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及影响
浅析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及影响
史俊杰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大一统以后，分裂动乱持续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两汉之际佛教从天竺传入中国，在这段历史时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影响中国社会
秦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实现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使广大劳动人民成为自己统治下的顺民。汉朝统治者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儒教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广大文人怀才不遇，他们之中有隐居田园。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这段历史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中既有排斥、斗争，也有调和、融合，其中以调和、融合为主流，而这个过程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队中国的政治、思想、建筑、文化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魏晋南北朝佛学发展的概况
秦汉之际，秦皇汉武统一了中国，使中国呈现了很长一段的和平局面，秦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却呈现了分裂动乱的局面，而且是秦汉大一统之后分裂动乱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各个统治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壮大自己的实力，不断发动战争，掠夺土地和人民。各个统治集团不断发动战争使当时的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劳动人民在现实中无法摆脱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且在精神上无法找到寄托。而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当时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之说对信佛的人具有极大的引诱力。因此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广泛的流播。
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人们是怎样开始信佛的?据史料记载，最早开始信佛的并不是广大的平民百姓，而是宫廷里的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晋室南渡之后，佛教逐渐渗透到了上层士大夫的中间阶层。据《世说新语》的记载，不仅“殷中军见佛经，云理应阿堵上”，谢安、许询、孙盛、殷仲堪、郗超、孙绰、王坦之、王修等人，也极其热心于佛理得讨论，这些名士是精通哲理，且长于玄谈的文人。
在当时有不少帝王也信仰佛教，特别是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其他的帝王如吴大帝、魏明帝、晋元帝、宋文帝、陈后主等伴随着战乱的频繁，以及佛经的中国化，佛教在广大人民中间流行，佛教的信徒也明显增多。北魏时期，仅都城洛阳的寺庙就多达1300多所，正如古诗所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汉末魏初，洛阳有寺，徐州、广陵、许昌有寺。当时全国的男女信徒逾200万人。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盛况。
佛教的教义并不仅仅依靠口耳相传，它的传播主要靠当时人们研究的佛经来传播。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经纶大量译出，如佛教经典《华严经》、《涅槃经》、《楞加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以及由朔佛、支谶共出的《道行经》，支亮及弟子之谦重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即《道行经》，而称曰《大明度无极》，竺叔兰之《放光经》，以及支谦的《明度无极》。中西僧人为之作了大批的注疏，佛教内容关于般若空观，涅槃佛性、因果报应等问题的讨论，中国当时那些拥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且精通哲理，长与玄谈的文人参与研究讨论佛理，他们的理解就常常超出世俗的救赎、供养、施舍、报应，而往往涉及精神的思理，因此很快就出现了很多疑问，这些疑问有时就来自用汉语翻译的佛经。中西僧人、文人在为这些经典作注疏的，阐述自己的理时，就会有许多相同的观点，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那些具有相同观点的僧人就会聚集在一起讨论，研究佛经，由此形成了南北诸家学派。南方独有的是“三论学派，十诵学派”，北方所独有的是“四论学派、四分律学派、楞伽学派；南北方皆有的是涅槃学派，毗昙学派，成实学派、摄论学派”。各学派的人员灵活流动，一个僧徒可以参加不同学派的讨论，因此在当时学派的理论是相对开放的，所以南北诸家学派是形成中国佛教宗派的前奏曲，在佛教发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南北诸家学派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都是在互相竞、互相交流中成长，发展的。各个学派在研究佛经是可谓是人才辈出啊。三论学派的经典《中论》、《百论》与《十二门论》最在后秦是即由鸠摩罗什译出，僧肇等人加以阐释发挥，但三论学派兴起于梁代的僧朗，他因在摄山栖霞寺开讲《华严经》及三论被后人称为摄山大师，梁武帝曾派僧诠、僧怀等人入山从学三论大义，僧诠研究最有成就。涅槃学派以研习、弘传《大般涅槃经》而得名，其核心是“涅槃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就有佛性”。楞伽学派以钻研和阐释《楞伽经》而形成的学派，此经传到北方后，一些禅学者依据此经修习禅法，影响渐大，其中最值得指出的是菩提达摩，由他开创的佛法谱系后来发展成为唐朝的禅宗。
在佛教史中，特备是中国的佛教史中需要注意的是南朝的慧远和北方的鸠摩罗什。慧远以南方的庐山为中心，在江南的朝廷与知识阶层广泛的结交朋友，一方面捍卫着佛教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加速着佛教的世俗化，他以神不灭、三世说、出世论以及念佛三昧的方法把佛教推向了中国的思想界，而来自异域的鸠摩罗什，则以他众多的佛经翻译，准确而流畅地把更加精深博大的佛学介绍给了中国的知识阶层。再以后，当鸠摩罗什的学生竺道生、僧肇、道融、僧睿活跃在中国的上流社会，并真正地给中国知识阶层阐扬与解释来自大乘佛教的思想。
战乱频繁的魏晋南北朝，佛教深受广大平民百姓喜爱，但是佛教被广大人民接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一番斗争才被接受，因此我们说事实上佛教传入中国是一个自发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僧侣文人将深奥的佛经通俗化，并且塑造出通俗形象的宗教信仰，给当时的中国不同社会阶层信众找到了精神寄托，进而实现中国化的佛教。在当时佛教信仰中，除了佛祖如来外，影响较大的
是观世音信仰、弥勒信仰和阿弥托佛净土信仰。
《观世音三昧经》阐述了观世音信仰的理论和实践。《观无量寿经》中说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无量寿佛(阿弥陀佛)的左胁侍，是“西方三圣之一”，也是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出现观世音显灵的神话，促使观世音信仰发展较快。而且在南北朝时期，汉地开始出现妇女形象的观世音菩萨华佛像，隋唐以后进一步将观世音大慈大悲的特性定格为温柔慈爱的女性形象。南北朝时期，弥勒佛信仰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有人统计，在丝绸之路两旁，人们开凿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炳灵寺等石窟群中，除了释迦佛像，就是弥勒佛像，并且占了很大比重。阿弥陀佛是佛教经典中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因能接引念佛人往生，故又称“接引佛”。关于阿弥陀佛的经典，主要有《阿弥陀佛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及世亲所著的《往生论》。这些经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已陆续译出，主要宣扬阿弥陀佛所具有的无穷愿力。
以上佛教信仰的流行，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中国民间的灵魂不灭等宗教观念和祭祀、祈福等社会习俗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百姓的神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佛教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当佛教发展过快过猛，特别是佛教发展在经济上侵犯了世俗地主的整体利益，在政治上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思想上猛烈冲击着儒学的正统地位时，便会受到各级官僚从儒家立场上发出的抨击，在政治上表现为限佛和灭佛。例如东晋恒玄限佛，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在理论上，则主要从纲常理论角度去批判、否定佛教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理论斗争尽管激烈，但一般都没有完全否定对方的理论价值，并且他们在理论上的争辩始终没有中断过。其中比较大的争论主要是围绕一下几个主题而展开的。一、儒、佛关于沙门敬王之争；二、儒、佛关于“黑白论之争”；三、佛、道关于“夷夏论”之争，在魏晋南北朝三教之争中几乎每次都涉及这一问题，这个争论在宋齐之际达到了高潮。其中佛、儒关于神灭论之争，齐梁之际，范缜著《神灭论》对佛教所谓的“神不灭论”进行了批判，由于梁武帝佛，他组织了一批名僧、名士撰写文章，对《神灭论》进行反击，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一次关于形神关系的大讨论。范缜及其反对者基本上是中国式的、玄学化的神灭与神不灭之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其他方面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分为两类——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佛教的发展和盛行对我国志怪小说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在故事中表现佛教的观念思想外，就是直接将佛经的寓言和传说改写成志怪小说。当时的一些志怪小说故事，其构思、幻想形式以及主要情节都直接来自佛经中的寓言或传说，使志怪小说显得更加斑斓多姿。其次佛教的盛行，佛经的大量翻译，对中国的文学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汉末发明的反切注音之法即与佛经的翻译有关，这对后来音韵学的发展是关键一步，促进了我国音韵学的发展。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四就曾指出过：“音韵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在健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儒佛，吟诗作文，并造经吹新声。这件事对沈约
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作用。杨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的情况，他的作品使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此外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翻译的逐渐繁荣丰富了想象的世界。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三生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于此同时，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大大丰富，如“姻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词语；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醒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的观念。
佛教对中国的行政官僚体制的影响
随着佛教的发展，信徒的增多，统治者为了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会设置官吏和机构，从而对当时中国的行政官僚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僧官制度始于北魏前期和后秦，此后各朝沿袭，但是每代都有变革。自汉代到西晋，国内的寺院和僧尼并不多，且译事和法事尚属首创，这时的佛教事务一般又接待宾客朝觐的大鸿胪寺掌管。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迅猛发展，寺院逐渐增加，出现了不少名僧，特别是在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和北魏时期发展更为迅速，这时北方的一些国家开始设置僧官。北魏道武帝于始皇年间，礼征赵郡沙门赴京师，后以为“监福曹道人统”，令他统管全国的僧徒。后勤时期，僧尼激增，秦主姚兴就任命义学沙门僧契为僧方（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文武为僧录，掌管秦地僧尼事务，这是我国佛教有官方管理机构和设置僧官的开始。南北朝时期，佛教快速发展，僧事日益繁多，北魏文成帝时对管理佛教的机构和僧官制度作了一次调整。如将中央改监福曹为昭玄曹，道义统为沙门统，又称昭玄统，其下设都维那等机构；在诸州、镇、郡设维那、上座、寺主等，分别掌管中央、地方各寺庙僧务。东魏、西魏以及北齐、北周也均设置相应的机构和僧官，北齐则沿袭北魏的僧官制度并有所发展。如掌管佛教的总机构成为昭玄寺，列为朝廷诸卿之一，在昭玄寺之外，北齐鸿胪寺将所属典寺设有僧邸部丞一人，执掌佛教事务。北周僧官制度有了较大的改革，中央设有春官卿，春官下属官员只有典命一人，主管沙门、道士之法；又在宗正卿下面别置司寇上士、中士。专管沙门之事。在南朝，僧官设置基本上沿袭后秦制度，唯在名称、人数方面略有变化。在齐、梁、陈时代将能统管全国僧尼事务的最高僧官均称为僧正或僧主，而只管某一寺院事务的僧官则为法主或寺主，由皇帝敕受。
佛教传入中国，以及以后佛经翻译的盛行，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容，为后世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为政治与宗教，宗教与世俗伦理，以及价值和文化的多元性能否调和、统一以及如何统一积累了经验。
印度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论文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摘要：佛教(Buddhism)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全名为佛陀教育，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由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西汉末年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1]。传入中国后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时期。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其信徒众多，更表现在其对中国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本文从中国佛教的来由与发展，佛教的特点与思想以及佛教对中国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1.中国佛教的来由与发展 佛教，它于公元前六世纪晚期产生于古印度，自汉代传入中国，至今已2000年两汉之际。中国佛教虽然与印度佛教有渊源和继承关系，但佛教传入中国后，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然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之一。也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佛教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汉代佛教。此期佛教刚传人中国，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道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魏晋南北朝佛教。此期佛教被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纷纷问世，般若学出现了不同学派，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此期，佛学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玄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隋唐佛教。此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也是它中国化的时期。这时期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已极为丰富，随着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文化交流融合趋势的加强，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创立了不少新宗派。隋唐佛教的特点是系统性、宗派性。 第四个时期是宋元明清佛教。此期的佛教由盛转衰（主要指汉族地区），佛教与中土固有文化和民俗进一步融合，在民间信仰上树立了广泛而牢固的基础，但并无新的宗派产生，主要是禅宗还在流传，其次是净土宗。在理论方面也无创新，主要是证明佛教理论与正统的儒家思想不违背，提倡三教融为一体，表面上
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佛教的流传，使佛语、佛典、佛偈大量渗入社会生活，并失去了佛教含义而具有了社会含义，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 一、出自佛经 盲人摸象，出自《涅槃经》及《菩萨处胎经》，谓众盲人摸象，所言不一，即非全象。喻无明众生对事物认识往往囿于一孔之见，而不识全局。 水中捞月，出自《摩诃僧祗律》，谓群猴展转相连于井中捞取月影，终堕水中而月亮犹在。喻众生认幻象为实有，终堕生死苦海。 昙花一现，出自《长阿含经》：“如来时时出世，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 作茧自缚，出自《楞伽经》：“妄想自缠，如蚕作茧，堕生死海。”“如蚕作茧，以妄想丝，自缠缠他。” 现身说法，出自《楞严经》：“我于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不二法门，出自《维摩诘经》：“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 真实不虚，出自《般若心经》：“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五体投地，见《楞严经》：“阿难闻已，重复悲泪，五体投地，长跪合掌。”又见《观无量寿经》：“今向世尊五体投地，求哀忏悔。” 二、出自佛语 据说现代人说的“胡说八道”也源自佛教。古代中国人把西域来的传教僧人称为胡僧，胡僧到中国弘扬佛法，进述八正道。有人问：“胡僧今天讲什么经？”有的就回答：“胡僧今天讲八正道。”中国人听不懂外来语，说胡僧说八正道是：“胡说八道”。到今天我们理解到的“胡说八道”已不是胡僧话八正道了，而是信口开河，乱说一遍。 据说现代人说的“胡说八道”也源自佛教。古代中国人把西域来的传教僧人称为胡僧，胡僧到中国弘扬佛法，进述八正道。有人问：“胡僧今天讲什么经？”有的就回答：“胡僧今天讲八正道。”中国人听不懂外来语，说胡僧说八正道是：“胡说八道”。到今天我们理解到的“胡说八道”已不是胡僧话八正道了，而是信口开河，乱说一遍。 三、出自佛教故事 顽石点头，喻说理透彻，使悟性全无的人也心服。顽石即指无知觉的石头。全句应为“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生公指晋末义学高僧竺道生，他为鸠摩罗什的高足，悟解非凡。当时《涅槃经》只部分译出，传入南方，其中说除一阐提（断绝善根的人）外皆有佛性。道生则坚持认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遂被守旧者目为邪说，摈出僧团。道生因入今苏州虎丘山，传说他曾聚石为徒，讲《涅槃经》，说到一阐提有佛性，群石皆为点头（见《佛祖统纪》卷二十六、三十六）。现在虎丘山尚有“生公说法台”和“点头石”。以后全部《涅槃经》传到南京，其中果然说“一阐提人有佛性”，大众这才佩服他的卓越见识。于是顽石点头的传说便不径而走。后来以此形容说理透彻，使人不得不心服。 借花献佛，佛说法时，诸天散花。佛国净土也有昼夜雨花的祥瑞。释迦佛涅槃时，大众持香花、宝幢等供养。以献花、焚香礼敬佛等三宝，称为“香花供养”，是佛门习见的仪规。“借花献佛”典出《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释迦佛过去世为善慧仙人，闻普光佛出世，欲觅名花供养。遇一位青衣，密持七支莲花而过，莲花感善慧之诚，踊出瓶外，青衣大惊。 善慧“为欲成就一切种智，度脱无量众生”，愿以五百钱购取五支莲花。青衣见其诚心，即以五花相赠，愿结生死之缘，又“请寄二花以献佛前，使我生死不失此愿”。善慧旋至普光佛所，“即散五茎，皆住空中，化成台；后散二茎，亦止空中，夹佛两边”。普光佛悬记善慧当来作佛，号释迦牟尼。后因以“借花献佛”比喻借别人之物去做人情 四、出自佛教生活
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诞生于古印度。在我国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之间，佛教辗转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隋唐时期是佛教繁荣时期，此后，佛教便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进步。佛学的思想、文化、艺术在中华文化的长流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舶来文化，它逐步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和推崇，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世界观的整体塑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宗教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它是如何深入到中国百姓生活的？又是什么原因让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高度发展繁荣？这是我们主要谈的问题。 佛教的传入，至今流传着许多传说。 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这件事记载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 还有一种说法，汉明帝夜梦神人飞行于殿前，不解，问于群臣。通人傅毅回答道：“此即天竺得道者，号之曰‘佛’。”汉明帝遂派蔡愔等十二人去往西域，求取佛法。永平十年，蔡愔等人用白马将取回真经佛像驮到洛阳。明帝下令敕造精舍，是为白马寺。传说《四十二章经》即在此译出。 传入之事，众说纷纭，或玄幻，或写实，或光怪陆离。但不管怎样述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佛教传入的年代大致在西汉末年东
汉初年。其作为宗教，在传入时，利用了当时人们神异玄幻的思想观念。佛教传入最初期，信奉者大多是王室贵族，如桓帝宫中立祠，楚王斋戒祭祀。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理解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本土黄老之学的无为之道、省欲去奢思想与佛教教义有相似之处，所以出现了以黄老之学解释佛教教义，佛与老子同祭的现象。 与此期间，不少印度西域僧人相继抵达中原，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开始大量译著佛教经典，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小乘佛教经法，有的外来僧侣还进行佛法的宣讲。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迷迦谶。西域人士的译著工作，对于中国深入了解和理解佛经义理有一定推动作用。而成书于三国孙吴时期的《牟子理惑论》更加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佛教的认识。牟子认为，佛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神仙、真人等有相似之处。《牟子理惑论》的诞生，说明了佛教在中国有其独特的信仰特征，而不像儒学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规范。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使汉王朝土崩瓦解，历史推进到我国自秦统一以来第一次分裂时期——三国时期。黄巾起义是以道教的另一派别“五斗米道”作为思想依托的农民起义。因此，进入三国后，曹魏政权对于道教采取打压的政策。而因早期佛教以道家黄老学说解释教义，所以佛教在此期也受到了禁止。而佛教由于其自身外来特性，加之当时其势力影响还是有限，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后期打击力度有所减弱。所以当道教失去了公开活动的机会时，却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并出现了汉人受戒后的“中国第一僧人”朱士行，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
古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古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印度和中国都是具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古国，二者的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古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他的文化带有明显的宗教性、延续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印度文化是一种充满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并且印度人以善于内省和沉思而著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多种宗教长期存在，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就发祥于这片土地。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前7世纪，它的兴起是列国时代印度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在宗教和思想领域的反映。佛教在阿育王时代开始急剧想外传播，在东汉时代，佛教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于中国各地。至隋唐时代，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和扶持，佛教在中国继续传播，并与儒、道相鼎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可以说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魏晋南北朝为例） 一、印度佛教对哲学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使得中国佛教哲学成为一只单独的思想流派。这影响到中国人是世界观、时空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佛教与道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由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发展壮大成完备成熟的宗教。道教的教义是以道家对儒家的反动思想，也就是“无”的世界观思想为基础，此外又由于不满东汉王朝的政治，转而以宗教表现其志向。道教具有强烈的民间色彩，除各种行事外，又在各地建立义舍，以便利信徒，于是逐渐成为庞大的反儒家、反佛教的宗教。但不可否认的是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部分佛教教义。 佛教与道教，一个是外来宗教，一个是本土宗教，但是二者在我国的兴起处于同一个时期，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但是结果却是双方共同得益，共同发展。佛道二者能够共生共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二者具有共同点，例如在教义上，佛教和道教都主张离欲脱俗，去追随现实生活以外的东西。从哲学上看，佛教与《道德经》也有契合点。 2、佛教与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深深扎根于政治制度，深入统治阶级和民众心中，其地位不可动摇。因此佛教只能够避其锋芒，采取迂回的方式进行传播。但是即使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还是引起了三武一宗事件”（“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后周世宗），又称“灭佛事件”。 在此期间出现了一次不得不提有关于佛与儒之间的辩论：关于神灭与神不灭的辩论。在南齐事情范缜的《神灭论》对佛儒两家都是一个大的冲击。这篇文章是以儒家的无神论的思想来批驳佛教的根本思想。但是最后却在梁武帝时期进行了一次对无神论的大规模的绞杀。 从以上二个事例可以看出来，佛教在中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 3、玄学 摆脱两汉经学的束缚自然与真言意与形神魏晋风流：颖悟旷达真率之美从玄言到理趣。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二、印度佛教对诗歌的影响
浅析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及现代意义
浅析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及现实意义 摘要：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我国，至今已有漫长的20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虽曾经历三武一宗的法难，但直至今日，佛教依然相当兴盛。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 关键词：佛教中国影响现实意义 正文： 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诞生在印度次大陆，西汉时期传入中国，与中国固有文化发生冲突和融合，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博大精深，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以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为辅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格局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我国，至今已有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对中国所发生的影响，对中国是深远而广泛的，一直到今天还在发生作用。本文就文化艺术以及道德这两方面的影响作较为详细的解析，并结合自身观点谈谈佛教对中国的现代意义。 一、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影响 佛教的一大影响表现在文学艺术上，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深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带来大量的外来词汇，如般若，意识，禅那，摩诃，三摩地，丰富了我国汉字词汇。唐代诗人中如王维深受大乘维摩诘经的影响，田园诗富有禅意。宋朝的三苏他们的词赋洋溢着禅的味道。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 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二、佛教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对社会风尚习惯亦有潜移默化之功。 中国原有的儒家信仰，是着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无暇推究生前与死后的问题，对于生前死后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体，都是存而不论。纵然讲到善恶的补偿及惩罚问题也只寄望于个人的后代子孙，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其实，从现实的史实上看，寄望于子孙的果报是不可靠的。因此，自从佛教传入之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观，为中国民间带来了新兴而有力的希望。 佛教给我们指出了生死轮回的问题，均由各自负责；善恶报应的问题告诉我们，一切行为均由各自负责，善报属于自己，恶果也属于自己，现生不报，来生必报。这一点鼓励了人们，要积极地去除恶。这一观念，对于千百年来的中国民心社会的安定与影响之大之深，实在无法估量。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佛教孝道之提倡，确可令社会充满孝敬与亲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可待。所以说，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抑亦可以敦风化俗，有助于道德之发扬。 三、佛教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意义 根据佛教界的说法，佛教是关切人生、以人为本、帮助他人获得心灵拯救的宗教。尤其中国佛教更是具有积极入世，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人文主义精神，他通过教育和引导人自修、自悟、自证、从而在精神上得到自我解放，因此，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是啊，走遍天下，哪儿找得到长角的兔子呢？这正是中国佛教的积极入世精神。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1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从它产生以后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但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两种认识论和思想体系的斗争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只不过禅宗所主张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是进一步否定了佛教所设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承认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存在罢了。这样，禅宗就把佛教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儒`佛`道三家，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在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结为一体。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宋代以来的唯心主义思想几乎都从佛教哲学中吸取营养。程颐`朱熹的程朱理学借用了华严宗的某些命题，陆九渊和王守仁的陆王心学则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懂得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理学就如同隔岸观火。而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佛教哲学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根本就离不开佛教思想史，而且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二、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题材而论，历代描写佛教的诗文不计其数。从全唐诗来看，共唐诗约五万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占了近十分之一。这些诗，赞美佛寺风光，歌颂僧俗有宜，有不少写得相当精彩和生动。唐宋以来，名僧的社会地位很高，文人纷纷为他们树碑立传，留下许多渗透佛理的散文。其次，以艺术风格而论，由于佛教追求自我解脱，主张离尘出世，至禅宗而而宣扬心中求佛，使文学界形成一种清淡悠远的艺术流派。如唐代诗人王维、韦应物奉佛最盛，如王维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最初隐居终南别业，后在宋之问的别墅，优闲自在，吃斋奉佛，（2）“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3）这种风格也体现得最盛，即使是其他流派的的作家，其世界观和创作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唐代白居易、宋代的苏轼等。第三，以诗歌理论而言，唐宋以后，主张“以禅论诗”，讲究诗歌创作要“物象超然”、“意境空蒙”，认为“说禅作诗，本无差别”。最后，以创作队伍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和尚诗人，史书上称作“诗僧”。著名的如唐代诗僧寒山、皎然、齐己、贯休，都有诗集留传后世。宋朝重显、文莹、祖可及至清代八指头陀、近代苏曼殊等等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尤其是绘画和雕塑更能显示出佛教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以及西域的石窟艺术也跟着传入。人们知道，古印度的佛教佛教艺术主要就是石窟壁画和雕塑，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和阿旃陀（在
论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姓名：张丽周班级：2010级历史学专业学号：20100301056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佛教初输人中国，以后汉为中心，约当西元第一、二世纪，这时期的佛教对中国影响并不大，只能说是外来的文化。第二期是瑰晋南北朝，约第三到第六世纪，佛教逐渐兴蛊起来，成为中区文化，这是承先启后的重要时代。第三期以唐朝（西元六—九到九〇七年）为中心，佛教大蛊，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成为有力而创新的内区文化。那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是如何发展的呢？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一、佛教的传入 （一）佛教输人中国的原因 中国在佛教传人之前，文化发展已经相当发达。从传说中的五帚、尧、舜，直到夏商周三代，段墟甲骨、铜器、铁器的古物出土，都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有相当自主而系统的承脉。昕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都充满了文化的优越感，汉朝又是声威远播的时代，佛教这个外来文化能整个融入中国，甚至影响住后千百年，发展出属于中国的佛教，实非偶然。 第一，佛教发源地的推动，印度高僧越山航海的传教热忱。其中，尤以印度摩揭陀国阿育王（西元前二六四年～二二七年），继承孔雀王朝的正统，更是佛教的保护者，派遣高僧分赴叙利亚、埃及、锡兰、西藏和印度全境，传播佛教，对后世影响深远。佛教也就随著高僧的脚步传遍西亚、中亚各国，最后来到了中国。 第二，交通的便利。古时交通和传播异常不便，后经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出使大夏，身历大宛、月氏、大夏、康居四国，甚至葱岭以西的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五国，葱岭以东的乌孙、于阗、楼兰、车师五国。匈奴降伏后，各国使节往来不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几乎无不与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西交通也因此大开，较古昔更为便利。当时西域已经有许多佛教国家，张骞闻身毒国有浮图教，即为佛教。东汉明帝与和帚时，班超征服西域各国，更架起中西、中印之间的桥梁，文化交通更为方便。 第三，魏晋时代，五胡南移，元瑰入主北中国，北方胡族多信佛教，于是带进大批信佛的胡人，当时边境胡汉杂居，佛教便渐渐深入民间生活而成为正式的信仰。 第四，虽然中国本身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在佛教输入时，儒学已混合了阴阳五行和谶讳之学，成为有宗教意味的学术，与民间追求神秘境界和超现实的心理相通。同时，汉代哲学也有宗教迷信的一面，讲趋吉避凶，当时的道教兴起，也讲吐纳守一，吃药飞升以廷寿命，混合了先秦方士的思想。佛教在这样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传入中国，它所提出的人生观、因果关系，不生不减和极乐世界等思想，系统严密，仪式隆重，足以填补当时以谶讳、神秘为主的思想空虚。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佛法，只把它当成民间信仰，以为佛就是中国所谓的神或超人，将佛教夹杂在中国原有的信仰和思想文化中。（二）佛教的输人与流布佛教输入中国的时与地，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人以为最早可能在周朝末年。例如《列子》说：“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说明周末已知西方有圣者。又如，《历代三宝记》引《朱士行经录》说：“秦王政四年（西元前二四三年），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魏书》释老志也说：“按汉武帚元符中（西元前一世纪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臬兰，过居廷，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护其金人，帚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丈余，不祭祀，但烧香拜佛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注一）汉明帚求法的故事更多，大
佛教文化对现代旅游业的影响
旅游业的关系是密切的,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旅游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文化已经成为人文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佛教资源，对推进当地的旅游有积极的作用。 “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出家人云水一身，无牵无挂，以参访善知识、弘扬佛法、化导众生为务。因此，长期以来，僧人“行万里路”，参礼名师和圣迹，一直是受到重视和推许的，我国现代旅游业起步较晚，只是在近十年中，由于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才使旅游事业逐步发展起来。在佛教方面，由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许多名山大寺修复开放，宗教活动正常开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游人和香客。广大佛教徒在旅游接待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寺庙的开放，正常宗教活动的开展，有利于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许多外国友人到寺观教堂参观，见到教徒的宗教信仰受到尊重和保护，感到十分高兴；大批的华侨、台港同胞回到大陆寻根问祖，见到千年古刹保存完好，感到欣慰，其中许多教徒积极为寺庙的修复做功德，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出力；各地的信教群众在生产劳动之余，朝山礼佛，精神上得到满足，生产积极性更高。 在现在的旅游中，有着很多的宗教文化，有道教、佛教、儒教等，重点说在佛教文化，现在旅游景点中，有很多佛教文化大山，佛教名山大寺是佛教徒朝拜的圣地，也是国内广大游人乐于登临造访的名胜。佛教名山，顾名思义，是因为有了佛教才成为名山的；因为是佛教名山，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慕名游访。因此，正确认识佛教名山与旅游事业的关系，并加以妥善规划和安排，就能使佛教名山与旅游事业相得益彰；如果像本文列举的那些损害佛教名山大寺宗教气氛、不顾宗教特点大搞违章建筑等现象不及时纠正，就会使佛教工作与旅游事业两败俱伤。这种简单明瞭的道理，人们是容易理解的。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使佛教工作与旅游事业能够协调发展。 佛教文化与峨眉山旅游资源的发展： 峨眉山是佛教文化突出的名山，千百年来，峨眉山因佛教香火之盛闻名天下。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历史上祖庭众多，高僧辈出，香火鼎盛，梵音不绝，是普贤信仰的中心。如果没有丰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峨眉山要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不可想象的，可见佛教文化的影响甚远，峨眉山管委会始终坚持
魏晋时期佛语外来词汉化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b72994179.html, 魏晋时期佛语外来词汉化研究 作者：朱文琦 来源：《科教导刊·电子版》2013年第11期 摘要汉语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历久弥衰，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汉语能够不断的引进吸收外来词汇来丰富与发展自己。其中对汉语影响最大的当属魏晋时期佛教及其外来词的传入。 关键词魏晋时期佛教外来词汉化过程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魏晋隋唐时期，佛教的东传过程中对梵语这一语言系统中佛教词汇的吸收，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增强了汉语表达能力。这一时期汉语对佛语外来词的吸收，不仅从根本上对汉语的词汇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大量的佛语外来词被借译到汉语以后，从词形到意义都受到汉语词汇规律的制约，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 1 佛教外来词分类 随着佛教传入的外来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只见于佛教经典中，并未进入汉语词汇常用语而成为全民语言的佛经专用语。如荼毗、泥梨等词。 第二类是经过汉语改造后，今天依旧活跃于人们口语中的词汇。可分为两类： （1）一部分词语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佛教词汇，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舍利子、袈裟等。（2）还有一部分词语则完全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很难找到佛教文化的影子，如“导师”：在佛教里他是指引导人成佛的人，是“佛”、“菩萨”的统称，又指佛说法时，担任唱经表白者。它进入全民语言后，是指指导学习或指示方向的人。 2 汉化的原因及途径 佛教文化之所以能扎根中国并深深影响汉人的心灵，是因为它迎合并依附于中国固有文化，进而与之合流，首先求得生存之所，然后又选择合适的契机发展自己，使之符合中国国情需要与民众的心理需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经过翻译、使用和逐渐的汉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结构，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体系。而词汇作为语言中最为敏感的部分，受佛教的影响也最为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的整合——以西晋墓葬出土的青瓷堆塑罐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的整合 ——以西晋墓葬出土的青瓷堆塑罐为例堆塑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型、功用很特殊的一类器物，此期墓葬中常有出土。其纹饰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模拟现实社会生活类纹饰。包括建筑纹饰，如亭台、楼阁、门阙等；现实人物，如乐舞杂技、胡人、骑马武士、跪坐人物、侍立人物等；现实动物，如犬、猪、羊、鸡等家禽家畜及熊、狮、飞鸟等禽兽。第二类为人们虚构的祥禽瑞兽类。如虬龙、麒麟、辟邪、天禄、朱雀（凤凰）等。第三类为宗教类纹饰。如乘龙羽人、骑兽仙人、佛像等。通过分析的堆塑罐上的宗教类纹饰，我们可以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在中国的整合。 （一）西晋墓葬出土青瓷堆塑罐 1979年1月，江苏吴县狮子山四号西晋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发现了一件青瓷楼阁堆塑罐。该罐通高46.2、底径15.6厘米。罐身高26.4厘米，微鼓的腹部，中间镂有一孔，饰有两排模压而成的片状贴饰，共31个。有铺首衔环、天禄、仙人骑神兽、蜥蜴、佛像和侍者等。罐上堆塑高19.8厘米，大致可分为三层：上层为罐口，略呈四方形，四面各带一个“凸”字形镂孔，四周栖息着飞鸟，口上覆盖着一个四出攒尖宫殿顶式盖，与罐口合为一体。中层塑有四个伸出的“玄武”头，头上各顶一四方形小角楼。下层的前、后各有一座三层楼阁，廊柱上分别饰有仙人骑神兽、跪而示敬的奴仆等形象。前面楼阁的两边，各有门阙一座。后面楼阁两侧，各有龟趺驮碑一座，分别刻划着“出始宁，用此……宜子……”等字样，除以上几字外，其余字均不能辨认。在门阙与龟趺碑之间，各有三尊跪地的人像，头戴冠，身着短衣，均两手握于胸前作“扠手示敬”状。人像的外边，还饰有鹿、狗等走兽。该罐釉色黄绿，腴润而光亮。垂釉之处，釉呈玻璃状，有开片。近底部露胎处，呈豆沙色。该罐出于前室东南角。 其他类似的还有出土于江苏江宁赵士岗M7，吴凤凰二年的；出土于江苏江宁上坊，吴天册元年的；出土于浙江宁波慈溪，西晋太康元年的；出土于浙江平阳鳌江，西晋元康元年的；出土于江苏吴县狮子山M2，西晋元康二年的各种相似有纪年的青瓷堆塑罐。○1
佛教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有着久远而辉煌的历史，是最早的世界性宗教，所以中华自古以来，就有信奉佛教的记载。佛教创始者为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知错就改，随时改变错误的信仰，即是佛教。不脱离实际的、发展的、辩证的思维，是佛教徒的思维。所以，佛教的特点是：既自由思想，又理性科学。 根据查阅相关资料得知，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年代，是有不同说法的。其中大家公认的是汉明帝遣使西域求佛之说。也有学者考证，秦始皇也曾派使者前往印度取经，佛学因此传入中国。所以应该说，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秦朝而盛行于汉代。 佛教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是深刻而久远的。 首先是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包括中国文人、中国文学语言、中国文学体裁、和中国文学思想。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文人的影响上。进而才有了对其余各项的影响，实际上是一个“因果”关系。我所知道的，受佛教影响的文人有王维、王羲之、白居易、苏轼和冰心等人，当然，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受佛教影响的文人不计其数。这些文人之所以与佛教结下缘分，主要有涉足了佛教或者结交了名僧。他们因与佛教结缘，为中国文坛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语言的影响，在于为中国文学语言增添了大量新的词汇。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有“当头一棒”、“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心心相印”、“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清规戒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恍然大悟”、“临时抱佛脚”、菩萨心肠”……在文学创作上面，增添了生动形象的一笔。 然后就是，佛教文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佛教经典中有许多故事与传说，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它们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比如我喜欢看的电视剧《搜神传》，就讲述了很多有关佛教的神话故事。介绍了诸如“六道轮回”、“十八层地狱”和“修炼成仙”一类的佛学典故。而且，中国四大名著和《儒林外史》，这些旷世之作，可以说或多或少，与佛教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取材。尤其是《西游记》贯穿全篇的线索就是佛教的取经活动。可以这样说，佛经故事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再就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主要有书法、绘画和雕塑。与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大致相同，基本上，艺术作品的取材和创作元素都来自佛教。我们家乡的桃雕艺术，大部分的创作题材都是来自佛教，比如“十八罗汉”和“弥勒佛”。佛教够在东方地区好多国家广泛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的吻合。
浅析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浅析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以石窟壁画为例 内容摘要：佛教被誉为东方世界的精神之花，包含丰富的美学思想。正由于它的存在，东方美学园地显得更加博大精深。佛教艺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具有独具特色的文化参与功能。本文从分析石窟壁画的绘画形象，初步探究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佛教艺术 引言 佛教自东仅进入中土以后，便以迅猛之势广泛地传播开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吸收、消化，渐渐地与中国文化精神溶为一体，隋唐时，达盛之极.其时，佛教的观念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和精神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精神也和中国文化艺术精神无法再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一、儒、道思想对佛教思想传入的影响 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治制度、民族的伦理、民族的法制、民族的风俗以及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技能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呢？儒家和道家一起概括和总结了中国古代的文化，阐释了中国古代的艺术精神。 千百年来，孔子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就在于他的儒家学说。儒学以礼乐为中心，把现实生活同伦理纲常结合起来，把怀疑论或天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结合起来，构成其基本骨架。孔子的儒学，把它消溶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人的世间伦理纲常和现实生活之中，在伦理的社会人生中抒发、满足、约束人们的感情。这正是中国艺术和审美的主要特征。正因为重视的是情感、感受，才使中国艺术的着眼点不是表现稳定、固体的对象和实体，而是功能、关系和韵律，它强调的是对立面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协调，是内在生命意识的表达，是物我如一、情态与外境的相互融合。 老庄，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辅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人生观、文化心理、艺术精神、审美感知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作用。老庄哲学以顺应自然的不可知论和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为核心和基础，强调的是：“游戏污读之甲”的“自恢”，而“无为有国者所羁”。从表面上看，儒家和道家，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消极退避。这似乎是矛盾的、然而庄子尽管避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是对自然、对生命怀着无比珍惜热爱之情，这就使他的人生观和审美意识充满着感情的光辉，这也恰好是对儒家的补充和加深，也就从而与孔学保持了一致。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生活在与外域隔绝的广阔的大陆上。山脉、海域环绕四周，以种植农作物而维待自给自足的生活。其生活的环境和生存的条件使得中国人天生就与自然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依附于自然，广泛地接触自然，并顺应自然地利用自然，创造了与自然息息相关、谐调一致的中国文化。对于自然，中国人是把它作为一个事实来接受的，像浮士德、但丁那样去上下求索。因此，自然
佛教与南北朝赋
佛教与南北朝赋 侯立兵 内容提要南北朝佛教之昌盛使赋体文学深受浸染。佛教题材或直接、或间接对赋有所渗入。就创作主体而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赋僧和僧赋。就创作艺术而论，佛经译传从音韵和修辞等方面丰富了赋的表现手段。 关键词赋佛教南北朝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在与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融合过程中不断中国化，逐渐成为中国人的重要心理力量。佛教在中国真正风行是在西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尤为兴盛。南朝各代的帝王及一般文人学士大都崇信佛教。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南朝佛教兴盛景象的生动写照。北朝除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其余历代帝王都较为扶植佛教。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佛教对汉魏六朝赋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选取南北朝赋作为主要文本来论述佛教对赋体文学的浸染，而为了考镜源流，间或也论及南北朝前后的一些赋作，尤其是东晋和隋的赋作。 一佛教题材之渗入 （一）佛教题材的直接入题 佛教思想对赋体文学浸染的最为显著之体现莫过于相关题材的直接入赋，这一般从赋的题目即可判定。从现存文献来看，南北朝赋直接以佛教题材入题的作品有：梁武帝萧衍的《净业赋》①（《全梁文》卷一）、北魏李颙的《大乘赋》②（《全后魏文》卷二九）、陈江总的《修心赋》（《全隋文》卷十）。
作为梁朝的开国皇帝，武帝萧衍笃信佛教，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他还多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萧衍以帝王之尊力倡佛教，使得佛教盛极一时，他在位期间把佛教几乎抬高到国教的地位。据何小莲《宗教与文化》记载，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人，仅建康就有大寺700余座，僧尼信众常有万人。梁武帝一生撰写了大量的佛教著述，其中就有以赋体写成的《净业赋》[1]。从赋题来看，此赋是以铺叙清净善业的修习为主旨的。“净业”乃是佛家之语，指清净之善业，是往生西方净土的业因。《观无量寿经》一云：“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修净业，即净修，就是净业的修习，也就是清眼境、净心尘，明心见性的功夫。从赋的长序看，它在交代为赋缘起的同时，也表现了梁武帝向佛之心的极端虔诚，其中描写自己即位以后坚持素食的一段尤为感人： 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箸，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虽自内行，不使外知。至于礼宴群臣，肴膳案常。菜食味习，体过黄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谢胐、孔彦颖等，屡劝解素，乃是忠至，未达朕心。[2] 为了清除“杀害”和“欲恶”二障，梁武帝不仅“不啖鱼肉”，而且“亦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处四十余年，虔诚之心，可谓至极。赋的正文则着重阐发自己对于如何修净业的体悟。赋中首先铺叙人的各种欲望对趋向善道的障碍，所谓“至如意识攀缘，乱念无边。靡怀善想，皆起恶筌。如是六尘，同障善道”。赋家极力阐述了因果轮回思想：人类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追逐“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情欲无节，患累无穷，在现世就会“殃国祸家，亡身绝祀”，而死后将会“轮回火宅，沉溺苦海”。在阐明净业障碍的基础上，赋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为何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为何兴盛 12291025 刘昊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华夏大地上的兴盛时期。佛寺大量出现，信佛之人不断增加，上到皇帝下到平民百姓，甚至一些儒生，都开始信佛。唐代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大臣郭祖深上疏谓：僧尼十余万……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足可见当时佛教之兴盛，信佛人数之庞大。佛教为何兴盛？可以说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当时的社会环境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自汉武帝大一统以来，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但与此同时统治者开始奢侈腐败，贪图享乐。这就导致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减弱。社会上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大量百姓失去土地，生活贫困。到了东汉末年，矛盾激化，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混战，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之后虽西晋短暂统一，但经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百姓生活依旧没有改变，社会依旧是动荡不安。一般说来，每逢社会混乱，各种思想就会自由传播弥漫。所以这就为佛教的流行提供了社会土壤。 另一方面，当时的统治阶级也大力支持佛教发展。从南朝来看，梁武帝信佛，在他的推动下，佛法在南朝盛极一时。梁武帝身体力行，虔诚拜佛，他自己“日一蔬膳，过中不餐”并且“永断辛膳”1。他还诵经讲学，撰写文章。而在北方，统治者更加支持佛教发展。因为十六国中很多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他们入主中原，但内心存在一种自卑感。因此对同为外传而来的佛教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并且佛教的主张有利于他们用来“糅化人心”。他们就大力支持佛教发展，广建佛寺，使佛教在北方发展到了极高的高度。 除却社会环境和统治者支持的客观因素外，佛教自身的主观因素同样极为重要。 佛法主依自力，非依他力；主救世，不主出世。佛教提出一“涅槃”境界，主张“三世因果轮回报应”。倡导一种永恒的观念，更关注人的内心。这些就符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阶层的心理。统治阶级生活奢华糜烂，富甲天下，但物质的丰富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精神的空虚与恐惧，他们急需一种精神上的寄 1《全梁文》卷二十三
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内容摘要】： 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实际上，中国有三大宗教:佛教、道教、儒教。在中国几千年发展的历史中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宗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文化的特征和精神。本文将从中国宗教的起源，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宗教在当今社会发展现状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 诞生、影响、发展现状 【正文】： 一：中国宗教的起源 中国目前存有的三大宗教为儒教、道教和佛教。自从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教思想后，到了魏晋时期，儒教这个说法便流传开来，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文化史中占有主导地位。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是最能体现中国宗教特色的宗教之一，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佛教作为唯一的外来宗教，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大约在两汉之际，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 二：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教是儒家思想的宗教界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儒家思想能不能定义为一种宗教学姐还有争议，因此本文将这一部分略讲，重点讲道教和佛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道教的玄妙思想、神仙境界、奇异方术、逍遥精神、贵生伦理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的方方面面，道教的自然情怀、浪漫主义深深影响着传统文艺的审美观，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道教对国人的性格心理、伦理道德和民族凝聚力的塑造是无与伦比的。道教上善若水、以柔克刚的思维方式，造就了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心理；道教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决定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式；道教奉行“知常容，容乃公”的准则，形成了宽容谦让、包容开放的民族性格，促使中华文明经久不衰。 佛教在印度于公元十三世纪初消亡，在中国却作为大乘佛法而得以弘扬和发展。佛教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悟。并且和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不同的是，佛教更关心芸芸众生的酸甜苦辣、生离死别，因此受到更多人的推崇。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大量的佛教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清规戒律、相对、绝对、觉悟、意识等等深深影响的国人的思想。 三：宗教在当今中国的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推崇无神论，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许多中国人不再有宗教信仰。因此在当今中国社会，很难见到宗教在西方国家那样普遍。然后新中国仍然推重宗教信仰自由。所以仍有许多宗教人士活动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有支持社会主义建
佛教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
浅析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佛教是在东汉永平年间传入到中国来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佛教渐渐与儒学、道教相并列，成为中国古代三大教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这足以看出，佛教的传入，不仅对中国古代政治有着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坛。 在汉代，儒家诗教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可以看出，佛教传入之前的文学基本上是为政治上的教化而服务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有关。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和三纲五常限制了文学作家的创作题材，这一时期的文学展现的多半是规劝教化、经纶致世的文章。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渐渐出现。“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其实早在东汉时期，文学的自觉性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是张衡的《归田赋》，赋中虽然尚未显示鲜明的个性，但分明已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在，自我意识加强了，个人价值得到了关注。文学自觉性变化的标志之二是魏
晋南北朝时期玄言诗盛行。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玄学。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哲学上的思考。玄学不仅是道家的一种思想体现，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佛学的成分。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所以玄言诗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影响。 玄言诗是东晋的诗歌流派，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庚亮、桓温等，其特点是玄理入诗。玄言诗是由新的社会思潮改变了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礼仪规范已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这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那个乱世之下士大夫痛苦内心的折射。敏感的作家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艰难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这就促发了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们多以生死诗和隐居诗为主。“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陶渊明《拟挽歌辞》）这些诗句表明了当时魏晋南北朝最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关于生死的想法，“有生必有死”其实这也是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这里面包含了佛教思想，即“生死说”。 佛教思想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形式。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