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前后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

[收稿日期]　2007-11-09

[作者简介]　郭艳(1975—

),女,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两岸关系研究;徐博东(1944—),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台湾问题研究。

回归前后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变迁及其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

郭　艳,徐博东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北京　100101)

[摘　要]　国家认同是国民对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产生的归属感。在客观环境和主观操纵的双

重作用下,“国家认同”逐渐成为港台两地同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问题。考察香港同胞“国家认

同”的现状,不仅能够检视“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效果,而且由于港台两地存在的诸多相似性,有助于我们了解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状况并预测其发展方向。[关键词]　国家认同;香港同胞;中国人;台湾问题[中图分类号]　D 675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4917(2008)0120057205 对于一个疆域明确、主权完整、历史文化传统有相当共识的社会而言,“国家认同”本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对当前的中国来说,香港历经156年英国殖民统治后回归祖国不久,而台湾历经日本50年殖民统治后继而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至今仍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状态,港台两地同胞经历过如此特殊的历史际遇和经历着如此特殊的现实生活后,原本归属于中国的强烈感情逐渐褪色乃至发生某种变异,便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国家认同”的整合问题决定着中国能否完成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对回归前后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变化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探寻出对解决台湾问题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出来,并加以实践,以强化两地同胞的中国认同,无疑会有助于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完成。

一、前言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作为社会个体的个人不仅需要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建立起自己的身份,明

确“我是谁”,更需要在有“他群”

(the other groups )存在的情况下,建立起归属于社会群体的集体认同,明确“我们是谁”。在现实中个人常常同时归属于多重社会群体,由此身份认同也存在多个层次,如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家族认同、族群认同、姓氏认同、地域认同、宗教认同、阶级认同和国家认同等

等。这些身份可能互不相关,但也可能存在重叠或

隶属关系并因此产生冲突。一般来说,人们会对之加以协调。但是,当涉及到国家这一认同对象时,问题就有所不同。人们在认可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首先得接受这样一种信仰,即国家是政治的首要单位,人们必须在他们的多重认同中确立国家认同的优先地位。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认同是一个多层面的、可变的心理状态,除反映自己的主观态度外,也经常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因此,虽然人们的“国家认同”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并非一成不变。事实上,认同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如社会面临重大转型的情况下,原有的认同会受到冲击和影响乃至发生变异。以此观察,可以发现港台两地同胞的中国“国家认同”原本不是个问题,但随着香港回归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以及港英殖民政府的刻意操作,台湾岛内自李登辉主政之后特别是民进党上台执政以来受到“台独”势力的长期污染,港台社会历经了重大的政治变局,“国家认同”逐渐成为港台两地同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如今,香港已经回归祖国整整十个年头,再次经历了重大变迁,而台湾与大陆目前虽然仍处于分离状态,但两岸之间的各项往来日益频繁、深入,考察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现状,不仅能够检视“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效果,而且对未来

2008年3月

第6卷第1期总19期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 ocial Sciences )Mar.2008

V ol.6N o.1Sum N o.19

解决台湾问题将起到某种有益的借鉴作用。

二、回归前后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变化

政治身份的形成,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背景,由历史演变而成。香港虽然“自古以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但历史并不是静止不变的,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也随着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而改变。

(一)回归前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状况

香港本地近年来多次的调查报告表明,“香港人”与“中国人”是香港人的两个主要身份认同。香港在其特殊的殖民历史经验中,英国政府并未刻意强加给香港民众具政治意义的“英国认同”,很自然地,被视为创造了奇迹的“香港”,便成为主导性的本地化集体认同对象。但在文化与族群上,身为华人和中国人的历史背景也始终是另一个集体认同的对象。[1]2但是,这两个身份的区分对象是不同的:“香港人”,主要以经济和现代化上的成就为分类标准,来区分香港人与大陆的中国人;“中国人”,则主要以儒家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方式为分类标准,与世界上其他华人融合,并同时与非华人区隔。

对英国殖民时期的香港同胞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通常占据着首要位置。虽然90%以上的香港人口从族群和文化上说都可以算是中国人,但受到英国殖民当局有意弱化香港同胞“国家认同”政策的影响,以及家族、乡土或族群认同在个人日常生活中往往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许多香港同胞对“国家认同”问题采取了相对漠视乃至回避的态度。以1997年的一份民意调查为例,在这次民意调查中,受访者中有55%的人自认为是“香港人”,1413%的人认为自己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2811%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①结果显示香港本土认同高达五成以上,几乎是中国认同者的两倍,很明显,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感相对缺乏。

(二)回归后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变化

考查中外历史可知,公民的“国家认同”并非是静止不变的,在社会发生重大政治变迁的时候,人们的认同往往容易随之发生变化,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在香港,自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开始,经过十多年的过渡期后,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中国,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从法理上

说,所有的香港居民,都从英国殖民治下的子民转变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国公民。然而,从情感上说,有多少香港同胞真正认同中国呢?回归后这十年,随着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是否已发生显著变化?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钟庭耀博士等人在2005年做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就香港同胞的认同进行问卷:“请问您觉得你自己是香港人、中国人,还是两者都是?”结果,自认为“香港人”的占16%,“中国人”的占28%,“两者都是”的有56%。与上面1997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可以发现其中的重大变化:虽然单一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与回归前基本持平,但单一的“香港人”身份认同却大为减少,而“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的双重身份认同则大为增加。这一结果表明,回归后香港同胞的“中国人”认同意识在逐渐增长。

三、香港同胞“国家认同”变化的原因分析

诸多民意调查结果皆显示,香港同胞的中国“国家认同”意识比回归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促使香港同胞中国认同增强的具体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以身为中国人为荣的香港同胞增多。社会身份理论学者认为,社会身份的作用主要在于满足个人的自尊需要。[2]香港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当香港同胞自认为香港人时,他们主要是透过香港在经济和现代化上的成就来与大陆的中国人作区隔,并藉此感到自豪。[3]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发展的势头,大陆对香港的磁吸力越来越大。在大陆稳步发展的同时,香港经济却屡有波折,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香港同胞的自豪感。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同胞的两个主要身份认同自然会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中国认同也自然会得到增强。

第二,政治社会化的效用。“国家认同”的形成,除了需要长时间的历史积累,更需要国家有意识的培养、灌输和塑造。为了达到整合国家和社会的目的,国家和政府需要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推行政治社会化,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大众媒介等各种社会设置,使人们感受到由民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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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料来源:两岸关系民意调查。1997年由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柏克市场研究公司及中山大学民意与选举研究中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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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共有的文化传统等体现出来的民族感情的感召,从而导引、灌输和塑造民众的“国家认同”。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重新拥有对香港的治权,代表一个国家主权象征的国歌、国旗、国家领导人等国家符号名正言顺地在教育领域以及各种传媒上大量涌现。例如,从2004年国庆日开始,国民教育专责小组推出贯以国歌为音乐主旋律的《心系家国》电视宣传短片,在香港几家电视台新闻报道前的黄金时段播放,并在此后的三年中持续进行。诸如此类的做法,显然对香港同胞尤其是对香港年轻人的祖国意识以及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三,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发展,并非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乃至多向的,是互动的结果。国家政策在扭转和塑造公民的“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回归后的香港,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政策措施。政治上,由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切实得到落实,香港同胞原有的生活方式,诸如自由、法治、公平等价值观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拓展了增长空间。经济上,当香港面临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时,中央政府果断出手相救;开放大陆民众赴香港旅游,则大大刺激了曾一度十分萧条的香港经济;而出台“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政策,使香港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两地的经济双双受益,差距也在逐渐缩小。如果说,香港认同的形成是建立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文化疏离与经济优越感之上,那么随着香港对内地政治上依附、经济上依赖关系的不断加深,香港同胞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意识的增强,也就是自然而然、毫不足怪了。

香港同胞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感不断增强确是事实,但也不必讳言,仍有部分港人至今并不认同中国。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数端:

第一,制度差异以及对“一国两制”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心存疑虑。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作为英国殖民治下的香港是英联邦的一环,基本上其制度的安排在不同地区虽有因地制宜的差别,但其法律与行政的架构却有相当的一致性。英国的殖民统治基本上有两大支柱:一是有效率的文官体系;二是以法律作为基础的法治社会。在这样的体制下,殖民统治的特权与不平等固然存在,诸多统治上的不合理也是事实,但却也提供给香港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4]3372338在这百年间,香港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廉政制度、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体系、稳健的文官制度、成熟的法治社会以及和国际社会接轨的商业游戏规则等等,所有这些都已成为“香港人”身份认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回归日期来临以及回归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一些香港同胞认为,由于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大陆有很大差别,回归后中央政府是否对香港事务进行干预,以及对原有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能否得到维持感到忧虑,担心目前所拥有的生活环境会发生重大改变。而且,尽管香港与内地经济上的差距可以在短时间内缩小,但在政治体制、社会风气、法制意识等方面的差异,则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存在。可以这样说,只要香港与内地的制度性差异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以香港认同作为主导性认同的土壤就将继续存在,不会完全消失。

第二,既有社会分类方式的影响。根据社会身份理论,个人的社会身份一旦形成,就会对所属群体产生偏爱而对其它群体产生排斥。因为,社群间存在着权力及身份地位关系,自尊是群体认同的最基本动机,人们都较喜欢做有支配地位的群体的成员。[5]前面已经提到,“香港人”身份,主要是以经济和现代化上的成就为分类标准,来与大陆的中国人相区隔的。在一些香港同胞的眼中,较香港的发达、繁荣、先进、自由、廉洁而言,即使是改革开放多年后的大陆,也仍然被他们视为贫穷、落后、专制、保守、贪腐的代名词。在这种社会分类方式的支配下,这部分香港同胞往往以偏盖全,难以对大陆形成客观、全面的观感与认识,从而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产生心理上的抗拒。香港学者近年来对香港青少年的认同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也证实:愈认同香港人身份的青少年愈对香港人有正面的观感,愈对大陆人有负面的观感;但愈认同中国人身份的青少年却刚好相反,他们较倾向于对大陆人有好感。

第三,相对隔离的客观环境和英国殖民的后遗症。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已回归中国十年的香港社会中,部分香港同胞对母国的离心倾向仍然很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客观历史环境的影响,因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香港与内地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加之在相对隔离的情况下缺乏应有的接触和交流,部分香港同胞对中国大陆的疏离感、陌生感甚至抗拒感逐渐增强,他们的中国认同则呈现相对减弱之势。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英国对香港的殖民政策。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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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香港的历史教育,在弱化香港同胞中国认同意识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学校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历史的漠视所造成的后遗症,以及香港的主流媒体长期以来标榜所谓“中立”、“客观”,在新闻表述中向来很少出现“我国”、“祖国”等字眼,对祖国大陆也少有报道,从而使许多香港同胞从小就对内地有一种天然的陌生感和疏离感。

总的来说,身份认同的形成或改变都需要时间,不可能说变就变。由于香港与祖国大陆分隔日久,制度有别,加上生活水平上的差异等等历史与现实的因素,致使一部分香港同胞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难以接受中国的“国家认同”,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时间是世上医治心灵创伤的良药,接触、交流与合作,则是消除误解与隔阂的不二法门,可以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香港与内地日益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广大香港同胞对祖国的认同感必将进一步增强。

四、香港经验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性质上根本不同,但回归前的香港与台湾相比较,毕竟又存在不少相似之处,因此,对香港同胞“国家认同”变迁的研究,势必对解决台湾问题有某种意义上的借鉴作用。

第一,相似的历史经验。首先,台湾和香港都经历过殖民统治。台湾在1895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香港则历经英国156年的殖民统治;其次,两地都分别经历了回归祖国的历史转折。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回归祖国,中国政府则在1997年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再次,两地都走上了不同于大陆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且至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问题。在“台独”势力的蓄意煽动下,台湾民众的“台湾认同”有日益被扭曲到所谓“国家认同”层次之势;在香港,则是香港同胞强烈的“香港认同”与“中国认同”的相对薄弱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中国意识的根深蒂固。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之久的残酷的殖民统治,不仅未能泯灭台湾同胞的中国意识,相反,却使广大台湾同胞愈加怀念祖国。台湾光复后,特别是国民党政府退踞台湾后,为了维持在台湾的统治和实现“反攻大陆”的目标,运用其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大力推广中华文化,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意识至今仍得以在大部分台湾同胞的心中蓄存。至于在香港,英国政府所实施的殖民政策,跟它在

其他殖民地所施行的政策有很大不同,它从未试图将香港跟它的“母体”中国大陆完全隔离———因为英国人原来的目标并不在香港,他们的愿望是要从整个中国攫取最大的利益。在英国人的心目中,香港只不过是一块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因此,香港跟中国大陆始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许多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不仅在血缘上而且在文化上、历史上乃至在情感上仍然认同中国。

第三,“国家认同”问题的人为操作。随着“反攻复国”梦想的破灭、1970年代开始的“外交危机”对台湾当局所代表的“中华民国”的涵义造成极大冲击的效应日益显露,以及台湾本土化和民主化的不断发展,以台湾本土为集体认同对象的“台湾认同”成为反对势力倡导的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替代认同对象,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逐渐遭遇挑战。1980年代末李登辉开始主政台湾后,台湾当局在一个中国原则立场上不断后退,更打着“自由化”、“民主化”的幌子,蓄意纵容“台独”势力的发展和“台独”理念的鼓吹与泛滥,致使台湾社会原本不成问题的“国家认同”日趋混乱,不认同中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只是“台湾人”的人比例愈来愈多。及至2000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后,更变本加厉地推行以“去中国化”为核心的“文化台独”政策,竭力营造“台独”话语霸权,刻意制造所谓“本土”与“非本土”、

“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对立,妖魔化中国的“国家认同”。而在香港,港英政府自1960年代开始,也有计划有目的的推行一系列新的政策,培养一种所谓“香港意识”的形成。例如,推动议会选举、探索港人文化素质、鼓励香港研究等。历史学家认为,港英政府刻意培育香港人的香港意识,有着深远的政治阴谋,其用意是要抗衡来自中国大陆的影响。[6]61因此,港英政府的政策调整使得香港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香港意识”却因“九七”而被人为地提升为一种近似于“国家意识”的意识形态,从而给回归后香港同胞中国认同的形成与巩固设置了障碍,增加了难度。

对香港同胞和台湾同胞来说,由于历史、地理、文化和种族等因素的影响,无论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感受,中国大陆的影像在其意识中始终挥之不去,制约其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央政府来说,在引导和塑造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时,面临着与促进香港人心回归时的一个很大不同:即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台湾在形式上仍拥有完备的“国家形态和国家机器”,因此在政治自主诉求方面,台湾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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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强过香港地区,要想使民众的“国家认同”发生转变,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此外,在台湾问题解决

前,中央政府无法采取类似在香港的政治社会化手段来抵御“台独”势力“去中国化”的措施与图谋,以

引导和促进中国认同的形成与巩固。尽管如此,鉴于港台两地存在如此多的共性,我们认为,上文所

述的促进和引导香港同胞“国家认同”转变的种种举措,绝大部分仍可以适用于台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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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of N ational Identity of H ong K ong

Before and A fter the H andover and its R eference to T aiw an Issue

G UO Y an ,X U Bo 2dong

(Institute of T aiwan S tudies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China )

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is a sense that people belong to a state.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objective condition and subjective manipulation ,“national identity ”gradually became a problem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H ong K ong and T aiwan people.T o study into the status quo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H ong K ong people can examine the effect of “one state ,tw o systems ”in H ong K ong ,can help us realize the status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T aiwan people and to forecast its developing direction ,since H ong K ong and T aiwan have many similarities.K ey w ords :national identity ;H ong K ong com patriot ;Chinese ;T aiwan issue

(责任编辑　孙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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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之后香港人们的生活如何

香港回归之后香港人们的生活如何？ 香港在回归之后发展更迅速，它是国家依重的城市，是世界交易的窗口，发展壮大是在计划之内的事情，现在中国都在腾飞，香港能不好么，可以说现在香港的生活水平比起在回归之前大有提高。 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如何？ 经历7年的风风雨雨，香港——这个令所有中国人自豪的东方明珠，在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精心呵护下，如今依然晶莹璀璨。“一国两制”显示强大生命力香港回归7年的历史，也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历史。7年来，香港经受了不少风雨，尽管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全球经济放缓以及非典疫情的严重影响，但是香港人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和基本法的保障下，港人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活方式，享有充分的民主。特区政府施政透明，市民得以更多参与香港政务。人权和新闻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目前，香港每天有50多份报纸出版、170个频道广播，充分反映着社会多种声音和不同阶层的意见，香港人均拥有报纸的比率依然在世界城市中名列前茅。香港回归以来的成功实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扬。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去年访问香港时表示，他相信香港能够继续保持繁荣。金融、航运、贸易、信息中心地位不变香港一直拥有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的美誉，是资本主义完全自由运作的成功例子。这份自由得到基本法的保障。香港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被视为“最佳营商城市和最具有潜力的投资基地”，被公认为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进入中国的最佳桥梁和中介。香港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先进和稳定的金融中心之一。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和办事处的跨国公司数目，比亚太区其他城市都多。世界上最大的100家银行有3/4在香港营业，香港的股票市场按资本市值计算在亚洲排第二，仅次于日本。香港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中心之一。2003年，香港第11次被评为全球最繁忙货柜港。香港国际机场自1998年启用以来，一直是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机场。7年来，香港吸引外资有增无减。包括英、美在内的世界各国在香港都有巨大的投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今年初发表的《2003世界投资报告》显示，香港再次被誉为亚洲吸引外来投资表现最佳的经济体系，2002年接收外来投资仅次于中国内地居亚洲第二。目前，平均每周有一家外资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到去年6月底，在香港的外资总部和办事处已超过3200家。特区政府最新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首季香港外汇储备大幅增加。香港经济迎来复苏的曙光香港经济在经过6年多的阵痛后，终于迎来了复苏的曙光。今年首季香港经济增长达到6.8%，是自2000年第四季度以来最强劲的增长。众多机构和专家预测，接下来的第二季度将有望达到或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今年1月至5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4.9%，前4个月零售业总销售价值同比增长11.6%。统计显示，从去年7月开始开放的内地“个人游”，令香港酒店、零售业、餐饮业“人财两旺”，香港旅游业已成为率先复苏的行业。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房地产市场今年也重扬升势。5月恢复卖地以来，两次卖地成绩相当理想。业内人士分析，这显示香港经济基调向好，发展商对未来楼市感到乐观。至今年5月，失业率已从去年同期的8.7%下降至7%。最新统计显示，各大企业招聘员工的意愿已达到4年来的最高，增加员工薪酬也已成为超过半数企业明年的计划。

香港回归历程

香港回归历程 见证香港回归历程的外交巨子柯华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十周年纪念日。 在香港回归的历史过程中，有一位特殊的中国外交官是不能不提到的，他就是原中国驻英大使柯华（1978－1983年在任）。 柯华，这个名字伴随着的是一段不平常的历史。 但他却总谦虚地说：我不是历史人物，我只是历史的见证者。 大学生?八路军战士?大使柯华，原名林德常，1915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鲤湖镇。 小时家境贫寒，父亲到南洋打工维持全家生计，母亲除做家务外还要织布挣钱贴补家用。 1935年，柯华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1937年4月，柯华参加了一个由十人组成的燕大学生代表团秘密到延安参观学习，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抗日战争爆发后，柯华怀着抗日的满腔热情，脱掉学生装，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 柯华先到山西临汾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为他改名柯华。 不久柯华去了延安，在那里工作了整整十二年。 期间，他进过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毕业后主要

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参加过整风运动，当过土改工作团长等，一直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到西安工作为止。 西安解放后，柯华先后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西安市委副书记。 1952年8月，他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委副书记兼秘书长，文化部第一副部长。 1953年7月又调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 1954年底，柯华出任外交部礼宾司第一任司长。 从此在周恩来的亲切教诲下，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1955年初，柯华刚上任后几天的一天上午，印度驻华大使打来电话，询问周恩来的电话号码，要直接同周恩来通话。 礼宾司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经几位司领导反复商议后，由一位专员出面婉言拒绝。 此事后来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原来是周恩来在不久前陪同毛泽东接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曾和印度大使说过，有事可直接给他打电话。 周恩来同柯华单独谈话，询问柯华到外交部工作前担任什么职务，接着耐心地向他谈了中印关系的重要和毛泽东对中印关系的重视。 周恩来对柯华说：做外交工作，可不像你当市委书记，那是一方诸侯，权力大得很，许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 而外交工作的每一件小事都疏忽不得，搞不好，都关乎国家大事，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影响。

香港回归是什么时间

香港回归是什么时间 香港回归的时间是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归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 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 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事件。1997年7月1日 当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结束长达155年的英国的统治，香港由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绝大部份香港华裔居民自动成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香港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所以这个 天也成为香港回归纪念日。 二、关于香港回归的历史背景 1982年9月，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华，*因香港前 途问题与其实行谈判。*提出，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能够用“一个 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方案解决。他强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转余地。”“应该明确规定：中国将于1997 年收回香港。”双方最后达成共识，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香港问题。于1984年签署协议。 1982年9月26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首次揭开了 香港前途谈判[2]之幕。双方在经过首次谈判后，声明表示将会通过外 交途径对香港前途的解决方法实行商谈。第二阶段的谈判是1983年7 月12及13日两天，地点在北京。中方团长姚广、英方团长是驻华大 使柯利达。不过，因为双方在初期的会议中，1983年9月22、23日第四轮会谈后，1983年10月19、20日，双方举行第五轮会谈，中英公 布中恢复了“有益的”、“有建设性的”形容词。 1983年12月的第七轮会谈后，公报称双方回顾了会谈的进程和 所取得的进展显示会谈已进入新阶段。1984年4月，英国外相贺维访

回归以来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变化状况及原因分析上

回归以来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变化状况及原因分析（上）2013年11月25日10:10 来源：《产经评论》2013年第5期作者：张强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19 摘要：本文首先从香港在世界经济竞争力的排名、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以及在时间序列上发展等角度剖析其经济竞争力的变化，然后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构造一个描述香港绝对经济竞争力的指数，量化分析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变化。结果表明香港金融、贸易和物流、旅游服务和专业服务竞争力在受到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下产生波动，但是总体上还是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随后对香港经济竞争力变化的原因进行剖析，最后对如何提升香港经济竞争力给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香港，经济竞争力，主成分因子分析 一导言 香港是一个“小型开放型经济体”，小型意味着系统对环境的依赖，高度开放则意味着环境对系统影响的直接和强烈。但也正因为其经济系统的特点，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条件下，香港的竞争力不断地面对着各种挑战和危机。自回归以来，在经历了一系列外部政治、经济事件冲击以后，人们越来越关注香港经济竞争力可能的与实际的变化，并反思香港自1997年以来经济竞争力的变化、香港经济发展的前景和走向光明未来的道路。回归之后香港经济遭遇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结果是房地产资格价格暴跌，失业率高企不下，经济萧条以及财务状况迅速恶化，GDP从1997的峰值1.365万亿港元衰退到1998年的1.292万亿港元。更有甚者，当与香港齐名的“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从亚洲金融危机风暴冲击中复苏之际，香港却仍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苦苦挣扎。而后美国“9·11”事件又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作为“小型开放型经济体”的香港自然难以独善其身，GDP从2000年1.317万亿港元降低到2001年的1.299万亿港元，随后香港经济进入缓慢的复苏阶段。2003年初，SARS爆发，香港经济更是雪上加霜，2003年GDP下降至1.234万亿，创下自回归以来的最低值。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香港经济再次受到重创，香港恒生指数从2007年的最高点27853暴跌至2009年的11542，失业率高达5.3%，经济增长率为-2.6%。从以上在各次外部冲击下的表现看，香港经济抵御外来冲击能力弱、自我修复功能差、经济系统比较脆弱。我们可以将香港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归结于各种金融冲击和外部事件，不过香港经济在这些事件中的表现让我们感觉剖析香港经济竞争力是一个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事情，这有利于我们认识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基本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经济遭受到各式各样的外部冲击，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改变，经济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调整。于是我们便有以下疑问，回归以来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发生那些变化？ 应该如何看待香港经济随世界经济波动而波动的现象？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和社会发展呢？为了分析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分析框架如下：第二部分从香港在世界经济竞争力的排名、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从时间序列角度剖析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变化；第三部分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构造一个描述香港绝对经济竞争力的指数，这是对第二部分经济竞争力剖析的数量化和补充分析；第四部分主要分析香港经济竞争力变化的原因；第五部分对于如何提升香港经济竞争力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变动 （一）香港经济竞争力排名分析

香港回归后的经济发展

香港回归后的经济发展 新中国诞生以后，香港一直是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窗口和通道。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和香港已经建立了日益密切的互利互补的经贸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保证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对内地沿海地区的开发和现代化建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香港在1998年及2003年分别受到亚洲金融风暴及“沙士”爆发的影响，经济受到冲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自1998年至2003年共下跌16%，本地生产总值平减物价指数更累积下跌了23%。但凭着香港人的干劲，加上国家的大力支持，香港经济不但逐步摆脱困境，并且强劲复苏。2006年，本地生产总值增长6.8%。经济增长在过去连续三年都在趋势之上，平均每年增长达7.6%，而且经济增长层面不断扩阔。在消费方面，2006年全港零售总额较三年前增长23%。在投资方面，2006年整体投资增长8%，是连续四年加速增长，也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大升幅。 这个被称为“东方之珠”的小岛，已经成为居于世界前列的金融、贸易、航运、信息中心。十五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香港有着奇迹般的变化。过去20年, 香港经济增长接近3倍。本地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实质增长明显高于“经济及合作发展组织”经济体系的增长率。在最新按经济活动划分的本地生产总值数据中，服务业占超过90%，制造业占不足4%。在二十一世纪，香港面对科技急速发展带来的挑战，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越趋激烈的竞争，香港经济加入高增值行列，向着较高增值服务和知识为本的经济活动转移。 香港经济将继续努力善用其“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优势。香港贸易的重点已经逐渐由转口向供应链管理及高增值物流服务转移，离岸贸易发展蓬勃；香港的金融市场不但成为内地企业的主要集资管道，更是协助内地企业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运作效率、推广品牌、迈向国际市场的平台。香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正积极为内地提供更多元化的专业服务。 总之，香港回归祖国，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本世纪的宏伟目标，将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同时，使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也有了保证。香港的未来会更美好。

香港与新加坡经济发展比较

香港与新加坡经济发展比较 林锡星 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多年来持续高速增长,以“亚洲小龙”和“亚洲双城”著称。在1970年以后的20年间,香港和新加坡的年均GD P分别增长了813%和7165%。在80年代,新加坡的边际资本产出率是香港的两倍。这意味着新加坡为了增加单位产出所需要付出的额外资本数量之大。不断增加投资无非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回报,但新加坡是世界上资本报酬率最低的国家之一。60年代初,它的资本报酬率是40%,但到了80年代末却下降到11～12%。在1970年以后的20年间,香港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有56%来自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但同期新加坡的总要素生产力却下降6%。简言之,香港的富裕和发展是靠提高使用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效率,而新加坡则主要靠增加资本投入、征税和强制储蓄。 香港的经济发展比新加坡稍胜一筹,主要归因于三个因素:一是香港居民主要是解放前后来自上海的移民,其中有不少名流精英和实业家。他们精明能干,受过良好教育,素质高和具有国际性。直到80年代,香港对新加坡仍占有这方面的优势。二是香港政府执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甚至对投资、基础事业都不加干涉。新加坡却与此截然相反,干预甚多。三是新加坡在整个工业发展过程采取了资本密集与劳力密集相结合、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相结合的方式。新加坡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相当高,尤其是电子、石化、机械、造船之类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在制造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香港制造业则偏重于轻工业,主要行业有纺织、制衣、塑胶及电子业。这些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不高,规模偏小。香港虽然有若干亿万富翁和大财团,但大多集中于房地产、金融、贸易和运输等第三产业,属于制造业的屈指可数。 进入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香港和新加坡长期以来是对手,亚洲经济危机加剧了这两个亚洲城市历来就存在的竞争。但今非昔比,香港已丧失了对新加坡的绝对优势。两者只能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争取成为21世纪的双赢家。 香港和新加坡都由于当地居民的勤劳和智慧才有了今天的繁荣,而不是依靠富饶的自然资源而致富。两地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华人。但作为前英国殖民地,两地都适于讲英语的人居住,并吸引了不少移居国外的专业技术人员。但从目前情况看,新加坡人讲英语的水平要比香港人稍胜一筹。 两者都在金融市场上占有自己特殊的位置。新加坡在外汇交易方面超过香港,每天的成交额逾1000亿美元。但香港在投 42

改革开放与香港回归

1842年，鸦片战争以腐朽没落的清政府的失败告终，香港岛在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被英国霸占。从此，中国就像被打开了一个豁口一样，在以后每次战败后，都会被迫签订不平等的条约条款，总数达几百个。残酷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是富民强国的唯一途径，强大的综合实力是利于民族不败之林的根本。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和探索，虽然有过大跃进和十年文化革命的错误，使社会发展一度停滞不前，但党努力反思、积极改进，终于挽回很多损失，并制定正确的发展路线，使社会稳步发展。发展是硬道理。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特别是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迅速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制度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综合国力飞速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急剧增大，这就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为了完成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双方多次进行谈判，整个谈判历时2年，两国政府代表团共举行了22轮会谈，最终我国与英国在1984年12月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并在1997年7月1日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香港正式回归祖国怀抱，历时55年。 香港问题实质上争得是对香港的行使主权，这也是双方分歧的根本所在。关于姓“资”还是姓“社”，这也是双方非常敏感的话题，但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个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为和平时期解决相关的历时问题指明了出路，把祖国统一大业又往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此是前所未有的伟大构想，具有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 谈判之初，撒切尔夫人并不想把香港交还给中国，还妄图保持殖民统治以及要求变相的治权。邓小平同她会见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决心和立场，彻底打破了英国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使香港问题得以圆满解决，也为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香港问题表现出国家对民族根本利益的决心和毅力，也表现出随着国家实力增强，我国已经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事证明了只要坚持实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我国一定能够国富民强，成为世界强国。

香港回归与中国经济发展(毛概论文)

香港回归与中国经济发展 香港回归祖国，洗雪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是一件彪炳史册的盛事，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新中国诞生以后，香港一直是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窗口”和“通道”。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和香港已经建立了日益密切的互利互补的经贸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保证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对内地沿海地区的开发和现代化建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在１９８２年到过香港。当时，香港正陷于困境。受西方经济衰退的影响，香港的制造业出口额和就业率普遍下降，房地产业也不景气，固定资本投资减少，许多人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１９９６年我第二次到香港，那里已经发生奇迹般的变化：过去１０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６％，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１９９６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２５３００美元，居亚洲第二位，高于英国；外汇储备６００ 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这个被称为“东方之珠”的小岛，已经成为居于世界前列的金融、贸易、航运、信息中心。１４年来，特别是近１０年来，香港为什么会有如此奇迹般的变化？对此，国内外学者从多方面作过分析。尽管看法不尽一致，但有两点大家的看法是共同的： 第一，是邓小平同志及时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宣告香港回归后社会经济制度不变。这一构想，为香港各阶层和英国政界有识之士所接受。１９８４年，中英联合声明公布以后，香港前途明朗，稳定了人心，增强了海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第二，内地坚持改革开放，为香港的经济繁荣和转型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一方面，香港的制造业纷纷迁入内地，利用内地的低成本，提高了香港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加速了香港的经济转型，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业比较发达的经济体系。目前，服务业已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８３％，服务出口规模居于世界第九位。 香港的繁荣和发展，也为内地的经济发展增强了活力，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在，内地的对外贸易有一半通过香港，外汇收益有１／４到１／３来自香港，引进的外资有６０％来自香港或通过香港。香港在内地的企业大约有５万家，拥有四五百万职工。由于大规模地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仅加速了经济特区的建设和沿海地区的开发，也促进了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８０年代以来，香港和内地在经贸关系方面相互依存，已经连成一体。可以这样说，香港没有内地，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和稳定；内地没有香港，也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好形势。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就要回到祖国的怀抱，邓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就要变为现实。香港回归以后，内地和香港多年形成的这种互利互补的经贸合作关系肯定会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阔的领域展开，香港在我国经济建设中会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第一，在内地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和市场多元化的外经贸格局中，香港仍将是内地连接国际市场的重要通道。香港是单独关税区和自由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内地还没有哪一个港口能够代替它。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金融组织都看好未来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把它当作进入内地市场的“桥梁”。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将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乃至内地与台港澳的经济合作，也会加强正在崛 起的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这些，都极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但就其运行机制来说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无本质区别。香港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市场体系，对市场机制的运用有丰富的经验。大

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又称香港主权移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政府根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双方共同承诺，于1997年7月1日开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将香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历史事件。1997年7月1日当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结束长达155年的英国殖民地身份，香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为政府首长。绝大部份香港华裔居民自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时有350万香港居民终身保留英国国民（海外）身份。 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时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清朝战败于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及鸭脷洲割让给英国。1860年，清朝再次被英法联军打败，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交给英国管治。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清朝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这三份条约正本由台湾当局外交部典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1982年，英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虽然《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皆指香港岛及鸭脷洲与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及昂船洲永久割予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承认《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所有相关不平等条约，只承认香港受英国管理，而非英国属地，并要求英国将香港岛和九龙连同新界一并交还。1997年，英国政府决定将香港的主权交给中国，但同时争取维持英国在香港的利益。 中英双方最终在1984年12月19日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了1997年7月1日起，中国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始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行使主权和治权。 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同志因香港前途问题与她进行中英谈判。 邓小平同志提出，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方案解决。他强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转余地。”“应该明确规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双方最后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香港问题。双方于1984年签订协议。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首次揭开了香港前途谈判[1]之幕。双方在经过首次谈判后，声明表示将会通过外交途径对香港前途的解决方法进行商谈。第二阶段的谈判是1983年7月12及13日两天，地点在北京。中方团长姚广、英方团长是驻华大使柯利达。不过，由于双方在初期的会议中，1983

十多年来香港的变化

十多年来香港的变化 香港非法占中集会旷日持久，已对香港社会造成巨大负面影响，香港社会表示已忍无可忍。为深入了解香港民众的内心想法，分析香港占中集会的历史本源与未来发展，有必要对十多年来香港发生的变化以及其对香港民众产生的影响作一回顾与总结。 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以来，中央人民政府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坚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进民主发展，坚定不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是香港在巨大变化中的不变之处在此背景下，香港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首先是在政治方面，2010年，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黄济福教授指出，回归以来，香港社会“马照跑、舞照跳”，资本主义制度照常运转，社会生活和回归前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政治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特征是：爱国爱港成为社会主流；民主潮流势不可挡，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政党成为民主发展的明星；中产阶层成为民主发展的中坚力量。4年已经过去，但这种总体发展趋势却没发生根本性变化。爱国爱港成为社会主流，这是毋庸置疑的，每一个公民都天然的对自己所生所长的土壤有一种依赖感与保护欲，不允许任何力量侵入它。而回归十多年来，港人对自己的祖国——中国也渐渐产生了这种感觉。具体表现在，第一，回归以来港人国民身份认同趋势上升。第二，领取中国护照人数增加。第三，对中央政府和内地信任度和满意度提高。第四，拥护祖国统一和祖国休戚与共。第五，移民回归，港人北上，支持香港和内地互动，背靠祖国的成了绝大多数。第六，爱国爱港力量逐渐成为香港最大的政治力量等等。所有这些改变的一大原因无疑是我国国力的强盛，国际威望的提高，港人找到了作为国人的荣耀感、自豪感与归属感。其次，民主潮流势不可挡，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占中问题来自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这一决定再次有力推动了香港的民主发展，然而这给外国势力代言人成功上位夺取最高香港治权，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门槛。占中集会组织者也正因此出此下策，发起占中集会骚扰民生。但是他们应该认识到，香港回归十多年来，其民主潮流已经势不可挡，极少数人为了自身利益而所做的无畏的反对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变，更不会动摇中央的正确决策。1997 年香港回归，根据《基本法》，香港开始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法规定，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立法会的选举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这个双普选的目标必然激发推进民主的热情。有数据显示，回归前，“到1991 年，立法局选举首次引入分区直选，当时地方选区的登记选民人数约有192 万人，而投票率为39.15%。”回归后，“在2004 年，立法会选举中，地方选区登记选民人数已上升至约321 万，而投票率亦升至55.6%。登记选民人数及投票率的增加，反映了市民是期望在选举方面有更大的参与的（引自黄济福《回归以来香港政治生态的四大变化》）。这些变化都说明了民主潮流在香港的盛行及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最后，政党成为民主发展的明星；中产阶层成为民主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些政治方面的变化无不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民主，法治。这也意味着占中集会组织者及外国势力的阴谋不会得逞。 经济方面，刚回归时，香港就遇到了亚太经融风暴，严重的经融风暴导致香港经济开始衰退，其经济出现疲软的状况，尽管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还是没有达到回归前的繁荣，直到2003年其经济增长才步入正轨。数据显示，直到2009年，12年来香港GDP年均增长3.88%，打破了西方学者关于回归后将出现

对于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看法

香港回归二十周年 1997年7月1日零点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我是1997年2月19日出生的，而我出生那天正是促成香港回归的一个伟人逝世的日子，那个人就是邓小平。 1982年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谈判成功，并且于1984年签署协议《中英联合声明》。从1997年7月1日起，中国在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开始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重新行使主权和治权。 香港回归对于我国来说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增强了我们民族的自信，为促进我国的领土的完整又迈出一大步。有利于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促进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与发展。香港回归十余年，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下，香港发展走向日益繁荣；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通过香港回归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这一政策是英明正确的，同时为澳门问题的解决以及澳门的回归提供了实践的范本，最终也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香港地区被英国侵占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这是国家和民族之幸运，香港回归同时标志着中国的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不仅是给西方大国以有力的回击，而且香港回归的成功实践也为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实例，对世界政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更加体现了一个大国的民族觉醒和国家振兴。

最近我一直在阅读《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中有关香港的部分，（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六日）香港必须要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期，（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日）保持香港稳定繁荣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一九九四年）我们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命令，（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在中英国家政府举行的香港交接仪式上的讲话，（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上的讲话。字里行间我体会到国家领导人对香港回归的自信和努力，如果说邓小平从经济和外交方面在香港回归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那么江泽民就是在稳定国内响应和完善邓小平的经济政策方面做的很到位了。当时的中国不是很富裕，领导人既要努力发展经济还要努力完成祖国统一大任。没有全民族统一的信念，中国很难或者要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强盛，那么香港回归可能还会推迟很多年。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假如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实力，很难维护自己的权利更不用说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了，要牢牢记住落后就会挨打的训诫。民族要提升自己的素质，国家要提高自身的实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屈辱的历史才不会重演。

关于香港回归后中国内地和香港专利申请

---------------------------------------------------------------范文最新推荐------------------------------------------------------ 关于香港回归后中国内地和香港专利申请   【分类号】 402001199730 【标题】关于香港回归后中国内地和香港专利申请若干问题的说明【时效性】有效 【颁布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 【颁布日期】 19971229 【实施日期】 19971229 【失效日期】 【内容分类】专利申请审批程序 【文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公告第五十七号 【名称】关于香港回归后中国内地和香港专利申请若干问题的说明【题注】现将《关于香港回归后中国内地和香港专利申请若干问题的说明》予以公告。 【章名】说明 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特别行政区设有单独的专利制度，施行香港《专利条例》和《注册外观设计条例》。为方便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申请人办理有关申请专利手续，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人和居民提交专利申请的问题 1 / 17

（一）提交国际申请 中国专利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法人和居民根据《专利合作条约》提交国际申请的受理局。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人和居民也可以直接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提交国际申请。 （二）提交中国国家专利申请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人和居民向中国专利局提交中国国家专利申请的，仍按照中国专利局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１日公告的《关于港澳地区专利申请若干问题的规定》办理。 二、关于国际申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获得专利保护的问题 （一）申请人在提出的国际申请中指定中国并希望其申请在香港获得专利保护的，除应向中国专利局办理有关手续外，还应当按照香港《专利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标准专利的请求注册批予手续或短期专利的请求批予手续。 （二）要求获得中国发明专利的国际申请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后，申请人为获得香港标准专利的保护，应当向香港知识产权署办理标准专利的注册手续，即：自该申请由中国专利局以中文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或者该申请已由国际局以中文公布的、自中国专利局国家申请号通知书发文日起六个月内，向香港知识产权署办理记录请求手续；并自该申请由中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香港知识产权署办理注册与批予请求手续。以上程序适用于公布日或国家申请号通知书发文日是在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７日或之后的申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变化 班级：软件+土木082班学号：姓名：崔悦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祖国母亲彻底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中国这头东方睡狮开始慢慢觉醒，但却步履维艰，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了活力，中华民族终于踏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30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30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到2006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至21，0871亿元，增长近60倍！中国的经济成就不仅写在了中国历史之上，也在世界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过去25年全球脱贫所得成就中，近70%的成就归功于中国！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30年！自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华民族犹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97年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2003年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2008年面对十几个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手挽手将一个个磨难阻击在脚下！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30年！从1979年远程火箭发射试验成功，到2003年“神五”升天，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再到2005年神舟六号载人航天卫星顺利返回，中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2008年，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炎黄子孙的千年奔月梦成为了现实！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30年！1984年许海峰摘得中国奥运首枚金牌，自此之后，中华体育健儿奋勇争先：2000年悉尼奥运，中国代表团收获28枚金牌，取得了金牌榜和奖牌榜均名列第三的佳绩；04年雅典，中国军团更是将金牌总数扩增到32枚，位列金牌榜第2位！2008年8月，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中国军团获得51枚金牌，100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1位，成为了真正的体育大国！ 中国的变化是一个历史性的尝试，其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性、深度、广度和开放性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划时代的尝试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最重要的一步。从历史的长远观点来看，这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改革进程的路还很艰难，任重而道远。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变化之大，举世瞩目。如何借鉴30年成功的经验，牢牢把握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这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其中，改革的“变”与“不变”最值得研究。 邓小平曾多次用“变”与“不变”指明改革的本质和前途，比如，他在1980年指出，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形势下，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再比如，他在1984年分析改革形势时说，“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此外，他还预言：这个“变”与“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

新我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变化 如今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希拉里·克林顿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银行)、制造业第一大国（美国崛起百年后第一次丢掉此冠桂）、210种工业产品产量全球第一（人类历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曾有此荣耀）、钢产量超过世界的50%（近8亿吨，超过其他十大产钢国的总和）、汽车消费第一大国、尚未自由兑换的中国人民币流通量超过欧元居世界第二、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世界五百强86家企业入围居世界第二、世界十大银行中国占有四家并居第一名，与金融大国美国分庭抗礼、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占据8席；载人、登月第三大航空大国、拥有核武器、航母的军事大国、专利申请世界第一、高铁第一大国（通车里程占全球50%以上）、更是信息时代网民全球第一（美国人口的两倍）、移动电话持有量全球第一（超过11亿用户）、世界数一数二的体育大国。 一、新中国成立实现伟大转变 转变一：对待人的态度——从见“人”就批到“以人为本”。很长一个时期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中国的社会一度把阶级的概念绝对化，把阶级同“人”割裂开来，只讲阶级，不准讲“人”。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是“以人为本”。从否定人性、人道、人权，见“人”就批，到提出“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表明，在“人”的问题上中国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已经实现了根本的转变。 转变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从东亚病夫到实力强国。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福利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而且也使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和主流文明之中。 转变三：对待自然的态度——从“人定胜天”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2006年10月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思想观念已经有了大转变。可喜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经越来越成为全民的共识。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巨大的成就 1.民主政治实现历史性跨越，民主法治意识增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在探索中发展。确立和实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把坚持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并在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不断健全

香港被割让的历史回归历程回归后的繁荣

香港被割让的历史 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大英帝国打败，并于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邻近的鸭脷洲割让与英国。1860年清廷再败于英法联军，被逼签下《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南部、经常对香港岛扰乱治安的地区连同邻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让给英国。当时在九龙半岛上的新边界只用矮矮的铁丝网分割，位置就在今天的界限街。1898年，英国通过与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条约，租借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但九龙砦城除外，租期99年。 1．宣布结束战争。两国关系由战争状态进入和平状态。 2．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 3．赔款。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600万银元赔偿被焚鸦片，1200万银元赔偿英国军费，300万银元偿还商人债务。其款分4年交纳清楚，倘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百元应加利息5银元。中国向英国共赔偿二千一百万西班牙银元 4．割地。割香港岛给英国英军撤出南京、定海等处江面和岛屿。 5．废除清政府原有的公行自主贸易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 6．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需与英国商定；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开始丧失。 7．以口头协议决定中英民间“诉讼之事”，“英商归英国自理”；中国的司法主权开始受到侵害。 8. 中英两国各自释放对方军民。“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港特别行政区的区徽呈圆形，徽面由红色环形窄边、文字区外圈、红色内圆及配有五颗星的动态紫荆花图案所组成。紫荆花图案为白色，由5片花瓣组成，每片花瓣中均有一颗红色五角星及一条红色花蕊镶在其间。各片花瓣环绕徽面中。已点顺时针均匀排列。文字区外圈位于红色环形窄边与红色内圆之间，为白底红字。外圈上方均匀排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字样，外圈下方均匀排列着英文“香港”字样。中英文字样之间分别镶有一颗红色五角星。中间的五颗星动态紫荆花图案的构思和寓意与区旗相同，也是以红、白两色象征“一国两制”。澳门特区区旗（简称澳门区旗）底色为绿色，图案包括五星、莲花、大桥和海水。五星代表中国，表示澳门已经回归中国而成为其中一个特区。莲花是澳门的象征，白色莲花有纯洁清廉的意思，代表澳门是一个清廉的城市。当中三片花瓣代表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这三个组成澳门特区的地方。大桥和海水代表澳门的自然环境。另外，澳门区旗上的绿色在色板上是没有的，要特别调出来。因此这种绿色称为澳门绿。和香港区旗一样，澳门区旗也曾出现错体。错体区旗为澳门基本法于一九九三年公布时的图样。而到了一九九八、九九年左右，有关当局为澳门区旗、区徽进行标准化工作时，修改成了现在的样子。修改后的区旗，主要把莲花底部和大桥原来的直线变成更圆滑流线的圆弧设计，并加强了海水线条距离远近的粗细变化。旧版的区旗区徽可容易地在网络上找到且极少人注意此错体现象。澳门特区区旗为五星莲花绿旗。底色象征着和平与安宁，五颗呈弧形排列的五角星，象征着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莲花、大桥和海水，则象征着澳门的自然地理特点和自然景观（三朵莲花象征特区是由三个岛组成的吉祥之地），寓意澳门四周是中国的领海。

香港回归后的繁荣

香港回归后的繁荣 香港的繁华是在1997年英国将它移交给中国后开始的。之后边界管理更为宽松,通行证更容易获得,中国内地人可以来这里消费。内地人变得越富裕,他们来香港购物的次数就越多。 但在今天,它不再只是一个购物场所。这座城市正经历以惊人速度发展的文化繁荣。中国艺术市场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市场,占23%的全球份额。香港介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独特地位正令其变成一个文化平台。 享誉国际的高古轩画廊除在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和罗马设有画廊外,今年1月在香港中环商业区落户。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画廊“白立方”宣布,它将在香港干诺道50号开办其在海外的第一家画廊。这里离有钱的西方人和中国真正的富人都爱去的文华东方酒店和邓永锵创立的私人会所“中国会”不远。其他画廊肯定会效仿高古轩和白立方的做法。才成立4年的香港国际艺术展刚刚将60%的股份卖给了世界一流的当代艺术展巴塞尔展会的母公司瑞士MCH集团。 香港普通公民是否能从香港的繁荣中直接受益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过高的房价意味着普通人只能住进蜗居,其工作观也非常现实。画廊和艺术展一般被视为只属于精英中产阶级而非普通大众。但中国会老板邓永锵说:“有了财富后就会追求文化。”香港一直都在追逐西方文化,现在看来,香港人想要的还不止这些。 今年2月,斯德哥尔摩现代博物馆前馆长拉尔斯·尼特韦被任命为M+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M+当代艺术博物馆将成为西九文化区的一部分。香港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似乎对文化和画廊充满渴望。本月的香港书展吸引了100万参观者(其中仅有1%的参观者为内地人),每人用于购书的钱约为35英镑(1英镑约合10.59元人民币——本报注)。人们踊跃参加了300多场读书会和研讨会。 邓永锵主持了两场主题分别为《如何和什么》、《为何作者写作?》的公共论坛。他说:“6天的会展门票就卖了3500万英镑。”邀请到的演讲者有英国史学权威戴维·斯塔基,著名英国出版人康泰纳仕集团行政总裁尼古拉斯·科尔里奇等名人。他的论坛都被挤爆了。 他指出:“你在别的地方能发现人们如此渴求知识、热爱学习吗?这是我举办论坛的原因,即让人们接触最新的思潮。”斯塔基有同感,他彬彬有礼地对不断向他提问的700名观众说:“当我来到书展时,我无法相信有这么多人。这在英国是不可想像的。” 尼特韦说:“香港艺术界一直都缺乏自信,但艺术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许多香港艺术家缺乏的是活动场地,一个赋予他们荣誉的平台。大多数西方城市都有这样的地方。” 香港和英国之间签了什么不公平合约 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大英帝国打败，并于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邻近的鸭脷洲割让与英国。1860年清廷再败于英法联军，被逼签下《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南部、经常对香港岛扰乱治安的地区连同邻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让给英国。当时在九龙半岛上的新边界只用矮矮的铁丝网分割，位置就在今天的界限街。1898年，英国通过与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条约，租借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但九龙砦城除外，租期99年。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让，形成了今日香港的边界 香港回归历程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明确阐述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3年7月25日，外交部副部长姚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为首的英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中英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举行第二次会议。 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以2660票赞成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香港回归后的稳定繁荣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1996年12月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经过投票选举，董建华当选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港人来选择最高行政首长，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位主政的中国公民。 1997年7月1日，在全世界的瞩目下，“东方明珠”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