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权保障视野中的刑法制度改革

我国人权保障视野中的刑法制度改革

一、前言

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否是靠公民的人权得到充分的保障来衡量的，尊重公民的人权等同于尊重法律，保障公民的人权等同于捍卫法律。伴随着世界各地的民众对人权越来越重视，我国也给予了人权法律保障，倡导以人为本的刑法观。早在二〇〇四年，我国宪法首次提出尊重和保护人权；到了二〇一二年，我国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同样提到了尊重和保护人权，至此，人权保障的观念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刑法制度的重要部分。

二、人权保障的概念及法律依据

人权的含义是指法律公认的、公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享有的人身自由以及民主的权利，所谓人权保障，就是指公民在行使人身自由权和民主权时应有的保障，确保公民在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方面的权利不受侵害。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了尊重和保护人权，在人权保障方面分别作了修订，加入了与人权保障相关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具有提及保护人民的内容，但这些内容与人权保障相去甚远，保护人民不等于保护人权。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在二〇一二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并把人权保障的内容写进刑事诉讼法当中。人权保障不仅对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具有启发作用，对刑法也有启发作用，一方面，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应该对其他法律的修改有所反应，理应增加人权保障相关的内容。另一方面，研究刑法的目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在刑法中加入人权保障的内容岁明确刑法的目的具有重要作用。

三、人权保障下的刑法制度改革

（一）改革刑法分则体系

国家应该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的位置前移，突显我国刑法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早在我国一九八二年颁布的宪法中就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目的就是为了贯彻以人为本以及保障人权的重要理念。由此可知，刑法制度的改革离不开人权保障的范畴，改革刑法制度需要先改革刑法分则体系，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移至刑法前章，强化和突显我国刑法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进一步将我国重视国家权益的法律价值观转变为重视个人权益的法律价值观。

（二）保障人权的价值

当前，立法机关对我国刑事诉讼的认识还停留在惩罚犯罪、保护公民利益的层面上，深受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并没有意识到人权保障的重要性。事实上，刑事诉讼法常常被视为刑法制度的附属法，导致人权保障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被阻断，从而使刑事诉讼变成刑法的工具，为了达到惩罚犯罪行为而可以忽视程序上的考究，造成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现象发生。针对这样的情况，国家应给予刑事诉讼程序高度的重视，以严格的司法程序实现人权保障的目的，避免存在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的情况发生，对滥用权力的有关人员进行严惩。同时，国家应增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最大程度的避免冤案发生，转变传统刑事诉讼思想观念，积极树立人权保障的思想，将人权保障纳入刑事诉讼之中。

（三）遵循程序性优化观念

近年来，在打击犯罪、维护事实的背景下，程序正义往往被忽视，出现了许多冤案、错案。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存在程序性违法，程序性违法的现象在侦查和起诉环节表现得更为突出，导致司法公正及司法权威被歪曲，人权保障的思想观念无法深入人心。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必须重视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优化程序性执行观念，一方面要严格遵循程序意识，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诉讼方式；另一方面要摒弃传统法律文化带来的负面作用，优化程序性观念。公民应清楚的意识到，不管是立案侦查，还是公诉或审判，人权保障均为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家公安、检察

院及司法机关都务必要严格遵循诉讼程序办事，加强相关人员的程序意识，确保诉讼当事人的人权不受侵害。

（四）严格规范司法独立

马克思曾说，法官并没有所谓的上司，若一定要给法官确定上司，则法官的上司可以说是法律。马克思所说的，实际上就是对法院的司法根本的深刻表达。对我国法律而言，我国法院具有独立性，但法官却没有独立的权利，官在政法委协调案件、新闻媒体炒作以及人大个案监制度下，不仅要对案件进行审批，还有要承受新闻媒体尖锐的提问，承受政府带来的压力，甚至要承受广大群众的舆论谴责。因此，法官在这样的形势下无法独立，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并不重视自身、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是否遵循法律诉讼程序，而是重视上级领导的意见、民众舆论等方面内容，从而造成一系列的冤案、错案的发生。由此可见，实现司法独立是维护司法权的必然选择，在功能方面，司法独立能发挥保障的作用，帮助公民行使权力和实现社会公正，进而达到司法在制衡机制中的人权保障效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刑法制度改革，务必在人权保障视野下，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根本目标，以建立具有人权保障的刑法制度为重点，贯彻和落实宽严相济的刑法制度。刑法制度的改革需要从改革刑法分则体系、保障人权的价值、遵循程序性优化观念以及严格规范司法独立的方面入手，最终实现具有人权保障的刑法制度的改革。

浅论刑事司法中社会公平正义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浅论刑事司法中社会公平正义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摘要】刑法作为维护国家政权、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后盾，发挥 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刑法的功能体现了刑法的核心价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 作为刑法的基本功能，二者之间如何定位、孰轻孰重，究竟应当优先考虑通过 惩罚犯罪来达到社会正义还是以正当程序保障人权，目前学术界对此的探究呈 现出多元化与深入化的特点。而实际上两者之间所达到的平衡才是我国刑法价 值追求的所在，我们所应当关注研究的是在这个现代社会两者关系是如何配合的。 【关键词】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社会正义、正当程序 在法律体系中，刑法的强制性最明显，它是其它法律的制裁力量。刑法涉 及对公民生命、自由、财产等限制和剥夺，使社会免遭犯罪的侵害，是最为严 厉的刑罚。因而惩罚犯罪彰显的是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即入罪功能），而人 权保障则是体现了刑法的另一重要功能——人权保障功能（即出罪功能）。二 者对刑法价值功能的体现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甚至是悖论。有学者认为刑 法既具有法益保护功能，同时也具有人权保障功能，二者并重。学生认为考虑 两者之间孰轻孰重并无太多价值，二者之间并无优劣之分，但鉴于国家权力的 强大，我国目前应当更注重其人权保障功能。 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刑法的惩罚功能，即制裁功能，是指通过刑罚对犯罪人的权益施加法定范 围内的限制或剥夺，具有保护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免遭犯罪侵害的作用。由于刑法的制定是从有损于社会的行为给予制裁方面考虑，因此刑法更看 重的是要防止不合乎社会需要的行为，提供各种保护，使社会各种利益免遭侵害。从这一点看，刑法惩罚犯罪目的的实现与刑法的保护功能的发挥紧密相联。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是指限制国家刑罚权，使一般民众和罪犯免受刑罚权的任 意发动而引起的灾难的机能。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指出：“自从刑法存在、国 家代替受害人实行报复时开始，国家就承担着双重责任；正如国家在采取任何 行为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受害人的报复。” 因此刑法在设置国家刑罚权的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这就出现一种悖论：刑 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正如德国法学家李 斯特曾经指出，“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法律 应是理性且公正的，任何人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我们在强化保护 国家、社会利益的同时，决不可置一般公民个人或犯罪人应有的合法权益于不顾，否则法律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在任何一个以民主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社会，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都应 当尽可能协调统一，更大程度上实现刑法的功能。从理论上看，惩罚犯罪与保 障人权应当并重，任何一方都没有优于对方的理论根据。但要指出这里的并重 不是二者完全等价，是要针对具体情况有侧重点的并重。如果片面强调惩罚犯 罪而漠视人权保障，必然会导致政府权力膨胀，侦查机关就会将重心放在寻求 案件“真相”，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受到刑讯逼供，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近几年来我国发生了不少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冤案，如“佘祥林案”、“孙志

从人权保障的视角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从人权保障的视角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摘要:为顺应我国政府履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和推进人权保障进程的要求,针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应以人权保障为主导思想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指出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着犯罪嫌疑人无法充分获得律师帮助权、律师阅卷权受到限制、被告人的辩护权难以充分行使、缺乏明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诸多不足,参照部分国家有关强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措施以及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提出了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人权保障;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人权理论与观念更新和法律与政策的变革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促进和保障人权作出了巨大努力。我国正在积极为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准备,努力使国内法律制度(尤其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符合该公约的各项要求。但是,在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侵犯人权的现象。导致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尽合理,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现有的法定诉讼权利不足以对抗司法机关潜在的侵权行为。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5年媒体披露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让人们再一次

感受到通过立法修改来遏制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这一弊病的迫切性。目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列入立法规划,学界和实务部门都在进行积极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和建议。笔者认为,以人权保障为主导思想修改《刑事诉讼法》,有利于使刑事诉讼法真正成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宪章,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涵 “人权一词,依其本意,是指每个人都享有或都应该享有的权利”［1］。法律是保障人权最普遍、最基本、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人权规范几乎渗透在一切法律部门中,并且成为各部门法应当体现的基本价值。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范畴之一,其调整的基本内容是刑事诉讼中公民与国家、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就是国家在追究和惩罚犯罪过程中采取一定措施,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使之不受国家机关的肆意侵犯。其基本内涵有三:一是保障任何公民不因政府非法强制而沦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即保障个人免受无根据的或者非法的刑事追究;二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受到公正的待遇,既要保证无罪的人尽早脱离追究程序 ,又要使有罪的人的合法权益得到适当的维护;三是保障被依法认定有罪的被告人受到公正的、人道的刑罚处罚,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的刑罚或非刑罚制裁［2］。 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也是评价刑事诉讼制度和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年第5期 NO.5,2012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 O U R N A L O F Y U N N A N I N S T I T U T E O F S O C I A L I S M 87人权保障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高国梁 （常州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摘 要：公民基本人权受侵害是导致当前社会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因此应通过人权保障来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人权保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首要目标、核心指标和切入点。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包括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管理内容向社会建设倾斜、管理手段注重协商参与、以及矛盾处理机制的法治化。相应的，应放宽对公民结社自由的限制，以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加强对公民社会权的保障，奠定社会稳定的民生基础；扩大公民的参与权，促进社会管理决策的民主化；保障公民的法律救济权，促进社会矛盾处理机制的法治化。 关键词：社会管理；人权保障；社会矛盾；维稳 中图分类号：DF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12）05-0087-2 一、公民基本人权受侵害是导致当前社会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 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因分配不公、暴力拆迁、环境污染、劳资冲突、医患纠纷等问题引发了众多的群体性事件，而公权力机关普遍存在的消极腐败、滥用职权、司法不公等现象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激化了社会矛盾，使政府的社会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维稳的压力巨大，进行社会管理的改革和创新也显得越来越迫切。这些问题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公权力不受制约，公民的合法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在其权利受到侵害后又得不到有效的救济所导致的，但在政府维稳的过程中，更多地以权力作为资源的分配方式，而不是以权利为基础进行制度设计，在权力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会趋 向于通过财货和资源再分配的物质化的方式消除眼前可见的纠纷。这些虽可在短时间内有一定成效，但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会导致大量的财政付出和社会惰性的产生，并且会削弱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1〕因此，在为了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冲突而进行的各项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中，不应简单地把社会管理创新作为政府强化对社会管控的维稳策略，把维稳和维权进行简单化的对立，而是应通过充分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人权，把使公民生活的自由幸福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社会管理的终极目的， 有学者研究证实，经济水平、受教育状况与民族刑事习惯法的适用成反比。在经济水平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城镇或农区，习惯、风俗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影响相对微弱，面对犯罪行为，他们更倾向于借助正常的司法途径，依照刑事制定法的相关内容，根据罪行情节判处犯罪分子刑罚。然而在牧区以及自然环境严酷、地处偏远、交通落后的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则往往喜欢用赔命价、赔血价等方式来处理凶杀伤害案件。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层次不齐。我国民族地区地域广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民族文化教育程度差异也较大，这被认为是是导致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发生冲突的物质性原因。在那些经济总量、民众教育程度位居全国后列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社会发育进度十分缓慢，他们的生活封闭，与外界接触较少，解放前形成的法律意识和性道德观念等依然根深蒂固，其社会秩序主要是靠礼俗来维持，突出人情，轻视规则，对刑事制定法比较排斥。因此，只有积极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教育，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自觉摒弃滞后的思维和观念，运用现代法治观念维护自身利益。 综上所述，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出法律二元格局，国家刑事制定法与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两种机制并存。 国家刑事制定法是当代法治文化的结晶，由国家法律确认和维持；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则属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沉积，由本民族自我维持，具有自治性。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国家刑事制定法与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碰撞，这个过程无疑是痛苦且漫长的，只有从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刑事司法、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采取有效手段，才能最终实现二者的渗透与融合。 参考文献： [1] 侯斌.西南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及其现代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 [2] 宏伟.历史与超越：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事司法实践间的整合[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8（5）. [3] 宋英辉，甄贞.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442. [4] 雷小政.刑事和解中“官方法”与“习惯法”关系 实证分析[J].武陵学刊，2010（5）. 责任编辑：杨 锐 作者简介：高国梁，常州大学 文法学院。 网络出版时间：2013-02-20 17:18 网络出版地址：https://www.wendangku.net/doc/b718976887.html,/kcms/detail/53.1133.D.20130220.1718.048.html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10春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姓名：张鑫 学号： 1012001203131 分校：西青电大 专业：法学 指导老师：黎鹏昊 时间： 2012年4月21日

目录 内容摘要 (4) 正文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5)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5) （二）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心及其法理基础 (6) （三）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意义 (8) 二、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9) 四、 参考文献 (15)

内容摘要 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其作为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其与国家的权力的对抗最为激烈。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范围包括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的社会成员的群体人权，其重心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人权。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还不够完善，主要存在于制度的不完善和立法、司法理念上的偏差。本文主要以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范围及其中心和法理基础为根本出发点，针对不同对象群体阐述了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存在的现状及不足，就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缺失的原因从机制制度、执法理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主要论述了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当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大趋势，也是发扬诉讼民主和健全法制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向更加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就人的基本权利而言，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权利的最一般形式，即指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和其它民主权利。人权问题的核心内容有二：其一是人权的范围；其二是人权的保障。人权的主流精神始终是防止和抵抗公权力走向恶政，它对人的价值已为世界各国所共识。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是刑事诉讼中的主要国家权力，这些权力如果行使不当，往往损害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在保障维护公共秩序基本功能得以发挥的同时，加强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①，不是在人权和人权保障的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而是专指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内容及它所涉及的范围。以“人格尊严及平等”为核心的人权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其中任何人在被控告时，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从人权保障的主体来说，应包括司法机关以外的所有参加刑事诉讼的人。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判刑人、被害人和被 ① 于广义．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理论观察，2006(12)

浅谈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2)

浅谈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 澳门大学法学院 【摘要】在日益繁华的当今社会，经济在进步，科学技术在发展，刑事诉讼文明、刑事诉讼民主更是不可或缺的话题，社会对人权利益保障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是实现诉讼民主文明的基点,也是刑事诉讼本应具有的品质。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的灵魂,它决定了刑事诉讼的构建,主导着刑事诉讼的发展。我国一直以来对人权保障缺少必要的注重,这种忽视必将带来缺乏人权保障的刑事诉讼。我们要辩证地吸收外来文化,培育现代权利文化,做到全方位多层次的提升，才能铸就中国现代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本文将简单的讨论中国内陆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刑事诉讼和刑法中所体现的人权保障以及不足点，以供相互弥补与促进。 【关键词】刑事诉讼；人权保障 一、人权保障的基本内涵和追溯 人权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就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及其所生活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充分享受及保障自己权益的权利。实质上即是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以法律、道德等正确的形式满足其所应有和实有的社会地位、需要和利益。人权保障经历了如下三大发展时期：第一时期，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最早提出“人权”一词，其在《论世界帝国》中指出：“帝国的基石是人权。”经过几代人的

探索、研究，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以反对封建专制，主张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平为核心的人权理论1。18世纪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权理论也进一步发育成熟和系统化，并被提升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2。它前后经历了长达五、六百年的历史，核心内容是强调“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神圣的人权”，实质是废除殖民统治和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一项伟大进步3。 第二时期，从十九世纪开始，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延续，形成了以消灭剥削，实现新的社会自由和平为核心内容的新的人权观，即社会主义人权观。1917年十月革命，其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的人权观，目标是推翻沙皇反动统治，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的人权观。其不仅批判地继承了前者的积极成果，而且超越并向前发展了人权的理论和实践，是先进的人权类型4。 第三个时期,20世纪,人权运动从欧美扩展到世界各国，逐步国际化与多元化，人权观念传播的同时也推动了人权的法治化进程。大多国家的宪法都写有关于人权的条款。以《联合国宪章》为中心，形成了宪章人权保护体系。许多地区性的人权保护法律规范产生。 二、我国人权保障在刑诉中的发展 （一）关于自认制度 自认是指犯罪嫌疑人对于对其质证的罪责予以承认的事实。在这1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6. 2王家福.中国人权百科全书[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3赵世义.关于人权问题的几点思考[J].法学评论.1991.(5).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 摘要人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它包括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近代刑法的产生和发展与人权的保障有密切的联系，本文从刑法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成立要件等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刑法对人权保障的保护。 关键词人权保障价值取向罪刑法定犯罪成立要件 作者简介：陈林跃，法学硕士，南昌大学人民武装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刑事法学、诉讼法学等。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1-019-02 在人权的法律保障体系中，刑法由于其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因而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人权保障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本文试就刑法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成立要件等几个问题进行浅要分析，谈一下人权的刑法保障。 一、刑法的价值取向 刑法作为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部门，不但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有力武器，而且是社会价值观念的鲜明载体，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取向。 国家的触角无处不在，社会的一切也就是国家的一切，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个人完全淹没在国家的政治之中，无任何权利可言，法律也完全是为政治国家而服务。这时，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往往采用严峻刑法，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中国封建社会的“十恶”重罪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基本伦理关系，国家的集权观念十分发达，个人利益和价值变得无足轻重，整个社会的法律也就表现为刑法或刑法化的法律。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市场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追求“平等”、“公平”、“自由交换”，它重视个人的利益

罪刑法定原则和人权保护

罪刑法定原则和人权保护 2002年8月26日晚，在福建省龙海市打工的严跃宇、王学东、甘波、刘洲等十余名四川人商议向在此地打工的四川老乡每人收取50元保护费，以对抗在当地打工的湖南帮，随即他们就上门挨户向在出租屋的四川老乡收钱，并声称要为他们提供保护。当时有些四川人见他们人多就立即掏钱，而有些表示没钱时，严跃宇等人即上前威胁，这部分人见他们人多，不敢反抗，也被迫交钱，没钱的也马上出去借钱来交。当晚十时多收到刘某某家时，刘某某即表示小孩生病家中没钱，而且时间太晚没地方借钱，刘洲即出言威胁并出拳打刘某某的面部，甘波亦出脚踢刘某某，刘某某之妻见状害怕求情，并向一同前来收钱的王学东借了100元钱交了保护费。严跃宇等人共向十二户住户收取保护费1250元。后严跃宇等人以抢劫罪批准逮捕。 严跃宇等人在收取保护费时，如果对方不交，则以暴力相威胁，威胁无效则当场实施暴力，而且从威胁的效果看，由于他们人多势众，被害人除了交钱，别无选择，从这个角度说，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而与抢劫罪的犯罪构成特征相符。但是从以收保护费为取财的借口以及收取钱财的数量上看，似乎又与抢劫罪有所不同，但抢劫罪并不排除寻找借口和只占有少量财物的情况，而学界对敲诈勒索罪不应当场使用暴力则有此共识。故严跃宇等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构成抢劫罪。但这样的适用刑法定罪只是停留在很单纯的技术分析层面上，它忽视了抢劫罪是侵犯财产罪中社会危害性最大的、性质最严重的犯罪，其起点刑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有情节加重或者结果加重情形的（例如本案就有"入户抢劫"和"多次抢劫"两个情节加重犯）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本案严跃宇等人的行为不过是到十二户老乡家中收取每人50元的保护费，即便老乡不交，可能引起的暴力程度亦可想像不会太严重，而从他们实施的暴力的程度也确实不是很严重，何况他们所取的财物亦有限，他们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能说是很严重的。对社会危害性不是特别严重的行为适用以最严厉的刑法条款定罪，固然不违反罪刑法定的原则，但这样的适用往往可能导致罚不当罪，轻罪（行为）受到重罚。也就是说，刑法罪刑均衡的基本原则在这里已经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所谓的"罪刑法定"。 那么，我们所谓的罪刑法定是什么呢？它和人权保护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国刑法典第3条至第5条明确规定了我国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我国刑法典第3条规定的：“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便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本原则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刑，而且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定罪判刑；另一方面，凡是法律对某一种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这种行为就不能定罪判刑。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没有自由、平等作保证，人类就不能作为人来生存和发展，就谈不上符合人的尊严、本性的生存和发展，也就谈不上人权。另一方面，自由、平等是为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服务的。自由、平等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压迫、剥削和歧视，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所谓人权，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就是人人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所享有的权利，或者说，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的权利。 刑法的功能可以分为惩罚与保护两个方面。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利益。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又是保护国家、社会的利益和公民个人的合

新刑诉法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b718976887.html, 新刑诉法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作者：张米兰 来源：《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3年第07期 摘要 2012年3月14日通过了《关于修改的决定》（以下简称新刑诉法），总则明文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财产、诉讼等权利的保障，是刑事司法制度对宪法及人权保障条约的重要呼应。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录音录像等制度为遏制刑讯逼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本文旨在讨论新诉讼法中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关键词人权保障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沉默权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刑讯逼供一直长期存在，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甚至对刑讯逼供的司法工作人员科以刑责，但仍屡禁不止。刑讯逼供的长期存在，不仅有沉默权制度缺失等制度层面的原因，还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例如“有罪推定”的传统断案意识。新刑诉法中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录音录像制度等规定，为遏制刑讯逼供、保障被告人人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 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第7项规定：“不得强迫被告自供或认罪。”这就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反对自证其罪”原则，之后据此确立了沉默权制度。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即著名的“米兰达权利”（Miranda rights）。该权利的确定源自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其与同期的几例案件一起确立了影响美国司法制度深远的沉默权制度，而今年恰好是“米兰达权利”诞生的第五十周年。赋予被告人沉默权，是确立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保障其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对防止司法机关滥用职权、刑讯逼供具有明显的作用。 遗憾的是，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沉默权制度，但是新刑诉法已经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则。新刑诉法第50条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该条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表述，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禁绝态度，另一方面也是为实现与国际公约对接，即上文所提到的公约。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写入刑事诉讼法是诉讼制度完善的一大突破，它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同时也是现代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所公认的原则之一，保障了被追诉者主体地位的程序规则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并为今后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 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理想，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努力奋斗的崇高目标。保障人权，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1991年以前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和国家干部都曾认为人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是很大的误解。其实，社会主义应当是最讲人权的社会。今天，我们把人权写进宪法，有利于消除人们的这种误解，有利于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中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一、人权的宪法保障机制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终极价值。宪法通过宏观上控制国家权力和微观上规定基本权利的内容，形成有机的宪法人权保障机制。在宪法中做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宣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进行交流和合作。” 二、宪法人权条款得以有效实现的途径 仅仅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定“人权”，并无法保证这一条款的有效实现。我国宪法的规定往往是原则性、纲领性的，这些规定要落实到人们的实践生活中，还需要一系列的中间桥梁及制度构建来完善和引导这些规定的具体实现，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可以借助以下途径实现： （一）立法保障。 宪法中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性规定，从而确认了公民享有基本人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立法，通过普通法律的制定以确定从基本人权中派生出来的具体权利。目前，我国已存在一些关于权利保护的下位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 （二）制度保障。 宪法中虽然规定了“人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宪法规范，并不当然意味着人权就可以得到保障。黑格尔有句名言：“公民必须体会到宪法是自己的权利，可以落实到实处。否则，宪法就只是徒有其表，不具有任何意义和价

论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问题(一)

论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问题(一) 内容摘要：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得人们发现我国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是如此缺失与不足，而其中引出的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问题更是突现而出，亟待完善。从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人权限制的界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衡量、特别宪法程序和国家紧急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借鉴国外宪法和紧急状态法制中的相关规定，提出完善我国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制度的初步设想。 关键词：紧急状态；人权保障；紧急权力；宪法程序；司法救济 2003年春夏的一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正式名称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简称“非典”或SARS）公共危机暴露出我国应急法制的严重不足；尤其是在如此关涉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紧急时刻，如何同时保障宪法上的人权，跃然而入至法学界的视野之中。本文拟就此展开，探讨一下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课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方法与立法建议。一、引子：“非典”防治工作中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在2003年非典危机中，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应对措施，如成立防治工作指挥部、及时公布疫情信息、定点集中治疗和建立隔离区、加强市场监管和交通管制等，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其中存在的对人权保障的严重不足却尚未引起政府与学界的足够重视。具体而言，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此次非典危机中政府行为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以及防治时期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应该说《传染病防治法》已经赋予了政府相应的行政紧急权力，但该法在立法技术上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没有详细规定政府具体行政紧急权力的内容。而《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虽然属于该法的实施细则，却与其之间联系不明，以致使人感觉无法可依，又应急出台了与实施办法在内容上具有交叉关系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由于制定的仓促，该条例更是着眼于管理角度，具有明显的“管理法”色彩。这三项法律、法规之间还未建立起比较协调一致的法律关系。1]因此众所周知的依法行政的首要前提即难以成立。如此就使人权在随意性行政自由裁量面前难以得到周全的保障。2] 2.政府保障人权的意识有待加强。这次防治工作之初，一些地方政府瞒报、缓报、谎报非典疫情，直到WHO的外力介入方使严格的疫情通报制度得以确立。由此可见一些政府及其领导者对作为人权的知情权的漠视。而在采取的一系列抗非典的具体行政措施中，由于其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3]与财产权利，更是问题颇多。 3.我国宪法程序的缺失使得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显示出众多的人治因素。无可质疑，“十六大”产生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抗非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做出了诸多正确决策。然而由于我国现行宪法中缺乏程序性规范，可操作性弱，致使政府在应急决策与立法时无章（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尤其是后者）可循，其产出的结果也就难以尽善尽美了4]。而政府也就难以依据正当而明确的宪法程序，做出限制一小部分人权的行为了，即使这是为了维护大多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无奈之举。 4.国家紧急权力失范。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对国家紧急权力仅仅靠分散的单行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因此造成防治工作中需要动用国家紧急权力进行行政紧急处理时，经常遇到无法可依（尤其是无程序性规范）的情况。例如隔离措施的具体实施缺乏明确统一的规范，导致了某种程度的随意性，5]从而难免出现人权受到侵犯的问题。 但问题总有其另一面：此次非典疫情的爆发也促使政府与理论界反思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的不足。在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问题也开始逐渐引起关注。例如公民知情权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下面本文即进一步展开至一般意义上的紧急状态，对其下的人权的保障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紧急状态界说及其下人权保障的特点（一）紧急状态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人权保障与刑法机能的理论分析

人权保障与刑法机能的理论分析 刑法，尤其是近代刑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将法律称为人民自由的圣经，就是极言法律，主要是指刑法具有人权保障机能。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刑法的人权保障的机能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人权的界定人权主要以三种权利作为其存在形态，即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 （一）应有权利 应有权利就是应享有的 权利。应有权利是与实有权利相对应的，这里的实有既指法律上的实有又指事实上的实有。把应有权利作为人权的存在形态，表明人权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法律概念，尤其不能把人权等同于法律上所认可的公民权。事实上。人权首先应该是特定社会的人们基于必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传统而产生出来的权利需要和权利要求，是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可以说，应有权利是人权的最高境地。应有权利的思想来源于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的概念。自然法学派往往把权利分为自然权利与法律权利，并以自然权利说明法律权利的来源与本性。这种自然权利之自然，含有天然或天赋之义，就是指人之为人本来应当有的权利。并且，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也确实曾经享有这些权利。 （二）法定权利 应有权利被法律所确认并以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就转化为法定权利。人权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往往表示为公民权。公民权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包罗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公民权虽然是人权的主要内容，但两者又不可等同。因为人权除了公民权以外，还包罗其他一些推定的权利，即只要法无禁止，公民也可以行使的权利。 （三）实有权利 实有权利是指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所实际享有的权利。实有权利既与应有权利对应，又与法定权利相连接。应有权利是人权之应然状态，实有权利是人权之实然状态。应有权利只有转化为实有权利，人权才不是观念而成为一种现实。应有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主要是以法律规范作为中介的。因此，应有权利往往首先转变为法定权利，通过法律的确认，获得了法的强制性，从而为最终转化为实有权利提供了可能性。 二、刑法中的人权保障 我们说人的应有权利最终变为实有权利多是以法律为手段的，而刑法对人权的"实有"及保障又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在法律体系中，刑法的限制性是最为明显的，它是其他法律的制裁力量。刑法涉及对公民的生杀予夺，其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庇护社会，使社会免受犯罪的侵害。但这种刑罚权假如不加限制，任其扩张，又势必侵夺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正是在刑法存在的这一特别矛盾中，刑法中的人权保障的重要性才得以表现并受到充分的重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刑法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 刑法中的人权首先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刑法中的人权保障，最表层的分析，涉及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庇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刑法称为犯人（应当是指被告人）的大宪章。在刑法中，存在着一种刑事法律关系或刑法关系。这种刑事法律关系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以刑事负责的形式得以表示。在这种刑事法律关系中，被指控为有罪的公民与国家司法机关之间存在的这种权利义务关系表明：被告人尽管被指控为有罪，但并不因此而处于完全丧失权利简单地成为司法客体的地位，被告人的人权仍然受到法律的保障。 （二）刑法对一般人权利的保障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集团标准化工作小组 #Q8QGGQT-GX8G08Q8-GNQGJ8-MHHGN#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摘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最根本性的指引。人权是人与生俱来，最基本的权利。这两者的性质，就决定了其不可割裂的关系。人权只有纳入到宪法中，才能得到最有效的保障。本文从宪法人权保障功能的理论出发，对我国现行宪法的人权保障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宪法人权保障 一、宪法在人权保障中的功能分析 1、宪法与人权的关系 确认保障人权是宪法的首要使命和基本价值。美国哲学家赫舍尔说：人问“人是什么”时，“并不是寻找自己的起点，而是寻找自己的命运。”从人的命运出发，关心人的生存，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成了宪法的首要使命。1宪法是随着人权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随着宪法的形成和完善，人权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障。因此，人权与宪法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人权是宪法的起点和归宿，宪法必然以保障人权为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追求。2 2、宪法明确人权的要求 宪法是人类安排自己幸福生活的根本方案，人类希望通过对国家机关权力的合理配置来保障自己作为人并且幸福的权利。3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最基本最抽象的要求，只有将这种抽象的要求承载在宪法这一形式下予以界定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列宁说“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4而这张写有人民权利的指，必须满足人们对生存、自由、平等和幸福的要求，才能被称为根本大法，才最有至高的地位和效力。 3、宪法确立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规则体系

当今世界各国宪法，不论其属性和形式结构如何，其基本内容可都分为两大块：“即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保障。然而，这两大块并非地位平行的两部分，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5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例，“……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6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宪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亦是对人权的有力保障。 二、我国现行宪法对人权的保障 1、我国现行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成就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宪法史就是人权的保障史，以宪法的形式保障人权是现代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标志。7我国现行宪法就历代宪法而言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其中： （1）我国现行宪法从权利本位出发，使人们对人权的关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体例设计上来看，第一章为《总纲》，第二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为《国家机构》，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国家机构》前，从形式上对公民权利给予更高的尊重和保护，认可了公民权利在地位上要高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服务于公民权利，是公民权利最坚实的后盾。 （2）2004年3月，我国现行宪法正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基本人权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予以确认和保障，从根本上对“人权”这一概念给予充分的认可和肯定。“人权”入宪，不但明确了人权的概念，更进一步扩大了权利主体的范围，是现行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最显着的突破。 2、我国现行宪法对人权保障存在的不足

浅论基本人权的宪法保障

浅论基本人权的宪法保障 论文摘要：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终极价值。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宪法通过宏观上控制国家权力和微观上规定基本权利的内容，形成有机的宪法人权保障机制。党的十七大报告通篇贯穿着以人为本，改善民主，扩大民生，保障人权的内容。坚持人权的平等性是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保障的基本特点，也是我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本文从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意义和作用、宪法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论述，进而分析了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 论文关键词：宪法人权保障意义 人权，是人作为人依据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应有之义。虽然不是所有的人权都需要法律化，但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基本人权以及保障基本人权得以实现的其他(非基本)人权可以也应当由法律加以规定。无论是人权原则、人权内容、还是人权的实现途径，都要通过宪法做出规定。另一方面，人权保障又是宪法的核心，离开了人权保障，宪法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人权与宪法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我国现行宪法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人权的内容及其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宪法为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虽然这些宪法修正案大大推进了我国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我国现行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一、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意义和作用 (一)为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 宪法的确立过程也即是人权原则不断宪法化的过程，“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理想，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努力奋斗的崇高目标。在17、l8世纪资产阶级宪法诞生后，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宪法逐步向全球扩展，资产阶级宪法所确认的人权思想和人权原则也被普遍接受，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人作为人依据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当享有的权利，成为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应有之义。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在宪法中确立对人权的保障制度，无疑为我国民主宪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有利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文明进步 基本权利，源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各国制宪者为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稳固其统治，将部分人权写入宪法，实现人权保障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法治的完善。正如学者指出：“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而言，宪法的基本权利之规定，无异于是在保障人民，免于遭受国家滥用之侵害。”“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标志着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已经由政府的政治理念上升为法律和国家理念。“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是完全针对国家而发，基本权利条款本身，就富有纯粹针对国家之性质，而非针对人民性质今天，我们把人权入宪，有利于消除人们的这种误解，有利于提高广大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对人权的认识，有利于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中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同时，这也有利于鲜明地表明我国对人权的态度，有助于我国参与人权事业的国际交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从而使基本权利成为“个人拥有的较为重要的权利，这些权利应受到保护，不容侵犯或剥夺”。因此，加强宪法对人权保障，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文明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现行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及建议 现行宪法经过四次修正，以最高法的形式确认了公民享有更为具体、广泛的基本权利，

人权保障原则的具体体现

人权保障原则的具体体现 新刑事诉讼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刑诉法典。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我国民主与法治进程的一个里程碑。1999年以来,我国两次修宪,1999年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写进宪法,2004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把人权保障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按照刑诉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基本法的定位,基于刑事诉讼法作为重要的部门法,必须贯彻落实宪法的规定,加大人权保障的力度,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制约和规范的考虑,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刑诉法典。 “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我国刑诉法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增加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把人权保障作为刑诉法的一项重要任务规定下来。即“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需要说明的是,人权保障原则不仅仅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更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刑诉法的立法和执法,都要以“人权保障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刑诉法就是一部人权保障法。 第二,调整诉讼结构,改革刑事辩护制度,把人权保障原则落到实处。新刑事诉讼法把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进行调整和优化组合,解决了长期以来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缺位的问题,把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使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全面实现了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审判职能的优化组合,达到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基本要求。刑事诉讼法第33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仅提前了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而且还扩大了律师的辩护权,把律师参加刑事诉讼落实到诉讼的各个阶段,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作了重大改革。 ——第31条规定了辩护律师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第47条规定了律师的执业保障权。“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并进一步在侦查一章的第115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一)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二)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四)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