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

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

吾祖国前途，有一大问题，曰：「中国群治一。尝以无信仰而获进乎?抑当以有信仰而获进乎?是也，信仰必根於宗教，宗教非文明之极则也。虽然，今日之世界，其去完全文明，尚下数十级；於是乎，宗教遂为天地间不可少之一物。人亦有言：「教育可以代宗教。一此语也，吾未敢遽谓然也。即其果然，其在彼教育普及之国，人人皆渐渍、熏染，以习惯而成第二之天性，其德力、智力日趋於平等。如是则虽或缺信仰，而犹不为害。今我中国，犹非其时也。於是，信仰问题终不可以不讲。

同此一问题，而复生出第二之间题。日：「中国必须信仰」也。则所信仰者，当属於何宗教乎?是也，吾提此问题者，将疑焉。曰吾中国固自有孔教在，而何容复商榷为也?虽然，吾以为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为教也，主於实行，不主於信仰。故在文明时代之效或稍多，而在野蛮时代之效或反少。亦有心醉西风者流，睹欧美人之以信仰宗教而致强也，欲舍而从之以自代，此犹不达体要之言也。无论宗教与我民族之感情，枘凿已久，与因势利导之义相反背也。又无论彼之有眈眈逐逐者，循於其後，数强国利用之，以为钓饵，稍不谨慎而末流人祸将不测也。抑其教义，非有甚深微妙，可以涵盖万有，鼓铸群生者。以畴昔无信仰之国，而欲求一新信仰，则亦求之为最高尚者而已，而何必惟势利之为趋也!吾师友多治佛学，吾请言佛学!

一、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孔子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日：「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又日：「多闻阙疑。一此以力行为教者，固应如此也。至如各教者，皆以起信为第一义，夫知焉而信者可也，不知焉而强信者，是自欺也。吾尝见迷信者流，叩以最微妙、最上之理，则曰：「此遗物主之所知，非我侪所能及焉!」是何异於专制君主之法律，不可舆民共见也。

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纲领，日「悲智双运」，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其所谓悟者，又非盲信之所谓也。故其教义云：「不知佛而自谓信佛，其罪甚於谤佛。」何以故?谤佛者有怀疑心，由疑入信，其信乃真。故世箅说法四十九年，其讲关於哲学学理者十之八九，反覆辩难，弗明弗措，凡以使人积真智、求真信而已。浅见者或以彼微妙之论，为不切於群治，试问希腊及欧洲近世哲学，其於世界文明为有裨乎?为无裨乎?彼哲学论理之圆满，犹不及佛说十之一，今欧美学者且号采以资研究，而我辈岂可於至高尚、极圆融之佛说，反轻视而诟病之也?

要之，他教之言信仰也，以为教主之智慧，万非教徒之所能及，故以强信为究竟。佛教之信仰也，以为教主之智慧，可与教徒平等，故以起信为法门，佛教之所以信而不迷，正信是也。近儒斯宾塞之言哲学也，区为可知与不可知之二大部。盖从孔子阙疑之训，救耶教徇物之弊，而谋宗教与哲学调和也。若佛教，则

於不可知之中，而终必求其可知者也。斯氏之言，学界之过渡义也，佛说则学界究竟义也。

二、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

凡立教者必欲以其教易天下，故推教主之意，未有不以兼善为归者也。至於以此为信仰之一专条者，则莫如佛教。地藏菩萨日：「有一众生不成佛者，我誓不成佛。一此犹其自言之也!至於教人也，则日：「惟行菩萨行者得成佛，其修独觉行者：水不得成佛。」独觉行者，以自证自果为满足者也。亦谓之声闻二乘。所谓菩萨行者，何也?佛说曰：「己已得度，回向度他，是为佛行。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初地菩萨之造诣，比之阿罗汉，尚下数级焉，而以发心度人之故，即为此後证无上果之基础。彼菩萨者，尚有至今未成佛者也。何以故?有一众生未成佛，彼誓不成佛故。

夫学佛者，以成佛为希望之究竟者也。今彼以众生故，乃存此最大希望而牺牲之，则其他更何论焉!故舍己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虽然，彼非有所矫强而云然也，彼实见夫众生性与佛性本同一源，苟众生迷而日我独悟，众生苦而日我独乐，无有是处。譬诸国然，吾既托生此国矣，未有国民愚而我可以独智、国民危而我可以独安、国民悴而我可以独荣者也。知此义者，则虽牺牲藐躬之种种利益以为国家，其必不辞矣。

三、佛教之信仰乃人世而非厌世

明乎菩萨与罗汉之别，则佛教之非厌世教，可知矣。宋儒之谤佛者，动辄以是为清净寂灭而已，是与佛之大乘法，适成反例者也。耶教者，行佛教之小乘者也，翘然悬一超绝之天国以欺世俗，此宁非引进愚民之一要术?然自佛视之，则已堕落二乘声闻界矣。佛固言天堂也，然所祈向者，非有形之天堂，而无形之天堂，非他界之天堂；而本心之天堂。故其言日：「不厌生死，不爱涅盘。」又曰：「地狱天堂，皆为净土。」何以故?菩萨发心当如是故，世界既未至「一切众生皆成佛」之位置，则安能而得一文明极乐之地?彼迷而愚者，既待救於人，无望能造新世界焉矣。使智而悟者，又复有所欺於他界，而有所厌於侪辈，则进化之责，谁与任之也?故佛弟子有问佛者日：「谁当下地狱?」佛日：「佛当下地狱。」不惟下地狱也，且常住地狱；不惟常住也，且常乐地狱；不惟常乐也，且庄严地狱。夫学道而至庄严地狱，则其愿力之宏大、其威神之广远，岂复可思议也?然非常住、常乐之，乌克有此?彼欧美数百年前，犹是一地狱世界，而今日已骤进化若彼者，皆赖百数十仁者君子，住之乐之，而庄严之者。知此义者，小之可以救一国，大之可以度世界矣。

四、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

宗教之异於哲学者，乃其言灵魂也，知灵魂则其希望长，而无易召失望以致堕落。虽然，他教之言灵魂，其义不如佛教之完善?日永生天国，曰末日审判。夫永生犹可言也!谓其所生者在魂不在形，於本义犹未悖也。至末日审判之义，则谓人之死者，至末日期至，皆从冢中起而受全知全能者之鞫讯，则所指者形也，

非魂也，藉日为魂，则此魂必因形而存（指由冢中起是不能离形而存也），随形以减，而曾何足贵也。

故孔教专衍形者也，则日善不善报诸子孙。佛教专衍魂者也，则日善不善报诸永劫，其义虽不同，而各圆满具足者也。惟耶教乃介两者之间，故吾以为耶教之言末日，犹未脱埃及时代野蛮宗教之迷见者也。夫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故为信仰者，苟不扩其量於此数十寒暑以外，则其所信者终有所挠。

浏阳（谭嗣同)《仁学》云：「好生而恶死，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盖於不生不减之义，懵焉懂而惑。故明知是义，特不胜其死亡之惧。缩脖而不敢为，方更於人祸之所不及，益以纵肆於恶，顾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其慰快已尔，天下岂复有可治也?今使灵魂之说明，则人知死後有莫大之事，及无穷之苦乐，必不因生前暂苦暂乐，而生贪著厌离之想，知天堂地狱森列於心目，必不敢欺饰放纵，将日迁善以自兢惕，知身为不死之物，则成仁取义，杀之而无怖，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可以补之，复何惮而不壹台?呜呼!此应用佛学之言也。」浏阳之所以得力在此，吾辈之所以崇拜而步趋浏阳者亦在此。若此者，殆舍佛未由。

五、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

他教者，率众生以受治於一耸之下者也。惟佛不然。故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又日：「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盘，皆如昨梦。」其立教之目的，则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而已。夫专制政体，固使人服从也；立宪政体，亦使人服从也。而其顺逆相反者，一则以服从於他，使我由之，而不使我知之也；一则以我服从於我，吉凶与我同患也。故他教虽善，终不免为据乱世、小康世之教；若佛，则兼三世而通之者也。故信仰他教或有流弊，而佛教决无流弊也。

六、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

凡宗教必言祸福，而祸福所自出，恒在他力。若祈祷焉，皆修福之最要法门也。佛教未尝无言他力者，然只以施诸小乘，不以施诸大乘，其通三乘、摄三藏而一贯之者，惟因果之义。此义者，实佛教中大小精粗，无往而不具者也。佛说：「现在之果，即过去之因；现在之因，郧未来之果。」即造恶因，而欲今後无果焉，不可得避也。既造善因，而惧後此之无善果焉，亦不必忧也。

因果之感召，如发电报者然，在海东者动其电机若干度，则虽数千里之外，而海西电机发露若干度，与之相应，丝毫不容假借。人之熏其业，缘於「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者，八识中之第八识也，梵语阿赖耶，华言含藏识也，欲详知之者，宜读楞伽经及成唯识论也），亦复如是。故学道者，必慎於造因，吾所以造者，非他人所能代消也；吾所未造者，非他人所能代劳也，又不徒吾之一身而已。

佛说此五浊世者，亦由来生业识熏结而成，众生所造之恶业，有一部分属於普通者，有一部分属於特别者，其属於普通之部分，则递相熏积，相结而为此器世间（佛说有所谓器世间、有情世间者，一指宇宙之山河大地、器物等；一指有情识之众生也）。其特别之部分，则各各之灵魂（灵魂本一也，以妄生分别故，

故为各各），自作而自受之。而此两者，自无始以来，又互相熏焉，以递引於无穷。故学道者，当急造切实之善因，以救吾本身之堕落。何也?苟器世间犹在恶浊，则吾之一身，未有能达净土者也。所谓有一众生未成佛，则我不能成佛，是事实也，非虚言也。

嘻!知此义者，可以通於治国矣。一国之所以腐败衰弱，其由来也，非一朝一夕。前此之人，蒔其恶因，而我辈今日，刈其恶果，然我辈今日非可诿咎於前人，而以自解免也。我辈今日而亟造善因焉，则其善果，或二一年後而收之，或十余年後而收之。造善因者，递续不断，则吾国遂可以进化而无穷。造恶因者亦然，前此恶因既已蔓茁，而我复灌溉以播殖之，共贻祸将来者更安有艾也?又不徒一群为然也，一身亦然。吾蒙此社会种种恶业之熏染，受而化之，旋复以熏染社会，我非自洗涤之而与之更始，於此而妄曰：「吾善吾群，吾度吾众」，非大愚则自欺也。

故佛之说因果，天地间最高尚圆满、博深切明之学说也。近世达尔文、斯宾塞诸贤，言进化学者，其公理大例，莫能出二字之范围，而彼则言其理，此则并详其法。此佛学所以切於人事、徽於实用也。夫寻常宗教家之所短者，在导人以倚赖根性而已，虽有「天助自助者」一语以为之弥缝，然常横「天助」二字於胸中，则其独立不羁之念，所灭杀已减不少矣。若佛说者，则父不能有增益於其子，怨敌不能有所咒损於其仇，无歆羡、无畔援、无星碍、无恐怖，独往独来，一听众生之自择。中国先哲之言日：「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这。」又日：「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此之谓也。特其所言因果相应之理，不如佛说之深切著明耳，佛教淘倜乎远哉!

以上六者，实鄙人信仰佛教之条件也。於戏!佛学广矣大矣!深矣徽矣!岂区区末学所能窥其万一?以佛听之，不知以此为赞佛语耶?抑谤佛语耶?虽然，即日谤佛，吾仍冀可以此为学佛之一法门，吾愿造是因，且为此南瞻部洲有情众生造是因，佛力无尽，我愿亦无尽。

难者曰：「子言佛教有益於群治，辩矣!印度者，佛教之祖国也，今何为至此?」应之曰：「嘻!子何阁於历史，印度之亡，非亡於佛教，正亡於其不行佛教也。自佛灭度後十世纪，全印度已无一佛迹，而婆罗门之余焰，尽取而夺之；佛教之平等观念、乐世观念，悉已摧亡，而旧习之喀私德及苦行生涯，遂与印相终始焉。後更乱於回教，末流遂绝於今日，然则印度之亡，佛果有何罪哉!」

吾子为是言，则彼耶教所自出之犹太，今又安在?夫甯得亦以犹太之亡，为耶教优劣之试验案也。虽然，世界两大教，皆不行於其祖国，其祖国皆不存於今日，亦可称天地间一怪现象矣!

论梁启超的调适思想

论梁启超的调适思想 梁启超的《新民说》在其一生的学术思想中占了很大的份量，研究梁启超的《新民说》必须从两个阶段来深入，第一阶段：1902～1903年，趨向于革命道路。第二阶段：1903年访美归来之后，他不再持激进、破坏的观点，而趋向于改良道路。分析了梁启超从激烈走向保守的调适思想，也从中看出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规律。 标签：梁启超；新民说；调适思想；革命道路；改良道路 1关于《新民说》的思想来源 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民说》是梁启超反思戊戌变法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结晶，是梁启超在对比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基础上而提出的改造国民性课题，其理论基础是严复所介绍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但在《新民说》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和理论基础的具体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本文认为，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应该是以下两个因素的结合： 第一个因素：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渊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新民”思想贯穿梁启超思想的始终，“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不无关系”、“中国文化重视培养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格和直观理性主义倾向是孕育新民理论萌生和形成的主要文化传统”，梁启超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和中国固有的修身养性的道德原则有选择地移植过来，充当了如何“新民”的思想素材。 第二个因素：民族主义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来源。“近代民族主义对国际竞争，以及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不仅是梁启超强调新民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决定了他对中国近代化方案的选择”，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是立国之本。是抵御外辱的有效手段，而全体国民资格的具备是民族主义实现的前提。 梁启超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对近代民族主义和国民性的深入了解，这也为他日后思想的调适作下了铺垫。 2梁启超思想的调适 关于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本文试两个方面解释： (1)从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来看，不难看出，梁启超从激进走向保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整体来说，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似乎处于思想的十字路口，在政治改革与文化修改的方法上，则主张渐进改良，并肯定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有许多的连续性，他主张“新学输入，古义调和”、“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又主张“淬厉与采补并重”在他自美返回之后，力主以“祖宗遗传固有这旧道德”维系社会。

梁启超

梁启超《变法通议》(选) 易曰：“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伊尹曰：“ 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秉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 天下之为说者，动曰一劳永逸。此误人家国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曰：一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则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真有见于新法之为民害也，夸毗(pí)成风，惮于兴作，但求免过，不求有功。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诗）曰： " 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 " （传）曰： " 嫠（lí）妇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霣（yǔn），为将及焉。 " 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彼犹太之种，迫逐于欧东；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呜呼！夫非犹是人类也欤。 今之言变法者，其蔽有二：其一欲以震古铄今之事，责成于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则以为黄种之人，无一可语，委心异族，有终焉之志。夫当急则治标之时，吾固非谓西人之必不当用，虽然，则乌可以久也。中国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则曰：“ 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法，华人营私也。” 吾闻之日本变法之始，客卿之多，过于中国也。十年以后，按年裁减，至今一切省署，皆日人自任其事，欧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国之言变法，亦既数十年，而犹然借材异地，乃能图成，其可耻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国之事，其爱中国与爱其国也孰愈？夫人而知之矣，况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为彼中之贤者乎。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难者曰：“ 子之论探本穷原，靡有遗矣，然兹事体大，非天下才，惧弗克任，恐闻者惊怖其言以为河汉，遂并向者一二西法而亦弃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宁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矣。” 释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汎乎中流，暴风忽至，握舵击楫，虽极疲顿，无敢去者，以偷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后也。庸医疑证，用药游移。精于审证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辞已，虽曰难也，将焉避之。抑岂不闻东海之滨，区区三岛，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于灭亡，而转圜之间，化弱为强，岂不由斯道矣乎？则又乌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呜呼！是所望于大人君子者矣。

论泰国佛教文化的特点

论泰国佛教文化的特点 跨专业选修课《世界民族》期中论文2011—2012年第2学期 院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姓名：邱礼财 学号：1117028 2012年4月22日

论泰国佛教文化的特点 佛教发展于印度，后来向国外传播发展，分成两大系统：向北方流传的，经过中央亚细传到中国内地及西藏，再传到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属于北传大乘佛教；向南方流传的，传到斯里兰卡，然后再传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中国云南傣族等地区，属于南传佛教。 泰国是个佛教国家，佛教是泰国的国教。泰国的文化、艺术、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各方面都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在这个佛教盛行的国家，佛教具有众多突出的特点。具体说来，泰国佛教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历史悠久，地区普遍。 据记载，佛教传入泰国地区已有两千多年了。早在悉达多王子创立佛教之前泰国地区和印度之间就有商人往来经商。悉达多在印度创立佛教时，曾周游恒河流域说法四十余年，影响很大。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正式传入泰国地区，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公元前240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输迦王，派两位高僧到素万那普米传播佛教，后来又逐渐扩散到其他地区。从出土的佛教遗迹来看，也证明了泰国佛教历史之悠久。如著名的佛统府金塔，创建于佛历三百年间，即公元前三世纪；那空拍侬府的读拍侬佛寺，其中的佛塔创建于佛历二二一年，即公元前三三二年；沙功那空府读那莹寺中的那读来贞莹佛塔，为上述度拍侬佛塔同一时代创建。从史书的记载和佛寺的遗址就可以知道泰国佛教历史之悠久。此外，佛教在泰国普遍分布。自从佛教传入泰国以来，历经了堕锣钵底时代﹑罗湖时代﹑素可泰王朝时代﹑拉玛四世时代等不同时代。在不同时代，由于国王及大多国民都信佛教，不同时期的统治者都颁布了东一的法规加强对佛教的管理，这种政治的力量使佛教在泰国普遍分布。目前，在泰国只有南部小部分地区集中分布有伊斯兰教，其余大部分地区佛教都占绝对优势。 二﹑信仰佛教人口多，佛教成为泰国的国教。 据泰国国家统计办公室的材料，1995年泰国佛教徒占全国人口的95%，信徒主要是泰人、高棉血统泰人、华裔血统泰人以华侨。泰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王必须是佛教徒和宗教的护持着。在泰国，国家﹑家庭以及社会生活都与宗教休戚相关，宗教和君主政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泰国国旗旁，还飘着一面小乘佛教的黄旗。国家庆典﹑阅兵仪式﹑商行开幕﹑婚姻喜寿，都需要僧侣到场念经祝福。每个泰国的男性一般一生都有一次短暂的出家修行的经历。依据传统，修行时间一般始于七月份左右的斋戒期间。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泰国佛教徒之众，佛教地位之重。 三﹑佛教团体众多，佛教寺庙众多。

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

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 曹诗图/王衍用 【作者】曹诗图/王衍用，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宜昌443002 曹诗图曲阜师范大学地理系，王衍用 提要肯定了梁启超在人文地理诸多领域的研究成就，认为他的人地关系学术研究，体现了明晰的人地相关思想和科学的地理唯物论，以及动态的地理作用观。对他的人地关系研究缺陷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他的宝贵学术思想遗产对当今人文地理研究有着深刻启迪。 关键词梁启超人地关系学术思想地理唯物论地理环境 人地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论题，它一直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其间经历了由“环境决定论”到“和谐论”的发展演变，并呈现过种种兴衰、沉浮。这一论题虽然广泛涉及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诸多学科，但它却一直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命题。中外许多先哲曾对人地关系（或天人关系）进行过思考，发表过种种见解，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认真研究先哲们有关人地关系的论述，从中吸取精华，对于促进当今人地关系这一论题的深入研究和地理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梁启超这位学术先驱曾对人地关系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哲学思考，他的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的诸多领域，对于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人地关系研究乃至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地理学界未能对此予以重视和进行必要的评价。本文试对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一些评析与探讨，以求教于地理学界的同仁。 1 梁启超在人地关系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他一生著述宏富，在他的著述中有不

少关于人类文明、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专篇论述，阐发自己的人地观及其学术思想。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地理及年代》、《中国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以及《中国史叙论》等，研究涉及人地关系的诸多层面和人文地理的众多领域，成果颇为丰富。 众所周知，梁启超本人不是地理学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致力于地理环境的作用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并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呢？这是阐述梁启超人地关系研究的学术成就时有必要首先弄清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主要有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的背景原因。从国际方面看，自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一名著出版后，西方学术界普遍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和人地关系的研究，许多学者高谈阔论地理与历史、文明的关系，地理史观一时蔚然风并迅速传播，使地理唯物论在孟氏学说问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影响日益广泛和深远。这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从国内方面看，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这段历史时期，正值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之际，当时众多的爱国之士渴求救亡之道，设法保种自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普遍存在着以趋新为尚的社会心理，对西方的新理新说非常欢迎。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目光敏锐、思想活跃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广泛吸取西学，最先在西方思想之树上把“地理唯物论”这一新枝采摘下来，移植于本土之上。时势的需要促使他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致力于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明关系的研究，他运用唯物论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人地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不少论及地理环境作用和人地关系的著述。这在当时地理学以沿革地理占统治地位，学术研究极少涉及人地关系的情况下，起到开一代新风的重要作用。 综观梁启超的有关著述，他在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开拓上有如下主要成就与贡献。 在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方面，梁启超把文学、艺术、学风、风俗、人

梁启超在近代文学上的贡献和影响

二：论述：谈谈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史学上的价值 梁启超是晚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的领袖，又是晚清杰出的文学大家，他在文学上致力于文学革新，倡导文学革新运动，为中国文学逐渐摆脱封建文学的羁绊，促使中国文学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下面我就梁启超在近代文学上的贡献及其史学上的价值予以论述。 一、贡献： （一）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 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传统文学向新文学过渡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方面，梁启超起到了引导和促进作用。1898年，梁启超著有一篇关于翻译的万言文章《论译书》，被徐志啸认为是“近代文坛上第一篇提倡翻译、专论翻译的专门文章”，为中国的翻译理论、近代的中外文学关系做出了贡献。他的翻译观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创新性、经济的目的性两方面。 1、意识形态的创新性 a以政治小说作为文学的翻译题材 梁启超是提倡翻译西洋文学的第一人，取政治小说为文学翻译的题材,主张一种宜教启蒙的翻译观。戊戌变法后,他在亡命日本的军舰上,随阅随译了《佳人奇遇》。作为近代第一部译出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是梁启超翻译译印政治小说理论的第一次具体实践,拉开了晚清政治小说翻译的序幕。1902年,他又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卷,第一期),文中将他的翻译外国小说,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梁氏小说翻译理论改变了社会上对翻译小说的歧视,繁荣了晚清小说翻译事业,迎来了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热衷于西洋文学的翻译家和一批西方文学翻译名著。如林纾在1899年翻译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遗事),1901年又翻译了(黑奴吁天录),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随后又有周桂笙、徐念慈、、包天笑、陈鸿壁等著名文学翻译家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梁氏小说翻译理论影响之大!

泰国的文化特色

泰国虽然是一个仅有6000万人口的小国，然而每年都有700万境外游客到此观光旅游，此项收入每年高达70亿美金，成为泰国经济的支柱。泰国的旅游业极富地方特色，其中世界闻名的人妖特色歌舞表演，更是众多游客为之惊叹的。 人妖是泰国的一大特色，人妖表演也是许多游客的必看节目，有“没有看过人妖表演等于没到泰国”之说。 人妖，主要指的是专事表演的从小服用雌性激素而发育的男性。大多人妖都很漂亮，唯一外表上和女性的区别是手脚较大，并可通过声音鉴别，这一类人多集中在泰国。 泰国人妖在世界上都非常著名，关于泰国人妖的产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是从印度的“阉人“演变而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泰国悠久泛滥性文化。一般认为泰国人妖的产生是因为泰国的色情旅游业很猖獗，女子在这个行当能挣很多钱。一些男人为谋生计，想方设法把自己变成“女人”，而一些人贩子也为了捞大钱，拼命拐骗、制造人妖。于是，“人妖”这个特殊群体就逐渐产生了。 在泰国，人妖一般都来自生计艰难的贫苦家庭，可以说，几乎没有富家子弟愿意做人妖。在泰国，有专门培养人妖的学校，自幼接受女性化的教育和熏陶，使性格、形态都表现出女性特征。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吃女性荷尔蒙药，抑制男性第一特征发育，促进体内新陈代谢，并向女性发展。在此期间，学校要教授许多技艺，进行严格规范化训练，所以说人妖艺术表演水准也是相当高的。台上表演节目的人妖大多身高都在一米七以上，身材苗条眉清目秀，回眸之间，风情万种，在外貌和形态上却比台下的女性观众更具女性美。 人妖的生命和艺术生涯都是非常短暂的，一般来讲，人妖的平均寿命只有35至40岁，其中主要也是与他们长期雌性激素相关。人妖在社会立足是非常不容易的。真正能成为歌舞红星、成名赚大钱的屈指可数，大多数人妖都要为糊口拼命赚钱，并为年老做准备。 目前泰国人妖的人数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按照泰国目前的6000万人口计算，以及社会普遍认同人妖在男人中存在的比例为2%计算，人妖存在的人数应该在60万人上下。

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有哪些影响

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有哪些影响 三江学院佛教文化选修期末论文 12011041063 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佛教文化的影响远远没有对我们祖辈的影响大了。相信大家的祖宅里基本上都供奉了观音的瓷像，要按时上香的，可见佛教文化早已渗透进了中国的每家每户，直到现在，就算是不信佛教的我们，考试之前还是会默念几句“菩萨保佑”之类的“咒语”，仿佛说了之后考过的可能性又大了几分。由此看来，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已不局限于一个宗教产生的影响，而是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融入了华夏文化，形成了带有中原特色的中式佛教文化，并渐渐与其他主流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华夏文明。 说起佛教，是由两汉时期传入中原，被当时的统治者大加赞赏，其缘由在于，佛教提出了因果报应的理念，指出只有多行善事，死后进入地府轮回可以有个好的转世，而行恶事之人会转世为畜甚至打入地狱受尽折磨不得翻身，这就为统治者实行专制统治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借口。在正统思想中，天子是上天指定的，若是推翻天子或违背天子的命令无异于逆天而行，绝对是天大的恶事，死后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就这样，信奉佛教的平民百姓们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安守本分，从不敢生出一丝造反的意思。从这个角度看，佛教的传入巩固了封建专制统治，也维护了中原的稳定，更大的意义在于佛教创造的信仰鼓励人们多行善事，心中有神佛的人信奉“举头三尺有神明”，凡是尚存一点畏惧之心的人都不会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治安。 不光是对推动历史进程有重大意义，佛教在人们生活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人信奉佛教，讲究不杀生于是吃斋念佛，不亚于现在正流行的健康素食主义，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生活中还有很多节日也与佛教有关，每当到了某个佛或者菩萨的圣诞日，也就是生日的时候，人们便成群结队前往庙里参拜。印象中每年观音菩萨圣诞日的时候便会有非常多的人去观音山拜菩萨，还有烧香礼敬的，似乎观音圣诞日一年还不止一次，上网查过才知道据说观音菩萨生于夏历二月十九，涅槃日是九月十九，成道日是六月十九。说起观音菩萨，他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象征慈悲，其他三位菩萨分别是象征愿力的地藏王菩萨；象征实践的普贤菩萨；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原来观音菩萨是男子形象，但是在传入中原以后，人们便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想象为女子形象以加深他的亲切感和慈悲的印象，这便是佛教传入中原之后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了。 佛教传道的主要载体是佛经，而佛经内含哲理和禅意，由此也创造了很多的文化潮流和文学灵感。在唐宋，习禅乃是一种文人的时尚。禅的思想渗入到文人士大夫人生理想与生活情趣中，由此也造就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饱含禅意，充满了对人生和时间的思考；李白在《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何人也》一诗云：“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运用了金粟如来，也就是过去佛的典故，信手拈来，可见对佛文化研究之深；王安石罢相后写下《读〈维摩经〉有感》：“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有看破红尘之意，也运用了维摩居士的典故，将其看作是自己的典范。中国文化的瑰宝《红楼梦》中也多次用富有禅意的话来预示结局，比较有名的是宝黛参禅——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宝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 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宝玉道：“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东风舞鹧鸪。”黛玉道：“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的。”宝玉道：“有如三宝。”黛玉低头不语。此处将宝玉对黛玉的痴心一片，黛玉的多疑敏感描写的淋漓尽致，同时也将他们一个去世一个出家的结局暗示了出来，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 许小青 【专题名称】中国近代史 【专题号】K3 【复印期号】2000年07期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0年02期第97～102页 【作者简介】许小青（1969—），男，湖北蕲春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有两条清晰的脉络：一是从天下到国家，二是从“泛黄种人主义”到“大民族主义”。其主要内涵为主权、国民和国家至上 三个方面，虽然其中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但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 的提出及对近代国家建构方式的探索，使其民族国家思想朝本土化方向演 进，对当时及后世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民族国家/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2—0097—06 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是近现代世界列国并列的国际政治体制的产物，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主权”观念的确立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即国家由 民族和人民组成，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的统治，拥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任何传统社会谋求近代化时，都必然要经历建构民族国家、从而在国际政治秩 序中明确其位置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中国思想界 的中心话题，各种民族国家思想在此交汇、论争，其中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 丰富、深刻而富有特色，本文就其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内涵、本土化特色及 地位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的两条脉络 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既是中国在世界体系 中地位的确立，又是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确认。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 “朝代国家”观念冲突极大。中国人要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必须突破传统的两大 观念：其一，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即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观念；其二，夷夏之辨的“内诸夏、外夷狄”的种族思想。此前，不少学者在论及梁启超民 族主义或国家思想的演变时，多以划阶段的方法分析其变化，忽视了梁启超思 想发展的内在脉络，笔者认为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实有两条清晰的脉络： 1.从天下到国家：梁启超世界观的确立 可以说，梁启超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仍处于天下主义的封闭症之中， 1890年梁启超从京师“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 有五大洲各国”[1](p16)。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仍然完全是康有为以春秋三 世说为出发点的大同学说。 甲午战后，梁在京参加公车上书，鼓吹变法，其政治思想突出地表现在“群”论上，从1897年发表的《说群》可以看出其世界观某种程度的松动：“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国与天下者，则岂

梁启超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泰国佛文化

泰国佛文化，性文化，人妖文化 泰国是个多种族的国家，包括数千年前从中国过去的泰人，汉人，寮国人、高棉人，还有十八世纪前由于航海通商从中东，波斯，印度移入的后代，因此泰国迅速的吸收了大量外来事物，发展成泰国特有的文化。 泰国的佛文化不得不说，佛教是泰国的国教，也是泰国人的生活重心，全国95%的国民是佛教徒，这个数量真的很惊人。泰国上至宫廷下到人民日常生活，都与宗教息息相关，浓郁的佛教文化浸透着整个泰国社会。 在泰国，每个人几乎都要出家一次，若没有经过出家，会被瞧不起，认为没有地位。除了少数人终生出家以外，一般人是发心出家七天，或者一个月，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出家生活就还俗返家了，这个我们中国不同，在中国出家后还俗被认为心不诚。出家和死是泰国人的两大最重要的事，可见出家远比结婚重要，出家有出家的典礼，就像我们的婚礼一样，会有亲朋好友到场，祝贺送礼等等。 泰国独有僧官制度，这在中国，日本都没有，僧官制度模仿政治制度，最高的是僧皇，下有四个僧王，分担国务院长，宣传部长，福利部长，教育部长，僧官有不多的薪水，由国家供给，表示国家对出家人以及佛教的尊重。在民间，人们特别尊重当过僧官的出家人。 泰国的佛像佛塔寺庙众多，家家户户门前都设有一个别致的神龛，就连一些酒店，企业，机关门前也设有神龛。泰国的寺院建筑形式各不相同，而且每座寺院佛像特别多，都是释迦佛像，另外佛殿四周都有很多佛塔，这些佛塔基层是四方形或者圆形，上面尖尖的，泰国的有钱人都把他们的骨灰盒放在佛塔里。 泰国性文化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佛文化的影响，在泰国的传统文化中，女人的地位永远次于男人，可以说是此等公民。泰国俗语说：女人是水牛，男人才是人。因此佛教鼓励女性通过给和尚提供食物和衣物来积累功德，这样一来女人下辈子投胎就有机会成为男人。根据泰国佛教的教义，只要性工作者是为了家庭生计或是捐助寺庙等做功德的行为，那卖淫便不是可耻的，性工作者如果按时寄钱回家或是捐钱给寺庙做功德，那么心灵上也可以获得愉悦，虽然佛教教义并未支持女性卖淫，但是佛教对女性抱着较为宽容的态度，这对不少性工作者传声鼓舞作用。 泰国的旅游业和“性产业”十分发达，这个能够赚取大量外汇的产业，被冠以好听的名字——“性文化”。除了数万“人妖”活跃在各个旅游点区域，在繁华的街道，红灯区也是鳞次栉比。红灯区内，各种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性表演”、“性活动”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 旅游是泰国第一大产业，是支柱产业。泰国旅游业极富地方特色，其中最让人瞠目的便是著名的"人妖"表演。"人妖"的产生是因为泰国的色情旅游业很猖獗，女子在这个行当能挣很多钱。于是，一些男人为谋生计，想方设法把自己变成"女人"；而一些人贩子也为了捞大钱，拼命拐骗"制造"人妖。于是，"人妖"这个特殊群体就逐渐产生了。到20世纪的90年代，泰国"人妖"已达2万人，年龄均在14-50岁之间，主要集中在芭堤雅的人妖歌舞团及酒吧和夜总会。 在泰国，人妖已经成为一种产业，每年都会有人妖的选美活动。凡到泰国旅游观光的人们所看到的“人妖”不同於舞台上的风光，人妖极美极魅的外表下，绝大多数都有一段心酸史，男孩会身为人妖主要有2种原因，一是贫穷、二是先天性别错乱。人妖在泰国虽然不能真正为主流社会所接受，但好在并不遭受很大的歧视，学校里有人妖学生，商场里有人妖售货员。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泰国人妖的数量已达2万多。 大多数人妖选择这条道路是为了挣钱，也有一些人则是天生的性别错位，但走上这条路后，大多数人妖都发现，“她们”不但要经历生理和心理的磨难，挣钱糊口也并非想像中那样简单。

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记得，我非常崇敬季羡林先生曾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里，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他本人并不信佛，但他对印度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佛教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即便是一个佛教徒也提不出的深刻见地和学术观点。比如，他说，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我们简直可以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化，最少应该了解从印度传出来的佛教思想。不了解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否则，我们无法写出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 季先生的评价可谓公正精辟。但他老人家也要求我们对于这样的研究“更要细微、具体、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作出比较正确的论断”。 佛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博士京口授浮徒经，以及后来的汉永明帝梦金人，派遣使臣迎取佛像、传教士传教，翻译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修建洛阳白马寺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直接从佛陀的故乡尼泊尔和印度进来的，而是从今天的中亚，西域传播而来的。其传播路线有二条：一条是北传路线是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新疆的喀什、和田、吐鲁番、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进来的；一条是南传线路，既通过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海上线路。 初传佛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翻译佛经，和如何适应中国化的问题。魏晋南北朝以来，佛经逐渐被翻译成了汉文，但是要想让人们理解和读懂、听懂这些外来的异族思想，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用汉语文化的习惯解释佛教的名词概念，如何让我们原有的道家和儒家思想接纳外来的佛教，让其本土化、民族化，这一过程经过了二三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佛教的传入由于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所以在魏晋六朝时期发展的非常迅猛。通过修建各种大规模的石窟寺，如克孜尔石窟、伯孜克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创作了难以记数的佛教石刻造像，全国各地兴建了大小不一的寺院，大量的佛经翻译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佛教建筑的传承就不可能留下这麽多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上的雕塑艺术，基本上就是佛教的雕塑艺术。壁画艺术也是如此。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对道德的说教色彩较重，而对形而上的思考较少，逻辑性差，我们的古代哲学不但有浓郁的道德说教，也有很多的诗意，直观而且唯美，这种理解很难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加以解释。佛教进来后，特别是佛教的唯识、般若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理性，对宋明理学的心性概念，对中国哲学中的思辨精神的提升都有重要的影响。又如为了方便给一般不识字的普通信众讲说佛经故事，由此产生了宝卷、讲俗等，后又发展成为通俗的小说；唐宋时期的诗人、词人和画家很少没有不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尤其是宋朝的文人画也受到佛教思想和佛教绘画的影响；敦煌壁画采用了西域的画法；禅宗有南北之分，书法以禅宗的标准来进行区别也有南北之分，书画家董其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大书法家都抄写过佛经《华严经》、《心经》等，王羲之就是一例。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和写经的过程，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的书法艺术的水平，而且也刺激了古代音韵学的发展；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传统节日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元宵节也是跟佛教有关的节日，是释迦麽尼降服众妖魔的日子，世界通明一体，灯火辉煌象征着世界的光明和美好；佛教的音乐，在历代也被统治阶层所重视。隋炀帝收入宫廷的礼乐《九部乐》之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朝的音乐，尤其受到了佛乐和胡乐的影响。佛教音乐使人听后会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受，今天在民间还是很盛行，特别是五台山、峨眉山的佛教音乐依然非常的盛行。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重在“论”，致力于对学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在“史”，广征博引，描述各个学术派别的开创人物。这两部是学术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与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对一代学术的贯通考察，都重视对各派学术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 《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六章:1.史的意义及其范围;2.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史之改造;4.说史料;5.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史迹之论次。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长;3.五种专史。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 《新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证史学革命的必要

性，系统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应。另外，还从历史主体、历史服务对象、历史理想三方面归纳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二、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学术概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为学生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受其影响，很早便重视学术源流的研究。1902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分成七个时代: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及战国是全盛时代; 三、儒学统一时代，即两汉;四、老学时代，即魏晋;五、南北朝、唐之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之儒学佛学混合时代;七、近二百五十年来的衰落时代;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对于每个时代，他都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里评价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篇文章为梁启超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02年梁启超受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梁启超早就认为清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于是有意将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比，相为印证，汲取其长，以资借鉴。脱稿之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

一、百年语文发展史上对“作文”的研究统计

二、研究选题 1.浅议叶圣陶的作文观 2.浅议陈望道《作文法讲义》的写作理论贡献 3.论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贡献 4.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对中小学作文教学的启示 三、论文 论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贡献 摘要：梁启超先生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诗话》等文章，以其对“诗界革命”、“小说革命”的倡导，开启了中国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型，而且以其《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部讲授作文法之好书，为当时以及后人提供了提高写作能力的钥匙。 关键词：梁启超作文教学法诗界革命小说革命 ON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LIANG QI-CHAO TO THE CHINESE WRITING THEORY YANG Yan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LIANG Qi-chao’s essays Talks on Poetry in the Ice-drinking Room and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Fiction and Mass Rule, which advocated revolution in the fields of poetry and fiction, star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writing theory. And his Methods for Teaching Composition to Post-Middle-School Students offered his contemporaries and later generations a key to improving theirwriting ability. Key words:LIANGQi-chao ; teachingmethod of composition；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poetry;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fiction; 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化人之一。不仅他的《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以其对“诗界革命”、“小说革命”的倡导，开启了中国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型，而且以其《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部难得的讲授作文法的好书，为当时以及后人提供了提高写作能力的钥匙。 一、《饮冰室诗话》、《夏威夷游记》等文章倡导的“诗界”革命，是诗体改革的新探索 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问题，后来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饮冰室诗话》，对当时诗界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一，梁启超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即要求在诗歌中反映新内容、新思想、新理念。这对于扩大诗歌的审美范围，在诗歌中融入西方文化,进而更新近代诗歌的创作题材、丰富近代诗歌的思想意蕴，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梁启超呼吁“诗界革命，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他的熔中铸外、厚今薄古的主张，表达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勇于进取、大胆探索的精神风貌和先进的美学理想。 其二，梁启超提倡在诗歌中运用新名词，不但可更新诗歌的语言系统,而且对于打破旧体诗格律的束缚和诗体的解放有直接的影响。 所谓“新诗”，其特点,用梁启超的话来概括，就是“盖当时所谓‘新诗’，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表异”。当时的“新名词“，就是指佛、孔、耶三教经典中的词语，因为多用音译、象征，所以这些新名词很难懂。“新诗”虽然极难懂，但在先进之士厌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当时，也表现了诗人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以及对思想解放的热烈追求，它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梁启超认为“诗界革命”的标准有三点：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在“诗界革命”问题上，梁启超并非没有看到形式变革的滞后，同时他也在寻求一种与“新意境”相和谐的新形式。这种努力就是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开辟的两个专栏“诗文辞随录”和“诗界潮音集”。 其三,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要求以口语入诗，开启了近代诗语言的通俗化走向，缩短了诗歌语言中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为诗歌的自由化、散文化培植了基因。在《饮冰室诗话》中，他提倡注意吸收民歌形式和学习来源于古代民歌的歌行体。《新民丛报》上刊登的诗歌，有些直接注明“俚词”、“俗调”。他还在《新民丛报》中通过《饮冰室诗话》宣传“诗界革命”。 总之，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饮冰室诗话》等文章中倡导的“诗界革命”，是对中国诗体改革的有益尝试，它的成就与不足，从正反两方面为以后的诗体改革提供了参照物。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与传统的文论明显不同，现代性已成为其基本属性。在诸种文体中，梁启超最为推崇的是小说。他写的《论小说

高考语文诗歌鉴赏复习资料

高考语文诗歌鉴赏复习资料 一、标题切入 标题是解读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关键。因为标题是诗歌的眼睛，是诗歌内容形式等丰富信息的载体，有的标题概括了作品的重要内容，有的揭示了作品的线索，有的奠定了作品的感情基调，有的揭示了写作的时间、地点、对象、事件、主旨等，有的交代了诗歌的题材、体裁。从标题切入，就是要把握住这些丰富信息。边练边悟 二、细读正文 诗的正文是阅读的核心，也是读懂诗歌的关键所在。这一环节是以平时的积累和素养为基础的，不过，在方法上还是有以下两点很关键： (一)懂得古诗的基本特点和章法结构 1.基本特点：情景结合 古人云：作诗无他端，只“情”“景”二字。我们读诗、赏诗也一样，只要抓住了“情”“景”，就等于抓住了“牛鼻子”。在正常情况下，旧体诗、词的基本章法是先写景，后抒情。对于近体诗来说，绝句的一、二两句，律诗的一、二两联，词的上片是写景部分；绝句的三、四两句(尤其是末句)，律诗的三、四两联(尤其是尾联)，词的下片是抒情部分。而词，又特别强调上下片之间的过渡(过片)。当然，也有少数诗作是先抒情后写景的。 情景结合不仅要注意其顺序，更要注意情与景之间的关系： ①前后内容(即写景与抒情)是对应一致的，如乐景乐情、哀景哀情。 ②前后内容(即写景与抒情)是相关、相反、相衬的，形成虚实相衬的关系，如乐景衬哀情、明景衬暗情等。 2.章法结构(近体诗)：起承转合 近体诗的写作思路一般为：起承转合。理解了这一特点，可以读懂诗的层次脉络、大体内容，甚至可以帮助做一些试题。 “起承转合”是古人写诗填词所遵循的结构章法。“起”即开篇，“承”是对“起”句的承接、拓展，“转”是诗意的跳宕转折，“合”是收束全诗。 (1)“起” 在古诗词中，“起”句就是开头，或写景，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方式

佛教文化概论论文

“佛教文化概论”心得感悟 今天，我想向大家说说我最喜欢的，最有感触的一门课——佛教文化概论。我当初选这个课，并不是因为喜欢，因为我对它一点都不了解，只是当时只有几个不多的选择了，这个最合我眼缘。当时我觉得佛教对人是一种信仰，而我是学心理学的，研究研究这个对我应该挺有用的。所以说，我跟这门课真不是一般的因缘。 第一节课时，我怀着好奇的忐忑的心情来到教室，担心接触的是一堂无趣的，难以理解的课程。一开始时，老师说：“我们从今天开始，要接受的是佛教文化。我们将要接受一种教育，这个教育的名称叫做‘佛陀教育’。”我当时听到‘佛陀’二字，就想：难道是要我们清心寡欲，一切为善。之后老师解释了它，佛陀就是圆满觉悟的意思，圆满的觉悟，或者说圆满觉悟的人，而佛教是一种教育，它不是一种仪式，它是一种教育。我想：要是我的一生真的达到圆满，思想透彻觉悟那这一生真的美满的啊。自此，我决定好好学习这门课，深入的领悟它，修身养性。 经过学习这门课，我知道了许多之前不知道的知识。例如，九法界、诸法实相、三法印、了义说、涅槃寂静、八正道等。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三法印”。第一是“诸行无常”，就是万事万物都是在运动变化当中，它没有片刻的停留，辩证法的思想它也是这样认为。第二叫“诸法无我”。诸法就是指万事万物。无我就是它没有自性。“诸法无我”，就是万事万物没有自性。最后是“涅槃寂静”，涅槃就是我们的心彻底的清净，断除了一切的烦恼，这就叫涅槃。寂静就是指的身心安稳，就是一切自在，自在到了不能再自在。 “三法印”就是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的苦是苦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苦呢，实际上就是苦在我们对真相不了解，所以妄念就很多，苦是苦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会有生苦呢？也是因为这个。 接着，我想说说佛法的另一重要内容——八正道。首先知见要正，见解不正，知见不正，什么都谈不上。有了正见，还要有正思维。有了正见、正思维，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影响

2011年第4期（管理研 究）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影响 作为中国近代启蒙主义的代表，梁启超在少年时代接受了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国学渊源；又在青年时代沐浴欧风美雨，受到了日本及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古今中外各种学术思想集于一身”的基本特征。梁启超深刻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新生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文化课题，也是一个与民族命运攸关的政治课题。面对历史和时代的课题，他作出了解 答。1900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中西文化“结婚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种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20世纪，则两种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国之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 三让，以行亲迎三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 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这种以中国文化为根本，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参考的文化结婚论，贯穿了梁一生的思想实践。他采纳中西各种学说，熔铸服务于启蒙新民、 爱国救民的价值宗旨，在这样的文化姿态下，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佛教文化等都被梁启超纳入到自己的思想视野里，从而成为其文学启蒙思想建构的丰富资源。 梁氏文学启蒙思想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文学尚用的传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长期以来，文学作为社会和统治阶级的教化工具，是为社会秩序的巩固服务的，并扮演着政治、伦理、道德的发言人角色。对于梁来说，他自小接受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国学渊源，中国文学的教化传统使他耳熏目染。在古代中国，文学的“教化”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启蒙，文学在主观与客观两方面都是统治和进行社会启蒙的工具。重视文学的现实功利，是中国文学的真正传统，这对梁氏文学启蒙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潜在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是对古代教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虽然这二者的结果和出发点是不同的，但在重文学、教育人的功能方面却如出一辙，都有着鲜明的功利目的。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与古代教化传统都强调文学有改变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古代文学提倡的是能“兴观群怨”，能“授之以政”，文学乃是“经国之 大业”，有“正人心”、“变风俗”，即“救世”的功能，这成为古代文人从事文学事业的动力和价值目标。到了梁启超这里，文学的内容、目标虽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对于改变人心的功能性认识并没有根本转变。梁认为文学是指引国民前进的灯塔，是改造国民性的利器，是唤醒昏睡国民的惊雷，总之，是启蒙的最佳方式。 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有“传世之文”和“觉世之文”的区别，但他显然更倾向于对“觉世之文”的认同，“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 ”他为文求觉世，而不求其能藏之名山，传之不朽，“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一百世之后世也，应于时垫发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 ”追求文学的经世致用价值，使梁牺牲了古人的立言的价值取向， 这种致用的文学观是与教化文学一脉相承的。然而，这种尚用的文学观体现为具体的功能时，梁的文学启蒙却与教化传统有区别，它显然有着更为现实化的政治目的和理想，“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于国民智识与能力”。因此，以新民为第一要义的政治目的，使梁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不同于教化传统。首先，梁虽然倾向于强调文学的教化，但他又区别于古典文学中注重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而是强调新的政治意识的启蒙，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来改造国民的品质。其次，强调“新民”，使梁能够从文学与民众的关系中思考文学的价值功能，因而不知不觉地把一种新型的读者接受引进了文学的过程，使他在认识文学的教化功能时，也考虑到了文学自身之所以教化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文学的教化功能和审美功能结合起来。如他之所以大力鼓吹小说，是因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的审美感染功能，而正是这些功能的存在才使启蒙教育得以很好地实现。这一认识虽仍追求文学改造社会的终极目的，但他意识到了文学潜移默化作用于人的心灵的过程，这显然比传统的认识更符合文学的本性。梁强调的是作用于心和品质。可以说，为了“新民”的重任，使梁把传统致用的文学价值代教化传统的继 蒋志刚* *[作者简介]蒋志刚，湖南女子学院党委组织部讲师（湖南长沙410011） [摘 要]作为中西文化“结婚论”者，梁启超以中国文化为根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吸纳与扬 弃，中国文学“尚用”“教化”的传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其“文学工具”论建构的基础，而中国传统文化也为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思想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梁启超；文学启蒙；影响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