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提到中国近代史，最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一定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蹂躏和践踏。他们残酷的对待中国百姓，掠夺中国的物产和劳动力。随着外国侵略者的来临，传教士这一特殊的群体，也来到了中国。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把传教士描写成披着宗教名义的恶魔，不但在物质上侵略我们，而且蚕食我们的精神世界。但是时至今日，我们重新整理历史，冷静的反思，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外国传教士对19世界的中国文化、医疗、教育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论是明清之际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还是在19世纪随着殖民扩张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的根本目的，都是传教。而为了更好的传播西方的宗教，传教士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正如法国学者戴密微评论利玛窦等的活动时说“这种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彻底地了解中国以便更好地使它归化，而同时还有一种完全是科学方面的目的，这就是推动更透彻地认识中国，这并不是为了有益于中国，而是使欧洲受益。”传教士与耶稣会士一样，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传统西方文化环境中成长。当他们来到中国，学识让他们有学习分析中国文化的能力，初到中国，中国的一切他们都

感到新鲜，一个初到中国的传教士曾经不无夸张地说过除了风声雨声和婴儿的哭声，中国和西方相比是太不相同了。他们会对中国人熟视无睹现象去思考研究。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有条件进行比较研究，经常是在东西方情况的比较中，发现了中国人习以为常而自身感受不到的东西。西方传教士掀起了一股对中国研究的热潮。据统计1867年在华的338名传教士的出版物，其中仅以中文发表的就有787种，作者多为传教士。毫无疑问，传教士担当了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的角色。

在这期间，传教士为了更加方便的与中国人拉近距离，加强了对汉语言文学的研究，1807年来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把《圣经》译成中文的同时，开始编纂《华英字典》，1815年出版了第一卷，1923年出齐，总共6大本，合计4595页。1815 年马礼逊出版了英文版的《汉语语法》，1828年出版了英文版的《广东土话字汇》一书。

一方面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随着传教士传入西方。鸦片战争前，四书五经已被介绍到了西方，但除了拉丁文之外，还没有其它欧洲语言的译本。1840年以后，一批传教士致力于翻译介绍中国的经籍。《道德经》、《离骚》、《楚辞》的翻译、《论语》、《孟子》、《列子》、《墨子》等一大批中国著作被书译为英文、德文等文字，在西方流传开来。

传教士的这些活动推动了西方中国学的兴起。随着西方入侵的深入，这些国家扩大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范围。许多高等学府例如英国的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法国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东方现代语学校，美国的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相继设立中国历史和文化讲座，开展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一些传教士学者成为这些讲座的主讲人。

在传教士向中国输入西方宗教文化时，为了更多的人接受西方的思想，传教士采用了兴办教会学校这一途径。教会学校一方面加强了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另一方面增强中国人对外语的学习，最终达到中西文化交流之目的。他们主观上是为了更好的宣传宗教，客观上却大大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

中国最早的教会学校，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1818年创办的“英华书院”和为纪念马礼逊对促进中国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而于1836创办的马礼逊学院。

教会学校的课程除了《圣经》、《新约》、《旧约》等宗教教义的宣讲，还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数学、作文等，而且还包含对《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科目的教授。对中国传统《四书》《五经》授课，是为了更符合中国人对知识的要求，以便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教会学校来。并且传教士也希望在教会学校学习的学生在以后

可以在仕途上有所成就，这样可以更进一步的促进传教布道的进行。教会学校中的数学、天文、地理、几何、机械、伦理等。

因为中国民众的戒备心理和社会对于西方教育的需求不大，教会学校兴建早期门可罗雀。在19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加深，国民对西方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对于新思想、新知识的需求增加，教会作为中国当时唯一的新式教育机构，一大批中国学生涌入教会学校。到1918年，全中国共有教会学校一万三千多所，学生超过三十五万人。

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十分重大。中国第一批的留学生就是在教会学校，由传教士带到国外。早期留学生的记录有两次意义重大，一次是1845年理雅各返英度假时曾经带回吴文秀、李金麟、宋佛俭三名男生及一名女生共4名学生赴英国进修。这是中国留学生首次进入英国留学，也是中国男女学生集体留学国外的第一次，并成为第一批踏足白金汉宫的中国学生，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召见。另一次是1846年，勃朗回美国休假，并带容闳、黄胜和黄宽三名学生赴美留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于185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成为中国留学生最早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第一人。黄宽也于1850年考取英国爱丁堡大学，7年医科毕业后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经过

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西医。由此可知，这些教会学校虽然开办时间不长，所收的学生也不多，但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同时，教会学校也把中国女性列入到教育的队伍，让被封建社会禁锢多年的中国女性也有了受教育甚至出国留学的机会。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就是由教会于20世纪初在北京开办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丁淑静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李德全都是华北女字协和大学的毕业生。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会学校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打破了封建社会对女子的束缚。

教会学校的出现也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进步。教会教育让当时的中国人开始重视全面的教育，让中国人萌生出建造自己的高级学府的愿望。当时已经成熟的宗教学校为中国学府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同时，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

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礼拜等。这些课程的设置根据学生选择的课程及时间的安排而定。英文

科由外国人担任，中文科则由华人教师担任。教会学校不仅看重科学、语文知识的传授，而且也着重于学生道德灵性的修养，期望通过学校教育为国家、为社会培养身心健康的有用人才。就生源来说，不分年龄、性别，面对海内外招生；必要时，学生还可获得免费宿膳、衣服、书籍、学费等资助。

总之，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取得了历史的、长足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从根本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方面都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内容。

综上所述，传教士来到中国，研究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李佳白曾经说过，在中国活动应当“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这样能使华人反教仇外之趋向渐次消灭，且可得到中国许多有势力之朋友。”他特别强调：“既能通达中国之学，中国之礼，则能与中国儒士官绅接见，情谊交孚。”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些初步了解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表现得相当活跃。特别是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许多传教士成为中国改革运动参与者，在历史上留了长久的痕迹。

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和思想文化进程中，传教士及在创立的教会学校为中国近代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教会学校为中国培养的大批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近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_评_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_

?书 评?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李喜所 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著作。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1949

《吾国与吾民》读书笔记

《吾国与吾民》读书笔记 《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共有九章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吾民，主要介绍中国人的的精神层面，包括中国人的特征、德性、心灵和人生理想;第二部分讲吾国，主要介绍中国人的生活层面，包括妇女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以及生活的艺术。我最欣赏的是第一部分，林语堂先生对国民的剖析和批判颇有见解。在第二部分，他列举出国民生活的诸多领域，描绘了国人生存的基本风貌，并提出“艺术与人生而为一”的美学理想，恐怕也是他想借以改善国民素质的一个期望吧。 林语堂先生从中国人的南北差异说起。北人粗犷勇武，南人纤细文弱;北人崇斗，南人善商。虽然南北风俗悬殊，但共同的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基石。在巩固中华民族持续力的文化力量中，有三条重要的纽带：一是家族制度，二是科举制度，三是崇拜淳朴。“家庭，是中国人文主义的标记。”在中国，家国一体，中国人的家族意识甚至高于种族意识。“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孙蕃育，扩大民族之量，而考试制度之施行，则选拔才智，鼓励求学，提高民族之质”。同时，返璞归真的田园理想根植于一般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古人相信“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体格上和道德上之健康状况”。中国人推崇“清淡之幸福”，这是先民对文明的一种辩证取舍，既知道文明之利益，又明白它的危险性。中国人民保留着近于儿童般淳朴的原始天性，在林语堂看来“中国在文化是年老了，而种族的生命却还年轻”。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思想的合一，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在塑造人格和德性方面，“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民族生命赖以活动”。当顺利发皇时，中国人人都是孔教徒;失败时，人人都是道教徒。儒家积极入世，道家消极遁世;儒家重人伦，道家任自然;在这人世的沉浮之间，中国历代的仁人志士都在寻找一个介乎工作姿态和游戏姿态的平衡点。于是，林语堂看到中国人德性的最高理想——圆熟，可谓圆滑成熟，也可谓老于世故，此乃中国人中庸精神的最好概括。中庸，即是中正平和，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林公认为，中庸之道，是华夏子民极重要的生活轨范，也是他们自名国号曰“中国”的一大原因。此外林公还看到，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济学院 1200015464 【摘要】 随着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晚清时期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客观地分析了其影响。一方面，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科技，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少传教士向社会底层的百姓伸出救济之手，给贫苦困难的人民带去了福音。另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对列强侵华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加重了晚清人民的苦难。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近代中国社会两面影响 近代中国是一段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屈辱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探索救国道路努力的奋斗历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多年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正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①本文试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辩证地评价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西方来华传教士简介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至唐代，“唐代景教是第一次，元代也里可温教是第二次，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扩展，天主教在中国又重新取得了布道的机会”②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面对固守传统的中国人，采取了“以学术为媒”的手段，颇有策略地以传播西方科技为名渗透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 至晚清时期，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扩张在华势力，为来华传教士提供了一定的庇护，也不可避免地使传教士的活动染上了殖民侵略的色彩。一方面，许多传教士秉持着弘扬福音普世济民的宗教信仰为中国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军师，甚而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掩盖的罪行。 历史进入新的一页，当我们走在中国现代化的都市里，仍会时不时看到一些西式教堂里布道的西方传教士和虔诚祈祷的中国基督教徒，以及历史遗留下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可以想见当年传教活动的深远影响。 二、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两面影响 正面影响：西学东渐（这是最主要的，本文只论及这一点。此外，还有改良社会风气，推动妇女解放，救济贫民等也属正面影响）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但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出于“使全中国福音化”的动机，在传教遇到中国上层人士和民众冷淡对待甚而抵制时，采取了相应策略。他们在中国大量创办教会学校、医院，翻译西学书籍，试图在这些活动中笼络人心以便于渗透基督教义。而历史和这些传教士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基督教化并未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实现，但这些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制度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①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页2 ②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页349—350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 翻开书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庸》里孔子的一句话“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翻译过来大概是：中庸之道本来是离人不远的，假使有人遵行中庸之道而远离人群，那就不可以称为道了。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林语堂会把孔子的这句话放在书的首页。看完这本书，我可能明白了。 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先查了下这本书的创作背景，那是在20世纪的中国，一个处于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时代的中国，一方面传统的思想、生活方式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一连串外来势力的侵略和欺辱，人们对外来文化有所接触和接受，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动荡、转变的时代，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对待自己的国家以及自己国家传统的文化、理念等都感到茫然若失。在这种情况下，林语堂先生，写下了这篇《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旨在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正如赛珍珠在这本书的序所写“它满足了所有以上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由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摘录于P8）对于这一点，我十分赞同。 看着这本书，毫不夸张，有时每看一页，我都有很多的话想要表达出来，但是那一时的想法又有点缥缈。原因应该在于，尽管隔这本书最开始创作时间已经过去了80多年，中国的改变担得起“翻天覆地”这个词。可是，我还是能从那些字里行间看到我自己的身影，看得到很多当今中国人民的形象。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好还是坏，而凭我现在的个人素养，我也觉得要我从整体去全面的把握这本书，可能有点难度，于是乎，我就聊聊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人 在《吾国与吾民》这本书的第一章里，谈了很多关于我国南北方的差异（而很显然，现在，这种南北方的差异还是存在并且比较鲜明）、退化、新血统的混入、文化的稳定性等方面。我想谈谈我对文化稳定性的一些看法。 文章中说道“中国为什么历经周期性的劫难之后，仍能生存下来，这种种族耐力与吸收外族血统的能力究竟来自何方？”（摘录于P47）接着作者又说道“这种耐力与活力，部分是体质上的，部分是文化上的。而使种族稳定的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国的家族制度。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谭树林 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谭树林，1967年生，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基督新教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6、17世纪天主教传人中国之始，新教传教士就曾注意到中国，并且有过种种把新教传人中国的计划。一，据福克斯日记记载:“在1661年，施丹白(Johnstubbs)、考司路普(Rieh耐eostr叩pe)和福尔(Hen卿F·凡川三位教友，他们很勇敢地开始到中国传教。”之乡但他们后来是否到达中国，福克斯没有提及，在中国文献中也未见相关记载。一般认为，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一1834)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被视为新教传华的开始。尽)早期新教指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该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61人。”他们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据统计，从18巧年马礼逊和米怜(WiiliamMll 加)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传教士倡办 一、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面临的传教形势 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之所以在中国首创报纸期刊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当与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有关。 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葡、西、荷、英等国，先后来叩天朝国门，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搔扰，加深了清政府对“洋夷”的恐惧。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被士大夫怀疑为与本国政府勾结的“第五纵队”。就连一向善待传教士的康熙皇帝，在1717年的一份诏谕中也表示出这种忧虑:“我有理由担心，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国可能会陷人与来自海外的西方国家冲突的危险中。”件七仪之争发生后，罗马教廷两次派员出使中国，使“皇帝(指康熙帝)对欧洲人的态度变得比以前更愤怒”。“最后康熙帝以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为由，禁止在中国传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登基后，对天主教极为仇视。他认为中国人阪依天主教，不仅仅是摒弃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和儒学传统，而且恐怕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以后，就不再相信天主教宣传以外的东西那样，清政府的法令就不会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会发生骚乱，中国将要沦亡。同时，由于天主教士曾经参与同雍正敌对的清L糖集团图谋皇位的宫廷争斗，雍正对传教士更加忌

《吾国与吾民》读书笔记

《吾国与吾民》 一、作者背景 1. 作者简介 林语堂，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 又改语堂。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及英文系主任、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校长、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外交部部长、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务。主编《语丝》、《论语》以及创办《人间世》、《宇宙风》、《天风》等刊物。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76年在香港逝世。 2.成长背景 1895年出生于福建龙溪，父亲为教会牧师，典型的基督教会家庭，1912 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教师和杂志编辑工作。妻子廖翠凤是鼓浪屿首富廖家小姐，育有三女：长女林凤如、次女林玉如、小女林相如。 二、写作背景 《吾国与吾民》由美国纽约约翰戴公司于1935年出版，文章旨在向西方人展示中国人最忠实、最完备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和艺术等特点，并与西方人的性格、理想、生活作相应的比较。 三、吾国与吾民 1.中国历史现状 中国是现存国家年龄最高，而且保存着赓续一贯的固有文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曾经是雄视全球的强大帝国，是异民族的战胜者，贡献给世界几个重要的发明，涵育有完全自己的生活智慧，自己固有的文学和哲学、艺术。 2.中国人的特性 中国人的性格：北方——粗暴豪迈，长于战斗； 南方——柔荏驯良，长于贸易。 中国人的德行（民族德性）：稳健、淳朴、爱好自然、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生殖为高、勤勉、俭约、爱好家庭生活、和平、知足、幽默、保守、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何小莲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上海200092) 摘　要:传教医师不仅是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卫生健康状态的观察者研究者,同时也是新学说新观念的教导引介者。应当说,晚近以来健康观与卫生思想,基本趋近于当时重要的世界医学及卫生学主流思潮。特别是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的病因解释,都归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因而,卫生问题成为国族存亡的隐喻。在公共卫生观念与中国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角色开始是被动的,尔后逐步转向积极主动。 关键词:传教医师;公共卫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29-05 收稿日期:2006-04-05 作者简介:何小莲(1966-),女,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医药工作的发展,不仅使医院规模扩大、医师人数增多,也扩大了医学工作的范围。教会医疗机构是近代中国最早注重公共卫生的机构。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传教界更加重视公共卫生。中国人之渐渐接受新医,公共卫生的开展实为一关键因素。虽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有限,但传教士的努力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开展,并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一、前近代时期:公共卫生的沼泽地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善卫生状况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外国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惊人地流行着。每当瘟疫爆发,染疫死者众多,为害甚烈。中国当时也没有人口统计,疾病的灾害到底使中国人遭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中国人全然不知。“天寿在乎天命”的观念普遍主宰着人们的意识,人们从来都不会想到,人有力量来保障自己和集体的生命。 传教士一来到中国,感觉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卫生与疾病。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早期来华西医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将中国的疾病,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大类。汉口医师麦考尔(P.L.Mcall)曾这样写道:“没有必要特别提醒人们,中国卫生问题有多么紧迫。大多数人都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景像———一个乡村池塘,在它的一边就是厕所,各种各样的废物被投掷到水中;水上漂浮着死狗,稍远处有台阶,附近人家有人下来打水,为日常家用。就在旁边,有人在塘里洗衣或洗菜。”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断了腿,因为没有及时救治,没有用夹板固定伤腿,伤处的皮肤也溃烂坏死,伤情更加严重,此人的一生都被彻底毁掉了”。[1]95当美国社会学者罗斯(E.A.Ross)1910年来到中国时,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所见:“这片土地人口拥挤,感觉压抑,普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一无所知”,[2]24“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稠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镇中,拥挤在肮脏小巷内低矮、阴暗、通风不良的房屋中,睡在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饮用的是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脏水,吃的是变了质的猪肉、以污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疏菜。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产生的有毒物质使无数的人丧命。”[2]27城市里都没有公共用水设施。靠近河边的城市,河水就是居民的公共用水。由专门卖水的人直接将不经处理的河水用水桶挑着送到各家各户……如果河水太污浊,人们通常就用装有明矾并带有小孔的竹筒放入水中进行搅拌,等水变清流澈后再饮用。[2]5在这样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患上传染病将是很可怕的事。譬如天花,加上大家对此都漠不关心,也不会采取隔离措施,以致疫情传染开来,结果后患无穷。[1]95 公共卫生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有社群生活,就有公共卫生问题存在。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在地广人稀的乡村,公共卫生问题也存在,但不很突出。在地狭人众的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互动频率加大,公共卫生问题就凸显出来。 二、传教士的早期努力 教会医院成为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和开展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教士的卫生工作也是从教会医院———起初多是传教士的“家里”开始的。 在教会医院里,中国人首先学到近代卫生法则,然后再扩大至整个社会。医院的整洁有序是个人清洁的前提。为了使病人配合治疗和防止疾病流行,医生和护士要向人们宣传不要随地吐痰,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食物的重要性。一些医院还引导病人养成洗澡的习惯。 鉴于中国有大量的传染病,隔离设备显得极为重要。当时的传染隔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纱窗的安装,用于防蚊蝇。20世纪初,公共卫生学博士巴姆(Harold Balme)所主 第27卷　第5期2006年10月 大连大学学报 J OUR NA L OF DA LI AN U NI VE RSITY Vol.27No.5 Oct.2006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我可以坦诚相见，我并不为我们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众，因为我并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的多，所以不需要他们的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静，并且她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如此自白，林先生的性格便跃然纸上，令人情不自禁产生这样的念头：“这定是一个率真的作家。”历来并不乏剖析中国人品性与生活习性的文章与著作，但读来或则过褒扬近乎谄媚以期宣传之效果，或则过批判近乎无情并因之令人悲悯而缺乏客观性。一本阐述中国的著作，它的价值应足以当得起阐述中国者，不能犯上述任何一点毛病。这样的作者必须立于客观的地位，其客观的程度足以领悟全部中国人民的旨趣，这样的人才不是轻易找得到的。但正如赛珍珠女士所说：可是出乎不意，与历来伟大著作的出世一样，《吾国与吾民》不期出世了。它满足了我们一切热望的要求，它是忠实的，毫不隐瞒一切真情的。作者以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并与西方人的性格，理想，生活等做了相应的广泛深入的比较。你会惊叹于作者简纯的风格，而这种简纯偏又不影响作者对真理领悟的陈览。林先生确是立于了客观的地位，无论是揭露中国的弊端，抑或是陈述其美好之处，他总是在扮演着一个叙述者的角色，但绝不只是信息的传送者，我们往往被他感染。有时，我们甚至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写的，如若是中国人，怎能这样坦诚，信实而又毫不偏颇地论述他的同胞？可细读全书，这又分明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如若不是中国人，又怎能如此富有诡辩与学识，幽默与澄明将中国人剖析的如此之深刻？每每读起林先生的文章，脑海中想到的竟是鲁迅先生，总不免要作一番对比。后者往往让人醍醐灌顶却又悲悯无奈，而前者虽平淡谦和却极具启示。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这本书是写给纯朴而忠恕的一般人的”，这也就是为何此书能够与绝大多数的读者达到认知上的共鸣与契合。这里，我仅摘录一段本书中作者关于道教的论述，供大家欣赏。“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常隐藏有内心的浮浪特性和爱好浮浪生活的癖性。生活于孔子礼教之下倘无此情感上的救济，将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姿态。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付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读后感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读书报告 先前从未仔细的了解过传教士，顾名思义，以为他们只是简单的来中国宣传天主教。殊不知他们是如何宣传的，又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怎样重大的影响。读罢此书，传教士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从富有宗教气质的高僧转而成了“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 起初的传教士，他们的行为虽然或多或少的干涉了我国的文化，也曾为了让当时的中国百姓接受他的科学而私自将地图上英国的本初子午线划到了中国等等，但他们的正面影响不容忽视。如利玛窦，他搜集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物产情况，由此编写了《中国书简》，传播到了意大利，对中外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他们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让当时只知道科举的文人接触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天文学、并工学、数学和地理学，虽说他们的传播有一定的缺陷与保留，但对于丰富中国的文化是有一定贡献的。 传教士传教的手段十分多样，比如他们在医疗事业、慈幼事业、救济事业方面借助“帮助”弱小的名义传播基督教。 1983年，美国派遣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来到中国，他的办法是为病人施行手术前把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向他传教，动完手术后继续向病人传教。到1900年，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已有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四十余所。一方面传教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引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这些医院、诊所对中国医生极为苛刻，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三者当中最令我气愤的是所谓的慈幼事业其实充满了恶行。多灾多难的旧社会人民迷信落后，尤其是遇到灾荒时，往往对生下的儿女进行抛弃，有些不忍心的母亲就把孩子送进了育婴堂。上海、天津、南昌、青岛等众多地方都分布着育婴堂或孤儿院。但是，育婴堂并非婴儿的福地，基础设施的缺陷加上里面年轻的嬷嬷缺乏耐心、爱心和知识，婴儿的死亡率极高。一旦发生大量死亡事件，他们还会掩盖实情。即便幸存下来了，也是噩梦般的生活。例如书中提到宁波的伯特利孤儿院，除了接受宗教灌输以外，孤儿们十岁以下就要糊火柴匣和编制渔网，十岁以上要刮麻、打麻帽和编织毛线。长得好的有才华的孤儿就用来为外宾表演，被修女们作为摇钱树，从而受到好一点的待遇。反之，其他婴儿穿着破烂，营养不良，经常挨打。他们的房间里挂满了宗教招贴画。修女们利用这个告诉孩子，听话的升到天堂享福，不听话的被魔鬼拉入地狱。阴森的图画我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更别提这会给幼小的心灵蒙上怎样一层恐怖的阴影！ 更过分的是，传教士还试图参与我国的内政。尽管当时的皇上极力阻止，还是挡不住少部分传教士的秘密活动。他们在鸦片战争时的所做所为更是令人发指。传教士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适用武力作为内奸为英军提供情报担任翻译；一方面有向中国大念和平经，要林则徐停止反抗。郭实腊就是其中之一的翻译官，当百姓反对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他就装出热爱和平的样子去欺骗百姓。一句“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郭实腊被百姓问的无以回答，以至恼羞成怒只是英军对当死的老百姓实习残酷的屠杀。此刻，他们“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的面目一览无余。但是此时传教士的分布已经很广泛了，再加上鸦片战争这个背景，想要将他们赶出国门已然成为不可能。更糟糕的是，传教士还对《南京条约》的签订发挥了很大作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班封建社会。 随着更多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还想方设法的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不平等条约，变得更加猖狂。他们甚至肆意捏造事实，将许多居民赶出，通过强词夺理逼迫当地政府的方式将他们的房子据为己有。此外洪秀全领导的愚昧迷信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和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洪秀全在走出考棚后没有收到传教士给他的《劝世良言》，绝不会有这么愚昧的起义活动。 读完这本书，才发现中国的屈辱史上传教士“功不可没”。虽然传教士促进了我国与外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一） 在选课的时候我和同学一起选了现当代文学赏析这门课程，之后又听其他同学说这个老师是一位非常有趣同样也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老师，因为这个缘故，在老师的作业要求下，我选择了这部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先生本名叫林和乐，是福建龙溪人，他是中国现代着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吾国与吾民》是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的。在林语堂老先生的作品中有很多非常着名的，有《生活的艺术》《我的话》《苏东坡传》等等。 《吾国与吾民》一书由称作为《中国人》，很清楚的让人从字面就可以理解到一些意思，另外它还有一个英文书名是“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这部书不仅仅是林语堂先生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他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局面，中国出现危机，中国人民慢慢的变得麻木，对于国家的发展显得无所适从，林语堂作为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又以崭新的理论，探究了潜在和必然的希望，断言了中国是伟大而不会轻易分解的。在当时的中国发展之下，有许许多多的中国青年对于中国的发展阐述了诸多观点，但是往往都是一些局限于表面的事物。而林语堂先生林

语堂用一种客观而冷静的态度勾勒当时的中国，用含蓄的口吻道出中国人性格养成的历程，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国情，冷静的解决问题。 《吾国与吾民》这一本书全书共分十章，分别为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性、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中日战争之我见，在每一章中都具体描写了中国事物的发展，点点滴滴的文字中都透露了作者渴望救国，深切爱国的感情。在《中国人的性格》这一章中，林语堂先生写出了中国的特点，他有力批判性的文字写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腐败的所在，而不是官方，或许只有身处其境，才能明白林语堂的一番心思。从历代以来，中国沦为封建社会，历代的领导者很多都是消极迂腐，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使得中国人也变得消极避世，成为侵略者眼中的羔羊，林语堂对这些社会残留的问题都进行了分析解释。 在林语堂的书中可以找到这样的一句话“我能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甚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扰担忧，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渺的国家，无需乎他们的粉饰。她将调整她自己，一如过去历史上所昭示吾人者。”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先生是多么的热爱祖国，但是他不是溺爱，而是勇于对批判，从多方面让人们认识到真正的中国。 而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中国早已不是那个受侵略严重的社会了，中国进步了，人们的思想也得到了大大的解放，但是仔细想想，我们的社会真的是没有暴力，没有侵略的完美社会吗？不是

传教士与晚清时期西方近代教育的传入

传教士与晚清时期西方近代教育的传入.txt大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需要不停地做出选择；而小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男人因沧桑而成熟，女人因成熟而沧桑。男人有了烟，有了酒，也就有了故事；女人有了钱，有了资色，也就有了悲剧。教育理论与实践10中国电力教育2009年3月上总第132期晚清时期，传教士为了以教育达到传教目的，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现代教育引入中国。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教育，宣传鼓吹西方教育制度，并且通过教会学校和参与洋务教育的机会将西方教育模式引入中国。一、办教会学校，翻版西方教育模式无论英美，基督教会在教育的开办上一直占着主要的位置。在 19 世纪，英美学校中已经开始教授科学课程，到19 世纪中期，西方已经有了一批大学在教学内容、管理体制、教学水平上具有了世界领先水平。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西方教育中开始普遍重视当时的科学研究成果，教学内容更丰富，教育观念更进步，主张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教学注重实物教学和科学实验、启发和引导，反对灌输和体罚，德智体美并重。这些在传教士按照母国的教育在华办教会学校时，都不自觉地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使教会学校成为传教士宣传鼓吹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实例。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教会学校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和本土化，开始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发挥其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鉴于洋务运动时期对西学和新式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与之强烈对比的巨大空白，教会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批西学人才的养成所，当洋务教育兴办新式学堂时，教会学校发挥了其示范作用。1.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和外语课程，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提供参照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课程。以狄考文主持的 1876年的山东登州文会馆从第一年就开始有笔算数学，到第九年就已经涉及到微积分；对比洋务教育中新式学堂尤其是领头雁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发现从第四年开始数学和代数学的教授，第五年讲授格物，讲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第六年讲授微积分、航海测算，到七八年已经涉及到化学和天文测算。由此可见，西方科学课程已经被引入中国，成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的参照物，体现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是西方近代教育的中国版。①教会学校普遍重视外语和科学课程，弥补中国传统教育中自然科学知识和教育的缺陷，满足了洋务事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教会学校也是以此作为吸引学生的手段，间接地满足洋务教育对外语人才的需求。2.教会学校展示全新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管理形式，为洋务学堂管理提供样板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就是对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扼杀，学生实践能力差。教会学校则与之相反，教学方法比较科学。比如，讲生理课时有人体结构标本，植物课有各类模型，先说现象再叙原理。同文馆的学生还经常作一些基本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学馆要求学生参与译书，到总理衙门担任翻译。医学教习德贞也经常让学生到医院实习。教学一般都从学生实际水平出发，循序渐进进行教学。实行的选课与学分制，近代科学的教学考核和课程设置制度，教学中还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参加班级管理，倡导自由独立。同时是中国传统教育所不具备的，这些都保证了教会教育的教学质量。教会学校中，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平等，体育和美育颇受重视，开当时新型学校风气之先，这些方面亦对洋务学堂有影响。比如福州船政学堂曾购买了一些秋千、皮球等体育用品，供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甚至连学堂监督也和学生一起荡秋千、踢皮球、打燕子，这是旧式学堂闻所未闻的。②3.教会学校的留学现象间接促进洋务教育留学中国近代的留学潮在教会学校中开始传播。而中国官方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赴美留学的派遣，大都和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容闳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学生的促成者和领导者。1872 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官费留学生的派遣与容闳的努力分不开。而追本溯源，马礼逊学堂的教育奠定了容闳一生思想的基础。中国近代女子留学第一人金雅妹亦是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出国门，成为我国近代妇女界第一位女大学医学毕业生。柯金英和石美玉也是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的，都学有所成。早期近代留学生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或传教士收养的穷孩子，而晚清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传教士对近代留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教会学校是从传教的需要出发，但客观上

2021年中国人读后感1000字【中国人读后感】

中国人读后感1000字【中国人读后感】 中国人读后感（一） 记得以前文静曾经这样写过林公语堂先生。俯仰风云高层上，不同梨花待西厢。 现在想来，此话甚妙。读罢林公着作，近乎本能地崇拜他老迈的圆熟与慈祥的智慧。一本《中国人》（亦称《吾国与吾民》），是这一个洞察世情的老先生身为中国人一员的忘情的回顾。 他定是爱这方土地的，并且爱得深沉。如果没有血胤中的那份深深的眷念，若孤鸟思归，游子念家，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篇精彩的着述？从字里行间，亦可发现痕迹。他总是忘情的说着吾国，道着吾民。虽也有讥诮，有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但我们感到的更多的是林公身为华夏子孙的骄傲。当其谈论着吾国千年来的宗族传统，谈论着乐天知足的民族心性，谈论着直抒性灵式的艺术偏好，谈论着恬淡热情的生活态度时，林公有如稚子般热衷。 也许这和他的身世亦有关联吧。从小出生在 ___徒家庭，林公的童年与普通 ___巨大的差异。至于后来漂泊海外，在西洋社会中目睹了形形 ___，光怪陆离的人和事之后，蓦然回首，发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厚重，格外地生出了一种回归甚至是皈依的情愫。这不难

理解，就连仅仅是岀蜀的我也感到对于北方文化的格格不入，何况是深入另一个 ___的文化体之中。也因如是，林公能以一个清醒的幻梦者的姿态，观察吾们的人生，不是戴上隔夜梦景中的幻想的色彩，而是用较清明的眼力。如莲般托生于中国文明的池塘，又能以深邃的眼光跃出池面以观之，故而林公看得深刻而全面。 读罢此书，有种酣畅之感。我从未想过要去品味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也许是因为吾国的文化过于广博，让我心生无力之感吧。更深层的原因是我还没有获得与林公一样犀利的感觉与认知。我们这一代人，受 ___文化的熏染似乎过多，已经与传统渐行渐远。要说我们是中国人，只怕还不一定。 但毕竟我们身上是中 ___血，儒家文化早就根植在了我们的基因之中，我们有着与我们先祖相似的想法和观念。所以，读者林公笔下的吾国与吾民，同感油然生之，精辟语句不时萦绕在耳边。 林公生活的时代正是古典与摩登交接的时代，有如夏秋之间，昼夜更替，是衰惫的辉煌，是颓废的新生，也有身处逆流的彷徨。我想林公写出这本书，也是想以此证明中国文化的伟力与独特，悠久又绵长，来抵御西洋文明的冲击，同时又激扬中国青年的热情。我想，他已做到了！

新教传教士和近代术语的传播

新教传教士和近代术语的传播 作者：余冬林《光明日报》（2015年09月05日04版） 近代术语是中国各学科赖以构建的基石。它既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又为中国学术从传统四部之学向近代七科之学演进奠定了基础。1807年9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由此揭开以新教传教士为主角的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序幕。此后，西方诸国新教传教士相继来华，在近代术语的生成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近代术语的变迁中，我们也不难窥见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状貌。 马礼逊初抵广州时，由于清政府厉行禁教政策，使其不敢公开露面，更不用说进行宗教布道和文化传播。“广州高度警惕的清朝官员在禁止中国人信仰这一外来宗教方面做得要比禁止鸦片流入成功得多。显然，他们认为宣扬外国教义远比单纯售卖药物危险。”（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禁教令虽然被解除，但新教传教士很快发现传教依然步履维艰，不仅因为儒释道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不相容，而且人们往往把传教士与殖民侵略联系起来。要改变这种状况和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形象，新教传教士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文化传播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当时的中国人不理解这些新教传教士，甚至一些西方人对他们也颇有微词，如扬州教案发生后，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佗认为传教士是“一群不切实际、惹事生非的神经质”。 当时，曾有西方人云：“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盖中国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若以之译泰西格致（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总称）与制造等事，几成笑谈。”（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虽然对此不以为然，但是依然要面对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鸿沟。此外，近代西方自然科学门类和名目繁多，而在中国其学其名几乎都没有，因此，此类术语的翻译更为困难。对于术语的翻译，傅兰雅等提出了著名的译名三原则：“沿用中文已有之名、设立新名、编辑中西名词字汇”。其中创设新名采用三种方法：一是以平常字加偏旁作为新字，仍读本音，如镁、矽等，或以不常用字释以新义为新名，如铂、钾、锌等；二是数个字解释某物作为新名，并以字数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等；三是音译，以官音为主，凡以前译书已惯用者则袭之（参见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受到中国上层敌视的新教传教士转而致力于在普通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那些在1842年前被禁止布道并因此而总要躲避一段时间的新教先驱们不得不借助于书面文字。这与相信铅印经典只要能到达普通民众的手里就具有巨大效力这一最早的传道信念相契合。中国的现实条件则强化了这种写作偏好。”（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因此，新教传教士主要通过编纂英汉字典、编写教科书、创办报刊、译述汉文西书等渠道来传播西学和近代术语亦在情理之中。 编纂英汉字典。为解决语言障碍问题，19世纪20年代以来，入华新教传教士相继编纂、出版了多种英汉字典，如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等。这些字典大都问世于西学大规模涌入之前，一批政治类新术语如自由、国会、内阁等，自然知识类如阳极、蛋白质、分子等应运而生。马礼逊及后继者在英华字典中厘定的术语，“不仅在中国传播开来，构成中国近代新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麦都思、罗存德等的辞典东传幕末、明治间的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所借鉴。”（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 编写教科书。新教传教士为拓展传教事业，纷纷以兴办学校作为主要手段。因中西知识体系的差异，新式学校往往会面临教科书匮乏的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1895年之前，新教传教士充当了教科书编写者的角色。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几乎都有过单独编写教科书的经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读书笔记1000字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读书笔记1000字《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老先生旅美专事创作的第一本书，也是继《吾国与吾民》之后又一部广为流传的作品。作者站在一个当代人的立场上，将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经验娓娓道来。 在一次发大水中，跛脚女子候玉英险些丧命，是孙少平，对，就是孙少平，不记恨她伤害过他与郝红梅的那件事，以救人如救火的心情，将她救了出来。 遥记郯子为治好眼睛失明的双亲，披鹿皮与鹿共住终得鹿乳;曾忆王祥为满足继母欲吃活鱼的心愿，以身卧坚冰，冰面终裂得鱼……莫说人，禽兽亦有报恩之心：乌鸦反哺，小鹰送食……天地间，这些懂得报恩的人世间并不常有。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懂得报恩，那么地球就会变成一个“温暖之家”! 你，我，他之间，要相互关心，相互理解，相互帮助，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字——“爱”。今年，南方的干旱，牵动了多少人的心，俗话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给人以希望是人情，给人以温暖是爱心，让我们献出一点爱心，我们的力量或许是微薄的，但是点滴之水可以汇聚成爱的海洋。 生活如同谱写乐章，人会在美感的引导下，将生活经历变成一个主题，而后记录在生命的乐章中。细品林语堂先生的《生活的艺术》，我的思绪也仿佛随之飘进了他笔下那个

闲适随性的世界之中。林老先生说：“我们不去追求完美的理想，不去追寻那势不可得的事物，不去穷究那些不可得知的东西。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调整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得以和平地工作，旷达的忍耐，幸福的生活。”他的文字舒缓而有灵性，幽默而不乏睿智，平和而充满深情，浅显而深藏着哲思。他怀着一颗仁慈之心引领着我们从迷茫中走出来，以旷达的态度去面对现实，以淡漠之心去对待名利，以火热般的情感去拥抱生活。 作者主张心地坦白、近情合理的人生哲学，认为只有出世哲学与入世哲学的相互调节和谐融合才能不违背人的本性，产生和谐的人格。在对于人生哲学的认识上人容易走上两个极端，一是禁欲和厌世，像印度佛教那样通过对肉体的折磨达到精神的圆满;另一个是极端世俗化，沉溺于官能享受，如同中国数千年来各个王朝的覆灭时的状态，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也有不少人沉溺于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生活的艺术》告诉我们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将道家消极的人生观与儒家积极的人生观适度的融合起来，在尘世中保持内心的平和,做一个合乎情理热爱生活的人，才能给人生带来欢乐与情趣。 《名人传》由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组成。下面是小编提供的《名人传》读书笔记1000字，供参考借鉴!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 （1010307410 邓飞阳10级药学4班） 摘要：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是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但在传教期间，传教士们在医院、人才、著作等方面，均为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的医学事业进行分析，旨在阐明中国近代医学发展过程中，传教士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各项活动对中国医学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医学传教士近代西医 西方医学与中国古代医学均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两种文化的繁衍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而西方医学与中国医学之间的交流也久有渊源，早在古代，基督教的部分支派便有将西医传入中国的记录。但直到近代，西方医学才在传教士的推动下步在中国形成体系。其中的背景和历程，值得深入探究。 一、传教士推动近代医学传入中国的背景 明清时期，由于政府逐渐由开放转向保守，中西的交流逐渐被削弱。到了清朝前期，除广州外，中国再无其他与外界交流的门户。此间虽然有部分传教士登陆广州，并尝试将西方的教义与医学在中国进行传播，但囿于清政府对地域的限制，同时由于中国医学的体系已趋完整，治疗方法与经验著作积累丰富，西方医学彼时尚未占据明显优势，因而其影响非常有限。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逐渐卷入世界体系，在此后，一系列的条约使得中国不断开放通商口岸，更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土地，并获得了更加自由的空间，此时“西医”“中医”的概念区别才逐渐的建立起来。由于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医学在解剖学、生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体系逐渐完善，治疗方法更加多样，对中医无法解决的很多杂症有了较明显的疗效，因而逐渐被广泛接纳。 二、教会医学初入中国 最初的西医普及完全是由西方基督教主导的。在西方传教士的理念范畴中，中国土地上几亿人远离对上帝的信仰，是极其危险的，因此，要以极高的责任感为这些“处于地狱边缘的人们”传播上帝的福音。但军事上的胜利与文化上的征服往往并不同步。由于中国文化根深蒂固，且有着流传已久的神话图腾，西方传教士单一的理念灌输往往无法得到认同，而对于侵略者的敌视情绪，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对于传教士和教会的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