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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的悲剧意识

关汉卿的悲剧意识
关汉卿的悲剧意识

中国古典戏曲四大悲剧

中国古典戏曲四大悲剧 《窦娥冤》(《感天动地窦娥冤》)(作者:关汉卿) 楚州有一个贫苦女子窦娥,她从小死了母亲,父亲窦天章还不起债,又因为上京赶考,缺少盘费,把她卖给孤苦的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到蔡家没两年,丈夫就害病死了,只剩了窦娥和她婆婆两人相依为命地过日子。 楚州有个流氓叫张驴儿,欺负蔡家婆媳无依无靠,跟他父亲张老儿一起,赖在蔡家,逼迫蔡婆婆嫁给张老儿。蔡婆婆软弱怕事,勉强答应了。张驴儿又胁迫窦娥跟他成亲,窦娥坚决拒绝,还把张驴儿痛骂了一顿。 张驴儿怀恨在心。过几天,蔡婆婆害病,要窦娥做羊肚汤给她吃。张驴儿偷偷地在汤里下了毒药,想先毒死蔡婆婆,再逼窦娥成亲。窦娥把羊肚汤端给蔡婆婆喝。蔡婆婆接过碗,忽然要呕吐,不想喝,让给张老儿喝了。张老儿中了毒,在地上翻滚了几下,就咽了气。 张驴儿毒死了自己父亲,把杀人的罪名,栽到窦娥身上,告到楚州衙门。 楚州知府是个贪赃枉法的贪官,背地里被张驴儿用钱买通了,把窦娥抓到公堂讯问,逼她招认是她下的毒。窦娥受尽了百般拷打,痛得死去活来,还是不肯承认。 知府知道窦娥待她婆婆很孝顺,就当着窦娥的面要拷打蔡婆婆。窦娥想到婆婆年纪老,受不起这个酷刑,只好含冤招了供。 知府把窦娥屈打成招,定了死罪,把她押到刑场去处死。窦娥眼看没有申冤的地方,她满腔悲愤地咒骂天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在临刑的时候,她又向天发出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头落,一腔热血全溅在白练上;二要天降大雪,遮盖她的尸体;三要让楚州大旱三年。窦娥的誓愿居然感动了天地。那时候,正是六月大伏天气,窦娥被杀之后,一霎时天昏地暗,大雪纷飞;接下来,楚州地方大旱了三年。后来,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在京城做官,窦娥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杀人凶手张驴儿被处死刑,知府也得到应有的惩罚。 【主题】这个戏剧所写的未必是真人真事,六月飞雪,更是一种神话式的想象。但是它反映了在封建统治下,无数含冤受苦的百姓申冤报仇的强烈愿望。所以,千百年来,这出戏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赞赏,关汉卿也成为人民称颂的戏剧家。 《汉宫秋》(《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作者:马致远) 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匈奴呼韩邪单于为阏氏。这是一种政治联姻,它客观上对密切当时的民族关系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就王昭君个人来说,她在汉室和匈奴的遭遇都带有悲剧色彩。 汉元帝因后宫寂寞,听从毛延寿建议,让他到民间选美。王昭君美貌异常,但因不肯贿赂毛延寿,被他在美人图上点上破绽,因此入宫后独处冷宫。汉元帝深夜偶然听到昭君弹琵琶,爱其美色,将她封为明妃,又要将毛延寿斩首。毛延寿逃至匈奴,将昭君画像献给呼韩邪单于,让他向汉王索要昭君为妻。元帝舍不得昭君和番,但满朝文武怯懦自私,无力抵挡匈奴大军入侵,昭君为免刀兵之灾自愿前往,元帝忍痛送行。单于得到昭君后大喜,率兵北去,昭君不舍故国,在汉番交界的黑龙江里投水而死。单于为避免汉朝寻事,将毛延寿送还汉朝处治。汉元帝夜间梦见昭君而惊醒,又听到孤雁哀鸣,伤痛不已,后将毛延寿斩首以祭奠昭君。

浅论李煜词渗透着悲剧意识的原因

浅论李煜词渗透着悲剧意识的原因 摘要:李煜的前后期词作贯穿着同一种底色——悲剧意识。本文着力探索的是他的悲剧意识的由来,从词的这个体裁以及他的遭遇按前后期分别进行分析,亡国前他的悲剧意识多半与他的出身遭遇和天赋有关;而亡国后则主要是他的痛苦生活和矛盾情绪相关的。 关键词:李煜;悲剧意识;原因 Discusses Li Yuci to seep the tragedy consciousness reason shallowly Abstract:The Li Yu adjacent periods word does is passing through the identical kind of bottom color - - tragedy consciousness. What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is his tragedy consciousness origin, carries on the analysis separately from his bitter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the adjacent periods, before perishing the country, his tragedy consciousness mostly with his family background bitter experience with the talent related; But after perishing the country, is mainly his painful life is related. key word: Li Yu; Tragedy consciousness; Reason 关于李煜词中透露的悲剧意识,已经有很多学者论述到,而且也论述得很透彻,有关于他前期词中的悲剧意识的,更有探讨他后期词深沉的悲剧意识的,在这里,我主要研究的是他的悲剧意识的由来,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意识。在他的后期悲剧意识的原因中我发现他的悲剧意识如此浓厚还与他遭受劫难,对人生价值与自我生存意义的探索十分相关。 李煜(937——978)是五代南唐国的第三代君主,也是其末代的小皇帝。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山隐士、钟峰隐者、莲峰居士、钟峰白莲居士,徐州(今江苏徐州)人。他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历史上称他为南唐后主。他擅长诗文、音乐、书画,尤以词名。语言生动,充满了对身世及现实的吟叹情绪,其作品在题材及意境上突破了晚唐五代词以艳情为主的窠臼。他于二十五岁(961)承接王位,但到三十九岁(975)那年即国破家亡,被宋兵俘虏并押送到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看管。过了三年,终于因心怀怨愤而被宋太宗派人用药毒死。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这些感人伤怀的句子都是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千百年来,李煜在人们心中,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词人,然而史册记载,李煜却是一个昏庸懦弱的君主。他拥有着先天的悲剧个性,同时也有着后天的悲剧经历,这些都导致了他的人生以悲剧结尾。而他,正是以其薄命君王的遭遇,造就了绝代才人的勋业,恰是南唐国祚的结局,玉成了李煜词作的升华。李煜作为南唐小国的亡国之君,政治上一塌糊涂,一味享乐苟安,称臣纳贡,词作却为何如此受人推崇?我以为,除了他词作的高度艺术性以外,还与他词作中所浸透的悲剧意识有关。 那什么是悲剧意识呢?那便是事先认定了一切都是虚无、幻灭,一切都是昙花一现,一切终将归于悲剧结局的思维方式,它是繁华落后的苍凉,是人群中的寂寞,是理智人生的清醒底色。而李煜的作品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深沉的悲剧意识,不论是他贵为君王还是沦为一介阶下囚,他的词作始终渗透着一种悲剧意识,只是这种悲剧意识越到后期越是浓厚!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是什么造成了他词作的这种悲剧意识呢? 一、词本身婉约而感伤的特性,使他的词带有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 杨海明《唐宋词史》认为词最乐于抒写,也最擅长描摹的就是一种近似于涟漪状态的“心绪”和“心曲”,词在整体上表现出相当的“南方文学”特色,以婉约为正宗。清代纳兰性德《古风·填词》中也说:“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及忧患作。”这些都显现出整部词史两个总体上的特点:一是它的“悲剧性”,一是“伤感性”。李煜以词这种文体作为我手写我心,宣泄内心情感的途径,表达的多是一些令人感慨唏嘘的忧伤之情,表现的人物形象是没落的帝王、亡国的囚徒和精神的流浪者。而且,词中映入眼帘的都是泪、梦、愁、恨、哀、寒等等表示愁怨的字眼。 “春花秋月何时了?”闺怨、时难、悲亡、人生苦短,种种愁怀积贮于胸,人何以能堪?正因如此,词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引入一些能使自己内心平静下来的因素,或者通过自己内心平静下

苏轼贬谪期词作的悲剧意识

一、苏轼词悲剧意识的兴起因素 过去谈悲剧意识,主要是针对西方戏剧,是指“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1](P2)。实际上,悲剧意识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西方的悲剧意识一般是由命运的不可抗拒性引发的,而在中国,悲剧意识虽也有人事剧变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由物候或指示物候的事物引起的,比如暮(黄昏)、雨、秋、春、飞花(飞絮、黄花)等。初到黄州的苏轼被政治余悸、穷困与疾病包围着,又先后失去老乳母、子由女儿等亲人,怎能不“异乡罹此,触目凄感”(《答秦太虚七首》),产生巨大的悲剧意识呢?但观察此期间的苏词,虽有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人事因素来引发全篇的篇目,但以传统的物候因素来开篇的更多。如《西江月·重九》“点点楼头细雨”,悲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如果再与暮、雨等意象叠加,更易引发浓重的悲剧意识。伤春是另一个传统,秋天的萧瑟与春天的料峭都会让人生出一份苦寒之意,而春天的飞花(飞絮)以及秋天的黄花会触动敏感的生命,让人慨叹美好事物的易逝。《瑶池燕》中“飞花成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少愁闷,无人问。”正是这种伤春之感的表述。再如《江城子》“黄昏犹是雨纤纤”,黄昏意象是家园的象征,但它与浮云、飘雨等意象结合在一起时,又营造出一种冷清凄凉的氛围,这时候最容易凸现出个人的孤独和飘零之感。将黄州期间苏词中的传统意象进行统计,暮(黄昏)有21次,雨23次、秋16次、春22次、飞花(飞絮、黄花)6次,共计88次,比总篇数75篇还要多。这说明在许多词作中,这些意象不只出现一次。苏轼对传统意象的选择,使苏词与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结构相契,即心境与物候常常是合一的。因此,苏词中虽然有苏轼个人的生活背景,却超越了个人遭遇的疏解,暴露出人生的普遍困境。 二、苏轼词悲剧意识的消解模式 在西方传统里,悲剧意识往往只暴露人生困境,个人最终被价值悬置,因而文学艺术中常用悲剧和荒诞来表现这样的天人关系。而在中国传统中,天道和人道在根本上是合一的,因此悲剧意识的突出特点是在暴露人生困境的同时也弥合困境,从而在文学艺术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悲剧意识的消解模式,如通过自然、仙、梦、酒、女人(月)等来消解。不同作家在选择消解因素时会有不同的偏好,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倾向。通过分析作家悲剧意识消解方式的改变,就能窥探到作家心理历程和生存状态的细微变化。将黄州各年苏词悲剧意识消解因素的篇目数作一个统计,得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出现次数最多的消解因素是梦,共4次。宦海浮沉,突然就由朝中臣沦为阶下囚;世事剧变,转瞬即已尽失亲朋挚爱!这怎能不让人慨叹一句“人生如梦”?特别是当“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中秋、重阳,苏轼心中更是感到凄然: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梦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是因为它能够给人在现实中难以企及的愿望起到一种补偿、安慰消解 因素 元丰 三年 元丰 四年 元丰 五年 元丰 六年 元丰 七年 合计梦403209 酒3411622 自然1282013 仙003104 女人 (月) 3053112 2011年1月社科纵横Jan,2011 总第26卷第1期SOIAL SCIENCES REVIEW VOL.26NO.1 苏轼贬谪期词作的悲剧意识 张袁月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内容摘要】“乌台诗案”给苏轼带来了沉重的政治打击,但贬谪生活也成为了他塑造自由人格、实现人生审美化的的契机。苏轼在这期间所作的词中体现出了深重的悲剧意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悲剧意识消解模式,而这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又是相通的,从而使苏轼词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超越了个人情感的抒发,而具有了超脱的人生境界和深远的宇宙意识。 【关键词】苏轼黄州悲剧意识酒梦禅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106(2011)01-0088-03 *作者简介:张袁月(1985-),女,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88

西方现代悲剧(精品文档)_共9页

浅析西方现代悲剧 悲剧在西方经历了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悲剧、古典主义悲剧、市民悲剧等阶段的发展演变,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19世纪以前,悲剧总是和崇高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这些作品“演出人类的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着人的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失败。”无论悲剧主人公们如何弹思竭虑、拼死相搏,但最终仍免不了走向毁灭和失败。但另一方面,悲剧的毁灭和失败却并不只让人悲伤、哀痛、同情、怜悯,同时它还使人在悲哀的情绪中又感受到亢奋、激动、振兴,用康德的话讲,即是“它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因而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感觉产生了”。正是这种崇高的感觉,使人在悲剧的感受中又完成了对悲剧的超越。因而,尽管悲剧主人公的受难和毁灭对我们来说是反目的的表现,但超越却会激起我们内心中一种合目的性的感觉,即对悲剧主人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敬仰,赞叹和仿效,从而从悲哀中获得解放和升腾。 19世纪以前,悲剧不仅是苦难的描写,更重要的还是对苦难的反抗。悲剧主人公所具现的超前理想和英雄气概,使他们闪烁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辉,于是,如朱光潜所说,“悲剧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在悲剧观察之中,随着感到人的渺小后,会突然有一种自我扩张感,在一阵恐惧之后,会有惊奇和赞叹的感情”。正因为这样,许多批评家都认为,悲剧必须是崇高的一种形式,虽然崇高感并非一定是悲剧感,但悲剧感却必然是崇高感。古典悲剧精神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崇高的精神。 但是到了19世纪以后,传统的崇高的悲剧观念却面临着现代文学的严重挑战。人类世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同样悲剧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 在古希腊,人从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在文艺复兴以后,人又从宗教状态中分离出来,这两个时期,都是人类空前大解放的时期,也是悲剧繁荣的黄金时期。在这时所产生的悲剧中,人被表现为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他秉赋着理性的高贵,吐纳着智慧的光芒,充分表达了人类渴求自由的美好愿望,也展示了在使自然向人生成的艰难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伟大创造力和生命力。然:而,从19世纪以后,由于世界大战、经济危机、信仰危机,以及政治制度日趋僵化、贫富分化急剧拉开、社会弊病更加严重,沉重打击了西方人以理性崇拜为核心的人类自恋心理。结果,正如雅斯贝尔斯所描绘的那样,对于现代西方人来说: “现在已经再也没有共同的西方世界了,再也没有共同信奉的上帝了,再也没有有效准的人生理想了,再也没有那种虽在彼此敌对中,虽在生死决斗中仍然使大家相互之间有敌汽同仇的东西了。今天西方的共同意识,只能用三个否定来加以标志,那就是,历史传统的崩溃,主导的基本认识之缺乏,对不确定的茫茫将来的彷徨苦闷。”——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哲学》。这似乎是西方现实的真实写照。 从19世纪以来,在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中,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中,以及在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等等学派中,乃至在整个现代西方文明中,人已经失去了上帝的宠信,被孤零零、赤条条地抛弃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上,谁也不相信人类真是世界的中心,谁也不相信人能凭其自由意志去开拓、创造,成就他所希冀的一切。与此正相反,人类不过“好比是永远

浅析中西古典悲剧的情节突转

浅析中西古典悲剧的情节突转 杨道州 (湖北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邮编:430062 )摘 要:情节突转理论是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深深影响了西方后来 的悲剧创作,成为情节设置的常用技巧。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悲剧理论中虽无明确的“突 转” 概念出现,但与其实质相同的论述颇多,散见于诸家论著之中,同样体现出中国古典悲剧的伟大艺术成就。 关键词:悲剧情节突转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410(2010)03-0058-03 !!!!!!!!!!!!!!!!!!!!!!!!!!!!!!!!!!!!!!!!!!!! 2010年第3期 (总第107期)广西教育学院学报GUANGXIJIAOYUXUEYUANXUEBAO NO.3,2010(Serial NO.107)悲剧是人类古代艺术的高峰,其不朽的精神 营养哺育人类至今仍源源不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对悲剧进行科学性和系统性阐释的第一人,在其著作《诗学》中将悲剧作为最为重要的部分进行论述。他认为,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在情节中又尤以“突转”最为重要,“突转”是“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1]情节的突转可以使戏剧的发展富于变化,造成巨大的戏剧旋涡,产生强撼的感人力量。这一关于情节突转的理论深深影响了西方后来的悲剧创作,成为情节设置的常用技巧。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悲剧理论中虽无明确的“突转”概念出现,但与其实质相同的论述颇多,散见于诸家论著之中,同样体现出中国古典悲剧的伟大艺术成就。 1. 西方古典悲剧的突转 亚里士多德将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视为处理“突转”的典范。俄狄浦斯出生时,因神预言他会弑父娶母而被生父忒拜国王派人把他抛进深山,科林斯国王将其收为嗣子。他长大后得知这一预言,怕在科林斯应验杀父娶母,但在逃往忒拜的途中却误杀生父。由于猜出狮 面人身司芬克斯的谜语,除了大害,俄狄浦斯到忒拜被奉为国王,后又娶了并不认识的生母。科林斯 国王死后,报信人来迎他回科林斯为王,为解除他害怕娶科林斯王后之恐惧,告诉他出生时在忒拜遭遗弃的身世,这是“突转”,使其醒悟自己弑父娶母,骤然堕入极度恐惧与痛苦的深渊。王后羞愤自尽,俄狄浦斯刺瞎双眼,自我放逐。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又举出《伦丘斯》一例,阿耳戈斯国王达拉俄斯有五十个女儿,他的兄弟有五十个儿子欲娶她们为妻。达拉俄斯命令女儿们于新婚之夜尽杀新郎。惟有伦丘斯的新娘呼柏耳奈丝特拉手下留情,藏起夫婿,并为他生子阿巴斯。后来伦丘斯最终被发现,被带去处死,达那俄斯跟去执行时,结果,作为前事的结局,后者被杀,前者得救。这也是一个情节的“突转”。 西方后来的古代悲剧在组织情节时秉承亚氏“突转”理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回国奔丧,父王鬼魂诉冤,嘱其报仇。王子装疯,安排“戏中戏”,证实了新王杀兄的罪行。错杀大臣后,王子被打发出国,他洞察新王阴谋,中途折回。新王备下毒酒毒剑,挑唆大臣之子与王子决斗,欲置之于死 58——

迟子建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分析

迟子建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分析 在创作中一直坚持着悲剧意识的写作,这使得她的小说富有极大的感染力,感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她的小说。本文就是从死亡意识、苦难意识来解读其小说人物命运,通过对小说结局的分,了解迟子建对悲剧意识的超越——活着,人只有坚韧的活着才能超越苦难。 一篇小说的情节设置能最直观体现作者的艺术思想。迟子建的悲剧意识在其小说人物的命运设置上,有非常清晰的体现。这些人物的命运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人物不断的经历命运的嘲弄,生命的死亡,灾难一个接一个的压过来,而作家从来不给他们留一个“光明的尾巴”,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小说里那无常的命运,能很清晰的传达出作家对于生活的悲剧性认识。 一、死亡意识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曾经指出:“死亡,是每一个诞生在光线中的人的共同命运。”然而“死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一个实在的死,而在于它震动了终有一死的人的心智,使人对自己应该认识和思考什么有所醒悟”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四卷本《迟子建文集》收录小说39篇,直接写到死亡的竟有29篇之多。虽然很多作家都热衷于探讨死亡本身的含义,但是迟子建说,“我写过的死亡都是漫不经心的,并不是刻意的设计,因为它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突然遭遇,而生活遭遇本身就是艺术的。祖父和父亲去世时对我有一种深刻的影响,有特别心痛的感觉。有人说死亡是随时降临的,不是谁能把握的生比死艰难,死是速战速决的,而生则是非常惨烈的过程”。对于一个人是怎么死的,死时的心理状态怎么样,她并不感兴趣,她的兴趣总在发生死亡事件之后,活着的人是怎样克服痛苦继续活下去。在设置人物命运障碍时,死亡情节之所以受到作家多次的青睐,在于作家内心最大的痛苦来自于亲爱的人的死亡。在她眼里,死亡是一种遭遇,一种失去,是人痛苦的最高级别。只有在人生最大的痛苦面前,才能激发出人最宝贵或者最真实的状态。作家在《死亡的气息》中说童年“从那时起我便知道人活着有多么糟糕,因为死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同人吃饭一样简单”。所以,她写了那么多的死亡,真正想表达的却是活着,活着比死亡更有难度。 《白雪的墓园》中父亲死去,关于他的死,着笔寥寥,然而他死后,却给家人带来无尽的痛苦与思念,并激发了生者坚强活着的意志;《百雀林》中周明瓦爷爷与母亲的去世,特别是他母亲的去世显出生命的荒诞与无奈,带给周明瓦一生的孤独感与残缺感,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一匹马两个人》老太婆的非自然死亡,让人扼腕,由此引发了老头和那匹马生活的重大变故……死亡之所以是最能体现人类悲剧的,在于死亡是人类最大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往往通过他者的死亡激发出来。迟子建正是通过人物面对他者死亡时呈现出的状态,揭示人类的普遍性。 迟小说的里的死亡极少寿终正寝的安详,往往都是非正常死亡,甚至是死得离奇与荒诞。各种死法都有,体现出生命的脆弱,往往连死来临之前连恐惧都来不及,多半是一种突然而至的血腥。作家对于亲人死亡的体验的深刻性,

中西方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之比较

中西方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之比较 张黎明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 作为广义的悲剧来说,它蕴涵了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基础、哲学观念,造就了不同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文章分析和比较中西方悲剧意识、悲剧精神之大不同及其原因。认为中国悲剧意识内在于儒家的“入世”思想中,佛家和道家的“出世”思想消解了悲剧意识,导致了悲剧精神的缺乏。西方悲剧意识的哲学基础源于主客二分的柏拉图“理念说”,因此在与世界的抗争中表现出崇高的悲剧精神。 [关键词] 悲剧;悲剧意识;悲剧精神 [中图分类号] B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303(2006)02-0075-04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特别是经过古希腊戏剧家的努力提升了悲剧的地位,伴随着西方文学的发展,悲剧成为艺术的皇冠。在中国古代美学文献中并没有悲剧这个审美范畴,“悲剧”这个词出现以前,人们称为“哀曲”、“怨谱”、“苦戏”,主要描写凄惨的遭遇而不是剧烈的冲突,突出悲哀、怨恨的审美风格。我们今天多是用西方的悲剧理论来对中国古代被称为悲剧的作品进行阐释。所以,从中西方悲剧的比较、交流中确立自我的悲剧理论,避免理论的失语成了当代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意识。在人类自我的繁衍生息中,始终面对来自大自然的威胁,洪水、猛兽等自然灾害,促使人类不断地迁徙;不同种族、部落群体之间的征战,生命在不断地消失。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又面对不同阶级、集团利益,不同文明的挑战。应该说在人类自我的生产与物质生产中,始终面对外来的、人类自我所意想不到、非理性的压力;生与死、灵与肉的矛盾注定了悲剧意识与人类同在。但是人类就是在面对大自然、社会、自我的威胁中,使自身的文化渊源流长。当人们面对生存的挑战、面对非理性的威胁时,以一种理性精神面对残酷的现实时,就意味着悲剧意识的生成。应该说,悲剧意识与生命同在;是人与生俱来的对现实的正视和反省,它凝聚着超越自身能力的冲动。悲剧意识根源于现实的缺陷、不完满和人的生命的丑恶。 在中西方文化中,我们都能够找到这种悲剧意识。两者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建基于儒家的“出世”思想之上,直接的载体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但佛道思想消解了这种悲剧意识。而西方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建基于"主客"二分的理念世界之上,对悲剧意识发展为悲剧精神有积极的影响。 中国文化不是缺少悲剧意识,而是整个文化的根基就建立在悲剧意识之上。“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于西周末年创儒学,提出一系统性自觉理论,开始关注人类自我存在的秩序、价值文化问题。孔子之学,由“礼”观念开始,进至“仁”、“义”诸观念。《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卫灵公》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子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这里,孔子即摄“礼”归“义”,更进而摄“礼”归“仁”。“礼”的意义,在于维持国家、社会生活的秩序;礼依于义而成立,“义”是“礼”之实质,礼是义之表现。于是,一切制度仪文,整个生活秩序,皆以“正当性”或理为基础。人所以要有生活秩序,所以大则有制度,小则有仪文,皆因人要求实现“正当”。[1]悲剧意识就建基在从自我的本心出发推己及人进而构建“礼乐”社会,追求“正当性”的儒家思想之上;而对“正当性”的追求不正是儒家的“入世”精神的体现吗?孔子传道而周游六国;屈原求"美政"而自投汩罗江;至司马迁则有了这样的感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2]从周游六国的孔子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2]他们力图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历史的演进,生命之中充满了无限的悲剧意识。至汉末魏晋这种悲剧意识充溢于整个社会和个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心之忧矣,永啸长吟”。文人之命动如鸡犬,他们或是沉于酒色,或是药石,或是山水。中国文人的苦难末有过魏晋。至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自称酒中仙的李白也是满怀报复,杜甫在沉郁顿挫、悲壮的诗篇中唱出盛唐之后社会、人生的凄凉;至极弱极贫的宋代则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文人;明朝则上演了一场“东林悲歌”。可见在中国文人身上不是没有悲剧意识而是悲剧意识“遍布华林”,它源于 75 第19卷 第2期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o l.19 No.2 2006年6月 JOURNA L OF WENS HAN TEAC HE RS COLLEGE Jun.2006 [收稿日期]2006-04-20 [作者简介]张黎明(1981-),男,云南建水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05级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审美文化研究。

论老舍笔下三类市民的悲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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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在校三年期间,无论是专业课、选修课还是专业方向课,我们已完成多门课程的考试或考查,尤其是三年专业课的学习,我们深入的学习了中外文学史的发展概况已经阅读了诸多的中外名著。无论是从作品的可读性和深刻性方面我们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学年论文是我们检验三年学习成果的一个契机。这可以非常好的帮助我们了解自身的学习和发展状况。并且重新审视自己这三年来的学业水平。老舍先生是我国现当代的文学大家,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话剧,都先后被搬上了荧幕或者舞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反响。研究老舍先生的作品不仅更好的让我们了解二三十年代的社会风貌,更让我们对社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本篇学年论文主要是在阅读了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月牙儿》《二马》《离婚》以及搜集了很多杂志及学术期刊的基础上写成的。主要研究的是老舍笔下的城市阶层的生活状态及其性格的剖析,最后落脚到了人物的悲剧意识及其成因上。做为老舍笔下的人物,这些阶层在残酷的社会背景下总是显得悲凉。这些人物悲剧社会性的强化,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么强烈的反抗意识,她们并没有与社会各种的丑恶市里作有力的攻击,她们好像压在磐石之下的可怜动物,只剩下悲哀的叹气,无声的流泪。老舍小说的悲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里既有受古希腊悲剧影响而又不同于古希腊悲剧的命运悲剧,又有类似莎士比亚笔下的因性格缺陷而导致的性格悲剧,更有大量的关于人性的思考,含有批判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

6.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

四、名词解释 1.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是一种重整体、重领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它把天、地、人、社会看作密切贯通的整体,认为天地人我、人身人心都处在一个整体系统之中,各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联系。 2.中国古代类比思维:类比思维是指依据事物(包括天地人、万物)的外部特征或内在属性进行比照与联系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善于抓住事物之间的某种相关进行类比象征,以达到由此及彼、由近及远地分析与表述的目的。 3.中国古代辩证思维:辩证思维就是运用对立而统一的观点、方法来认识、分析各种自然现象及其变化。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来源于对天地万物两两对立而又统一的自然现象的考察与理解。 4.天人合一:主要包含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的生活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第二层意义是,自然界的普通规律和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独特的观点,起源于西周时代。 5.中庸:意为“中是可以长久行用的典法”。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中庸之道”又可称为“中和之道”,它要求人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过激,要求其适中,“无偏无颇”。 6.中和:意为“经过对两端的调整而达到和谐”。要在“两端”(如高低、长短、大小等)里面“允执其中”,即确实把握好“中”,就需要往返地调整以渐趋于和谐。 7.三纲:由西汉董仲舒提出来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表现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和隶属关系。 8.五伦:是由孟子提出来的,即指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五种人际关系. 9.五常:是由董仲舒提出来的,指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 10.五伦十教.是孟子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提出的行为规范: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 11.前兆迷信:是原始宗教的一部分,指用神意或神秘力量来解释前兆现象与未来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古代占卜发生的基础。 12.教学相长:是指教和学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对立统—关系。这一命题是《札记。学记》首先提出来的,它指出教学活动并不是单项的知识传授过程,而是师生双方都能受益、都能提到提高的双向互动过程。 五、简答题 1.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最有特色的是哪几种? 答: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最有特色的是整体思维、类比思维、辩证思维。 2.中国传统的整体思想维有什么特点?什么叫整体思维? 答: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所谓整体思维;是指把天地人、社会看作密切贯通的整体,认为天地人我、人身人心都处在一个整体系统之中,各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联系。 3.《易经》的结构布局是怎样的?这种结构布局有什么意义? 答:《易经》的结构布局,是以代表天的乾卦和代表地的坤卦领头,以象征天的阳又和象征地的阴爻作为构成六十四卦的基本单元,以解说人事祸福的封爻辞附着于象征天地变化的卦象之后;以表明天地和同、万物化生、人与天地分而相合。这种结构布局初步确定了宇宙系统论的模式,以及人如何与宇宙系统相统一的规范。 4.《吕氏春秋》的思维体系如何? 答:《吕氏春秋》是以儒家为核心,将道、法、墨;兵、农、名诸家加以改造,揉和为以阴阳五行家的宇宙因式为理论框架的天道、地道、人道统一的思想体系。 5.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整体思维是一种重领悟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

东西方的悲剧意识比较

东西方的悲剧意识比较 以《俄狄浦斯王》与《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列 【摘要】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悲剧性,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都归结为挑战与应战。悲剧是一个说不尽的论题,东西方悲剧意识的不同与所处的文化传统、文化性质不同。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堪称希腊命运悲剧的典范,《梁山伯与祝英台》而中国的“大团圆”的结局体现了中国“以和为美”的传统美学精神。西方“一悲到底”的悲剧结构是要让观众灵魂得到震撼,东方“以和善为美”的文化也让人情感得到净化。 【关键字】悲剧意思悲剧文化《梁祝》《俄狄浦以斯王》 悲剧意思,就是在人类发展过程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体现在某些人物身上的那张“无为而为”的心理倾向,即某些人明知他们将来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失败,却仍然锐意去追求、奋斗、牺牲的心理趋势。 一、悲剧意识与西方文化 鲁迅先生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 (一)“杀父娶母”的悲剧命运 俄狄浦斯悲剧性命运悲剧性命运“杀父娶母”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俄狄浦斯的悲剧性命运是一种超越于人之外而人对之又不可抗拒的,主宰人的力量的神谕。第二俄狄浦斯的悲剧性命运是人类悲剧性处境的一个投影,是人之有限对抗世界之无限时人类从自制的悲剧性处境中编织悲剧,同时又无可选择地置身于生存的困境之中,即在理性光照下反抗自救后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自制的悲剧中的人类悲剧性处境。悲剧意识是构筑悲剧意识的基础,悲剧意识是悲剧审美魅力的关键,悲剧意识是悲剧区别于喜剧的内核。所以说悲剧意识是悲剧的灵魂。 “你们的父亲杀了他的父亲,把种子撒在生身母亲那里,从自己出生的地方生出了你们”“婚礼啊,婚礼啊,你生了我,生了之后,又给你的孩子生了孩子,你造成了父亲、哥哥、儿子以及新娘、妻子、母亲的乱伦关系,人间最可耻的事” 1 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中国古典戏曲的悲剧性研究

中国古典戏曲的悲剧性研究 【摘要】:本论文希望以悲剧的视角来观照古代戏曲,梳理出古代戏曲对悲剧性意蕴的表达方式及其演化轨迹,论述其在审美风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从文学观念、文化传统、社会思潮等方面探讨形式背后的意义及产生的原因。尽管抒情诗的传统和曲本位的观念使悲情苦境成为古代戏曲表达悲剧性意蕴最重要的方式,但随着文人化进程的加深,悲情悲绪的客体化走向也愈益明显,突出表现在悲剧性境遇的营造上。这不仅标志着文人观照抒写苦痛方式的变化,也标示着悲剧意识在戏曲文学中的成熟,并推动了伟大悲剧杰作的诞生。而这种成熟又是文化思潮、社会现实与文学观念等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于文人剧作家的结果。从悲剧意识角度来看,大团圆模式是古代戏曲用以拯救苦难,弥合痛苦最重要的方式,体现了人类渴望从灾难与痛苦中被解救出来的共通的文化心理。具体到戏曲叙事层面,剧作家总会设计一个甚至几个人物形象充当苦难的见证者和挽救者,借以表达其拯救愿望,宣扬其救世理想,而大团圆结局则是拯救实现的重要标志。然而,传统的写意创作原则使大团圆的内涵与形之式间发生了分裂,从而出现了团圆主义背后的悲剧性问题。从团圆模式内涵的变化及拯救者形象的演变轨迹中,不难发现古代戏曲有一个从大团圆到悲剧化的发展历程,并以悲观幻灭为其总结性的审美风格,这一风格的形成可以说是文人救世理想长期影响渗透的结果。作为戏剧文类之一种,古代戏曲在话语类型、结构方式以及文本交流系统等方面有着不同于

西方戏剧的特点,因而在悲剧性意蕴的表达中形成了阴柔、婉约、感伤、凄美、悲凉等风格特色,并带来了文本存在形态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中虽没有悲剧这一概念,也未能形成系统的悲剧理论,但对悲剧之美的欣赏却有着深远传统,并在戏曲评点及其理论思想中得到了承续与深化,这些均为古典悲剧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典悲剧观的最终形成大致可从三个层面来看:“怨谱”说与“苦境”论继承了悲怨传统及诗歌意境理论,对悲剧风格及情感效应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卓人月、金圣叹等人的悲观主义审美趣味自觉以痛苦作为审美观照对象,从而使戏曲批评跳出了传统的感性鉴赏层面而上升至对人生本质的哲理思考层面。王国维的悲剧观既有对前二者以及其后清代曲坛延续的悲观主义审美趣味的承续,又借助西方理论对传统文化悲剧意识作了初步的总结,并始终立足于悲剧作为叙事文学这一特点详尽探讨了悲剧叙事中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推动了古典悲剧观的真正形成。【关键词】:古典戏曲悲剧性叙述方式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6 【分类号】:I207.37 【目录】:中文摘要6-7Abstract7-9引言9-27一、二十世纪中国古典

试论中国传统造物观念

中国古代造物思想散见于古代贤人的文化思想中.尽管不成体系.但它却对中国古代工匠的造物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规范着古代工匠的造物形制。因此,通过对古代器物的形制以及材料的使用等形而下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其形而上的造物思想与观念,比如形成了~器’与。道’的关系“、”整体意识”、”亲和力”、”活性”、…有’与‘无‘的关系”等造物意识与观念。这种“器”、”道”的双向互动方式构成了中国古代造物艺术独有的特征与造物风格。 一、“器”与“道” 《庄子》云:”夫造物者为人。”庄子阐明了”造物”的主体是人本身。既然是人的行为必然体现人的思想意识.所以“造物”所体现的.并非仅仅显现的是单纯的”器”.它隐藏了中国古代对“道”的认同。晋代的司马彪注《庄子》云”造物谓道也。”就是说通过造物的”器”体现“道”的观念.把造物的行为体升到对“道”的意识的高度。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等意识中体现了十分普遍的造物观念,有的十分突出。《老子》仅五千言总结了宇宙万象.其中的核心内容是”道“与“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老子以”道”来概括宇宙的根本规律与原理.以“名”来归纳世界的所有创造之器物。“道”是宇宙的总体规律,“名”是宗教与巫术等相关的盛物之“神器”,是通往“天”与”神”的神器,因此不是一般的器物。所以”名”的自身意义就是指”器”。《庄子?天运》引老聃对孔丘所言.其云:“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郭象注日:“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管子?枢言》云:“国有宝、有器、有用。城郭、险阻、畜藏,宝也:圣智.器也;珠玉,末用也。”房玄龄注日:“全无不通,智无遗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日’器…。又《心术上》云:“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则”器”与”名”皆可言“圣”.而“名“与”器”在其本源意义上就是可以相通的。《老子》书中.所谓“圣人”者.就是合“道”也,而“名”与”器”正离“道”不远也。o”道”与“器”这两个概念虽不相同.却是相辅相成的。道,理也。是事物一定之理。《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朱熹注:“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也就是说.“理”体现了具体某种事物的一般规律。“器”正是体现了造物的一般原“理”.从而由“器”进“道”。中国传统艺术的各种观念是以“道“这一观念为基础也是为目的的.所以中国的”造物”观念总是围绕”道”、“器“这两个理念展开.又以”道”为核心。即以“道”为内在规定性.以”器”为外在规定性。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从“器“与“道”的关系中,我们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造物观念。 二、整体意识的体现 首先.中国造物观念体现在造物的整体意识上。道家思想中对“道”与“器”的解说.显示了造物的整体观念。传统造物观念在整体观念上以自身生命体验去感悟客观世界.不但受老子关于“道”与“器”的影响,也受到庄子的影响。关注“生”之前的“未生”.而非“创生”。这就引发了老子对于“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解说.即“未生”状态下的“混沌”。因为”混沌”存在着最多的可能性.这就涉及到庄子讲到的“未生“一词。《庄子?杂篇t则阳》:“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王先谦集解:”物之未生不可忌禁而使之不生。”在老子看来,”浑沌”是在“生“之前有“生”的”可能”的时刻.其重要性远大于”创生”这个”生”的行为和”生”的过程。因而在”生”这个动作之前的行为是老子所关注与赞美的.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f《老子?第一章》)有现代学者解释说:”初始之完美在老子和庄子的心目中并不体现出刨世之后的时期.而体现为创世之前的混杂纯一状态。”。此种解说颇有道理.因为在老子看来.”创世之前“.是“未定形”的状态.”未定形”,则存在多种“可能”.而非已创世之后的一种“定形“的既成的状态。老子对“未生”的解释还有一点与生相关.《老子?五十二章》云:“天下有始.可以为天下母“,意识是说天下万物都有一个源,可以把这个始源看着万事万物的根本。”母”为“道”,《老子?二十五》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老子认为混沌为是可以成为“天下母”的.母即能孕者.是始.但只是“可能—而不是“一定能“。可见老子关注的不是“生“,而是生的“可能”。老子说的“天下有始,可以为天下母”.更进一步说明”道”有成就天下万物的可能。这个“可能“最重要.是创造新事物的前提.因此,作为始与母的“道”.具有了一种潜在地对”天下万物“的规定与滋养.同时也是造物之母。最重要的是老子后面的话:“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老子?五十二章》j意识是既然知道了认识到了万事万物的根本与特性,就要回来坚守这一根本。从母体中“创生”的事物,又必须回到“道”这个规定性中。实际就是要创生的事物再回到混沌的整体之中.这才是老子最为关心的问题。说明了“道”、“器”不单是一个“始”与“生”的关系,而且是一个再由”生”回到“始“的整体关系中去,即完成由”器”进”道”的过程。因此,我们在“道“与“器”的关系中.看到了中国传统造物观念是一个.”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的整体造物观念。 三、亲和力的体现 其次,是造物观念具有亲和力的特征。中国传统造物观念以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经济为基础,人与自然的联系非常紧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所以.传统造物观念注重自然界性能与特质.与自然界保持融洽的亲租力。中国古人似乎与生俱来地讲究应天之时运.地之气养,主张人与自然的沟通与融合。这种亲和自然的文化精神.对中国传统造物念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顺应天时与地气作为造物原则.在造物的主体材料选择上.常用具有“生性”的再生物质材料。例如.中国传统喜爱用木质材料作为造物的基本元素。木材品种不但丰富、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小.又有地域的土质、风水、气候所造就木质的密度、韧性、色泽各不相同等特点。而且,木材在造物实践活动的运用中.还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的普遍情结。《诗经》中就有”其桐其椅“的诗句.@显现了这种亲和的情结。”椅”即”梓”.以及“桐“都是一种树木的名称。中国古人尚木的情结.1可能与传统哲学思考的”金、木、水、火、土”等观念的文化因素有关.”金、木、水、火、土”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再生系统。《白虎通义?五行大义?论相生》疏证:”木生火者.火伏其中,钻灼而出.故木生火”。择木的传统造物观念显露了,宇宙天地万物都是生生不息的生灵,木材这种”再生”的生命物质特质与人的生命内在相同,它与人之间显示了一种隐喻性的结构.因而具有与人的亲和力的种种性质.奠定了造物的物质基础。这种观念与中华民族天人和谐的文化精神相弥合.使古代工匠对木的感情偏好情有独钟。漫长的耕作实践,又使得人们对木的品质有了更深刻、更细化的认识.逐渐形成了对木质材料独特的审美评价。将木质在自然中形成的特殊质地 等品性.如肌理、木纹、密度、韧性、色泽、气味等等,均作为审美价值的取向,建立起了对事 万方数据 ⑧

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的悲剧性精神内涵(1)

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的悲剧性精神内涵 语文教育专业2009级2班作者:陈燕微 摘要: 中国古典悲剧富有团圆之趣,始终表现为对社会实践中善与恶的伦理评判,寻求对现实缺憾的弥补。对于中国古典悲剧的观察,我们不能单凭大团圆结局的结构来抹杀中国悲剧的悲剧性精神内涵。只能说中国古典悲剧的创作深受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中和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这样中国悲剧呈现出美满的大团圆局势,大团圆结局就是调和矛盾、获得虚幻的精神满足的最佳方式。 关键词:悲剧;团圆结局;心理补偿;实现正义 中国古典悲剧富有团圆之趣,绝大多数悲剧极力追求善恶有报的圆满结局,几乎没有西方所崇尚的大悲大痛的“单一结构”,也没有把悲剧的答案留给观众去完成的无结束性结局,而是“一线到底”,转逆境为顺境,把剧情的底彻底留给观众,不让观众走出剧场还为剧中人物而揪心,而是带着一种轻松心情回家。如果用西方悲剧的尺度来衡量中国悲剧,那么,中国悲剧常常不是西方意义上那种纯粹的悲剧,即在巨大的毁灭中揭示出社会实践中某些无法逆转的必然性,显示出人性的尊严和力量可能达到的高度,追求人性的超越。中国古典悲剧体现的是对正统道德的肯定和宣扬,始终表现为对社会实践中善恶的伦理批评,寻求的是对现实的缺憾的弥补。它的价值存在于对现实人生的慰藉中,从而形成悲剧品味的世俗性、悲剧情感的中和性、悲剧结局的圆满性。 一、悲剧的团圆是不真实的 西方戏剧学者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不可能实现或者是心灵的纯真愿望最终破灭,只有毁灭或是牺牲才是悲剧,正如鲁迅所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艺术。”对于中国的大团圆现象,鲁迅又用他犀利的文字指出,“大团圆”模式的本质是瞒和骗是中国国名性弱点在艺术上的反映[1]。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以为大团圆结构是中国国民不敢正视缺陷,自欺欺人,盲目乐观的结果,起了瞒和骗的消极作用,是一种虚假的行为。但是,又有学者认为,善恶有报的悲剧以顽强的抗争精神催人奋进,通过圆满的结局让人看到光明前途和胜利的希望,它体现了“中和之美”,是中华名族坚忍不拔、善良乐观、不愿屈服的优良品质的艺术体现。 应该说,大团圆的悲剧结局不是可以用绝对的好与坏去评定它,一方面它确实体现了一种乐观的精神,有鼓舞斗志,使人健康向上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很容易使人陷于自我麻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泥沼中,被虚幻的美丽蒙骗了双眼,看不到血淋淋的真相。这种欺骗主要是由于现实生活是很难找到这种大团圆的,它与现实、剧情不完全吻合,具有不真实的可疑性质。 (一)与社会现实不一致 中国戏曲悲剧的真实和西方古典悲剧所要求的真实是不相同的。西方古典悲剧以“摹仿”说为基石,把美与真结合起来,要求悲剧作品逼真地在现实生活,以帮助观众准确地认识生活的真实面目,这是西方古典悲剧的一个长处。[2]中国的的古典悲剧则是以“言志”说为基石,重在表现真实的思想感情,把美与丑结合起来,要求剧作家不要过分拘泥于真实生活。所以,中国古典悲剧所追求的不是生活形态的真实,而是道德感的善。现实的真相在中国戏剧舞台上被披上一层浓浓的理想色彩,现实明明是颠倒残酷,戏台上却是善恶分明、报应昭彰。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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