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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和障碍

王远征

1950年以来，城市在中国政府的政策中的地位经历了不同阶段，城市化自90年代中后期逐渐成为理论界探讨的热点，也成为各级政府施政的一个主要方向。但直至目前，中国的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仍没有取得起码的共识，而有关城市化方面的政策效果也是差强人意。许多现存的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从而使得这一问题实际上仍然只能停留在争论的阶段。

一、改革以来推进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前之所以在排斥市场机制的同时阻抑城市生长，有其理论支持。当时认为“非生产性劳动”是多余，“吃闲饭”的城市居民是社会负担，“追求物质享受”的都市生活是堕落。城市只被作为政治中心和工业基地来发展，优遇城市的观念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决策：先是为了缓解城市福利与政府财力的矛盾，用户籍管理手段将城乡差别制度化，后来又长期挖农业补工业，压消费保积累，最后造成系统性紊乱；经济陷入高成本、高速度、低效益、低活力的循环。农业劳力被困在有限的土地上，致使产业结构失衡不断加剧。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与城乡分割也有直接关系，积淀在农村的人口基数形成越来越重的历史负荷，城乡间的生育剪刀差至今仍然在扩大。1958到1978年，虽然城镇人口比重从15.4％升到17.9％，但政策基调是阻止农民进城。背离客观规律的代价巨大，可惜深入反思仍付阙如。

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制定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我国进入推进城市化的阶段。此后出现“建制城市化”或称“表面加速”的特征，即城市数量增长很快，但非农业人口比重仅有缓慢上升。1983年起，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和整县改市政策；城市数从1978年的193 个增至1991年的479 个；城市人口比重升至26.4％，但非农业人口比重仅为18.5％。城市对自发前来经商和务工的农民从禁阻到开放再到经济性接纳，用了约10年。这期间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条件，一是搞活流通等政策打开了城市农贸市场；二是企业改革的政策打开了国有企业使用农民工的市场；三是多种所有制并存政策同时扩展了商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但是，农民迁居城市的闸门仍然紧闭，大中小城市都习惯于对农民“呼之使来，挥之使去”，直到1988年底，还有过一次全国性的“清退城市农民工”措施。

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一方面吸纳了约1亿农村劳力，一方面增强了政府选择小城镇道路的信心。1984－1988 年，乡镇企业平均每年转移农村劳力高达1 084 万人。尽管91％的企业分布在自然村，但为乡镇建设提供了财源和理由。1984年，国家降低设镇标准并放宽户籍管理限制，乡改镇的步伐随之加快。建制镇1983年底为2 968 个，1991年突破1万个。乡改镇和县改市为推进城市化提供部分条件，但它们本身不是人口城市化的实质进程。

90年代大体延续了上10年的城镇化政策。1990年4 月1日开始实施的《城市规划法》中，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根据《城市规划法》，我国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分别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50万人以上、20万人以上、不满20万人；建制镇也界定为城市（因而“城市化”和“城镇化”可以视为同义词）。目前通用的概念是把建制镇称为小城镇。在统计中把城市行政辖区人口（不含市辖县）都计入城镇人口，这个口径显然与《城市规划法》的定义不同，有相当程度的放大。但是如果只统计非农业户籍人口，又压缩了城市实际人口数字，误差同样比较大。第五次人口普查后可能使用新的统计口径。户籍管理的改革也正在加快。

90年代的城市化进程有几个交叠的阶段性特征。一个是县改市在1992－1994年形成高峰，至1997年停止，城市数量型增长完成了一个周期。建制镇的数量也在1999年越过峰值出现回调趋势。1990－1996年底，城市数由467 个增至666 个，城市人口比重升至29％。到1999年底城市数稳定在668 个，城市人口比重为30.9％。这里面包含了大规模县改市、县改区带入的农业人口。尽管如此，改革以来第二个10年比第一个10年的整体增速低了3 个百分点。如果比较非农业人口比重，城市化率1999年低于1990年。“我国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的判断似嫌轻率，极易误导决策。

第二个特征是小城镇发展成效低于预期。1995年建设部负责人说，到2000年小城镇将发展到6 万多个。理论界还有种说法：“八十年代农民进企业，九十年代农民进城”。但是农民进镇进城的潮流没有出现。一是小城镇的成长性不强。到1996年末，全国农村建制镇平均人口仅4 520 人，平均非农业人口2 072 人。二是小城镇的经济动力不足，缺乏吸纳容量，即使放开户口管制看来也难以收到预期效果。三是小城镇的服务功能弱，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滞后，第三产业比重普遍上不去。由于小城镇战略没有取得预期效果，90年代出现涌向城市的“民工潮”，高峰时进城谋生的农民达8 000 万人。这种暂居形式的迁移顺应了城市保护主义体制，也是改革开放后城乡间搏弈的一种相互妥协。

第三个特征是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增添了动力，但城市政府对进城农民的歧视性规制近几年在强化。90年代，城市经济的优势突显。1998年城市GDP 占全国的74.1％，城市人均GDP 是全国的2.4 倍。1996－1998年GDP 超过200 亿元的城市数分别是34个、40个、46个。盖洛普公司一项调查表明，1994－1997年，我国（城镇）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从4 380 元增至8 000 元，大城市的中位值是全国平均值的 2 －2.6 倍。广州、上海、北京城镇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分别为21 600元、20 000元和16 000元。应该提及，农民工对城市经济贡献极大。以佛山陶瓷集团为例，1985 年以前每3 年产值增一亿元，到1990年每年增加一个亿，1991－1993每年增加3 个亿，产值翻番主要靠新上流水线，而上万名一线工人几乎全是农民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仅建筑企业雇用的农民工均在60万人以上。在北京，使用外来农民工的工资成本是国有企业职工的50％左右。

整个1990年代，经济从过热到软着陆再到增速逐年下滑，虽然GDP 的波动相对平缓，但是宏观调整的代价和微观环境压力主要都由农民承受。城市政府部门加强就业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市容环境整治时，都把进城农民作为主要对象。例如，河南省郑州市1999年规定40个职业禁止、26个职业限制使用外来工。北京市2000年宣布限制外地人谋职的行业从5 个增到8 个，职业（工种）从34个增至103 个。由于受到排斥，进城谋生的农民总数从 90年代中期

的8000万人降到90年代末的5000万人左右。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市场、资源和环保的约束， 90年代吸纳的农业剩余劳力远远低于预期。原预计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数量在1993年1 12亿基础上到2000年前再增加转移5000万；实际上到1999年底全国乡镇企业职工12 70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7.1％，较上年仅提高0.1个百分点。而农村富余劳力和新增劳力仍在上升中，严峻局面下亟需寻找新的出路。

第四个特征是近年在地方政府层面兴起推进城市化的高潮，而且不局限在一种模式上。一是把城市化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制定近期和中期发展目标。例如湖南省1997年已提出“聚集式发展”，培育大型中心城市和壮大县城。山东省在2000年提出“合理发展大城市，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思路。广西提出“十五”期间城市化要“采取超常规速度向前发展”，城市人口比重由20％增至28％。河北省拟将城镇人口比重从目前的29.5％提高到2005年的37％和2010年的43％，江苏省计划从1999年的34.3％提高到2005年的45％，湖北省2005年的指标是38 ％，广东省计划2010年达到50％，等等。

二是从本地条件出发采取多种推进方式。例如山西省提出“建好一个现代化大城市，搞好5 个城市群，发展100 个小城镇”的具体推进方式。广东省将广州市区范围由1443.9平方公里增加到3718.8平方公里，城区面积由50平方公里增加到300 平方公里。河北省邢台市已出台以“婴儿随父随母自愿，分居夫妇相聚不难，老人投靠子女可办，投资置业买房准迁，农民进城条件从简，引进人才政策从宽”为要点的户籍改革条例。山东、甘肃等省近期也制定出户籍改革细则。浙江省在公共建设和服务领域探索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机制和多元投资体制，“以土地为资本，用资本引资金”，等等。

三是以县域为主的小城镇规划建设明显升温。特别是2000年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为了贯彻中央精神，有关部委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政策指导，并对一些改革探索予以肯定。目前各地的主要举措包括撤并乡镇和村庄，提高集聚程度，以求获得精简机构，减少重复建设，节约非农用地的效果。还包括抓紧编制县域城镇体系和城镇建设规划，集中发展一个到几个中心镇，建立工业园区以提高集聚程度。也包括深化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和城镇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的新措施能不能催化市场力量，全面加快小城镇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综观近2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虽然有了推进城镇化的基本取向，但是政策观念没有脱出旧体制窠臼，仍然寄希望于“就地消化”农民，没有去争取实现以契约取代身份的转折，城乡两僵的局面仍在延续。从改革前的农村补城市，到今天的农民养市民，社会变迁的主流仍旧是农民顺应城市，而不是城市接纳农民。现在已能看清，城市化滞后不仅是我国近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瓶颈制约，并且是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加重潜在危机的关键因素。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市场需求不足难题，也是因城市化滞后所付出的代价之一。如何缓解全局压力，加快城市化真实进程，目前在理论和改革思路上分歧颇大。可寄予希望的是由市场内生的推动力量逐渐增强并影响政策面。

2000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必须着重研究和解决的重大政策性问题之一。文件中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同时指出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这一政策精神在进入21世纪时成为改革与发展的新平台。

二、推进城镇化的几种观点和思路

城市化加速是20世纪的许多奇迹之一。1900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是13.6％，一些专家推断目前城市居民已超过55％。英国考文垂大学地理系主任戴维·克拉克说：“世界上一半人口进入城市用了8000年，现在的预言是，再过不到80年，剩余的人也将完成这个过程。”

二战后一些工业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超常规发展，巴西、墨西哥、阿根廷、韩国、伊朗、土耳其等国目前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对这种自然城市化现象外部褒贬不一。例如，1994年5 月美国《新闻周刊》以《糟糕透顶的工厂》来形容亚洲的大都市，并且认为城市疾病肆虐，空气和水源污染，交通堵塞等灾难“今后只会进一步恶化”。然而在1996年6 月《新闻周刊》又以《超大城市》为题，作出相反的乐观估计：“事实正在证明，这类超大都市的生活质量比曾经预测的好”：“从环保角度说，聚集大量人口也许更易奏效”：“现在有了一种认识，即密集型居住模式比无休止的散乱扩展好”。1998年5 月美国《商业周刊》载有《大城市更加光辉》的文章，指出城市正在变得更有价值，“当城市成功的时候，整个国家也会成功。”近年对大城市的积极评价增多，这和服务经济、信息经济以大城市为载体迅速成长有很大关系。

在我国，主张走小城镇道路的观点出现较早，至今占主导地位，它很大程度上以国情为理由：其一是现有城市数量无法承受农民进城的冲击；其二是城市本身的就业压力已经很大，不可能再吸纳农民；其三是每增加一个市民至少需一万元投入，现有基础设施和政府财力都难以负担。此外，在横向对比中提出“城市病”因素，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一味发展大城市是一条失败的城镇化道路，导致城市贫民窟蔓延，城市环境恶化，不仅降低经济发展速度，还危及社会稳定。这是我国必须引以为诫的城镇化方式。“大家公认，我国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基本方向不是把人口集中到城市，而是在农村发展小城镇。”论者还提出小城镇在联接城乡，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优势。持此观点的建议是，“如果按5 万个小城镇计算，只要每个城镇吸纳2000农民进城，就可解决1亿劳力转移问题，如果单靠大城市安置，每个城市需吸纳150 万人，显然难以办到。”相似的建议还有：使300 多小城市平均上升10万人， 2000个县城平均扩大5 万人，5000个镇中选2000个好的造小规模农民城，可以吸引2 亿剩余劳力。后来又有建议提出“一县建一市战略”。

第二种观点主张重点发展中型城市。其理由是小城镇道路使农村城市界限模糊，是不正常的城市化政策逼出的病态。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村村像城市，城城像农村”，有些小康村今天看是政绩，明天将成为发展成本。农民反复建房，浪费大量土地和财力。而且小城镇集聚效应极差，绝大多数人口20万以下的县城规模不经济也十分明显：服务业达不到分工起始条件，工业形不成产业链和行业群；基础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资效益过低。主张“以中为重”的建议者中，有人提出重点把30万－70万人口的城市发展成50万－1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由此形成稳定的生产力，减轻大城市流动人口压力。也有同样主张把中等城市界定在20万－50万人规模。还有人提出走“集中式”城市化道路，扩建一批百万人口城市，逐步建设上千座新的中等城市。

第三种是主张发展大城市的观点，认为我国首先应当在“发展病”或“停滞病”上作比较权衡，并指出不少人对城市化经验带来的繁荣缺乏了解和认识。还有论点认为城市规模由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的成长性所决定，限制规模就是限制

发展。有人指出，世界百万人口以上城市数量近 5 年增加约一倍，可以说明规模优势的潜力很大。仅就第三产业而言，与现代经济相联系的主要产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广告、电信、房地产、医疗、娱乐、旅游、文化、体育、环保、教育等都与城市规模有正相关关系。从亚洲看，东京、香港、汉城等国际性都市的经济实力和吸纳人口能力惊人。欧美有些发达国家出现逆城市化态势，有其特定历程和基础，偌大糜费不是好学的。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城市病”，真正原因在社会和管理方面，它们的“农村病”往往更严重，所以穷人才会涌向城市，才宁愿留在城市“贫民窟”中。有建议者提出：重点发展100 万－400 万人口的城市；在特大城市周边发展城市群；在沿海地区以经济一体化推动都市带、都市圈的发展，等等。还有建议提出重点发展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一批条件好的地级市。

第四种观点认为应根据地域特征确立城市化模式。因为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差异比较大，面临的主要矛盾也不相同。具体建议是东部以提高城市化质量为目标，发展三大都市带。中部致力于扩大吸纳农村人口，适度扩大大中型城市规模，大力发展小城镇。西部的中期目标定位于“大城市，小城镇”，与生态环境相适应。

第五种观点认为应该摆脱城市该大该小的争论，让市场效益机制来调节城市规模和布局。我国城市化滞后是市场缺乏造成的，只有消除制度障碍才能使经济与城市协调发展。还有人认为，规模之争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一种表现，而加快城市化恰恰需要找到一条脱离行政建制束缚的道路。“建制型城市化”在客观上有锁定城市规模的作用。缺乏经济实力的城市要维持行政级别架子，机构林立；有能力扩张的城市越不出级别，多方掣肘。如广东顺德市1998年的GDP 已经达到259 亿元，因其是县级市，连设立银行支行的“资格”都没有。这种强化行政辖区利益的机制，不仅限制了城市生长，而且使划地为牢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城市保护主义不断升温，成为经济运行的突出制约因素。

此外还有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以某一规模为主的观点，有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的观点，有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的观点，有走持续型城市化道路的观点，有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的观点等，它们当然各自有其道理和价值。

三、对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思考和建议

城市化政策是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环境条件，可以把政策的调整完善看作集思广议的过程。下面是作者的一些思考：第一，衡量城市化速度有不同的统计口径。数字反映的只是符号经济，所以仅仅通过调整统计口径和户籍改革的“补数”增加城市人口比重，不意味着城市化的新进展，只是对现状换了一种把握。如果相对“淡化”城市化指标，有利于把注意力转向解决城乡矛盾，更多地理解市场原则和借助市场力量。推进城市化切莫倒果为因是经济社会发展自然带动城市化，而不是为了加快城市化而耗费资源去发展什么什么。

对我国城市化滞后程度的判断，有几组常用比较参数。一是所处发展阶段和城市化率的关系，如人均GNP 或工业化水平和城市人口对比；二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关系，如农业增加值比重和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对比；三是一些微观变量和人口的关系，如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业弹性或近年人口增速和劳动力转移对比。如果要定指标，最好将劳动力非农化程度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城市化可以归结为农民大军的消亡，此外无甚意义。90年代中期有人测算说中国的城市

化水平已达50％，这就像市场化水平一样，高归高，何益之有？我国的农业劳力比重1998年达49.8 ％，近年还有回升趋势，这才是需要关注的。用这个标准观察，能够发现“城市规模之争”实际上是“市场主体之争”。

由市场配置资源尽管已经写进一系列文件，但是劳动力市场远未放开，最常见的是城市对“农民盲目流动”的封堵。本来农民流动目的性极强生存和温饱。他们要养家糊口而非公费旅游，盲目不起。大部分农民没有流向小城镇绝不是贪恋都市的繁华，只因为复杂的城市比简单的乡镇有更多的挣钱机会；只因为昂贵的城市比便宜的乡镇有更高的相对收入；只因为混乱的城市比宁静的乡镇有更好的法制环境。农民在城市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尽人皆知，官员百姓均熟视无睹。进入城市的农民还要咬着牙交暂住证费、管理费、体检费、外出打工费和“房”租；忍受着白眼、谩骂、驱赶、酷暑和严寒；冒着生病无钱医、工伤无劳保以及被骗、被罚、被遣返的各种风险，最后他们还是选择遥远的城市而很少去享受移居小城镇的便利和“常回家看看”的亲情。仅广州市目前聚集了240 多万民工，超过1992年“卖户口”时全国17个省的农转非总和。留给政府的抉择是继续限制农民进城还是帮助农民进城；是固守一厢情愿成本高昂的“小城镇道路”还是积极培育新兴城市。如果肯承认农民是市场主体，政策选择至少在确定方向时并不困难。经济学诺奖获得者西奥多·W ·舒尔茨在1960年代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人类的未来不是预先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智识发展来决定”。他还说到，“个人进行迁移的权利的确十分宝贵，正是这种追求环境改善的基本原则，使个人和家庭获得了最好的收益，也正是这种保持开放的高效率经济体制的基本准则，极大地增进着人类的福利。”看来有必要辨清，“盲目性”是不是在农民的对面。

第二，目前的城市化政策具有双重目标，实践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不可能总相一致，需要选准重点、协调主次关系。目标之一是利用城市辐射力量拉动周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个目标是靠城市吸纳农业剩余劳力。虽然后一个目标更紧迫，但是以往重点推进的“县改市”、“乡改镇”明显侧重于前一个目标。但是，既然推行市场经济，依靠行政建制来密切区域城乡关系就很值得商榷。改后的辐射效果且不论，从城市化进程角度看，“市管市、市管县”带来的弊病是城市变得大而无当，基本聚合功能降低。现在最大“城市”达12000 多平方公里，而有些上千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区人口不足20万。由此带来的土地问题尤为严重：多数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城郊农村干部热衷于租售土地，1990年代以来全国耕地锐减与县改市、乡改镇很难说没有关系。是将城市建设导向可持续的内涵式发展还是放任粗放式的扩张，事关经济社会全局。在政府主导的大城市“退二进三”过程中，由于替代了企业行为，同样带来大量土地浪费。城市和郊区土地的价值长期低估，土地收益流失和非法侵占严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和扭曲城乡经济关系。而且，以辐射辖区的形式带动郊县人口城市化，势必加重地方保护，排斥外地人，居住地和就业地分离引发的社会问题会更加严重。本地农民用耕地换来城镇户口以后，主要靠城市租金而不是劳动力资本致富，这种“城市化”进程仍然是修补原先的封闭体系。仍然在强化行政力量的同时压抑市场力量。因此，有必要对“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等概念重新审视。

第三，改革以来，虽有少数新兴城市出现，却不足以牵动全局。许多经济高速增长并吸引了大量外来工的城市，没有也不愿发挥城市吸纳移民的功能。广东一个地级市，仅工业使用外来固定工逾20万人，每年奖励性的户口指标不足百名。城门20年未能打开，“等你等成了坚持……”为城市耗尽青春的农民工极少

有迁居城市机会。农村青壮劳力“暂住”城市打工挣钱，几年或十几年以后回乡定居，生育更多的“打工仔”，“流动人口”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种局面下农村人口增长率降不下来，直到现在我国每年新增1 200 万人口，不知这样的局面能坚持多久。

只有允许青年农民工结婚后定居城市，才是真正的转折。农民没出路，国家不会安康；城市不生长，经济无法繁荣。

居民是城市主体，不是负担。他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仅从消费者角色来看，能聚合商业、服务业的需求，同样是一种经济资源，居民被政府“养活”的观念已经过时；增加一个城市居民，财政每年要多拿出上万元钱的说法，离事实更远。多数公共服务的价格早已经“按成本定价”和“多元化投资”，而且公共服务收费价格近年涨势居前。大笔财政补贴如果用在服务单位的经营性亏损上，与居民增量并无干系。况且，地方财政收入本来就是聚居民之财，谋居民之利：“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口增长必然扩大税基。还应明确：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之所以被称为公共产品，基本特征就是具有非排他性。一条道路，一套电缆，并不因使用者增多而加大成本，所以规模出效益。许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为何陈旧，公共服务为何总是紧缺，应该找准原因。

减少制度上的城市保护后，大城市生活费用高，会有一种自然调节机制起作用。此外，只有减少“城市租金”，才可能使就业与定居地一致，疏通城市人口流出渠道。为此，要培育城乡制度贯通机制。城市的难题要靠农村解决，农村的难题也要靠城市解决。例如，农村计划生育不能只用惩戒手段，应有奖励性的利益诱导机制，放宽属于独生子女的农村青年移居城市的限制，就是可以操作的政策选择。再例如，允许城市居民到农村租赁、开发荒山荒地，可以使城市资金、人口流向农村。

第四，长期的城乡壁垒积累起巨大势能，很多人担心“打开城门”会影响社会稳定。那么，怎样才能稳妥地提高迁移进度呢？积极的办法只有靠培育新兴城市来分流大城市压力。使新兴城市实现人口扩容，调整政策很重要，目前条件下同样重要的是建立政府动机。虽然“卖户口”、“卖商品房”是一种现实选择，但那样会将城市门槛抬得过高，农民照样得跳龙门，而且这种方式会加剧农村的通货紧缩。可以尝试的办法，一是引入行政激励因素：将城市的建成区（含近郊）作为基准来界定城市，“市管县”改为“县管市”和“县含市”。随城市常住人口规模扩大，相应提高城市建制级别。二是对沿海地少人多的省份，按城市吸纳人口数量相应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和调减农田保护面积，不再要求城市粮食自给。同时，尝试在西部用土地吸引移民和通过政府扶持培育生态建设型城市。简单说，一是用级别换人口；二是用土地换人口。

城市规模受地理位置、地质条件、水资源条件、气候条件等客观限制，一些有经济潜质的城市不宜规模太大，这个宏观远见只能由政府承担。规模筹划应全国一盘棋，不宜层层搞规划。而且应当重视科技潜力，例如在计算水资源约束时，要考虑到科技节水能力，否则我国北方很难找到适于扩展的城市。

第五，“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它是生态、经济和文化三种基本过程的综合产物，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城市的生长由经济活动提供营养。所以，应当主要靠市场来“育”而不是政府来“抓”。目前多数政府文件都赋予城市化以带动经济增长和深化改革的意义，但涉及实际措施方面容易重“城”而轻“市”，所拟划的举措往往是：“加强规划管理”、“加快基础建设”、“抓紧实施城市形象工程”等。这样的“积极推进”如果操持不当，很有可能阻碍城市化的真实进

程。一是规划建设“过热”，产生沉重成本，使本来可以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相应减少。近两年，广场热、草坪热、亮丽热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迅速蔓延。如果都像大连市那样，使城市形象与经济社会同步前进，切实从居民需要出发投资美化城市，当然值得。但是许多城市经济并不景气，却多营不急之务。靠负债和摊派搞花架子，必然撑不下去，损失和浪费将堆成如山坏帐。二是政府行为替代了许多本应属于企业的行为，政府的越俎代庖把高昂成本转嫁给企业，企业成本最终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因此带来的变相和隐性涨价，会抑制居民购买力，使经济患上外热内寒的虚症。例如城市政府规划建设的各种“一条街”，替代了市场发育过程和多样性规律，伴随着对企业的不当干预，带有明显统制经济特征。还有中小城市普遍存在的空壳市场现象和大城市的烂尾楼现象，许多起因于政府行为，是说不明白的巨额“学费”。三是超越实际条件的社会规制过多，会降低政府效能，容易产生制度租金。统制经济的病根就是，它要规划和控制一切活动，却很少去管理控制者。现实中的“生事经济”和“收费行政”的危害亟需警惕，它使各种规制越来越严，越来越多，使政府行为失范。现在几乎找不到不附加收费的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而审批、罚款是所有行政部门偏好的手段。可见，一个不应忽视的政策内容是多下力量保护好处于弱势地位、易受组织行为伤害的微观经济主体。

总之，城市首先是经济社会文化活动载体，不必都是行政中枢；就业机会是人口迁移的理由而不是障碍；小城镇是城市化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大城市所占比重上升是规律现象。当前，应当加快制度创新，完善政策环境，规范政府行为，疏通农民造城和进城渠道。认清和发挥城市的社会稳定器、经济加速器功能。

资料来源：公共行政园地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c513407716.html, 09/07/2002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工商管理（国际会计）工管三班楚汉青 3201514007

目录一、历史的必然选择 (3) 1. 农民阶级在近代的抗争 (3) 2. 民族资产阶级的抗争 (4) 3. 地主阶级的抗争 (5) 4. 社会主义为中国革命带来活力 (5) 二、社会主义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 (6) 1. 科学社会主义推动的现代化 (6)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方针 (6) 三、综述 (7)

摘要：中国在百年近代史中，受尽了凌辱。19世纪中叶，中国的国门被强制打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遭受西方侵略近百年。因为，西方在工业革命后，经济技术飞速发展，封建中国远远被抛在了后面。科学技术的落后，使中国从一个天朝大国，逐渐沦为一个落后的国家。西方列强受廉价原材料、庞大的市场和劳动力等因素的驱使，展开了对中国长达百年的凌辱。从这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思索和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曾探索过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最后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关键字：社会主义道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必然选择、近代化。一、历史的必然选择 1. 农民阶级在近代的抗争在近代，农民阶级探索过很多次，其中太平天国运动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腐败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统治更加腐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劳苦大众纷纷起义。鸦片的输入，导致满清白银大量外流，劳动力日益衰竭，人民生活更加困苦艰难。于是，农民阶级发动了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陕西回民叛乱。1851年1月，洪秀全集合拜上帝教群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自此连战连捷。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国都，与清廷对峙。1853年冬，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它反映了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运动的结晶。但是，它体现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严重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实现。更重要的是，这项制度，乃至这个运动，都违背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和正确方向，这注定了这场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是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

城市化道路的几个阶段

城市化道路的几个阶段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国现代化水平高低的核心指标。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就确定了两个重心转移（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方针，城市化与工业化均提上现代化日程。从现代化融合的视角看，当代中国城市化道路可划分为以下六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建立初期（1949-1952），为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镇转移、城镇化恢复期。属于经济恢复、政治重构与社会秩序逐渐稳定的时期。1949年我国城镇人口为5765万人，城镇化率达到10.6%。到1952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7163万人，城镇化率达到12.46%。这一时期，我国还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在国营经济主导下共存发展，城市化与市场化融合在一起。随着工业化的起步，城市建设逐步展开，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城镇化水平稳步增长。但市场经济的作用也在强大的国有经济和国家力量干预下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限度。到1952年，国企职工已经占到职工总数的96.67%。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现代化根本方向的发展战略。要求城市领导农村，工业领导农业。农业与乡村必须在工业与城市领导下才能发展，才能机械化、现代化。这一时期虽然并没有太强调城市化，但极其强调工业化。要求即使商业占多数的城市也要以工业为主，城市化与工业化高度结合。但与市场化的结合逐渐削弱，国家力量组织的城市人口下乡与市场力量推动的农村人口进城二者并存，城市二元结构虽然存在，但城乡二元体制还没有形成。城市人口以自然增长为主，机械增长不多。城市之间通过市场与政府的资源分配保持联系。城市结构是大城市主导的城市化结构。第二阶段是“一五”计划（1953-1957）与“三面红旗”时期（1958-1960），为快速城镇化与急剧城镇化时期，城镇人口以机械增长为主。其中，“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城镇化率由12.46%上升为15.39%。到1957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9940万人。“三面红旗”时期（1958-1960），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城市化均出现了“大跃进”。城镇化率进一步由15.39上升到19.3%。到1960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1.31亿人。新设城市33座，新设建制镇175个，城市达到208座，比1957年增加18%。这一时期提出了10-15年基本实现城市现代化的任务。决定以“人民公社”理念重新规划一切城市。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数量迅速增多，城市工业普遍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均得到快速发展，大城市的卫星城开始出现。由于城市化速度太快，以至城市规划多变。市场经济急剧向计划经济转型，计划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体制初步形成，城市化与市场化逐渐分离。其中，“一五”计划时期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计划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消亡。“三面红旗”时期为初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自我调整期，计划经济已经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但也开始暴露集权指挥的弊端而进行自我调整，中央计划权力下放地方，市场经济也重新发挥有限的作用。整体看来，全国市场、城乡市场已经被行政体系与公有制企业分割。当时的城乡市场很据国营商业及合作社商业分工负责的原则，划分经营范围。即大、中城市和工矿区的市场归国营商业负责；集镇和农村的市场归合作社商业负责；一般县城及大的集镇，由各省根据不同条件，划归国营商业或合作社商业单独负责，或由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双方共同负责。城市化主要由工业化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高度融合。这一阶段的城市化偏重内地，偏重建设新城镇，偏重发展工业城市，重点是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工业地区的建设。第三阶段是“大调整”（1961-1965）与“大动乱”时期（1966-1977），为城镇化停滞、城镇乡村化与逆城镇化时期。在大调整时期（1961-1965），大量城市工业项目被取消或收缩，大量职工被精简，大量城镇人口被动员下乡。建制镇标准被提高，城市数量与城市规模被压缩。城市发展停止，城市建设停步，城市规划取消。1961-1962年，城镇化率由19.7%降为17.33%。1962-1965年，城镇化率只有微弱的上升，由17.33%升到17.98%。城市由208座削减到171座。精简近2000万职工和2600万城镇人口。大动乱时期（1966-1977），工业方面主要搞“三线建设”。为了配合“三线建设”，城市建设采取不要城市、不要规划的“山、散、洞”理念，开始了城市的乡村化、村落化建设，工厂与城市建在山沟里与山洞里，以消除工厂与城市特征，形成许多规模极小的工厂聚集点与工人居民镇，服务设施低标准，以消除城乡差别。由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的干扰与破坏，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城镇新增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无法解决，同时还

论新型城乡关系的目标与新型城镇化的道路选择

2012年第9期山东社会科学No．9 总第205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205·社会学研究· 论新型城乡关系的目标与新型城镇化的道路选择林聚任王忠武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事项，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理论问题是重新认识和定位新型城乡关系的目标。这种新目标主要由普遍的同一性目标和协调的差异性目标两类组成。本文主张走一元发展之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走结构协调之路，重构现代新型城乡关系体系;走平等共享之路，推进城乡共同建设;走多样性和谐之路，重构城乡协调性差异系统;走政府主导、群众主体、市场运作、合力推进的城市化道路，最终实现和谐一体目标。［关键词］新型城乡关系;目标;新型城镇化［中图分类号］C91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9－0048－06 中国目前城乡发展已步入新阶段，需要重新认识城乡关系及发展目标等问题。在当前形势下要确立新型城镇化的道路，关键是彻底摆脱城乡二元思维定势与二元政策惯性，克服以往城市化中过急的“城市偏向”（urban bias），以及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发展之路。应正确定位城乡之间的应有关系，合理界定和规划新型城乡关系的目标，并根据合理的目标来选择设计相应的城镇化道路，从而促进城乡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一、反思城乡关系城市虽然是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产物或标志，城市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但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城乡关系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跨越多个不同阶段。城乡关系起始于城市的出现，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前工业社会中，农业文明处于中心和主导地位，城市尚处于农业文明母体之中的发育雏形期，城乡关系呈农强城弱的浑然一体状态。工业革命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城乡关系，城市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和承载主体，通过大量吞噬和聚集周边资源而迅猛崛起，土地、农民等各种农村要素大规模地被吸纳整合为城市要素，此消彼长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得城市日趋中心化、强势化、主导化，而农村则处于边缘化、弱势化、依附化，两者的矛盾摩擦加剧，传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城乡关系格局被彻底颠倒。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二三产业日趋强势，城市取代农村，农民及农业走向终结。但在强劲的工业化之下，沦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并没有被忽视，各个国家通过不同的扶农惠农政策试图改变农村的弱势地位。这是新阶段城乡关系的矛盾所在。这个时期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的弱势地位很难根本改观。到未来的后工业时代，城市生活虽然占主导地位，但城乡关系的不平等性或许会得到改变，实现城乡关系的和谐共荣。不过，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城乡转型过程中，“城市偏向”会导致农村发展处于更为劣势的不平等地位①。城乡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是多数国家发展中存在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具有阶段性特征。然收稿日期：2012－05－28 作者简介：林聚任（1961—），男，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1958—），男，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山东省软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山东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统筹发展研究”（批号：2011RKMA004）的阶段性成果；同时获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当前村庄合并与农村社会转型研究”资助。 ①Michael Lipton．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Temple Smith．1977． 84

为什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为什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论文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成果，在短短十几年内取得了旧中国几十年所不可能有的建设成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由于国际国内种种原因，在相当长时间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左”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使得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难能可贵的正确认识没能贯彻和坚持下去，直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悲剧。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国家面临的是十分困难的局面：十年内乱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千帆竞发，中国落在了时代大潮的后面。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我们党义无反顾地带领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同时开始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新思考。1982年在为党的十二大所作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创新和实践活动，就是围绕这样一个鲜明的主题展开的。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无比生动的、辩证发展的进程，是一个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13亿中国人民稳步走上了富裕安康的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曙光已经照临东方的地平线。 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08年我国GDP已经超过30万亿元，居世界第3位，比1978年的世界第10位上升了7位，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近6%。30年间GDP年均增长9.8%，较之世界经济平均增速3.0%快3倍多。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我们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上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社会主义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屹立在世界东方。 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陷入低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满以为经过短暂“休克”之后就可复苏重生。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有的至今难出低谷。结果证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并非济世良方。“新自由主义”不但害了亚洲、拉美、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最终连兜售者自己也自食苦果。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风景这边独好”，展现出勃勃生机，吸引了越来越多人们的目光。近几年来，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发展道路”的议论十分热烈。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以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开辟新纪元、走上新道路，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奋斗，开创新的局面；为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紧密的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奋发图强，积极进取，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而努力。要想取得这些成就，就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之所以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经历了长期斗争的考验。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晚清时期的戊戌变法开始，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有志之士希望通过此次运动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戊戌变法终在多方阻挠之下夭折了。而之后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所取得的将中国变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努力也在辛亥革命之后化为乌有。五四运动之后，受到苏联的苏维埃政府社会主义思想的感染，中国开始认清一点：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开始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为了走向社会主义，第一步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然而，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又发动了内战，妄图恢复封建资本主义，结果当然是失败的。邓小平同志在概括中国这段历史发展过程时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决定了中国必须义无反顾的他上社会主义的道路。2. 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广大中国人民的决定，经历了广大人民的慎重选择。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人民在封建时期经历着由社会等级、财富地位等局限的不公平待遇，身心都受到严重压迫。近代以来，人民为了追求自由、和平、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新世界开始进行反抗，但是从近现代史来看，无论是哪次变法、改革或是革命，牺牲最多的依旧是人民。所以，对于中国的广大人民来说，封建社会只会残食他们，资本主义只会剥削他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人民于水火之中！事实也确实证明，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工农大众的支持，得到了知识分子的赞同，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而之后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和建设也是建立在人民支持的基础之上得以不断向前迈进，人民也从社会主义的不断壮大和发展中受益颇多，两者相辅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到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达30.90%，城市数量达668个，其中市区非农业人口在50万以上的大城市已增加到81个，建制镇已发展到19244个。从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来看，自建国以来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1949—1957年的起步阶段，1958—1965年的波折阶段，1966—1978年的停滞阶段，1978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其中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80年国务院制定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199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城市规划法》提出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等都对各个时期城市化的发展起着政策上的指导作用。国内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的状态是“严重滞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国外城市化水平相比，我国城市人口比重过低，城市数量过少；二是对广大人民的需要而言，现有的城市还不能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学者们大致提出了四种方案：（1）农村城市化道路。中国的城市化，说到底就是如何让9亿多农民城市化，如何让农村城市化。农村城市化的主要载体是小城镇，利用小城镇可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加快农村的工业化，改变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2）区域城市化道路。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显著，区域城市化可以集中地区优势首先进行区域内部的城市化，然后再向周围扩散。（3）建新城市。前面已讲到，我国城市数量过少，建新城可以降低改造旧城的成本，使新的人群城市化。（4）城市现代化或再次城市化道路。让现有城市内部的城中村民、市民快速现代化、再次城市化，城市设施、经济、文化、环境设施现代化，不断与国际接轨，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根本转变。我国的国情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表明，我国不应走限制大城市发展、实行小城镇化的农村城市化道路，而应该选择以发展大中城市和大都市带为主、以小城市和城镇为辅的模式。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分为三个层次：在具有优良的生存与发展条件、适宜建设和发展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平原地区, 集中了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大部分, 以发展大中城市和以大都市为龙头的密集城市带, 作为主要城市载体, 吸纳农村人口；在西部高寒、沙漠、草原和南方山岭地区, 以点状分布状态大中小城市并举作为主要城市载体, 吸纳农村人口；在大都市带和点状城市的周围广大乡村地区, 发展小城镇作为城市载体, 吸纳农村人口。中国的国土面积广阔，各地情况不一，同一地区的各个方面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在城市化的具体操作上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策略。比如西部应该注重开发、建设，但同时也要注意保持生态平衡；东部应该注重城市文化的建设，培养城市的人文气息。而在城市化的模式选择上，西部人口分散，应该先进行小城镇建设，使人口实现初步的聚集，然后再进行小城市、大城市建设；而东部的一些城市发展水平高，城市人口比较集中，城市建设应该向周围扩散，比如建设一些卫星城。四﹑简单的结论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和教训告诉我们，城市化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资源为代价，我国的实践和经验也表明，中国新时期的城市化必须在社会和自然和谐共生，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城市化理论的构建必须在新型现代性的视野下进行，以建设城乡结合、工农业结合的田园城市为基本目标，城市建设以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以人与自然、人与资源环境和谐共生为前提，走出一条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效益统一的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城镇化-机遇与挑战》摘抄 2006年07月13日星期四 09:47 1、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stiglitse在世界银行一次会上讲到：在21世纪初期，影响世界最大的两件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镇化。 2、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是城镇化的起飞线。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到了这一阶段，城镇化将会加速发展，基础设施的投入将会成倍增长。城市化水平达到30%，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阶段，就意味着公用投资将超过私人投资，城市化将高速发展，经济社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一、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

新型城镇化道路

自然辩证法作业 1.中国为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如何城镇化？ 1.1新型城镇化道路概念所谓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 1.2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背景与原因近来，新型城镇化已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人们普遍认为，新型城镇化将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有人认为，新型城镇化就是新一轮的高速城镇化，将会大兴土木、圈地造城、逼农民进城上楼、推高房价。新型城镇化果真会如此吗？如何理解新型城镇化？我国为什么要提新型城镇化？怎样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五位一体”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需要探讨。根据国际上一般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城镇化率处于30%到70%之间时，城镇化速度则相对比较快。据此可以判断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城镇化率还将快速提高。如何才能更好地确保我国城镇化质量？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快速城镇化，使我国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一些国家发生了严重金融危机，我国经济保持着平稳较快增长。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到2012年，我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比重已经下降到约10%，工业化基本实现。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未来1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让更多的人生活在城镇，不但可以让更多人享受城镇文明，尽快过上小康生活，而且也有助于减轻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压力。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小康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农村只转移劳动力，而不能减少人口，有限的农业农村资源，不足以支撑城乡居民实现均等化的收入，全面小康无从谈起。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了，全面小康建设的难度也就降低了。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新型城镇化，不但会让城镇更好地吸引合格劳动力，更好地提升劳动力素质，而且更加有助于促进城镇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移农业劳动力市民化，可以让劳动者更加稳定，彻底解决民工荒和劳动力结构失衡问题。通过转移劳动力培训和工作积累，形成稀缺的人力资本，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转移农业劳动力市民化，不仅给城镇提供产业工人，而且也会拉动消费，扩大需求，促进城镇第三产业发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让城镇更好地聚集各类资源并优化配置，有助于实现产业升级。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长期以来，城镇建设往往都是低价征收土地，以土地财政搞城镇建设。推行新型城镇化，能够更好地维护拆迁户和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减少利益冲突。推行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建设，让城镇更加宜居，让市民生活更有质量，这更加符合广大市民的期待。只有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才能实现中华名族的伟大复习。 1.3新型城镇化中“新”含义的理解

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一个政党或者一部分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策略和中国人民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至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社会一直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循环，尽管一个朝代替代另一个朝代，但封建体制一直没有改变。1840年的鸦片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中国进入了近代。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由此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帝国主义列强接踵而来，中国的主权丧失、领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人民被压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近代的仁人志士遍寻救国方案，资产阶级共和方案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向封建等级制度挑战，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历经14年而失败。1860年，洋务派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开始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洋务派企图在不改变中国落后的封建体制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以实现“富国图强”的目标，结果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中破灭。1895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走上历史舞台。维新派指点江山，抨击时弊，开始了戊戌变法运动，如果成功，中国也许可能走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道路，但由于强大的封建保守势力和维新派严重脱离群众，戊戌变法失败。1905年，孙中山组织同盟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组织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但辛亥革命最终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死后，军阀连年混战，国家一盘散沙，人民生灵涂炭。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国人民悲惨的命运没有改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就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和纠正了“左”、右倾错误，深入到农村去发动、组织、武装和教育农民，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自恃有优势的兵力和美国的支持，悍然发动了丧失民心的内战；共产党率领人民军队，依靠人民群众，为中国光明的道路而斗争。国共两党为中国的前途命运而展开的大

论发展小城镇在中国城市化道路中的重要意义

论发展小城镇在中国城市化道路中的重要意义［摘要］简述了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现状及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特殊性。进而明确指出：发展小城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发展小城镇是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发展小城镇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小城镇是实现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发展小城镇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发展小城镇利于西部大开发,发展小城镇利于建设生态城市目标的实现。［关键词］小城镇中国城市化 1 引言城市化，是指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活动中，为节约时间、节约资源向特定空间集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工业、服务业人口比重上升，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为28%。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已成为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并且还将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目前中国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徘徊，而对于中国城市化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主张继续坚持控制大城市，积极推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模式；另一种是以大城市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若干城镇所形成的城市群(或叫城市圈、城市带)的发展模式。其实，这两种意见来自于两种思路，一个强调中国特色，一个强调一般规律。总而言之，中国城市化模式选择既要强调一般规律，又要符合中国国情。《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针对21世纪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制定与设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论证。全书以中外城市发展历史的脉络为经，以我国城市发展的现实为纬，编织出21世纪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基本构想。《报告》认为，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中国城市体系，是解决中国“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小城镇不优”的根本战略举措。由此可见，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都必须重视小城镇建设，发展小城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 发展小城镇在我国城市化道路中的重要意义

新型城镇化实践与发展复习资料(答案)

《新型城镇化实践与发展》复习资料一、单选题 1、深化农村流通体制目的是要建立具有以下特点的现代流通体制（ C ）。 A、商品有利于向城市流动 B、农民在市场中地位提升 C、公平竞争 D、没有政府管理约束 2、以下关于城乡一体化要处理的城乡关系正确的是（ C ）。 A、扭转城乡发展的新城偏向 B、扭转经济发展的服务业偏向 C、扭转国民待遇的市民偏向 D、扭转社会发展的民主偏向 3、把城市和农村严格地分裂开来，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是（ A ）。 A、户籍制度 B、社保制度 C、医疗制度 D、养老制度 4、“多予、少取、放活”中的“放活”是指（ D ）。 A、搞活农村市场，促进农民增收 B、灵活地取消农业税 C、变通农村发展的政策 D、不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经营上 5、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需要（）。 A、规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行为的政策体系、法规体系 B、加强惩罚措施的制度 C、建立非正式的制度 D、需要从小学生抓起 6、推动（ D ）建设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率先实现一体化发展。 A、粤东西 B、粤北 C、港澳 D、珠三角 7、在推进城乡一体发展中，要建立具有以下特点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D）。 A、政府引导 B、覆盖全民 C、可持续 D、以上答案皆是 8、以下关于城乡一体化要处理的城乡关系正确的是（ C ）。 A、扭转城乡发展的新城偏向 B、扭转经济发展的服务业偏向 C、扭转国民待遇的市民偏向 D、扭转社会发展的民主偏向 9、医疗保险报销比例较低的是（ A ）。 A、新农合 B、城镇居民医保 C、城镇职工医保 D、商业保险 10、社会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建立（ A ）。 A、全国统一的身份证管理为主的一元户籍制度 B、建立全国统一的身份证管理制度 C、建立全国统一的居住证管理为主的制度 D、建立全国统一的户口管理为主的制度 11、为促进珠三角核心区和外围区联动发展，下列对口帮扶正确的是（ A ）。 A、广佛肇都市圈对清远、云浮，深莞惠都市圈对河源、汕尾，珠中江都市圈对阳江。 B、广佛肇都市圈对阳江、河源，深莞惠都市圈对河源、韶关，珠中江都市圈对汕尾 C、广佛肇都市圈对韶关、云浮，深莞惠都市圈对阳江、汕尾，珠中江都市圈对清远 D、广佛肇都市圈对汕尾、云浮，深莞惠都市圈对清远、阳江，珠中江都市圈对河源 12、我国需要跨越的“中等收入陷阱”战略难题不包含（ B ）。 A、结构落后 B、外需上升 C、内需不足 D、环境恶化 13、城镇化过程中，（ B ）的发展模式有效解决了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钱从哪儿来”、“人到哪儿去”等现实问题。 A、产业园区 B、产城融合 C、出让土地 D、招商引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道路改建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道路改建研究发表时间：2019-04-26T16:31:34.233Z 来源：《基层建设》2019年第3期作者：孙阳张慧慧[导读] 摘要：近年来，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道路出行有了更高的要求，新型城镇化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涵，是城市、城镇、新农村共同发展，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实现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山东中宏市政设计有限公司济宁 272000摘要：近年来，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道路出行有了更高的要求，新型城镇化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涵，是城市、城镇、新农村共同发展，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实现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背景；城市道路改建引言我国道路建设发展非常迅速，为我国经济建设奠定坚实基础。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原有城镇道路逐渐无法满足现代交通需求。在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中，如何科学有效的对原有道路进行改建已成为人们开始关注的问题。 1举例分析根据某市某区总体规划为例，某区区域总体布局将形成“城镇联动、双轴发展、绿心聚核、多点均衡”的总体功能布局结构。其中某公路段为“双轴”之一，亭林镇、朱泾镇、枫泾镇均为重点建设城镇。某区区规划构筑“一城（组团式松江新城）、二翼（东翼工业园片区、西翼科技园片区）、三片（东北部经济密集片区、西北部旅游度假片区和南部现代农业片区）”的区域空间结构框架。叶榭镇位于“三片”中的南部现代农业片区。G320车亭、亭枫公路段为沿线各镇重要的对外联系通道，各镇的地块建设也沿车亭公路及亭枫公路展开。同时G320又是连接江浙的重要干线公路，过境交通大。因此，G320国道兼具对外交通联络、城市综合性主干道的功能，是松江区及金山区的重要通道。而现状G320道路通行能力已逐渐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道路服务水平低，在城镇段经常出现交通拥堵，目前车亭公路为南北向一块板断面的公路，双向2条～3条机动车道和2条非机动车道。主要相交道路为：北松公路、泖亭路、大叶公路、叶政路和亭枫公路，这些相交道路目前均为双向四车道，现状车亭公路上交叉口均没有渠化拓宽。车亭公路可以通过2个高速公路出入口连接沈海高速，它们分别位于泖亭路上和大叶公路上。其余东西向连接的道路贯通性不好，且道路等级较低。亭枫公路目前为东西向四块板断面的公路，双向4条机动车道和2条非机动车道，主要相交道路为：车亭公路、松金公路南、松卫南路（双向四车道）、松金公路北、金石公路、金廊公路、朱平公路和朱枫公路，其中仅松卫南路、金廊公路、朱平公路和朱枫公路为双向四车道，其余为双向两车道。亭枫公路在交叉口进口道处也未渠化拓宽。亭枫公路通过亭林出入口与上海绕城高速（G1501）接通，通过朱泾出入口和兴塔出入口与亭枫高速（S36）接通，通过枫泾立交与沪杭高速（G60）接通。可见，G320车亭、亭枫公路周边路网条件总体较差，路网尚不完善，连通性较差。贯通南北的地面道路只有朱枫公路、松卫公路和车亭公路，东西贯通的道路只有亭枫公路和大叶公路。松江区又受到黄浦江分隔，越江设施欠缺，且间距较大。 2总体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1）严格遵照国家有关规范规程，根据道路功能定位，结合规划和现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确定道路性质、规模、设计参数指标及设计内容；2）拓宽后车道规模须满足交通功能的需求；道路扩建尽量在规划道路红线范围内实施，充分利用规划道路红线，应尽量考虑减少拆迁；3）考虑工程的整体性，工程建设规模一步到位，根据实际建设条件与客观需求合理布置断面；路基、路面设计方案应尽量体现针对性设计的原则，提高结构强度；4）结合工程特点，在技术可行的前提下，尽量采用已经成熟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提高工程质量、降低工程造价；5）工程实施方案应最大程度减少施工期间对道路交通正常通行的影响。 3新型城镇化道路改建工程路面设计（1）柔性路面，如果新型城镇化原有道路为沥青柔性路面，道路表面只存在较少凹凸情况。针对此种情况，可采用沥青混合料或C10细石混凝土等进行道路找平，然后直接铺设沥青混凝土面层。如果道路路面存在多处凹凸，已无法满足正常道路使用，可在原路上采用水泥稳定砾石为基层，经机械压实后再铺设混凝土面层。若道路两侧地坪高度对道路中心高度有一定限制，可以将原有道路路面挖除，对道路基层、面层进行重新铺设。（2）刚性路面，若新型城镇化道路为刚性路面，在原有路面上铺设新路面可分为粘结式、分离式和直接式三种形式。粘结式需要将原有路面凿毛，凿毛后清洗，然后喷洒水泥浆，操作过程中应确保新旧路面接缝位置准确、整齐，接缝的构造形式应具有一致性。分离式是在新旧路面之间铺设隔离层，再在隔离层上铺设新路面。操作过程中，新路面接缝构造和接缝位置不受原有道路影响。采用此种方式理论上是比较理想的处理模式，但在实际新型城镇化道路改建过程中往往受两侧地坪高度限制。直接式就是在原有道路上直接铺设新路面。操作过程中，首先要确保原有道路的清洁干净，新铺设沥青混凝土要和原有水泥混凝土部分粘合，路面接缝相重合，确保上下路面具有一致的伸缩性。（3）道路拓宽中路面处理，新型城镇化道路改建工程中若需要进行道路的拓宽，若规划红线位置不变，可采用拓宽车行道的方法。拓宽车行道时，可使用对称拓宽的方式进行，确保道路中线位置不变的基础上，沿道路两侧拓展。考虑到新拓宽道路沉降量比原有道路大的问题，对新拓宽道路必须进行路基处理。因为新旧道路沉降量的不同会导致新路面纵向裂缝的出现，而且随着道路沉降程度会逐渐加大裂缝。在夏季多雨季节，雨水的渗透也会对路面产生进一步的破坏。针对以上情况，施工过程中应注意：在道路拓宽时必须做好过渡路面，观察路面沉降，当沉降稳定后方可铺设新路面。但在新型城镇化道路改建工程中，影响道路施工因素较多，且工期紧张，无法分期建设。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对此问题进行充分的考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可以将道路原有路面设置为快车道，将新拓宽道路作为人行道或慢车道。（2）对拓宽道路的基层、路槽施工质量做好严格把关，尤其是新旧道路相结合部位。若存在施工机械无法碾压部位，应进行人工夯实，并确保夯实密实度达到相关设计要求。（3）若原有道路的高程较合适，可以在新旧路基上同时铺设水泥稳定碎石层，提高道路整体稳定性，然后再进行路面的铺设。 4通过工程，达到以下工程目标 1）通过扩建机动车道规模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满足交通需求；2）沥青路面满足以下设计使用年限：新建路面、翻挖新建路段路面结构设计使用年限：12年；铣刨加罩路段路面沥青面层设计使用年限：不小于8年；3）老路利用路面结构层确保强度，满足交通需求，同时沥青路面应满足技术规范；4）将机动车道上的检查井调换成自调式防沉降窨井盖框和改进型防沉降窨井盖板，全线各类检查井“路框差”不大于4mm；5）人行道每单元完好率达到100%，平整度控制在4mm以内，缘石坡道设置率100%；6）实施路段达到“路面平整清洁，设施规范齐全，运行状况良好”的目标。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