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_结构及其演进轨迹的思考
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吸收当代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切可靠的有益成果,进行深入研究。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建立唯物史观的时候,曾经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当时的人类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
学所有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从而创建了站在时代的前面指导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我们今天又如
何?我们是否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当代人类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从
而使唯物史观不断获得保持新鲜生命力的不竭源泉?个人认为,中国学者在此方面始终做得较差。仅
就上面提及的唯物史观的国家理论而言,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已经用大量的事实证明:有阶级但无国
家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的,这说明国家的产生不仅与阶级的出现有关。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吸收
这些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新成果,使唯物史观的国家理论得到符合历史实际的丰富和发展?
所以,能够使唯物史观重振雄风的惟一途径,就是脚踏实地,切切实实地为发展唯物史观做些有益
的事情。用能够指导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重新赢得史学工作者和广大青年学生
的重视和信任。
除此之外,任何空洞的指责与痛心疾首都无济于事。笔者个人近期将试图以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
法,对涉及历史规律的有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讨。同时,真诚地希望志同道合者能够分工合作,共同
为唯物史观的复兴而努力。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结构及其演进轨迹的思考
葛金芳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今年(2005)年初,我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期上发表的拙文中,首次提出了“同质社会”假说,但
未及展开论述。在我看来,自先秦至明清,长达三、四千年的我国古代社会,可以按其经济形态划分为四
种先后相续的同质社会。这就是(一)以“井”、“邑”即村社共同体为基础的先秦族群社会;(二)以“编户
齐民”即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汉唐吏民社会;(三)工商业文明在农业社会母胎内全面成长的宋明租佃社
会;(四)插在汉唐和宋明之间的辽金元(西夏亦应包括在内)社会则带有程度不等的游牧文明色彩,又是
一种自成体系的同质社会;(五)而清朝则是宋明社会和辽金元社会的大幅度综合,这个综合的重大成果
就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内地农耕文明与周边部族的游牧文明互渗互融、相交相合,从而奠定了今天拥有
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现代中国版图。
这几种同质社会以一个否定一个的方式传承下来,其间既有区别(性质相异)、又有联系(新旧杂
陈),还有转折、交叉和融合。从先秦族群社会向汉唐吏民社会的转折发生在战国时期,而春秋时段已见
端倪,主要是井
田制瓦解、小农阶层的出现和宗法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化;从汉唐吏民社会向宋明租佃
社会的转折发生在晚唐五代时段,而中唐已见端倪,主要是均田制瓦解、租佃关系发展、工商业文明的快
速成长和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
公元10至13世纪,契丹、党项、女真等周边游牧部族迫于气候(第三寒冷期)等原因逐步深入黄河
流域,内地农耕文明的经济重心随之南移到长江中下游,更加靠近东南沿海出海港口,海外贸易日趋繁
荣。宋代特别是南宋的两浙、福建、广南等地,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得以
崛起并初步成形,于是汉唐时期“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汉唐
大陆型帝国至此向两宋海陆型帝国转型。这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向及其内在特质的真正带有路标
性意义的重大转折。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
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
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中国社会已然处于近代化的前夜,或者说早在北宋中叶以降,
近代工商业文明的曙光已经依稀可见。这比欧洲至少要早三、四百年。
5遗憾的是,宋代、明中叶、清中叶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上一再启动的都市化、商业化和原始工
业化进程,却未能结出现代化的正果,其最为直接的原因当然可以归之于战争的干扰。12世纪初女真
铁骑频频南下,饮马黄河;13世纪由蒙金战争拉开帏幕,中原和江南屡遭蹂躏。其后虽在元朝统治下复
归统一,但领主分封制、匠局制(实即工农制)和“驱口”、“人市”等前封建制因素死灰复燃。这些落后因
素在明初社会打下深深的烙印,一直要到明中叶城市化、商业化和原始工业化进程才重新启动。然而明
末清初又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其时战火尚在燃烧,又伴之以圈地狂潮,城市社会经济再次受
到重大打击,北宋以来一再启动的原始工业化进程也屡遭打击而奄奄一息。18世纪的康乾盛世虽然持
续了百余年的和平,但人口从一亿狂增至四亿,社会经济陷入了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Involution)陷
阱。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到制度环境中去寻找。海内外学者经数十年之比较研究,发现近代化诸
因素的成长不仅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而且需要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孕育和容
纳;更需要一个趋向民主化的宪政秩序加以支撑和呵护。当代新制度经济学已经证明,制度是经济发展
的内生变量。仅就明清而言,大一统的专制集权政体出现了日趋严重
的政治衰退倾向(如皇帝不理朝
政,宦官操纵朱批,朝内朋党相争,文字狱愈演愈烈等);国家不知保护民众产权反而大肆摧残工商业活
动(如矿监税使);不知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反而一再“禁海”、“迁界”;看不到市民阶层的发展前景,反
而将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科举制度纳入到旧式官僚体制中去。于是原本是原始工业化进程之推进主体的
工商业阶层反而被异化为封建官吏,各级城市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堡垒而失去了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
至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在实现其“伦理学转向”后愈加精致却又愈加内敛,一面用“存天理、
灭人欲”来愚弄百姓,一面用“君权神授”、“朝纲独揽”来取媚君主。笔者曾将这些弊端称之为“制度性缺
陷”。而此时西方已经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而蓄势待发,1840年后的中国便不可避免地陷入落后挨打的
泥潭而无法自拔。
历史的进步与退步:以“大一统”观念为例
[以色列]尤锐(Yuri Pines)
(希伯来大学,以色列耶路撒冷)
在离开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后,中国学术界没有系统地提出新的历史
理论。但是,目前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下,许多学者都重视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色”,
重视传统中国文化的光荣,尤其是其空前的延续性。按照这个越来越普遍的看法,中国的历史在不断发
展,而历史上的矛盾并没有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尖锐。对某些学者来说,尤其是在某些教科书中,中国的
文化、科学、经济、民族的统一等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从来没有任何退步,从夏、商、周一直到现在,
甚至到未来。
“延续性”的说法,虽然有一部分正确的方面,但是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也造成了不少问题。假如我们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价值观、思维方式(例如礼、德、孝、忠君、“大一统”观等)
是永恒的和内在的,从“三皇五帝”时代而有的。如果这样,我们不免会忽视历史的复杂性,会忽视其内
在矛盾及思想斗争的某些方面。换言之,将难免陷于简单化。我认为中华帝国的产生,中华文化的形成
并不是天然的过程,没有任何历史必然性;而只是某些政治家、思想家的选择。为了说明我的看法,我将
简略地以我对中国历史上“大一统”观念产生和发展的研究为例,来讨论“延续性”和“不断发展”这种思
维模式的缺陷。
有关“大一统”观念的产生,在中西学者之间的矛盾是比较突出的。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个观念是
秦汉统一了天下以后才产生的,应该属于“帝国自我宣传”所致。许多中国学者则相反,认为“大一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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