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求公论
关于八宅派大游年法伏位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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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晔
大游年法是阳宅风水中最基本而又最实用的方法之一，也是最常用的风水法则之一，是八宅派风水的理论基础。大游年法九星排布的理论是古人在生活实践应用中创造总结出来的，跟现代科学的场效理论十分吻合，经过古今中外大量的实践证明，该方法是值得可信的。本文不针对该方法是否合符科学理论来论证一翻，也不论述大游年的具体应用问题，而是针对该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最关键的一点，也是最容易出错的一点：大游年法伏位的确定。
大游年法在实际应用中首先涉及到的就是伏位的问题。关于伏位的确定，古今论述不一，大多以门的位向来确定伏位，即大门开在何方，就以该方位为伏位。例如：大门开在乾方，即以乾为伏位。大门在巽方，就以巽为伏位。该方法是有其有力的依据的。我们的居住环境离不开气，有气才有生命。正所谓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人就是靠这一口气赖以生存。气的流动必然产生气场，门是气场进出的必由之路，以门定伏位显然是以气场为依据。翻开港澳台许多大师级的风水著作，其确定伏位的原则，却以坐山的方位为依据。即宅坐何方，就以该方的坐山方位来定伏位。例如：坐北向南，坐山为坎，则以坎为伏位。坐东朝西，坐山为震，则以震为伏位。我们生活的地球，离不开地球的磁场，磁场的方向是有一定规律的，不象气场那样，只要有入口就有不同的气场。很显然，以坐山定伏位是以地磁场为依据。两种方法，一种在国内流行，另一种在港澳台及东南亚等地区流行，两种方法都有很多人在应用。现代人很讲科学，有科学依据才有其可信的力量，经大量的实践验证，两者都有充足的科学依据。
究竟一间阳宅的伏位该怎样定才对 ？我翻阅了许多资料，都没有一种系统的定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大门为气口定伏位，在社会发达的今天，我们大多住商品房，一进大门，立即关上，然后以外隔绝。气流刚进大门就被挡在外面，如果没有其它进气的窗口，则形成一团滞气。试想又怎么能以大门为气口来定伏位 。有时门位不一定合门向，门在艮位可向北，在北位可向艮，以位为准好还是以向为准好 ？台湾一位大师说，位向不同时，以向首为准（位向问题还待进一步验证）。显然在某种楼宇结构中，以大门定伏位就会有漏洞。住商品房的同志应该有同感，回家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把大门关好，把窗户大开，有时窗户反而成了纳气的关键，在某种场合下，又应以
主窗为伏位。
当今的商品房，由于结构复杂，坐向难定。例如：大门东向，坐山为兑，从磁场的角度来定伏位为兑，但进门后必定大关其门，如用南面阳台的大窗纳气，似乎又应以阳台定向，阳台在南，坐山应在北，伏位为坎。又例如：一幢商住楼，大门在北，则从北面上楼梯，该楼应是坐南向北，但每户人家的坐向都可能有所不同，可以说，八个方位的坐向都有可能出现。尤其是结构复杂的楼房，坐向十分难定。以磁场定伏位，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其弊端。
气场、磁场两种方法，有时令人十分头痛，特别是两者出现矛盾时，势必大乱阵脚。以气场为伏位的，主人房在吉方，以磁场为伏位的，主人房却在凶方，真叫人不知信什么才好。例如：坐西向东的兑宅，大门在震，主人房在离，以气场定位，离方为生气方，大吉；以磁场定位，离方为五鬼方，大凶。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屡见不鲜。以气场为准的，说你磁场的大错特错；以磁场为准的，说你气场的错态百出。到头来受苦的却是宅主。
很显然，单独以气场或磁场为准则是片面的。我们当然不能以偏盖全，宅是给人住的，一宅的吉凶当然以人为标准去衡量，一宅的九星排列，不管门口多好，坐山多标准，撇开了人的因素，就没有吉凶可言。不管你以什么方法去衡量，人才是一宅的第一要素。除了气场、磁场两种方法定伏位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方法就是以人来定伏位。以人的三元命卦为标准定伏位，从而引入“人场”。事实的科学证明，人是有其特定的人体场。例如：某男的三元命卦是4，则人场为4，以巽为伏位。某女的三元命卦是5，则人场为5，以艮为伏位。然后再按照大游年的方法定吉凶。气场、磁场必须在人的基础上配合人场通盘考虑，才不会出现差错。何为配合，即东四命卦之人居气场或磁场的东四方，西四命卦之人居气场或磁场的西四方，就是配合。
我们城市人，住的大多数是公寓式的楼房，有的是单位分的，有的是自己买的，由于受到房屋固定结构的限制，根本不容你去考虑其门向如何，坐向如何。所以我们现代的风水学必须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在固定的环境结构中怎样去趋吉避凶，才是我们探讨的真正问题。
物理学上的“场”是难以阻隔的。我们的世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场，我们被各种各样的场包围着，我们的世界离不开场，场是风水学的真髓。本人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加上一点物理学上的知识，结合自己少许的心得体会，总结了几点判断阳宅吉凶的方法，望同行指正。
一、场效的吉凶判断
单独一种场
，无吉凶可言。相宅必须紧密结合三种场的能量效果，看气场、磁场相交后产生的吉凶情况，把人场放上去看是否适合。吉的则能激活人场的能量，凶的则能削弱人场的能量，平衡的则能保持人场的能量。气场、磁场都吉，则吉上加吉。气场、磁场一吉一凶，吉凶相抵两场平衡，也叫做吉。气场、磁场都凶，则凶上加凶。
二、大、小场的吉凶判断
撇开宅的外部环境不谈，就宅本身的内部环境而论。先确定宅的中心，定坐向方位，此为大场，或者叫大太极。以中心来定八方吉凶，每一个方位都是一个中场，或者叫中太极。然后以每一个方位的中心又确定其八方吉凶，此为小场，或者叫小太极。大太极吉则基本上吉，中太极也吉，则吉上加吉，小太极又吉，则更吉。一个家庭，各人的命卦都有可能不同，除了以宅主为主外，其余的家庭成员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中小太极。
三、宅命吉凶的判断
相宅的第一步，既要看宅也要看命。宅指该宅本身的八卦属性属何宅，命指家庭成员的三元命卦（以宅主为主要依据）。气场、磁场、人场三者同时察看。气场、磁场任意一者跟人场配合，就是吉宅。气场、磁场两者都跟人场配合，就是大吉之宅。气场、磁场两者都不跟人场配合，就是凶宅。
以东、西四命卦划分，具体如下：
1、东四命卦全吉宅：坐北朝南，门开震、巽、离三方；坐南朝北，门开坎、震两方。
2、东四命卦全凶宅：坐艮朝坤，门开坤、兑两方；坐坤朝艮，门开乾、艮两方。
3、西四命卦全吉宅：坐艮朝坤，门开坤、兑两方；坐坤朝艮，门开乾、艮两方。恰好就是东四命卦全凶宅。
4、西四命卦全凶宅：坐北朝南，门开震、巽、离三方；坐南朝北，门开坎、震两方。恰好就是东四命卦全吉宅。
5、其它的坐向、门向对于东、西命卦均是一吉一凶，吉凶相抵，可以居住。
四、谈阳宅离不开门、主、灶三要素，阳宅三要也必须结合人的因素才能成立。东四命之人，门、主、灶在东四方。西四命之人，门、主、灶在西四方。一个现成的宅，首先要知道人的三元命卦，看门、主、灶落在命卦的何方。吉凶情况具体如下：
1、门、主、灶三者都吉，则为上吉。
2、门、主、灶三者有两者吉，则为中吉。
3、门、主、灶三者有一者能配合命卦，则可以居住。
4、门、主、灶三者都凶，则为大凶。
五、男女主人命卦不同时的吉凶判断
我们现代人是在自由恋爱的情况下结合的，大多没有经过合婚选择。夫妻俩命卦不合的比比皆是，难道天下
的夫妻相处大多都不和睦。男女主人命卦不同，缺点就容易暴露。故在选择吉凶时，必须同时照顾。不能只论男不论女，也不能只论女不论男。万法离不开阳宅三要，以男为主的，把两吉给男，一吉给女；以女为主的，把两吉给女，一吉给男。男女各有凶吉，两者才容易平衡。例如：男的为巽卦，在外工作。女的为坤卦，是家庭主妇。则可把门定在坎方生气位，让男的积极向外发展；把房定在震方延年位，以增强其社会关系；把灶安排在艮方，居女主人的天医方，以保证一家人的饮食健康，也适合主妇的位置。
我国任何一门术数都离不开天、地、人三才，讲究天地人三合。阳宅也不例外，同样讲究天地人。天指天场，具体指洛书三元紫白飞星顺逆飞布的情况；地指地场，包括气场及磁场；人指人场，具体指一个人三元命卦所形成的场。以上所谈的问题均指地场、人场，该两者已基本上能判断阳宅的吉凶。若果要更加准确地判断阳宅的吉凶，知道流年的变化，必须结合天场，根据不同的元运，不同的飞星反映出阳宅的吉凶情况。
阳宅案例：
1、彭小姐西四命乾卦，其夫东四命巽卦，其父东四命震卦，其母西四命坤卦。其宅坐西向东，门开艮方，父母居坤方，夫妻居乾方，厨房在坎方，灶向西方。住下不到一年，家庭遭逢巨变，其父死于癌症，其夫工作不顺。究其原因：其人及其母皆属西四命卦，门吉、房吉、灶向吉，故相安无事。其父年纪老迈，震卦，六煞门、祸害房、绝命灶，门主灶一吉俱无，当然大凶。其夫也一吉俱无，胜在年轻，故工作不顺，身体虽暂时无事，日久必有祸端。
2、郑某刑警队成员西四命乾卦，其宅坐西向东，门开震方，主人方在西南方，灶向西方。住下一年多，荣升某镇公安分局付局长。究其原因：乾卦适合公门中人，震门不吉但坐山吉，吉凶相抵也算吉宅。延年房以增加人际关系，受到上级提拔。生气灶以增加其吉运。
3、黄小姐西四命艮卦，其父西四命兑卦，其母西四命坤卦，其弟东四命震卦。其宅坐坤向艮，门开艮方，其本人房间在西北方，父母在西南方，弟在南方，灶在巽方向乾。住下近十年，各人均相安无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本人还荣任中山驻澳门公司的经理。究其原因：本人及父母均属西四命卦，气场、磁场跟本身的三元命卦相配，故吉利。其弟须不太合适，但居其命卦之生气方，还算吉利。
4、王某东四命巽卦，其宅坐东向西，门开西方，主人房在巽位，灶向南方，南面阳台有一落地窗，成为纳气的主要通路。婚后不到一年诞下一子，身体健康
、发育良好。究其原因：门向不吉，而使原本的气场不吉，但坐山吉利，再加上以阳台为纳气口，改变了原来不利的气场，又居其弼辅方，故吉。
命理预测学是一门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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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深
一、命学是一门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
1、命学根源于唯物论
命学根源于唯物论是指它依据的基本要索是物质的，而且作为物质的要素是相互作用的。我们的祖先早在上古时代发明的阴阳五行金、木 、水、火、土，是活生生的物质，而且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种相生相克是大自然的基本常理，这种相互作用是自然界的一种内在运动。阴阳五行的旺相休囚也是自然界的规律，如春天万木复苏，开始发芽，故春天的木旺，土受木克，故土死；夏天的太阳似火，故火旺，而金受火克，故金死；秋天是丰收季节，稻黄如金，故金旺，木受金克，故木死[秋木凋零]；冬天大雪纷飞，故水旺，火受水克故火死；命学通过给阴阳五行配置六亲十神，根据它们的旺相休囚和相互作用对各种不同的命运进行预测。就六亲十神而言，也是活生生的物质。六亲即父、母 、兄妹、子孙、 丈夫 、妻子。十神即正官偏官，食神伤官对其制伏是一种运动形式，如伤官是对官的一种伤害；正印偏印是一种物质；正财偏财也是一种物质，比肩劫财对其制伏是物质的一种运动形式；其中官、印、财既是物质，本身又是一种运动形式，如官制伏兄，印制伏食伤，财制伏印 。
2、命运的预测结果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因而命学是真理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一门学科是不是科学的最好的检验方法就是实践。命学就是一门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学科。首先是它的推算方法来源于实践。中国古代算命术是唐朝李虚中发明的，后经宋代徐子平发扬广大。此二人对算命术的发明不是脑壳发热凭空杜撰捏造的，而是将古人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如阴阳五行、周易、天人合一等在大量的调查研究中加以运用，在丰富的实践经验上总结出来的。特别是李虚中，他官任 御侍郎 ，凭借其地位与职务之便对大量的各种不同的命运进行了调查研究，在丰富的实践经验上总结出了"六字算命法"，即根据年、月、日的干支算命。宋朝徐子平对其发扬广大，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总结出了"八字算命法"，即根据年、月、日、时干支八个字推算命运。其次预测的结果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一般而言，只要具备二个条件就可对命运进行准确的预测
。一是术士完全掌握了算命术，二是被测者必须提供准确无误的出生时间。否则就预测不准。下面举个例说明。我的一个朋友出生于1964年2月初5日午时，他原是教师，一直想转行，但苦于无门请我为其预测。
我排出他的八字：
枭 劫 日主 枭
甲辰 丁卯 丙寅 甲午
官 印食 印 枭比食 伤劫
命局木旺火重，缺金水，故偏枯八字，凶、天之命。但大运中若有金水制伏可发。九三年行庚大运，偏财制枭，流年癸酉又逢金水，且癸水正官为喜用神，流年星宿为红鸾，必有调动提拨，且应验在农历单月上，因单月为吉星。后果在柒月[紫微星]转行调到政府部门。但我又告诫其不可走出生地的东南方，因为东南方木火重，必有灾秧。但他还是调到了东南方。我又据其八字偏枯，日主为火，时支含伤官，火土伤官带残疾，断言他于九八年因凶灾带残，且九九年过了生日才脱凶。后果如此。九八带残者，乃命局枭重，流年为盖头之干，土受木克，枭夺食也；加之大运羊刃伤官，流年星宿为大耗凶神，真是在劫难逃。
3、命学是十分玄妙的
玄妙的东西不能说它就不是科学的东西，许多被证实为科学的东西在它的初始阶段由于未被人们认识和证明往往被认为是十分玄妙的。命学给人一种玄妙的感觉，一是因为它的方法的奇特性尚未被人们认识，二是因为它对未来的准确无误的预测让人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在方法上，刑冲破害、星宿之说有点虚无缥纱，这种方法是古人在对大量的真人真事调查研究之后总结出来的一种手段，是对吉凶祸祸的另一说法，是吉凶祸福的代名词。再者，为什么通过推算一个人的出生时间就能准确地预测他的命运呢。这诸多问题的确给人一种十分玄妙的感觉。但它的玄妙性并不能否认它的科学性 ，因此，我们说命学是一门玄妙的科学。
二、人的诞生、 命运与八字
既然我们要研究命学，就不能回避命运的概念，就要回答命运是不是可以改变的以及贫富贵贱是不是天注定的等诸多命理的问题。
命运是万事万物的造化情况以及吉凶祸福的轨迹。地球上的万事万物的命运都要受宇宙的影响甚而决定，这一点是不容置疑，也是一个人们乐于接受的观点。如太阳影响地球的昼夜，人们根据月亮的盈缺制定历书，将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份，雨水影响庄稼的生长以及人们的生活，地震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等。人作为地球上的一种最重要的生命肯定要受宇宙大自然的影响。
任何一种事物的诞生都是十分重要而值得纪念和庆贺的。每个人都将自己的生日当作纪念日年年加以庆贺，因
为每个人都将自己的生日看作生命的开始。一些伟人的诞生会有某种异乎寻常的吉利的自然现象表示"祝贺"，同时也是其伟大造化的一种吉兆。如<<隋唐史>>载李世民诞生时院内香气四溢，<<三国志>>载刘备儿子阿斗出世时仙鹤在房顶"祝贺"；毛泽东出世于冬季山上的映山红为其开放；邓小平出世时天空现彩虹等等，这说明了一个人的出身时间本身就蕴含着某种吉凶祸福。自然界对人的影响，正是将人一生的造化信息隐化在他的诞生时辰里，因为这个时辰如此重要，以致于是他生命的开始。一个人在此刻出生而不在彼刻出生看似偶然，实则包含着命运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生时间里蕴藏着某种必然的东西，它们的运动发展构成了人的未来。我们的祖先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发明了利用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的干支八个字对人的命运进行预测。
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因而人的贫富贵贱是天注定的。这里的"天"并非是有个天国，有个上帝在主宰人类的命运，而是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的运动。这种运动体现"天"的意志， 并通过人的造化与吉凶祸福表现出来。孔子周游列国几十载希望被重用从而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到头来一场空不得不发出"人要知命"的慨叹。孔子没才华吗？非也。孔子性格、素质、为人不行吗？非也。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命中注定。时下有很多术士声称对凶祸可解，此乃骗钱的把戏。有的较有水平的术士推算到某人有难，但同时也推算出此人大难不死，于是就主动替人化解而求取钱财，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并非真是命运可解也。陈胜、吴广发出"王候将相宁有种?"的呼喊，到头来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风水对命运有深刻影响。一个人今生的命运虽不可改，但他可通过改移阴阳宅风水而改变子孙的命运。这是因为风水能够影响甚而决定后代出生的时间，从而影响其命运。有福地才会出福人。
三、命学对社会的作用
很久以来，人们对命学的偏见阻碍了它的传播与发扬广大，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对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命学对人类社会是有益无害的，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在为国家选拨人才上有重要作用
命学如果真正兴旺起来，为国家重视和运用，对选拨优秀人才上领导岗位，防备贪官污吏窃取职权方面有重大作用。一个人的八字中隐藏有这个人的性格、造化、发展方向、为人等信息，通过预测将其作为考察领导干部的条件之一运用于人才选拨上，会避免走许多错路和弯路。
二、给人的奋斗指明方向和增添动力
有一种说法，既然人的命运是"天"定，不可改变的，
就会造成人们安于现状，不去奋斗的消极思想。其实不然，命学真正推广和普及后，人们正确掌握了推算方法，准确地预测出自己的命运，了解到自已的发展方向，知道自已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从而向正确的方向奋斗，会在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作出贡献。下面举例说明。有个农村朋友找我测命。我对他说，你只适合在农村发展 ，外出求财需小心。他不信，到深圳打工两年，财求不得，还惹一身灾祸。后在家发展养殖业致富。
作者简介：
彭文深，男，1964年5月6日亥时出生，重庆市石柱县人，四川大学哲学糸本科毕业生，国家公务员，副局级干部。血型：A型。爱好：周易、命理、哲学、文学、足球、象棋等。
自小受祖父彭家清的熏陶，8岁能顺、逆背甲子，12岁能准确断吉凶祸福。1984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学习后，对周易、命理、风水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研究。近二十年来预测上千例，绝少失误，准确率达95%以上。并有多篇经济论文、哲学论文问世。其中<<论物价总水平控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文多次获国家级奖项。现被收录于<<当代中国人才库>>、<<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名人录>>。
附家族：
先祖彭善易，宋朝徐子平第62代嫡系传人徐曾茂之徒弟，举人。深得徐之真传，并有自己的研究，为易学、命理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其预测准确率极高，远近闻名。
祖父彭家清，1901年5月6日出生于石柱县，卒于1985年。深得其父真传，并对风水有很深的研究，闻名遐迩。
父亲彭国成，平庸。
《周易》預測學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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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國文人歷來言必《四書五經》，實則多系《四書四經》而已。讀書人每臨《易經》（《周易》）多望而卻步，既有潛心披讀者，也是考其文辭者眾而諳其機理者鮮。至于能夠達到學以致用“用當通神”者，尤為罕見，既有之，也甚乏理解者。于是，凡有成功記載與傳說，也多將其神話。因而，關於“易學”──研討《周易》之學，常令世人霧裡看花莫名其妙。
況且，凡屬真知識必皆應驗，極有使用價值：助善可以匡扶社稷，福利蒼生；助惡堪使餒虎添翼，貽患無窮！須知古來中國人爭鬥從無間斷，各方凡操利戈在手者，誰能授柄于人？因此，真傳難得。常以“半部真經”行文傳世，而另外“半部”人們則不立文字，只靠歷代口傳心授以延續。當然，這“半部”也會有一些片斷披露于歷代多種著述而文字各異。於是，以文字形式傳世的《周易》如無明師指點，就真如看“天書”一般，
難以參悟易理，破譯爻辭，又添上一層神秘色彩！
更有甚者，借其名而欺世謀利，竊其譽而裝飾門面，徒令“易學”信譽沾污，使世人真偽難分，良莠混雜，尤以弓杯蛇影之心境，聞“易”而蹙眉搖首。
先父(李苦蟬)素重《周易》，視其為“世界最高度文明之一”推崇為“中國眾經之首”，對本人影響頗深。本人抱著參玄探英的心情，于丹青翰墨之余，亦不時涉足《周易》；雖未登堂入室，但胸中民族文化自豪之感已油然而生，愈激發了我對此道的興趣和歷史責任感。因此，覺得很有必要把有關這方面的部分陋見付諸文字。
一、《周易》──從普遍意義上斟酌與把握事物變化規律的經典。
《周易》一書之名，最早見于《左傳》。“晉代出土之汲冢竹書，乃戰國中期魏襄王殉葬之物，其中有《易經》……”（高亨《周易大傳今注》）專家們一般認為，《周易》最初的成書年代約在商周之際，歷經多人之心血勞動，始形成今天看到的《 周易》。其來之久遠無疑矣！“系辭”即借古代傳說以證明其由來之古：“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此，對於《周易》之名，我認為理應首先按照其占文字之形意，以考其本意為妥。
先看“周”字，甲骨文作形、金文作形，乃田地園圃之象形，為田疇之意，衍義而為廣野。《周易》乾卦九二又云“見龍在田……”，龍可游蕩之田”，其廣無垠﹗因而“周”又有“周全”、“周密”之義，如唐人描述“疏體由畫”為“筆不周而意周”，並且，“周”還有“周普”“遍及”之義，東漢 人鄭玄的《易贊》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與“系辭”的“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義相近。唐人陸德明在《經典釋文》中也認為“周”字為“周至也，遍也，備也，今名書，義取周普，”劉大鈞同志《周易概論》早已備引如上典藉，以佐證此義。
那麼，“易”字又作何解呢？易之甲骨文作形，若雙手捧一水器注入另器之形狀。至金文，省作形，郭沫若見此已疑為“易”字初文云：“不見此形則不知其省文為何物！”大康則明確指出，甲骨文、金文中字乃皆中截取的一角之形，晚則訛作形，至篆已盡失初形之意象，訛變為。許慎雖漢代文字學之佼佼者，但所見出土古文字的資料並不比今人多，故于一“易”而望形附會為“蜥易”，又云“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實為漢時穿鑿之解，不堪信之。至近代，外國人又從“易”字上看出了鑰
匙之形繼續穿鑿為“打開生命奧秘的鑰匙”之義了！殊不知，上古中國鑰匙絕無這類簧齒結構，如此考據之談，姑置可矣！當然，漢人以日月而喻陽陰變易，從而論述“易”理的用心誠可理解，例如魏伯陽《參同契．乾坤設位章》所云“日月為易，剛柔相當”正是以“剛柔”對應“日月”之詞句結構：“剛柔”者“陰陽”也，對諸“日月”之“為易”，實為“變易”之義了。至于“系辭”所說“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的“日月”，亦僅取其陽陰之意。因為它說的“象”乃“《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像”即人眼中感受到的象。須知，古文字“日”為，“月”為﹔在古文字里，“日”“月”相合的字只有“明”──“懸象著明”（！）──“明”之甲骨古為或形，恰是日月交輝之狀！由此看來，虞翻注《參同云》談及“易”時，釋其“字從日下月”誠然是以遲文之形在附會其意，是不合初文原意的解釋。故此，“系辭”云“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又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足見“易”之本義並非“日、月”，而是雙杯象形所示的“斟酌”之意。所以，對自漢以來的“日月為易”的主流觀點，我是不敢苟同的。
綜上所述，《周易》之名應解釋為“從普遍意義上進行斟酌並把握事物變化規律”之意。至于《易經》乃後人崇之而加上去的尊稱，以昭其經天緯地之功。正如“系辭”所云﹕“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這，便是《周易》書名的本意吧﹗
二、“易學”的本質是預測學
人世間，凡無用之學皆難以傳世。《周易》之學能垂千載之久，為歷代智者、尊若神明，當必屬有用之學無疑！我認為《易》之本質正在于可預測事物發展過程與階段性結果，從而感到非常有用。正如《文心雕龍》所云“易惟談天，入神致用”。“系辭”云“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也。”後人韓伯康解之“極未形之理口深，適動微之會曰幾。”“系辭”又云“聖人以此洗身，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何為“神”？“系辭”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古文“神”字之主體“申”的形常出現在（電）與（雷）中，乃在人心目中閃電之象形，實在“陰陽不測”﹗復加偏旁(示)乃祭臺之古形，以示神聖之義，敬畏天的變化不測之義。故虞翻云“神謂易也”（此處之“
易”乃“變易”之義）。可知，這里的“神”非指神話的人──宗教偶像而言，乃指遠古時代人們心目之中主宰天地人的一種無形的力而言的，正如“系辭”所云“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實際上已是“客觀規律”的意義了！只要把握這種“神”──“客觀規律”，就可以為人所用。所以“系辭”告訴我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誠哉是言！應當認真地看到，我中國人這種偉大的客觀無形“神”之觀念由來甚遠，及至于老子的“道”──“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法自然”“道之為物，惟恍惟惚”“（道）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道……淵兮似萬物之宗……”范文瀾也感到了“老子……是把天地萬物的運行生滅，看作純循自然規律，並無人格化的神存在，人對自然只能任（順從）和法（傚法）不能違背它。”（《中國通史》） 此觀念再發展到砸偶像的禪宗所力倡的“真佛無相”等等都很啟發我們貫穿思之！這裡暫不絮議。僅從這種或隱或顯的思想脈絡中去求索，亦即從我們祖先的思想印跡──《周易》之中認知到這“並無人格化的神”將是很有裨益的。
《周易》可以“極未形之理……適動微之會”。而所謂“神以知來”正是預測事物未來的意思。而且，在這方面它具有相當精到的作用，誠如“系辭”所云“……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聲，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于此？”這種“知來物”的學問原先並不神秘，本是有簡單方法可尋的，“系辭”明示我們“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之，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對如此簡當有用之書，難怪孔夫子老年得之恨晚，嘆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深知“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之理的孔夫子自然會深知預測順逆可以減少過失，因而“韋編三絕”地閱讀《周易》。這誠可從另一方面感到《周易》的預測價值。
然而，一談及預測，人們便會自然而然地以“邏輯思維”的常識想到：必需取到與某事物發展有關的一切確實參數（數據），並以它們之間應有的規律性關係──公式去運算，才能得到可信的準確的預測結論；就象現代的天氣預報一樣，連人造衛星都成為盡可能搜集全面參數之重要手段！對於這種預測方法，我們可名之曰“常態因果關係預測法”。但是，我們祖先卻發明了一種與之相反的方法，不妨
相對名之曰“非常態因果關係預測法”。這種東方思維體系及其歷史成就，誠如西方智星愛因斯坦所感覺到的：“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商務版《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要想真正認識這一容易被人誤解與忽略的智慧體系，首先須打破“文明發達的今人頭腦智慧當然全面優勝于文明原始時代人的頭腦智慧”之成見。應當想到，人自沒有文明──文字、語言之前的歷史要大大長于有文明的歷史，那時的人類在生死相系的集群生活中必有絕對勝似蜂蟻鹿群的特殊聯絡功能與特殊的溝通思想之方法；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也必有絕對勝似“洪前鼠遷”“震前鯰躁”的預感自然災害之高級本能。並且，那時的人類也必定有相互交流傳遞與向後生傳授這些自衛自利知識的特殊（非語言文字的）方法，這是生存本能中必不能缺少的組成環節。到了產生語言之後方可“口傳心授”。到了發明文字之初，人們便可以用這原始的文字語言去記錄（回憶）那很有實用價值的史前智慧成果。然而，文字語言的原始﹑稚拙之局限，終歸不能完整詳盡地存錄它們。我認為，這應是《周易》其書產生前的情況。宋朱熹也認識到“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書（拙謂即‘符號’），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我們已知此點有誤，存其行文大義可也。）即今之《周易》。”
古來皆有而近年方予重視的“人體特異功能”，以及“氣功態”誘發出來的同類特異功能這一客觀存在啟示我們：“人不學而能”與超乎常人的一些智慧與功能，正是人類頭腦中遠古無文明時代本能的高等智慧之遺傳基因，在偶然適當環境下的閃現，是極有價值的意外“返祖現象”！他們表現（反復再現）的不言而“語”、遙感、透視，特別是預感功能的實驗，一方面證明了“人類特異功能”的可喜存在，另一方面告訴我們：人類在不斷進化的同時還有其不斷退化的一面。人類文明成果日益發達的同時，無文明時代的可貴本能正在消退、遺忘！不要說一般人，既使象達爾文這樣的智者，也只看到了進化的一面，卻極其遺憾地忘記了那退化的但有可能創造條件誘發的另一方面。劉大鈞認為“根據大地震前牛不進棚、馬不進廄、老鼠搬家的情況看，在遠古時代，人的身上恐怕也
有這種預知自然大變異的本領。後來，這種本能遺失在由森林走向社會的路途上了。人們為了追尋回這種丟失的本能，幾千年來，他們浮著自己那點小小智力的筏子，走過了多少曲折而漫長的路！”
世界上第一位將“氣功”理性化過程著書立說的是漢代的魏伯陽。他正是借助《周易》原理來闡述“氣功”的一位先哲，其名著《周易參同契》對我們的“易學”致用與探索遠古智慧具有難以估量的深遠意義。偉大的魏伯陽在這項事業中何等明確地強調了理論與效驗的聯係！他說“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為征。”英國李約瑟博士早給予此書以崇高的學術地位，國人心中又如何突破成見去深入認識此書以至《周易》的真正價值呢？從近兩年我國氣功界的學術表現來看，已說明了當代人們對《周易》價值與原理復興其本義的可喜認識！
只有在這樣可喜而良好的識《易》環境下，我們的話題才能再回到“非常態因果關係預測”中來。這一命名很可能令一些人誤解為“不要任何參數依據，胸中無數地預測事務的發展。”我以為並非如此。下面試以闡明。
所謂“常態因果關係預測”，乃是“先有象而後有數”，“非常態因果關係預測”則是“先有數而後有象”。前者是從“象”──具體的能被常識認可其存在的一切有關事物，及其已知的相互關係中，總結出以數學語言描述的既成結構，及其未來發展的可能軌跡曲線與形﹑質之變化狀況。從而可能以今知來──預測。現代智慧成果“系統論”中“運用數學語言描述各種不同系統的理論研究”和“信息論”中“用數學方法研究信息的計量、傳遞和儲存”的內容，都是“由象而數”的具體表現與運用。但在實際應用中，這類貌似“精確──確定”的數學就出現了“千慮一失”的死角。愛因斯坦發現“只要數學涉及實在，它就不是確定的，如果它是確定的，那就與實在無關”。它實際上只能從人們假設的“客觀”因果關係方面“詳盡”地描述實在，一旦要付諸實用（包括預測）──接受實踐的精確考核，則暴露了其間難以應付的“隨機性”與“模糊性”。數學在認識、描述事物的“必然性”與“精確性”組成的“確定性”方面駕輕就熟，但在認識與描述事物的“隨機性”與“模糊性”組成的“不確定性”方面則捉襟見肘。近代數學由此盡管已逼出了對付“隨機性”的“概率論”與對付“模糊性”的“模糊數學”，但由於西方思維體系模式的總體制約與強大的歷史慣性，總使它們跳不出“模糊的準確”之掌心。連“模糊數學”的創始人查德（LA Zadh
），也感到“人類推理所依據的信息本質上是可能的，而不是概率性的”。“比起隨機性，模糊性在人類認識的機制裡有著重要得多的作用”。（《模糊集》） 在近代，勿論“一般系統論”與“廣義信息論”的概念內涵中，還是現代“軟科學”中，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了對原有數學體系的補充趨向。偉大的辯証法在月亮自以為給人類黑暗帶來最大光明時，以小小的繞月飛艇首次揭示了它背著我們的黑暗一面！靠“常態”之“因”而“果”的“預測學”，既然以“常態”令世人習以為常，就必然有靠“非常態”之“因”而“果”的預測學同時並存。然而，對這一方面卻長期鮮為人知。
所謂“非常態因果預測”乃是“先有數而後有象”──以中國獨有的“象數”及其特有的變化規則來推演認識事物的未來。《周易》之用即在於茲。人們看來甚簡，無非是兩種（陰、陽以--、－符號表示）按三疊與六疊，依“重複組合”公式排成八卦與六十四卦；古人取陰陽之數組合成不同的卦象以推演問題。“系辭”云“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聖人設卦觀象系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慮之象也。”“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劉大鈞云“象由數來，理由象生……”此亦即苦老（李苦禪）生前常稱《易》為“數理哲學”之原因所在。這裡面的吉、凶、順、逆、休、咎、悔、吝確實比一、二、三、四來說，其含義的邊沿要模糊得多，但其指述事物發展階段之性質又是何等的準確！故此，我謂之“準確的模糊”。如此類推“數”來參悟、描述、預測一些具體事物的未來成敗、得失之可能性或其大體過程的發展曲線（包括末段的拋物線方向與軌跡）也就相當夠用了！這全過程正是《周易》“卜筮”之過程。我通過古今有關記錄特別是自身的屢驗，撥開了帝王時代層層愚民蒙昧的神秘迷障，深切感受到，《周易》“卜筮”之合理內核，這正是“非常態因果預測”的學問！
三、《周易》的使用方法
“卜筮”的出發點和目的就是預測事物的發展。這樣便需要一些方法，謂之“筮法”。《周易》的筮法記述，主要是“楪筮法”，其繁瑣亢慢，不簡也不易，恐非古法，或應古之俗語“得道者不言道，言道者未得道”？這“道”一如“引言”所談，是古人保守真傳的後果。“易學”發展到漢代，有京房披露的納甲筮法。到宋代有邵康節推出的“梅花易數”。以及道家秘傳的一些筮法。他們覓數組卦方面已使用金錢筮法，法雖殊異但在簡便快速方面卻勝于“楪筮法”。然而一
般正統易學家們歷來多重視“上了書、刊了字”的“楪筮法”，其理蓋出自“大衍之數五十”云爾！似乎這是最可靠的古法。但值得深思的是，目前最古的《周易》版本帛書《周易》（西漢馬王堆出土）中卻沒有“大衍之數五十”的記載。這就大大啟迪了我們這樣的思路：古代筮法原本甚多，故簡而有效的方法一定相對存在于世。劉大鈞在《帛易初探》一文中指出“今本「系辭」中「大衍之數五十」章的筮法，恐怕並不是春秋時代人們用以占筮的古法，當時還有別的方法。因此，帛本「系辭」無‘大衍之數五十’章不會是偶然的遺漏，而是說明了帛本‘六十四卦’在占筮時，可能使用另一種筮法。”他還指出“西漢之《易》，並非僅僅田何一家。《漢書、儒林傳、京房傳》：‘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相與同”。（《周易概論》） 李鏡池在《周易探源》中也指出：《晉書》「束哲傳」載，在汲冢（魏襄王墓）發行竹書數十車，其中《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又有《易》縣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縣辭則異。”這說明“和《周易》並行的還有別的占書，到戰國後期還流傳”。晉代庚闡在《蓍龜論》中也以因物而象而數的客觀反映觀，溯之因數而象而知物的逆求思路，談到了“殊方之卜”的觀點：“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存吉凶焉。蓍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龜者啟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他認為蓍龜不過只是手段而已；正象黑屋內覓物，借月光或火光皆可覓，“夫求物于暗室，夜鑒者得之，無夜鑒之明，又以火得之，得之工同也，致功之跡異也，……且殊方之卜……吉凶之應，不異蓍龜。”參悟此道，「系辭」所示極是：“天下同歸而殊途”“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尤其示知我們：“《易》則易知，簡則簡從”。那麼究竟甚麼方法簡易可行呢？魏伯陽云“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應驗率高的方法可行。昔“正統”與名家之法，前人之述備矣！不必多絮。本文僅就個人管見，部分地書諸于此。
《易》之用法，諸方共性在于三步：第一步是取卦──因數成卦象；第二步是演卦釋象；第三步是因象得出預測結論，隨時監驗所測事物之發展，並在其到達預測目的結果時考核事先預測諸項結論的契合應驗率，以總結經驗與教訓，利諸後用。正如「系辭」明示“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之能事畢矣！”它尤其
明示我們“極數之來之謂占”：因數而象而知未來。我想，凡真心探索真正學術者都不會專程繞過偉大先哲的正面去專門以偏蓋全！是都會分清象數預測的真正合理內核，以區別江湖騙財者的“筮占”，及無知與偏見者認為的“筮占”。
四、我的方法──《禪易功》的實踐體會
《周易》注疏眾多，世人多重“書上之法”固然必要，但民間口傳心授的珍貴方法卻往往被忽視，我頗感不當。其實，古來一直流傳有“天啟”﹑“雜占”之說。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周禮﹑春官﹑太卜》即指出“筮人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可知那時就有三種《易》書供筮者用。至後世，又有一部顯然是使用了大量晚世語言成書的《奇門遁甲》，內中披露出很寶貴的民間《易》法。然爾令人遺憾又莫明其妙的是，此書竟被糊里糊塗地犯禁﹗可是問及禁者，又多未見過此書，即使讀過，也專挑瑕處大作文章而傷其玉，實在他自己也並未做過任何“應驗率”的實證記錄，只是一否了之。從自身學《易》之實踐深刻體會到，很多寶貴民間《易》法，皆與以上典籍有密切關係！
這裡，我想也按前面說的“三步”把本人學到的《禪易功》略述如下：
第一步，取卦。古人把萬事萬物的複雜變化歸結為陰陽變化之理──至繁而極簡之。這是《周易》的基本思想所在，正如莊子所云“《易》以道陰陽”。漢代《易緯、乾鑿度》又云“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但是陰與陽皆屬抽象的概念，又何以代“第二信號系統”（巴甫洛夫學說）的文字語言表現，而運用這種基本概念呢？晉代至南朝宋時的顏光祿有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他告訴我們，以“圖載”（在簡﹑帛﹑紙上存錄留用）的形式以示“理”（以抽象概念﹑抽象思維來認識事物的內在規律） 這就要借助符號與解釋符號的“圖識”──文字了。
首先，我們要從客觀事物中取卦成象，取陰陽信息以--與－符號排列成種種卦象；古人云，“象”者“像”也，“象”是客觀存在的物，“像”則是“象”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產物。這中間，觀“象”得“像”固然可靠，但在人的眼、耳、鼻、舌、身“五臟”感官中眼觀僅占其一而並非全部，它只是人們“常態感觸”範圍內有著普遍意義的感受方式而已。但是，自從人類遠古時代就有的“非常態感觸”直到老、莊、禪宗。所總結的另一類感受方式，大大提高了眼外之識的感知功
能。在道家內功與禪宗啟發之下，以自身的練功實踐確切證實了“氣功態”──“非常態”時肌體皮膚的遙感功能。令我油然“心與古會”！我深切感到，《周易》“系辭”的如下一段文字正是取卦方法的精義所在：“《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如此精論與老子所云“致虛極，守靜鴉焉駕，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又何其相似？《周易》要領當在此處！在這種思想驅動下，我便從“系辭”中尋覓古人“取卦”方法和過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我理解此段的真意是：他（們）看到了天象與地理的變化，又看到了動物們的各種色彩與人間的神聖社稷（“地之宜”，按大康之考證“祭社曰宜”，故古人云“宜于土”，《禮記》也有“宜乎社……”之“宜”。）近取之于身的感受，遠取之于萬物在“身”與“物”之間“以通神明之德”。這“神明之德”恐即“眾妙之門”可以《易》云“往來不窮謂之通”，又云“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通”之後，就可以于“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清章學誠《文史通義》）這“微茫秒忽之際”“有物混成，……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易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系辭”更明確啟示道：“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在這種體會中，本人即以禪功令意念定向于遙測的人與物，膚感立即傳來：酸、麻、熱、脹、串、沉、涼、疼、無感，各以不同的比例。輕重與先後而得感。其中，熱、脹、串為陽，涼、酸、麻、沉、疼為陰。以其取而成卦，簡易而快速，頗感方便。成卦，成八卦或六十四卦均可，乃根據需要而定。平日本人為速計，用八卦（伏犧、文王兩組八卦）已足夠識大體之用了﹗當然這裡應當說明，無禪功信念者若以此法取象成卦則幾如說夢，尤其對那些習慣于理解“常態感觸”的眼觀得象者，特別是心底裡總以“唯眼主義”代替“唯物主義”者，勸其思路轉到此法中來是及其困難的。甚而在一些同道心中，成規定法之習也總在或隱或顯地起著作用。君不見“系辭”分明提示我們“神無方而《易》無體。”──既然客觀變化“陰陽不測之謂神”，那麼，我們當然要以“無體”對待“無方”才能令主觀同步。
在這門學
問的探討中，我很欽佩那位有勇氣“重人之所輕”的清代史學家章學誠，他在《文史同義》中借論孔夫子作《春秋》而談到一種“反常”的思想途徑：“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不可得而拘，類列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後聖。此家學之所可貴也。”
第二步，就輪到如何演釋所取得的卦象了。我認為，演釋卦象的根據，萬全來自實踐對應存錄。一是古人存錄的，例如：乾為天、為圓、為西北、為上……（詳見“說卦”） 與後世類似的對應存錄，大有啟示之效。二是自己存錄的，例如：乾兌相聯為現代飛行器，為高層交涉，為辛勞而可……。坤、兌、乾、坎、艮連續出卦可大致預示所測事物進展維艱，上下交涉而最終“柳暗花明”……如此多卦迅出而逝（膚感），依其先後排列與各卦輕重感之不同，可大致預出所測事物的發展曲線。
以上是排用“八卦”之法。還可排用“六十四卦”。此外恕不贅述。
第三步，所預測的結論與所測事物未來進程結局的契合應驗率如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考核任何一種預言的最公平尺具！先人稱此為“應驗”。《參同契》明示“論不虛生，引驗見效”。如果有執意認為祖先只管占筮而不關心應驗的話，實在應該多讀點書。須知，遠在周代，卜官們就把每年內所卜諸事記錄下來，等到年底依照事實檢查對照一番，預測應驗了多少。《周禮﹑春官﹑宗伯》記有“凡卜，既事則系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中之中否。”任何一門學問的“信譽”二字首先在於“信”──預言兌現（應驗）率高，自然得“譽”堪用。若少驗失驗則必然少信失信，失信猶執之則形同欺騙，復巧言令色而苟全其說則必人詭辯之流。子曰“言而無信，不知其可。”其信譽掃地無疑矣！因此，我認為，這“第三步”應當是易學的根本目的所在。如躲避之甚至諱言之，則等于自將《周易》封鎖于書齋，最多只能在一些次要題目上點綴于學術界，卻失去了主要的應用價值──《周易》之外幾乎不可能頂替的價值。這裡順便要提到的是，在我探尋《周易》王國的途中，有多少人明指、暗示“小心迷信”。“小心”固然無可厚非，“迷信”卻需謹防。古今“迷信”的實質內涵都是一定的，那就是：你對一種預言或方法（及其學問）的信任程度高于它的實際應驗程度，便構成了“迷信”；這“高于”越多，則迷信越甚。反
之，就不易構成“迷信”！認為燒香可驅些蚊子，不算迷信。認為可除一切疾患，則十足迷信。認為戰術導彈的實踐命中率為60% － 80%，不算迷信，堅信其百發百中，則已構成迷信！因此，在探討《周易》預測學的途中，處處通過“應驗率”的經常考核，有人證物證的考核，是不會盲目陷入迷信泥沼的。也正是在這種實踐中，逐漸打消了對這本“天書”的過分神秘感。
後 記
行文至此，對于“易學”，儘管我們在嚴肅的大量實踐中得到一些可喜的新收穫，但是，也應當清醒地看到，昔日歷史的局限性，終歸在“易學”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經驗──感性──模糊性，因而難以納入現代科學總體系統，使世人漠視了蘊藏在中國地下的“精神之鈾”，既偶有發掘，上面也沉積覆蓋了年久衰變的厚厚黑鉛！難以嶄露真面目。但是，它的巨大能量是一定會被世人認識和使用的。當今，西方的學者正在重新認識東方的“神秘主義”，中國的學者也在新時代的環境下重新認識那被盲目成見扭曲了的祖先。
《周易》同中華古老文明的其它瑰寶一道，在未來的文明史上煥發異彩，成為全人類的共同珍貴財富！──我預言並堅信這一天必定會來到。
一九八七年長夏與京華《禪易居》
《悟真篇》丹法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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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沐 原中国道教协会理事
一、《悟真篇》作者及其时代
《悟真篇》是道教内丹丹法主要经典，最早著录于《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著者为北宋张伯端，是继《周易参同契》之后的丹经。书中以诗词形式，总结了宋代以前内丹的正统法诀，继往开来，在道教史中为承前启后的一部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专明金丹之要，与魏伯阳《参同契》，道家并推为正宗。”
张伯端，字平叔，天台人。生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卒干北宋元丰五年（1085年），享年九十九岁。少年博学，屡试不第，乃云游四方，孜孜访道。宋熙宁二年，随陆诜入成都，佐机要，遇刘海蟾授以丹决，遂改名用成，作《悟真篇》传世。
清仇兆鳌《悟真篇集注》卷首有“陆彦孚记”一文，记张伯端的身世较为具体。彦孚为陆诜之孙，名思诚，幼年曾详闻平叔事迹。他说：“张平叔，少业进士，坐累谪岭南兵籍。治平中，先大父龙图公诜师桂林，引置帐下，典机事。公移他镇，皆以自随，最后公薨于成都。平叔转徙秦陇。”这一段是陆彦孚记张与陆诜的关系，在张自序里，谈他在四川遇到异人（传为刘海蟾）也在
此时。《陆记》中另一段则叙述《悟真篇》原稿保存经过：久之，事扶风马默处厚于河东，处厚被召。临行，平叔以此书授之曰：“平生所学，尽在是矣！愿公流布，当有因书而会意者。”后来马处厚将此稿传于张但夫，但夫传于彦孚之父，彦孚幼年曾窃取读之，而不能通。迨彦孚晚年好道，盟受丹法，更加宝藏原稿，并刊校流布。”此文虽只叙刊书经过。但平叔身世，也可以略见端倪。
张伯端生于北宋初年，统治者在晚唐五代十国动乱之后，逐步统一了全国，为了巩固政权，收买人心，利用宗教，所以道教极受尊崇，并仿唐朝以老子为先祖之例，以九天司命真君赵玄朗为圣祖，尊为太上混元皇帝。与唐代太上玄元皇帝并列，祭祀位于北极大帝之上。又搜集五代兵火中散失的道经，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因为道教隆盛，统治者又极力扶持，民间道派也特别兴盛起来。钟吕金丹派应时而生，逐步形成为炼内丹的宗教集团，成为道教史中最重要的一派。
本来道功道术，包括较多，陈撄宁曾将《道藏》经典，按内容分为道学、道通、道功、道术、道济、道余、道总、道史、道集、道教、道经、道戒、道法、道仪等十四类，而内丹仅为第三类道功里的一种。在《道藏》五千四百八十五卷中，丹经只有一百三十种上下，在比重方面，只是少数。但因道教思想，重视现实世界，力图控制自然，所以他们特别探求生命奥秘，研讨养生方法。而且为了达到返老还童，延年益寿的目的，炼养方木却常常成为修道的核心。本来古代内外丹并重，但因唐代统治者多数相信外丹，崇信烧炼，以致太宗、高宗、敬宗、宪宗、武宗、宣宗等，都因服方士金丹而死亡。又加外丹所用药料，寻求不易，烧丹火候，亦难掌握。唐诗人白居易屡次烧丹未成，颇感失望，有诗曰：“空王百法学未得，姹女丹砂烧即飞。事事无成身老也，醉乡不去欲何归？”可以说明炼丹不易。因此经五代以后，人们对服丹可以延寿的信仰日趋薄弱。张伯端所生的时代，正是外丹信用已趋低潮，而内丹备受崇奉时期。
二、《悟真篇》的内容
先命后性的丹法----由有为到无为
张伯端奔走四方，屡佐戎幕，似非出家道士。但具宗教思想，则自认为是继承道教正统。所以《悟真篇》绝句第一首即阐明《道德经》中道与丹法的关系。诗句说：“道自虚无生一炁，又从一炁产阴阳。阴阳再合成三体，三体重生万物昌。”对此诗，刘一明解释“道”说：“此性命之道，即造化之道，生生不息之道也。然此皆顺行造化之道，修道者知此顺行造化，逆而修之，则归三为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