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
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中平元年-建安十五年)184-220
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
舌人碌碌风尘里，青史无情不记名。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
东汉桓帝末年到西晋:草创时期
我国大量进行佛经翻译是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开始的。最早的的翻译家有两人:一为安清，二为支娄伽谶
安世高
安清字世高，西域安息人，据说是安息国的太子，自幼刻意好学，"外国典籍，莫不该贯"，博学多识，笃信佛教，持戒精严。轮到他继承王位时，"乃深悟苦、空，厌离名器"，便将王位让给叔叔，出家修道，离开本土，游化西域各地，于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到达洛阳，"至止未久，即通华言"(《高僧传》)。从公元148年到172年(灵帝建灵五年)二十余年间，译出有关止观法门的种种经论。到"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杖锡江南"，到了广州，转向会稽，在市上被斗殴者误中身死。
安世高译籍有35部，41卷;现存22部，26卷，其中有《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道地经》等，开后世禅学之源。
安世高所译经论主要内容是传播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修行方法的，由于他通晓话语，故译文比较能正确地传达出原本意义，梁皎慧《高僧传》拼他的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说他说理明白，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但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于直译。有时为了顺从原文结构，不免重复颠倒，对于某些术语的翻译也欠精确，如"受"译为"痛"，"正命"译为"直业治"等令人费解。安世高的翻译也有通过口授而由别人记录整理的。
支娄伽谶
西域月支人，简名支谶，"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高僧传》)。他也通晓华语，到灵帝中平年(公元184-189年)为止"传译梵文"，译出若干部佛经。据道安经录，有年代可考的是3部14卷，即《般若道行经》10卷和《般舟三昧经》2卷(现存本三卷)，光和二年(公元179年)译。《首楞严经》二卷(现缺佚)，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译。有疑问的计9部12卷。
支谶所译经典全属大乘佛教，其译文比较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本的面目，往往"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直译，即所谓"贵尚实中"而以"弃文存质，深得经意"为旨意。但过分求实求质，必然致使义理晦涩，不易了解。
安玄
安息人，于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来洛阳行商，因功封为"骑都尉"他原是个在家持戒的居士，"博诵群经，多所通习"。来中国后，学会汉语，常与沙门讲论佛法，世称为"都尉玄"。他与汉族沙门严佛调合译《法镜经》一卷，亦属小乘佛法，由安玄口译，佛调笔受，译文"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美，见述后代"
严佛调
一作浮调，临淮人，"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世称安侯(安清)、都尉(安玄)、佛调三人传译，号为难继"据说佛调还译过《古维摩诘经》等3部5卷。
东汉灵帝和献帝时(公元168-220年)的译经人员有康居僧康巨(一作康臣)，康孟祥和月支僧支曜等。他们都通晓华语。康巨在灵帝时译过《问地狱事经》，"言直理旨，不加润饰"。献帝时，康孟祥与与竺大力合译出《中本起》二卷，《修行本起经》二卷，都是介绍释迦摩尼诞生、成长、出家修道、传教的神话般的传记。支曜译有《成具光明三昧经》。
支谦
一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故姓支。他受业于同组人支亮，支亮则受业于支谶，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他，从小学习中国书典，并"学胡书，备通六国语言"。他译经的时间是从孙权黄武元年到孙亮建兴三年(公元222-254年)。在这30多年时间，他搜集了各种原本和译本，未译的补译，已译的订正。特别是对支谶的重要译作如《道行》、《首严楞》等加以重译。支谦译经较多，道安经录著录了30部，《出三藏记集·支谦传》说有27部，《高僧传》作49部，现经考订的译本只有《大明度无极经》等29部，译得"曲得圣义，辞旨文雅"为继安清、支谶之后的译经大师。支谦还首创"会译"的体裁。他曾把《无量门微密持经》和两种旧译对堪，区别本末，分章段句，上下排列，很下过一番功夫。译文加注也始于支谦。
他的译作"曲得圣意，辞旨文雅"
支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约，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词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这一阶段佛经翻译的特点是:
第一，翻译佛经的主要力量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而以汉族知识分子信徒为辅助力量。此时期的翻译尚为得到政府的支持，而是在民间信徒们的资助下分散进行的。由于经费有限，所译多为费时不长的短篇。
第二，翻译往往全凭口授即由外僧背诵某经，一人口译成汉语叫做传言或度语，另一人或数人"笔受"，即笔录成汉文，再进行修饰。
第三，从翻译方法来说，由于当时处于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译经僧侣对佛教经典抱有虔敬态度，恐违背经旨;另一方面是经验不足，语言学知识贫乏，不懂得忠实于原文的条件，是要合乎译文语言的全民规范，因此一般都采用直译法。
第四，佛教是外来的违心主义神学，大搞违心主义哲学的中国统治阶级与之一拍即合，是乐于加以利用的，但在接受的同时，又必须加以改造，以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
佛经翻译的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是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
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安清和支谶的译文偏于质(质朴)，支谦的译文偏于文(修饰);偏于质，文义就有所不尽，有不通之处;偏于文，为了力求简洁，也不能完全表达出原文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