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读后感
黄宗羲的民主教育思想——读《明夷待访录·学校》有感
摘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富于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学校》一篇中，大致分为对学校职能的探讨、对教育对象的探讨、对教育内容的探讨、对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的探讨、对尊师重教文化风气的探讨这几个方面。这些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发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明夷待访录》；《学校》篇；教育思想
（一）《明夷待访录》简介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称梨洲先生，是中国17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提出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四月，是黄宗羲启蒙思想的光辉代表作，被称为“一部划时代的民主主义思想专著”。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于《学校》一篇中，针对当时科举腐朽、学校流弊重生的社会现象，对学校职能、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受教育者以及教育内容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具有启迪意义的观点与改革举措。他提出“公其是非于学校”，强调学校对国家政事的监督功能；提出教育内容应当包括经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体现广泛、实用的特点；提出“力学致知”、“学贵适用”、“学贵独创”等教学思想。在封建专制的社会背景下，这些论断体现出了独树一帜的民主教育思想观点。
（二）《明夷待访录·学校》中教育思想的探析
1.对学校职能的探讨
学校的传统职能是“养士”，“学校，所以养士也。”在我国古代，学校的基本职能是“养士”，也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
学校传统的基本职能是“养士”，但决不仅仅是“养士”，“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春秋时，郑国相子产保留乡校，使人民得以“清议”，监督国家各项政策，促使国家朝正确的方向发展。黄宗羲也特别重视学校的作用，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认为学校除培养知识分子之外，也应当被定位为指导政治、引导舆论的场所，使之有参政议政之功能。然而在君主专制社会，不仅普通民众，即使一般士人也没有评论政治得失之自由。更难言监督君权及国家行政权之权利。“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掘以为非。”黄宗羲则提出了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必使治天下之具出于学校”，“公其是非于学校”。在君主专制社会里，这样的思想堪称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这里，学校不仅仅是教学的场所，还担负起了参与时政、针贬时弊的政治重任。这种思想，是对当时封建专制政权的大挑战，表达了黄宗羲要求国家决策民主化的强烈愿望，这与他一贯主张的民主、自由思想也是一致的。他期望以教育改良时政，以学校推动民主，在当时有着积极意义。
2.对教育对象的探讨
在受教育者的范围问题上，黄宗羲主张全民接受教育。“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则与大臣之子就学于太学，使知民之情伪。”“凡邑之生童，皆裹粮从学。离城烟火聚落之处士人众多者，亦置经师。民间童子十人以上，则以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为蒙师。故郡邑无无师之士。”“学宫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这里体现的教育的普及性和平等性，使受教育者的范围大大扩展。此外，
黄宗羲还提及贫困学生的资助问题，“其寺产即隶于学，以赡诸生之贫者，”在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能提出如此的带有一定义务教育色彩、并有一定公有思想的举措，实属难能可贵。
在对受教育者的选拔问题上，黄宗羲主张在普遍的受教育者之中选拔俊秀之才，途径也是考试：但他并不认为考试成绩是唯一衡量和选拔人才的标准，传统的科举取士存在巨大的弊病。
在《明夷待访录》其他章节与黄宗羲的其他论著中，他早已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传统科举取士存在的危害。譬如：传统科举选士制度束缚士子的独立思考能力，进而损害学术环境；八股文的考试方法，除了让学子们应对八股文的考试规范外，在学问的养成上毫无用处，败坏人才和学风；科举选士办法“严取宽用”，造成政府官员没有有效的监督，导致吏治腐败等等。黄宗羲提出了具体的补救措施，“每三年，学官送其俊秀于提学而考之，补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于提学而考之，以解礼部，更不别遣考试官。发榜所遗之士，有平日优于学行者，学官咨于提学补入之。其弟子之罢黜，学官以生平定之。”主张考试落榜之人，结合平时优异成绩，可以进行补考；学生的去留，也决定于老师对其平日的考察。黄宗羲推崇更加多元化和综合化的人才选拔方式，如果能加以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为国家行政机构输送更加优秀的血液的目的。
3.对教育内容的探讨
黄宗羲在民主、自由思想的指引下，主张“公其非是于学校”，与他这一开放先进的教育理念一脉相承的，他主张学校的讲学应与议政相结合。“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传播文化的机构，还应是参与议政、监督政府的场所，所以教师的职能也就不单单是“传道授业解惑”了，而应讲学、议政同时融合进行。这样可以促使师生乃至全体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真正做到“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重视经学、史学、诗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等多方面的学习。在他设计的学校体系中，各级各类学校，除经师开经学之外，还特别开设兵法、历算、医学、射术各科，并各有学官教授。“其下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皆听学官自择。”“士之学行成者，非主六曹(兵曹、刑曹、工曹、礼曹、户曹、吏曹)之事。”黄宗羲的思想，开了近代学校设置自然科学的先河，这也与黄宗羲“经世致用”思想一脉相承。黄宗羲自己就研究了地理、数学、几何和中西历等自然科学科目，他的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富有实用性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以服务于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国防业为目的。
4.对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的探讨
黄宗羲在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的选拔上，提出了民主推选。“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同时，学生也有罢免郡县学官的权利，“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日：‘是不可以为吾师也。”’在整个教师的选择、罢免过程中，学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处处体现学生的意愿，时时让学生作主。这种由学生民主推选教师的制度的确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
事教师职业、担任教育行政干部的人，必须是学识渊博、修身成德的人。“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择名儒以提督学政。”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是学生成材的领路人，是学校教育的施教主体；教师的学识、品德很大程度上影响学校能养什么样的“士”。黄宗羲对教师、教育行政干部“儒”“大儒”“名儒”的要求，既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中对教师学识的要求，又体现了对教师品德的要求。培养出品德高尚的人才、修身成德，是教育从古至今不变的追求。
5.对尊师重教的探讨
黄宗羲关于教育的以上思想，皆可反映出他本人尊师重教这一根本态度，《学校》中也有相关内容的阐述。“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其以薄书期会，不至者罚之。”可见其对讲学集会的重视。“天予之子年至十五，则与大臣之子就学于太学，使知民之情伪。”“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黄宗羲认为，天子与平民一样，受教育都是极其必要的；而对老师，不论富贵贫贱，包括天子、郡县官在内，都应万分敬重。尊师重教，是一种先进的教育思想；尊师重教，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管国家实行何种制度，尊师重教都是一个国家、社会保持活力、保持持续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三）《明夷待访录》中教育思想的启示
在科教兴国的当今时代，了解、吸取黄宗羲积极的教育思想，无疑对我们现今的教育实践大有裨益。
1.对当代学校职能的启示
在我国古代，学校的基本职能是“养士”，也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直至今日，为国家培养人才仍然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职能。在高等教育、民办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牢记学校这一从古至今不变的宗旨，把办学与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结合起来，让学校成为为国家输送人才的基地；而与此同时，学校中的受教育者，也应当清醒的把握这一成才目标，只有把自己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能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人，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此外，黄宗羲还非常重视学校的议政功能。这种强化学校议政职能的思想和举措，开启了近代民主思想之先河。毋庸置疑，黄宗羲这种积极的、领先于时代的民主思想，对我们当今的教育也极具启迪，一方面，我们要发扬民主，促进国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这是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在教育中重视学生的政治素养培养也具有较为明显的现实意义，时政进教材、进课程、进头脑，让学生在学习中提高辨别社会是非的能力，把握社会形势，能思考国内外大事，由此针砭时弊，真正成为为国家所需的人才。
2.关于受教育对象
根据黄宗羲的观点，接受教育的对象应该是普遍性的、全民性的，任何人都应当接受良好的教育。在我国目前社会，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得到了推广和普及。然而，在一些贫困落后的山区、农村依然因为贫困而不能得以落实，几乎在每个高校都有一些贫困学生需要社会的帮助，近年来社会中凸现出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子女受教育问题等等都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可以采取措施推进问题的解决，如：对普遍落后的农村、山区，国家可以免除各种费用，且提供人力、物资支援，可以动用社会募捐；对个别贫困生，我们可以采用“心连心，手拉手”的“一对一”资助，保证贫困学生和富裕学生一样受到教育。只有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全体民众的整体素质，民主才能真正实行，社会才能稳步、持续的发展。
受教育者的选拔问题也是黄宗羲所关注的，选拔与评价受教育者的方式并不局限于考试一种。在我们当今的教育实践中，考试不仅依然是用来测试学生学习效果的一种普遍手段，也是各行各业选拔合格与优秀人才的最常用途径。但是，想要更加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实际表现与知识、技能、创新水平，不能单纯依赖考试，必须与考生平日的言、行、德及具体处事能力相结合，用比较合理的、全面的综合结构成绩来评价。
3.对当代教育内容的启示
黄宗羲提出“公其是非于学校”，将社会现实与学校教育紧密地联结起来。这一点对我们当今的教育深有启迪，我们的教学不应是纯粹象牙塔内的“两耳不闻窝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应是把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把课堂教学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结合起来，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一方面可以活跃教学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校自由、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完善学校服务社会的职能，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高国家决策的科学性。
当然，为了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教育所提供的学习内容也应该是更加丰富的。经学、史学和诗文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瑰宝，这些领域的学习对学生增强民族认同感，拓展眼界，培养人文与道德素养具有重大意义。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在当今时代更是不可或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是技术的基础，在科教兴国的现代社会，重视自然科学的传授、研究与创新，有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逻辑思维方式，提升探究水平，从而带动科学研究领域的突破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驱动力。
4.对当代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选拔与培养的启示
根据黄宗羲的看法，在我们当今的教育实践中，大量学校的学生都已经拥有了评议教师教学水平与职业道德并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他们的反馈成为教师自身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有些学校甚至开始采取学生选择教师上岗、学生罢免教师的措施，相对于教师上岗终身制、教育行政干部任命制，这种制度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不过，在这种制度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应注意对学生的正确引导，必须避免使积极的民主转化成消极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和为所欲为。
《明夷待访录·学校》中主张对教师、教育行政干部学识、品德高要求，且民主推选，在当今教育实践中依然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当今的中国社会也可以采取以下手段来提升教师团队与教育行政管理团队的质量：第一，对教师要做好岗前培训，确保上岗教师在知识结构、职业素养等方面技术过硬；第二，对在岗教师要做好定期考核，不合格者坚决辞退，确保在岗教师保持终身学习，与时俱进：第三，教育行政干部的任用，应该从教师队伍中选拔，确保教育实践符合教育客观规律，加大成功的可能性；第四，努力实现学校管理的民主化，师生享有选举学校负责人、教育行政干部的权利，同时享有因其品行不正而随时将其罢免的权利，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5.对尊师重教风气培养的启示
在黄宗羲眼中，尊师重教，是一种先进的教育思想；尊师重教，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管国家实行何种制度，尊师重教都是一个国家、社会保持活力、保持持续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真正落实尊师重教，需要切实保证教师的工资水平与社会保障待遇，需要建立和完善保护教师权益的法律、法规与政策，需要形成更加成熟与多层次的教师教育体系，需要在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教育、尊重教师职业与每一个教师的理念，从而逐渐形成全民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尊师重教是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必然，也唯有做好尊师重教，教育的未来发展才有更广阔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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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明夷待访录》 脱水精华版
解读《明夷待访录》脱水精华版 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你好，这里是洗马讲述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明夷待访录，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的明主，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政治哲学著作，为什么说它不可多得呢？首先，它的诞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国古代的政论书籍大多成熟，在东汉以前，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当中归入子部，像孟子、荀子这些书啊，都是如此，随着历史的推进，汉以后的专制王权步步高涨，评论政治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到了明清一怔，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其次呢，本书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末的时候，维新派的梁启超在鼓吹变法的时候，就曾经印发此书，孙中山和革命党也曾用此书推动革命，我们常说，知人论世明夷待访录这本书横空出世，自然有它的道理，这就与黄宗羲所处的独特时代有关了，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他生于明万历年间，清康熙年间去世，去世的时候呢，已经是85岁高龄，从1610年到1695年，他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17世纪。这个17世纪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黄宗羲一生经历了明末党争、李自成起义、清军入关等重要历史节点，他性格刚烈，前半生始终为国难奔走，清军入关之后，他一直率军抗清，直到确认复明无望，他才回乡著书立说，一生没有当过清王朝的官，退居田园之后呢，黄宗羲著书近两千万字，涉猎广泛，堪称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到了晚年，黄宗羲对弟子说，我死之后，不要给我置办棺材，我身遭国变，不求不朽，只求速朽啊，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觉得国家在自己手里，王乐内心非常痛苦，黄宗羲写作明夷待访录，就是对明代的政治制度，甚至整个传统帝制时代的政治思路作出全面反思。希望由此呢回复上古中国的理想社会，当时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另一位顾炎武在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对黄宗羲佩服至极，她喟然而叹说，这本书啊，他读之再三才明白，原来天下并非无人要整理凋敝的政治局面，重新回到夏商周三代的理想状态，还是有希望的。那么，明夷待访录这本书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让顾炎武如此兴奋呢，这就要提到这本书的观点了，明夷待访录在学理上否定君主专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制度构想，一种近似于二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思想，这在当时不可不说是惊世骇俗，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先来看一看这本书的标题啊，所谓明夷光明的明，匪夷所思的一明一，这两个字出自周易的第36卦，一的意思是伤害，明一就是说，光明受到了损害，明夷卦的卦辞说明一粒坚贞，这是说君子即便处在艰难
《明夷待访录》与黄宗羲的非君思想
《明夷待访录》与黄宗羲的非君思想 专业：中国古代史 姓名：范黧 学号：M070494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使他颇为自负的一部书。 在书中，黄宗羲阐述了自己的治国方略和建国理想，总结了过去各朝，当然主要是明朝的经验教训，体现了超凡的政治气魄。 黄宗羲思想的来源，首先是对明王朝的失望，这在《明夷待访录》中也多次体现出来，当然还有对满清外族统治的不满；此外，黄宗羲的思想中有“工商皆本”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工场手工业及商业发展在思想上的反映；最后，在明朝后期，西方的传教士、商人以及殖民者开始进入中国及周边地区，他们的思想，也会或多或少的影响中国的士人。 《明夷待访录》分为21篇，分别是《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其中包括了政治体制、土地赋税制度、文化教育、官制、军事、法律、财务等方面的内容，基本包含了治理国家所需的方方面面。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明夷待访录》为“怪书”，主要原因是这部书中包含的强烈的反对君主专制的非君思想和民主思想。在那个君权至上，三纲五常统治人们思想的时代，非君思想的产生，不能不说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也可以称为中国的启蒙思想的萌芽。 黄宗羲是通过几个层次来阐述他的非君思想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原君》、《原臣》等篇中否定了“家天下”的个人专制制度。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的封建理论都认为国家、天下是君主的财产，是上天赐予君主的。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方的“朕即国家”都体现了这一点。在这种思想下，君主可以“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①（《原君》篇）这正是黄宗羲首先要否定的。 在书中，黄宗羲首先将“君王”与“天下”区别开来，从“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②（《原君》篇）这句可以看到，他所说的“君王”，就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室家族，而“天下”，则存在于亿万百姓之中。 接下来，黄宗羲又从两个层次否定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第一个层次是论证君王与天下究竟孰主孰客的问题。他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③（《原君》篇）我们知道，古人尚古，到了清代更是如此。但是，同是尚古，这中间也有区别。有些迂腐之士事事以古为准，教条盲从，拒绝变革；而另一些有识之士则是托“古”而抒发自己的理想，而着眼点却是现实和将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①《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P/2 ②同上，P/3
《明夷待访录》的民主思想 民主思
《明夷待访录》的民主思想 内容摘耍：黄宗羲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民主思想启蒙的重要人物，他的启蒙思想主要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中，这部书的后世影响非常巨大。黄宗羲在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剖析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思想和“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口号，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黄宗羲还大胆设想了民主政治的蓝图：用“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学校议政”，限制君权，废除科举，工商皆本等。 关键词：封建专制民主思想启蒙学术思想政治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唯一的政治专著，是他结合自己几十年斗争实践的研究成果，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奄宦等十三个部分。《明夷待访录》“明夷”一词取自《周易》“明夷卦”，是由晦而明之意，黄宗羲认为自己的学说能把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在这本书中，黄宗羲深刻地批判了君主专制和封建法统的罪恶，探讨了社会治乱的根源，大胆设想了民主政治的蓝图。 1、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批判 自封建社会产生之时起，专制作为伴生物就深深地扎根于封建制度的土壤中。秦始皇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废封建立郡县为专制制度开了先河。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专制统治也愈来愈发展。黄宗羲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 ----黄宗羲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明确提出合理的君、臣、民关系。 道学家把封建君主美化为“居天下之至中”，“有天下之纯德”，足以为“至极之标准”的“圣王”（朱熹《皇极辩》）。黄宗羲则纵观历史，力陈君主专制主义的危害，公开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为什么长期以来，“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明夷待访录》?《原君》，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呢？黄宗羲说：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丁?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原
《原君》文言文原文阅读答案翻译注释
《原君》文言文原文阅读答案翻译注释 作品原文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1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2，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
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3，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4，非导源于小儒乎！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5，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6！”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词句注释1、许由、务光：传说中的高士。唐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就隐居箕山中。商汤让天下于务光，务光负石投水而死。2、“汉高”句：《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刘邦
《明夷待访录》导读材料
35、《明夷待访录》导读材料 一、著者与内容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父亲黄尊素，是有名的“东林党人”。黄宗羲14岁时考中秀才，就到北京和父亲住在一起。1645年，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和浙东人民团结在一起，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他组织起一支抗清的“世忠营”，有3000多人。后来他又联合了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宗羲渡海到舟山，和张煌言等继续搞复国活动。1664年，张煌言殉难后，宗羲遂改名换姓回到故乡，聚众讲学，著书立说。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黄宗羲学识广博，研究过天文、地理、算学、音乐、历史和哲学等。他留下了许多著作，有《南雷文定》、《南雷诗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在他54岁时，写下了划时代的反帝制的光辉著作——《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二、特色与简评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
君”。他就是近代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黄氏在《原君》篇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他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些话在300年前，是没有人敢说的，黄宗羲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剥者”。因此有人称赞《明夷待访录》是“人权宣言”。 他对封建专制进行猛烈的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他为了求得人权平等，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
《原君》教学参考
《原君》教学参考 教学参考 0902 1256 《原君》教学参考 文化背景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后，封建社会逐渐走上了下坡路。明清之际是一个社会大震荡的时代，在封建经济自身的发展中出现了新的经济成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开始意识到即将发生“天崩地解”（黄宗羲）的历史变化，认为古老的封建制度“已居不得不变之势”（顾炎武），于是自明亡后，一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便怀着痛心疾首的悲愤，对封建政治思想掀起了一个反思和批判的高潮。 这一思潮有两个指向，一是指向宋明理学，尤其是王阳明一派，批判他们的空谈误国；一是对宋以来的政治体制进行思考，尤其是对皇帝“家天下”的专制体制进行猛烈的批判。在这方面，黄宗羲是一个典型代表。实际上在明朝未亡之前，东林党人就提出“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主张，以“天下之公”对抗专制统治者的“一己之私”，要求言论自由，这可以说是明亡之后批判和反思思潮的一个先声。 作为明亡的亲身经历者，黄宗羲在一系列抗清活动失败后，从总结明亡教训的角度写成《明夷待访录》一书，对专制政体做了初步的反思，对封建帝王的专制独裁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同时，从民族兴衰存亡的角度，对未来社会所应具有的政治体制也做出了有益的思考。 首先，他从人的本性与国家起源的角度分析了君主的产生，指出君主的职责在于为天下人兴利、释害，君主与天下的关系应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然而后世之君却颠倒了他与天下的关系，视天下为自己的私产，把天下之利归于己，把天下之害归于老百姓，由此成为“天下之大害”。明确表达了废除君主专制的思想。 其次，他分析了臣子在国家统治中的地位，指出君臣之间也应当是平等的关系。他说：“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这就是说，君臣之间虽然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不是主仆关系，而是相互配合的关系，他们都必须服从于治理天下这一大事，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在这个基础上，一个人出仕做官，也首先必须以治天下为事，是“为天下也，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就对臣子提出了新的要求。
黄宗羲教育理念的历史解读——《明夷待访录》读书札记
黄宗羲教育理念的历史解读——《明夷待访录》读书札记 □ 罗 志 西风飒飒卷平沙，惊起斜阳万点鸦。 遥望竹篱烟断处，当年曾此看桃花。 ——黄宗羲《过塔子岭》 1694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降临人世；次年，即清康熙三十四年，南雷先生黄宗羲在家乡浙江余姚溘然长逝。西方的新纪元因一位文化伟人的诞生而迎来曙光，而古老的东方也在送走一位震古烁今却不容于世的思想明星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沉沦…… “初锢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于儒林”（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这句话是黄宗羲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在政治实践中，黄梨洲是著名的士林领袖、反清志士，作为思想巨匠，他奉献给后人的是他的著作中闪耀着的、超越时代的民主思想。黄宗羲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对近现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当代学者张岱年将黄宗羲誉为“时代的先觉”，便不足为奇了。 黄宗羲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几部著作中，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就是《明夷待访录》，这本书在明末清初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侯外庐先生将《明夷待访录》誉为“中国17世纪的人权宣言”，而黄宣民则称之为明清之际中国“早期启蒙学派的思想纲领”。 本文尝试着对《明夷待访录》所反映的黄宗羲教育理念进行历史解读，用一篇读书札记来叙述笔者对《明夷待访录》的一点理解和诠释。 一、由社会历史背景来看《明夷待访录》的时代精神 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活动，需要以点带面，由一个突破点深入要比面面俱到更有价值。一般而言，通过社会史的角度，多层次、多因素的综合分析杰出人物的思想活动，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脉络。 《明夷待访录》并非是从一个天才的头脑中孤立产生的偶然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明清鼎革的社会现实和新思想的萌发对于黄宗羲思想的形成和演进起着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对于明代晚期的社会变迁，《剑桥中国明代史》叙述说：“（万历帝时期）可谓是明朝最富庶的阶段，但也是国家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在内政上，早期虽有张居正的努力革新，却在其死后后继无人的情况下，一切新政烟消云散，此后国家陷入一片党争之中，社会亦动乱不已，边境也受到强敌的环伺，明王朝于是陷入危机中。这些危机随着泰昌、天启两帝时期而加剧，最后明朝便伴着满族入侵，于崇祯帝时交出了政权。” 在晚明政治、经济形势日渐变化的同时，思想群体中间也产生、分化出一些“异端”思想家，例如处处离经叛道、对传统思想和虚伪礼教猛烈抨击的李贽，重事功、倡扬百姓日用、安身立命即为“道”的王艮等等。可以说，这一时期新思想的萌发是晚明社会文化繁荣，并向世俗化、市民化方面延伸的重要产物。而作为明末清初思想界领军人物的黄宗羲，自然也成为这一历史转变时期的杰出代表。 清朝统治者对于汉民族的民族压迫政策很严酷，对于知识分子的文化专制政策更甚于前代。而在明清鼎革这样的缝隙之中，一批“隐逸之士”迎着簌簌秋风，抱着与当权者不妥协、不合 ·思想文化· 25
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 余常疑孟子一冶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乃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 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 望也。 前年壬寅夏，条具为治大法，未卒数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蓝水返于故居，整理残帙， 此卷犹未失落于担头舱底，儿子某某请完之。 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而叹曰：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 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 末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 “夷之初旦，明而末融”，遂秘其百也！ 癸卯，梨洲老人识。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
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 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 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 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 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 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 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 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 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
《明夷待访录》学校篇
学校，所以养士也。 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簿书、期会、钱谷、戎狱，一切委之俗吏。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人焉，便以为学校中无当于缓急之习气。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住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 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学校与朝廷无与；其继也，朝廷与学校相反。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犹然循其名而立之何与？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 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 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讬之于君。授田之法废，民买田而自养，犹赋税以扰之；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犹势利以诱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跻之曰“君父，君父”，则吾谁欺！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 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任未任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为吾师也。”其下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皆听学官自择。 凡邑之生童皆裹粮从学，离城烟火聚落之处士人众多者，亦置经师。民间童子十人以上，则以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为蒙师。故郡邑无无师之士，而士之学行成者，非主六曹之事，则主分教之务，亦无不用之人。 学宫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其寺产即隶于学，以赡诸生之贫者。二氏之徒，分别其有学行者，归之学宫，其余则各还其业。 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 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 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则与大臣之子就学于太学，使知民之情伪，且使之稍习于劳苦，毋得闭置宫中，其所闻见不出宦官宫妾之外，妄自崇大也。 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其以簿书期会，不至者罚之。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其或僻郡下县，学官不得骤得名儒，而郡县官之学行过之者，则朔望之会，郡县官南面讲学可也。 若郡县官少年无实学，妄自压老儒而上之者，则士子哗而退之。
《明夷待访录》读后感
黄宗羲的民主教育思想——读《明夷待访录·学校》有感 摘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富于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学校》一篇中，大致分为对学校职能的探讨、对教育对象的探讨、对教育内容的探讨、对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的探讨、对尊师重教文化风气的探讨这几个方面。这些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发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明夷待访录》；《学校》篇；教育思想 （一）《明夷待访录》简介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称梨洲先生，是中国17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提出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四月，是黄宗羲启蒙思想的光辉代表作，被称为“一部划时代的民主主义思想专著”。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于《学校》一篇中，针对当时科举腐朽、学校流弊重生的社会现象，对学校职能、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受教育者以及教育内容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具有启迪意义的观点与改革举措。他提出“公其是非于学校”，强调学校对国家政事的监督功能；提出教育内容应当包括经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体现广泛、实用的特点；提出“力学致知”、“学贵适用”、“学贵独创”等教学思想。在封建专制的社会背景下，这些论断体现出了独树一帜的民主教育思想观点。 （二）《明夷待访录·学校》中教育思想的探析 1.对学校职能的探讨 学校的传统职能是“养士”，“学校，所以养士也。”在我国古代，学校的基本职能是“养士”，也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 学校传统的基本职能是“养士”，但决不仅仅是“养士”，“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春秋时，郑国相子产保留乡校，使人民得以“清议”，监督国家各项政策，促使国家朝正确的方向发展。黄宗羲也特别重视学校的作用，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认为学校除培养知识分子之外，也应当被定位为指导政治、引导舆论的场所，使之有参政议政之功能。然而在君主专制社会，不仅普通民众，即使一般士人也没有评论政治得失之自由。更难言监督君权及国家行政权之权利。“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掘以为非。”黄宗羲则提出了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必使治天下之具出于学校”，“公其是非于学校”。在君主专制社会里，这样的思想堪称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这里，学校不仅仅是教学的场所，还担负起了参与时政、针贬时弊的政治重任。这种思想，是对当时封建专制政权的大挑战，表达了黄宗羲要求国家决策民主化的强烈愿望，这与他一贯主张的民主、自由思想也是一致的。他期望以教育改良时政，以学校推动民主，在当时有着积极意义。 2.对教育对象的探讨 在受教育者的范围问题上，黄宗羲主张全民接受教育。“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则与大臣之子就学于太学，使知民之情伪。”“凡邑之生童，皆裹粮从学。离城烟火聚落之处士人众多者，亦置经师。民间童子十人以上，则以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为蒙师。故郡邑无无师之士。”“学宫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这里体现的教育的普及性和平等性，使受教育者的范围大大扩展。此外，
杂论《明夷待访录》黄宗羲(1610-1695)置相
杂论《明夷待访录》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置相 置相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冶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 治，则设 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 ，子男同 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 垃，中士 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 去公，犹 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 卿，犹卿 、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
。 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亦不殊于大夫 之摄卿，士之摄大夫耳。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 、大夫、士之间，而小儒遂河汉其摄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 忘哭泣衰绖之哀，讲礼乐征伐之冶，君臣之义未必全，父子之 恩已先绝矣。不幸国无长君，委之母后，为宰相者方避嫌而处 ，宁使其决裂败坏，贻笑千古，无乃视天子之位过高所致乎？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 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
，天子更 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 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 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 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 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 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 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 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
书记也。 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 乎？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 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 ，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 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 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宫奴有宰相 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阁下之贤者，尽其能事则曰法祖， 亦非为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既轻，不得不假祖宗
略论明夷待访录方镇篇
略论《明夷待访录·方镇》一．《方镇篇》简述 今封建之事远矣；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自唐以方镇亡天下，庸人狃之，遂为厉阶。然原其本末则不然。当太宗分置节度，皆在边境，不过数府；其带甲十万，力足以控制寇乱。故安禄山、朱泚皆凭方镇而起，乃制乱者亦藉方镇。其后析为数十，势弱兵单，方镇之兵不足相制，黄巢、朱温遂决裂而无忌。然则唐之所以亡，由方镇之弱，非由方镇之强也。是故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 宜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延绥俱设方镇，外则云、贵亦依此例，分割附近州县属之。务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赋商税，听其徵收，以充战守之用；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属下官员亦听其自行辟召，然后名闻。每年一贡，三年一朝，终其世兵民辑睦，疆场宁谧者，许以嗣世。 凡此则有五利：今各边有总督，有巡抚，有总兵，有本兵，有事复设经略，事权不一，能者坏于牵制，不能者易于推委；枝梧旦夕之间，掩饰章奏之上，其未至溃决者，直须时耳。统帅专一，独任其咎，则思虑自周，战守自固，以各为长子孙之计；一也。国家一有警急，常竭天下之财，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之财自供一方；二也。边镇之主兵常不如客兵，故常以调发致乱，天启之奢酋、崇祯之莱围是也；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三也。治兵措饷皆出朝廷，常以一方而动四方；既各有专地，兵食不出于外，即一方不宁，他方宴如；四也。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山有虎豹，藜藿不采；五也。 在《明夷待访录》的方镇篇中，黄宗羲提出应该重新设立方镇。黄宗羲认为虽然藩镇割据叛乱是导致唐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但原因在于方镇过于弱小，以致于“势弱兵单，方镇之兵不足相制，黄巢、朱温遂决裂而无忌。”但后世的“庸人”却矫枉过正。顾炎武在《日知录》的《知州》篇中写道：“艺祖思靖天下，以为不削节度，则其祸不息。于是始置‘通判’，以监统刺史···而‘太守’（即‘刺史’）者，决然徒管空城，受词讼而已。···昔日节度之害尽去，而四方万里之远，奉尊京城。”黄宗羲认为宋朝上下便是将藩镇过度“妖魔化”，加强对地方以及军队的控制，使得“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局面的出现，以达到维护中央集权的目的。但正是由于宋朝的矫枉过正，使得宋朝军队积贫积弱，边关战事不断，最终葬送了宋王朝。在黄宗羲看来，封邦建国的制度并不可取，因为这意味着“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新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而对于郡县制，黄宗羲也认为实行郡县制将使得百姓总是生活在战争带来的困苦之中。而唯一圆满的方案，便是重新实行藩镇制度。 黄宗羲提出应该将明朝的边防重地“宣大蓟辽”以及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延绥等地都设藩镇，南部边界的云南、贵州行省也设立藩镇。从制度上保证这些藩镇能够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包括实行独立的自主的内政外交，拥有完全的赋税征收权利，可以自行辟召官员。这些藩镇需要做的，就是守卫边疆，拱卫内地以及“每年一贡、三年一朝”以表示臣服。如此便可以达成疆场宁谧的目标，中枢也无需为边患所袭扰。从黄宗羲对藩镇的选址看，均是明朝的重要战略地区，国境之外便是异族。北部藩镇主要应对的是蒙古和女真人，南部藩镇主要应对南越人和当地土著。但黄宗羲也算有清醒认识，这些地区都属于经济落后的地区，所以才“务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赋商税，听其徵收，以充战守之用”。如果在江南也设立藩镇，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了。江南主要面临的是倭寇的袭扰，当地的卫所战斗力低下，士兵为农已久，毫无斗志，轻易的被倭寇击溃。如果从匪患的角度来看，江南也足以设立藩镇以自卫。但江南赋税的重要性使得一旦江南成为藩镇，那么明朝廷的财政将立即崩溃。在《日知录·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中，顾炎武指出：“考洪武
《明夷待访录》读后感
《明夷待访录》读后感 虽然明代距今已经几百年，但是读起先生的文章却不觉得晦涩难懂，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思考明代灭亡的原因，其成果的影响却不局限于明代为何而灭亡的思考对我们的启示，后世孙中山先生对梨洲先生的想法也是极为赞同的。梨洲先生这样评价自己“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一生经历颇为丰富故而思想能如此深刻便也是不难理解的。 明夷，《周易》地三十六卦，卦象坤上离下，孔颖达疏：“夷者，伤也。”即光明受到挫折和压制。《序卦》明夷，利坚贞。意思是君子在面对明夷的情况是应该“知艰难而不失其贞正”。 萨孟武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说“若无外来思想的冲击，不问如何伟大的学者也难摆脱古人思想的窠臼。”《明夷待访录》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的结晶，不该也不能用西方的什么民主的思想来限制和批判先生的思想。让西方文化掌握话语权，信奉舶来的所谓的“民主”、“现代化”，然后用中国本土本来就没有的思想来进行比较，然后本土的文化就被贬低的一无是处。对于两种截然的不同的文化体系、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样带着已有的是非观去比较是有失公允的。但比较方法本身是没有错的，我倒是颇为认同比较是认识事物的良好方法，所以我选择用比较思维方式的方法而不是比较其思想成果的方式来认识先生的思想。姑且就自己肤浅的理解来谈谈自己的认识。
儒学相比较于道家等总是以积极的态度去迎接这个世界，“子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敬而远之”，将目光集中于人本身，人是一切思想行为的源头是目的而非手段。“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剖析人的本性。在此我并不觉得中西方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我认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自我感觉在卢梭的论证逻辑中也是以人为起点，只是在采用了不同的论证方法才使得二者之间的差异变得如此之大。谈及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有人说一言以蔽之就是“君主专制”，浩浩汤汤的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就只是“君主专制”而已？闻之不觉心寒。三代之时上至天子，下至诸侯皆是世袭制，如果要以封建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三代政治更符合“封建”（封邦建国），且与西方的领主制度模式更为接近，西方的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状况也像极了春秋战国时代混战的状态。自秦之后改分封为郡县，除皇帝之外再无世袭者，一切官职皆由任命而产生，又何言封建之说。况只一家传子，且较之于传贤既能使政府完成新陈代谢，又不会造成中枢的动摇。 南雷先生探究明代灭亡原因在《原君》篇中表示对专制的批判，鞭辟入里。当时的人头脑中错误的国家观念根深蒂固，“国家”国在前家在后，而国又是君主的而非天下人的，这样的反思不得不说是从一个俯视的视角、冷静客观地进行批判确，高屋建瓴、实令人敬佩。 臣事君，“视于无声，听于无形”分明是忘记了自己出仕的本愿，“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臣的本质、
《原君》详解并翻译
原君 [清]黄宗羲(1)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2)；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1)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学者称为梨洲先生；又固曾筑续钞堂于南雷，人又称他南雷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他的父亲黄遵素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因参与反对阉党魏忠贤的斗争，’被害而死。他的重要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 （2）许由、务光：传说中的高士。唐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就隐居箕山中。商汤让天下于务光，务光负石投水而死。 译文：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所以古时的君主，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等人；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等人；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3），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3）“汉高”句：《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刘邦登帝位后，曾对其父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其兄刘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译文：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
《明夷待访录》有感
《明夷待访录》 主要内容： 《明夷待访录》共有21篇，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 该书指出帝王是唯一害民之贼，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主张臣僚不应是皇帝剥削百姓的服役者，而应为天下，为万民。提倡社会应有公法来规范，反对以“一家之法”代替“万民之法。出现了责任内阁的因素，认为宰相既当责任内阁之权，而君主的职位不过是虚名。有了议会政治的萌芽思想，有一定的近代代议制的思想。其理想是祭酒，学官有权批评政治的得失。提出“工商皆本”，产生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市民政治学说。呼吁减轻军费负担，主张实行征兵制度，反对募兵制。为减轻农民的负担，主张减负税，提出“天下大公”，理想恢复井田制，主张“齐之”而“均之”的土地制度。 我的一些看法。。。 无法否认，《明夷待访录》还是有它的时代局限和一些无法彻底摆脱的封建思想，但我还是相当欣赏作者和这部作品的。能跳出时代的漩涡，摆脱现实的围困，具备世人所不能看到的远见，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对于黄宗羲个人，正如方祖猷所概括的“犹闻老眼盼大壮，岂料余生终明夷”，理想的希望，失望，绝望而又不甘心于绝望的过程，构成了他一生的脉络。上千年的封建思想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更是到达巅峰，君主专制像无法摆脱的宿命般潜入在思想，文化，政治，生活等方方面面，世人已经无力对这个事实产生挣脱，疑惑的想法，更多的是选择了习惯。然而，在这种风雨如晦的日子里，黄宗羲痛定思痛，以犀利的笔锋直指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启蒙思想，完成了超越时代的《明夷待访录》。对解放思想，对后世的改革等产生了相当的历史影响力。 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不仅表现在其伸张民权，主张民治和批判君专制方面，而且表现在主张人民议政权和监督权方面。他把这两项权利归之于学校。在他看来，学校既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基地，又是评议朝政，实施舆论监督的场所。在这里，我想就这本书的《学校》篇谈谈我的一点肤浅的看法。学校在封建制度中的作用比任何一条法律条例都有用，一个政治体的稳固的最重要的就是能把制度和意识形态完美的契合在一起，因此，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