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内地藏传佛教简介(下)-造像鉴赏

明代内地藏传佛教简介（下）-造像鉴赏

简论明朝内地藏传佛教（下）陈庆英除三大法王以外，明朝还封了许多藏族僧人为国师、灌顶国师、禅师等。早在明太祖争取藏族地区僧俗首领归附明朝时，就吸收元朝封授藏族僧俗首领为帝师、司徒、国公等职的办法，大力扶植藏传佛教领袖，只要这些藏传佛教的首领人物前来归附，就加给他们国师等各种封号，争取他们效力朝廷，从而达到明朝治理藏族地区的目的。明太祖最早所封的藏族佛教领袖是元末的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他在1373年被封为炽盛佛宝国师，并赐玉印，这说明此时明太祖已决定废除元朝的帝师制度，但沿袭分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国师并加给封号的做法。与此同时，明太祖还下诏给帕竹政权的首领释迦坚赞，仍保留其灌顶国师的封号，并赐玉印，从此帕竹政权的历任第悉都有灌顶国师的称号。甚至北元和林国师朵儿只怯烈思巴藏卜归附，也被保留国师称号。此外，在洪武年间封授的国师还有，洪武七年（1374）七月已卯，诏以朵甘乌思藏僧答力麻八剌（四世噶玛巴乳必多吉）为灌顶国师，故元帝师八思巴之后公哥坚藏巴藏卜为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另外，帕竹政权的第二任第悉释迦坚赞1373年被明太祖封为灌顶国师后，随即在当年九月去世，由其侄丹萨替寺京俄扎巴绛曲兼任帕竹第悉。1381年扎巴绛曲扶植其异母弟

索南扎巴任帕竹第悉。1385年帕竹政权内部出现纷争，索南扎巴辞去第悉职务，由其堂兄弟扎巴坚赞继任。《明实录》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正月已亥，“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锁南札思巴意监藏上表称病，举弟吉剌思巴监藏巴藏卜代职，许之。”帕竹政权的第悉易人而请求明朝批准，实际是请求准许继承灌顶国师的名号和职位，这表明还在洪武年间帕竹政权就十分看重明朝封给的灌顶国师的名号。1398年明太祖去世，传位于其孙建文帝。次年，燕王朱棣起兵争位，1430年朱棣即皇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明成祖即位前长期驻守北京，在争位的战争中又多借助蒙古兀良哈三卫之力，所以对蒙古、吐蕃事务更为注意。在对藏族僧人的封授上，明成祖不但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等，而且对他们的弟子也封给大国师、国师的名号。从明成祖到景泰帝、成化帝，明朝封了许多藏族僧人为大国师、国师等，并赐给封诰和印章，其尊崇优渥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见于《明实录》记载的主要有：永乐四年（1406）十二月辛卯，“命乌思藏僧哈思巴罗葛罗思为灌顶圆通善慧大国师，赐诰印。”此人是大宝法王得银协巴的弟子，是随得银协巴入朝的噶玛噶举派僧人。永乐五年（1407）在封噶玛噶举黑帽活佛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的同时，三月丁巳，命其徒孛隆逋瓦桑儿加领真为灌顶圆修净慧大国师，高日瓦领禅伯为灌顶通悟弘济大国师，果栾罗葛罗监藏巴里藏

卜为灌顶弘智净戒大国师，皆赐印、诰、银、钞、彩币等物。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已未，“命哈立麻寺绰思吉监藏为灌顶圆通妙济国师，簇尔卜掌寺端竹斡薛儿巴里藏卜为灌顶净慈通慧国师，俱赐诰、印及彩币表里。”永乐十一年（1413）五月丙戌，“命哲尊巴为灌顶圆通慈济大国师，必力工瓦（止贡巴）端竹监藏为灌顶慧慈净戒大国师，日托巴罗葛罗坚粲为西天佛子灌顶净慈弘智大慧大国师，赐以诰、印。”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丙申，命妥巴阿摩葛为灌顶圆通慈济大国师，赐之诰命。“妥巴阿摩葛者，故国师哲尊巴父也。”永乐八年（1410）十月甲午，“命蕃僧班丹藏卜（西宁卫瞿昙寺僧人，他是创建瞿昙寺的海喇嘛三旦洛追的侄子）为净觉弘济国师，高日斡为广慧普应国师，失剌查为慈善弘智国师，把奔等六人为禅师，各给诰印。”从班丹藏卜受封为国师后，国师一职在其家族中世代传袭，直到清代。永乐十年（1412）正月庚戌，又命国师班丹藏卜为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给以诰、敕。永乐十三年（1415）二月庚午，命禅师缘旦监昝为灌顶慈慧妙智大国师，领占端竹为灌顶慧应弘济国师，赐诰、印。永乐十六年（1418）正月甲戌，命西宁等处来朝禅师端岳藏卜为弘智净觉国师，马儿藏为广济妙净国师，思我失星吉为普济净慈国师，仑奔宛卜查失儿监藏为弘慈广智国师，皆赐诰、印。”这里的仑奔宛卜查失儿监藏受封为弘慈广智国师，即是后来成为青海

塔尔寺六族之一的隆奔族的国师的由来，该族的国师一职一直传承到清代，其驻地被称为“国师营”，沿用至今。洪熙元年（1425）六月辛酉，新即位的明宣宗“命右善世端竹领占为圆妙广智大国师，给与金印、玉轴、诰命。”同年十二月戊寅，又“命僧录司右阐教班丹札失为净觉慈济大国师。”明朝所封授的大国师、国师等职，不仅仅是一个名号，而且还有品级。一般大国师为秩四品，国师为五品，禅师为六品。如宣德元年（1426）二月戊寅，明宣宗论征曲先、安定功，加国师宛卜格剌思巴监藏号为净慈普应大国师，仑奔宛卜查失儿监藏为弘慈广智大国师，吒思巴领占为普觉净修大国师，失迦思端宛卜为慈善真修大国师，达巴儿监参为妙慈通慧大国师，皆秩四品，给诰命、银印。剌麻着星为普善禅师，雁儿吉为普济禅师，江东巴为善悟禅师，楚儿加为玄悟禅师，锁南扎为善智禅师，朵只里监藏为清净禅师，皆秩六品，给敕命、银印。这是明朝再次对西宁一带的藏族僧人大规模加封，加封的原因是陕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挥李英等率西宁诸卫及隆奔国师贾失儿监藏、散丹星吉等十二番族之兵讨安定、曲先卫反对明朝的蒙古首领，大获全胜。由此可见，明朝在甘青川一带所封的国师、大国师往往是管辖藏族部落的首领，在朝廷征召时要领兵出征，立有战功者可得到升赏。宣德元年（1426）三月庚子，“陛乌思藏大宝、大乘、阐化、阐教、赞善五王及大国师释迦也失差来使臣阿木葛为灌顶净

修弘智国师，锁南星吉为灌顶国师，俱赐二品镀金银印。领占端竹、桑结巴高竹斡升国师，赐五品银印及诰命。领占班竹儿、端竹监藏袭国师，赐诰命。坚敦监藏、锁南失赖、领着领占、扎思巴、锁巴列升禅师，赐敕命，皆赐六品银印。”这是对乌思藏地区藏族僧人的封赏，可见国师一般也是五品官，禅师为六品官。有封号的国师及灌顶国师可以破格赐与品级。由于永乐到宣德年间明朝对藏族僧人多次封给法王、大国师、国师等封号，并确定品级，给以俸禄，所以当时留居北京的藏传佛教僧人很多，其开支全由光禄寺供应。宣德十年（1435）正月明宣宗去世，明英宗即位，年方九岁。当时明朝为节约开支，曾下令减少在京居留的藏族僧人。据统计当时在北京各寺院中仅明朝认为应当减去的藏族僧人

即达一千一百多人。(22)但是在明英宗时期，封赏藏族僧人的事例仍不绝于书。如正统元年（1436）七月甲寅，“遣中官阮至等赍敕往赐净觉慈济大国师绰竹藏卜金印、诰命，弘慈广善国师锁南巴藏卜银印、诰命及袈裟等物。”正统二年八月壬戌。“命大国师端竹占领下完卜扎巴坚参袭为禅师，赐敕命、封号、银印、袈裟。”正统三年（1438）正月丁酉，“命董卜韩胡剌麻班丹也失为妙智通悟国师，松潘卫剌麻罗只儿坚藏为净戒弘慈国师，给诰命、银印、金织袈裟等物。”正统四年（1439）五月已巳，“加封国师亚蒙葛为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以诰命。”正统五年七月癸丑，“封著思巴监藏为

净修三藏国师、卓儿巴藏卜为灌顶弘慈妙济国师，俱赐诰命。”正统六年六月癸巳，“封持戒禅师绰领为清修广惠国师，给诰命、银印。”正统七年（1442）正月庚午，“命摄剌藏卜代其世父桑出巴亦邻真为戒净慈应国师，给赐诰命。”正统八年八月庚子，“命妙善通慧国师锁南监参侄锁南巴袭为妙善通慧国师，赐诰命。喇嘛也失吉坚桀于陕西广善寺修行，赐敕谕并图书，其文曰：广宣慈化”(23)由于明朝对藏族僧人仍优予封赏，正统年间来京朝贡及留居的藏族僧人仍然很多，有的到京后不在会同馆住宿，而到大慈恩寺等寺院中分住，仅大慈恩寺分住国师、禅师、剌麻阿木葛等三百四十四人，占用会同馆馆夫二百一十三人，“及至外国四夷使臣到馆，乏人供应，不得已而雇觅市人代之”。会同馆官员只好上奏皇帝，请求“议定多寡之数而与之”。皇帝下令：“大国师班丹札失、阿木葛每员与十人，剌麻十人与二人，其著为令。”(24)更有甚者，明朝朝廷的一些官员也奏请朝廷封赏藏族僧人为国师等职。如正统十三年（1448）十二月戌午，明英宗根据礼部尚书胡荧奏请，“命陕西西宁卫革咂等族番僧锁南藏卜袭为净悟禅师，札巴儿坚桀袭为慧慈禅师，锁南领占袭为剌麻，俱赐敕命。”又在同月甲戌，“礼部尚书胡荧奏保西宁卫隆卜等族禅师喃恰儿监昝代为净戒圆妙国师，番僧洛罗黑巴袭为弘智广善国师，锁南藏卜袭为妙智慈济国师，朝定等寺番僧锁南藏卜袭为净慈禅师，上从之。”

景泰元年（1450），即土木堡之变的次年，明朝还因胡荧的奏请，于当年四月丙子“升译写西番字番僧坚参列、都纲善师俱为右觉义，番僧参竹札失、答儿麻失里俱为都纲，仍于翰林院办事。”这是胡荧奏请为在京供职的藏族僧人升官赏赐。而且六年后即景泰七年六月癸丑，胡荧还为乌思藏地区的藏族僧人奏请封赏，“封答苍地面王子喃噶坚桀巴藏卜袭为辅教王，赐诰敕、金印、彩币、僧帽、袈裟、法器等物。命番僧葛藏为灌顶广善慈济国师，烈藏为静觉持正国师，领占巴丹为静觉佑善国师，班卓儿坚参为戒行禅师，桑结远丹为慈化禅师，罗竹聪密为翊善禅师，坚参烈为妙觉禅师，远丹卓为静范禅师，领占三竹为清修禅师，罗竹札失为崇善禅师，各赐印及诰命。”当年十一月戊辰，景泰帝还因抄写藏文大藏经完成，提升一批藏族僧人为国师、禅师等职，“命番僧领占罗竹、绰巴藏卜为灌顶国师、剌也失、桑结远丹、坚参列、罗竹聪密、罗竹扎失远丹绰俱为国师，三竹扎失为禅师，簇克林巴、扎失兀则尔、扎失巴俱为右讲经，坚参领占、昆令远丹罗竹俱为左觉义”等等。明朝对藏族僧人的封赏在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年间达到高峰。本来藏族僧人封授国师、禅师、都纲等职是由僧录司提名，礼部题奏，请皇帝批准。从成化年间开始，由皇帝直接派太监向吏部传旨，欲封某某僧人为某职，然后由吏部向皇帝补奏，完成封授僧职的手续。后因皇帝所传此类旨意太多，连传旨

太监都觉烦累，密令不必补奏。因此《明实录》记载：“时僧道官传奉浸盛，左道邪术之人荐至京师，吏部尚书君等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每得旨，则次日依例于御前补奏。后内官亦自讳其烦，密令勿复补奏，至废易旧制而不恤云。”(25)此类传奉圣旨在宪宗成化末年愈演愈烈，有时一次升职授职的藏族僧人达数十人之多，如成化二十年（1484)十一月丙戌，“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升大慈恩寺西天佛子札失藏卜、札失坚、乳奴班丹、大能仁寺西天佛子锁南坚赞、结斡领占俱为法王，大隆善护国寺灌顶国师著昝领占朵儿只巴西天大佛子，大慈恩寺国师绰吉坚赞灌顶大国师，国师坚昝星吉灌顶国师，禅师班麻朵儿只、札失班卓尔、讲经真巴念俱国师、讲经领占巴剌赤罗竹、觉义札巴远丹、答儿麻三加竹俱禅师，……”当时朝臣中有许多人上书，认为封授藏族僧人太多，应当酌减，但明宪宗只是批复将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等僧职的供给减半，不准汉人冒充番僧，而封授藏族僧人的事并未稍减。成化二十一年（1485）五月壬戌，“赐西僧正觉夙慧清修妙悟翊国演教灌顶普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舍剌星吉、净修广善灌顶大国师喃喝领占等八人诰敕。”同月丙子，大能仁寺大悟法王札巴坚参奏：“乞升迤西右冈寺国师亦失坚参为灌顶国师，从之。”同年九月甲戌，“以乌思藏法王差来剌麻札失藏卜领占五人为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禅师、都纲，赐诰敕、印、帽、袈裟等物。”同年十

二月已巳，“以番僧坚昝星吉等五人为灌顶大国师、国师。”与此同时，太监传奉圣旨升赏藏族僧人的事例依然不绝于书。成化二十二年（1486）十月庚辰，“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升大慈恩寺西天佛子舍剌星吉、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著领占朵儿只巴为法王。”这是一日中封两法王。同月壬午，“太监韦泰又传奉圣旨：升大慈恩寺讲经领占孙卜、觉义领占绰为灌顶大国师，讲经罗纳发剌、戒师公葛朵而只为国师。”这是一日中封四国师。同月已亥，“太监韦泰传奉圣旨：升大慈恩寺灌顶大国师喃渴领占、星吉藏卜为西天佛子，禅师参加班丹、星吉扎失、都纲喃渴扎失、锁南藏卜、觉义剌扎失为国师。”这是一日中封两个西天佛子、五个国师。此外，还有对已故的藏族僧人追封为法王的，如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太监韦泰传奉圣旨：追封已故西天佛子端竹领占为法王，赐祭一坛。”据统计，仅明宪宗一朝，“传升大慈恩寺法王、佛子、国师等职四百三十七人，及喇嘛人等共七百八十九人，光禄寺日供应下程并月米，及随从、馆夫、军校动以千计”，所费不赀。(26)以致大臣们在明宪宗去世后纷纷上书，请求加以禁革。当明孝宗即位后，群臣立即纷纷上书，极言传奉官及重用僧道之弊。明孝宗命礼部即审处以闻，礼部遂对所有受封僧人均降职一等。法王、佛子降国师，国师降禅师，禅师降都纲，自讲经以下革职为僧，只留十五人住京师，余皆遣回本土，对京城里的“番僧”进行

了一次认真清理。但是清理的效果保持时间不长，不久“番僧”又“潜住京师，转相报引”，到弘治四年又增加到数百人之多。整个弘治朝皇帝优礼藏族僧人和群臣劝阻崇奉番僧的记载依然不绝于书。众所周知，明武宗是明朝一个最信佛的皇帝，对藏传佛教尤其感兴趣。为此明武宗还专门在西华门内修建了一座“豹房”，同藏族僧人一起诵经、研习经典，以致于有记载说明武宗通晓梵（藏）语，可见其用功之深。武宗整天沉缅于此，不理朝政，自封为大庆法王，自已给自己颁发了一枚“定为天字一号”的“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的金印。他继位后对藏族僧人的封赏又掀起一个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藏族僧人被封为法王、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如正德五年（1510）四月戊戌，“升大能仁寺国师那卜坚参、禅师札巴藏播为法王，都纲那卜领占为佛子，公葛端竹、坚挫扎失为禅师，大隆善护国寺剌麻绰即罗竹为佛子，大慈恩寺国师乳奴领占为西天佛子。革职国师舍剌扎为佛子，剌麻也舍窝为禅师。”不到两个月，正德五年六月壬辰，乳奴领占、舍剌扎又升为法王。此类事例，举不胜举。明武宗还对去世的藏族僧人由朝廷破格给以营葬、祭仪，如正德六年已卯，“大慈恩寺大悟法王舍剌札死，命工部营葬，不为例。”正德七年三月已末，“赐故西天佛子舍剌星吉祭葬。”正德八年十月丁酉，“大慈恩寺灌顶大国师也舍窝死，命工部造塔葬之。工部亦据之执奏。不听，

且令遂著为例。”正德十年五月辛亥，“大护国保安寺右觉义班丹伦珠为其祖师大善法王星吉班丹乞祭葬，礼部执奏无例，上特许之，命工部给葬价二千两。”明武宗还不顾群臣的反对，在正德十年（1515）派太监刘允到西藏赍送番供等物，迎请“活佛”。当时明武宗左右近幸向他进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身者，土人谓之活佛，”致使武宗决定派刘允前往。为了讲究排场，皇帝谕令工匠用珍珠缀联成佛殿中的法幢，用黄金铸成佛象前的供设，还准备了法王的金印、袈裟和种种珍贵的赠品和给活佛的弟子们价值万两的礼物，全部命刘允带去。皇帝还准许刘允以十年为期，自由安排行程路线，可向地方上索取钱物，还赐给刘允七万张盐引，以便沿途变卖，供其旅途所需。当时刘允带了八名太监、一百三十三名锦衣卫人员前往，沿途浩浩荡荡，骚扰地方官民。刘允这次出使，动员大批人力财力，严重扰乱地方，耗费巨大，结果却完全失败。《明实录》记载：“允未发，导行相续，已至临清，运船为之阻载。入峡江，舟大难进，易以舳舻，相连二百余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所馆，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禀百石，蔬菜银亦百两，锦官驿不足，傍取近城数十驿供之。又治入番物料，估直银二十万，镇巡争之，减为十三万。取百工杂造，遍于公署，日夜不休。居岁余始行，率四川指挥、千户十人、甲仕千人俱西，两月至其地。番僧号佛子者，恐中国诱害之，不肯出。允部下人皆怒，欲胁以

威，番人夜袭之，夺其宝货器械以去，军职死者二人、士卒数百人，伤者半之。允乘良马疾走，仅免。复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讳言丧败事，空函驰奏乞归。时上已登遐矣。”

1522年3月，明武宗去世，其叔伯弟明世宗继位，随即在群臣的要求下，一反前几代崇尚藏僧的作法，清理和处罚在京的藏族僧人（包括汉人学藏语成为藏传佛教僧人者），在即位诏中下令将正德元年以来传升、乞升的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等尽行查革，各牢固枷钉，押发两广烟瘴地面卫所充军，并将刘允降四级，罢还乡里，以治其罪。并宣告说：“此曹蛊惑引诱，欺君虐民，骚扰地方，亏损国课，罪诚深重。允姑降四级，罢还家。奸僧已获下狱者，亟论罪如法；未获者，令所在捕得，械系至京重治之。诸从行取佛者，悉下司法问。”明世宗还强调：“凡沿途军民私与西番朝贡夷人交易者，比照在京事例问罪枷号。及奸徒诱引投献王府夷物，希图赏赐者，比照拔置害人、透漏事情律例问遣。其伴送通使人等，俱照例施行。”经过明世宗嘉靖初的处罚、放逐，藏传佛教僧人在北京的活动迅即进入低潮。世宗后来亲信道士，修炼丹药，企求长生，并听从道士的主张，排斥打击佛教，拆毁藏僧居住的大慈恩寺。从此以后，藏传佛教在京城的活动一蹶不振。不过在明朝与藏族地区的关系方面，对藏传佛教僧人的封赏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万历年间三世达赖喇嘛和四世达赖喇嘛都曾受到明朝的封赏。就是在京师，

藏族僧人及藏传佛教的活动也没有完全绝迹。如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乙丑，巡视（北京）南城御史王时英于广宁门外十方庵盘获番僧，此僧名叫贾哈罗，随身带有藏经数十叶和原领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司关于他愿游汉地名山、道院、寺观的批文纸。听到这一消息后，明朝的蓟辽总督阎明泰就向朝廷要求：“夷狄之人闻中国之有圣人，重译来朝，此圣世之风也。目今关门，王、李二喇嘛出入虏巢，玩弄夷虏于股掌。而在夷地者如古什喇嘛、朗素喇嘛等，靡不博心内向，屡效忠谋。盖夷狄之族敬佛一如敬天，畏僧甚于畏法，而若辈亦闻有密咒幻术，足以摄之。虏酋一见喇嘛必拜，必亲听其摩顶受记，则不胜喜。王、李二喇嘛虽曰番僧，犹是华种，夷狄敬伏已自如此，况真喇嘛乎？乞该部将番僧解发臣衙门，如道术果有可用，何惜片席之地容此比丘。如止是行脚庸流，即驱逐出境。”阎明泰的请求得到皇帝的批准，可见利用藏族僧人劝化蒙古首领以及因此优待藏传佛教的僧人，始终是明朝朝廷上下采取的一种方针。后来在明朝袁崇焕督师蓟辽与皇太极议和时，也有喇嘛为明朝和后金充当使者，来往联络，为明朝打探后金消息。如天启六年十二月，辽抚袁崇焕在努尔哈赤受伤去世时，派喇嘛僧人李锁南以吊祭为名前去打听努尔哈赤是否确实亡故及其诸

子的情形，这正是当时明朝最为关心的政治军事情报，而李锁南等人去而能返，使明朝得以掌握后金的情况。(27)喇嘛

僧人还曾推动明朝与后金和议，因明朝大臣之间的矛盾和君臣猜疑未能成功，而抗御后金的名将袁崇焕被处死的罪状之一就是遣喇嘛议和。这些都表明藏族僧人在北京一带的活动差不多延续到明亡。三明朝建立后，在中央取消了元代的统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行政事务的宣政院，将藏族地区的军事行政事务划归行都指挥使司管理，而对佛教事务，则设置了一整套严密的僧纲管理制度。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定六部职掌，确定以礼部的祠部“掌祭祀、医药、丧葬、僧道度牒。”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又决定在礼部设置僧录司，下设左善世、右善世、左阐教、右阐教、左讲经、右讲经、左觉义、右觉义。并在各府设置僧纲司，专门管理全国的佛教僧人，建立起一套管理佛教僧人的系统。明朝在一开始经营藏族地区时，就面临着藏传佛教的僧人和寺院管理的问题。早在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就命汉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谕吐蕃，洪武十一年（1378）又派僧人宗泐等使西域，宗泐西行后1381年携阿里（俄力思）使者还朝，明太祖次年任命他为右善世，成为僧录司的地位最高的僧官。早在洪武年间，僧录司中就有藏族僧人供职。《明实录》载，洪武十八年（1385）底“建鸡鸣寺于鸡鸣山，以祠梁僧宝公，命僧德住持。卒，道本继之。初，有西番僧星吉监藏为右觉义，居是山，至是，别为院寺西以居之。”这是藏族僧人在明朝中央的僧录司任职的最早的记

载。在明太祖和永乐帝时期，明朝积极推行其僧纲制度于甘、青、川藏区。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太祖谕令僧录司的圣旨中说：“西、河、洮州等处，多有不曾开设僧司衙门，凭僧录司差汉僧、番僧去打点。着本处官司就举选通佛法的僧人发来考试，除授他去。”祠部和僧录司按明太祖的旨意从陕西布政使司选拔了汉番僧人十名，考试后带着礼部颁给的札付和僧录司文牒，前去河湟地区筹建僧司机构。(28)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西宁番僧三剌贡马。先是，三剌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又创佛刹于碾白南川，以居其众。至是始来朝，因请护持及寺额。上赐名曰瞿昙寺”。明太祖并下令，对于番僧三剌和他创建的瞿昙寺，“诸人不许扰害，听其自在修行，违者罪之。”接着在同年三月，“立西宁僧纲司，以僧三剌为都纲。河州卫汉僧纲司，以故元国师魏失剌监藏为都纲，河州卫番僧纲司，以僧（顿）月监藏为都纲。”此处的番僧三剌，在藏文《安多政教史》中记为海喇嘛三旦罗哲，他所创建的瞿昙寺至今犹存，在今青海省乐都县南川，在永乐皇帝时期曾派太监和工匠扩建瞿昙寺，其隆国殿仿皇宫形制，围以玉石栏杆，殿内有御赐玉石宝座、皇帝牌位等，故青海民间有谚语说：“到了瞿昙寺，北京再甭去。”永乐帝还封给该寺属民，置军守护，成为明代管理西宁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僧纲司所在地。(29)另外，从这一记载看，在甘青地区番僧纲司和汉僧纲司是分设的，分别管理藏传佛教和汉

传佛教的僧人。河州番僧僧纲司的首任僧纲顿月监藏出身于藏族珍珠族，他在河州韩家集建普刚寺，其弟韩哈麻曾护送明朝使者入藏，被封为河州卫镇抚，由他们兄弟传出河州的韩家僧纲和韩土司。此外在甘青地区著名的僧纲还有卓尼禅定寺僧纲、洮州垂巴寺赵僧纲、临潭卓洛寺杨僧纲、洮州麻尔寺马僧纲、临潭圆成寺侯僧正（由明朝著名太监侯显建寺）、岷州崇教寺僧纲、庄浪红山堡报恩寺僧纲等。在永乐皇帝时，明朝还在川西北藏区设置了一些僧纲司。如永乐八年八月已未，“设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及苦白寺、沙思达寺、跛羊地面、如意宝寺、赏毡地面五僧纲司。”永乐十一年五月庚辰，“设陕西贾穆龙僧纲司，以番僧锁南监藏为都纲。”有的学者认为，“贾穆龙”是藏文

“rgyal-mo-rong”的译音的异写，贾穆龙僧纲司在今四川省的金川县境，永乐帝曾封该寺僧人首领为演化禅师(30)。永乐十五年（1417）七月乙卯，又“设四川天全六番招讨使司及僧纲司。”宣德六年四月乙巳，又“设.……四川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僧纲司，置都纲、副都纲各一员。”明朝在乌思藏地区是否设过僧纲司？学术界对此尚无研究。但从史料记载看，明朝至少在一些寺院中设置过僧纲，如《明实录》载，正统七年（1442）八月乙未，“命乌思藏剌麻远丹坚昝、老瓦藏卜等为都纲，赐敕护持。”又载，成化二十一年（1486）九月甲戌，“以乌思藏法王差来剌麻答失藏卜领

占等五人为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禅师、都纲，赐诰敕、印、帽、袈裟等物。”弘治十二年（1499）十月丁未，“乌思藏萨剌达哈等寺番僧藏卜坚参等七人、宁佗等寺番僧星吉坚昝等三人请各袭其师国师、禅师、都纲等职，从之。”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已丑，乌思藏遣禅师桑儿结吒巴等来贡，并为日莫等寺番僧喃哈星吉藏卜等五人请各袭其师禅师、都纲等职。从之。”再如，流传至今的《西番馆译语》的来文十七，明确记载乌思藏地区存在都纲一类的僧官。该文书说：“乌思藏辅教王差使臣都纲沙加星吉等奏：上位金体安然，圣意公平，无间遐迩，我乌思藏僧俗人等，时常祝延圣寿万万岁。今赴京进贡，望朝廷可怜见，给与全赏赐。都纲沙加星吉乞与禅师职事，领占扎、远丹罗竹二人乞与都纲职事便益。”(31)这份保留下来的明代文书说明，在明代的乌思藏地区有一些藏传佛教的僧人得到过都纲的官职，在藏族地区禅师是比都纲高一级的僧官。此外，《明实录》还记载，嘉靖二十八年（1549）五月壬辰，“以乌思藏等处番僧领占坚参等三十八名各袭国师、禅师、都纲、剌麻职事，驳回查勘喃哈坚参三十一名。礼部因奏：‘今岁入贡番僧中，多去年已赏，今次复来。或同一师僧，而袭职异名，或同一职衔，而住坐异地。请以后新袭诰敕，俱开住坐地方及某师某名，不得混冒。又诸番年节袭职，守候诰敕日久，辄令带原赍诰敕回番，待后入贡之年，赴京补给。以故诸番得假借

冒顶，夤缘行私。及今不处，则旧诰敕终无销缴之期，非但夷情怠玩，抑且国体未尊。请以后番僧袭职进贡，本部立文簿一扇，将各僧赍到旧给诰敕所载师僧职名、颁给年月及今袭替僧徒名字、住坐地方，分别已、未领有新诰新敕，逐一登记，备行布政司照式置造。如系应贡年分，即以前册查对。如系年代久远，果有老病，方得起送承袭。如已袭，未领诰敕，许起送一二人。其余无得滥放。’报可。”从这一段记载来看，明朝认为国师、禅师、都纲等都是明朝僧官系统的官职，其中都纲是与汉族地区的僧官相一致的官职，国师、禅师以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则是专门封给藏族地区的高僧的僧职。凡封授这些官职，明朝都须给诰敕作为凭据。受封的僧官按制度可以进贡的，要以诰敕为凭。由于僧人是师徒相承，名号复杂，以致出现混冒顶替、新旧诰敕混杂等现象。明朝为了加强管理，只得采取由礼部逐一登记，并将登记的受封僧职人员情况文簿发送各行省布政使司，以便对入贡的藏族僧人进行查对。由此可见，明太祖设立僧纲司管理佛教僧人的办法，在甘、青、川藏族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些僧纲司从明代一直到清代，都还在发挥作用。在乌思藏地区虽然也设置过僧纲司，但是由于僧纲司往往依附于三大法王及阐化王、辅教王、阐教王等，加上明朝中叶以后乌思藏地区各地方势力和教派势力的斗争日益尖锐，僧纲司在乌思藏地区实际上难以发挥明朝政府所期望的管束僧众的作用，

因此乌思藏的僧纲司系统在藏、汉文史料中都缺乏详细的记载。（编辑：剧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