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

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

——为北京大学七七至七九级青海湖北考古实习同学而讲

俞伟超

一“考古类型学”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概况

“类型学”是一种方法论．这是本世纪才发生的外来名词，英文为typology，源于古希腊文typos和logy的结合．typos的本义是多数个体的共有的性质或特征，所以typology的直接意思是一种研究物品所具共有显著特征的学问。typos在希腊文中演变为typo，英文为type．近年编的许多英汉字典往往把type释为样式、类型，把typology称为类型学。在近代科学中，生物学最早使用这种方法论对生物进行分类，后来考古学也开始运用这种方法论。我国的考古学界，过去有很多人亦曾把它叫做形态学或标型学。这是研究物品(包括遗迹和遗物)外部形态演化顺序的方法论。由于许多物品的形成变化，需要在归纳成不同的类别和型别以后，各自的发展序列才能清楚，所以把它称作类型学，似乎更妥贴些。

近代考古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人类古代生活的许多方面，同它发生联系的学科极为广泛，研究考古资料所需要使用的方法是多科性的。但任何一个学科都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自身独有的方法论，否则这个学科就不会独立出来。这就是说，研究考古资料虽然会涉及到许许多多学科，却不能把所涉及的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都算作考古学方法论的一部分。例如利用考古发现的花粉孢子、农作物种籽、动物骨骼来研究人类古代栽培农作物和驯养动物以及生态环境变化等方法，主要使用的是农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等方法。如果把这些研究工作当作单独的学科来看待，应当叫做考古农学、考古植物学(或古植物学)、考古动物学和考古环境学、古气候学等等。七十年代以来在我国曾流行过的水文考古、地震考古这些名称，其实还是叫考古水文学、考古地震学才准确些。当然，这些利用考古资料来研究农业进步以及人类活动时期水文变化和地震现象等工作，就人们的日常概念来说，把它们叫作农业考古、水文考古、地震考古，亦未尝不可。但这些工作的主要研究方法并不属于考古学。可以说，它们是农学、植物学学、动物学、水文学、地震学等学科的分支。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科结合为一种新学科的情况是不断发生的。考古农学、考古动物学、考古水文学、考古地震学的出现，便是两个学科结合的产物，但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属于农学、动物学、地震学的。考古环境学的出现，更是多学科的结合。不过，为了研究人类的历史而从特意寻找和提供这些资料开始，加上利用其研究成果所作有关人类生产能力和社会前进过程的分析或概括，又应当是属于考古学的。

把属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划出去以后，剩下的就是研究人类社会方面的方法。能否把依据考古资料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方法都叫做考古学方法呢?还是不能。因为这包括了人文科学的许多方面，当然不能把这许多方法都算作考古学的方法。严格讲来，真正属于考古学自身特有的方法沦，主要只有地层学、类型学以及从不会说话的实物资料中观察和分析社会面貌的方法，这里所以把实物资料强调为“不会说话的”，即意味着研究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的工作，主要是属于古文字学、古文书学的范畴，至于利用这些文字资料来研究各种古代状况的工作，当然更应是属于其他学科的范畴．

按照这种划分学科性质的概念，即使是利用实物资料所作的各种研究，相当多的方面岂不亦应归属于社会史、经济史、美术史、宗教史等等专门学科，从而把考古学研究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几乎全部抽空了吗?当然不宜这样认识。因为只有产生了考古学特有的透过实物资料表面现象来观察到人们当时具体活动状况的方法，才能进行上述历史的研究。

正是为了通过实物辨料来研究人类历史的需要，人们终于找到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而有了这两种方法，考古学研究历史的能力，才能够发挥出来。因此，可以说是有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考古学才真正从传统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利用古代遗留的实物资料来恢复人类过去时代面貌的科学。这样讲，当然是仅就学科本身的范畴而言；对一个考古学者来说，为了达到研究历史的目的，自然需要许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对于整个考古学科来说，又必须有许多其他学科的配合工作。

地层学是科学地取得考古资料的方法论；类型学则是科学地归纳、分析考古资料而加以分类的方法论。如果说，前者是从地质学中引进的一种方法，那么，后者也可以说是从生物学中得到启示而产生的一种方法。当然，考古学中的这两种方法沦，不是地质学中的地层学和生物学中的类型学的简单搬用，而是有其自身特点。为了区别起见，似乎把它们叫做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更准确些：当然，一般即可简称为地层学和类型学。

在欧洲，近代考古学的萌芽，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十五世纪中叶。开始只是热衷于寻找希腊、罗马的钱币和雕刻等古典时代的古物，后来对英国的巨石建筑(如stonehenge)等遗迹也注意了起来，但真正运用地层学原理来进行发掘，要迟到十九世纪后半叶。类型学原理的系统建立，则更要晚一些。十九世纪初期，北欧的一些古物学家已经热衷于古物的分类工作。十九世纪中叶，生物学有了很大进步，进化论原理开始被发现，达尔文便于1859年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自近代考古学发生后，人们已注意到一群遗物的共存关系，而在生物学中的寻找动、植物发展谱系的那种工作启示下，考古学家为了追求许多遗迹及古物的年代序列，终于也开始找到了考古类型学这种方法。当然，开始归纳出的原理总是比较简单的；直到现在，类型学的原理还是在不断深化和完善。

大致说，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欧洲，类型学已比较成熟。但是系统总结当时的类型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蒙氏于1843年生于斯德哥尔摩，卒于1921年，着力研究北欧、意大利、希腊等地的青铜文化。那一带的青铜时代，缺乏文字记载，欧洲的考古学家往往叫做先史时代或原史时代。为判断那种时期考古遗存的年代，蒙氏就用类型学方法来建立它们的年代学。他在1903年于斯德哥尔摩出版的《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的首章中，就专门论述他所总结的类型学原理及若干实例。这一章，他便命之为《方法论》。

蒙氏的《方法论》，从1935年起被广泛介绍到我国。此年，郑师许、胡肇椿二人在《学术世界》第一卷2～6期上，发表了他们的译本，题目被译作《考古学研究法》，1936年曾由世界书局印成单册发行。也在1935年，又有滕固完成另一译本，题目被改作《先史考古学方法论》，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国学者自二十年代开始了自己进行的田野发掘以来，至三十年代，便已运用类型学方法来研究发掘到的资料。由欧洲学者总结出来的类型学的科学原理，已经说明了古代物品的形态演化有一个客观规律；但如何在具体的考古遗存中寻求具体的规律，以及如何来进行这种寻找，必然会出现不同的途径或不同的具体方法。

最初，梁思永先生于1930年在研究山西西阴村的仰韶陶器时，首先对若干陶片进行了形态分类。他把不同形态的口缘、器底、柄与把，分别给予一定的符号。如口缘根据外壁是否有转折的角度、外敞还是内敛、唇部趋厚程度的不同、向内或向外还是内外均凸起的差别，分用四层符号来标记之。由于当时对仰韶陶器的完整器形只有很少的认识，对陶器的局部形态进行这种非常细致的分类，并不能综合成一种仰韶陶器的完整概念。但这种初步的探索，毕竟是我国学者开始运用类型学方法的一个起端。后来，李济先生为了整理安阳殷墟出土的陶器和铜器，又提出另一种具体方法。他主张，对某一种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器物及其不同形态，应按照同一标准，加以归纳，给以序数。例如容器，先以器物最下部为圜底器、平底器、三足器、四足器诸差别，分别给以一个序号；再按上部的口径与器高的比例、器壁与底部的

角度等差别，确定第二位序号，最后又以器物最大径的位置以及耳、鼻、柄、流等附着品的有无，给以第三位序号。由这三位序号构成的一个序数，就代表了某一种器物的某一个式别；同一式别内形制略有小异的标本，则可再分为若干型(见《殷墟陶器图录·序数总说》)。按照这种方法，似乎只要一见序数的号码，就能知道器物的基本形态。各种器物及其不同形态，可以用一个序数来记录和表达，真比给每个人起一个名字还要准确和方便，因为人有同名同姓，而且人的名字表达不了形态特征。这不是最清楚的方法吗?李济先生曾专门钻研过人类学，提出这种方法，看来是受到了体质人类学记录方法的很大影响。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别和变化，同人类制造的各种东西的形态差别和变化，属于两个范畴，不宜用同一种方法来归类和记录。使用序数之法，可以很好地区分器别，但难以记录和表达同一器别内形态差别的复杂和细微之处，从而不便于寻找及表示器物的形态变化过程，更不易于记忆。关于不便于寻找及表达其形态变化过程这一点，李济先生在刚建立这种方法时，已经觉察到，所以在《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中就说：“这样分目排列的办法，只具有一个极简单的目的：便于检查。至于由这个排列的秩序是否可以看出形态上的关系来，却是另外的问题；不过，这个排列的秩序，显然可以供给讨论这一问题不少的方便。”(《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第8页，1948年5月)把记录器物形态差别的方法，同寻找器物形态排列秩序的目的完全分割开，等于要使研究工作多做一个项目，自然极为不便；况且同一种器别的形态差别，用这种方法难以表达清楚，某些用途一样的器物如三足鼎和四足鼎，还会被归为差异很大的器别。但我国学者毕竟又提出了另一种运用类型学的方法。

也在这个四十年代，苏秉琦先生在整理宝鸡斗鸡台发掘品的过程中，把梁思永先生使用的那种具体方法大大推进一步而使之完整化。他是像蒙德留斯那样观察出同一种器物往往有不同的形态变化轨道，就把不同的轨道，区分为不同的类，在每一类内又寻找其演化过程，按其顺序，依次编号。例如在《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这本报告内，对陶鬲就根据制法、形式和外表的差别，归纳成袋足、折足、矮足三大类和袋足类内的锥脚、铲脚两小类，又按照各类鬲在形态、附饰和制法上的细部特点，把40件分属于三大类，四小类的鬲归纳成九组。类别表现了形态变化的不同轨道，组别则为形态早、晚之异。用现在许多人习惯使用的名称来说，大、小类就是型和亚型，组别类似于式别。

这本报告，对全部墓葬的整体，又分解成105项、234目，最后以墓为单位，根据各项、目的组合情况，归纳、排列成三大组（瓦鬲墓、屈肢葬墓、洞室墓)和十一期。各组既有时代之别，又具文化性质的差异。

苏秉琦先生在同时写作的《瓦鬲的研究》中，又探索了各地出土陶鬲的发展谱系，实际也就是从陶鬲的系列之别来探讨几种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相互关系。可以说，后来有愈来愈多的人所运用的器物的分型分式法、根据出土物共存关系来判断各遗存单位(如地层、灰坑、墓葬)年代的组合比较法、按照成组遗迹和遗物的形态特点来判断其文化性质和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等方法，四十年代时已经出现了，同蒙德留斯归纳出的方法相比，有许多基本接近的地方并有所前进。

那时，专门从事田野考古或仔细钻研过蒙氏理论的人，自然还是很少的，但这种方法论的影响，却正扩大到其他研究领域。三十年代时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既按时间顺序、又分国别来研究金文，客观上表现了类型学方法对古文字学研究的影响。至于《大系》开头所辟专述两周铜器形态变化的篇幅以及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所述铜器形态、纹饰、字形变化等章节，特别是四十年代陈梦家研究铜器著作中所涉及到的地区特征等内容，更是古器物学研究受到类型学方法影响后的直接表现。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三十至四十年代梁思成等主持的营造学社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乃至许多人对于中国古代雕塑、绘画、书法等美术史方面的研究，莫不受到类型学方法的影响。应当说，许多研究古代物品形态变化规律的学科，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类型学方法而前进了一步。

五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在我国有巨大发展。面对大量新发现的材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自然是了解其文化性质及年代。于是，几乎每一个报告都在作形态学的分析、比较；就某一种器物或某一个考古学文化内涵所作类型学研究的论文，也在日益增多。实践是总结方法论的基础。五十年代以来，在大量田野工作基础上进行的类型学实践既然如此之多，对类型学理论的认识，自然会不断加深；而这些新的探索，又自然是在三十至四十年代李济和苏秉琦先生所提倡的两条不完全一样的途径上前进的。

大体说，最初似乎有较多的人基本按照李济的那种方法去作类型学分析。他们摒弃了以序数作标记的琐碎方法，首先是确定各种器物的器别，再比较每一种器别内部存在的形态差别，把形态基本一致的东西定为一个式别(也往往称型别)，个别较特殊的、不宜与其他东西划为一个式别的，订为异式(或异型)。各式别的号码次序，有的是表现一个形态的演化顺序，有的则是任意的。这种划分法，如果进行得很仔细，可以为别人提供一个分析全部器物形态变化序列的条件。可是，使用这种划分法所得到的式别符号，表达不出彼此是同时并存还是前后相承的关系，习惯于这种方法的工作者，就往往缺乏一种寻找同时并存几条演化轨道的紧迫感，从而在划分式别时就忽略了这种辨认，结果是很容易使别人难以根据报告上发表的材料来重作划分。当然，这种分式结果，还是能把许多器物形态的显著差别揭示出来，只要考虑到彼此的共存关系，若干遗物的演化顺序，仍能重新排列出来；若干遗迹单位的年代，亦能大体判断出来。

由苏秉琦先生首先使用的对器物进行分型、分式，并依据成组遗物、遗迹来判断文化性质及其期别、年代的方法，至五十年代后期以后，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苏秉琦先生自己在分析洛阳中州路的东周墓葬时，不仅划分了期别，而且对整个墓葬开始作了类别的划分，也可以说是对包括了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都综合成一个整体而进行型和式的划分，即型是分类，式是分期。

当类型学的运用从单种器物、单种遗迹现象的分型分式法，发展到包括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的分型分式法以后，便可以在一些同时存在而内涵有别的单位中，看到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划分情况，为研究当时的社会面貌，提供一个新发现的、真实的基础。这无疑是类型学方法的重大进步。

考古学是从历史学中分化出来的。正像一切事物都存在着正反合的三段论式的上升过程一样，在古史研究领域中，考古学从历史学中分化出来，可以说是对传统史学的否定；而当它重新回归于重大历史课题的研究之后，又开始了考古学、也是古史研究的新阶段。从历史学和考古学发展的总趋势来估计，传统的古史研究和后来才发生的考古学，将来总是要重新统一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学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科内部具体分工的完全消失。从这种估计来看，当类型学进步到能为研究社会关系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时，这个趋势便看得更为明显，也就是大大上升了考古学的研究高度，使考古学研究社会历史的能力，提高了一大步。

在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系列及其相互关系方面，六十年代时苏秉琦先生又从分析仰韶文化开始，注意到对许多考古学文化要划分其区域类型问题。到八十年代，他又系统提出了要从“区系类型”角度来探索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的原则；讲具体一点，就是要分区、分系、分类型地寻找各考古学遗存的来龙去脉、相互关系。这又是我国类型学方法的新的重要发展。

应当说明，半个世纪以来类型学方法在我国的推广和前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是一些我国考古事业的开拓者，为说明类型学的作用和开创在我国运用的途径，花费了大量精力；又不知有多少人为了寻找正确的途径而走过许多弯路，付出很大代价。而且，在五十年代末期，因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认识不清，还发生了一次否定类型学作用的错误的批判。特别是在不久以后的十年“文化革命”期间，政治上的动乱，长期迫使大家不敢公开承认类型学的合理性。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这两次风浪，尽管一度阻碍了类型学理论和实践在

我国的发展，却促使一些人去思考过去所讲类型学理论的不足之处。事实的结果恰恰是，两次风浪之后，我国的类型学理论正出现了两次新的、重要的提高。

由于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学者的不断实践、不断总结，国际范围的类型学理论库藏中，已经包含着中国学者的特殊贡献。现在，我国学者还在运用这种经过自己深化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国考古资料。可以估计，这种得到新的提高的类型学理论，必将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它的作用，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更加充实和完善起来。

二“考古类型学”的范畴及其作用

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最初是为解决年代学问题而产生的。人们从排比钱币、武器、工具、容器、装饰品的形态和图案的变化序列而开始了类型学的研究。直到现在，类型学方法还主要被用来研究器物的演化过程。

其实，这种方法不仅可研究器物的形态演化规律，人们制造的各种建筑物（包括墓葬)、交通工具、服装，乃至雕塑、书画等等物品，都可以用它来研究其形态变化过程。总之，人类制造的物品，只要有一定的形体，都可以用类型学方法来探索其形态变化过程(当然也包括上面的装饰图案)；反之，凡是没有形体的东西(如思想、音乐等)，就无法用类型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这种方法论所以是科学的，自然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即人类制造各种物品，其形态是沿着一定的轨道演化，而不是变幻不定、不可捉摸的。对人们的日常概念来说，这好像是多么不可思议呀!可是大量类型学分析的实践，却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这的确是事实。

为什么是这样呢?

正像任何事物都有因果关系那样，物品被做成某种特定形态，一定有其原因。决定物品形态的原因，有些方面非常抽象，要十分具体地说清楚它是很困难的。但概括来说，我想，物品所以做成某种形态，主要是由其用途、制作技术、使用者的生活或生产环境、制作和使用者的心理情况或审美观念这几种因素所决定的。在历史上的任何时间、任何地区、任何人们集团中，客观存在的这几种因素，总是综合为一种特定的力量，决定着物品的特定形态。在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内，已经形成的某一种综合力量，会成为牢固的传统，使得各种物品已经形成的形态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如果这些因素基本无变化，已有的形态就会基本稳定不变；如果这些因素(哪怕是其中的一种)有了变化，物品形态一定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由于人类社会总的来说是不停顿地前进的，因此，这些因素总是不断变化的，物品的形态也就不会在很长时间内稳定不变。

这可以拿大家熟悉的我国古代的一些陶器、铜器和瓷器为例来略加说明。

1．关于用途同形态的关系

物品形态同用途的关系是最容易被认识到的。例如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居民，用水主要依靠河流，就创造了能迅速在河流中倾倒灌水和便于在肩上背着行走而不易洒到器外的装水的小口尖底瓶。但一到龙山阶段，凿井技术已经发生并慢慢普遍，汲水之器即逐步变为能在颈部系绳悬挂并可平放在井旁地上的平底罐。同盛置粮食、鱼肉等食品的器皿来比较，水器一般做得口部较小；而当后来发生了易于挥发的酒类物品以后，盛放这些东西的容器，不仅会做成小口带盖的形态(如战国的壶、钫)，还往往做细颈束口式(如秦至西汉的钾)。又如黄河中游龙山阶段以后的鬲，本是为适应在平地上点火炊煮食物的需要而发生的，所以当灶的使用普遍以后，就逐步被釜所代替，其本身形态也就慢慢向釜的方向演化。举此数例，当已能说明用途对形态的制约作用。

2．关于制法同形态的关系

不同质地的东西，制法大不相同，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这里只能略举陶器中

的数例来说明。

例如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最初往往用泥片贴筑的方法制出，大约到距今七千年以后，则主要是用泥条盘筑法制成的。用这两种制法做成的器皿(特别是中、小型器皿)，往往是圜底的。贴筑法，虽无民族学材料可作具体说明，但可估计是在类似模具的物品上多次用泥片堆贴而成，而最初的模具不一定具有完整器形，所以堆贴而成的器皿，一般会自然形成圜底。用盘筑法制陶器的民族学材料则很多，用这种方法来制做器皿，人们一般是坐在地上，把双手放在膝上来盘筑泥条；或是用草圈作垫，在上面盘筑泥条。在这种情况下成形的器皿，如不再加工，总是圜底的。所以，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多圜底器。放置圜底器只能在地上挖浅坑或在器底支垫小石块、陶支脚或陶器座，后来为了求其能比较方便地放在地上，才设法改进成平底型式。但最初发生的手制陶器的平底往往是小平底，因为只要将圜底器的未干陶坯，放在竹席、麻布上，往下一按，就能形成。陕、晋、豫地区的仰韶文化，半坡阶段多圜底钵，庙底沟阶段以后大量出现底部往往印有席纹、布纹的曲腹小平底钵，即为一例。在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河姆渡等多雨水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大概特别怕器皿倾倒，使食物沾上潮湿的泥巴，就往往在圜底器上加一个圈足来起到平底器那种放置较稳的作用。商周时期的许多青铜文化，手制中、小型陶器的技术仍在大量使用，为了使器皿能具有平底器的作用，许多陶器就成凹圜底的。当轮制技术出现后，在陶轮上制做成型的泥坯，要用细线切割取下，这种器皿自然是平底的。但应当说明，泥条盘筑与圜底、轮制与平底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当轮制的平底器出现后，仍然存在的手制陶器便会竭力模仿这种形态，往往用一块泥饼来和器物的腹壁拼接而形成平底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阶段以后轮制技术发达起来，平底器也大量出现，就是制法决定形态的突出表现之一。

汉语方言学文献综述

汉语方言学文献综述 摘要：本文通过对历年来汉语方言学研究著作以及学术论文的文献整理，从研究方向、研究历史、研究对象、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新视角等几个方面对收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归纳分类。不仅只局限传统的汉语方言学，还结合了生成语法学、语言地理学以及描写语音学等方面。同时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对比，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 关键词汉语方言学生成语法学语言地理学地域方言 “方言”的概念最早大约出现在我国周代，就是所谓的殊方异语。在这里我们引用袁家骅提出的“方言”定义，“方言是共同语的继承或支裔，一个方言有异于其他亲属方言的某些语言特征，在历史时期往往从属与民族的统一标准”。 1.研究方向： 关于方言研究的方向，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在《汉语方言概要》中表示方言研究可分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方言本身的调查，系统地描写它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第二，方言和标准语比较。第三，把以上研究的结果，跟该语言的较古阶段比较，揭示这个语言分化和发展的过程。 李如龙则认为，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可分为横纵两个方面：横向比较是指，就现代普通话和汉语方言做横向比较，也就是做结构系统的比较，自然包含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比较。这些比较，就其同的方面可以概括出现代汉语的特征，就其异的方面可以区别开各方言的特征，从而更好地展现现代汉语的共性及其方言的个性。纵向比较则是指，将方言与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做比较。 此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描写研究的一个对象，一个方言就是一个语言单位，是全民性的，有它的语音系统、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袁家骅，1988）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语方言的比较往往立足于自身情况的描写，通过与共时描写和历时演变的比较来探索出方言系统中的共性以及自身的个性。 2.研究历史： 我国有关汉语方言研究的第一人，应当是两千多年前汉代的扬雄，他编纂了我国第一本汉语方言词汇比较词典--《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但可惜的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里，有关于汉语方言的研究往往是依附于文字学、音韵学等学科，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 而用现代语言的学科理论、技术方法来调查研究方言更是近七十年来才开始进行的。前三十年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方言实地调查取证，以赵元任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大面积的方言调查，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两广、江西、云川等地的方言著作，为后人的研究积累了大批语料。到了后四十年，中国的汉语的汉语方言研究有了极大的飞跃。学者不仅延续前辈开创的方言研究的传统，还接受吸取了海外方言研究的精髓，如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贺登崧的汉语方言地理学，等等。此外，新生代的学者还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引申，提出一生成语法学、生成语音学来归纳总结汉语方言特点，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而与研究历史相关的--汉语方言学史，也是我们应多加以关注的一门学科。汉语自古就有方言的差别,但纵观中国方言史的研究,大多倾力于上古或近代,六朝唐宋方言研究则显得尤为薄弱。把汉语方言学史作为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研究开始于20世纪。罗常培的《汉语方音研究小史》是汉语方言学史学科草创的标志。所以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总体上还是很薄弱的。何耿镛先生的《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是最早的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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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49年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读书笔记考古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但又有着悠久学术渊源的学科。从研究古物的意义上来说，从宋代的金石学研究传统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萌芽，但金石学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发展成为近代的考古学。而早期的考古发掘更接近于挖宝，直到近代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应用，才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的形成。 在考古发掘中，地层学的运用是不可缺少的。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是从地质学中借用而来的，借用地质地层学的研究原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考古研究资料，通过判定遗址中诸多堆积形成的先后过程或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早晚关系，根据“土质土色”来区分不同的堆积，根据叠压、打破及平行关系来确定不同堆积形成的先后次序，可以说地层学为遗存的收集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 中国的考古地层学来源于西方。十九世纪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做过发掘，在沙漠地带很难辨认层位关系，而当时整个欧洲的考古学界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层位关系的重要性，斯坦因自然并不注意地层，更在意宝藏。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当时，考古地层学在西方成熟不久，作为地质学家，安特生一直非常注意地层的叠压关系。他不仅强调确定文化的早晚关系要依赖于地层学，而且还批评鸟居龙藏早年的工作，“未为地形及地层详细之考察”。并对他在我国东北地区考古所得出的结论表示怀疑。事实上无论砂锅

屯的第一次发掘或是仰韶村等地的其它发掘，安特生都对地层叠压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建立了基线测量标本的出土位置，还注意到了土质土色的变化并试图了解遗物在各层分布的规律。由于标本都记有详细的层位，所以到四十年代安志敏研究砂锅屯洞穴的层位时，还能借助于出土标本上的标签来辅助工作。但安特生在发掘时使用地质学中划分地层的做法，按等距离深度来划分地层，所以并未把仰韶和庙底沟二期的文化层区分出来，弄混了一些出土物的层位关系。1925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1928年以后，在李济主持下，安阳殷墟的发掘也开始了。李济先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在美国的学科划分中，考古学是属于人类学范畴的，但他最初毕竟不是专攻考古学的，所以殷墟的最初几次发掘，并末严格按地层学要求来进行。李济先生的发掘方法用的也是水平层位的方法，但是跟安特生的方法相比，他在发掘时采用了探方发掘法，通过这种方法记录出土物更合乎科学本身的要求。 三十年代，在周口店发现旧石器后，裴文中多次同新生代研究生名誉主任步达生谈论改革发掘方法的事情。1932年春，周口店的发掘改变了原来的古生物学的发掘方法，改为采取探沟和探方相结合的考古学的发掘方法。这种按探方及采取水平层位的发掘法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突破，裴文中、贾兰坡等当年的发掘者都称这种方法是发掘方法上的革命。1930年粱思永先生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国，1931年梁思永先生主持了安阳后岗的发掘，这次发掘还是采用了探沟的方

浅谈建筑类型学

浅谈建筑类型学 摘要：类型学是一种分析建筑的方法，通过对建筑类型学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认识，可以使建筑设计师对特定历史的文化生活与真实的环境条件进行分析，从而设计出类似于以往而又不同于以往建筑形式的理想建筑。 关键词：类型学；建筑设计；方法论及现实意义 1建筑类型学的含义 “类”，即有种类、同类、分类、类别之意。我国古代逻辑中，“类”就已被作为推理原则的基本概念和手段了。所以，“类”也有相似、类推、法式的含义。现代词“类型”更加强调了其方法论特征。类型，指按照事物的共同性质、特点而形成的类别。性质特征相同或极其相近的群组为其主要内容。群组，是类型形成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单体。 类型概念是法国拿破仑时代著名理论家Q•德•昆赛（Quatremere De Quincy）第一次提出的。他认为：“类型”一词代表完全去复制或模仿一事物的意欲，而不是相同的形象，至今还适用。而意大利新理性主义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认为类型就是人类在其漫长的生活与艺术实践中，历史的、约定俗成的确定下来的各种形态和形态关系。它既原始，又新奇。由于它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智慧结晶，所以它曾经也必将永远为人们所接受。因此，类型并不意味着对事物形象完全的抄袭和模仿，而是意味着某一因素的观念，是人们能够据此创造出种种绝不雷同的作品的概念。这也就是说，类型所模仿的总是感情和精神所认可的事物。类型决非等同于建筑师所设计出的形式，形式只是类型的一个变体。一种类型可以有多种变体，这就很好地解决了统一与多样的矛盾问题。 2建筑类型学的研究重点 类型学在建筑上研究的重点有3个主要方面：类型选择、类型转换及类型与城市形态关系研究。 2.1类型选择 它是创造过程的第一步。有时候，创造过程也就是类型选择的过程，选择时应该依据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人们头脑中共有的固定形象，其过程往往是生活方式与建筑形式相互适应。 2.2类型转换 转换是结构的基本属性和构成方法之一。转换的最常见方式是在同一类型内

考古地层学

考古地层学 一、考古地层学的基本概念 考古地层学，是借用地质地层学对地层的研究原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研究资料的方法，也是考古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方法之一。但需要说明的是，地质学中的地层学，是以各种自然堆积（自然层）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搞清地壳形成的历史；而考古学中地层学，则是以主要因人类活动而形成的各种文化堆积（文化层）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究明人类文化堆积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两种地层形成的原因不一样，内涵和存在的形式不同，因此观察和分析地层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此外，考古地层学中还包括了一些地质地层学中所没有的内容，即除了观察、分析各种文化层形成的原因外，还要拿这种理解来指导发掘工作，处理各层次的遗迹。为了区别两种地层学，考古学中的地层学就叫考古地层学。考古地层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尽可能准确地将这些性质、时间不同的文化堆积层次区别开来，确定它们的相对年代，即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二、文化层形成的基本原理 文化层的形成，就其最基本的原因来说，是由于人类的各种活动的结果。人类的文化堆积，必然包含有人类活动而遗留的各种文化遗迹、遗物，由于各个时期堆积形成的原因不尽相同，反映在土质、土色与包含物等方面均有所区别。考古层学主要任务就是区分各个时期文化堆积的层次，判定古文化遗址中各个时期堆积层次的先后顺序，进而确定各层次遗迹、遗物的地层关系。 一般说来，人类对居住地的选择有一定的共同要求，如近水、向阳、安全和生活资源丰富等。因此，在一些符合上述条件的理想地点，往往被历代居民都选作居住地。这样，在同一个遗址中，常常包含有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不同时期的堆积层次，构成了这一遗址不同时期人类活动过程的记录。 在正常情况下，自然界地层形成的顺序是自下而上依次堆积，即老的在下、新的在上，这叫地层层序律。文化层主要是由人类活动而形成的，文化层的形成过程，较之自然层要复杂的多，期间除了人类活动的影响之外，也同时受到自然力的作用。但在正常情况下，居住于同一地点的历代居民活动形成的堆积，也是按时间的早晚，自下而上依次堆积而成的。即年代早的在下，年代晚的在上。下部地层中包含的遗迹、遗物年代也应早于上部地层中的包含的遗存。考古层学就是依据这一基本原理，来判定古文化遗址中不同时期堆积层次的先后顺序，进而确定各种遗迹、遗物的地层关系和相对年代的。 三、文化层的划分与地层关系 1、文化层的划分 由于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内容、生存环境等有所不同，故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在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等也就会产生差异。这些就成为划分文化层的主要依据。由于人类文化总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不同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的内涵和形态有所差异，故文化遗存的变化也是划分文化层的依据之一。考古地层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主要依据土质土色的变化、并参考包含物的变化及遗迹现象等，准确地将不同时期的人类文化堆积层次划分开来，并确定它们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土质：堆积物的岩性如颗粒成分（粘土、粉砂土、砂土等）、结构（疏松、紧密等）、质地（软、硬等），是划分地层的重要依据之一。有些层次的土色虽相近，但结构或颗粒成分不同，即可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土色：土色是指堆积物呈现的颜色，由于不同时期堆积中的包含物或形成的原因、气候等不同，土色也常有区别。常见的土色有灰色（浅灰、深灰）、黑色（浅黑、深黑等）、褐色

考古学名词解释

1.考古学：是主要根据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其社会的状况并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和规律的一门科学。考古学属于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与文献历史学共同承担着研究人类历史的任务。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由于它是以研究人类的文化和社会为目的，故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又由于获取和研究这些遗迹和遗物需要利用纤中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而通过这些遗存解释过去人们的意识行为以及社会状况还需要运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因此，考古学属于最大的一个交叉学科。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考古层位学和考古类型学分别来自地质学的地层学和生物学的分类学。其基本的研究步骤为：考古调查、考古发掘、调查发掘所获田野资料的整理，各种标本测试分析，编写考古调查或发掘报告、进行专题研究或综合研究，撰写学术论文或专著。考古学可分为多个分支学科。如根据其研究的物质遗存的时代特征可分为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青铜时代考古、铁器时代考古、近代考古等；根据其研究的地域可分为欧洲考古、美洲考古、东亚考古、地中海考古等；根据其研究的国度可分为埃及考古、印度考古、中国考古等；根据其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可分为田野考古、环境考古、农业考古、冶金考古、动物考古、社会考古、认知考古、航空考古、水下考古等。考古学并非只是研究过去的学问。它还可以通过研究阐述人类所走过的道路、所积累的历史经验，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参考。例如，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同文化和观之间的相互交流、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保护人类文的保护等。 2.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极广的科学，与其他许多学科都有关系，必须得到这些学科的支持和协助，才能完成各项研究任务。与考古学有关的学科，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三大方面。①在自然科学方面，自然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和生态学等学科，主要是协助研究遗址所在地区的地史和天然资源,从各个方面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主要是用以鉴定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动物和人类的骨骸，并判定它们的年代。物理学和化学则应用于对遗迹的勘探，对遗物成份和性质的分析，并测定它们的年代。②在工程技术科学方面，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应用于对遗址的发掘、测量、制图，对发掘出来的遗迹进行复原或在现场加以保存等。采矿冶金学、陶瓷学和染织学应用于对工场址、矿址、窑址等遗迹的考察，对铜器、铁器、陶瓷器、玻璃器、纺织品等遗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学则专门应用于对发掘出来的造船工场遗址和船舶的遗物进行考察和研究。③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都是分别就遗迹和遗物所提供的有关各该学科的资料，进行研究和解释。美术史学和建筑史学主要是研究发掘出来的美术品和各种建筑物遗存，就其样式、风格、年代、建筑技术以及保存方面的问题，作出判断和说明。历史学除了为发掘出来的种种遗迹和遗物提供文献上的解释并帮助判断它们的年代以外，还广泛地就古代的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以及涉及精神文化方面的各种问题提供文献上的资料，作出详细的说明，以补考古学在这些方面的欠缺和不足。 3.遗物：指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可移动的古代遗存，包括各种生产工具、武器、日用器具及装饰品等。也包括墓葬的随葬品和墓中的画像石、画像砖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石经、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遗物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因而它们能够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情况。由于地域、时代与民族的不同，各种遗物的用材(石、木、陶、金属──青铜与铁等)、制作方法及其形制、风格亦各不相同，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考古学对人类所遗留下来的各种遗物的研究，不应仅限于类别、类型的研究及年代的鉴定和用途的确定，而是要通过对遗物的研究去了解人类古代社会的社会生活、生产技术水平及文化面貌。 4.文物：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它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文物是指具体的物质遗存，它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必须是由人类创造的，或者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

先秦两汉汉语趋向动词结构的类型学地位及其变迁

先秦兩漢漢語趨向動詞結構的類型學地位及其變遷 張敏、李予湘（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提要】本文首先考察了Talmy（1985、2000）以來的三種位移事件詞彙化 模式類型學方案及其與漢語的適配性，並選取Croft et. al（2008）的多分法作 為本文研究的起點。在對先秦兩漢傳世文獻資料的考察基礎上提出如下看法： （1）以《左傳》等傳世文獻為代表的先秦漢語不是，或至少不是典型的連動 型語言，因此動趨式（以及動結式）的終極源點並非以往認為的連動式，而是 並列結構。由非（典型）連動型語言轉變為連動型語言，這是上古至中古漢語 時期漢語語法發生的一系列重大的類型演變中極為重要的一條。這一過程在先 秦時期已經出現，大致在漢魏六朝時期完成，而趨向動詞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 特殊的作用。（2）連動型語言轉型的第一階段是非對稱型連動結構首先分批形 成，而對稱型連動結構最晚形成。由並列式發展為連動式，以及由連動式發展 為動趨式，不同詞彙項進入新構造的時間可能不同。（3）古今漢語在位移事件 編碼方式上的類型轉變，並非由動詞框架型向衛星框架型的轉變，而是並列型 經連動型階段向衛星框架型的轉變。 一、引言：由現代漢語位移事件詞彙化方式的類屬困惑說起 1.0本文旨在探討上古及上古與中古轉折時期漢語裡含有趨向動詞的結構的語法表現、語法屬性及類型學地位，並旁及相關結構的演變大勢。漢語歷史語法學界長期以來對含趨向動詞的結構的研究相對薄弱，以往的討論多集中於動趨式的產生時代。近年來，趨向動詞結構的歷時研究受到日益密切的關注，一個重要的助推因素是，現代漢語裡含趨向動詞的位移事件表達形式不易以明確、直接的方式納入Talmy提出的位移事件詞彙化模式的二元分類體系，故有學者從類型變易的角度提出解釋，即古今漢語的位移事件編碼模式分屬不同類型，其間經歷類型變易，導致現代漢語同時具有兩種對立類型的部分特徵。 漢語是否經歷了這種類型變易？若是，這一變易是如何產生、發展的？變易的原因和機制是什麼？這是激發本項研究的幾個饒有興趣的問題。鑒於學界近年在動趨式的產生、演變課題上已有力作問世，我們亦無力對趨向動詞結構的嬗變過程作全面的回溯，因此，本文擬聚焦於演變的源頭，即考察先秦兩漢時期主要傳世文獻所代表的語言面貌，並從漢語歷史語法學界較少涉足的一個角度去探討相關問題，即在連動型語言（verb-serializing languages）的共性和類型特徵的背景下，看相關結構及演變的實質。 本節以下部分分別討論Talmy（1986, 2000）的二分法、Zlatev & Yangklang（2004）及Slobin（2004、2006）的三分法，Croft et. al.（2008）的多分法在漢語中的應用以及由之引出的問題，然後進入正題。

#俞伟超考古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法

俞伟超著；王然编《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 《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为北京大学七七至七九级青海、湖北考古实习同学而讲》P54-P107 一、“考古类型学”在我国的使用和发展概况 大体说，最初似乎有较多的人基本按照李济的那种方法去作类型学分析。他们摒弃了以序数作标记的琐碎方法，首先是确定各种器物的器别，再比较每一种器别内部存在的形态差别，把形态基本一致的东西定为一个式别（也往往称型别），个别较特殊的、不宜和其他东西划为一个式别的，订为异式（或异型）。各式别的号码次序，有的是表现一个形态的演化顺序，有的则是任意的。这种划分法，有的是表现一个形态的演化顺序，有的则是任意的。这种划分法，如果进行得很仔细，可以为别人提供一个分析全部器物形态变化序列的条件。可是，使用这种划分法得到的式别符号，表达不出彼此是同时并存还是前后相承的关系，习惯于这种方法的工作者，就往往缺乏一种寻找同时并存几条演化轨道的紧迫感，从而在划分式别时就忽略了这种辨认，结果是很容易使别人难以根据报告上发表的材料来重作划分。当然，这种分式结果，还是能把许多器物形态的显著差别揭示出来，只要考虑到彼此的共丰关系，若干遗物的演化顺序，仍能重新排列出来；若干遗迹单位的年代，亦能大体判断出来。 由苏秉琦先生首先使用的对器物进行分型、分式，并依据成组遗物、遗迹来判断文化性质及其期别、年代的方法，至五十年代后期以后，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苏秉琦先生自己在分析洛阳中州路的东周墓葬时，不仅划分了期别，而且对整个墓葬开始作了类别的划分，也可以说是对包括了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都综合成一个整体而进行型和式的划分，即型是分类，式是分期。 当类型学的运用从单种器物、单种遗迹现象的分型分式法，发展到包括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的分型分式法以后，便可以在一些同时存在而内涵有别的单位中，看到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划分情况，为研究当时的社会面貌，提供一个新发现的、真实的基础。这无疑是类型学方法的重大进步。 ……（略） 在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系列及其相互关系方面，六十年代时苏秉琦先生又从分析仰韶文化开始，注意到对许多考古学文化要划分区域类型问题。到八十年代，他又系统提出了要从“区系类型”角度来探索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的原则；讲具体一点，就是要分区、分系，分类型地寻找各考古学遗存的来龙去脉、相互关系。这又是我国类型学方法的新的重要发展。 二“考古类型学”的范畴及其作用 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最初是为解决年代学问题而产生的。人们从排比钱币、武器、工具、容器、装饰品的形态和图案的变化序列而开始了类型学的研究。直到现在，类型学方法还主要被用来研究器物的演化过程。 其实，这种方法不仅可研究器物的形态演化规律，人们制造的各种建筑（包括墓葬）、交通工具、服装，乃至雕塑、书画等等物品，都可以用它来研究其形态变化过程。总之，人类制造的物品，只要有一定的形体，都可以用类型学方法来探索其形态变化过程（当然也包括上面的装饰图案）；反之，凡是没有形体的东西（如思想、音乐等），就无法用类型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这种方法论所以是科学的，自然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即人类制造各种物品，其形态是沿着一定的轨道演化，而不是变幻不定、不可捉摸的。对人们的日常概念来说，这好像是多么不可思议呀！可是大量类型学分析的实践，却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这的确是事实。 为什么是这样呢？

粤语和普通话的区别

粤语和普通话在语法上区别浅析 ——历史文化学院2010级陈莲花 摘要：粤语是一门富有魅力的语言，在上古南越时期便开始产生，与普通话在语音、语调和语法上面大相径庭。粤语和普通话在语法上最明显的区别在词缀、量词的用法、双宾语语序、比较结构和副词状语后置上，本文将就上述几点做简要的论述。同时也简要介绍几则粤语中的口头禅，感受粤语不可抗拒的语言美和音韵美。 关键词：粤语词缀量词双宾语语序比较结构副词状语后置 正文：粤语是粤方言，是流行于广东大部分地区、广西东南部、港澳地区、东南亚华侨、海外华人聚集地的地方方言，目前使用粤语的人数有七千万，仅次于普通话和吴方言。各地粤语又有所不同，内部分歧比较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府地区的广州话，所以粤语又被称之为广州话。粤语在南越时期开始出现雏形，在魏晋南北朝时迅速发展，到唐宋时粤语和中原汉语差距越来越大，趋于成熟并拥有相对独立的语言体系、词汇系统及语法结构。 语法就是语言的结构规则，即词语的组合规则，语法有规约性、抽象性和生成性。【1】语法学的核心内容是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语法形式有显性和隐形之分，显性的包括语序、辅助词、词缀、重叠、内部曲折。本文将从词缀、量词的用法、双宾语语序、比较结构和副词状语后置浅略分析粤语和普通话的区别。一、粤语在构词方式上有特色的词缀，如词头词尾，变化多端，有限词汇幻变出无限生机，普通话在这个方面则没有体现出来。 先说词头，粤语中词头用得比较多的是“阿”和“老”。“阿”主要用于称呼别人，如普通话中的“爸爸”，粤语中会说“阿爸”，“妈妈”会说“阿妈”，“哥哥”会说“阿哥”，“嫂嫂”会说“阿嫂”；“阿”也会用于一个人名字中的其中一个字之前，如“陈虹”会叫成“阿虹”等等。一个词头“阿”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并显得亲切和谐。“老”则有“老坑”（老头）、“老嘢”（老人家）、“老细”（老板）等等，同样是生活气息浓重。 再说词尾，词尾就多了，有“仔”“鬼”“婆”“哥”“精”等等，这里主要讲“仔”字。它与普通话的“子”有点相象，但其作用却大得多，是一个用途广泛的后缀。如：表示细小：果仔（水果）、猫仔（小猫）、耳仔（耳朵）、刀仔（小刀）等等；表示亲昵：超仔（小超）、傻仔（傻子）、姐姐仔（小妮子）、姑仔（指年纪同自己相当的姑姑）、牙仔（婴儿）、臊虾仔（婴儿）等等；表示人称：乖仔（乖孩子）、傻仔（傻瓜）、散仔（游手好闲者）、贼仔（小偷）……等等。“鬼”则有“衰鬼”（冤家，一般是昵称），“孤寒鬼“（吝啬的人）；“婆”则有“衰婆”（讨厌的女人，是昵称），“煮饭婆”（煮饭的女性）；“哥”有“新郎哥”（新郎），“细路哥”（小孩子）…… 二、粤语中量词可以离开指示词和数词单独使用，但是普通话中量词是不可以离开指示词和数词单独使用的。 例如：“我支笔”，普通话中会说“我这支笔”，普通话中指示词“这”是不可以缺失的；“个人客走咗喇”，普通话会说“那个客人走了”，同样指示词“那”也是不可以省略的；“等阵先喇”，普通话会说“先等一阵啦”，数词“一”是必须要的。 三、粤语表示给予义的双宾语语序为“直接宾语”加“间接宾语”，普通话则反

什么是语言类型学

《什么是语言类型学》读后感 本学期阅读了一本语言学专业书籍—《什么是语言类型学》。这本书使我不仅仅了解到了语言类型学的相关知识，更加是让我对世界语言的共性得到了了解。世界上的语言有几千种，但是它们却都可以找到一些共性。同时，阅读这本书也使我更加了解了我们的母语—汉语。 语言类型学是属于语言学，而不是属于类型学。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世界上所有语言的类型。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不一样，外语跟自己的母语会完全不同。但是在世界许多语言学家的研究来看，语言也是有类型的，但只有几种为数有限的语言类型。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中的要素和规则的。语言中的要素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语音和词汇单位。语言中的规则也是客观存在的，例如构词法、句法、篇章构成的方法等等。要素的客观存在是可以通过实验来证实的，规则的客观存在则是要通过不以某个人的意志转移而必须服从来体现。因此语言学要研究的都是可观察的对象，拿客观性这个标准来衡量，语言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它不同于主观性为主的文学艺术等学科。 人类对语言的研究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人类对探索自己的语言的兴趣至今不减。我们对语言进行分类的目的是为了解释某种语言现象。通过这本书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知道，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类型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实际上就是普遍性，或者共性。因此语言类型学对世界语言的划分是一种追去普遍共性理论解释的工作。它对语言的划分本身表现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尽可能地对所有语言具有普遍的解释价值。语言类型学要解释的是不同的语言类型之间都有哪些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哪些方面要表现为一套规则系统，这种规则系统背后是什么样的制约规律在起作用，这种规律性的作用是否同样作用于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通过对语言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考察，发现某些规则是某些类型的语言所具有的，而另一些语言并不具有。语言类型学也同样追求对人类的语言作出普遍的解释，并且通过建立一套有层次的规则系统来解释的。这就是我读过这本书所了解到的语言类型学的研究目标。 每一种学科有自己的研究目标就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研究方法也是由研究目标所决定的。语言类型学首先便要学会调查。语言类型学要建立的是人类语言的类型，它理所当然地包括现存的世界上的所有的语言，因此语言类型学要求研究者对人类语言作尽可能广泛的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抽象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对各种现象进行一致性分类，并从这些分类中寻求规律。接着研究语言类型学就要分类并寻求相关性。如果一个研究者仅仅对某种语言现象进行了甚至是穷尽性的调查，得到了许多翔实的数据或者是资料，接下来更重要的工作是对这些数据和资料进行分类，在分类的同时寻求这些类别与另一些相关的类型参项的联系，即寻去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一致性或条件关系，只有把这种一致性或条件关系建立起来，我们才能从中寻求解释，才能建立起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最后对类与类之间的相关性或条件关系提出它们为何存在必然关系的证明和解释。这就是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格林伯格是语言类型学研究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现代语言类型学的奠基者。他将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向从语言的形态研究方便转向了语言的语法类型。因而语言类型学的形态类型和语序类型是研究得相对较为充分的，成果丰富。而语音类型、历史演变类型、时体类型、地理类型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 通过这本书的阅读理解，使我知道了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领域。我相信，随着研究的一步步深入，人类语言的真实面目终究有一天会完全展示在我们面前，犹如人类基因图谱真是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是我们能一睹生命的奥妙一样，我们

考古类型学

考古类型学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用来研究遗迹和遗物的形态变化过程，找出其先后演变规律，从而结合地层学判断年代，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分析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精神活动等。大量用于研究陶器、瓷器等使用周期短、变化较明显的器物。考古类型学是对收集到的实物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和分析，研究和方法论，是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产生，又称标型学或者器物形态学。通过对考古遗存形态的排比来探求其变化规律，逻辑发展序列和相互关系，凡是具有一定的形态并且延续了一定时间的考古遗存，都可以进行类型学研究。 考古类型学的局限性 一、只能确定出现早晚的逻辑序列，不能判定每式具体存在的年代。器物新旧形态，总是存在着一定并存时间，甚至有的旧形态比新形态存在的时间还长。发掘所得的层位关系和共存关系是代表了遗物被埋藏的时间先后，因此，也会出现新旧形态共存现象，甚至出现前后颠倒的现象，要判定具体存在年代，应采用多方法、多视角、多参照系的综合研究。 二、只能确定相对早晚，不能确定每式之间的时间间隔长短。 三、只能对一部分遗迹、遗物或遗存群进行排序，特异形态、突变器物形态都不能用类型学方法研究。 四、类型学分析属于不完全归纳法，排出的序列和总结出的规律都有一定的假定成份，随着新资料的积累，需要作补充或修改；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会完全不反映实际情况，需要在资料增加后重新排队。 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出现把类型学研究与分类研究、器物形态研究混为一谈的现象。类型学研究只是分类研究中的一种，而分类研究又是形态研究中的一种。 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的一般步骤 物品的形态变化，虽然有一定的顺序，但当刚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个顺序是以错乱的状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怎样才能从这种形态中找出头绪、整理出顺序呢？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按下列几个步骤来进行工作。 1．确定物品的共存关系 通过严格的田野发掘而得到准确的层位关系，是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因为：第一，知道了一群或若干群物品的共存关系；第二，知道了某群物品和另外一些成群物品在层位关系上的差别。这两种情况，特别是第一种情况，是进行类型学工作的基础。 2．归纳共存器物的组别 一个发掘地点得到的有一定共存器物的单位，数量往往很大。要把每一个单位逐个同其他单位比较，工作量会大得难以承担。这就应当先归纳各单位的组别。每个单位的具体内涵，自然各有差别，但总是可以归纳成若干组别。这种归纳，首先要考虑器别上的共同性，其次要考虑各器别形态上的共同性。也就是先根据器别组合上的共同性，把全部单位分为若干大组；每个大组之内，再根据同类物品形态上的共同性，分为若干小组。 3．按层次关系初分各组别的早晚 出土物形态演化的顺序，由于存在着制作时间和埋入时间的距离，也由于新、旧形态可能存在的交错现象，同其层位关系可能发生出入；但从总体情况来说，物品的演化顺序同其层位关系，基本是会一致的。因此，先从已归纳出的各组别所属层位关系出发，观察各种遗物形态变化的趋向，就很容易得到启示，能较快找到比较许多物品形态差别的关节点。当然，在比较形态差别的整个排队过程中，最初的考虑后来总是会发生一些反复和调整的，但先做这一步工作，可以避免开始时不知从何下手的处境，加快进程。 4．确定器别和选择典型器物 寻找器物形态变化过程的工作，只能是在同一种器别内进行，正确区分器别，就是研究

类型学方法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和影响

类型学方法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和影响 摘要：本文主要以西方当代建筑类型学理论及其设计方法为研究对象，其中它对建筑形态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研究。简略综述类型学理论起源与发展的基础，主要针对现代建筑之后直到现在（即20 世纪60 年代至今）的当代西方建筑形态中涉及类型学理论的建筑实践加以归纳和论述。 关键词：建筑类型学、原型类型学、范型类型学、第三种类型学、新理性主义、新地域主义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aims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architectural typology theory and its design metho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s effect on the architectural form of a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study. A brief overview of type theory origin and development, mainly for the modern building until now (that is, since the nineteen sixties) of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architectural typology theory to practice to summarize and discuss. Keywords: Architectural typology, prototype typology, generic typology, third types of schools, the new rationalism, New Regionalism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建筑类型学概况 自然科学中的分类行为我们称之为分类学，而社会领域的分类行为则称之为类型学。二者既区别又联系。但是，分类学往往对于“自然属性”进行探讨，而类型学却可以用来研究可变性与过渡性问题，类属间变化愈细微，限定自然类属的区别因素就愈困难，所以分类学就愈不胜任。同时，由于类型学通常为追加的目的来进行条理化，所以分类学可以被看作限于条理问题的类型学。 建筑学上常以功能、形态、结构、地域等分类，由此可见，建筑学中讨论的分类行为应该是类型学的而不是分类学的。把一个连续、统一的系统（continuum）做分类处理的方法用于建筑，因而有了建筑类型学。至于把类型学明确引入建筑设计，则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所以“建筑类型学”还是一门较新的研究课题。类型在建筑理论中亦有独特含义，作为一种形式创造手段，它也超出了史学范畴。 类型学在建筑中的运用 类型进入建筑领域是源于人们的需要和对美的渴求。 在新古典主义时期，法国的一些建筑家首先发展出一套类型学理论，将古典

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形成和发展 ——兼论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地层学的贡献 提要： 考古学乘西学东渐之风于20世纪初期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至现在贡献巨大，解决并正在试图解决很多重大课题，例如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人类起源演进问题等，而考古学最根本的基础即是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在世界考古学层面上其地层学发展脉络较为清晰，但是作为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其地层学的发展脉络相对而言较为模糊，就其渊源问题有些语焉不详。学术界一般认为自梁思永先生发掘后冈遗址考古地层学始真正得以确立1。但是学术界并没有明确中国考古地层学发展与世界考古地层学的关系，并认为考古地层学“在相当程度上是经验问题和技术传统问题”2，但是对于作为新兴的中国考古学的技术传统，学界并没有给出清晰结论。这样，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在考古学史上显得比较突兀，似无源之水或者说源头不甚清晰。 在世界考古学层面上，考古地层学的发展主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经过是被誉为地层学革命的20世纪初新大陆考古，考古地层学原理得到广泛应用。而此时正是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之时。 本文除了试图厘清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脉络外，主要目的还在于试图考察影响中国考古地层学发展变化的学术背景（包括考古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背景）以及世界考古学的发展。是经验积累导致地层学发展，进而促进了整个考古学的发展？还是考古学试图解决的问题的变化致使考古学需要新的获取资料的手段，从而带来考古地层学的发展？这似乎是那个著名的二律背反“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的问题。 1栾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文物出版社2002.10 p22 2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出版社1997.6p151

历年考古试题

2007北大 -------------------------------------------------------------------------------- 解释：奥都威技术，魏敦瑞，西阴村，黄肠题凑，小河墓地，和林格尔壁画墓，湖州镜，世说新语，波斯陶，酋邦 论述： 1、考古发现稻作起源 2、二里头文化宫殿及其特点 3、东汉洛阳城特点 4、唐代西安地区墓葬类型与等级制度 北京大学2005 考古学通论 一、名词解释（每题五分） 1、金石学 2、裴文中 3、碳十四测年技术 4、朱封大墓 5、夏商周断代工程 6、易县燕下都 7、低温釉陶 8、汉代铁官 9、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 10、天龙山石窟 二、论述题（每题25分） 1、长江中游地区新“时期”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及阶段性特征 2、概述东周列国都城类型多样化的现象及原因 3、举例说明汉代诸侯王墓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4、北宋皇陵的建制及特点 北大2003年考题 考古学通论 名词 金沙遗址李济湖州镜萨珊银币 论述 1莫维斯线述评 2商周时期陶鬲的分期特点 3龙山时代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 4铁器的产生及其意义 5大明宫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北大2004年考题 广谱革命，葡萄镜，安伽墓，华清池，里耶秦简，沂南汉画像石墓，石器拼合， 柴尔德，还有一个想不起来了 还有长沙窑 还有什么来得,好像是个以前考过的，肯定是以前考过的

嗯嗯 大题是北魏洛阳城，农业起源，铜石并用期主要文化，秦楚墓比较 -------------------------------------------------------------------------------- 2006高校考古学考研试题 北京大学：名词解释： 三大气候信息库 AMS测年蛋壳陶瑶山墓地吴城文化涂金工艺石阙模型明器虞弘墓号墓为陵 论述： 1 什么是考古学文化史研究？中国考古学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有哪些？中国考古学文化史研究的任务史什么？ 2 概述中国农业的起源和其早期的发展情况 3 概述汉代工官的设置和其产品 4 概述六朝墓葬的墓壁装饰内容及其演变 山东大学：考古学通论论述题（每题30分） 1、论述大汶口文化的分期、类型及基本文化特征。 2、论述二里冈文化的发现、命名及基本文化特征。 3、论述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城的平面布局及其重要性。 名词解释（每题5分） 山顶洞人、裴里岗文化,石家河文化,半坡类型,夏家店上层文化,琉璃河燕国墓地.虫鸟书体,东下冯遗址,走马楼简牍,马王堆汉墓,镇墓兽,长沙窑 川大 一、名词解释 考古学文化细石器半坡遗址妇好墓侯马晋城模印拼砌画像砖墓影青瓷永乐宫 二、简答 1、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的断代研究方法并比较其异同 2、唐高宗至德宗时铜镜的类型和艺术风格 三、论述 1 、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谱系关系及近十年来的新发现 2、三星堆及蜀文化发现与蜀文化的研究新进展 3、西汉长安城布局及近十年考古的发现(附西汉长安城平面图)

20年来英语对中国大陆现代汉语词法和句法的影响_郭鸿杰

20年来英语对中国大陆现代汉语词法和句法的影响 郭鸿杰,周国强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240) 摘　要:近20年来,随着英汉语言的相互接触,现代汉语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不仅涌现了大量的英语借词,而且在词法和句法平面上也出现了借用和变异。本文在观察和分析大量汉语报章语料的基础上,分析了英语对中国大陆现代汉语词法和句法的影响。 关键词:英语;现代汉语;词法;句法 中图分类号:H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03)05-0018-05 Abstract:In th e past20year s,as a co nseque nce of contact with English,chang es hav e taken place to some ex tent in M oder n Chinese.Th ousa nds of Eng lish loan wo rds hav e entered into Chinese.In additio n,th ere also ha s manifested bo r ro wing and tra nsfer ence a t the mo rpho-sy ntac tic lev el.T he paper aims to ex amine Eng lish impact upon Chinese mor pho lo gy and sy nta x in M ainla nd China by analy zing the data co llected fr om v arious newspape rs. Key words:Eng lish;M oder n Chinese;mo r pho log y;syntax 1.引言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英汉语言接触的频度和密度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向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迁移,成了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在英语影响下,现代汉语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即汉语的欧化现象①。这些变化在语言的各个平面都得到了反映。 在词汇平面上,中国学者关于外语借词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晚,第一个对外语借词进行分析并划定外来语词范围的是罗常培(1950)。不同的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它的称呼也不尽一致。吕叔湘(1942)叫“外来语”,罗常培(1950)称“借字”,孙常叙(1956)叫“外来语词”,周祖谟(1959)叫“外来词”(或称“借词”),高名凯、刘正琰(1958,1984)叫“外来词”,其他如史有为、符淮青、葛本仪、刘叔新等都采用了“外来词”一说。“借词”术语的使用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是随着“词”的确立才开始将它作为“外来词”的等义形式。除了广义的借词定义达成共识外,其他方面一直存在分歧,主要围绕着意译词是不是借词。否定“意译词是借词”的学者,坚持“语素原则”,认为借概念不算是借词,因为是用汉字语素创造的。用纯粹意译方法来仿造别种语言的新词,虽然表示新概念,但仍使用汉语的构词成分和构词方法,因此不是真正的外来词。只有将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的音译词才是借词。认为“意译词是借词”的学者,坚持“语义原则”,认为该概念来自国外或外族(陈原,1983)。 笔者认为,意译词应该属于外来词,虽然是使用汉字语素造词,但是明显地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外来性质。如果把意译词排除在外来词之外,其一,我们的外来词研究就不能全面反映语言接触的实际情况,不能反映出汉语对外来语的语言和文化意义的吸收;其二,潘文国(1993)认为,这种争论意义本身并不大,重要的是要知道有这几种类别的词,在分析它们的构成时恐怕与分析固有的汉语词不一样。所以,从汉语构词法的角度来看,把意译词划为外来词是非常必要的。 虽然英语借词在借入汉语时,受汉语言系统各种规限,但经过20多年大陆社会与汉语之间的共变,大量借词被借入,且呈现出新的特点,使汉语言系统出现了一些冲破标准汉语语法规范的语言变异现象,它们有的已经或正在逐步扩散开去,有的已经或正在变成有序的变异,主要表现在词法和句法平面上的变异,从而向汉语原有的语法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王力是第一位精心研究汉语欧化现象的语言学家,至今未有人能够企及。可惜50年代初以后,大陆的学者很少有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令人振奋的进展。令人欣慰的是,港、澳、台、新加坡地区的一些学者一直关注英语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其中的一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汇借用与社会、文化、心理因素方面的探索(Chan&Kw ok,1984),另外一些研究就英语对现代汉语或粤语句法、构词法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作了大胆的假设和分析(Kubler,1985; Hsu,1994;石定栩、朱志瑜,1999,2000)。本文拟考察20多年来中国大陆书面汉语词法、句法的借用和变异现象。使用的语料来自几份影响较大的报纸《北京晚报》(以下简称BJE)、《人民日报》(PD)、《北京青年报》(B JY)、《新民晚报》(XM E)、《文汇报》(W HN)、《南方周末》(SW)、《羊城晚报》(YCE)等。 2.英语对现代汉语词法的影响 2.1语素化 语素化是外来词在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动态形式, ·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