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文选_派与桐城派之争背后的学术背景

《文选》派与桐城派之争背后的学术背景

郭院林

(北京大学中文系04级博士生)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以文派论争为切入点,理顺桐城派与扬州学派的不同价值指向。桐城派与骈文派的错位之争其实是晚清以来宋、汉之争的反映。后期汉学扬州

学派崛起,而宋学不甘落魄而公开挑战。扬州学派殿军刘师培不仅继承汉学权威从学术理论上对宋学予以攻击,而且力图从文本体裁上否认桐城文派作文之法,揭穿其官方代言体的面目,从而彻底击溃桐城派。文学样式背后都反映了各自的价值考虑。【关键词】　骈文派　桐城派　汉宋之争　文学样式　价值观念一

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其讲义《文学略说》中提及“民国初年桐城

派和《文选》派纷争的一重公案”。①

其实,章太炎讲义所说即骈文派与古文派之争,原文曰:“阮芸台妄谓古人有文有词,辞即散体,文即骈体,举孔子《文言》以证文必骈体,不悟《系辞》称‘辞’,亦骈体也。刘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说。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文中指出骈文派理论最初源起于阮元,其主张见于《文言说》。骈文大家汪中作品的巨大影响,加以扬州学人研习《文选》之传统,在文学特质论上认同俪词韵语,从而形成以“骈文为文体正宗”的“《文

选》派”。扬州学派殿军刘师培承继阮元的文学观念,作《广阮氏〈文言说〉》等文推扬“《文选》派”,与桐城古文相抗衡。章太炎弟子黄侃

在文学主张上,亦归附刘师培一方。姚永朴、姚永概兄弟是桐城派晚期代表,1914年随着严复离校而蔡元培新主北大,因学旨不合,故而二姚离开北大,到徐树铮所主正志学校任教。

然而《文选》派与桐城派双方并没有直接交锋,时间与主角都有错位。姚氏任京师大学堂文科教员时在1910年至1914年,而黄侃北大任教则于1914年至1918年间,刘师培接受

北大聘任则在1916年至1919年。②

刘师培进入北大任教后,谢绝交游,专心讲学。对于

外界纷争极为谨慎,常采取不介入的态度。③

黄侃在北大虽然表现较为激烈,但对桐城派并

没有进行攻击。姚氏在刘、黄到来后已经离开,在媒体也不曾产生争端。三家均治“龙

①②③参见周勋初:《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文心雕龙〉札记》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版,其后汪春泓在《由近代〈文选〉派与桐城派纷争联想新诗学建设》以及《论刘师培、黄侃与姚永仆之〈文选〉派与桐城派的纷争》都沿用周先生之说。

参见汪春泓:《论刘师培、黄侃与姚永仆之〈文选〉派与桐城派的纷争》,《文学遗产》2002年第四期,第14页。

据《北京大学日刊》1919-03-24载,刘氏对于《公言报》指其“结合”事极力辩解,可见其不愿介入是非之中。

学”,刘师培有《〈文心雕龙〉讲录二种》①、黄侃有《〈文心雕龙〉札记》②

、姚永朴有《文学研究法》,因此两派只是北大中文系有影响的先后派别而已。

然而章太炎所说两派之争却又确实存在,不过时间应该推进到1905年。这一年学界在刘师培主持的《国粹学报》上展开了的骈、散争论,虽然有章太炎等的不同意见,但总的来说,桐城古文则处于无声状态,而骈文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刘师培于此期间上陆续发表的《论文杂记》,③由于不满于桐城古文理论,因而系统阐发自己的文学主张。刘师培承继了清代后期仪征文派阮元的观点,力倡韵偶之文,强调以“藻饰”、“对偶”、“声律”为“文”之标准。《广阮氏文言说》、《文章源始》中,他从辩析文章之嬗变与文笔之异入手,对骈文的形成与发展作了深入分析。“是则文也者,乃经史诸子之外,别为一体者也。……骈文一体,实为文体正宗。”文近于经,语近于史。在《文说》中,刘师培也作了全面的阐述。在《精采篇第四》中,他先从《易》中的“物相杂,故曰文”引出“一奇一偶谓之文”,指出“文也者,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惟偶语韵词,体与文合”,同时,对

骈文的形成过程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文说?耀采》是一篇全面论述骈文的迁演并为骈文辩护的论文。刘师培的挚友南桂馨对其骈文理念与学术关系曾作过阐述:清三百年骈文,莫高于汪容甫,六朝文笔之辨,以阮文达最坚。昔周书昌、程鱼门论定文章,称桐城为天下正宗。申叔承汪、阮风流,刻意骈俪。尝语人曰:‘天下文章,在吾扬州

耳。后世当自有公论,非吾私其乡人也。’桂馨窃闻之,八家文统,沿及南宋、元、明,日趋华

熟。前后七子欲变之,未为非也。然不知以骈

变散,而乃以周秦变韩欧,夫欲为周秦之文,必先有周秦之学。顾其时经术疏芜已久,声音训诂门径茫然。吞剥矫揉,适成伪体。钱牧斋、黄太冲大笑悼之。乃复理八家绪言,顾亭林、朱锡鬯诸公,至不耻以元文相勉,诚恶万历以来之妄也。同时云间、西泠倡导骈文,犹多俗格。文士所奉为圭臬,仍在散,不在骈。骈文至常州,经儒风骨始邃。汪氏作而骈散之迹泯,阮氏起而文笔之界明,迨申叔崛兴,则又视

前此诸家有进焉。

④

南氏分析了历代文章与学术的关系,指出刘氏骈文理论来源于汪中、阮元、凌廷堪等乡贤,认为刘师培的文章与学术密切相关。刘氏与桐城文章争胜,实是以学论文。中国传统重学轻

文,扬州的《文选》派与桐城派都不是单纯的文学争论,而是有其学术指向,由此而产生深刻分歧。因此,对于20世纪初的这场文派之争,我们有必要洞彻其背后的学术背景,进而探究文学与学术、思想的关系。

二

《文选》派与“桐城”派之争可以看作汉学后期代表扬州学派对汉宋之争的回应。乾嘉

学术的兴起昭示着汉学已经占据学术优势。而汉学最初兴起便是对宋学“空疏”“臆说”之弊的反思与调整。诚如梁启超所言,在这个时期,此学派已经“群众化”,所以他说:“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

①②③④《文心雕龙

?颂赞篇》、《文心雕龙?诔碑篇口义》,罗常培整理听课笔记,发表于余冠英编辑的《国文月刊》,收入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据周勋初先生论证分析,认为黄侃的文学理论与其师章太炎不同,而受刘师培《文选》派学说影响,因此,此文着重分析刘氏与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分歧。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参见莫道才:《20世纪前期骈文学学术发展述论》,《东方丛刊》,2000年第3辑。

1905年在《国粹学报》第1卷第1-10期,1928年朴社印为单行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简易点校本;收入《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

南桂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坚。”①但是,由于汉学本身原因,更由于宋学高居庙堂,所以宋学者自始至终对汉学有着警惕与对角。宋学倡导者对儒学理想的解释和汉学家们的解释有差异,这种差异与围绕着何种叙述形式能更好的把握儒家式公共生活的核心内容而展开的争论遥相呼应。②

乾嘉时期的学术界的汉宋之争,集中体现在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上。此前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曾经就礼学与汉学大家江永发生争论。章太炎就认为此是汉宋交锋之始。而姚鼐的遭遇与态度则将此明朗化。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开,姚鼐入馆任纂修官,次年辞职归乡讲学。其后严辞抨击汉学,甚至诅咒戴震等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嘉道之际,江藩在汉学“护法神”阮元

的支持下,张扬汉学而贬抑宋学,尤其是将桐

城派拒之宋学之外。姚门弟子方东树怒不可

遏,撰写第一部系统批判汉学的著作,即《汉学

商兑》,从而使长期以来的汉、宋之争公开化。

方书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也集矢于当时

的汉学流弊。书中方东树时汉学的攻击主要

集中在四个方面,即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汉学

诸人提出的种种“理”论、汉学繁冗支离、泥古

株守之弊以及所谓汉学的超接道统。虽然该书多有非学术的意气之争,但也从某些侧面揭示了汉学的局限。他提出“主义理者,断无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明之?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所以他强调:“夫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则实非小学所能尽。”

③然方氏此书,旨在申宋学、黜汉学,否定乾嘉学派的考据学,维护程朱理学的地位,故其所辨,

每多牵强,以己之好决之,而强为辞说,故多不足取。但通过此书,可以概见清代考据学的一些不足以及汉、宋之学争论的主要问题。此书一出,得到清代宋学家的响应,纷纷题辞赞誉。汉、宋学之争由此日起,形成不同

门派。然而过分强烈的卫道心态,使方东树不

能客观地对待汉学与宋学,议论往往走向极端。方氏固然揭露了汉学的痼疾,但采取了近

乎全盘否定的方式,甚至抬出皇帝压人,这就超出了正常的学术争论的范围.

汉宋之争的要害从根本上说在于思想的争锋。在方东树一书出来之后,汉学家介于政治原因,没有回应。及至清末民初,作为扬州殿军的刘师培提起文派之争,意欲夺“天下文章在桐城”而变为“天下文章在扬州”。刘氏此说,虽与门户意气之争不脱干系,但究其理论根本,还在学术、思想上。因为桐城派与政治

的因缘,使其实际上成为清朝舆论的代言人,故而在清末民初遭到一批革命学者的抨击。

那么桐城派究竟如何与清朝统治结为一体的

呢?

三

作为桐城派的“中兴元功”,曾国藩对桐城

派渊源曾作过概述: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

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

④

当时戴名世肇其始,方苞、姚鼐、刘大櫆相继而起,桐城派异军突起,不仅尊宋学,还以孔

孟道统自居。姚氏弟子尊方苞、刘大櫆、姚鼐

①②③④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30页。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汉学师承记(外两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45页。

为桐城三祖。桐城派始祖方苞为清代文坛标举了一面鲜艳的旗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刘大櫆论文强调“义理、书卷、经济”,而姚鼐发展为“义理、考据、词章”,及至曾国藩阐发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①经过几代人努力,桐城派成为清代散文的一座高峰,相较而言,扬州骈文的汪中虽然也能独树一帜,但

不过是徂徕、新甫一类。②

然而,桐城派自兴起之日,便与政治纠结缠

绕。③方苞生于研经探史极盛氛围之间,“自然有所感动奋发,以探索经学史学为务。《春秋》之义例、《左传》之书法、《周官》之仪法,对于方

苞‘义法’说之形成,当有直接触发之功。”④

他最初受戴名世、万斯同影响,热衷研究经史,探究明亡原因。44岁时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几乎被处死。但是他的命运由此发生了转折,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他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恩宠,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方苞著述之旨转为隐微,而以往探求史志,‘述往事,思来者’学术精神不复存在。相反的,他乖巧地选择当局支持的朱子思想(宋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与归结点。所以张高评先生认为“方苞之义法,根柢自经术,发用于史学,而表现在

文法义法上;不明言书法史法,但说义法者,避时忌也。”⑤也就是说,方苞在政治压力下选择了妥协,乖巧的将精力倾注于为时局点缀的文章之学。

清初的几个皇帝,如康熙、雍正、乾隆,都比较重视文化建设,从思想内容到文章形式都有限制。康熙崇尚程朱理学,组织编纂了《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并亲自为序,阐明他的见解。雍正帝在科举考试中增加了《孝经》,乾隆帝则基本继承了其父、祖的统治思想。康熙帝提倡简洁明了的实用主义文风,反对明末以来的浮华文风。雍正帝则告诫主考官,选拔的文章一定要“雅正清真,理法兼备。”乾隆帝也以“清真雅正”作为选拔士子的标准,并命方苞选录四书文,

“逐一批抉其精微奥之处,俾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以拳服摹拟”。在思想内容方面,康熙帝认为“文章以发挥义理,关系世道为贵”;而文体方面,清朝统治者提倡的较重视能够“施诸日用”的应用文。康熙帝虽然

自称“素嗜文学”,也写过不少诗文,但是他认为“骚人词客,不过技艺之末,非朕之所贵也”,认为“寻章摘句,华丽辞藻,非帝王之本务”。从文章的风格来说:清朝统治者一再要求文章“清真雅正”,而方苞在阐发这一标准时却变成了“清

真古雅”

。清朝统治者这些文化政策对桐城派①②③④⑤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人才随上风为转移

,信乎?曰:是不尽然,然大较莫能外也。……致力如

何?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参见《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2页。

朱之榛在《定庵文集补编题后》称:"盖桐城之文,如泰山主峰。端然不可亵视;而诸公之文,则如徂徕、新甫,与岱宗揖让俯仰于百里之间,不自屈抑,夫亦一代文字之雄也。"见《龚自珍全集》卷末,《四部丛刊》本。

刘相雨《论桐城派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关系》一文认为在思想内容、文学体裁和文学风格等方面,桐城派的文章和清王朝提倡的有区别,《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一期。但作者也承认在大致内容上,桐城派与官方主流思想一致,只不过各自阐述的着重点与出发点有区别。

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70页。《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第269页。

简洁、平易的文风有着直接而重要影响。

①桐城派突出其文道合一,对于朝廷提倡的程朱理学,桐城文家普遍奉为圭臬,且不容他

人置疑,动辄将对手判为“邪说”,必诛之而后

快。他们极力维护程朱理学的神圣和尊严,反对“立程朱为鹄的,同心于破之”,反对“外程朱而自立一宗”。由于桐城派与政治过分亲密,这些行径自然会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抨击。清人对于桐城文章的批判,主要出于扬州汉学家及骈文家。

四

扬州学派接武吴、皖,为清代乾嘉学术重要流派,其学术成果遍及《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尔雅》诸方面。扬州学派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尤其

与区域性的诸多因素直接相关。②

乾嘉之际的宝应朱彬和刘台拱,高邮王念孙父子,仪征阮元和刘文淇,江都焦循、黄承吉和汪中等大家集中出现,“选学”和“许学”为核心的传统学术荣誉,都使得扬州学人产生振兴扬州学术的自觉。

论及扬州学派渊源时,蒯光典认为来自安徽包世臣。李详则列举事实,说明扬州学派自成体系,并著《论桐城派》、《答江都王翰棻论文书》,分析“桐城派”形成的原因,以为“乃乾隆中,程鱼门与姬传相习,谓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此乃一时兴到之言,姬传先生犹不敢承……”但却被后生小子茫无所主之际“依以自固,句模字剽”,桐城派文章末流之弊害,他们只重起承转合,却又空疏不学,摇曳作态,其实与姬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

可缺一”的主张大相径庭。③

他认为“古文无

义法,多读古书,则文自寓法。古文无派,于

古有承者,皆谓之派。”④刘师培在《南北考证

学不同论》一文中一则说:“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再则说“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莫之与京焉”,有时徽扬并称:“徽扬之儒,功在知新,精于考核,以穷理为归”,⑤而且刘的家学渊源推算起来也

是戴学的流衍,他的曾祖父刘孟瞻(文淇)先生“是江氏之三传”。这些都能激发刘氏的学术责任和自豪感,常常以振兴戴学自任,“故先生之学,惟扬州之儒得其传,则发挥光大,

固吾乡学者之责也。”

⑥《文选》学的开创者曹宪、李善都是扬州人,到晚近李详的《选学渖言》、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等名著,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阮元奖励后学,并且他明确指出,文选楼

是为纪念曹宪、李善而建的。⑦由此可见,扬

州学人在学术方面已经有了辉煌的地位,而且试图在文学方面建立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治学的方法上,扬州学人大体上沿袭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家对原儒宗旨的追求,甚至将作为工具理性存在的训诂、考据之学置于价值理性之前,他们抛弃“凭空胸臆”的宋明儒学途轨,将文章之学建立在坚实的训诂考据基础上:“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这才是“进乎技而至于道”的正确路向,这体现了“以复古为通变之要”的文章典范的调整。戴震的儒学三分说,

①②③④⑤⑥⑦康熙、雍正、乾隆有关叙述,参见《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大清圣祖仁皇帝实

录》,台北华文书局1970年版。

参见刘建臻:《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第一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碑传集补》卷53,《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6页。参见王利器:《序》称李审言与桐城派马其昶、姚永概交往,但是"重其人而轻其文",因而撰有《论桐城派》。参见李审言:《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7页。《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3页。参阅[美]梅尔清著,朱修春译:《清初扬州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就是在这种学术趋向下说的。①这与桐城派主张凿枘不入,势必产生对立。在文学样式上,骈文大家李兆洛认为:骈文是阐发经典学

说的真正的叙事形式。骈文近古,最有可能

是载道之文的形式。②

因而骈文与古文孰为正宗,便成纠纷。

骈文家注意发现文学的独特的审美性。仪征阮元倡“文笔之论”,斥韩欧之文不得为文,只能称为“笔”,而六朝有韵排偶之作,才合于文的古训。汪中文风丽雅,为当时讲求“义法”的古文家所不容,其实其文章根柢经史,陶镕汉魏,自铸伟词,当他的《哀盐船文》一问世,就被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阮元批评桐城古文的义法窃自八股文。据记载,方苞常用古文方法作八股文,又用八股文法作古文。姚鼐的古文和八股文也很相

似。③章太炎较早地从地理环境角度讨论清学,认为汉学与桐城派势不两立存在地理环

境的必然性。④

龚自珍、谭嗣同用以载“非圣无法之道的”,都是所谓“沉博绝丽之文”,都打着六朝的旗帜。刘师培《论文杂记》要载异端于道,以抗孔孟之道,加上文笔之辨,根本排斥八家于文的领域之外,这是企图从文学

上破桐城派的专制。这种文学观甚至成为他的民族自信心,他曾说:“俪文律诗为诸夏所

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竟长,惟资斯体。”

⑤

刘师培集骈文家与汉学家于一身,他集中地对桐城学术与文章都提出了批判。“桐城方氏,精熟三礼,著述斐然,与伪儒之学稍异”,方氏学术虽然与清代理学有所不同,但

是与汉学相比,“然皆无足重也”。⑥

刘氏认为方苞“善为归氏古文,明于呼应顿挫之法,又杂治宋学,以为名高,然行伪而坚,色厉内

荏。姚鼐传之,兼饰经训以自辅。下逮二方,犹奉为圭臬。东树硁硁,尚类弋名;宗诚卑卑,行不副言”;⑦批评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

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⑧

而“桐城之学,自成风气,疏于考古,工于呼应顿挫之文,

笃信程朱有如帝天,至于今不衰”。⑨

刘氏对桐城派彻底的批评,虽不无武断与门户之见,表现出明显的“扬汉抑宋”倾向,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桐城派的不光彩之处以及此派与政治的瓜葛,在清末民初“排满”的民族革命兴起之时,却有很大影响而得到众多支持。

五

作为媒介的文学直接会影响到意识形态,文派之争背后往往隐藏着学术指向与意识形态价值。古文复兴始于中唐,当时,韩愈呼吁恢复古文,抵制佛教的影响。11世纪后,古文成为阐述文学价值的媒介。人们认为,效法古代文章,就是掌握流传到后世的古代智慧及其意义的标志。因此,古文既是文学运动,又是意识形态运动。儒士只要掌握了撰写古文的深奥艺术,就能发掘出有益于现代的古典智慧。

方苞所效仿的明代归有光在讨论《尚书》今、古文之争时,认为文学兴趣与经学研究关系日益密切:“因念圣人之书,存者年代久远,多为诸儒所乱,其可赖以别其真伪,惟其文辞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855

年戴震在《与方希原书》一文说:“古今学问之作,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

参见蒋彤编:《李申耆(兆洛)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

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9页。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刘师培:《近儒学案序目》,《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4页。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6页。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8页。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4页。

格制之不同。后之人虽悉力模拟,终无以得其万一之似。学者由其辞可以达于圣人,而不惑于异说。今伏生书与孔壁所传,其辞之不同固不待于别白而可知。”①

传统学人都认识到:儒家的价值观念与古代经典代表的特定叙事风格关系密切。

但古文家似乎很少具有经学家那样的优越感,自韩愈以来的古文家所讲求的“志乎古

道的兼通其辞,兼其辞以明其道”,都把道摆在首要位置而置文辞以兼通的地步。这是因为古文家理论中所谓道,主要指儒家之道。古文家所标榜的道,不过是充实于中,曲尽其情,发为文章,增其辉光而已。古文家很少有离儒者之学言道,离儒家之道而立言的。故而“道愈重而文愈贱,道愈放之四海而皆准,文愈可有可无”。这使古文家在论述文道关系时,往往先带有几分的内怯与紧张。他们不愿明昭大号以文士自居,而又须时时挟道自重,不顾勤一世精力以尽心于文字间,期望于道万一有所得。这种矛盾的心态,又使他们在论述文道关系时,显得曲折往复,遮遮掩掩。

明末学林于天理心性之争没有肯定答案,形而上学层面的争论已经山穷水尽,所以只好

回向原始经典,取证于经书。②

汉学最初就是出于“经世致用”的考虑,意图补救学术界空疏

之风,思考明亡原因。在清朝统治者笼络与镇压两手文化政策的作用下,在安定富庶的社会环境中,逐渐转向朴实的考经证史的途径。到

20世纪初,民族革命兴起,汉学家大多也转向

革命。③

当时汉学阵营如章太炎、刘师培都是革命闯将。因此,扬州学者到刘师培才集中对桐城派予以攻击,也颇有破除统治舆论的考虑。

清末民初之际,在“民族救亡”的时代命题

下,桐城派沿袭儒家的发扬道统,并没有针对现实提出任何新的话题。后期桐城派中吴汝伦提出义理考据有碍古文的纯文学观念,贺涛、范当世、马其昶、姚氏兄弟希望少涉纷杂,以具有渊穆气象的纯儒自处,他们的作品,很少再去讨论经世要务。《文选》派注重性情文采,也不为时代所容,随着刘师培1919年亡故,骈文派也就星散烟渺。《文选》派与“桐城”派的论证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就像池塘里泛起的沉渣,很快就沉淀下去。随之一场更大的更有现实关怀的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将它们同时树为批判的靶子,提出铲除“选学妖虐”、“桐城谬种”,并且迅速将它们摒弃。

[责任编辑:高慧芳]

①②③参见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8-105页。

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总序。余先生从学术内在理路分析朴学兴起原因,但并不排斥外缘因素。

参见吴雁南:《清代经学史通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史革新:《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

《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试论桐城派和清代乾嘉时期的文统之争

试论桐城派和清代乾嘉时期的文统之争 阮宏玲 清代诗坛有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之争，清代词坛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之争，与之对应，清代文章领域的汉学派、史学派、桐城派、骈文派之争亦颇为壮观。乾嘉年间，戴震、章学诚、姚鼐、阮文等纷纷为某一类“文”争正宗地位，一方面表明对文章美感特征的界定尚存争议，另一方面也是特定作者群不同文化宗旨的体现。 一、桐城三祖 与汉学派、史学派鼎立的是桐城派。其古文统系脉络清晰：唐代的韩、柳，宋代的欧、苏、王、曾，明代的唐宋派。桐城派以辞章为依凭，自会将“文人之能事”摆在首位。它的第一任盟主方苞曾以“义法”论文。从顺序来看，方苞置“义”于“法”之前，似乎更重作品的义理，其实，他心里看重的还是“法”，还是文体对写作的规定和限制。徐珂《散体文家之分派》云：“苞尝与宸英论行身祈向，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继韩、欧之间。’故其论文严于义法。今约举其大旨如下：一、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二、凡所涉笔，皆有六籍之精华。三、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三点“大旨”中，第一点属于“义”，但视为“法”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仍属制约古文题材选择的体裁规范。第二、第三两点更只能作为“法”来理解。 桐城派的第二任盟主刘大櫆将方苞潜在的重“法”意图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他在《论文偶记》中以“神为主”取代了“理为主”的习惯说法。“理为主”是理学派的基本思想；“神为主”才真是桐城派的心得所在，且已偏于对一种韵味的感受，显然与诗论相通。桐城派以前，韵味论大体属于诗学的范畴，何以将之纳入古文理论中来？这是受到理学派和史学派挤压的缘故。当“义理”和“事”这两个古文要素被理学派、史学派攫取之后，留给桐城派的便只有辞章了。以辞章为焦点，他论“神”、“气”、“势”，格外注重音节。按照通常的看法，语言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讲述性语言，一是歌唱性语言。讲述性语言旨在表意，故较为朴实、明了，发音平缓，声调变化幅度不大，同时以规则性的旋律一以贯之。身为古文作者的刘大櫆，他本应青睐讲述性语言，何以会对歌唱性语言一往情深呢？这与桐城派自方苞开始的注重“情辞”的传统有关。“情辞”是与音乐性密不可分的。故刘大櫆此论一出，得到桐城派后学的纷纷赞同。 桐城派的第三人盟主姚鼐在理论建构方面以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著称。强调义理，意在防御理学派；强调考据，意在防御汉学派；而强调辞章，实为桐城派的看家法宝。姚鼐指斥理学派之作“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考据派之作“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 ，正是以桐城派之长形理学派、考据派之短。“文章”（或说“辞章”）是桐城派的关注焦点。 方苞论“义法”，目光所注实在“情辞”；刘大櫆论“文法”，目光所注实在“神”“气”；姚鼐论辞章，目光注于何处？概括地说，姚鼐的关注重心是文章的意境和风格。 姚鼐所崇尚的意境是“风韵疏淡”。这显然受到其老师刘大櫆的影响。而刘、姚二氏又取资于诗中的神韵说。故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云：“惜抱先生文，以神韵为宗，虽受文法于海峰、南青，而独有心得。”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也说：“近来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其持法最严，工于修饰字句，以清雅简净为主。大旨不外乎神韵之说，亦如王阮翁论

创新型辅导员的自我培养

创新型辅导员的自我培养 杨永久 [摘要] 创新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主题，辅导员担负着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使命和责任。辅导员首先要把 自己培养成为创新型辅导员。辅导员要努力培养自主创新的精神，做到勇于创新、善于创新。通过加强学 习、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开展创新实践和项目课题研究，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把自己培养成为 具有创新教育思想、富有创新精神、勇于开拓创新的创新型辅导员。 [关键词] 创新型 辅导员 自我培养
[作者简介]杨永久(1978-),女,安徽舒城人,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安庆师范学院文学 院辅导员,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安徽合肥 230009) 工作单位、地址：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安庆 246013）电话：013855668758 yangyj@https://www.wendangku.net/doc/aa13757771.html,
2007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高校思政、党建、稳定、网络）委托研究项目（辅导员骨干 支持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
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和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 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 ”辅导员担负着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使命和责任。辅 导员工作的创新问题成为当今高校教育的焦点。 因此， 辅导员要努力培养自主创新的精神， 做到勇于创新、 善于创新，把自己培养成为创新型人才。 一、成为创新型辅导员的前提条件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院士大会上提出：创新人才应该具备的主要素质和品格，一是具有高尚的人生观， 为祖国、为人民勇攀高峰；二是追求真理的志向和勇气；三是严谨的科学思维能力；四是扎实的专业基础； 五是具有强烈的团结协作精神；六是具有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淡泊名利，勇于在创新实践中经历磨练。 所以，创新型辅导员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辅导员工作作为一项事业，追求真善美，献身辅导员工 作。创新型辅导员要真爱学生、尊重学生；要有严谨勤奋的学风，细致务实的工作作风，饱满的工作热情， 学术研究的兴趣；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强烈的求知欲；具备不畏艰难、积极进取、乐观豁达的品质，坚强 的意志；具备很好的交流、合作能力，还要安于寂寞、甘于清贫、吃苦耐劳、淡泊名利。 二、创新型辅导员的特征 创新型辅导员是指具有创新教育思想、富有创新精神、勇于开拓创新的辅导员。 第一，政治理论素养。辅导员要牢固树立对党和国家负责的政治意识，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用中 国化马克思主

桐城派”义法“内涵

桐城派“义法”说的内涵 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规模最大、声势最大、影响最深、绵延最久的文学流派，其文学理论即方苞的“义法”说是其美学思想的新起点。“义法”说是桐城派重要的文学理论，是其古文理论和创作的核心性纲领，且自始至终贯穿于桐城派的文论发展。 下面就谈谈“义法”说提出的原因、出处、内涵、影响和地位。 一、义法提出原因： 清朝建立后为稳固政权，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直接导致当时重道轻文局面的形成和恶化，文坛上部分作家紧承明末风气，复古模拟剽窃成风，内容空洞无物或者无病呻吟，很少有自我独创。黄宗羲就哀叹过：“世无文章也久矣。”方苞也说：“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因而，方苞本着救治文坛时弊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等文体观试图重新正体，纠正当时文风，为创作寻求寻求新的突破。 二、义法出处及内涵 “义法”说滥觞于戴名世。戴名世针对明末空疏剽窃的坏乱文风，为拯救唐宋八家以来古文之衰，提出了“言有物”为“立言之道”，主张“修辞立其诚”、“率其自然”、“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其中“道”“法”“辞”直接影响方苞的义法说。 于是，方苞从《春秋》、《史记》等经典著作中提炼、概括出“义法”，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写：“《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义”即言有物，是就文学作品的内容而言，要求文章有充实、有意义和可以致用的内容；“法”即言有序，是指文学作品谋篇布局的形式和方法。“义法”简单说，就是对文章的内容与形式要求。 下面就具体谈谈“义法”中的“义”与“法”的具体内涵。 1、“义”之内涵 “义”是指文章的思想内容，属于“说什么”的层面，要求文章“言有物”。方苞的“义”是指作品中表现的人物、事物和事件，要求文章内容符合“义理”或“道”，桐城派的“义”的内容主要为彰显儒家之道，尤其是程朱理学之道。 儒家之道是“义法”要求文章具备的内容。方苞试图把道统文统集于一身，在文章中表现儒家之道。而儒家道统也确实要以文为载体才能流传。 方苞对儒家道统的自觉继承和对儒家道德规范的自觉实践是真诚而执着的。首先，在方苞的人格上就体现出来了。康熙四十五年，“会试中试，将应殿试，闻母病，归刁侍。”他却“闻母急遽归”毫不犹豫放弃了功名，显然，儒家伦理规范在他心中高于现实的功名利禄。 其次，在他的文章中，也广泛体现，如方苞的《陈驭虚撰墓志铭》： “性豪宕，喜声色狗马，为富贵容，而不乐仕宦……疫者闻君来视，即自庆不死。……余尝造君，见诸势家敦迫之使麇至。使者稽首阶下，君伏几呻吟，固却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于人，死有益于人，吾何视为？?……君家日饶益，每出，从骑十余，饮酒歌舞，旬月费千金。或劝君谋仕，君曰：…吾日活数十百人，若以官废医，是吾日系数十百人也。?诸势家积怨日久，谋曰：…陈君乐纵逸，当以官为维娄，可时呼而至也。?因使太医院檄取为医士。君遂称疾笃，饮酒近女，数月竞死。”

名胜古迹作文1500字： 桐城_写景作文

名胜古迹作文1500字：桐城名胜古迹作文1500字：桐城 桐城——全国闻名的一个历史悠久、意蕴深长的文化古城，它有丰富智慧的“桐城文派”，它有长久的千年的历史文化，它有类似龙眠山那样雄厚挺拔的山脉，它也有类似龙眠水那样清澈宽广的湖泊，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地方的美丽与智慧，我也不得不为我的家乡桐城而感到无比的自豪。而在这里，它当然也是一颗绚烂的熠熠生辉的明珠，它是悠久丰厚的桐城文化的标志，远近闻名的“桐城文派”的象征，它依然是古代的寺庙建筑的经典。它，便是文庙，位于古城桐城市中心的广场北端的一座古庙。桐城文庙始建于元延佑初年，元末毁于兵乱，而并没有过多久，文庙便被整修一新，里面的布局依旧是那样的古朴、典雅，也含有几分清新，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开始关注它。文庙以大成段为中心，以南北的中心线为对称轴，里面的主要建筑有门楼、宫墙、泮池，状元桥、大成门，崇圣祠、土神祠等等，且总面积为3200平方米，各种各样，各姿各态，主次的建筑，也是错落有致，似乎已经浑然一体，而且，它的门楼里的“文庙”二字是由赵朴初先生所题写。我曾经听说过，有这样的一句话：天下文章出自桐城。我想那是当然，在这座文庙里，真的是大有文章。这里面有孔子的生平，有“渔樵耕读”、“魏星点斗”“独占鳌头”等故事，它们都逼真传神，也生动、有趣。要论文庙，它不仅有很多难得的稀世珍宝，也给1 / 2

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但是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我最喜爱的应该还是要算数状元桥了。只因这个桥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只有每次科举考试的状元们，才可以从这个桥的上面走过去。每次停留在桥上，看水下的鱼儿的游动，我总是有一种无法说明的意境。每年，都有众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游客纷呈踏来，来到这里参观游览，而他们，大多数都会站在这里，缅怀各位硕儒的历史功德，求索着古桐城文化之渊源。我相信，他们都会由衷的赞叹，桐城文庙的悠久历史，以及桐城的美丽、雄伟。它——桐城文庙，是桐城闻名遐迩的建筑，是元、明、清，祭祀孔子的礼制性的重要建筑群以及文化基地，也是桐城古文学派的一个重要象征，最重要的是，它所弘扬的，是桐城派的文化，也是悠久的桐城文化。天下文章出桐城，桐城文化出文庙。 2 / 2

桐城派：清代书院教育的典范

桐城派：清代书院教育的典范 书院是我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清初为了防止汉族士人利用书院进行反清活动，限制书院发展。康熙亲政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以书院作为宣传程朱理学、讲授科举时文的平台，书院迎来了发展契机。各地书院兴盛，让桐城派作家有了安身立命的最佳场所，也为桐城派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保障，桐城派逐渐成为清代书院教育的引领者。 桐城派作家浓厚的书院讲学情怀 与历史上其他文学流派不同，桐城派作家迫于时势，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的主要活动和人生志趣，与教育尤其是书院教育割舍不开。桐城派先驱者戴名世年轻时就靠授徒谋生。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因家境贫寒，设馆自赡；步入仕途后，曾被诚亲王聘为王子师，并在翰林院任教。方苞在京城数十年，主要精力都用于教书创作和研究经史。方苞未曾执教书院，但以刘大櫆、叶酉、沈廷芳等为代表的众多弟子，都曾执教书院。刘大櫆科考屡屡受挫，或居乡或游幕，均以教书为业。他先后任山西百泉书院、安徽敬敷和问政书院山长，担任黟县教谕；晚年归里，仍讲学不辍。其挚友姚范、方泽，弟子姚鼐、王灼等都主讲书院，传其衣钵。 姚鼐号称桐城派集大成者，在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上为桐城派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还通过主讲书院为桐城派培养了一支享誉文坛的精英队伍。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

从四库馆辞官后，即赴书院讲学。姚莹在“从祖惜抱先生行状”中说：“（姚鼐）既还江南，辽东朱子颍为两淮运使，延先生主讲梅花书院，久之，书绂庭尚书总督两江，延主钟山书院。自是，扬州则梅花，徽州则紫阳，安庆则敬敷，主讲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业先生为幸，或越千里从学。四方贤隽，自达官以至学人，过先生所在必求见焉。”可见姚鼐讲学影响广泛，弟子众多。如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等“姚门四杰”，以及姚莹、陈用光、姚椿等都是文学英才，他们也主讲各地书院，学子遍及大江南北，桐城派的影响剧增。道光以后，姚鼐再传弟子中，又有方宗诚等数十人从事书院讲学，促进了书院和文派发展. 咸丰、同治时期，曾国藩广纳时贤英才，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四大弟子”享誉文坛，其中张裕钊、吴汝纶情系书院，致力于培养新式人才。桐城派在河北的扩展，与张、吴二人主讲莲池书院息息相关。在他们的影响下，贺涛、马其昶等一批弟子对书院讲学一往情深，活跃于各大书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张裕钊、吴汝纶在莲池书院时，首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先例，一批爱慕中华文化的日本学子如宫岛咏士、中岛裁之等，远涉重洋，负笈渡海求学，学成归国后宣传中国文化艺术，桐城派的声名再传海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从刘大櫆算起，桐城派作家有近百人从事书院讲学，每

桐城派的教育足迹

桐城派的教育足迹 桐城派与教育似乎结了不解之缘,自创始人戴、方二公至清末殿军马其昶,除姚莹等极少数从政从军者外,绝大多数都或先或后从事过教育事业。他们从事教育的动机，或厌倦官场，或为衣食所迫，或聊寄足迹。尽管起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对教育都怀有拳拳情愫。现就他们桐城派与教育似乎结了不解之缘,自创始人戴、方二公至清末殿军马其昶,除姚莹等极少数从政从军者外,绝大多数都或先或后从事过教育事业。他们从事教育的动机，或厌倦官场，或为衣食所迫，或聊寄足迹。尽管起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对教育都怀有拳拳情愫。现就他们从事教育的足迹缕述如下。 戴名世，少时家贫，弱冠即授徒养亲,执教有十三年之久。先后设馆于舒城及枞阳陈家洲两地。他在《时文全集自序》中曾说：“读书稍有得，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之人，不足以给饔飧，余亦课授徒以养亲。”其后客游京师，康熙四十四年(1705)中顺天乡试。康熙四十八年（1709），先生年五十七，会试中式第一名，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死于《南山集》文字狱，时年六十一岁。 方苞，二十二岁时，岁试第一，补桐城县学弟子员，为学使高素侯所器重，招入使院。因乡试不售，二十四岁秋，随高公游京师。方氏家道清贫，无力挟资以游，只得觅塾馆以自赡。先是馆于高公住所，二十六岁馆于涿州滕氏，二十九岁馆于京师汪氏。三十岁南归，授经于宝应乔氏。三十三岁举江南乡试第一，授徒遂告中辍。三十九岁应礼部试，成进士第四名，因母病未应殿试弃归。四十四岁，以《南山集》案牵连下刑部狱。四十六岁春，康熙宽宥出狱，命以白衣入值南书房。 同年秋，移值蒙养斋，编校乐律历算诸书。当时诚亲王主其事。诚亲王敬仰先生学识人品，延为王子师。六十三岁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翌年迁翰林院侍讲，旋授翰林院侍讲学士。 先生六十六岁，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先生以足疾辞不赴任。同年六月教习庶吉士，直至七十二岁夏，庶吉士散馆，先生的教学生涯才划上一个句号。其后在三礼馆修书。年七十五乞归养，谢绝宾客，杜门著书。年八十二，卒于上元里第。 方氏在京孜孜著作，有些编著与当时全国学子息息相关：雍正十一年，先生奉果亲王指令，约选两汉及唐宋八家古文刊授成均（官设学校的泛称）诸生，其后这部文选，又于乾隆初年，诏颁全国各学官。乾隆元年夏，命先生选明清诸大家四书制艺数百篇，颁布全国，以为举业准的。先生在京为官数十年，主要精力是用在教育和著作之上。其著名弟子有叶酉、张莘农、雷?、沈彤、王又朴、沈廷芳、官献瑶、王兆符、程等。刘大?与先生虽无师承之谊，但也是先生服膺弟子。 刘大櫆，幼从父兄读书，后受教于吴直。康熙五十七年左右入县学，此后，即在乡里塾馆授徒。他对教学饶有兴趣，他在《授徒诗》中曾说：“授徒一室内，少长各有仪……欣欣日相对，足以忘朝饥。” 先生二十五岁，应县城张若矩之约，在张氏勺园课徒。二十七岁返枞阳，在家课其弟侄。二十九岁，赴京拜会方苞，方氏称为国士，“令其拜于门。”留居北京，在城北授徒。三十一岁，馆于工部侍郎吴士玉之家，长达十年之久。三十三岁，应顺天乡试，中副榜，三十九岁再应试被黜，此后不复应试，整装南归。四十岁返京应试鸿博失利，留京数年，于四十四岁返里，闭门僻处，设帐课徒。两年后，赴其兄刘大宾山西徐沟县之任所，并一度在百泉书院担任主讲。五十岁时，方苞荐先生入江苏学幕校试阅文。五十八岁又入湖北学幕，六十三岁入浙江学幕。其间两次赴京应试，均无功而返。 先生六十三岁，任黟县教谕，其间，安徽巡抚檄令先生兼领安庆书院。七十一岁辞去黟县教谕，应聘至歙县，主讲于问政书院。七十五岁，离歙回桐，仍在家乡讲学，直至八十三岁寿终。受教于先生门下著名弟子有姚鼐、王灼、程晋芳、方国、方绩、钱鲁斯、金榜、吴

桐城派

桐城派 【名词解释】 桐城派，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今桐城文化圈包括桐城市、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等部分地区），故名。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一)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一) 【内容提要】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关键词】桐城派/学术流变/汉宋兼容 桐城派是清代一个以学习唐宋古文相号召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即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从表面看，桐城派以桐城冠名，具有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区域性色彩的文学派别，却与清代学术流变息息相关。 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汉、宋学的对峙与逐渐兼容。桐城派由于与理学的密切关系，从开派之初就卷入了汉宋学的矛盾漩涡中。鸦片战争前后，汉学作为干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在社会危机前一筹莫展，理学走向复兴。作为理学追随者的桐城派在理学复兴的潮流中自然不甘落后，他们一面与汉学家公开论争，一面倡导学术兼容；还试图从道德重建、经世致用两个方面将理学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使理学自身也获得了新的活力。 理学中兴、桐城中兴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文化现象，随着维新变法思潮、革命民主思潮的相继涌现；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西学的大量传播，使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学之争。传统经学，不管是汉学抑或宋学，都在近代学术转型的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传统经学的桐城派无所凭藉而逐渐销声匿迹。一、桐城派与清代理学 程朱理学为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因其固有的空疏拘执之弊病，为众多学者所厌弃。至干嘉时期，以考据为特点的汉学压倒理学，成为学术主流。嘉道年间，社会矛盾激化，清王朝试图重振理学以挽救社会危机，理学开始走向复兴。咸同年间及光绪初年，理学复兴达到高潮，理学成为清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建社会道德、应对中外危机的重要依靠。光宣时期，维新思潮、革命民主思潮相继涌现；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理学逐渐走入尽头。持道统论的桐城派紧紧依附于程朱理学，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一）桐城派正统地位的树立与理学的关系 大致在康熙末年，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提出“义法”说。雍正十一年，方苞编成示范“义法”说的古文读本《古文约选》，方苞关于古文文章纲领的理论至此定型。方苞之后，在刘大kui＠①、姚鼐的努力下，桐城派影响逐渐扩大，干嘉时期，桐城派发展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 桐城派所以能在清代文坛异军突起，与理学在清代的特殊地位息息相关。理学虽不是清代的学术主流，但清朝推尊儒学，对理学推尊备至，视程朱“道统”为维护“治统”的有力武器，故理学一直处于清代官方主流学术的地位，程朱义理成为清代维护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既表明了自己文章家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的学术选择。方苞对宋学的选择不仅将古文与宋学紧密联系起来，也使桐城派具有了维护社会道德的强烈色彩，桐城派自然在开派之初就树立起“必不可犯”的文坛正统地位（注：曾国藩：《复吴南屏书》，《曾文正正公全集·书札》，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印本。）。程朱理学的特征有两个：一是重伦理道德，二是重思辨。前者使理学体现出强烈的道德色彩，后者属于思维层面。理学的学术特征主要通过后者体现出来。在相当程度上，古文家是试图以简洁生动的古文诠释理学，用充满温情的面孔向世人兜售程朱义理，以达到维护、重建道德规范的目的。恰如姚鼐所言：“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

关于桐城派

关于桐城派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 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清真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他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而要学到《左传》、《史记》的精髓，又必须从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方苞虽推崇古文，但也反对一味“求古求职典”，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古文倾向。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门下有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尤以刘大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他读书勤奋，擅长文辞。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可见方苞对刘大魁是何等到看重。刘大魁晚年致力于教学，曾任皖南黟县教谕，后又主持歙县问政学院，归老于枞阳故里，一生著作颇丰。刘大魁补充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认为文章的艺术性有相对的独立意义，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须重视艺术的体现。刘大魁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气”是指语言的气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一种最本质的独特的风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的体现。他认为文章的“神气”虽然难以看见，但能“于音节见之”，而“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文章的字句、章节入手，就可以体察文章的神气，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顿挫，这无疑是总结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并运用到散文领域。刘大魁认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就是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后代传桐城文法者无不以此为不二法门。 刘大魁门下弟子众多，以姚鼐最为杰出。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弟子称他为惜抱先生。姚鼐幼时十分好学，拜刘大魁为师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四库全书》修成后，他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先后主讲于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书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名扬天下。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

桐城派百年研究

桐城派百年研究 其昶、姚永概、姚永朴交谊深厚，但他的散文理论却与桐城派针锋相对，力辟文章宗派之说。其《论桐城派》一文详叙桐城派源流，指出桐城末流仅重视起承转合、形式结构、文言虚词，不过是八股文的变种而已（注：《国粹学报》第49期。）。其后在致钱基博、陈含光、王翰芬、孙德谦、张江裁、王渥然等人的信中，屡屡抨击桐城派，影响甚大。 他人之匡正也”（注：陈独秀：《答胡适之（文学革命）》，《新青年》3卷3号。）受其“十八妖魔”说的影响，曾为古文阵营大将的钱玄同反戈相向，致书陈独秀赞同文学革命主张，说“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注：《新青年》2卷6号。）此后，钱玄同又多次重申“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说，津津乐道，颇为自得。稍后的傅斯年对此深表赞同，说“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注：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4卷1号。）新文化运动先驱对桐城派的全面批判与全盘否定，目的在于动摇古文正宗地位，推行白话文，建立“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在当时有其重大的 拟由沈尹默整理的姚鼐、曾国藩的著作。1922年3月他又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一节专论曾国藩死后的桐城湘乡派，肯定古文是古文学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认为“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而且由于“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这一观点：“姚鼐、曾国藩的古文差不多统一了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散文。”“古文经过桐城派的廓清，变成通顺明白的文体。”他曾对学生魏际昌说：“桐城派出在我们安徽，过去叫它做‘谬种、妖孽’，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希望能够研究一下”（注：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后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这体现了胡适治学的求实精神，而看到桐城派在古典文学与白话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堪称胡适的一大贡献，颇能启迪后人。同样是新文学家，周作人在“五四”落潮后，重新拾起批判的武器，对桐城派仍持否定性评价。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一长篇学术讲演中，他在批判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的基础上批判桐城派，认为桐城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有几篇还带些文学意味。而且平淡简单，含蓄而有余味，在这些地方，桐城派的文章，有时比唐宋八大家的还好”。但这改变不了桐城派“载道”文学、遵命文学的性质，“他们的文章统

桐城派及其代表人物述评

安徽是古文化大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术界有人以区域划分，把安徽省分为三个文化圈，即淮河文化、黄山文化和桐城文化。从文化内涵上说，淮河文化和黄山文化内容繁富，门类诸多，淮河文化有以老子为代表的先秦哲学，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华佗为代表的中华医药文化，以刘伶为代表的魏晋酒文化，还有淮北梆子戏、凤阳花鼓等；黄山文化有以戴震为代表的朴学（皖学），有黄宾虹为代表的新安画派，有底蕴深厚的徽商文化，还有徽派建筑、雕刻、园林艺术、徽剧等，更有人文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山水文化。我们把这两个文化圈称为泛文化。桐城文化与之相比，内容比较单一，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其代表者为桐城派。桐城派是统称，它包含有桐城文派、桐城学派、桐城诗派和桐城书画派，还有丰厚的桐城民间文学。我们把桐城文化称之为精致文化或精品文化。今天我就桐城文派谈一点个人浅见。 一. 与桐城学派、诗派相比，从时间上来说，桐城文派兴起稍晚，但声誉最高，影响最大。桐城文派起于清康熙，衰微于清末民初，延续二百三十余年。其流行地域之广，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大部分地区，北至京畿，南达岭外，东抵江左，西至云贵，都有桐城派作家的身影，其作家人数多达1200余人，著述二千余种，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桐城文派在海外也有很高的声誉，因此，不论从绵延的久远，还是从影响的深广来看，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个文学流派能与之比肩的。曾国藩誉桐城派为清代文坛盟主不无道理。 桐城文派对中国古典散文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它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我想从桐城派文论思想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谈。 首先，桐城派作家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散文创作理论。著名学者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派发生关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派为中心。”指出桐城派古文论的强大影响力，它确实成为桐城派赖以产生、发展、壮大的支柱，使众多作家在不同时期纷纷归附桐城派而形成一个阵容强大的作家集团，出现“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桐城派文论最大的特点是“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不断地创新求变，充实提高，使文论体系的严密性、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达到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扭转了古典散文的道本艺末的文学观点，实现了散文艺术的审美艺术价值。 桐城派的文论发端于不在桐城派三祖之列的戴名世，但他的文论主张对方苞乃至后人启迪很大。他主张为文要“率其自然，行其所无事”，把“率其自然”当作文章的最高境界，强调“修辞立其诚”，作文要道、法、辞三者完美合一，对文章审美要素，提出了“精、气、神并重”的要求。 方苞则明确提出以“义法”为中心的散文理论，为桐城派的文论奠定了基础。“义法”说也因此成为整个桐城派文论的发端和纲领。“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指艺术形式，强调“言有物”、“言有序”，要求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值得一提的，方苞虽然把文章思想内容放在首

文学经典欣赏 复习题

大学网络教育 文学经典欣赏复习题普通用卷 学习方式: 业余时间：无限制 考试科目:《文学经典欣赏》（总分） 100分 集中开卷考试 特别提醒： 1、所有答案均须填写在答题卷上，否则无效。 2、每份答卷上均须准确填写专业、身份证号码、所属学习中心名称、学号、姓名等。 一单选题 (共30题，总分值45 ) 1. 汉代民歌在形式上，以（D）。（1.5 分） A. 四言为主 B. 楚辞体为主 C. 五言为主 D. 杂言和五言为主 2. 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的是西汉人(B)。（1.5 分） A. 贾谊 B. 刘向 C. 东方朔 D. 司马迁 3. 成语“狐假虎威”出自(B)。（1.5 分） A. 《左传》 B. 《战国策》 C. 《孟子》 D. 《庄子》 4.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说“当为元人第一”指的是（B）。（1.5 分） A. 马致远 B. 关汉卿

C. 白朴 D. 王实甫 5. 被称为“乐府双璧”的是《木兰诗》与（B）。（1.5 分） A. 《陌上桑》 B. 《孔雀东南飞》 C. 《羽林郎》 D. 《秦妇吟》 6. 提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主张的诗歌流派是（B）。（1.5 分） A. 江湖诗派 B. 江西诗派 C. 剑南诗派 D. 晚唐诗派 7. 被鲁迅称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的著作是（D）。（1.5 分） A. 《郭子》 B. 《西京杂记》 C. 《笑林》 D. 《世说新语》 8. 以下不属于“元曲四大家”的是（D ）。（1.5 分） A. 马致远 B. 关汉卿 C. 白朴 D. 汤显祖 9. 山水游记典范之作《永州八记》的作者是（B ）。（1.5 分） A. 韩愈 B. 柳宗元 C. 刘禹锡 D. 谢灵运 10. 成语“自相矛盾”出自 (C )。（1.5 分） A. 《孟子》 B. 《庄子》 C. 《韩非子》 D. 《荀子》 11. 关于屈原与楚辞，以下表述中错误的是(D )。（1.5 分） A.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B. 屈原我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开创者 C. 楚辞采用“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 D. 楚辞采用重章迭句的结构形式

桐城文化

桐城文化论 桐城师范周丽 桐城位于大别山南麓，长江北岸，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是一座著名的文化古城。中国是龙的故乡，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桐城与龙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小小的县隅，被龙眠山、大龙山、小龙山环绕，灵气万钟的龙眠河自北而南汇入长江。其境尤以龙眠山闻名遐迩，几乎成了桐城的代名词。宋画第一人李公麟隐居于此，苏辙曾为此赋诗，题曰《龙眠二十咏为李伯时赋》，极颂龙眠山之胜。大诗人黄庭坚在咏《龙眠山》中写到：“诸峰何处是龙眠?昔日龙眠今不眠，闻道已随云物去，不应只雨一方田。”这与其说是对龙眠山景物的赞叹，不如说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桐城人的一种期盼，盼望他们崛起，盼望他们腾飞。 激荡清朝文坛二百余年、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其发祥地和大本营就在桐城。该地明清两朝读书风气极盛，整个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人更多，“通衢曲巷，夜半诵书声不绝”。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记载，桐城人科举应试，明代自永乐到崇祯年间，中进士者80人，中举人者165人；清代中进士者154人，中举人者628人。区区一县之地，明清两朝除去大批科举之外无意仕途的名儒硕学不算，除去“于桐城唾手可得”的众多秀才不算，仅黄榜有名的进士和举人就达千余名，其人才质量之高、数量之多，实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奇观。如此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汇于一邑，相互激励，世代相传，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整个桐城文化的兴旺发达，而且使桐城文派声名煊赫，传人几乎遍及全国，一时间，“张、姚两姓，占却半部晋绅录”，“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之说，享誉全国。 桐城文化归属皖文化，而皖文化又归属楚文化。桐城文化，是楚文化的末梢，为皖文化的支系。皖文化可划成淮河文化、新安文化、桐城文化三个文化圈。 明嘉靖(1522)时，桐城文化勃然兴起，硕学通儒，不断涌现，作家诗人，接踵而来。进士何唐率先弃官归里，聚徒讲学，继有童静斋设“辅仁馆”，赵辟“宜秘洞”，赵鸿赐组织“陋巷会”，讲学之举，蔚然成风，尤以方学渐设“讲学园”于城里，开“桐川馆”于枞阳，听讲门徒多达数百人，影响极大。明季，桐城一隅，讲学之风正盛，文会之风又骤然兴起，方以智、钱澄之主持“复社”；方文、孙临、左国柱、周歧、吴道凝等结成“泽园社”；胡如、方亨咸、吴应宾、吴道新、蒋臣、潘江等也组织了各种方会。入清以后，桐城讲学之风更炽，桐城文人认为：讲学，是一项提高素质、塑造灵魂的系统的育人工程，对此，应该认真坚持，不遗余力，由“设馆授徒”的讲学形式，发展为三：一是充任县学教谕，利

传统文化背景下桐城市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

传统文化背景下桐城市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 近年来，各地区都在着眼于建设规模较大的公共图书馆。具体在涉及到全面构建公共图书馆的有关举措中，应适当融入当地特有的传统文化。渗透传统文化底蕴以及文化内涵，有利于促进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因此，在创建公共图书馆的实践中有必要融入传统特色文化，因地制宜建设多种多样的文献资源。 标签：传统文化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 在现阶段的图书馆建设有关实践中，桐城市图书馆是政府主办的公益性公共文化事业单位，是首批“安徽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也是全国桐城派研究资料中心，一直以来着眼于逐步构建自身特有的文献资源模式，而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源建设举措也实现了全方位的优化。从根本上来讲，文献资源建设应当被涵盖在公共图书馆现有的体系架构内，依照因地制宜的思路来健全现有的经费投入模式与其他馆藏机制。目前桐城市针对现有的文献资源建设已经构成了多层次的文献流通体系，上述的文献流通模式分别建立于区域服务网络、总分馆以及基层图书服务的前提下。由此可见，不同种类的文献资源馆藏模式的公共服务体系也呈现突显的差异性。因此在现阶段中，图书馆应当秉持以人为本的宗旨来健全现有的特色文献资源体系，从而将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融入现有的图书服务中。 一、在建设图书馆文献资源中全面融入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桐城市本身拥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独特的人文魅力。近些年来在致力于建设与开发的同时，忽视了某些珍稀文化的保护。虽然很多部分珍贵的传统文化已经被纳入了保护体系中，但政府及有关部门也不应忽视传统文化，反之针对当地传统文化应给予更多积极重视。此外，当地民众也很难真正意识到保护传统文明对于推动该区域全面进步以及综合发展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当前阶段亟待关注传统文化的全方位普及，其核心举措就是要全面建设当地特色的公共图书馆，呼吁传播传统文化知识。 相比于其他种类的图书馆而言，特色公共图书馆并非侧重于获取利润，建设此类图书馆的根本目标应当落实于公益性。在此前提下，当地民众就会倾向于来到图书馆获取自身必需的文化滋养。因此可以得知，当地针对公共性以及公益性的图书馆有必要为其配备各项必需的文化设施，同时也要在现存的文献资源中融入更多的特色传统文化要素。在紧密结合文献资源建设以及传统桐城文化融入的前提下，建设自身优质的服务体系实效性。 二、公共图书馆建设文献资源涉及到的具体模式 公共图书馆应当紧密结合自身在各个阶段表现出来的真实状况，从而选择适用于当前文献资源建设的可行举措。依照文献资源建设的不同分类来看，针对公共图书馆有必要将其分成如下的文献资源建设具体模式：

近代文学

近代文学 近代文学概说 一、西学东渐 （一）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学习与吸收，如梁启超所言，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器物上的吸收，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2、制度上的吸收，“变法维新”运动；3、文化上的吸收，要求人格素质的全面提高。 （二）取得的成就： 1、教育体制发生变革，新式学堂大量用下，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科举制，兴办学校； 2、迈出国门的留学生增多，他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回国后有力促进了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 3、翻译一批西方科技、文化、政治等书籍。 4、报刊传媒的飞速发展。辛亥革命后，报刊杂志“当时统计全国达五百家”（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二、作家的分化 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可分为三代： 1、第一代以龚自珍和魏源为代表：主张“通经致用”，追求个性自由，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吁。但由于引进西方文化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学习力度不大。总体上，这批人未脱传统文化。 2、第二代以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为代表：主张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在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充分运用西方文化的新知。 3、第三代以柳亚子、秋瑾等为代表：由于不少人出身洋务或者留学国外，因此知识结构现代化，而报刊业的发达，也促使一批翻译家、小说家成为半专业的作家。 三、文学观念和文学形态的变化

（一）文学观念的变化： 1、重视小说的社会价值和功用，提出改良小说和小说界革命：“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论小说与新治之关系》） 2、悲剧观念：王国维吸收西方剧观念，以此解读《红楼梦》、《窦娥冤》、《赵氏孤儿》。 （二）文学作品形态的变化： 1、文学类型：小说有侦探小说、政治小说、科幻小说等，戏剧有话剧等，这些都是新的文学类别。 2、文学艺术手法：小说叙事出现第一人称叙事、倒叙结构等新手法，艺术描写则出现环境、心理、人物肖像等细致刻画。 教学大纲 第一章龚自珍与近代前期的诗文词（4课时） 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近代前期诗文词的创作情况 教学重点：龚自珍诗文创作的革新意义 教学难点：宋诗派 重点作品：《咏史》、《已亥杂诗》、《三元里行》、《卜算子》、《江边老叟诗》、《病梅馆记》、《观巴黎油画记》 第一节、龚自珍（见前） 第二节、反帝爱国诗潮 一、反帝爱国诗潮的涌现 二、林则徐、魏源与张维屏 第三节、宋诗派、桐城派与词的创作 一、郑珍与宋诗派 二、桐城派 三、报章体 四、周济与常州词派（见前） 五、蒋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