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沂水解放前黄石山惨案始末

【黄石山惨案：】
黄石山惨案旧址位于沂水县黄山铺镇蛮庄正南黄石山，属蛮庄村地界。该山海拔339米，山体东西长，西、北两面是数丈高的悬崖，南面和东北面是长长的陡坡，山势险要。清道光《沂水县志?隐逸》记载了一位元代隐者：“张维忠，字子恕，博通经史，隐黄石山，从学者甚众。朝廷聘以币，固辞不就，使者强之，乃答以诗，终不出。学者称为‘艾山先生’。明廪生牛宪撰有碑。采《青志》及碑文。”
在清末捻军活动时，就筑有可备防守的石寨墙，后又修建了一些简陋住房。凡遇土匪搔扰，周围群众多习惯上山躲避。 1933年7月2日(农历闰五月初十)，国民党军八十一师展书堂部运其昌旅、唐邦植旅，以剿“大刀会”(注：大刀会也称红枪会，在张宗昌祸鲁期间，鲁中南“土匪”遍地，农民群众为了应付官府、防止匪患，便纷纷加入，一时有很大发展，但不久便被地主阶级豪绅权贵所掌握，变成了他们反对共产党、进行争权夺利互相攻击的工具。)为名，在城西南约二十华里的黄石山上，屠杀大刀会会员及无辜民众3700余人，凡黄石山周围村庄家有参加大刀会的人，无不遭此惨劫。有的全家被杀光，甚至连住娘家的女儿、外孙，也不能幸免，真实惨不忍闻目不忍睹。惨案发生后，时由日本人办得《济南日报》和英国人在青岛办得《泰晤士报》先后刊登了这一消息。此后，上海的报纸多有登载，并附加评论。山上屠杀干净后，国民党兵又窜进周围十几个村庄，见人就杀，大小不留。据老人回忆，当时不少家庭十几口人一个不剩，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死人，繁盛的村庄顿时成了人间地狱。沂水人民提及此事，至今无不恨之入骨，这就是山东历史上著名的“黄石山惨案”。后人捐资在山的西面建一公墓，无人认领之尸体全部安葬于此，并立有墓碑一幢。
因为“黄石山惨案”是由大刀会引起的，所以必须先从大刀会说起。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特别在张宗昌祸鲁的年代里，官府和豪绅地主对广大人们群众的压榨剥削、横征暴敛，尤如敲骨吸髓，弄的民不聊生。仅田赋一项，一年就要预征数次，而且一两田赋银子需折合几元钱。除正粮(田赋)外，还有地方附加和其他苛捐杂税，名目之多，令人难以想象。诸如：教育费、地方建设费、军队支应费、军队过境费、花生地亩捐、花生米捐、小榨捐(榨花生油)、大榨捐(榨豆油)、白油捐(花生油称白油)、篓头捐、小车捐、过路捐、羊只捐、羊毛捐、屠宰税、牙行税等，不胜枚举。农民在这些“赋”、“税”、“捐”的重压下，实在难以维持生计，再加上官僚地主、土豪劣绅

的政治欺压，就更无生路。在这种官逼民反的年代里，许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因而在一个时期内，沂蒙山区几乎遍地是土匪，大股上千，如刘桂堂(即刘黑七)、李常纲等;小股成百，如刘天增、杨广胜、李朋钧、石增福、二八连……等等;其他三十五十、或者三五成群拦路行劫的零星散匪，则更不罕见，严重时，有些道路甚至断了行人。
这些土匪中的若干人，甚至匪首都是被逼上梁山的贫苦农民，他们开始当土匪时，主要还是对付地主富农，以后才到处绑架勒索，所到之处，不论贫富，掳掠一空。有时为了“杀鸡吓猴”，甚至先拿穷人开刀。在这种上有贪官污吏、地主豪绅的压榨掠夺，下有土匪绑架勒索、公开抢劫的社会，有权有势有钱的地主阶级，可以修寨圩以防匪患，无钱无势而又不愿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就只有借助于封建迷信团体以自卫。该时沂水地区已有大刀会的组织，因此，便都纷纷加入大刀会，从此，大刀会在沂水一带的组织，便日益兴盛。这个封建迷信组织，确实很迷信，说什么“入会后上了香、吞了符、学会了掐诀念咒和‘喊号子’，就可以‘刀枪不入’”。枪刀不入当然是假的，但大刀会在发展后，每村都有，夜间往来香堂，形成守望相助，一有匪警就一齐出动，打起仗来一喊“号子”便蜂拥而上，本地小股土匪逐渐销声匿迹，不敢活动。邻县的大股土匪亦闻风丧胆，不敢窜扰县境。到1931年间，匪患基本肃清。因此，大刀会对防止匪患也确实起了一定作用，不过为时不久，地主豪绅便纷纷参加进去，逐渐控制了大刀会的组织，如匪首杨广胜、李朋钧在燕子河被歼后，整个大刀会组织，便基本被地主阶级所掌握，各级头领也大多是地主老财。
大刀会也称红枪会，其派系甚多，如红旗会、黑旗会(也叫青旗会)、黄旗会、五旗会(也叫五带子会)、铁板会、黄沙会、金钟罩、铁布衫，等等。莒县、沂水一带，大刀会四派，以青旗会为最盛，五旗会次之，红旗会、黄旗会甚少。
自从大刀会被地主阶级掌握以后，在他们内部有冲突的时候，往往都把大刀会作为自己的工具，彼此进行角逐。青、五、黄之间关系较好，红旗会和以上三派有矛盾。红旗会头目于兰田是大地主，他想用红旗会争夺地方权力，青旗会和五旗会不服，因此双方常常起摩擦，甚至动武。如沂水县第六区的地主张恒远、牛寿元、夏孟寺的和尚了庆等，都曾借助大刀会的力量和第六区区长杜绍曾进行过斗争。莒县红旗会与青旗会的斗争，也是如此。
莒县红旗会与青旗会的矛盾很深，以致发展到武装冲突。但由于青旗会人多势

大，红旗会人少力孤，打不过青旗会，于是红旗会回首于兰田便勾结贿买了当时驻防莒县的国民党军队八十一师运其昌旅，为其撑腰。国民党政府和运其昌为了搞垮大刀会，也就趁机从中挑拨离间。运其昌借调解之名，袒护红旗会，青旗会不服。
那时，参加红旗会的多是有点儿身份的或吃官饭的。当时满堂坡、丰台一带的红旗会就驻在其首领丰台地主王宗堂的围子里。有一次，是在1931年或1932年麦季，青旗会五团在丰台与红旗会开战，双方都有伤亡，红旗会伤亡大，青旗会阵亡3人。
1933年夏，韩家官庄青旗会会员左福被红旗会的人抄了家。左福的女婿是大李家庄的青旗会会员袁福堂。袁福堂听说岳父被抄了家，就报告了本村会首。这时会首已把会友们集合起来准备抵抗运其昌，他一听说自己的会友受了红旗会的欺负，就把队伍开到了孟家庄。红旗会这时也把人调集起来，开到袁家庄的一条沟里，准备迎战，两相对垒，剑拔弩张。这时下店村绅士袁仲一、黄旗会会首杜历山、大李马庄铺子掌柜李升庭三人出面调解，才避免了一场械斗。
同年，五旗会和红旗会在小薛庄也发生过一次冲突，双方都调了不少人。红旗会会首于兰田带领他的两个儿子亲自出马，五旗会会首钟志道也上了阵。这时国民党莒县政府和驻军旅长运其昌出面“调停”，他们袒护红旗会，钟志道不服，结果被运其昌抓到莒县县城杀害，接着五旗会另一会首刘东也被杀害。
1933年(农历五月初)，莒县垛庄乡乡长李寿辰派区丁到盛家垛庄庄长盛阶家催征8块钱的防务捐。李寿辰平时为虎作伥，催征钱粮极为苛刻，经常带着十几个区丁挨户催征，凡遇不交者，即拘捕关押。
盛阶是青旗会会员，对李之敲诈早就不满，区丁来催征就更为生气，当即回答拿不出，结果被捆到乡政府关押了起来。
盛阶之弟盛富及其侄等五六人都是会员，见盛阶被押，便集合了本村的会员至乡政府，将盛阶抢回。为惩罚李寿辰，以平民愤，第二天，青旗会会首梅景玉向各村传令调兵。在梅景玉的带领下，组成了几千人的队伍围攻乡政府所在地盛家垛庄。从上午开火一直打到下午。
这时，李寿辰的姑表兄弟王文楼，到莒县县城请来了运其昌的部队。运其昌亲带一个步兵营到盛家垛庄，谎称“和解”，叫梅景玉暂且退兵，有事慢慢商量。梅答应解围退兵，但必须交出李寿辰作为讲和条件。运其昌佯为应允，但并不兑现诺言。梅景玉退兵至岭西，不久就识破了运的欺诈手段，于初五又围攻了盛家垛庄，并一枪击中了正在训话的运其昌的左腿。运于是撕下了假面具，以全副

武装向青旗会发动猛攻。结果运其昌被包围，几乎当了俘虏，幸赖其第三营从诸城换防回到莒县，才解围逃脱(这是运旅第三营军需蔡鹤亭说的，蔡是河南人，第三营营长是蔡的侄婿)。
也是在同年农历五月初，梅景玉还会同沂水、费县的旗会援兵，在沭河边的夏庄，与运旅打了一仗，双方互有伤亡。
五月初九日(6月1日)，青旗会退至黄沙沟，又进行了一次反击，村上男女老少全部投入了战斗。从早晨黎明，一直打到下午4点，不分胜负。后莒县县长要求讲和，经双方谈判，运旅带着伤亡撤出了黄沙沟。
几次交战，运旅均未能获胜。运其昌恼羞成怒，声言非把青旗会消灭不可，运其昌对莒、沂两县的青旗会怀有刻骨仇恨。因此，“黄石山惨案”的悲剧就在这些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中慢慢地孕育着。
莒县大刀会与运旅在黄沙沟交战后，青旗会也认为势成骑虎，知道运其昌一定要进行报复。因此莒县青旗会便通过田瑞写信给沂水县大刀会头子张恒远求援，结果被张拒绝。于是田瑞又写信责骂张恒远无良心，并声言要把会众拉到沂水去闹，对张进行威胁。
田瑞原来是放牛出身(也有人说是个要饭的)，是个穷人，不知什么时候加入大刀会，竟成了莒、沂两县青旗会的总老师。张恒远燕子河剿匪及围攻北良水杜绍曾区公所时，田瑞曾带领莒县的青旗会徒众援助过张恒远，所以当张恒远拒绝援助莒县青旗会之后，田便敢于以信责骂和威胁张。
张恒远是沂水县第六区东营庄地主，开设油坊买卖，是六区一带的青旗会头领，也是该会是总老师，平常会众都称他为“四老师”。张曾亲自率领青旗会众在燕子河(渊子河)打过土匪，将匪首杨广胜、李朋钧及其匪众，全部歼灭，以后又打了北良水杜绍曾区公所，因此，张在沂水县的青旗会中颇有声望。
下面说说杜绍曾全家被杀的起因和经过。杜是沂水六区北良水村人，家庭是中小地主，其父杜次章，曾任过沂水县财政处的会计，在财政处下设的支应局负过责任，也曾当过六区区长。杜姓是沂水六区的封建势力派之一，当地有谚语云：“南曹(指当地苏村南曹家营曹姓)、北杜(指大、小杜家庄、菜园、良水、房岭等村的杜姓)、司马徐。”所谓“南曹、北杜、司马徐”，都是地方封建势力。尤其杜姓自杜经三当了沂水县警备队总队长后，势力就更大了。杜绍曾早在临沂五中读书时，无所不为，为社会乡里所不齿。1927年前，杜曾考入黄埔军官学校，1927年秋流浪到南京，不久就投靠了张苇村(当时国民党政权是西山会议派掌权)，在南京充当一名小职员，1931年考入山东区长训练班，由

于杜善吹捧钻营，毕业后回沂水县就被委为第六区区长。
杜绍曾自从当了第六区区长后，经常自称是张苇村嫡系亲信，并说与当时的沂水县长焦常荫是拜交弟兄，因此便狐假虎威，任意妄为，不可一世。在他任区长期间，人皆称他是“杜烧包”，在他的同事中，也很孤立。因为他曾在黄埔军官学校“渡过金”，因此又经常以“革命人物”自居。当了区长之后，借口兴办学堂，没收了夏孟寺的庙产，占用了庙址，并将该寺和尚了庆和牛家小河村地主牛寿元，捕押在他的区公所，进行敲诈勒索。了庆和尚是夏孟寺的主持，也是一个恶霸地主和作恶多端的“妖僧”;牛寿元是一个一贯用高利盘剥人民的地主，在大革命时期，他反对和破坏过农民协会，当时沂水县的共产党人就想发动群众搞他，大革命失败后，他又乘机打击报复农民协会会员。杜绍曾把这两个坏蛋关押起来，并不是为了除恶，而是为了敲诈。当张恒远以大刀会名义要求杜释放他们时(了庆和牛寿元也是大刀会头目之一)，杜绍曾不仅不释放，反而态度更加蛮横，出言不逊。张恒远见谈判不成，便调集了一部分刀会群众将杜的区公所(设在杜绍曾本村——北良水)团团包围，进行武装威胁，声言不释放了庆和牛寿元绝不罢休。而杜绍曾也早有准备，在他第一次拒绝了张恒远的要求后，便从县城要来了一部分警备队。及至张恒远真的调集刀会群众包围区公所，他便更加恼怒，立即下令向刀会开枪，恰巧，杜绍曾第一枪就将张恒远的儿子击毙，这就更加激怒了张恒远，于是又调集了更多的刀会群众，向圩里攻打。他们首先割断了区公所和县府之间的电话线，使杜无法向县里求援，继之便将圩墙攻破，杜见势不妙，便将全家集中在一个炮楼内，企图负隅顽抗，以待援兵。大刀会攻破圩墙后，即蜂拥扑向这个炮楼。此时杜绍曾看到炮楼也非保命之地，便跳下炮楼向良水河方向逃去。在杜绍曾跳下炮楼不久，炮楼大门即被打开，攻入炮楼的大刀会众，见楼下存有不少土灰药，便立即点燃起来，随着土灰药的升发，炮楼的被炸，杜绍曾全家也被炸死，连他的妹夫李泽生(区公所文书)也未幸免。杜绍曾本人虽然跳出炮楼未被炸死，在他逃至良水河滩时，即被大刀会众赶上杀死。(一说为会徒就用镢头刨楼的墙基，很快把楼刨倒了。杜绍曾的父亲当场摔死，杜绍曾和他的哥哥、妹夫等摔下楼来后向西逃跑。会徒追到良水河边，将他们全部杀死，还逮住两个区丁，押回东营庄杀了。见邵春林等口述，张茂萱、窦宪诺整理《张恒远和以他为首的沂水青旗会》，载《沂水县文史资料·第一辑》)这就是

当时震惊全省的、沂水县大刀会的第一次暴动。
当时统治山东韩复榘，对大刀会的这次暴动，并未采取适当措施，只派了他的民政厅长李树椿进行了一番“罪不加众”的“宣抚”，将县长焦常荫以办理不善的罪名撤职而已。虽然如此，但也种下了下次惨案——即黄石山惨案的祸根。
当张恒远借到莒县青旗会头子田瑞的威胁信后，即召集大刀会头子开会商量办法，因为意见不一致，又去北店子(刘家店子)找刘楣荪主张。刘楣荪即教他们调一部分大刀会会徒到莒、沂边境，名义上是声援莒县的大刀会，真实目的是堵截他们不能进入沂水县境。张恒远等认为此是“两全其美”的“妙计”，就欣然回东营庄(今属沂南县)召集大刀会头子宣布“计策”，下令调人，并说“谁不来就切开晾着(即杀头的意思)”。于是大刀会众就自备干粮，扛着大刀、长矛，漫山遍野而来。当他们走到苏村、司马店子一带时，便和从临沂向北开发的国民党军队八十一师展书堂部遭遇了。
原来刘楣荪向张恒远献的是个两面计策，当刘知道张恒远已下令调集人马之后，便又暗中向沂水县政府报告说：“大刀会又要举行暴动……”，此时沂水县的县长是范筑先，闻讯后，便立即电告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韩复榘即电示驻临沂的八十一师展书堂部，开赴沂水进行镇压。当展书堂的八十一师行至苏村、司马店子一带，见大刀会众漫山遍野而来，便以为暴动已经开始，因此便下令向大刀会开火，霎时间，步枪、手提式便一齐向大刀会众射击。大刀会众突然遇此战斗，便都卧倒在麦田，而八十一师的大兵误以为他们都被打倒了，于是便停止了射击，霎时，大刀会众一齐爬起，喊着“号子”向军队冲去，这一冲反而把军队吓得抱头鼠窜，逃进附近的圩墙内不敢出来了。
这一冲突虽然双方无大伤亡，但却弄假成真，骑虎难下了。造成这种局势的根源，主要是刘楣荪的阴谋。
刘楣荪，沂水县第六区北店子(刘店子)人，地主，晚清拔贡，乡人多称之为“拔爷”，是一个最阴毒奸险的反动分子，他反对辛亥革命，参加过共和党、进步党、保皇党、保发会，积极拥护张勋复辟，在沂水县的封建地主中，他是最顽固、最反动、最险毒的一个。这一事件，完全是他阴谋挑起的。后来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又是反共反人民最坚决、最积极的一个。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在沂水募集给养，他便从暗中进行破坏。此后，他不仅勾结住在南墙圩的国民党县长刘瘦岑，召开反共大会，而且在薛庄召集大刀会头子开会，组织成立“反共军”，并几次组织大刀会众攻打共产党所领导的沂

水县人民政府。败露后始逃往安徽阜阳，并且死在那里。
大刀会本来并没有打算与军队打仗，但一经遭遇，便弄假成真，大刀会暴动的消息，本来是刘楣荪有意捏造的，至此也被认为是“事实”了。因此，大刀会便处于骑虎难下之势，不得不继续调集会众，准备作战。
这时沙沟的恶霸地主李景刚又挑起事端，拉开了“黄石山惨案”的序幕。
李景刚，外号叫李五秃子，沂水县沙沟人，任地主民团长。自从古村、沙沟的青旗会二十一团建立后，当地地主感到他是个很大的威胁。有一次，李五秃子派人来请青旗会的李德和李方俊商量到沂山里剿匪事宜。二李知道李五秃子阴险狠毒，对他不能不防范，估计李五秃子想借沂山剿匪之名吓唬大刀会，或借此搞垮大刀会。但既然李五秃子有“请”，不管怎么样，李德、李方俊还是到沙沟去了。见了李五秃子，李德说：“到沂山里剿匪可以，你得准备几千斤馍馍，几千发子弹，几千双鞋，我们包打!”这本是一句大话，却把李五秃子等地主们吓倒了，没敢答应条件，事情就不了了之。李德、李方俊回了黄罗历。
李五秃子觉得大刀会不好惹，就向县里告大刀会的状，说沙沟古村的大刀会中有共产党分子作乱。县政府接到李五秃子等人密报，于1933年农历四月十六日指令县公安局与民防团在沙沟古村抓了13名青旗会会员，并押在沂水城监狱。
这时，二十一团派人到黄罗历请李德和李方俊去商量对策。李方俊派李德和两个会员先到了古村。临行，李方俊对李德说，要是县政府在那里继续抓人，你们就在宿山上放炮，我们听到炮声，就马上率十九团、二十团去增援。三人到古村见了李文富，他说现在抓人抓得很凶，连自己也保不住。李德一听，觉得情况十分紧急，当日(农历五月初六)下午就派人给李方俊送了一封急信。到晚上9点来钟，大刀会在古村集合了二十一团的300多名强壮会员，凑了200枝枪，由李德、李文富带领向崖庄进发。半夜以后，包围了李五秃子设在崖庄的局子。他们估计李五秃子可能在局子里，想找他算账。局子里的人首先向大刀会会员开了火，会员立即还击，一直打到早晨四五点钟。局子被打开了，打死打伤民团十来人，得了一枝二把匣子枪。但这天晚上李五秃子没在局子里，没有抓到罪魁祸首。天亮时，会员撤到沙沟南山顶上(名盖家顶)。
撤到南山顶后，周围的会友们也来了，到了600多人。李德整理了一下队伍，让大家就地休息。在这同时，李五秃子也调兵遣将，并向县政府求援。县政府就派了大兵到沙沟。这些大兵从沙沟经过村南沭河上的木桥时，山顶

上的大刀会会员看得很清楚。会员们一一数过，整整是68人。于是李德就叫大家把会旗放倒，并规定，不见旗竖起来谁也不准打。当时大刀会占的是盖家顶西山头，李五秃子带人占的是东山头，两者相距半里许。李五秃子首先向大刀会开火，打了数百枪。这时，李德叫会员们谁也不能急于还击。李五秃子指挥他的人打了一阵枪以后，看见大刀会没有动静，就带人扑来。当他们距离大刀会的阵地只有几十步时，李德立即把旗举起来向东摇了三下，会员们见旗竖起，随即一跃而起向民团扑去。李五秃子的民团一下子乱了阵脚，慌作一团，连枪栓也拉不开了。大刀会乘胜冲杀。不到两个小时，就把民团杀得四处溃逃。李五秃子立即带领他的残兵东撤。大刀会紧紧迫击，一直追到宋南山的一条沟里。这时杨家坪村的30余名会员迎头把李五秃子一伙截住，本想活捉李五秃子，用他把被关在狱中的会员换出来。但李五秃子拼命抵抗，李德便开枪将他打死了。
第二天，十九团、二十团共900余人，在李方俊、陈凤林、杨花信带领下到沙沟增援。李德就把四个俘虏交给陈凤林，回了黄罗历。李方俊、陈凤林、杨花信又带领会员攻打李五秃子的圩子。李五秃子的二弟(外号二县长)指挥着几十个武装人员，凭借坚固的圩子进行顽抗，但最终被攻破。
李五秃子死后，他全家被茹素团接到杨家城子后，他的儿子李春臻和侄子李建荣上县政府递上呈子告了青旗会。闰五月十一日，县政府就把关押的13个人杀了。十三日运旅烧了古村等村，接着运旅有一二百人开到沙沟，李五秃子家的人回来了，到处抓青旗会，腥风血雨，迫在眉睫。
展书堂的八十一师到达沂水后，就向范筑先提出解决弹药补充、医药费、埋葬费、抚恤费等等费用问题，要范筑先出钱(数目之多竟达几万元)。并表示“没有钱是不能打仗的”，借以要挟。范筑先虽然自恃根子硬，但至此也只有穷于应付、委曲求全了。至于八十一师的军风纪，糟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形容，大兵在街上横行霸道，随便拿东西不给钱，每天强奸、抢劫案件不知凡几，老百姓不到天黑即关门闭户，人人都有“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之忧。
军队借故进行几万元的敲诈勒索，谈何容易，简直无法筹措，军纪之败坏，更使居民日夜不安。在这种混乱情况之下，谣言也纷纷流传，如说：“大刀会不日就要攻城”、“打开沂水城要杀个孩芽不留(杀光)”、“打开沂水城，先把洋学堂烧光杀个”，又传说：“军队将把沂河以西的村庄，特别是有大刀会的村庄，全袭(杀个)”。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城里人怕大刀

会攻城，纷纷向乡间搬家逃难;乡村人民特别是沂河以西各村人民，害怕军队洗劫，一部分人向城里搬家，一部分人则逃往莒县或其它村庄，借亲友家避难，情况非常混乱。
这时沂水城的统治者，既不满意八十一师的敲诈勒索和军纪之败坏，又害怕大刀会真要攻城，在进退维谷之际，终于想出了一个欺骗的办法——“剿抚兼施”，即对大刀会实行“招安”。经过点省请示，韩复榘也立表同意，并派省民政厅长李树椿来沂水实施“剿抚兼施”计划。招安的条件是：给大刀会以“第三路总指挥”的名义(与韩复榘名义一样)，发给一万支钢枪、一万套军装、一万元现大洋。这显然是骗局，但既得韩复榘同意，就要试一试这剂药灵不灵验，于是便检选了一个“张善人”到大刀会去作说客。
这位“善人”姓张名熙恒，字仲久，是沂水城西岳庄的一个地主兼资本家，家里开设着油坊，在黄山铺开着“双祥”钱庄，并印发纸币盘剥人民。当时山东城乡商号皆允许出票子，张印的票子票额有1吊(50个铜板)、2吊直至10吊，铜元每1.8吊至2吊合银元1元。又施小恩惠，于铺前施舍茶水(缸里盛着用石榴叶子烧的水，旁边摆着些黑碗，让赶集人随便喝，不要钱)。当时一些商贩担着鱼虾(多系日照、青口人)到城里卖完后，赶黄山铺集再买回山果、烟叶等回头货做买卖，有资本不足者，张则无息借给他们钱做本钱。有时来往行人路费不足，或欠下店钱、饭钱，求到张处，张也多能给予接济。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从日照到蒙阴、新泰各县都知道沂水黄山铺出了个张善人，因此他印的票子得以大量发行。于是这些小贩就给他在黄山铺东头路北立了一块“乐善好施”的碑。后“双祥号”被土匪刘天增抢劫倒闭，手中有他的票子的小贩和穷人则倒了霉。
张熙恒见了大刀会头子张恒远说明来意后，张恒远认为事关重大，撒了转帖子，请了一些会首开会商量对策。后张恒远借口胆小怕进城见“官”，而此时有官迷熏心的张之祥(一作张志祥)，认为是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因而便自报奋勇，愿代张恒远进城谈判。张恒远也就决定由张之祥作为他的代表，以六区区长的身份，由张善人陪同进沂水城谈判。张之祥被“迎接”进沂水城后，便直接到运其昌的司令部内，在那里收到“殷勤招待”，除了前门烟、大方茶招待外，还特设了鱼翅宴席(当时这在沂水是最高级的招待)。在宴会上，运其昌对张之祥极力恭维，推崇备至;张之祥也趾高气扬，自吹自擂，吹嘘说“能调集十万大刀会众”，并自报奋勇地愿意包打沂水北部的大刀会，说能把他们很快消灭掉。真是“耀武扬威

，大言不惭，不可一世”。可是就在这时，运其昌已经电告韩复榘，并得到韩的复电：“立即就地正法!”因而当天晚上即将张之祥钉镣收监，第二天一早便绑赴西门枪决。在临刑前，张之祥痛哭流涕，口呼冤枉说：“我不是大刀会呀。”但已经晚了，枪声一响，便结束了他的一生。
张之祥，字瑞五，沂水城凤台庄(俗叫坟台)人，地主，也是沂水六区的封建势力派人物之一，当地有谚语云：“高、刘、袁、黄四大家，不敌坟台张家”。在姚店子集上，凤台张家是一霸。论文的，张家辈辈有“刀笔”先生，如张克曼、张克献等;讲武的，则户大丁多，好打群仗。他们常说：“光挑一个眼的张三，每人一条扁担，也能扎一座戏台”，以炫耀张家人多。因此，人们都不敢触动他家。
自从杜绍曾被大刀会众杀了之后，对六区区长一职，多视为畏途，不敢去干。而张之祥则乘机谋得了区长的宝座。张当了区长之后，自然照例进行敲诈勒索、贪污自肥，当区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仅贪污盐款一项，即达数千元之多，后经揭发，被宣布撤职查办。正当他准备交代之际，恰巧遇上了大刀会的暴动，因而他便乘机投靠了张恒远，充当了张恒远大刀会的参谋长。他原本想借此逃避交代，浑水摸鱼，这次又遇上“招安”，便更想借机升官发财，因而便自报奋勇代张恒远进城进行谈判，谁知事与愿违，竟自取灭亡。
黄石山是一个山寨，山高仅四华里，不算险峻，缺乏水源。山顶在清季防捻兵及后来防匪时筑有围寨，围子里还有几十间房屋，是在闹土匪时修的。山寨只有东南、西北两门;西北一路，通山下岳庄、蛮庄、黄庄一带;东南一路，通泉庄、胡家庄一带。其余尽是悬崖，无路可通。该山周围各村庄参加大刀会的人很多，如：东西土沟、西黄庄、蒋庄、黄崖、武家庄、埠西、崖上、崖下、东西蛮庄、西泉庄、胡家庄、吕家庄、沙沟子、坡城峪(俗叫破车峪)、龙山店、柳家庄子、上下独路子、黄石官庄、李家坪、大小高庄等几十个村庄。土匪闹的厉害时，每到晚上，周围的群众就带着点自己认为是最值钱的东西上山躲匪，白天下山种地。土匪不来时，也由山长张殿珍带着一部分刀会会员守着山寨。这部分会员的吃食和用枪，都是向岳庄和黄石山周围的地主要的，地主心疼，但又不敢不给，所以他们对大刀会恨之入骨。另外，在大刀会的青壮年农民，有动于衷，辄形于外，与区乡官吏直接接触中，难免发生言语冲突;加以会徒成份复杂，有的会徒持刀到集市或庙会，惹起群众误会，自相惊扰。官府看到会徒不是“顺民”，就指斥大刀会“不务正业

”、“扰乱治安”、“抗拒捐税”、“聚众滋事”等。因而地主和官府都与大刀会产生了矛盾。在八十一师进驻沂水城后，“沂河以西凡有大刀会的庄子全袭”的谣言，不久便传到这些村庄，因此，这些村庄里的大刀会众，即改攻为守，便纷纷逃上宝泉山(石观坪)和黄石山避难(当时大刀会迷信“黄石山上出黄牛，大劫来了起云头”之传说，以为有神牛相助，能遇难成祥，遂择定黄石山为据点，抵抗官军)，有些人甚至连家属、衣物，也一起搬到山上，只有东黄庄的大刀会众因离岳庄较近，搬到岳庄圩内。(关于到黄石山避难的具体人数，邵德孚《我所知道的黄石山惨案》一文中说“总共不下数百户”，而赵仲璞《山东沂水大刀会大惨案始末》一文则说“大刀会闻大兵来剿，会徒惧官军势大，避往山上者两千人，附近数十村庄的会徒家属和部分居民，恐被官兵杀害，陆续避往山上者，约六千人”)。而岳庄及黄石山周围村庄的地主们，凑了四五百块大洋买通了来镇压大刀会的展师的唐、运二旅长，请他们对大刀会狠下毒手。
张之祥被杀后，张恒远知道“招安”不成，便又调集一部分大刀会众，准备攻打沂水城。张恒远的六弟张恒成(人称六老师)对此表示不同意，张恒远没有理会，仍然指挥大刀会众绕道沂水城西，作攻城准备，他本人并亲自率领数百名刀徒，上了黄石山，坐山指挥。他们的这个行动，很快即被八十一师侦知。1933年7月1日，运旅首先纵火烧了东营庄、西营庄、杜家庄、金桥庄、孔家湖、蒋家庄等7个村庄，接着攻上了石观坪山寨，杀死了200余名群众，就在张恒远带领会众登上黄石山不久，八十一师便调兵遣将，把黄石山包围了。八十一师的兵力部署是：运其昌旅田海中团在黄石山南西泉庄、胡家庄一带布防，唐邦植(一作唐邦智)旅五百人住尧崖头，经尧崖头、黄山铺，进驻岳庄，形成两面夹击之势。7月2日，开始攻打山寨时，首先是运其昌旅用迫击炮从南面打的东南门，当时，山上由山长(寨主)刘同与青旗会团长李孟春以及刘恩裕、段其桂、张典正五人负责守卫。他们与会员以大刀长矛等武器顽强地与拥有钢炮、追击炮、步枪、机枪的运旅抵抗着，一直打到晌午。运旅发起几次冲锋，都没有把山寨攻破。后来，运旅从望远镜里发现山上多系老弱妇孺，便找人上山去“劝降”，这时村里人已经很少了，结果只找到一个妇女(据说是胡家庄织布匠武五的儿媳妇)，这个妇女上山去吧“劝降”的事一说，当即被山长刘同拒绝，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上过“招安”的当，认为这次“劝降”还是个阴谋，当然不愿再上当了。在拒绝投降之

后，山上有一部分人主张乘军队暂停攻击的机会，假投降之名逃出山寨，又遭到山长刘同的坚决反对，并且把企图逃跑的人杀了好几个，山上才安静下来。
八十一师见“劝降”不成，过晌便又开始发起攻击，这一次的攻击，比第一次更为猛烈，第一次的攻击只运其昌旅参加，这一次除运其昌旅继续从南面进攻外，唐邦植旅也从东边发起猛攻。这一次不仅有迫击炮，而且还有小钢炮。唐旅用迫击炮向山寨东南门猛烈射击，几炮就把围墙炸开一道大口子。山上人都向山西边涌，这时山长命令大家赶紧抢垒被炸塌的寨墙，还没垒好，敌人的炮弹又射来了，轰开了更大的口子，东南寨门塌陷，继用重机枪扫射，掩护步兵上山，官兵先后攻入山顶。会员们奋起反击，大刀、土炮怎能抵住敌人的钢枪大炮，东南门终于被攻破了，军队便爬上山顶、爬进圩墙，老老少少都往西南门跑，敌人又赶到西南门，进行了一场惨杀，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把石头都染红了。敌人没法插脚，就把门板摘下来铺在尸体上，把还活着的小孩压的哇哇惨叫，真是惨无人道!
在圩墙内进行抵抗的大刀会众，与之进行了肉搏战。后来，看到大势已去，李孟春就带领50多人从山寨西北角的悬崖上跳下去，有些当场摔死，没摔死的直奔岳庄，想进岳庄地主的围子里避难，地主不让进去。当时黄石山寨里仅存着几缸水，山上人多，即使一人仅喝一口也不够，这些渴极了，就到岳庄村前的苇汪喝水，岳庄的地主带领武装站在围子上，向逃来的人开枪，致使有些人没死在黄石山上，却死在了地主的枪口下。山上那些怯懦的、企图投降的，也全部被杀光了。
运旅攻山、形势越来越危急的时刻，青旗会会首张恒远率领3000多人(一说率领八九百名会徒)从尖山子下来增援，当走到黄石山西南坡山根时，张恒远回头一看，会徒大都跑了，只剩下四五十人，这时张恒远破口大骂，一边带着这四五十人往上冲，还没冲到围子，就被敌人打死的打死，打散的打散了，张恒远也当场阵亡。
下午4点多，官兵连破三道寨门，攻进山寨，群众与军队展开了肉搏战，身强力壮的妇女也拿起大刀与官兵拼杀。运旅、唐旅的大兵们也有被大刀会杀死砍伤的，官兵备有大刀，所以他们爬进山寨圩墙后，便兽性大发，见人就杀，不仅将未逃的刀会会员全部杀光，就连在山寨避难侥幸未被炮弹手榴弹炸死的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也惨遭杀害。官兵枪击刀劈达三小时，被残杀的男女老幼尸身相叠成堆，惨不忍睹。下午2时前后，才下令停杀。兵士搜查现场，发现死尸堆中五六岁的男女孩童二百余，报经

团长，带至西泉庄，由其亲属认领。但亲属大都死绝，家中如有亲人，亦不知逃往何处，认去者很少。以后征车运至县城，除少数被人认养外，余均不知下落。
傍晚军队先后撤回县城，田团从此长期驻防沂水，封锁消息，捏报军队被会匪攻击，击毙匪首等千余人，掩盖屠杀居民情况，故外间难闻真象。山上尸体堆集，无人认领。两日后，居民陆续归来，因天气炎热，均已腐烂，无法辨认，尸体臭气达十余里。当由士绅张熙恒等倡导，集附近各村农民，上山取土掩盖。事后，建立一大石碑于黄山铺东门外大路旁，上刻“泽及枯骨”四个大字。
当年秋天，耶稣教派人到了黄石山，见白骨累累，目不忍睹，就叫周围村庄的老百姓把骨头拾了拾，在山上挖了个大坑埋了。
运其昌是这场大屠杀的指挥者，也是目击者，他曾在一篇《告民众书》中谈到他亲眼所见：“三日早，兄弟(运其昌自称)同李参谋长上山查看，见山上山下尽是死尸，血肉模糊，尸身狼藉，有受伤未死的老幼妇女，呻吟在血泊之中，见穿军衣的来，恐又杀害，其惶惶可怜之状，未可以言语形容。又见有妇人已死，她的小孩还在她怀中含着她的乳头者，又有妇人已身首分离，她的小孩还抱着她那血肉模糊的头而哀嚎喊娘者，又有两三个月的小孩，在其母死尸旁，口含自己的小手指当乳吮咂而哀啼者……”
就连当时参加指挥作战的八十一师旅长唐邦植，也觉得“太残忍了”。唐到山上见杀了那么多人，便下令停止屠杀，并说：“剩下的人(全系妇孺)谁愿意领就算谁的”，这才逐渐停止了杀戮。幸免于死的妇孺，也均被大兵们“领”走了，据说一个兵有“领”几个妇女或婴儿的。他们领的这些妇女，有的被留下做了自己的老婆，有的被污辱后又卖掉，一个妇女仅卖五元到十元钱，真实丧尽了人性，他们确实是些人面兽心的衣冠禽兽。
此次惨案，展师运旅、唐旅共屠杀民众4000余人。仅胡家庄当时800多口人，就被杀死300多口;蒋庄死300多口，武家庄200多口，蛮庄190多口，胡家庄被杀绝的有30多户，埠西仅二十几户人家就死了100多口，崖上村连死带逃只剩下七八口人。
“黄石山惨案”发生后，日本人在济南纬三路办的《济南日报》首先刊登了这个消息，直接说八十一师运其昌旅杀死老百姓5000余人，青岛肥城路《泰晤士报》(英国人办的)也刊登了这个消息。以后上海办的报纸也有登载。事后，刽子手运其昌由韩复榘调到胶县驻防了事。
自黄石山大屠杀后，会首被击毙，各村香堂停止，大刀会无形解体。省政府恐死灰复燃，以清乡为名，举办入会人登记

。县长范筑先当时对大刀会始终主张和平解决，但临沂驻军韩复榘八十一师长展书堂不理睬范的意见，竟派大军进剿，对大刀会滥杀一阵，以致造成惨案，范为此事遂愤而辞职，后调往他县，另委赵莲塘接任。赵到后，即宣布全县按自治区域，分区清乡，清查户口，办理登记。所有在大刀会者，将刀交出，悉免追究，不得隐匿。大刀会从此全部解散，只累累白骨同黄石山永留世间。
(注：关于黄石山惨案中被杀人数，邵德孚《我所知道的黄石山惨案》一文中说：“这次被八十一师大兵们杀死在黄石山的大刀会众和老弱妇孺，究竟是多少?至今还没有确切数字，当时传说约四、五千人。据我了解，这个数字可能大了一些，比较可靠的数字，约三千人左右。”赵洪朴、刘立田《我们在黄石山惨案中的经历》一文中说“黄石山惨案发生后，官府曾派人来挨村统计在这次惨案中被杀的人数，我们记得总共是三千七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