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纬：
郭文纬：关系网中的“安全感”，使贪官不怕被治罪
——本刊专访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联合国唯一华人反贪专家郭文纬
采访：夏镇龙翻译：苏四清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纬，是联合国反贪专家唯一华人成员，亦是菲律宾、蒙古国的总统反贪顾问，具有丰富反腐经验的反腐实战经验和深厚的理论涵养。中国农历新的一年春节来临，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特约访谈了郭文纬（以下简称“郭”）。他的独到见解和精辟分析，对中国大陆的反腐倡廉事业具有借鉴意义。
（小标题1）“应确保反贪机构的独立性，使反贪机构的工作不受地方政府的政治干扰”
记：您作为联合国反贪专家唯一华人成员、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请您介绍一下香港廉政公署近年来的反腐倡廉经验，你认为有哪些反腐败经验是值得推广和大陆学习的？
郭：首先，香港廉政公署（Hong Kong ICAC）已基本上成功地减少了公共部门的贿赂现象，很少有公务员敢收受贿赂。但有许多公务员滥用职权为亲朋好友谋利的案件，我们称之为“利益冲突”，并将它定义为公务员职务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私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形。在公共部门，有严格规定要求所有公务员申报各种利益冲突。如果没有这么做，他们有可能遭受公职失当罪起诉。如一个公务员特意将采购合同给予他亲戚开的公司，却没申报“利益冲突”，即使其本人没有得到任何个人好处，但仍然犯了贪腐罪。申报制是针对“利益冲突”的最佳防范措施，我建议大陆在各级政府机构引入这种制度。
其次，随着香港公共部门贪腐现象的消减，香港廉政公署现在已将其多半资源用于私企反贪。我们认为，要建设一个操守清廉的社会，不应该有双重标准；为此私企反贪与公共部门反贪同样重要。鉴于中国经济的开放，有必要对商界进行足够的控制，以保障外国投资。当感觉到其投资在中国受到保障时，外国公司会带来更多投资。
记：大陆近年反腐倡廉的力度一年年在加大，但是，腐败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查处的贪官人数增多，贪官的职务级别较高，且贪腐数额巨大。以您在香港多年来的反腐倡廉工作经验来分析，大陆的反腐局面为什么会如此呢？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越反越贪”不正常现象呢？
郭：我不是中国贪腐问题专家，从没在这一领域做过深入研究，因而我的观点仅基于在大陆13个省做讲学时的有限观察。实际上，我见证了中国自1988年从零开始建设其反贪体系，那年我首次访问广东省检察院。那时，他们效仿香港廉政公署模式建立中国第一个反贪局，现在这一做法已成了全国所有检察院的标准。我还注意到中国反贪立法的加强，而且中国是加入《联合国反贪公约》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采用了香港的反贪执法、预防、教育三步战略，建立国家预防贪腐局是中国反贪的又一里程碑。
以我浅薄的经历来看，似乎更多贪腐官员被治罪并没有产生应有的阻吓作用。在香港廉政公署，我们的使命是使贪腐成为高风险犯罪，这意味着我们告诉公务员，如果你贪腐，能够被我们逮住的几率是51%以上。在大陆，我想许多贪腐官员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因为他们相信凭借与当地领导及反贪机构的关系，他们将得到保护。因此，具有可能性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将地方政府的调查贪腐的管辖权拿走，创建一个大而具有很高权力的中央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执法，如此安棑有解放军和海关的先例。这种制度安排可确保反贪机构的独立性，使反贪机构的工作不受地方政府的政治干扰。这种新制度本身将导致重要的阻吓作用。
依据中国现有的立法，任何收受价值低于5000元贿赂的官员可免遭司法起诉，而只接
受行政处分，这有悖于国际惯例。大多数国家，包括香港，采取“零忍受”政策。中国现行的这条政策似乎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即收受小贿赂是可以的。这无助于提升公务员的操守标准。我建议取消这项政策，让所有收受贿赂行为遭受刑事制裁。我想这一新政策可在公务员加薪的日子引入，以便他们没有借口继续收受贿赂。
记：查阅媒体公开报道，可找出近些年来在大陆“翻船”的个别港商，如先后5次行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港商杨菘才，如被称为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最大行贿人”的港商杨荣如，还有在5年时间里先后向中国节能投资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怀力田等人行贿达百万余元的港商李国曜，向马钢集团总经理助理李胜利行贿承包润滑油项目的某女港商，等等，这些港商虽然在大陆因违法受到处罚，但是几乎找不出他们在香港的劣行记录。有人说，这是“南橘北枳”现象，守法港商咋一到大陆就“变坏”了？就这种现象，请您对比香港与大陆的环境进行详细分析解读。
郭：这种情况与跨境香港与广东的汽车司机相似，很明显，在香港时他们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但在大陆会野蛮驾驶。我想部分是出于生存及竞争的需要，但更多是由于法规执行力度和阻吓力的缺失。
（小标题2）“官员应研究形形色色的贪腐问题，并提出实在的解决办法”
记：我们从网上查阅获悉，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2003年9月曾举行反贪研究深造文凭全日制课程结业典礼，是全球首个反贪课程，来自世界各地的18名学员，把他们的所学带回国内，推广应用。这个是2003年开课的，学员大部分来自海外，包括菲律宾、巴基斯坦、荷兰、加拿大、东帝汶等国家。据我们了解，课程主任就是您。请您介绍一下，全球首个反贪课程为什么在香港举行？它有哪些现实意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学成后起了什么实际作用呢？
郭：2002年10月退休时我提出这个想法。在副专员任职期间，我经常接触世界各国反贪高级官员，对于香港从贪腐猖獗的英国殖民地转变成世界最廉洁的社会之一的成功，他们中许多人表示羡慕，想要学习香港经验。退休后，我找到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很快便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他们授予我这门课程“兼职教授及名誉课程主任”的头衔。我基于不同模块设计该课程项目：反贪法、专业执法、预防、公共教育、国际范例、国家反贪战略制定。从香港廉政公署、律政司署、警务署我邀请前任及现任高管以及国外专家来讲课。现在，这门课程已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反贪课程。历经9届，已有来自35个国家的300多位反贪高官来香港学习该课程。因此通过这门课程，我已成功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学员分享香港经验，同时为互通往来与共享世界最佳反贪经验搭建一个平台。
2009年，随着这门课程的成功，我设计了另一门课程“机构诚信管理高级行政证书课程”。目的是为商界管理人员提供培训，学习如何在企业进行机构诚信管理并构建反贪系统。现在我正筹划建立“认可机构诚信管理师协会”，旨在为参与该课程学习的学员提供资质证明，他们是认可机构诚信管理师。
记：说到香港举行反贪课程教育，我们认为可以将2010年成立的中国纪检监察学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这所由中央纪委、监察部主办的学院，是中国的第一所反腐败学院，也是全世界第一所已经正式开始培训学员的反腐败学院。作为联合国反贪专家，您认为，相对于香港的反腐教育、设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国际反腐败学院教育而言，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借鉴呢？
郭：在中国建立一所全国性反贪腐学院应该是反贪腐斗争的重要里程碑，他们应可增强反贪工作的专业知识。凭经验来看，我想提几条建议：学院应该提供一个全面的、涵盖执法、预防、及教育方面的专业培训；应当邀请国际专家来讲学；应该要求学员研究中国形形色色
的贪腐问题，并写出文章，提出建议性的实在的解决办法；每年应针对世界其他国家反贪机构招收学员，旨在为互通往来及分享世界最佳反贪经验搭建一个平台。
（小标题3）“我要花更多时间去传授我的专业知识，帮助中国与世界反贪腐”
记：您作为菲律宾、蒙古等国的总统反贪顾问，您主要从哪些方面指导他们的反贪工作？
郭：大多数贪腐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这包括反贪法规不健全，缺乏调查、预防及公共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尤其是反贪部门的资源匮乏及缺乏独立性。因此我试图劝说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我向两国总统建议开办部门反贪行动计划工作坊，总统要求全体部长及各个政府部门领导人参加总统反贪工作坊，由我担任指导、主讲。工作坊研究每个部应制定怎样的反贪行动计划。工作坊后，每个部必须向总统办公室递交年度反贪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受到反贪部门的监管。这项新制度旨在让政府部门的每个领导人负责其部门内反腐倡廉及配合反贪机构的工作。这种工作坊在蒙古特別成功，由于还增举了省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坊。这种行动计划的实施大大提升了所有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透明度及问责性。
记：您多次来中国大陆甚至湖南进行反腐倡廉的演讲，我们得知，您一次在湖南怀化进行演讲时，刚好是您的生日，而您却没有告诉陪同的任何人。您的这种忘我的精神让我们敬佩。您能否介绍一下，那次演讲的详细过程？
郭：这事真的不值一提。退休后，我决定要花更多时间去传授我的专业知识，帮助中国与世界反贪腐。我知道要让演讲及会议时间符合我的个人需要会很难，所以我总是去适应别人的需要，生日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
记：与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清风》杂志的渊源颇深，作为《清风》杂志的顾问委员会成员，您为《清风》杂志的创刊、发展工作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我们都感怀在心。中国农历新的一年来临了，您对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清风》杂志有哪些指导、教诲与期望？
郭：参加了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以前举办的研讨会，觉得很有价值，很高兴地注意到这种研讨会已发展为在不同省举办的年会。我见证了《清风》杂志的创刊，并阅读每一期，感觉很专业，富有启发性。一条建议是推出杂志的网络版，以使更多人能读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