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何为 涂波

庄子何为
人气：449
文／涂波



相比于稷下黄老学派在战国秦汉的尊荣，庄周只是“在僻处自说”（朱熹语）的孤独的思想家，与之同时的孟子并未提到他，年代稍后的荀子倒是提到了，不过只是冷冷地刺了一句“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看来并不实用的庄子人生哲学在当时的确很寂寞，然而六百年后，当稷下学宫早已长满了荒草，庄周的声誉才刚刚开始。
《史记》记载庄子是“蒙人”。蒙城在哪里？一说河南商丘，从庄子与惠施经常活动的地域看，“商丘说”有一定道理；一说在安徽蒙城。曾参加过一个学术会议，会上有学者力主“蒙”即是安徽蒙城，因为这个会议是蒙城县委资助的。学者举证说蒙城自古养牛业发达，《庄子·外物》篇讲到任公子蹲在会稽山上，用了五十头巨犗（巨牛）作钓饵，才钓起可以使海边民食三年的巨鳌。养牛业不发达，何以能用牛作饵呢？闻者大笑。又有崔大华先生提出“庄子楚公族后裔”的假说，崔先生以为庄周乃是楚国流亡公族的后裔，是流亡到宋国的楚人。这种假设解决了庄子的楚文化背景问题，但还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崔大华《庄学研究》）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汉人兴儒术，很少谈论庄周。魏晋时庄学风靡，但庄子篇目却减少十几篇。原来向秀、郭象注庄子，各以意去取。向秀注的只有二十六篇，郭象注的有三十三篇，有些篇目因不合他们的思想而被删除。今天我们读到的就是郭象注的三十三篇。清代姚鼐对向、郭删注《庄子》大为不满，并以为郭象注“特正始以来所谓清言耳，于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庄子章义序》）这样的批评是值得注意的。
今传三十三篇中，有内、外、杂之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自著，外篇、杂篇大概是庄子后学所作。但《史记》列举庄子篇目有《渔父》、《盗跖》、《胠箧》之属，都在外、杂篇，看来这个问题还难确证。刘笑敢对此问题的研究方法很独特，他说内篇常以道、德、命、精、神等单音节词为哲学概念，外、杂篇则演变为使用道德、性命、精神等复合词，根据复合词晚于单音词出现的语言学规律，内篇和外杂篇的写作并不同时是可以确定的。（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
庄周大概是很愤世嫉俗的人。他认为整个社会礼崩乐坏、朽烂不堪、不可救药，儒家、墨家已无所作为，回归自然是惟一选择。庄子对于社会人生颇有些悲观情绪，社会纷乱如此，人生拘于纲常关系中不自由如彼，“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岂不为大哀乎”！即便用仁义礼法来拯救，也徒然是幻

想，因为在当时“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胠箧》）圣知之法又哪里有行其道的余地呢。当时一般士人以功名为事，苏秦、张仪辈以为“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战国策·秦策》）庄周则以曹商为秦王舐痔得禄为耻。他自己对做官毫无兴趣，楚王来徵召，他对使臣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他是宁可肮脏低贱也要自由自在的。（《秋水》）
庄周以为世间争端之根源，一在逐利求名之欲，所以庄子要讲清高；二在成心我执之迷，所以他要“齐物”。他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齐物论》）循主观，拘成见，哪里能窥见大道呢？若只以自我为中心裁断是非，就连盗跖也可以说出“盗亦有道”有大道理呢：“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胠箧》）那些满口仁义礼乐的统治者，对于人民来说，只是一个大的抢劫集团而已。孔子在威风八面的盗跖面前，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儒家知识分子的命运，正是在帝王强盗们的淫威下痛苦地呻吟挣扎。
庄子在政治上主张回归自然，在人生的追求上，则积极求道，他希望通过一定的修炼方式，以求成为至人神人，吸风饮露，不食五谷，物不能伤，这是可以藐视一切的“自由的巨人”。庄子发明了“心斋”、“坐忘”等工夫法门，以为可以循序渐进地达此神奇之境。至人、神人固然视尧舜如尘垢粃糠，就是连生死也可以齐一了。庄周梦为蝴蝶，时而“栩栩然胡蝶也”，又时而“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他以为生与死只如同梦里梦外一般罢了。《至乐》篇中讲庄子遇一髑髅，他用马杖敲着髑髅头说：“吾使司命复生之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一般人讲生比死好，庄周讲死比生好。其实生亦何欢，死亦何惧？一切随顺自然而已。
对于死后的安排，庄子更是放达，他说自己死后不必做棺材，他要“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可是弟子们说：“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鸠食，在下为蝼蚁食”，死后反正要被吃掉，为什么要将我

送给蝼蚁吃不给乌鸠吃呢？（《列御寇》）儒家慎终追远，于生死之际一丝不苟，曾子“易箦”，临死还要将不合身份的席子换下来，相比于庄子，是不是太拘执了呢？
看起来他嬉笑怒骂，很有些魏晋风度的样板了。魏晋士人任诞通脱，的确是效法庄周，但他们大多对时代的苦难麻木不仁，追求物欲情欲的享受，这哪里是庄周的逍遥境界呢？魏晋思潮辗转演变为晚明的颓放任达与玩物丧志，成为亡国亡家的思想罪魁；庄周思想在民间演化为阿Ｑ精神胜利法而受到挞伐。至今我们提到庄子，总感觉他那种颓放潇洒、我行我素的风仪，这倒与当代文化中自我中心主义、快感主义很契合，对此我倒要特别指出：庄子的人生观是积极求道，以求达到超脱悠远的人生境界，并不是消极避世与颓放自适；庄子的真实人生是不知疲倦的传道活动，并没有寢卧于无何有之乡的大树下的轻松；你看他到处讲学、论辩、游历、传道，出入庙堂之上，混迹于贩夫走卒之间，容颜憔悴，面目黧黑，家无斗米之储，室无隔夜之炊，仍然诲人不倦，苦口婆心，这样的古道热肠，在他深刻的思辩与孤峭的谈锋中若隐若现，你若是看不出，是不是也和惠施一样有“蓬塞之心”呢？
作者简介：涂波，我校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古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