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

资料：杨振宁18:35 2015/10/23


杨振宁：人物简介

杨振宁，男，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三河镇，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

1945年考取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历任芝加哥大学讲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兼物理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教廷宗座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院士、委内瑞拉科学院院士、西班牙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等。1949年，与恩利克·费米合作，提出基本粒子第一个复合模型。1956年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1年重回中国大陆访问，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最早回大陆访问的美籍华人学者之一。 1980年代推动成立了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他还促成了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等奖项的设立以促进中国在更广泛的科教领域的发展。

1997年紫金山天文台将其发现的一颗国际编号为342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杨振宁星”。

关于信仰，他很早就在接受香港《大公报》专访时就曾经公开表述：“本人从来没有赞扬过佛教和其他一切宗教，宗教和科学并没有兼容性。”针对网传《杨振宁：佛学与科学是彻底相容的》，他公开声明：“现郑重声明如下：此文非我所作。”

杨振宁反对玄学，提倡现代科学观，对易经做出过批评，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人物经历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今属肥西县）。4岁时，母亲开始教杨振宁认字，1年多的时间杨振宁学了3千个字。

1938年夏，杨振宁以高二学历报名参加统一招生考试，以出色的成绩被西南联大录取。

1942年，20岁的杨振宁毕业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论文导师为北京大学吴大猷教授。

1944年，杨振宁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生毕业，硕士论文导师是清华大学王竹溪教授。

1945年，杨振宁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去了美国考就读于芝加哥大学。

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导师是爱德华·泰勒教授。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开始同李政道合作。当时的院长奥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草地上。

1954年杨振宁和已故的米尔斯提出了一个称为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理论结构。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推

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像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两个人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2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分道扬镳。杨振宁拒绝谈论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的。他说：“这是我生命中最令我感到遗憾的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讲话了。1964年，杨振宁成为美国公民。此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仍为中国公民。

1965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6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1971年夏，杨振宁回国访问，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1977年他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促进中美关系。

1982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荣誉讲座教授。

1986年，返国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

1993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994年，荣获美国费城富兰克林学院颁发之波维尔（Bower）奖。

1994年，与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教授创立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两人同任所长。

1995年应聘担任国立华侨大学名誉教授。1996年，获清华、交通两所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1997年出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荣誉主任。同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

1997年5月25日，中国科学院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宣布，国际小行星中心根据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提名申报，已将该台于1975年11月26日发现、国际编号为3421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杨振宁星”。

1999年5月21日正式退休，石溪分校同日将理论物理研究所命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同年被该校授予一等荣誉博士学位。

1999年，杨教授决定将其大量文章、信札、手稿及奖章慷慨捐赠予香港中文大学，当中包括著名的诺贝尔奖章，设于港中大校园的杨振宁学术资料馆因而成立。

2002年担任邵逸夫奖评审委员会主席。此外杨振宁还获得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教廷宗座科学院（罗马教皇学院）院士以及巴西科学院、委内瑞拉科学院和西班牙皇家科学院等多个欧洲和拉丁美洲科学院的院士荣衔，以及多家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2003年底回北京定居；并曾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俄罗斯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教廷宗座科学院（罗马教皇学院）以及多个欧洲和拉丁美洲科学院的院士荣衔，和多家大学

的荣誉博士学位。

2004年11月，受聘海南大学特聘教授。

2009年，杨振宁居于北京清华大学，清华园照澜院里的一栋别墅是他的寓所“归根居”，同时身兼广东东莞理工学院名誉校长。

2012年6月30日，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庆祝90岁生日，并获得了校方赠送的刻有其重大贡献的黑水晶一尊。

2012年9月15日，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一系列活动恭贺杨振宁教授九秩荣庆，包括科普讲座、学术研讨会及祝寿晚宴，以表达大学同仁对杨教授的尊敬和爱护。杨教授偕夫人出席活动，接受中大师生及亲朋好友的祝贺。

2013年10月15日，杨振宁做客西南联大讲坛。

2015年3月19日，被授予台湾大学名誉理学博士学位。

2015年3月31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向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颁授2014年度荣誉博士学位，杨振宁表示非常荣幸得到澳大最高的荣誉，特别是在成长了70多年的清华大学接受学位。

2015年9月19日，由香港求是基金会主办、中国科技大学承办的”2015求是奖颁奖典礼“在中国科技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举行。基金会顾问杨振宁携夫人翁帆参加，杨振宁现场致辞谢幕。


杨振宁：主要成就

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除了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外，杨振宁还率先与米尔斯（https://www.wendangku.net/doc/a22753948.html,ls）提出了“杨-米尔斯方程”，与巴克斯特（R.Baxter）创立了“杨振宁-巴克斯特方程”（提出了一个方程，后来巴克斯特也讨论了此方程之其他意义，世称“杨－巴克斯特方程”）。

1954年与R.L.密耳斯共同提出杨-密耳斯场理论，开辟了非阿贝耳规范场的新研究领域，为现代规范场理论（包括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理论、大统一理论、引力场的规范理论）打下了基础。杨-密耳斯场方程被数学家S.唐纳森引用，获得了拓扑学上的重大突破。

1956年和李政道一起，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如果弱衰变过程宇称守恒，则它们必定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但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是同一种介子。——杨振宁和李政道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一项科学工

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第一次。

其他贡献包括：费米-杨模型（1949年），与李政道合作的二分量中微子理论（1957年），与李政道和R.奥赫梅合作的关于C（电荷共轭变换）和T（时间反演变换）不守恒的分析（1957年），与李政道合作的高能中微子实验分析（1959年）和关于W粒子的研究（1960年～1962年）。与吴大峻合作的CP（宇称）不守恒分析（1964年），规范场的积分形式理论（1974年），与吴大峻合作的规范场与纤维丛的关系（1975年），与邹祖德合作的高能碰撞理论（1967年～1985年）等。


杨振宇：人物信仰

一些佛教网站流传一篇题为《杨振宁：佛教与科学是彻底相容的》的文章，并且杜撰出杨振宁的言论：“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宗教”，然而记者经过细致调查，没有在任何演讲集和传记里面发现类似言论，最后发现是一个叫杨振华的人在佛教期刊上说的，属于以讹传讹。

杨振宁早在2011年夏天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专访的时候就曾经公开表述：“本人从来没有赞扬过佛教和其他一切宗教，宗教和科学并没有兼容性。”“如果哲学尚有可取之处，宗教基本一无是处。”关于题为《杨振宁：佛教与科学是彻底相容的》的文章，2014年1月杨振宁做出公开声明：“近来网络上流传一篇题为《杨振宁：佛教与科学是彻底相容的》的文章，并配文发有一张我的照片。此文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我接连收到各种与佛教相关的研讨和交流活动的邀请。因我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无法一一答复，现郑重声明如下：此文非我所作。”


杨振宇：批评玄学

杨振宁反对玄学，提倡现代科学观，对易经做出过批评，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4年9月3日，杨振宁在人民大会堂做了题目是《《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一、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生。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归纳起来大概有五种道理：

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第二，科举制度。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第四跟第五两点跟《易经》我认为都有密切的关系。

...上面的故事清楚地显示归纳与推演二者同时是近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其中归纳法的来源是什么？“易者象也

”，“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都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可是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

...下面要讲上述第五点，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内外一理”，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

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当然我讲这句话会使得很多人觉得，尤其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人觉得我对于中国的传统哲学攻击得太厉害了。我完全没有攻击的意思。天人合一的内涵绝不止内外一理，还有更重要的“天人和谐”。


杨振宇：人物轶事

爱国情怀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6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有这样一段记载：“杨振宁于1971年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

杨振宁在阔别故土26载之后回到祖国，真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他探望了病中的父亲杨武之教授，首次见到了自己的岳父、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杜章明先生和岳母杜曹秀清女士。在上海，他访问了复旦大学、中科院生化所和生理所；在北京，他访问了北大、清华、中科院原子能所和一些工厂、农村和医院。他见到了他敬重的老师吴有训、周培源、王竹溪、张文裕、赵忠尧，见到了他的同窗挚友邓稼先、黄昆。

1971年7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并宴请了杨振宁和他的亲属。在席间三小时的讨论及宴会后两小时的谈话中，周总理详细询问了美国的社会情况，政治，经济、学生运动、大学政策、黑人运动、失业问题、选举问题、美国对日本的态度等等，杨振宁都—一谈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看法。

杨振宁在1971年春中美关系升始解冻后

不久，即毅然率先访华，叩开了中美之间紧闭了川多年的科学大门，意义重大。

与杨振宁共事多年的聂华桐教授用“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来描述杨振宁的爱国情怀，并认为“他这样做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

杨振宁首次访华后回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曾多次找他，他非常镇定而坚决地答道：“在中国，我的父亲、母亲、弟妹们——我的亲属们都在那里，我的许多朋友在那里，我想念他们，所以我要去看望他们，这并不触犯美国的法律！”

杨振宁后来这样说：‘倒1972年夏天作第二次旅行时，我已经拿定主意，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同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这次周恩来会见杨振宁时，诚恳地请他就中国的教育、科研提出意见和建议。杨振宁坦率地直抒己见：‘冲国在教学科研中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好的，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也是必须的。但是，目前中国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在科研机关里，也存在着不重视基础理论的倾向。”

他还谈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事后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作了认真的研究并及时给予落实。

“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竟无存争朝夕”，杨振宁在游览祖国大好河山时写过这样的诗句。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穿梭往来于大洋两岸，做沟通中美关系和学术交流的工作。

1977年2月27日，杨振宁在美国以“全美华人协会”负责人的身份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并以 8 000美元的代价在当天的《纽约时报》上刊登全页广告启事“致美国卡特总统公开信”，全文用英文发表，旁边加了八个中文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1978年底，美国宣布1979年元旦与中国建交，接着邓小平夫妇访美。

1979年1月30日，在华盛顿全美华人协会等组织举办的欢迎邓小平的宴会上，杨振宁致了题为“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的欢迎词。

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成立“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中国学者去该校进修。

1982年，杨振宁直接写信给中国有关部门领导，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再次提出建议。

1983年，杨振宁倡议的‘冲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基金会”在香港组成，杨振宁任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1984—1986年，杨振宁倡议的“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吴健雄物理奖”和“陈省县数学奖”相继成立。

1986年，杨振宁倡议的南

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建立，本着“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

目前，年逾占稀的杨振宁更多地关注中国科学的未来。1993年4月27日，他在香港大学作了题为“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的演讲，两次重复了下面这句话：“到了下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近年来，杨振宁涉足科学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领域。1999年正月在深圳举行的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他在大会开幕式上说：“要了解科学发展的现状，必须知道它的历史；而要预测科学发展的未来，则必须了解它的过去和现在。”

谈论科学

对于物理学家最大的挑战，依然是提出一个统一的理论，它既适用于以重力为主的极大王国，又适用于由量子所主宰的极小王国。物理学家在70年代已经在这方面获得进展。他们提出一个称为标准模型的理论。可是标准模型并没有将重力考虑在内。

目前，弦线理论可能可以克服这个缺点。这个理论经过修改后要求十或十一维时——空，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四维时空，即时间这一维加上立体几何的三维。弦线理论提出来已经20多年，它在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很流行。可是杨振宁在晚年时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杨振宁怀疑弦线理论或其派生的理论是否能将所有客观存在的现实都放进一个简洁的包装中。

杨振宁说：“弦线理论并没有得到实验证明。它太不定形，太模糊。”问题部分地在于，为探索弦线的影响，需要极高的能量，更强的粒子加速器。如何写出一个可以工作的理论，并从事十维计算也是一个问题。

杨振宁提出物理学正经历一个过渡期。不断地寻找更快更小的计算机晶片等的应用研究，将会比基础研究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他说：“很清楚，在未来的30到50年中，人们将更注意物理学的应用。其理由并不是因为所有的基本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而是因为更深入地探索物质的基本结构变得愈来愈贵。”他又说，2005年国会决定中止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是一个信号，高能物理有充裕的经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超导超级对撞机是要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造的一个基本粒子加速器，它的直径将达54哩。

杨振宁预言，计算机工业的实际需求将会推动界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物理学的发展，他承认许多分析家们早已预言，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就像刚刚过去的20世纪被称为物理学的世纪一样。是什么环境使杨振宁能在占支配地位的物理学中起重要作用呢?听他自己说，在他的成功中，运气和抱负同样重要。

谈论中国科技发展

杨振宁认为中国将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我这样说原因有四：一、中国有数不清的绝顶聪明及可塑造性强的年轻一代，这是科技发展之首要前提。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重人伦和勤俭的同时，也重视教育，势必令上述人才大有可为。三、中国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中已经走出了固步自封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对近代科学的热忱。四、中国内地、香港、台湾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杨振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几年就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从那时就培育和积累了一大批基础人才。“中国人是有很高素质的。比如清华大学的生源就不比美国哈佛大学的差，但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把高质量的生源变成高质量的人才。”杨表示有信心随着经济的发展、科研条件的改善，继本世纪的华裔科学家之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必将于下个世纪在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本土出生、成长，并在本土出成果的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从现在算起，20年足够”。

谈及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留学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杨振宁教授认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使中国在海外储备了很多人才”。

群英荟萃

杨振宁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后，考入本校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读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杨振宁住在联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与他同室居住的有凌宁、金启华和顾震潮，黄昆和张守廉也偶尔来住几天。这些中华民族未来的精英们聚于一起，在陋室里交谈切磋，结伴探索着科学的奥秘。

杨门长子

作为杨家长子，杨振宁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

名师高徒

杨振宁读联大物理学系时，给他上一年级普通物理课的是擅长实验的物理学家、清华大学赵忠尧教授，上二年级电磁学课的是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吴有训教授，上力学课的是在广义相对论等方面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周培源教授等。

但对杨振宁来说，除了物理系直接教他的这些教授们外，父亲杨武之对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杨振宁在学校里，遇有不懂的问题、碰上难以处理的事，总是经常跑到数学系办公室向父亲请教。

杨振宁还多次说过：“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

先生和王竹溪先生。”1942年，杨振宁本科毕业时，选了《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作毕业论文，并请吴大猷做论文导师。杨振宁在研究生院读书时，受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导，对统计物理发生了兴趣。1944年研究生毕业时，杨振宁请王竹溪教授作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在其指导下又非常成功地写出了硕士论文，《超晶格》即为其中的一部分。1983年王竹溪教授不幸逝世，杨振宁发来唁电说：“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杨振宁还回忆道：“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

1957年12月10日，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因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15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


杨振宇：获奖记录

? 2015 台湾大学名誉理学博士学位 （获奖）
? 2006 终身成就奖 （获奖）
? 2001 费萨尔国王国际奖 （获奖）
? 2000 教皇学术奖 （获奖）
? 1957 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奖）
? 1999 昂萨格奖 （获奖）
? 1996 玻戈留玻夫奖 （获奖）
? 1995 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 （获奖）
? 1995 爱因斯坦奖 （获奖）
? 1994 鲍尔奖 （获奖）
? 1993 本杰明.富兰克林奖 （获奖）
? 1992 莫斯科大学奖 （获奖）
? 1986 纽约市颁赠的自由奖 （获奖）
? 1986 美国国家科学奖 （获奖）
? 1981 奥本海默纪念奖 （获奖）
? 1980 拉姆福德奖 （获奖）
? 1979 费米奖 （获奖）



杨振宇：与李政道

一九四六年杨振宁、李政道初次见面时，杨振宁已经是芝加哥大学名声鹊起的一位天才研究生，一九四六到四九年杨、李关系非常密切，杨振宁在中国早已念完硕士，在芝加哥大学自然成为只念过二年大学李政道的兄长，李不管是选课，或者碰到不懂的问题，都会去请教杨振宁。

两人合作起于一九四九年，共同合写第一篇论文，合作作者还有一位学者布鲁斯。一九四九年杨振宁离开芝加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学院，杨振宁还向欧本海默推荐李政道，李接下两年聘书与杨振宁做邻居。

杨振宁刚写完一篇统计物理易新模型理论，李政道来了之后，两人在此基础上合写两篇统计物理学理论，第二篇论文结论，单位圆定理，在统计热力学成为一个经典性的发展。

两人的不合关键，在于两篇论文两人的排名。 李政道自己在六十岁出版《李政道论文选集》一篇〈破坏了的宇称〉指出，第一篇论文当中有两个定理，「大部分是我证明的」。写完那篇论文，杨振宁问他是否介意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李写道，「因为他比我年长几岁。我对于这个要求感到惊讶。但是由于中国尊敬长者的传统，我同意了。」后来李政道检视科学文献，认为这对他不公平，因此第二篇论文排名反转过来，虽然那篇论文中间的单位圆定理最关键是杨振宁做的。

杨振宁对于李政道在事隔多年以后，对于这个排名的问题的回忆，大吃一惊。因为杨振宁与李合作之前，和费德曼、蒂欧姆诺两人合写的论文都排名在前，且与李政道合写论文都是他带头做，且论文也都是他执笔。而杨振宁确曾为了这个小老弟毕业后，发展不顺利，为了帮助他，愿意将排名摆前。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因女人「第六感」直觉阻止此事，认为李不值得信任，才会有一篇文章排名在前，一篇在后。这是两人关系的第一次裂痕。

一九五六年两人合写一篇论文，得到诺贝尔奖，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长欧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草地上。

杨、李亲密关系转为冲突，关系正式破裂，关键在于美一九六二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两人如何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恒守问题而得到诺贝尔奖的经过。报导的作者伯恩斯坦与李政道比较熟，杨振宁曾意识到李政道会藉这篇文章来歪曲他和李合作的关系，后来证实他这个想法，文章命名为〈宇称的问题〉〔A Question of Parity〕。英文有双关语的意思，外行人看起来变成「平等的问题」。

杨振宁读过访问的稿子，曾请普林斯顿的欧本海默出面制止文章刊登，文章还是刊登了。两人终于决裂，而科学界非常震惊。

写过爱因斯坦传的科学家派斯说过，要了解杨振宁、李政道的决裂，须对中国文化有更多了解。派斯直觉猜测，杨李之间的兄弟情，有中国文化的义气关系，这是问题的所在。

李政道后来曾写文章说了，一九五七年到瑞典颁奖，杨振宁问他，可否按年龄大小顺序来领奖。

后来外面也流传说法，李政道对于颁奖时，杨振宁住最好的房间，他的房间就差一点，而且由杨振宁夫人杜致礼和国王走在一起，而不

是他的夫人秦蕙君。

两人不讳言，诺贝尔奖的盛名在两人关系投下阴影。物理学家戴森与杨振宁是邻居，戴森儿子过生日，杨的大儿子杨光诺来他家，一个妈妈问他将来做甚么，只有七、八岁大的杨光诺回答，「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

更有人说，他们是为了彼此太太们间的事合不来。杨振宁自己讲过一个故事，他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请吃饭，试图想调解此事。周恩来先问，他们是否不合，杨说，是的。接著周恩来又问，是为夫人而不合？杨说，不是。聪明的周恩来就不说话了。


杨振宇：政治立场

学术地位评价

有人说杨振宁是20世纪中继爱因斯坦和费米之后，第三位具有全面的知识和才能的“物理学全才”，是华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当代科学家之一。曾任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主任的实验物理学家萨奥斯说：“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

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E.Segre）推崇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网易娱乐评）
作为中国首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中国政界、学术界一直受到极高的尊崇。（腾讯娱乐评）

据评价：“作为最早获得诺贝奖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被称为是继爱因斯坦和迪拉克之后，当代最重要的物理学大师之一。”

人们赞扬在理论物理前沿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诺贝尔奖得奖人杨振宁是一位坚忍不拔、具数学天才的科学家。他致力于揭示自然的对称性，而这些对称性常常是隐藏在杂乱的实验物理结果的后面。

杨振宁长时期在看来是神秘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十字路口工作。在这个领域内，一组漂亮的方程式可以是灵感的源泉，甚至可以在还没有实验证据以前就洞察物理世界是怎样运转的。这是一个外行很难懂的世界，其中有充满了希腊字母的方程式的黑板，有寻求用数学去解决问题的“品味”和“风格”，有寻求用正确语言来描述物理世界的出自内心的灵感。

物理学家戴森在石溪为杨振宁退休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说：“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这使得他“对于自然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一些”。

杨振宁扎根于数学，但是他指出，自己一生的工作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游戏。40年代后期他刚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时曾打算成为实验物理学家。可是他很快就了解自己的动

手能力很差。实验室的同事们开玩笑道：“哪里出爆，那里就有杨振宁。”

曾任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主任的实验物理学家萨奥斯说：“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

科学思想上的贡献

杨振宁反对玄学，提倡现代科学观，对易经做出过批评，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民网：“...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可见，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杨振宁认为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是归纳法，其实这是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观念指导下的不合乎逻辑的类比法。...杨振宁指出易经的思想和方法根本就与科学格格不入，甚至要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承担罪责，自然也就否定了易经是“科学明珠”、“科学指南”、“科学预言书”种种无稽之谈。...已有许多人做过类似的批评，有的批评要比杨振宁的演讲更严密、更尖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但是杨振宁做为人人敬仰的大物理学家登高一呼，其影响非同小可。特别是，杨振宁向来被视为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华人（许多人可能还记得，1988年中国各大报纸都在显要位置刊登过杨振宁对电视片《河殇》的批评。这次又是《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反戈一击，矛头直指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泉之一的易经，更要让易学家们恼羞成怒了。这实际上是自20世纪初以来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延续，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也反映出当今中国科学与玄学、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反科学的争斗的激烈程度。由于杨振宁的加入，大大增加了科学一方的力量，算得上是他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做出的一个大贡献。

何祚庥:：“...《易经》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这要进行具体分析。但不能否认，这里有一个主流和支流的问题。这就是说，就“《易经》文化”的主流来说，在现在的

条件下，“《易经》文化”的主流是促进还是促退了中国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易经》文化”是顺应了还是违背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以为，这是区分何谓先进文化，何谓落后文化的最根本的标准。...如果问我的意见，我以为杨振宁先生对《易经》批评，恰好打中了某些“易学”研究者的要害！一个重要理由是：“《易经》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传承并弘扬了几千年，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大，超过了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然而中国的科学却落后了！当然，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曾长期处于先进生产力受压制的局面，社会生活没有出现强烈的发展科学的要求；但是，从思想层面来说，就不能不追问一下：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里，是不是有重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