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
孔子的“仁爱”与墨子的“兼爱”
在我国传统文化形态中，“博爱”，一直是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中十分重要的命题。但是，什么是“爱”，怎么去“爱”，不同人群、阶层和社会集团，各有不同的解释。其中，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基本上代表了主要的不同流派。
“仁爱”，在孔子之后形成的儒家一派学说中，也被解释为“博爱”，但这并非出自孔子之口。孔子只是在他的弟子樊迟问什么是“仁”的时候，答以“爱人”；“仁爱”，应该是从孟子说的“仁者爱人”而来。“博爱”一词，却出自至汉代才成书而假托孔子之言的《孝经》：“先王见敬之可以化民也，是先之以博爱”。孔子的“爱人”说，不如用孔子在另一场合所说的“泛爱人”，“泛爱众而亲人”，更代表他的思想。他所向往的“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幼有所教，老有所养”，是个“人爱人”的世界。这种爱，超出了上古时代的“亲爱之谓仁”的“亲亲相爱”的原则。关于“仁”的概念，历来诸代学者多有阐发，“不一而足”。后世的“仁”，从子思和孟子以降，注入了许多时代内容。孔子崇尚三代之治，“仁”，就是行“仁政”，集中表现为“爱人”；他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当说都是对“爱人”的补充。但是，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的情况发生时，“爱人”的政治，就会有许多辅助措施，这样，许多本属道德属性的内容，于是也就成了政治；“克已复礼”是向“爱人”的要求不断接近的修养。后世的思孟学派，已经完全地主阶级化。这一派则纯从政治化方面去发展、补充“爱人”和“仁”，把“仁”和“爱人”一体化，“泛爱众而亲仁”变成了“仁爱”；“仁”限定了爱的方式和方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饰文斯二者是也”；“亲亲之杀”，尊贤有等，礼所由生也。”这里，“爱人”又回复到了“亲亲之谓仁”的位置上，显然比之孔子的“泛爱众”在封建宗法关系上更为严密，成为社会伦理在政治位置上的表达。
至汉代，“仁”和“爱”的关系更为明确，“爱在仁谓之仁”。为什么呢?因为封建地主阶级建立政权，“仁”是一面旗帜，“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因此，“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而“天子受命于天”，以“天意”行“仁爱”，那“爱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预防之”正是一语道破了“仁爱”的政治意义和道德伦理的关系。这种“仁爱”，进一步推动了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所谓“仁爱”在宗法伦理上的发展。此后，地主阶级的统治罗网，以家族、宗族血缘血亲统系，把封建统治的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家庭。“仁爱”的规定性代替了“泛爱”的“博施济众”的可能性，它一面使宗法纲常逐渐遮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显得那么合情合理，一面又使宗法统治禁锢日益严密。
儒家学者就是从“仁”这个核心出发，建立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三纲五常”等一些列的思想体系，并为儒者明确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所有这些编制成了中国文化的主基因。
界和谐作为理想目标。只是对爱的理解、定义乃至践行达至世界和谐的方法各有异同。犹太、天主、基督教是将人格化的上帝作为仁爱的源头，遵守圣经的戒律，彼此无差等的兄弟姐妹友爱关系作为实践爱的方法。伊斯兰教脱胎于天主教，称真主安拉是世界的唯一主宰，亦是通过共同遵守戒律来达至和谐之目标。
佛、道两教以每实际上，世界各个主流思想家或者派别都是将“爱”作为本思想体系的核心，以最终达成世个人都具有无穷无尽的“爱”，即每个人都具佛性，通过自身的修行与布施（慈悲）达成世界的和谐。中国的墨家主张与基督教颇有相似之处，都主张无差等的爱（兼爱），彼此要和谐相处（非攻），不然就要受到神鬼的惩罚(恐吓，吓唬人)。只是墨家没有提出“上帝”这个主宰，而是要遵从某个道德高尚的统治者(圣人)。
墨子把“兼爱”视为自己学派的最高美德，建立在“兼爱”基础上的美德可分为“仁、义、礼、实、忠、奉、廉、仁勇”诸条。成为墨家共践履之德目，在践行中墨子用“兼爱”一词解决了许多领域的难题。
墨子的“兼爱”说也讲“仁”，但这个“仁”与儒家之“仁”不同，他提出，“兼即仁矣义矣”人与人要“兼相爱，交相利”，爱而不兼不算仁，它与“仁爱”之“仁”的规定性是相反的。“爱”，才是墨子道德伦理体系的核心，社会秩序都在爱中序列化：“夫爱人者，人从而爱之”，“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则人们就“报我以爱利吾亲也”，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天下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天下都在爱的逻辑中相利相生，”是以老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归依，以长其身，如此，“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才可称“仁”。
墨子的思想，反映了在动乱社会中的小生产者和农民渴望安宁、平等、互利的生活愿望。然而，他的理性王国，却仍然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推行他的“兼爱”，仍要靠超社会的“天志”“天意”或是君王的“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所以，“兼爱”也同样是不自由的爱，因此，韩愈把它视同孔子的“爱人”：“孔子曰泛爱众，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正因为小生产者和农民不能形成一种生产方式，不能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所以，他们的理想模式找不到生存的载体。老庄一派说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是批评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自苦”的不现实，但也含有难以推行天下之意，儒家一派更尖詈地攻击“兼爱是无父也，是禽兽也”。
自汉以后，墨家的学说渐渐湮而不闻。但是，正因为“兼爱”说表达了一种近于平等的要求，所以千余年来仍不绝如缕，在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兼爱”说更受到孙中山的称誉，比之于“平等，自由，博爱”之属：“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把它作为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好道德，附以资产阶级的灵魂以号召国人，建设新社会文明。
墨子是“兼爱”的提倡者。其“兼爱”的行为表现与“不相爱”(别相爱)提倡的行为不同。在同篇的文章中，他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反之身，若为其身；以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但在儒家看来“兼爱”是不可思议的，让我们听一下孟子的批判；”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然而，从基督的博爱思想看“兼爱”是十分可以理解的。耶稣训诲宗徒时说：“那时君王要向他右边的说：我父降福的人，你们来得天国吧，从创立世界，就给你们预备好了。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旅客，你们收留了我。我无衣敝体。你们给了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坐监，你们来见我……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几时为我最小的弟兄中的一个，做了这些事，就是为我做了墨子上无私的，伟大的，他的思想核心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我们可以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一定程度上给以修正。
孔子是从统治者的角度说的，要善待人民，才能巩固统治，所以孔子是维护诸侯统治的，但由于仁爱相对于诸侯要富国强兵的愿望相差甚远，所以得不到诸侯国的支持，相反商鞅的法家适应了这种要求。而墨子是从所有的人民来说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关心别人，不是对统治者而言的。所以我们要辩证的看孔子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