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摘要：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持续纵深发展，中国经济建设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显现出30多年持续性的良好增长势头。并且在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4000美元大关，闯过从“下中等收入组”通向“上中等收入组”的门槛，真正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虽然推动了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和文化的持续发展，但是，在市场化、全球化与城镇化不断加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还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以及不可持续性的新问题。那么，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我国急需解决的难题。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方式挑战及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经济发展快速的经济体进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至6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生产力和收入增长却陷入停滞局面。这一时期中等收入国家都将面临两大难题，就好比像被核桃夹子夹着，一方面有来自低工资国家竞争者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有来着知识经济主导的发达国家创新者带来的压力。然而，有趣的是，中等收入陷阱似乎只是后发展国家的事情，与先发展国家没什么关系，深究其中可知——发达国家的发展绝大程度上是一个渐进的、自然的、乘势而上的市场过程，而后发展国家为了赶超，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造成诸多经济扭曲，为进一步的发展带来了障碍。目前的中国恰好处在了这种尴尬境地：

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在2010年就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但是在居民收入和其他社会指标上，群体与群体、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都在明显加大。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基尼指数仅为0.30，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值相当。在2010年，基尼指数高达0.47，远远超过了公认的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警戒线。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才降至0.462。因此，我国抵御经济停滞存在着能力不足的问题，以及迫切需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

在探讨中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前，先分析一下目前存在的挑战。一、“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中国的主要现象

与早已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拉美国家、马来西亚）不同，中国现在仍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整体上处在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城市化

进程进入高速城市化阶段，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一定程度上使经济增长存在着比较大的回旋空间。但必须承认，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约束条件在不断增加，“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日渐凸显。

1、经济增长的后劲不足，“失速”风险在增大

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外需和投资活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外需萎缩严重，在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之下，依赖高强度的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也只能是解“燃眉之急”，终究非“长远之计”，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后遗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4年，中国GDP从10年的401512.80亿元人民币下降到14年的636463，增长率从10.45%下降至7.4%。经济发展的放缓，把过去高增长掩盖下的发展低效率的问题全面暴露出来，包括企业盈利能力的不足、地方的债务风险、长期信贷的回收困难等，造成了微观活力的不足、竞争力降低等问题，甚至产生了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危机。

2、金融发展严重失衡，金融调控风险的巨大

中国长期凭借着低要素价格政策来赢取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表现为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进程缓慢。在间接融资的主导格局下，中国一直执行者低利率、高利差政策，不但不利于完善银行治理，而且不利于提高资金效率，并且银行的经营水平低下和创新能力不足，进一步加大风险。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5年7月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前，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变动很小，实际上形成钉住美元的局面，导致汇率形成机制扭曲。同时，出口规模快速扩大，贸易顺差的持续增加，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至今已达到3.33亿美元，风险积聚极高。

3、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拉大

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拉大，特别是在城乡收入差异缩小时，城市和乡村内部贫富差异都在持续扩大。1978年，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指数为0.30，在国际上还处于较低水平。改革开放之后，在解决了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倾向时，又形成了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自1997年基尼系数超过0.40的警戒线水平，18年来都高于国际警戒线，目前达到了0.462。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都仍在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城乡收入差距的比值在2009年达到了3.33：1，此后差距明显缩小。2015年中

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是13年来首次缩小到3以下，为2.92：1，这也就是回到了2001年左右的水平。可是一旦把城市居民收入中的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等社会福利考虑进去，收入分配差距还要更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实则在扩大。

4、公共服务总体不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严重不足等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变，全社会的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同不健全的公共服务体制、短缺的基本公共产品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上学贵、看病贵、就业难、房价高、生态环境污染重等问题，已经成为城乡居民普遍面临的难题。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都存在明显的差距，文化资源也基本集中在城镇，乡镇以下多数没有文化设施。在不同地区之间，比如最发达的上海和最不发达的贵州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更是惊人，以至于胡鞍钢作出了“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论断。

5、对低成本粗放型发展模式的惯性依赖，结构调整难度很大

长期以来，中国产业缺乏研发能力和营销能力，被锁定在了“微笑曲线”价值链的低端，利润微薄。粗放型发展模式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低利润，造成了资源能源的消耗过多、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不具有可持续性。所以，一旦失去低成本竞争优势，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就难以为继，生存困难，如温州民营老板“跑路”事假。

二、跨越中等收陷阱的改革选择

虽然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性质，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权比较稳定，但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同样提出了严峻挑战。

1、切入点就在于推动公平分配

首先，从三个方面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收入水平。一是提高低收入群体家庭成员的就业率。二是提高低收入群体家庭就业人员的薪酬水平。在薪酬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协调增长的前提下，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尽量加快提升低收入群体家庭的薪酬水平。三是积极开辟和扩宽薪酬以外的其他收入渠道，制定自我创业政策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从而增强低收入群体家庭的自我创业和自我致富的能力，最终达到提高低收入群体家庭的非工薪收入的目的。

其次，应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据国内外研究资料表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与他的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预期收益越高；受教育程度越低，预期收益也越低。由此可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居民的教育、科技和文化水平，培养有一技之长的有用人才，才是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根本途径。

2、提高产业结构为突破口

第一，侧重转变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指从生产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在于提升技术、知识、信息这类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与作用。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看，实现技术的进步和效率的提高有四条途径:农村劳动力有低效部门向高效的非农产业转动；基于科学技术的普遍运用；服务业的非常发展；信息化的改造。

第二，注重调整经济结构与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结构高度化。创新能力的提高促使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从而引起了产业结构变动。而技术变迁则使生产率提高较快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比重趋向高涨，达到了产业升级。东亚国家和地区接近于每10年来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推动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因此，需要建立更为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不是关起门的自我研究开发，而是全球科技资源的高效利用。中国已经是研究开发国际化的重点地区之一，研究开发的国际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印度、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都在创造条件争取，若我国采取积极措施，不但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能拉近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的差距。

3、城市化应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

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主推经济增长的功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中国的城市化不得不选择效益型的道路。同时，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速度保持一致。改革开发30多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很快，与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分不开的。而我国之所以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印度孟买、巴西圣保罗）的“城市病”，就在于稳妥推进城市化。因此，我们对城市化的速度预期应与对未来经济发展速度的预期保持一致。

4、拉动内需，降低对外依存度

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冲击的风险。毫无疑

问，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各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但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的提高，更多是依靠内需而不是出口。

李克强总理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的方式来提高消费能力，完善消费政策，培育消费热点。要扩大服务型消费，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各类服务机构，重点发展养老、健康、旅游、文化等服务，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只有居民手里有钱了，没有后顾之忧，才会大胆消费；另一方面，我国产能过剩，但是中国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潜能巨大，国人到国外疯狂购物足以说明这点。所以，把这些产能组装成居民需要的最终消费品，以及使现有产能变成有效供给，才能真正拉动内需。

再就是，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虽然进出口的双向激励极大的刺激了贸易量，奠定了贸易导向的经济，但是贸易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将会导致中等收入增长的问题，恶化中等收入国家的贸易条件。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15年以来，内外需持续低迷，我国进出口总值22.08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了7.8%。其中，出口为12.71万亿元，下降了2.2%；进口为9.37万亿元，下降了14.4%；贸易顺差为3.34万亿元，扩大了63%。出口下降最主要是由于美、欧、日及部分新兴经济体复苏基础仍不稳固，影响其消费品和工业品进口需求。其中，部分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前景和进口需求急剧恶化对出口的冲击尤为明显；日本经济又一次陷入衰退；欧美经济回暖还不够强劲并且传导具有时滞。因此，采取贸易发展战略多元化、推广外贸新模式等是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重要内容。

总之，中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会面临一系列的发展风险，只要我们认真总结别人的经验教训，作出正确的改革选择，切实全面深化改革，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一定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参考文献：

[1]马岩，《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国际视角》，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

[2]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未来10年的中国——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课程名称：《西方经济学》

论文题目：《中国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系别：会计系

专业：会计学

班级： 2013级会计学7班

姓名：黎俏嫔

学号： 2013102020720

任课老师：刘娟

指导教师：刘娟

日期： 2016 年6月17日

教务处制

中产阶层培育、发展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作用

【摘要】中国在经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后，正面临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严峻挑战，即面临所谓的世界难题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层的培育与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维视角，论证了培育中产阶层确实非常有必要，而美国、日本、韩国及拉美国家的相关经验教训为此提供了国际证据。 【关键词】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战略三维视角。 一、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二战以后，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实现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跨越后，一直无法突破10000 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种现象被世界银行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从中等收入行列跨入了高收入行列。其中，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仅有日本和韩国，完成这个跨越，日本花了大约 12 年时间，韩国仅用了 8年时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其经济发展起步甚至比韩国更早，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回顾近 3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从贫困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是十分成功的。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0 年底，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4260 美元，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与风险凸显的阶段，将面临诸多的挑战。林岗等（2011）认为，该阶段存在九大挑战：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科技创新难度增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体制改革更加复杂。与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但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不断增多。孔泾源（2011）指出，目前，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日益凸显：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失速风险增大；金融深化不足，风险过于集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公共服务总体不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发展严重不均；对低成本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惯性依赖，经济结构调整难度越来越大。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战略性难题。 二、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世界银行指出，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直接原因是：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有效提升价值链和以知识创新、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制约；对外贸易不平衡；存在金融系统风险。中国学者高世辑、卓贤（2011）、林岗（2011）、陈湘源（2011）、孔泾源（2011）、刘伟（2010）等学者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在以下问题：发展战略错误（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宏观经济不稳定（包括金融体系脆弱，过度依赖外资）、要素升级迟缓（包括科技创新不足，劳动力素质提高不快）、收入分配不公（包括贫富分化加大，基尼系数过高）、制度创新滞后（包括腐败丛生，政府效率低下）等。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观点评述。 部分学者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战略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转变发展方式（刘伟，2011），第二种观点是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高世辑、卓贤，2011），第三种观点是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马晓河，2011）。 （一）转变发展方式观点。转变发展方式与其说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与一定时期经济社会条件相匹配的，体现出阶段式特征。以中国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导刊 11 2011 / 04碰 撞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被突破，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自身机制及体制矛盾难以克服，不能成功过渡使发展陷于停滞，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出席停滞或回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的 表现特征与表现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有：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停滞或增长回落、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社会冲突加剧、腐败问题突出、民主乱象、金融体系脆弱等。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首先是，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如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 【关键词】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逾越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 |刘 波 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 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得较为突出。 第三，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与此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上世纪的日本社会曾经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第四，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我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第五，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 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行政垄断，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我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我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 陷阱”的诱因 目前，我国人均GDP 接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区域，我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长期以来 “加快增长”的目标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 “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粗放增长、过度投资驱动”的模式，造成了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许多问题，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严峻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可能为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首先，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要素的成本增长，投入边际报酬逐年降低，如沿海地带劳动力成本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受压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变弱。另外，我国出现所谓“超 常城市化”现象，城镇化加速时期带来了交

应对 “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摘要：从国际社会的发展来看，很多国家在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必须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本文首先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及中等收入的界定标准；之后以韩国和巴西为例，分析了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最后结合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论述，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验教训；策略；十九大 1 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时代规划。他指出，既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就必须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对大众来说并不陌生，之前笔者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接触过这一说法，近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这门课上，较为全面的了解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概念和深刻含义，课下也查阅了一些资料，现将自己的一些收获简述如下。 2“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及界定 2.1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2007年发表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的[1]。《报告》指出，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工资上涨而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竞争，又因创新能力不足无法与处于技术前沿的高收入国家竞争，丧失了比较优势，加之又面临着城市拥堵、收入不平等、腐败等问题，难以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2.2 中等收入的界定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是对中等收入的准确界定。确定中等收入概念，对于分析该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判定“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绝对收入标准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国民收入（GNI）分

如何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概念解释及相关时代背景】 (1)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2)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4)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观点】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的需要，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外源式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资源消耗性经济发展， (2)【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转向内生性经济发展、协调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的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 【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隐患、问题的成因】

(1)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收获“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之后，如果不能尽快积累形成内生增长能力，亦即资本积累形成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制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就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一个侧面。 (2)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的是社会风险，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同的是经济风险，比如，经济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退化，面临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经济增长的内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3)拉美国家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为他们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量不是内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进大量外资与外部技术、依托外部市场等途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正因为是外生的驱动力量，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会不断加剧，以至于继续努力创造的积极性下降。 【外国的经验】 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过“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是它们提前解决了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成功跨过了“陷阱”。 (1)英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为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税前收入政策和财产性再分配政策等措施，大大降低了人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2)日本在中等收入阶段，非常注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首先，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韩国也是如此：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实行了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政策 (3)与发达国家相反，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忽视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分析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案例分析 Document serial number【NL89WT-NY98YT-NC8CB-NNUUT-NUT108】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 （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 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

_中等收入陷阱_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

2010年经济：可以预期的 上述已知的，对于2010年经济走势意味着什么?分析其涵义或曰后续进程及其效应，当是预期2010年经济的出发点。在笔者看来，上述已知约束条件至少有三个层次的涵义： 其一，2010年经济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实体刺激政策的成本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如此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不说其隐含成本，单是显性成本就很大，最大的显性成本在于耗费的财力巨大。许多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已将未来若干年的财政预期收入搭了进去。 其二，2010年各国宏观政策的最大话题，将是干预政策的“撤出”问题。撤出政策实施的好坏尤其是全球大国的协调性，将左右世界经济未来走势。 其三，2010年中国经济走势，也将与政府刺激政策的撤出效应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经济此前的政策带有“非沉疴下了猛药”的特征，撤出政策的负效应当更大。同样，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宏观政策的政策撤出当更为紧迫，早点撤出比晚点撤出成本要小。这方面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岁末年初的经济增速已经达到超高速水平，通涨预期正在“变现”。 经济政策：须直面刺激政策“后遗症” 如果将2009年的大力度干预政策比作一剂“猛药”的话，那么它所引出的隐含成本，就犹如猛药“后遗症”了。笔者以为，这种猛药“后遗症”，当是未来一两年乃至数年内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一组重要约束条件。客观地来分析，在所有刺激政策“后遗症”中，最为突出，同时构成2010年政策选择重要约束条件者，大约可归入三个大的层面： 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通货膨胀威胁的提前到来。无论按照经济学常识判断，还是就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状态来看，都不难得出结论：大力度刺激政策促成的经济增速提升，多半属于数量型的，而非效率型的。 产业层次，表现为两个过度依赖的强化。一个是对那些原本调整压缩产业的过度依赖的强化。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钢铁业了。2006年起各方就一致认为中国钢铁产能已经过剩，2008年10月之前原本属于宏观政策打压的行业，然而随着年底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在2009年再次得以扩张。另一个是对房地产等“泡沫易生型”产业的过度依赖。房地产也曾是2008年10月份之前宏观调控政策针对的主要行业，调控的主要目标曾定义位于抑制过高的房价，防止泡沫发生。然而，随着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这个目标不仅未能兑现，反而发生了新一轮的涨价潮。 在对外贸易上，是对出口退税等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症。2009年，在全球市场极其疲软的环境下，中国外贸之所以能稳住阵脚，降幅远小于全球几个贸易大国，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发挥了作用。在国家商务部那里，这种政策目标被明确地定位于“保市场、保份额”。为此，所使用的最为频繁的政策工具，则要首推提高出口退税了。不容置疑，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及涵盖商品种类的增加，对于遏制2009年外贸下滑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必须看到此种政策的负面效应，除了贸易福利流失而外，出口退税还导致了一个恶性的路径依赖。由此形成如下“怪圈”：出口退税→贸易增长→国外反倾销反补贴→出口退税。这样的政策显然是难以持续的。 上述“猛药后遗症”或曰刺激政策的隐含成本，无疑将是未来一年乃至若干年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约束条件。 （汤摘自《浙江经济》2010年第5期赵伟/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

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陷阱

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陷阱 我们常说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就会出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7400美元。而2015年7月1日世界银行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4126-12735美元之间，很显然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中国只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在今后的十年内进入高收入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这里我要说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对此西方学者是故意不说的，这陷阱的问题我以前也讨论过，在教育层面是非常关键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财富外流，而教育的外流影响是最大的。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这些国家就有可能出现留学的数量激增的趋势。 在以前收入低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基本是需要奖学金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有奖学金，要能够自费的，也是社会当中最少数的人群，而且这些人在本国教育环境相对落后，他们出去以后再回国还有教育落差，这个教育领先和他们原有的地位，就足以吸引他们回国，他们留学的收益是正的，就如我们民国时期和留学，现在印度的留学一样。 而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本国的教育也大发展了，外国教育的领先落差缩小，最尖端的有奖学金的这些人回国的动力降低，他们的外流是国家的损失。更进一步的是大批的富裕中产也能够留学了。就如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在国内不得了了，百万元的简直是神话，面对上百万的留学费用，就算是当年国内的顶级富豪，也是难以承受的。而到现在200万左右的留学费用，不足北上广深的半套房子，随便把房子卖了，就够留学了。因此在核心城市的人群都有自费留学的财力。尤其是中国计划生育下的独生子女一代，爷爷家和外公家各留下至少一套房，爸爸妈妈也有房子，祖辈离世房子本来就有富裕，这个留学的费用就更容易支付了，这可是巨大的群体啊！北上广深是有大约一亿人以上的！还有这些核心城市的北漂沪漂等等，他们落户不下，但当孩子上大学时刻，也是有了一套房，卖了房举家移民，对难以落户的他们是非常现实的选择。因此我们的教育问题，教育体系带来的大量人员以留学为第一目标的外流，是足以给中国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带来巨大社会压力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当中的教育陷阱。 2015年，我国的GDP达到67.7万亿元人民币，近1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已经超过10000美元，甚至超过15000美元，中高收入消费人群正在聚集。人均在15000美元，那么对高端的TOP5%人群，就是有与美国人同样的收入的，如此高的收入意味着他们的孩子，都有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能力，而且中国人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倾囊而出的投入的，把多年的积蓄用于孩子的留学，支付能力是超强的。微观上个人的消费能力没有问题，但在宏观上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顶不住的，中国的国际收支是难以平衡的，而且在现有的外汇报表统计当中，这些留学的刚需和未来增长的预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计算，这些必将成为中国崛起的巨大压力。留学刚需的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民日报：中国预计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 2016年06月12日06:14来源：人民日报作者：郑秉文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综合来看，再用六七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问题的关键是，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必须着眼长远，在现阶段就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重塑增长动力源[-2.48%资金研报]，使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动力，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经济长期趋势如何？在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前后如何保持强劲增长动力？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及其发展经验 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二战以后，先后又有一些经济体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首先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几个小型经济体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纷纷进入高收入阶段。然后是中东欧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南美大陆的“优等生”，进入本世纪以来先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是南美一些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智利和乌拉圭在这一年成功跨越二战后南美国家集体陷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率先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国家。 先后发展起来的这些经济体，它们保持较高发展水平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条件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经验各有千秋，总的来说可归纳出三条主要经验：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创新活力的激发使这些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发展巅峰；虽然后来经历了经济波动和危机，但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第二，坚持对外开放。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搭上世界经济

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摘要：二战后至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然而，有不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进入高收入行列。拉美地区是典型代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加大，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因此，中国要积极吸取拉美国家的教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脆弱经济改革社会问题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概念和现象，是由世界银行的专家学者（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2007）基于一个长的历史视角从众多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实际中整理概括出来的，最主要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使之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导致一直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并伴随着一些其他特征，如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纵观世界历史，二战后许多国家顺利摆脱贫困，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11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南风窗》的一篇文章中给出这样一组统计数据，在数据齐全的87个发展中国家中，1980年有71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国家)，到2009年仍有61个，即86%仍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按照世界银行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超过其当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UMC)国家3976美元分界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我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已有7省市破万。那么中国是否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从拉美的实践中中，中国有可以获得哪些教训呢？本文将着重探讨。 二、分析与论述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和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国家人均GDP分别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时隔40载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的拉美，一直被各种危机和挑战困扰，比如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以及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尽管进行了社会政治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金融自由化改革，但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

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与策略

中等收入与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的内涵 所谓中等收入，一方面，它既可以根据GDP或GNI的相关指标来说明，另一方面，亦可以依据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明。 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一统计指标，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大致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最新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收入国家104个，低收入国家31个。以收入水平这一分配指标作为依据，可以判断哪些收入者可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因子。按照收入的标准，学者划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口径大致有四个:人均年收入1万一10万元和户均金融资产3万一10万元的群体;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 5万一3. 5万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万一7万元为基准;家庭财产达到45万元;年收入在1万一5万美元之间的核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对“中等收入者”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能够获得广泛接受的界定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其内涵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国际上因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等原因，从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指的是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亚洲的伊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有些则在较长时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自拔，或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有些则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又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与区别“收入分配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别以及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比重的差别。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从而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按照基尼系数，系数越低表明收入分配越合理，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合理。国际上通常把0. 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己接近0. 5，超过了国值得说明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不是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分析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

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主义刚刚兴起。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实行了“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提出改造工业结构，扩大产业基础；发展综合化学、造船和机械工业，引进最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推动了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由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中上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发展被称为“汉江奇迹”。

为什么贫富悬殊的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贫富悬殊的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 李尚勇 2012-02-20 22:54:06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几天前，中国改革论坛网发表了一篇题为《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辨析》（以下简称《辨析》）的文章。 该文谬误不少，罗列的资料也很多。本文也使用《辨析》一文的那些资料，但得出与其完全相反的结论。 该文认为，“只要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就一定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论并不可取”；“在具备‘中等收入陷阱’特征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人力资本问题、技术创新问题都是影响一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障碍，收入分配问题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因此，“不能夸大收入分配不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并认为“任何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努力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冲击，都会因减少储蓄、投资而令经济增长中断”。 一、贫富悬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此后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表现为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发展经济学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称为“贫困陷阱”，1000～3000美元称为“起飞阶段”，3000～5000美元称为“中等收入陷阱”，1万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门槛。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与之相对的是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它们分别花了12年和8年时间，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下表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GDP徘徊情况”：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 GDP徘徊情况

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80分参考答案

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80分参考答案 一、单选 ( 共 6 小题，总分: 40 分) 1. 从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为（） A.1.64% B.2.64% C.3.64% D.4.64% 2. 王一鸣教授指出，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 A.46.6% B.47.6% C.48.7% D.49.7% 3. 2008年，韩国的预期寿命为多少岁？ A.59.8岁 B.69.8岁 C.79.8岁 D.89.8岁 4. 1995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多少？ A.8469美元 B.9469美元 C.11469美元

D.21469美元 5.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2001年-2007年，我国外贸的年均增长率为（） A.11.6% B.21.6% C.31.6% D.41.6% 6. 1960年，韩国的预期寿命为多少岁？ A.54.2岁 B.64.2岁 C.74.2岁 D.84.2岁 二、多选 ( 共 3 小题，总分: 20 分) 1.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二战以后，下列哪些国家和地区是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A.日本 B.韩国 C.新加坡 D.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2.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面临下列哪些挑战？ A.高储蓄率正在发生调整 B.劳动力成本上升 C.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降、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D.外部需求的增速放缓、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 3. 下列各项表述中正确的有哪些？

A.2003年，马来西亚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69%。 B.2003年，阿根廷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41%。 C.2003年，马来西亚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41%。 D.2003年，阿根廷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69%。 三、判断 ( 共 6 小题，总分: 40 分) 1. 王一鸣教授指出，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部需求明显收缩。 正确 错误 2. 据瑞士信贷银行计算，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会占全球的14.1%。 正确 错误 3. 王一鸣教授指出，我国由外需转向内需，不能理解为简单降低进出口的规模，或者简单去压缩投资规模，而是应进行系统性的调整。 正确 错误 4. 王一鸣教授认为，本世纪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上世纪90年代比是上升的。 正确 错误 5. 王一鸣教授指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偏高。 正确 错误 6. 王一鸣教授指出，目前，中国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正确

中等收入陷阱破解

“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破解之道 摘要：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历程中陷入过“中等收入陷阱”。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世界性难题，破解 引言： 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伴随而至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越来越多被经济学家们提起。在当前中国国情中，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值得人们深深思索。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存在问题的描述，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分析当下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提出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案。 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及存在问题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飞速发展，人均GDP从1981年的195美元从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7593美元，翻了39倍，实现了巨大的飞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从勉强温饱到基本小康。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小康水平处

样本进行比较。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不同。以人均GDP增长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亚为4.0%，而韩国为6.3%。 第二，研发创新能力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悬殊。韩国2011年达到4.04%，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1.07%和0.65%，从研发人才来看，2011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究人员达到5.92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1.23和1.64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4.81倍和3.60倍。 第三，贫富分化程度差异较大。从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基尼系数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和阿根廷明显存在贫富分化较大的现状。 第四，政府政策作为不同。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