了不同的侧重点。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个问题，本书试就欧美、印度和中国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地域性特征，做一个粗略的比较。

首先，看一看传统西方文化是如何解决矛盾的。西方文化的主流是强调“自我依赖”，因此，看重平等和区别，力图保持自己的特征。但在群体关系中，坚持自我而彼此地位平等，一旦出现纠纷便不易进行说服，其结果是导致群体中出现离心性并极易产生冲突。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形成传统的西方文化自有自己解决的办法。如现代美国习惯于利用具有契约关系的俱乐部、社团组织等，来消除群体中的离心性。至于群体内冲突的解决办法，通常是允许冲突的存在。但是，一旦冲突达到高潮，为了避免局面失控，给双方（或多方）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这时，冲突的各方都有了解决冲突、达成一致的愿望。最后，冲突各方达成统一的途径主要是“妥协”（即“双赢”）——冲突的双方在原有立场上各自后退，或各让出部分利益，以便握手言和。在此过程中，法律在平衡各方利益方面，一直扮演着主角的作用。

再看一看古代印度解决矛盾的方法。依照美国学者许烺光的观点，在印度，实际生活与宗教理想是分开的。在实际生活中，要么流行一种纯粹的理想性的原则，要么单纯追求自然，两者似乎不相融。或者说，要么是迷离的爱欲，爱欲中不含理智，不受理智的束缚；要么是非常的理智，理智到可以灭情禁欲。但是，这两个不相融的东西，却可以在宗教幻想中统一起来。在现实社会关系中，也是如此。古代印度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种姓制度，种姓之间是分隔的，在传统观念中，低等种姓依赖于高等种姓，高等种姓却不需依赖低等种姓。这种“单向依赖”必然造成种姓之间的隔绝，形成分裂性的社会。这种现实中的矛盾和隔绝，一般被认为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除非是在宗教的幻想里，才有可能将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如印度社会的五个主要种姓在现实社会中根本无法协调，但在宗教那里，他们却可统一在造物神梵天的身上。因此，在印度，宗教的功能并非只是提供一种价值观或人生的归宿，它在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矛盾冲突方面，同样起到一种引导的作用。

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在儒家，尤其是早期儒家思想的长期浸润下，既不同于传统西方的平等对立，也不同于古代印度的等差隔绝，而是相对协调。在论述社会关系时，中国传统的矛盾观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有如一个家庭，矛盾的双方就像是这个家庭中的父母和子女，他们之间的关系既非对立也非隔绝，而是相对存在，谁也离不开谁，形成一种“双向依赖”的关系。一般来说，双向依赖容易给社会和群体带来稳定的向心性和凝聚性，这反过来又成为古代建立礼制社会的一种实践依据。由于是强调“相对”关系，因此，一旦遇到矛盾和冲突，中国传统的解决、处理方法就显得很独特。传统观念认为，仅仅采用“妥协”的方法来处理千差万别的矛盾关系，那就太过于狭隘了，应该视矛盾及冲突的内容、形式和对象，

采用不同的处理和协调方法。尤其是对待群体内的冲突，要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在进行协调时，需要有两个条件：①在相对的双方中建立一种秩序，即相对双方的地位并不平等，其中一方在群体中起主导或权威的作用，另一方则起被主导或非权威的作用。在儒家看来，自然界广泛存在着秩序——“天不变其常”，这正是自然界长期以来能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样”（管子语）。人类只有将这种秩序引入社会关系中，才可以保持群体的稳定与和谐，比方，强调主导一方的作用，目的正是为了加强说服的力量。②在群体中，衡量矛盾的标准是“礼法”——一种以秩序为中心的法律。但是，在这种秩序中，无论是权威，还是非权威，两者是相互制约的。权威的作用在于协调关系，而不是压制。因为，群体内一旦出现压制，被压制的一方必会反抗，强势群体的权力将会失去——“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4．道德观

道德（“善”性）是人的社会性的最高形式。换句话说，是人类用来协调人际关系的最理性的方法。

二、道家的自然观——一种对宇宙的认识

在整个古代中国里，能与儒家相提并论的学说，就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另一主流——道家学说。如果说，儒家在我们获得“关于人类的生活方式的智慧”方面，提供了一些可贵的启示的话，道家则是在追求“关于世界的固有状态的智慧”方面，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

道家是以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派。老子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以「道」来说明世界万物的本质与变化，故被称为道家。老子之后，道家又形成了庄子学与黄老学两大不同派别。战国时期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对「道」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说明，其见解精辟，立意高远，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是道家的所谓正统学派，故后人常以老庄并称。庄子哲学反对人为物役，追求个体身心的绝对自由，具有相对主义的思想

倾向。此外，道家之学在发展中与名家、法家合流，逐渐形成黄老之学。西汉初，黄老之学受到统治阶级极力推崇，曾盛极一时。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黄老之学渐衰。魏晋时期，玄学盛行，流行以老庄解释儒家经典的思潮，佛教也援用道家之学解释佛经。总的来说，道家毕竟与儒家不同，他们的精力主要是用在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研究上，由此而形成一种深刻的自然观。下面，我们就道家自然观的几个命题展开论述。

1．以「道」为本。

这是道家区别于其它各家的基本思想之一。老子提出「道」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主要是用以推论天地万物起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62]这就是说，「道」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世界万物的本原，它无形无声，独立存在。他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我，万物负阴而阳，一冲气以为和。」后人对此解释说，这里的「一」指阴阳末分的宇宙混沌体；「二」指宇宙由混一而剖分为阴阳；「三」即「阴」、「阳」相互组合而成八个生成万事万物的基本元素——“八卦”；「和」是阴阳的共同点（共性）。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从“道”开始，一层一层地分析（具体化）出来的。换句话说，如果对万事万物进行一层层地概括（抽象化），即找出每一层事物的共同点（“损之又损”——老子语，下同），最后便可得到所有事物发展的最抽象（“玄之又玄”），也是包含在所有学科里的最基本的方法（“众妙之门”），这种方法就是对存在于万事万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规律的一种论述。由此可见，老子所说的“道”，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总规律”。每一门学科都会有自己的认识规律，即“众妙”，如“剑道”、“棋道”、“琴道”、“书道”等等，对所有规律进行概括的规律，就是“总规律”——“众妙之门”。老子对“道”的认识，开辟了中国最早的宇宙生成论。如果说孔子仅仅对天命鬼神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老子则彻底否定了天命鬼神思想，开创了中国无神论的传统。

和老子一样，庄子也企图探讨世界万物的规律问题。他继承了老子关于「道」为事物发展的本原和规律的思想。并对「道」作进一步的阐释：「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上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63]这里，庄子指出「道」有以下几个特性：

其一，「道」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不可能被人的感官所感知，因为它「无形」而「不可见」；其二，「道」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因为它无法穷尽；

其三，「道」先于天地而存在，是世上万物乃至神鬼神帝的本原。庄子还试图用「气」进一

步说明万物之形成，他认为，「道」「生天生地」之后，就由天地合气而产生万物：「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或和而物生焉」。不仅物的形成如此，人的生死也不例外：「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总之，在庄子看来，「通天下一气耳」。由以上分析可知，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以「道」为本的思想，力图用更富于理性的抽象思维来解释世界万物起源及规律的问题，体现了古代哲学思维层次的跃迁。

2．「自然无为。」

这是道家对规律的本质的认识，我们不妨称之为道家的“自然观”。有的人以为道家的自然观代表了一种对自然界的崇尚，希望人能够去揽抱自然回归自然。这种认识比较肤浅，并未理解道家的自然观蕴藏着的深刻含义。老子认为，「道」不仅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也是世界万物运动必须遵循的规律。在他看来，「道」产生万物并不是像「天」那样有意为之，而是顺其自然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正是在「无为」之中使到万物得以产生,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现实中，不少人对老子的“无为无不为”的真正含义无法理解，因此也就无法进一步去解释道家的“自然”是什么意思了。事实上，在老子及道家看来，规律，即“道”的发展是有一个限度的，达不到这个“度”，是“不为”、“不做”、“不动”，是静止；而一旦超过了这个“度”，那就会出现“妄动（即没有秩序地乱动）”、“过为（做得太过分）”、“太过”，是失序。无论是“过为”还是“不为”，都是违背“道”的，都会使人无法循“道”而行，即无法按照规律行事，这也就意味着人总是面临失败。因此，“无为无不为”作为一种符合“道”的行为标准，其含义就是“无过为无不为”。这其中也揭示了“道”（规律）的本质：宇宙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自己如此”、“本然如此”，宇宙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下去——“道法自然”、“自然而然”，这是不以人的意志可以发生改变的；人可以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和适应规律，即“顺其自然”，但不要试图去改变规律，或做一些超越规律的事，否则，人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报复；这就是道家的“自然无为”精神——“自然”是“顺其自然”，“无为”是不做违背或超越规律的事，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只要抓住“自然”这样一个核心，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他们的哲学思想便可一通百通，因为，老庄的思想即使是千头万绪，实际上都可归结为一点：“自然”。

老子认为，在社会生活领域，人也应该遵循「自然无为」的规律。在他看来，「道」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就是实行「无为而治」，即统治国家不能超越社会发展规律。统治者的「有为」实质是“过为”，是对民众干涉过多，使民众生活越来越穷困：「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

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使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因此，为政者就该「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样，就可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为此设计了一个「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模式，显然，这是对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理想化描绘。事实上，这种“无为之治”虽然是对“过为”的一种摒弃，但脱离了阶级社会的现实，反而成为一种“不为”，从另一个角度违背了“道”。可见，人类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不能离开社会发展的现实，更不能与社会存在脱节。

如果说老子哲学侧重于社会政治治理方面，那么庄子哲学则带有追求个性自由的特色，在「自然无为」思想的展开中更是明显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区别。

庄子认为，人应该按人的自然本性去生活，「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这里强调的是生命个体按自然本性自由自在发展(「天放」)的境界。为此，庄子主张鄙弃物欲，反对「以物累形」，强调要保持心灵的恬静，「淡而无为」。值得指出的是，庄子还以保持人的自然本性(「民有常性」)来批判否定儒家的仁义思想。在他看来，人的本性与仁义是对立的，「吾所谓藏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此失其常然也」。因此，推行仁义统治必然会破坏人的自然本性，造成伪善。他尖锐地指出，「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偷东西的被治罪，但窃国的诸侯却开口闭口大谈仁义道德！这种揭露是相当深刻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许多学派(尤其是儒家)都强调社会秩序的重要，人的个性发展问题却常常被忽略。从这一视角来看，庄子的自由个性观点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

3．「反者道之动。」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认为，「道」不仅是世界万物的根源，也是世界万物运动的规律。在考察事物变化发展的基础上，他猜测到了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提出了许多含有辩证法思想的观点。

首先，老子指出世上万物均有其对立面，并且对立的双方是相互依存的。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他以此来观察思考社会生活，指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其次，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认为事物运动的结果必然要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他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又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熟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还认识到，事物对立面的转

化是要有一定条件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老子将辩证法思想运用于战争领域，提出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等军事辩证法策略。这种「以反求正」方法的运用，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庄子的哲学思想中也包含着许多辩证法的因素，例如，在考察人类认识能力的时候，他揭示了个体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人类整体认识能力的矛盾，「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探讨事物运动变化的时候，认识到时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道无终始，物有死生」，认识到世界万物的演化表现为「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在观察事物存在时间长短的时候，提出了参照系的确定性与变动性问题。他的某些见解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启发了人们的思维。不过，庄子企图在主观上超脱乃至回避充满矛盾的现实世界，不自觉地滑向了相对主义的立场。

三、儒道互补——中国古代系统观

从哲学的认识论和目的性，乃至思想方法来看，儒学道家各有差异，很不相同。然而正是因为异，方成为儒道相互吸引的基础，也成为二者耦合的契机。中国文化史上的儒道结合、互相补充，使中国哲学传统具有了不同于其它哲学传统的独特个性。

儒道互补使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发展出完善的系统观。

1. 古代系统论的进一步完善。

现代系统论对“系统”的定义，是“相类或相异的事物按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成具有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整体组织（自组织）”。依据这个定义，中国很早就出现对系统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

中国古代系统观发源于殷周时业已成形的阴阳观念，至“五行”论成熟时，中国古代系统观便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古代管理和商战等行为的指导方法之一。可以说，阴阳观和五行观共同构建了中国古代系统论的基本框架，但使这种方法论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论证并使之逐步发展完善的，其功应归于儒的同一说与道的相对论的完美结合。儒道互补的系统观在古代世界

辩证法发展史上不仅有突出的地位，而且有自己的系统和特色。其要点是：

其一，着眼于整体稳定、协调的对立互补，以及有别有序的阴阳交感的矛盾观。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历来重视事物的矛盾关系，视阴阳交感和变易为宇宙的根本规律，但对事物的矛盾关系，他们所强调的不是对立面之间的排斥、斗争、分裂，也不是同一、相加，而是相承相应，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内经》曾指出：「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这里的「同」是相异事物的共同本质(与模仿性的「同一」不同)。在「同」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阴阳两极或矛盾各方面相济为用，各依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因此，矛盾的各方可偏胜而不可偏废；在交易运动中，不是一方克服、消亡另一方，而是一方的消长变化必以另一方相应的消长变化为补偿，始终保持着整体的稳定。

其二，着眼于整体的完善和连续的物极必反、生生不息的循环运动观。在阴阳对立中，互补的双方并不是等价的平等关系，而是存在着严格的「有别」、「有序」的等级秩序，即对立双方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存在着主导与被主导的协调关系。

其三，以应变为目的，以「全体」、「用中」为要点的实践辩证法。儒道互补的系统观为中国文化确定了一个绝妙的核心，暨中国文化所倡导的最大的美德，那就是“中和”（中庸）。其中，如果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代表了人的个性，在儒家看来，每个人的个性都应该是“稳固”的，不会随波逐流，就像一根直上直下的木棍，宁折不弯；每个人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上都应表现“执着”，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应朝三暮四，以显示自己的“清高”。“和”则主张“关系”，代表“变化”——“应时而变”、“应事而变”、“应物而变”，代表“和谐”——忍耐、等待、适应和协调，也代表“平凡”（“庸”的其中一个含义）。以气质而论，儒家正是以“中”为特点，坚持理想坚持信仰坚持原则，就像一个稳定的“方”型，不会轻易改变自己，却缺少了一些变化；道家则以“和”为特点，信赖相对信赖变化信赖圆融，就像一个不稳的“圆”型，善于顺应，却缺少了一点原则。当儒道结合起来，就如同方圆互补，“中——和”（中——庸）系统最终确定。这时，中国文化系统表现出来的气度，那便是既可秉持个性又不失与外界的人物事联系，既可坚持原则又不失随时变化，所谓“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

2. 「近取诸身」的实践方法。

儒家注重「经验」，道家注重「理性」，但二者都着重「心」的作用，这成为儒道融合的基础之一。中国哲学在讨论「心」的问题时，既借助儒的「经验」，又借助道的理性，形成一种直观(或具体)的理性主义。所谓直观的理性主义，即从具体的意义来建立理性精神，其不同于西方重玄思和思辨，充满躁动不安的理性主义，而是独树一帜，把人视为理性的动物，确

认人可以凭借理性的功能来认识真理，但这种理性主义又是具体的，以大量的经验和观察作为基础，《易经》便是从阴阳(如牝牧、向背、多少，动静)的相互变化中，观察，领悟并发展了的「变」的哲学。从生活中的经验，从自身的感悟推测尚不可知的「天道」的本质，便是「近取诸身」的方法。

⒊内在的人学倾向。

在儒道互补的结构里，从方法上看，道是主导，但从目的来看，则儒是主导，这决定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基本上是以人学为主，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生经验进行积极的反思。由于有道家思想的补苴，对人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具有人类学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了宇宙学的意义，即将人与自然或实在视为和谐的统一体，人的「心」(心灵)，「体」(肉体)之间没有一种根本的界限，人的存在及其存在价值的根本意义是生命，而生命的含义又与自然和创造性活动(如「道」、「天」)连结在一起。「儒家圣人，道家真人和中国佛学中的佛，都在证明着一种信仰，那就是人有一种宇宙的潜能来实现在自然中的价值和使自己成为完人」，这个「完人」，就是中国哲学所椎崇的理想人格。

相应地说，中国有关社会的理论比较发达，从社会出发的理论观念甚至表现出政治伦理哲学化的倾向。囿于这一特点，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出现了思辩和有关方法，但哲学的科学倾向却不发达，使得中国的哲学缺乏完备的理论形态。

4．智与慧的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注重智与慧的结合，与西方哲学所执着的「智」(智力、理智)大不相同，中国哲学中的「慧」是达到理想人格的一切准备，包括「仁、义、礼、信」等；「智」是人间际遇中的机敏和睿智，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就是这种智的哲学在军事战略上的一种运用。智慧结合，能使人在处理社会关系时，高掌远跖，明见于末萌之前，即「智者其所能接远也」。受哲学这种特征影响，中国人更重视代数、工艺、运筹和建构，与西方人重视几何学、分析物理、形式逻辑和解构形成鲜明的对照。

论述性文本彭华《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阅读练习及答案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每一个事物又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西人所说的“关联思维”、“关联宇宙论”、“有机宇宙哲学”或“有机主义宇宙观”，今人所说的“系统思维”，实际上就是“整体思维”。 注重整体统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整体思维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探讨天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在道家、儒家以及中华传统医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东周以降，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自然－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彭华《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影响

受到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思维模式存在显著差异。这些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在跨文化交流中会造成不同的表达和言语方式、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 （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表达和言语方式 思维方式的差异首先造成的就是言语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在信息传达上，中国人习惯于形象思维和联想，为了使文章生动、形象，经常使用丰富的形容词和比喻，而且，在切入正题之前往往还要进行很多铺垫。而对于西方人来讲，这种做法只会减弱信息传播的效果，而且往往被认为是空洞和夸大其词。因为西方的写作风格，特别是英语的写作，比较注重逻辑的紧密和事实的陈述，一般来讲比较低调，即使是一些名人的著名演讲，也没有很多华丽的词藻。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中西方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最明显的不同就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区别。中国人由于采取整体优先与和谐至上的思维定势，因而认同集体主义，在中国人的社会氛围中，祥和、安宁、合作、顺从始终占主导地位。西方人由于主要采取分析思维与求异思维来看待事物，因而往往看到的是事物的对立面，他们更注重个人的存在，个人的价值和自我的实现。西方的民主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人们不崇信集体也不崇信任何权威，而认为不论是集体还是权威都是由契约形成的，个人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别人对自己的关心爱护有可能被认为是对自己自由的干涉。此外，中西方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西方人从总体来说相信那些经过分析方法证明的东西，他们相信科学实验、相信问卷调查结果，而不轻易相信经验和直觉，对于中医学他们可能感到比较神奇，出于冒险和刺激心理，有些人可能会接受如针灸和汤药等中医疗法，但是多数人并不认同中医。 （三）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 中西方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导致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差异。西方人习惯于竞争，喜欢表现白我，崇尚冒险、刺激、新颖、花哨，而中国人则往往觉得西方人的这些表现过于张扬，为人肤浅。中国人由于注重整体优先的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时往往不分你我，工作一起干，吃饭付费往往是抢着付钱，而西方人则是明确地分清是非和你我，彼此之问保密隐私并不认为是不信任，相反，像中国人那样随便打听别人的收入、年龄和私生活，反而会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行为。总之，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中西方人在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上的差异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西方交流的逐渐增多，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问的差距也在逐步减少，中国文化正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和西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西方人到中国来之后也能“入乡随俗”。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摘抄)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纪宝成 （摘自纪宝成校长4月2日在南京财经大学的演讲） 文化的特点是说高深就非常高深。说具体，传统节日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然而，新文化运动、西方学科制度的引进等，却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不应有的鄙视。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倡导国学教育，目的就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无知和破坏 当青年学生托福成绩达到令人惊异程度之时，却连中国的语言也难以理解，更不用说古文，很多学生连简单的古文也看不懂，一些博士论文在语言运用上十分不熟练，标点符号不会点，错别字连篇。不少人谈到外国的事情时了解很多，但在谈到屈原、司马迁时知道的就很少，再了解司马迁和屈原讲过什么、写过什么时知道的人就更少。 文化大革命后，在政治上、思想上都进行了拨乱反正，但是在传统文化上却始终都没有矫正到位。这种现象需要各方人士深刻反省。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受到列强的欺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战败后割地赔款，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此时中国人民开始向西方学习，即“西学东渐”，开始了学习欧美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人民从蒙昧中走了出来，科学民主在中国大地上开始生根发芽。然而新文化运动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全盘否定态度，而且以后一代一代人把中国的落后都归咎于传统文化的落后。以至于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文化丝毫没有自豪感。这种状况令我们感到惊讶，外国人更为惊讶。 1913年，英国人庄士敦说：“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 “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华文化全盘否定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领导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早就预言： 激情方式，将对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埋下深层的隐患”。不幸而言中，它的确埋下了深层的隐患。

《中国传统文化》第三讲中国传统经济和科技文化

第三講中國傳統經濟和科技文化 一、傳統農耕經濟的文化特征 ㈠農耕經濟的類型和特點 農耕經濟是中國古代經濟的基本形態，主體是農業。 中國傳統農業可分爲兩大基本類型：旱作農業和稻作農業。 北方→溫帶→黑壤→旱作農業→麥類； 南方→亞熱帶→黏性土壤→稻作農業→水稻類。 種植技術和管理都有很大不同，但從文化觀念、文化意識上有很大共同性，兩者都是我國的經濟基礎。 其共同的文化特性體現在3個方面： 1、重視灌溉 灌溉是所有農業得以發展的前提，重視水利的背後是集體合作的觀念，注重集體，注重協作。 2、注重節氣 不同節氣對農業生産影響很大很具體，晚稻必須在立秋之前種下去。 二十四節氣在中國很早就有研究，BC137年的《淮南子》是完整記載一年內所有節氣劃分和特點的文獻。二 十四節氣的劃分根據太陽、地球和月亮運動的位置劃分，共24個時段（立春、雨水、驚蟄等）。 在重要的節氣舉行祭祀儀式，告示天下，24節氣背後反映了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3、重視農耕經驗的總結 中國曆代重視對農業生産的總結，保存在曆代的農書裏，中國有一套專門的農書體系。 漢代專門的農書、最早的農書是崔寔《四民月令》、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唐代陸龜蒙《耒耜經》、南宋陳旉《農書》、元代王祯《農書》、明代徐光啓《農政全書》、清代張履祥《古農書》。 四種思想： ⑴統籌水土利用：農業生産必定符合、利用規律。 ⑵協調農業生産各環節的關系：各環節是銜接的。 ⑶荒政思想：農業生産不可能年年豐收，在豐收的時候要想到荒年時。 ⑷人力勝天：把握規律、利用規律。 ㈡農耕經濟文化形態 農耕經濟的文化心態反映不僅僅是農耕經濟，也反映了整個社會民衆的文化心態。 最突出的有3個方面： 1、天時地利人勤的重農心態： 對自然條件的利用和人的有爲。重農首先尊重農業規律，其次利用規律，然後發揮人的有爲。 2、以農業爲本的經濟心態： 把農業作爲社會經濟發展的正常形態，其它經濟活動作爲社會經濟的附屬或非正常形態，因而有普遍重農輕 商的社會心態。世人認爲無商不奸，商人認爲無奸不商。 3、精打細算、知足節用的生活心態： 傳統農業是低效率的，無法完全滿足社會的基本需求，因而人們講知足，不要求吃得飽、吃得好，只要有吃 的。節儉的背後體現了我國傳統農業長期未能滿足社會需求，只有知足節儉，社會才能持續下去。 “節儉”在古代是只要自己活下去就行，但現在節儉多是指不要浪費。 從整個大的過程，可分爲3個階段： 先秦時期：傳統商業的産生階段 漢唐時期：傳統商業的發展階段， 表現爲城市消費商業發展、競爭，本質反映城市對農村經濟的剝削，阻礙農業的發展，影響農村經濟正常發展。 宋代以後：商業的産業化發展即商品。 二、傳統商業文化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现代人有哪些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现代人有哪些影响 一、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利弊分析。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或思维惯性,是一种相对定型化的思维活动样式,结构和过程。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差异，由于中西方民族各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生产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不同深深影响了本民族的思维和科学文化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我们从整体上很难分辨其孰优孰劣，只能从它们各自的利弊来分析。 1、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利弊 （1）以“人本”为逻辑出发点，具有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一切价值的出发点与源泉，以人为尺度与标准去疏解、衡量一切价值的精神。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方式奠定了家族本位、人伦本位的文化基调，因而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表现为以“人本”为逻辑出发点，即以人为万物之本，从自身的特点出发去考察万物，于是在认知方式上必然把一切“人化”，由人的价值体悟物的价值，以人的规律来取代物的规律，因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它表现在价值判断上，就是以善代真，以情代理。这种思维特征的优势是注重对人类自身的求索,推动社会伦理道德,社会治理,人文学科等方面的发展，能促进人际关系的沟通与融合，易于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弊端是忽视对外界的探索,思维易于走向封闭化,即将主体自身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对象乃至目的，在某种程序上抹杀了对象的客观性，具有泛情感化的倾向，因而不具备很强的发展后力，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对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科技落伍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 (2)注重整体统一。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以求得天、地、人、物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而不太注重事物的内部结构。这种思维方式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为有机整体，使人能下化万物，上参天地，并通过自己的行为制天命而用之，这就能使人们从整体上，全局上把握客体。这一独特的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从曲线与直线、解析与整体、模糊与精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我们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特点和原因,有利于我们既保持自身好的特性,克服不足,又能更好地融合到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之中,对我们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有些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对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使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东方人好曲线,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曲线思维,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寻求世界的对立,“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线性推理”的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如“天人合一”、“亦此亦彼”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比喻的话,那么中国的思维方式以“辨证”为主,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感到非常头痛,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最难懂的文字。所以,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整体思维”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因此犯下“基本归因错误”的几率较低。所以,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上都有可取之处,不可片面否定;但在很多事情诸如有关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则可以向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学习。 最耐人寻味的是,最近西方的研究显示,长期旅居东方的西方人和移居西方的东方人,在有关心理实验中的表现都介于东西方之间,并没有显示西方人“解析思维”或东方人“整体思维”的特征。这预示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人文思想上或许会出现新气象[3]。 （2）西方重解析,东方看整体 生活在不同变化下的人们对外界的认识模式存在着差别。季羡林认为:“一言而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具有不同的特征,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这样看来,中西思维方式分别属于整体、直觉、具象思维与分析、逻辑抽象思维。 仅举一个例子:德国人做菜放多少盐是需要用天平来称的,而中国是用勺子舀的。中国人似乎更长于总体把握,而西方人长于条分缕析;中国人善于归纳,西方人善于演绎;中国人强调群体,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重悟性,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善形象思维,西方人善逻辑思维;中国人更具诗人的气质,西方人更具科学家的头脑;中国人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充塞其中的是“道”或“气”,西方人把宇宙看作一个个原子,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中国人处理事情就像中医,

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1997年第2期汉字文化　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郭优良 提要:本文以汉字文化学理论为指导,探讨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文章认为:(1)整体性思维决定了汉字的造字法,而造字法反映了汉族人整体 思维的发展阶段。(2)直观思维使汉字字形带有明显的形象感性色彩,这种字形又强 化了汉民族的直观思维习惯。(3)意象思维促成了汉字字义的抽象化,而一些表抽象 概念的汉字的探源,则揭示出意象思维的奥秘。(4)经学思维有尊崇汉字、维护汉字 的倾向,而汉字体制的长期传承证明了它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汉字文化学认为,汉字不仅仅是汉民族的辅助性交际工具,它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汉字,特别是古汉字丰富地表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民俗风尚、宗教迷信、伦理道德等,而且还以缩影的方式展示出中国传统思维的方式特征。汉字与传统思维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汉字的长期使用对中国传统思维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汉字作为沟通人际关系的媒介,其形意融合的特征,使得人们习惯于以形求义,愿意从字形上直接把握符号所表示的意义。这种认知方式的长期刺激,势必会把人们导向直观把握的思维模式中。另一方面,传统思维也影响到汉字系统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的先人当初为什么创造了表意体制文字而不是其他体制的文字?汉字为何千百年来体制不变经久不衰?这些问题除了文字学本身的因素外,显然还受到中国传统思维的决定和制约。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汉字,建立更加科学的汉字学,本文试从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些探讨。 一、整体思维和汉字的造字方法 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最根本的特征。所谓整体思维,是指倾向于对认知客体作综合概括的把握。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汉字的造字方法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唐兰先生在《古 “象意”、 “形声”三书说,这三种造字类型实际上代表了汉族人整文字学导论》中提出过“象形”、 体思维的三个发展阶段。 在象形字阶段,其思维方式主要是“观物取象”,但观物取象决非一味地机械模仿,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综合概括了。从文字图画到象形字的产生,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图形的净化,即概括性的象征取代了图画式的描绘,简洁的线条取代了投影式的块面结构。图形净化使观物取象成为对客观事物的概括模拟,比如“牛”“羊”二字,不再是面目俱全的“写真”,而是变成以纯粹的线条“画成其物”了。象形字的产生是人类思维进化的重要成果,也是真正文字出现的一个标志。 在象意字阶段,其思维方式主要是“综合取象”以获得对抽象事物表达的能力。抽象事物,

简述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简述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 中国人的思维有比较强的直觉思维能力，这种思维方式对事物的整体把握上十分有帮助。西方的科学重理性分析与逻辑推理，注重方法与技术上的操作与实验，要求用精确的数字来把握所认识的对象，同时通过归纳法概括出一般性的原理与规律。特别是在伽利略与牛顿时代，思辨的、演绎的人们和技术的、归纳的人们建立了紧密联系，使得这些科学家们既是实验家，又是理论家与思想家。但是，中国人的思维基本上说是浑沌的、粗疏的，同时也是凭直觉性的整体性把握事物 中国人的思维 1、“天人合一”：推崇“整体思维” 2、“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善用“辩证思维” 3、“叩其两端”：喜欢“中庸思维” 4、“顿悟成佛”：偏好“直觉思维” 5、“唯上是从”：习惯“权威思维” 6、“这有什么用?”：讲究“实用思维” 7、“月印万川”：爱用“形象思维” 8、“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偏爱“循环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最基本特征 象形文字中的象思维与超常感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一直在关注和找寻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与流程。然而，一个多甲子过去了，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尚没有在中国传统思维的基本方式与基本特征上凝聚出共识。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遇到一位研究古汉字多年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认为：其实，中国的象形字就是最好的老师，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好书。顺着老人家提供的思路，在《说文解字》中找到了许慎对象形文字的精解：“象形文字，先象后形”。接着，又在老子《道德经》中找到了三处关于“象”的阐解，如第21章的“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第35章的“执大象，天下往”;第41章的“大象无形”。仔细揣摩许慎与老子所言，人们也许会问，许慎和老子所说的“象”指的是什么?华夏古人在始创汉字时是否真的看到了宇宙自然的“象”?几千年前的古人对“象”的认知是否真的超过了今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的创新思维、创新潜能与华夏古人的象思维是否有所关联呢?下面就对上述几个问题谈谈微浅看法。 中国的一位艺术史学家认为：许慎与老子在谈及“象”时虽不是针对美学问题所言，但这些话却是华夏古人审视人与自然过程中获得的特殊体验。在绘画艺术或美术创作中，中国古代的艺术大师们之所以能在“象与非象”、“形与非形”中得到超越，正是在于他们在观察人与自然的诸多的“形”时获得了“象”的灵感。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美学教授指出：“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人类思维的共同的表现方式。而所

中国传统文化作业

张倩20126298 环境工程一班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 （1）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的诸种意见 中国人很早便对文化类型有所认识。中国古人通过将中原地区华的农耕文化与周边四夷的游牧文化或渔猎文化加以比较，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类型观；两汉以后，又将本土以入世精神为特征的儒家文化与来自南亚以出世精神为特征的佛教文化加以比较，进一步突出本土文化重伦常礼教的类型特征。近代以来，人们更是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界定文化类型。如严复，李大钊等人就把中国文化归结为“农业—宗法型”；梁漱溟则将中国、印度、西方分别为文化三类型。随着文化学研究的深入，目前关于文化分类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一下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按地理环境区分文化类型，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其产生、演变、丰富、发展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在独特的经济和社会土壤里完成的，中国因地域广阔、复杂，自古就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即河谷型、草原型、山岳型和海洋型。河谷型文化的特点是内聚力和容纳性强；草原型的文化特点是流动性和外向性明显；山岳型文化的特点是封闭性和排他性突出；海洋型文化特点是开放性和冒险性较强。 第二种意见是按照观念文化和一定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进行分类，将文化分为农业文化、工商文化和游牧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孕育诞生在农业宗法社会的母体之中。大约在氏族社会后期，中国就进入了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其后，农业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干。长期的农耕生活对中华民族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的形成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人们安土重迁，追求生活的稳定与安宁，缺乏冒险精神。中国封建统治者视农业为立国之本，认为商业和手工业是“困辱游业”，甚至认为“务末”则丧国。 第三种意见则是审视中国文化形成发展的路程，认为儒、道、墨、法、佛等诸家思想学说，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内容和核心。在形成期，是儒、墨、道、法并行格局，而发展期则是儒、法、道、佛并行，其中儒家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居中制衡作用。由于这样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各家思想相通互补，互为关联的诸多因素，规定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构成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人格和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形成传统社会共同的思维定式，使中国文化定位论理政治类型，中国古代论理道德、政治、法律，特别是论理道德纲常的概括和总结，具有把论理纲常提高到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和人生观的高度加以论证的特点。 第四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制文化。因为在他们看来，观念文化与经济制度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与不同时期垄断生产资料从而垄断精神生产的阶级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因此，按社会形态、阶级属性分类是最基本的方法。而且，为使这种分类不仅表现出文化的时代性，同时表现出文化的民族性，还可以在分类的标准上加些内容。如中国奴隶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有家国一体的宗法特征，可成为宗法奴隶制文化。 上述分类是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各种特点及这些特点的内在联系划分的。由于这些特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但他们分别刻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特点，都有一定的理由。 （2）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成熟的伦理文化之一。两千多年前便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实用化、世俗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积极的入世功能。它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作用至今，实在得益于伦理――政治这一文化类型的粘合作用。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什么不同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什么不同 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是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凸现出 来的，所以我们不妨以西方乃至印度的学术思想为背景探讨这个问题。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

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 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摘要：悠远浩博的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恢宏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而除此之外，各个历程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其各自的特征，各自有自己的精髓之处，也是这精髓之特征，书写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关键词：传统文化发展历程基本特征儒家学说 所谓传统文化，广义上看应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狭义上主要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儒释道文化，特别是宋明以降的程朱理学。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从汉武帝始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后期一儒统天下，虽然也有释道参杂其中，个别时候甚至盖过儒术，但总体上是儒家独步天下，无有能与争雄。纵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上古文化： 在古文化产生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工具。猿人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和简单加工的石块，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从元谋人直到距今约7000年前的四川资阳人均处于这一时代。其中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从距今7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 与物质文化长足进展的同时，中国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另外表现在关系方面，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古时代主要有男女通婚关系，以及由此关系制约的氏族关系。其组织形式则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等。 二、殷商西周文化：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与此相适应，商人的都城一再迁徒，史称“不常厥邑”。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以殷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关于殷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古代典籍屡有记述。《礼记·表记》便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虽然汉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其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却依然维系下来，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中国传统文化第三讲

亚洲饮食文化特色 -中国饮食文化教学目标 掌握中国饮食文化特色 熟悉中国烹饪技法 熟悉中国菜系 以中餐为代表的中国菜系，以西餐为主题的法国菜系，清真菜系的土耳其菜系被称为世界三大菜系。 一、中国饮食文化特色 1、博大精深 2、烹饪技法发达 3、食谱广泛 4、饮食涵义丰富 5、器具多彩 1、博大精深 历史长、内涵深、外延广、品质特、影响大 2、烹饪技术发达 物尽其用、化废为宝、技法多样 中国烹饪24技法 炒：其原料一般是片，丝，丁，条，块，炒时要用旺火，要热锅热油，所用底油多少随料而定。依照材料，火候，油温高低的不同，可分为生炒，滑炒，熟炒及干炒等方法。 爆：加热时间极短，烹制出的菜肴脆嫩鲜爽。主要用于烹制脆性，韧性原料，如肚子，鸡肫，鸭肫，鸡鸭肉，瘦猪肉，牛羊肉等。常用的爆法主要为：油爆，芜爆，葱爆，酱爆等。 熘：熘是用旺火急速烹调的一种方法。熘法一般是先将原料经过油炸或开水氽熟后，另起油锅调制卤汁。

炸：炸是一种旺火，多油，无汁的烹调方法。炸有很多种，如清炸，干炸，软炸，酥炸，面包渣炸，纸包炸，脆炸，油浸，油淋等。 烹：一是以鸡，鸭，鱼，虾，肉类为料的烹，一般是把挂糊的或不挂糊的片，丝，块，段用旺火油先炸一遍，锅中留少许底油置于旺火上，将炸好的主料放入，然后加入单一的调味品（不用淀粉），或加入多种调味品对成的芡汁（用淀粉），快速翻炒即成。二是以蔬菜为主料的烹，可把主料直接用来烹炒，也可把主料用开水烫后再烹炒。 煎：煎是先把锅烧热，用少量的油刷一下锅底，然后把扁型原料放入锅中，用少量的油煎制成熟的一种烹饪方法。 贴：贴是把几种粘合在一起的原料挂糊之后，下锅只贴一面，使其一面黄脆，而另一面鲜嫩的烹饪方法。它与煎的区别在于，贴只煎主料的一面，而煎是两面。 烧：烧是先将主料进行1次或2次以上的热处理之后，加入汤（或水）和调料，先用大火烧开，后用小火慢烧至或酥烂（肉类，海味），或软嫩（鱼类，豆腐），或鲜嫩（蔬菜）的一种烹调方法。 焖：焖是将锅置于微火上加锅盖把菜焖熟的一种烹饪方法。操作过程与烧很相似，但小火加热的时间更长，火力也跟小，一般在半小时以上。 炖：炖和烧相似，但炖制菜的汤汁比烧菜的多。炖先用葱，姜炝锅，再冲入汤或水，烧开后下主料，先大火烧开，再小火慢炖。炖菜的主料要求软烂，一般是咸鲜味。 蒸：蒸是以水蒸气为导热体，将经过调味的原料，用旺火或中火加热，使成菜熟嫩或酥烂的一种烹调方法。 汆：汆既是对有些烹饪原料进行出水处理的方法，也是一种制作菜肴的烹调方法。汆菜的主料多是细小的片，丝，花刀型或丸子，而且成品汤多。氽属旺火速成的烹调方法。 煮：煮和氽相似，但煮比氽的时间长。煮是把主料放于多量的汤汁或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什么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什么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医是整体疗法，头疼可能医脚;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在中国人眼里，人与大自然、社会也是一个整体，此即天人合一、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我们的古人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来次，但没人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我们早就有类似于血液循环的看法，但没有上升为理论，最终是英国人哈维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人反映哲学思考的语言也往往文约义丰，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传统哲学经典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如《道德经》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论语》也是往往以寥寥数语阐述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这与中国哲学的用途有关。它为铸就有修养的“人”并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为目标，只有简洁，哲学才能在民间推广，达到熏陶每个人的目标。

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的，我们有许多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的记录，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但常常处于捕捉现象的阶段。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中国人的思维有哪些 中庸之道 中庸作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执两用中，不走极端，如对圣人的描写，“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2)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不偏激，追求平和。最明显体现在中医对身体阴阳二气的调节上。(3)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至今仍有关于种小麦的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4)允执其中，保持平衡。(5)有原则地折衷。 中庸的思维方式在古代中国农业、医学、政治和人际关系之中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稳固了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缓和了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协调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至今对世界仍有重大意义。 直觉思维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怎么重视逻辑思维，而习惯于进行直觉体验。但这种直觉思维并不排斥理性思维，而是与理性思维交互为用，相辅相成，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维(整体思维、系统思维)的特征。它目的在于把握对象的整体表象特征，其基本形式常常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 当一个地方或民族的思维方式经过代代流传而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习惯，并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地方或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便形成了。西方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殖民征服，特别是1840年开始的中国的殖民化，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中华文明之外，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西方文化。西方人的服饰、饮食、习俗无一样同于中华，中西文化的分裂，不同文化的异质逐渐成为了一种公认。东西方在哲学思想源流上各自有不同的来源。东方体系（特别是中国）深受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的熏陶，历史悠久丰富，较注重情感的变化，因此东方诸民族观察事物有时是凭直觉、非理性、综合的，他们注重情感诉求。相对而言，西方的逻辑学承袭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三段论法”，因此西方的思维方式倾向理性主义、善用逻辑、推理的思考，他们习惯有系统、有秩序地掌握事物的性质。因此，东方的思维方式通常特点是精神的、感性的、内向的、综合的、主观的;而西方的思维方式通常特点是物质的、理性的、外向的、分析的、客观的。 西方是分析式思维的传统，中国是直觉思维的传统。什么是分析思维呢？整体分解为部分或者不同情况来事物。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为进行研究。用三断论的方法。讲求大前提小前提，还有前项后项等。论证时还要不犯逻辑错误。什么是直觉思维？直觉思维就是采取一种直觉的方式，多从整体上来待事物，停留在描述的层面。可以这样说，中国人在实践理论方面，直觉是中国人最常用的思维方式。而直觉是经验的产物，但不一定是逻辑的结果。而西方呢？对于规律的总结，理论之于实践，是西方惯有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差异性，使中国人极具创造力，却没有西方的推广性应用。故而有人感叹：中国有改变欧洲及至现代世界的四大“技术发明”，但没有能说明其原理和用途的理论科学。例如，在食物的调味上，中国靠直觉和经验放调味料。而西方就会认真地写下多少分量的食物要放多少调味料。 西方式的思维多告诉我们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国思维则告诉我们如何接受。例如：在教育上，中国会用很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们不能做，但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是弱于分析的。告诉我去做，但是为什么这样去做呢？没有理由，只是去做。而在西方则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 西方式思维是具象，中国式思维是抽象的。举个例子：在绘画里，前者为了说明天使在飞，就在他们背后加一双翅膀；后者为了说明仙女在飞，会以仙女旁边加几朵白云。 西方人善用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比如：中医的“肾”就不是专指肾器官，而是与肾相联的很多方面，就像是一个单位的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 , 从曲线与直线、解析与整体、模糊与精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 指出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我们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特点和原因 , 有利于我们既保持自身好的特性 , 克服不足 , 又能更好地融合到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之中 , 对我们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 , 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 有些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 , 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 , 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对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 , 使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 东方人好曲线 , 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 , 喜欢开门见山 ; 中国人曲线思维 , 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寻求世界的对立,“ 非此即彼” 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 线性推理” 的观念 ,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 , 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 , 如“ 天人合一” 、“ 亦此亦彼” 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比喻的话 , 那么中国的思维方式以“ 辨证” 为主 , 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 , 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 , 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 , 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感到非常头痛 , 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 , 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最难懂的文字。所以 , 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 , 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 , 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 , 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 , 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 , 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 , 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 整体思维” 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 , 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 , 因此犯下“ 基本归因错误” 的几率较低。所以 , 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上

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大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大特征 自从中国迈进文明社会的门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了上下五千年，传播到纵横数万里。一个个王朝的毁灭，一次次残酷的战争，多少次外族的入侵，乃至无数次山崩地震、水旱、瘟疫等，都未能阻止它前进的步伐，这与它所具备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有着直接关系。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中国文化要义》，概括了中国文化的14大特征；台湾学者韦政通则说，中国文化有十大特征。其实这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我将它概括为八大特征，提出来仅供大家参考。 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即中国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等。但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外历史上，不少优秀的文化因为异族入侵而中断，如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人入侵而中断沉睡了上千年；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则因入侵者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曾经一度希腊化，后又罗马化，再后又伊斯兰化。这都是由于它们根基不深，站脚不稳。中国传统文化却大不相同，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的相继南下，乃至蒙古、满清入主中原，都未能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却是征服者最后被征服、被同化、被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反而增加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之所以有这种顽强的延续性，这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同化力与融合力，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汉化、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佛教文化，如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近年来，千百万华侨都来关心中国的振兴，正是这种文化凝聚力在起作用。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唤起海外广大同胞的爱国心，争取他们从道义上、物质上支持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早日统一，正是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 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曾教导他的弟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又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处理人事与天道的关系时，不少政治家与思想家，都主张要先尽人事，然后再考虑天道。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人伦道德，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要求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友弟悌，朋友之间要讲义讲信，为人臣、人妻要守节，与一般人交往也要讲忠恕之道，要努力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君臣合力、朋友同心。在处理君与民的关系时，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