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述论
五七干校述论
作者：郑谦
来源：百年潮
来源日期：2006-12-5
本站发布时间：2006-12-5 9: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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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重要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文章说:“今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提供了新的经验。”干校“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干部的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头等任务来完成”。“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人民日报》编者按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自此,“文化大革命”中又一颗耀眼的“新星”出现在世人面前。
五七干校产生的现实原因
五七干校的产生,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一些基本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解决诸多重要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尽管在报刊宣传中五七干校的成立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它的成立首先是满足大量精简干部的迫切需要。1968年下半年,“全国山河一片红”,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建立,“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毛泽东提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据此,各级革委会成立伊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裁并和人员精简。例如,1968年初,河北省革委会把原省委、省政府全套机构精简为办事组、秘书组、保卫组、政治部、生产指挥部等五个组(部),工作人员仅为80人。同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报道,肯定该县革委会把机构压缩为政工组、生产组、保卫组、办事组四个组,把办公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30人。《人民日报》编者按中指出,“实行精兵简政,是一场尖锐的、深刻的阶级斗争”,再次对精简加温。1969年7月,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个精简方案中提出,国务院所属62个部门拟合并为21个单位,下放的行政人员计21万人。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竟然是使多数机关干部成为多余人员。
当时之所以下放那么多干部,一方面是精简使原有机关容不下多少人,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则是许多人已经失去进入新生政权的资格。经过“文化大革命”前期激烈的揭发、批判、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和反复审查,上层建筑各部门许多人都难免戴上了诸如“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坏分子”、有“历史问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类的帽子。按惯例,这些人是必须下放劳动接受改造的。再加上派性争斗的失势者及动乱中大量的挟嫌报私之类行为,精简下放的队伍更加庞大。
如此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必然要求空前规模的干部下放——不管它以什么名目和形式出现——与之相配套。当时比较普遍采取边精简、边撤并、边下放的办法。有的是让他们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农村或基层进行各种运动;有少数人被派到基层充实领导;有的采取举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多数人分批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
1969年初,某省革委会开始把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接受“再教育”。到当年10月25日,全省机关、厂矿、财贸、卫生和其他事业单位共下放3万余人,其中到五七干校的有1.3万人,到农村插队劳动或蹲点劳动(以劳动为主,结合搞调查)约1.5万人;下放当工人的约有3000余人;结合劳动搞斗、批、改的近千人。此外还有百余人去当售货员和赤脚医生。某省一专区直属机关及各县直、社直机关,总共下放干部1.5万余人,其中到农村插队落户的1万余人,办五七干校的5000多人。
五七干校的创办及在短期内大范围普及,还有更为广阔的背景。从1968年下半年起,为安置大学停办、中学停课却又无法在城市就业的数百万中学生,各地均已开始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大、中城市又开始动员城镇居民“到农业第一线去”。此外,1969年,由于苏联军队接连在中苏边境挑起流血事件,全国立即展开全面的战备动员工作,大中城市开始大规模地疏散人员。这几方面的因素汇集起来,使中国顿时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的高潮。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全国性的大背景下,各地的干部下放显得十分紧迫和仓促。
正是因为满足了这样一种安置干部的迫切需要,同时也符合干部下放劳动的传统,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得到高度肯定和普遍重视,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10月5日,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发表后,按照惯例,全国各地纷纷敲锣打鼓,连夜上街游行、集会,张贴热烈欢呼和表态的大字报。各省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制定落实计划,坚决贯彻执行。黑龙江省召开数万人的誓师大会,宣布全省县以上革委会都要有自己的五七干校。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大批人员赴柳河参观学习、取经。到1970年9月,全国来参观的已达1300多个单位,1.8万人次。从1968年10月起,全国出现一个兴办五七干校的高潮。截止到1969年底,河北全省共办五七干校100多所,其中省直5所,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的干部4.983万人,其中省直1.2万人。
在这种热烈的场面后面,有许多无法言明的辛酸和苦涩。五七干校成立之初所接收的学员,大多属于安排性质,其任务就是“下放劳动”。其中,又有许多人属于“有问题”的、待审查的及难于往其他地方安排的人员。1968年9月在北京郊区房山县举办的人民日报社五七干校中,学员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干部,其任务是通过参加体力劳动改造思想,“斗私批修”;另一类是有问题的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右派等等),“主要是交代问题、罪行,接受审查”,参加劳动。1969年7月,黑龙江省主管五七干校的部门在一份报告中
承认,原省直机关存在“甩包袱”思想,把大量老弱病残和“有严重问题的人送到干校”。第一批“五七战士”并不奢望与那些仍然留在各级革委会中的在职干部攀比,他们最为关心的只是“下放干部还算不算国家干部?”“在五七干校有没有毕业时间?”
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的理论
五七干校的产生,符合新中国成立后干部下放劳动的传统,同毛泽东突出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密不可分。
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各国,根据时代与国情等各方面的条件,都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赶超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政府靠计划调控一切,国家行政权力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格外突出。这种体制在努力完成赶超战略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高度集中和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以及由此派生的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发展的代价。社会主义各国的执政党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同它展开了长期的斗争,结果都不理想。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领导人中,恐怕没有谁像毛泽东那样高度重视执政后的共产党要密切联系群众,那样激烈、持久、不妥协地反对国家机关和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官僚化倾向,以防止党政机关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毛泽东充分估计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把反对官僚主义当成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他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官僚主义作风,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他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文化大革命”前夕,根据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认识,他甚至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认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由于时代的局限,像同时代许多人那样,毛泽东也把官僚主义当成旧社会的“残余”,是剥削阶级留下的东西。他认为,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党和政府内的反映。
出于这种认识,为了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殚精竭虑,坚韧不拔,提出了许多富于想象力的、大胆的方法。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外,他还提倡通过“四大”等形式实现“大民主”以反对官僚主义;主张在宪法中加上一个“罢工自由”,以扩大工人群众的权利;设想缩小工资差别,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尽可能地缩小等级差别,等等。由于认识未能深入到体制层次,他特别突出了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的意义。
他反复要求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从而“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以克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把整风与党政主要干部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乡劳动并列,作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十几天后,中共中央于5月10日发出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指示》中说:“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
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把下放干部作为在和平环境中整顿作风、改进工作、改造干部思想、提高干部和知识分子政治觉悟和实
际工作能力的根本措施;要求将下放干部同改革体制、紧缩机构、减少人员、加强基层结合起来;下放干部的主要方向是下乡上山,参加农林业劳动;预计在10年左右,经过几次轮换下放,干部队伍和国家机构就会得到全面锻炼和改造。
1963年上半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展开前夕,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5月20日,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发出的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单列“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一条,把它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同年11月发出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四清”运动的要点之一,其中第七条便是“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1965年初,中央发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在搞好运动的五条标准中,第三条便是“干部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
1966年5月,毛泽东在他具有纲领性的《五七指示》中,要求党、政、军、民、学等各行各业都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和批判资产阶级,都要成为一个大学校。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赋予干部下放劳动以消灭三大差别、缩小分工等更为深刻的含义。
1968年,当毛泽东认定从走资派手里夺权、建立革委会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时,便再一次把干部下放劳动的任务提到全党全国面前,开始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改革国家机关和干部教育的实验。
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
五七干校是根据《五七指示》创办起来的,是在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发出后迅速普及的。尽管各地、各级、各部门的干校以及其发展各个阶段存在着各种差别,但它们在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上存在着一些基本的、一以贯之的共同点。
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最早由柳河干校提出,即以《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作为办校的方针,以抗大为榜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培养造就一批永远忠于毛主席,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新人。后来,它又被概括为:组织学员通过结合现实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这样三条途径,达到改造世界观的目的,即“三条途径,一个目的”。“这是干部教育的一场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新鲜经验”。
五七干校的教育包含三个基本的方面:
“下放劳动”。把下放劳动作为干部“重新学习的根本途径”,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教育方针,是五七干校教育方针的基础和贯穿始终的基本特征。这一教育方针既是以往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继续,又是“文化大革命”中对干部队伍的普遍批判、对知识分子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强调、对体力劳动具有反对官僚主义和“反修防修”功能绝对化的结果。与以往不同是,在当时的氛围中,干校的“生产劳动”特别强调劳动和生活的艰苦性,特别强调
“越苦越累越能锻炼和考验人”,人为地强化劳动强度和生活的艰苦程度。这在建校初期尤为突出。
五七干校基本上是由一些农场改建而来,或干脆就是白手起家,这被认为是干校的一大特点和优势。建校之初,第一批学员修建校舍,开荒筑路,围湖造田,备极辛劳。中央办公厅干校提出,要创造一切条件,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学员打硬仗,打苦仗,让学员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自找苦吃,自找压力,自觉磨炼。下了火车,不问吃的,不管住的,1600名学员拿着工具直奔江西贤进县青岚湖边,开始围湖造田。学员们整天穿着湿漉漉的棉衣,在水里泥里艰苦劳动。仅用20多天时间,修了一条4300米长、填了34万土方的围湖大坝,用18个月将一片湖底改变成5500亩稻田。他们自己采石盖房,在40多度的高温下,上面烈日晒,下边热石烤,手臂被铁锤震肿,后背晒起了层层血泡,两年共打红石88500多块,不到两年建筑了9100平方米的房屋。7月份的的“双抢”时节,天最热,劳动强度也最大。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弯腰90度,胸怀五大洲”。在插秧时开展“50米不抬头,350米不直腰”的竞赛,以至有的人遇到田埂时已直不起腰,只能爬过去。
按照柳河干校的模式,各干校为了让学员们“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他们放在风口浪头上,去经受考验和磨炼,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远征开荒,拦河筑坝,住窝棚,吃野菜,爬大山,过沼泽”。“春寒时下水育秧,酷暑中抢收抢种,泥泞路上拉车送粪,暴风雨里防洪抢险等等,都是学员锻炼的好机会。大家在战胜苦、累、脏、难、险的斗争实践中,磨练革命意志,转变思想作风,学习生产知识。”著名诗人郭小川说,他在文化部五七干校时,“经常泡在膝盖深的沼泽水中,到晚上还不断开会”。春夏之季,“秧田里的水都晒得发烫”,“而在雨里又得穿棉衣”,每天“要走30里路,快速地插一遍秧,在水田里泡一天,风里来,雨里去,水里滚,泥里爬”。
当时,这样高强度的劳动被认为是密切联系群众、改造世界观、克服官僚主义、反修防修的有力武器,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站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必由之路。“劳动的汗水有力地冲刷着一些干部身上的官、暮、骄、娇四气”,“劳动是艰苦的,也正是这样艰苦的劳动,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达到了“与工农群众划等号”的目的。建校之初,学员们或是服膺劳动能净化灵魂、纯洁道德、反修防修的道理,或是为了有一个好的表现以期早日解脱,纷纷努力劳作。文化部干校的学员因此被当地农民称为“文化部不文化,干起活来挺泼辣”。
与这种劳动相配套,许多五七干校成立之初,都提出了生产自给的目标。中央办公厅干校提出“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的口号。1969年建校当年,就收获水稻163万斤,籽棉4.5万斤,花生4.7万斤,养猪500口,达到平均每人每月45斤粮,半斤油,2斤肉,30多斤菜,实现了粮、油、棉、肉、菜五自给,并提出转年开销和工资全部自给。
学习与运动。根据《五七指示》中“批判资产阶级”的要求,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五七干校还进行了各种各样、不间断的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以此为中心,安排了各种理论学习。
五七干校虽然建在农村,但也必须像城里一样频繁地进行各种政治运动。加之干校建立之初安置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戴着各式各样的“帽子”,他们把一些本应在原单位、在城里进行的运动带到干校,如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整党建党、落实政策等等。其
中的一些运动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初建时的文化部干校,“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干校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思想改造、搞运动。工余时的大批判、忆苦思甜、搞讲用、访贫问苦、表决心等”。
与这些无休止的运动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的“路线分析”。柳河干校的“路线分析”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党内路线斗争史,进行两条路线上的“忆苦思甜”;二是围绕办校的方向、道路,抓住倾向性问题,进行群众性路线分析;三是采取“一言一行一对照,一事一议一飞跃”的方法,引导学员就下放劳动中表露出来的苗头性问题,开展经常性的路线分析。一时间,干校路线分析风行一时,出现了“路线斗争无小事,小事之中见路线”,“言必谈路线,行必见路线”,“从阶级斗争中查革命大节,从生活劳动中查方向,从生活小节中查精神状态”等许多口号和说法。日常工作、生活中一些小事被看成是政治方向甚至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上纲分析,搞得人人提心吊胆,谨小慎微。
五七干校初期的学习,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运动进行的“天天读”式的学习。1970年前后,干校陆续由安置干部转入轮训干部后,学员成分已主要是在职干部或一些基层理论工作者,学习内容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学习由“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方式,发展为比较有系统、读原著、课堂学习;学习的时间有所增加,学习和劳动的比例要么是一半对一半,要么是学习时间略多一点。1974年后还强调五七干校要开办短期轮训班,“积极为基层培训理论骨干”,“注重培养一支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理论队伍”。
五七干校的理论学习带有强烈的运动色彩和实用主义倾向,这就是“坚持把组织学员认真看书学习和积极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学习的内容完全由当时各种名目的运动所决定。如1970年至1971年的“批陈(伯达)整风”、“批林(彪)整风”时学6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批判林彪的“先验论”;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学习革命理论,研究儒法斗争”,声称“五·七干校是批林批孔的重要战场”,“坚持办好五·七干校,必须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1975年又提出干校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挥干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到1976年,干校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批‘三项指示为纲’”,声称“批邓是办好五七干校的动力”,等等。
插队锻炼。干部虽然在五七干校里学习、劳动,但仍未能直接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为弥补这个缺陷,干校坚持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使学员在接近工农群众中学习”,“把认真看书学习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进行社会调查紧密结合起来”。不论是长期班还是短训班,干校都组织学员定期到农村插队一段时间,进行社会调查,请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作忆苦思甜报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时,向社员宣讲党的有关政策,与他们共同进行大批判。
除了以上三项基本的教学内容外,五七干校强调干部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参加生产劳动,以期改变官僚主义作风,密切干群关系。为此,干校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模式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按部队建制以连、排、班为单位编队,设置各种条件使学员的生活接近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环境。“在干校学习劳动,破除了等级观念,不搞特殊化,不论职位高低、资历长短,都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过着类似革命战争年代‘官兵待遇平等’的集体生活”。有的文章赞美说:“进了‘五·七’干校,有千个变化,万个变化,感受最深的是由干部到普通劳动者、由‘官’到民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才真正触及了灵魂,不论你‘官’多高,锄头镰刀一拿,官架子就打掉一大半了。”“这种火热的战斗生活,同志间团结互助、亲密无间的气氛,使许多领导干部不仅
唤起了战争年代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回忆,激发了朝气蓬勃的革命劲头”,“而且进一步破除了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
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平等,消灭各种差别,有的五七干校还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实验。1969年底,柳河干校一些学员自发地要求进行工资改革。他们表示:“为了反修防修,为了逐步消灭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为了使我们柳河五七干校不断增长共产主义因素,为了把我们培养成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我们要求立即实行体现我党光荣传统的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当然,这种实验是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文化大革命”以“斗私批修”为基本纲领,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类激进的道德修炼为反修防修的基础。干校的教育方针和劳动、学习、运动、插队等学习内容安排,也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即“把改造学员的世界观,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改造世界观,一定要把住要害。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个‘私’字。对干部来说,‘私’字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一个‘官’字上。有些干部过去就是由一个‘私’字,追求一个‘官’字,演变成一个‘修’字。‘官’字就是要害。要解决干部的世界观问题,就是要狠狠打掉这个‘官’字”。要“刺刀见红,狠斗私字一闪念”。同时,将改造世界观最终归结为解决“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问题。实际上,这些经验和总结,更多的是一些形式主义的敷衍。学员为了应付过关,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以迎合当时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估计,满足“斗私批修”的需要。
“新事物”与旧思潮
五七干校不仅担负着干部“下放锻炼”、“重新学习”的任务,也承载着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使命。作为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们通过干校既要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干群关系),又要解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甚至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为当时知识分子已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正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干校的理论与实践折射出一些中国近代以来激荡、张扬的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对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的问题上,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态度可以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来概括。自近代以来,这种主流传统受到激烈的挑战。章太炎把知识与道德对立起来,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表示怀疑,挑战精英主义传统。他从道德标准出发,根据职业区分,认为“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五四前后,“劳工神圣”之风在中国激进的知识界劲吹,19世纪俄国那些穿起粗布衣走向农村的民粹派知识分子一时成为进步青年的偶像。先进的知识分子讴歌“劳动者是地球的宠儿”(李达),呼吁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李大钊),表达了与劳动者打成一片以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
在这些激进变革的思潮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曾出现过某些偏颇。有的用理想化色彩描绘农村和农民,把农村当做净化心灵的道德之乡和精神高地。“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他们号召:“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一些人在推崇“劳工神圣”和民众社会力量的同时,“把劳动和劳工的概念理解为体力劳动或工农劳动者”,因而在尊重工农劳动者的同时,又表现出知识分子自身对“念书人”的鄙视。“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的蠹民吗?”“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不是皇帝不是做官的读书的,而是“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这些话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所说:“从来都是鞋匠们造反,要做老爷;当今却是老爷们造反,为的要做鞋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中,在长期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的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制定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成功地解决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随着形势、任务的根本变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必须随之与时俱进。“革命从城市转入了乡村,有一个是否看得起农民的问题;革命胜利了,转入城市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有一个是否看得起知识分子的问题。”但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虽几经反复,知识分子实际上还是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在这些问题认识上的失误,是产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根源。“文化大革命”中,这种错误发展到极端。知识分子不仅在实际上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更在民间被戏称为“臭老九”,成为“再教育”的对象。
长期的宣传使知识分子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染上一种“原罪”意识,有人甚至被一种道德自卑感所笼罩。一些文化人默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身份,认为知识分子确实需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再教育”的理论。反之,一些人以“大老粗”为荣,在知识分子面前,只要亮出“大老粗”的身份,就自觉高人一等,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作为这种错误的派生物,在认识上否认脑力劳动具有劳动的性质,轻视或贬低理论、文化以及书本知识和课堂知识,轻视、贬低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劳动,直至出现“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比反智主义更极端的虚无主义论调。与此同时,把体力劳动甚至是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作用绝对化,把艰苦奋斗歪曲为苦行主义,希望以贫困落后的农村抵制城市舒适生活对人们的腐蚀;认为沉重的、原始的体力劳动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站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必由之路,具有改造知识分子的天然功效,蕴藏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反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不尽源泉;仿佛这种苦行具有一种反修防修的神力,而贫穷则成为保持道德纯洁、精神高尚的载体,成为“继续革命”的动力……诸如此类的认识,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把社会分工、三大差别、官僚主义等等问题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和觉悟问题,而这个道德问题只能在艰苦的环境中,通过艰巨的体力劳动,通过城市乡村化、知识分子体力劳动化才能解决。
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干部,这些都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与实践。但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这些科学思想被严重歪曲了,在实践中造成
严重后果。五七干校及当时的许多“新生事物”,只有放在这些背景下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五七干校的衰落
1969年至1970年,各地五七干校相继转入培训在职干部,干校开始由初创阶段进入轮训阶段。1969年8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的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都要制定出在职干部下放劳动、重新学习的规划,有计划地组织广大干部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和学习;各级五七干校可采取长期和短期两种培训形式,分期分批轮训干部。
1970年12月1日至1971年1月26日,“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肯定了五七干校创建以来的成果,总结了办校的经验,要求充分认识办干校的意义,明确发展方向,把干校长期办下去。会议还指出,当时干校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机关实行“三三制”,干校主要是轮训在职干部;一种是机关精简,大部分人员下放到干校,有的正着手轮训在职干部;一种是单位撤销,全部人员下放到干校。随着“斗、批、改”任务逐步完成,干部陆续分配,干校根据需要适当调整合并,以轮训在职干部为主。分期分批,一般每期不少于3个月。学习期间,还要以干校为基地,实行学校与插队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报告,作为各地干校的参照。
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整顿中,极左思潮受到批判和遏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他们的境遇有所好转。在这样的背景下,五七干校初期的一些极端做法有所调整,环境有所宽松。大部分建校初期来到干校的待分配干部或返回原单位,或重新分配工作;干校成立之初参与领导班子的各种“宣传队”陆续撤出;学员的主要成分已是在职干部。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干校的生产、生活条件已有较大改善,许多省、市级干校盖起了教学楼和礼堂。一些干校为保证学员的读书时间,缩减了生产规模,招收了青工、农工,建立起专业生产队,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在办学方针上,对看书学习更为重视,强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原著。与此相适应,干校的组织结构有所调整,除原有的生产组、后勤组、政工组外,又设置了教学组,配备了专职教学人员,学员队与专业生产队分离,生产、教学不断正规化。
随着正规化建设的发展,五七干校创办时期那层耀眼的光泽开始黯淡了。社会上对干校的作用不那么重视了。不少地方“提出要将五七干校搬回城里去办,有人主张换掉干校的牌子;不少单位向干校输送学员不积极,一般只送一般干部,领导干部基本上没有去”。一些干校转入轮训后,劳动时间越来越短,只愿意办短期读书班,不愿办下放劳动的长期班,学期也越来越短。因干校地处农村,城里的各种运动在这里已被淡化,这又被指责为“世外桃源”或“避风港”。
五七干校面临的种种问题很快引起注意并被着手纠正,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也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一些地方的干校没有坚持正确的办校方向,指出“在要不要办干校和如何办干校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斗争。有的单位至今还没有办干校,有的干校劳动时间比机关还少,甚至成了点缀”;号召“领导干部带头进干校很有必要”,强调干校要办下去,要办好,要坚持办在农村,不回城市;要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不搞关门读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等等。1976年5月7日,邮电部发行一套五七干校纪念邮票(共三枚),图案为“认真读书”、“生产劳动”和“插队锻炼”。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及其各种“新生事物”都被人们以新的眼光加以审视。五七干校也不例外。1976年底,中央领导正式提出“要办好各级党校”的问题。1977年4月,中央又提出:“中央党校和地方各级党校都要分期分批举办干部读书班。五七干校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党校和干校都应该长期坚持,认真办好”。这种党校、干校一起办的局面立即使干校的地位矮了一截。各种报刊上有关干校的文章骤然减少。虽然此时囿于“两个凡是”的禁锢,干校的地位一时还难以撼动,但各级党校的恢复使它受到了质疑。干校是作为“旧党校”的对立物出现的,是在批判“修正主义干部教育路线”中产生、发展的。党校的恢复不能不使干校处在一种十分尴尬、被迅速冷落的境地。
1978年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大潮兴起后,“两个凡是”的藩篱顿时瓦解。当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报道,称为了加强和提高教育、科研工作,保证教师和科技人员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教学和科研业务,北京、上海市委分别作出决定,不再抽调大、中、小学的教师、干部和科技人员去五七干校劳动。同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六分之五”适用于一切科技人员》的评论员文章中说:“党中央反复强调,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中去,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批评有的单位指定科技人员去五七干校,或分配各种与业务无关的劳动任务,“影响了他们对业务的钻研,对科技事业的发展十分不利,亟需纠正”。文章针对“科技人员就不要参加劳动锻炼了吗?”的质问,尖锐地批评说:“这样提出问题的同志,实际上至今还不承认科技人员是劳动者。在他们头脑深处有一种偏见,认为只有扛锄头、抡大锤才是劳动。因此,他们看到科学技术人员专心致志地搞科技工作,就认为是脱离‘劳动’。这是一种十分狭隘的思想。他们还不懂得,科学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这正是一种劳动,而且是艰苦的劳动。”
五七干校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一旦社会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它便窘态百出。1978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的消息中,正式提出:“各地区、各部门的一些五七干校,可以改为本地区、本系统安置知识青年的基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至此,五七干校退出历史舞台。
五七干校的学员们
五七干校当初提出以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为己任。一些曾在干校生活过的“五七战士”,每当忆及这段生活时也都无限感慨。实际上,真正具有典型意义和突出特点的是五七干校的前期。后期的、比较正规化的干校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到干校参加短期轮训的在职干部往往是形式主义地走走过场,已不可能对它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
五七干校成立之初,尽管报刊宣传中对它充满了美好的描述和热情的歌颂,但这并不能使第一批“五七战士”振作起来,因为他们都因此失去了在职干部的身份。但也有例外。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严重冲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躲避单位里无休止的斗争、批斗,反而希望离开城市,到农村、到干校以远离漩涡,求得安宁和解脱。与那些因“问题严重”而继续留在单位里被审查的人相比,“到干校的甚至有一种被从轻发落的感觉”,老作家陈白尘在听到自己已被批准去干校时,竟“一时惊喜交集,不知所措”。
初期的五七干校的确笼罩着一层“与工农相结合”、“反修防修”、“反对官僚主义”、“理论联系实际”一类理想主义光环,不同于城市、机关的生活也使各类干部受到震动。柳河干校经验中说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当过放羊娃的老干部重新拿起放羊鞭后,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天下还有多少放羊娃、穷苦人没有解放呵!我怎能革命胜利了就享清福呢?今天赶着羊群爬山涉水,越走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近,越走越觉毛主席亲。”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也表示,在干校“打掉了‘娇’、‘骄’二气”,“增加了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改变了自己原来“不懂工、不懂农的状况”。郭小川也曾被干校的生活所激动,他在诗中热情地写道: “走在‘五七’路上,就像在长江的大风大浪中畅游。”“风里来,雨里去,正是战士的享受!让时代的风风雨雨,痛快地洗刷我们头脑中的污垢;水里翻,浪里滚,能够炼成最硬的骨头。”不能说这些感情都是虚假的,确实反映了学员在某个特定条件下的认识。
以上这些只是五七干校的一面,1970年柳河干校的参观学习小组在中办干校参观时看到了耐人寻味的另一面。“在田间,遇见不少学员,他们都身着短裤,戴着草帽,穿着背心,或干脆光着膀子,身上披着一块白布单。他们身上晒得黑黝黝的,确实已和见到的江西老表没有多大区别了。这些人多数年龄较大,见到外人只是笑笑,缄口不语。就是主动攀谈,也不多说什么。”1975年仍滞留干校的郭小川再也写不出对干校的豪迈赞歌。他在诗中写出了另一种豪情:“真正的人生活在恐怖诡秘的时候却跟不幸的小人物打成一片”,“真正的人生活在说假话的时候不但不沉默不说假话而且说真话”;“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受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智清醒,大脑发达”。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上书言事,批判江青等推行的极左路线。
五七干校逐渐远去了。但它却在中国一个特定的人群——干部、知识分子——中,留下了一段复杂、刻骨铭心的经历,一段一言难尽、挥之不去的记忆。在这里,他们曾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在炎天烈日的盛夏和朔风凛烈的数九寒冬艰苦劳作,备尝艰辛;他们或牧牛,或放羊,或饲鸡,或养鹅,或当厨,或采石,或筑路,或盖屋,或伐木,或栽秧,或收割,唯独不能从事自己的专业;他们集体住在简陋的房舍中,集体吃饭,集体劳动,过着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他们以“五七战士”自称或相称,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实现了平等;他们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在昏暗的灯光下写检查和大批判文章,揭发批判别人或被别人揭发批判;他们屈辱、惆怅、无奈、苦闷、彷徨、怀念,有着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和难言的辛酸和苦涩;他们与家人天各一方,魂牵梦绕,愁肠百结,思之黯然,“一见家书便似痴”(吴祖光);他们虽然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但仍然动辄得咎,“夜眠易警觉,惊弓类孤鸿”(沈从文);他们因有知识而被轻贱和蔑视,有的自称干校三年与鸭子“相处最久而又感情最深”,因为“只有鸭子从没骂过我”(陈白尘);他们也曾为自己辛勤劳作的收获欣慰:“小试翻天覆地手,白茅换作稻满湖”,歌颂“五七道路宽又广”(臧克家);他们或沉醉于迥异于城市的农村风光,“日斜归牧且从容,缓步长堤任好风”(王世襄),像隐士般恬淡超然和豁达,或像战士般激情豪迈:“满腔热血,鼓荡着我们革命情怀的飞舟”(郭小川);他们中的多数人虽身处逆境,但不甘沉沦,仍欲振作精神,有所进取,继续学术研究或文学写作,“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沈从文);他们中一些人在逆境中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不落井下石,不揭发别人以求自保,不怨天尤人,泰然处之,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坚信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前途;一些人并未因艰苦的生活改变读书习惯和求知渴望,在劳作之余读马列,看毛著,求新知,在与农民、农村的直接接触中,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底层的了解,这种经历成为他们后来工作中的明显优势;一些人在这所“大学”里实践学习,他们没有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人”,却成为新时期的“弄潮儿”……
“念也‘向阳’,怨也‘向阳’”(阎纲,当年他在文化部咸宁向阳湖畔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这种复杂的心境和感情,可能比较符合多数“五七战士”对那段生活的回忆,也比较接近对五七干校的评价。毕竟,用一种色彩描述五七干校是远远不够的。
历史已经证明,五七干校的理论与实践是失败的。但它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却不是无的放矢,它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忧虑是深刻的。当然,对这些问题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
下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日子(二)
我与吴祖光渐渐熟悉起来 在“文革”期间，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在干校迁到宝坻县后，在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就是种麦子和种下麦子后的田间管理。另一方面，为了让我们这批臭知识分子在农村“扎根”，就得尽快把校舍建起来。就在我们三连所借住的南清沟西南的五里地外，有一座废弃的砖窑，军宣队觉得可以废物利用，决定抽调一个排去整修废窑烧砖。烧砖既是个技术活，更是个体力活，最后，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实到我所在的二排头上。 二排的主要成员，来自我们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室。1964年和1966年，先后有15名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剧目室从事剧本创作（其中1966年的四位大学生是由其他单位转入剧目室的），因此，在三连，就数二排的精壮小伙子最多。除女同志外，二排全都搬到窑场去住临时搭建的活动木板房。那时的木板房相当简陋，均无纱窗纱门，已临初夏，蚊蝇乱飞，加上厕所也是一个临时搭起的苇席棚，卫生条件极差。一开始，我们主要的活计是用独轮车运土、和泥、脱坯。一天重活干下来，不知要流多少汗，个个都是灰头土脸。幸好窑场有一口井，收工后能打盆水擦个澡。好在没有女同志在，赤身裸体无所谓。但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干部，每月工资都只有五六十元，又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很重，下干校的行李都少得可怜，每人都只有一只搪瓷脸盆。无论洗头、洗脸、洗身、洗脚，都得用它。就是在一天擦澡时，我看到吴祖光动阑尾炎手术时留下的疤痕如一条大蚯蚓，甚是惊讶。我问怎么愈合得不很平整呀？他笑了笑说：“公社卫生院就那个技术条件，能救我一命就算很幸运了。大夫、护士都很尽心，只是没有机会去看他们，连写封感谢信都不允许……” 祖光当时已五十多岁了，哪还适合到窑场卖这样的苦力？显然，让他也去遭这份罪，是因为那里远离村庄，不让他再有“拉拢腐蚀贫下中农”的机会。而正是在那里，我才与祖光渐渐熟悉起来，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1964年8月，我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室工作，就知道吴祖光、马少波等著名剧作家也是剧目室成员，但我们那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后就下到吉林柳河县农村搞“四清”运动去了。搞完“四清”回京，仅休整了半个月，我又先后被安排到吉林的通化钢铁厂和四川“三线”工矿深入生活去了，直到1966年6月初，才接到院党委的电报，赶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而“文革”一开始，吴祖光就被揪了出来，关进“牛棚”。因此可以说，在下干校之前，我与他，仅是认识而已，从未有过相互深入了解的机会。到了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偏僻窑场，不只是作为“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他被剥夺了通信自由，就连我们这些所谓的“五七”战士，实际上也几乎与世隔绝了。于是，到了晚上，如不开会学《毛选》的话，也就只有躺在通铺上聊聊天而已。而我和祖光铺位恰好紧挨着，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说来也巧，我俩都是属蛇，他大我两轮，和我父亲同年。他虽生在北京，但他从不说自己是北京人，而总说是江苏武进人。他告诉我，他家原先住在常州青果巷，是个书香世家。而我正是土生土长的武进人。于是，家乡的风土人情就成了我俩一个聊不够的话题。他还告诉我，他母亲是杭州人，生过十五个子女，早年夭亡四个，养大了十一个。他祖父母是武进人，在孙辈里，祖母最喜欢他，每天放学回家，都是祖母督促他做功课，教他背唐诗，并且有很多年带他睡在一起。虽他祖母在北京有三个儿子，但一直由他家奉养，并在他家终其天年。因此，祖光不仅听得懂常州话，而且一些常州话中的日常用语，他也能脱口而出。我俩平日闲聊家乡的人文地理，他就会不时迸出些常州话来。对于常武地区历代的学者和名人，如唐荆川、黄仲则、李公朴、史良、洪深、刘海粟，等等，他都远比我了解得多。尤其是每说到戏剧大师洪深，他总怀着一种敬佩之情，说洪深对他的影响很大，起到了永世楷模的作用……而每聊起这些，浓浓的乡情，也就常使我忘了他是个尚未“解放”的审查对象了。
谈向阳湖五七干校轶事
谈向阳湖五七干校轶事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向阳湖 在湖北咸宁向阳湖的经历，对于许多文化人来说，可以算是一生中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咸宁地处鄂南丘陵，境内湖汊纵横，为处置“旧文化部”的人员，当时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特地选择了这处环境十分艰苦的地方，作为战天斗地的场所。“向阳湖”位于咸宁县城的西北，原先是西梁湖的一个面积颇大的汊角，后来筑堤将这部分湖面围出，辟为农田( 其实是在破坏生态平衡) 。按照当时的习惯，以“向阳”命名之。自1969 年至1973 年的几年间，文化部机关及其下属单位的干部、职工( 包括老小家属) ，总共有数千人，集中在此地，蔚为大观。初下干校时，大家对于前途甚为渺茫，因为军宣队的政委张参谋长就曾经喊出过这样的口号: “要有埋葬在向阳湖的决心!”后来，确实有些人埋葬在那里了。 “图博口” “文革”时期，文化部系统各个机构单位，归成若干个“口”，如“电影口”、“美术口”、“出版口”、“图博
口”等，“图博口”就是图书馆、博物馆系统的简称。至于为什么叫“口”而不称“战线”( 这是一般最常用的语词) ，是否见于什么文件，本人未加考证。我想大概“战线”是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才能加入的，而当时的文化部属于被砸烂的“三旧”①之一，“四人帮”等是准备将其“犁庭扫院”的，故而这部分机构和单位似乎不配称之为“战线”，而只能归之为“口”( 想出这个字的人可谓挖空心思) 。各个机构单位下放干校后，就是按照“口”来编成连队的，不是“战线”却又实施军队构成的模式。“图博口”在整个干校的序列中为二大队，大队下的建制如下: 七连( 文物出版社和文物保护研究所) 、八连( 故宫博物院) 、九连( 故宫博物院) 、十连( 故宫博物院) 、二十三连( 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 、二十四连( 北京图书馆) 。 两个梨事件 1969 年秋、冬，我们连( 九连) 被校部派往长江边上的嘉鱼县潘家湾，为干校校舍基建装运红砖。工作带有一定突击性，船来卸船，车到装车，没有任务时，便“突出政治”。当时年近六旬的徐邦达先生( 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也身为“五·七战士”，与大家一起“战天斗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干校伙食，以吃饱为主。徐邦
(部编)初中语文人教2011课标版七年级下册老王教案 (5)
《老王》教案 一、教学要求： （一）知识与能力： 1．学习本文“多角度选取事例表现人物特点”的写法。 2．通过品读文本中的细节，掌握“阅读文学作品，体会内涵与情感，把握文章主旨”的方法。 （二）过程与方法： 1．自读思考。 2．引领品读。 3．结合生活提高认识。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用平等眼光看待周围的人，以仁爱之心为人处世”的态度。 二、教学重点：体会用善良体察善良，了解在特殊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下层人高尚的思想情操，理解作者的情感态度，体验“愧怍”的真正含义。掌握记叙性散文中通过事情的记叙来表现人物形象。从人物的各种描写手段中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重点分析老王临死前一晚来我家送鸡蛋和香油这件事。 三、教学难点：培养学生质疑问难的能力，在学生们共同的讨论中和教师的指导下逐个解决疑难问题。 四.教学工具：多媒体设备 五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练习法 教学时间：一课时 一.新课导入: 【设计意图：听音乐，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让学生初步感知本文的主旨，为下面的学习做铺垫。】 多媒体播放背景音乐《爱的奉献》，毕生为消除人类的贫穷和疾病而努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曾说过：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正像歌词所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
好的人间”，那怎样用伟大的爱去做小事呢？今天我们就跟随我国当代女作家杨绛一起去了解一位人力车夫——老王，体会一下：平凡普通的人是如何用伟大的爱去做小事的。 二、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 【设计意图：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积累词语，学以致用。】 1.作者介绍及写作背景 杨绛，生于1911年，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小说有《倒影集》、长篇小说《洗澡》。文革后主要的散文创作成果是《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另有译文《堂·吉诃德》等。 写作背景：文章作于1984年。这是一篇回忆性的文章，作者记叙了自己从前同老王交往中的几个片段，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荒唐动乱的年代，作者夫妇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作者一家当时受到了冲击，下干校劳动改造，被批斗。但是，任何歪风邪气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由此与老王的交往深深地印在了作者的脑海之中…… 2.给加点字注音字词: 伛惶恐荒 僻塌败取缔 骷髅滞 笨愧怍翳 杨绛 3.解释词语 塌败：塌陷破败。取缔：明令取消或禁 止。 滞笨：呆滞笨拙。愧怍：惭愧。 4.录音欣赏:想一想:本文记叙了与老王交往过程中的哪几件 事？ 三、整体感知，了解课文内容。 （一）、走近老王
追忆沙洋五七干校
追忆沙洋五七干校 在千里汉江下游的首段右岸，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沙洋，这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级政权――权县就诞生其境内，震惊中外的“郭店楚简”和“中国第一古湿尸”也在这里出土；这里曾是充满硝烟的古战场，刘备与曹操大战长坂后，斜趋汉津口，南宋名将边居谊英勇抗元、血洒新城等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如今，更因“文革”期间，曾有40余个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大专院校、省直单位在此创办“五七干校”，而进一步加深了许多人对这个昔日滨江小镇的印象。 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沙洋“五七干校”成为当时在全国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部队不但要搞军事，还要多业并举，并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又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命名为“五七干校”的机关农场，500名来自黑龙江省的干部在这里劳动锻炼。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此，“五七干校”就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 据统计，“文革”期间，中央一级机关干校共有106所，各省机关干校有1497所，其中沙洋“五七干校”、江西中办干校、奉贤干校、河南息县中科院干校等的规模和影响较大。 沙洋作为湖北省八大重镇之一，滨临汉江，门锁荆楚，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都比较发达，是鄂中地区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川鄂豫陕商品流通中心，素有“小汉口”的美誉。总部设在沙洋城区的沙洋农场（现沙洋监狱管理局）则是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整个农场分布荆门、钟祥、京山、天门、潜江等五县市，有广袤的已开垦的土地和可供大批人员生活、劳动使用的房屋、农机具，得天独厚的条件相继被中央部委和省直各单位相中，成为他们创办“五七干校”的最佳选址。1969年初，沙洋农场管理局按照湖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将所属的一农场、二农场、上罗汉寺、周矶、苗子湖等农场全部和黄土坡、范家台农场部分房屋、土地、林木、牲畜、农机具设备等先后移交给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和部队办干校，而这些农场的原有干部则被安排在七里湖农场创办了湖北省“五七干校”第六分校。沙洋“五七干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1969年春节刚过，中央、省直各单位陆续来到沙洋创办“五七干校”。一些原准备将干校建在东北的中直机关，因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紧张，出于备战的安全考虑也转移到了沙洋。当时，在沙洋创办“五七干校”的中央国家机关及部委有：全国人大、政协、八大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主义学院、中华职工教育社、统战部、外交部、财政部、二机部、三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林部、石油部、铁道部、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024部队（总参）、274（总后）等。湖北省直单位有：省革命委员会机关、省公检法、粮食厅、水利厅、林业厅、文联、长办、武锅、大桥工程局、武汉大学、湖北工学院、冶金学院、华中农学院等，共下放干部及家属2万余人。干校的组建一般首先来先遣小组，经过洽谈、选址、建校等前期筹备后，学员们才身背行李，拖家带口，分期分批来到沙洋，户口、工资、粮油及其他物资供应关系也一律转到“五七干校”。各干校的学员、家属、子女不管年龄差异、性别不同，都按解放军一样要求，按连、排、班建制统一编队。
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 齐鲁潜龙 五七干校是文革的产物。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时侯，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苗馆公社就在土地相对宽余南山脚下，规划了40多亩的试验地，它着落在南山脚下旷野上。离苗馆有20多里路，北面是马家井，西面是万兴庄，有一排房子，共18间，还有一排猪舍，后来改建成厕所了，在东面有不大的操场，在操场的北面有三间瓦房，没有院墙，定名为五七干校。那是公社学工、学农、学兵的场所。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 1979年教育也发生了重大改革，初中两年制改成三年制。那时候一个公社突然增加一个年级，哪有那么多校舍，公社教育办公室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决定把赵家村、马家井、踅庄、纪卜四个学区的七年级集中起来，在五七干校设立一处学校，把五七干校改成五七学校。 七年级都是在学区驻地上，也就是离家不远处上学，都是跑校，虽然学习比较紧张，但是想学习的人比不想学习的人少的可怜。听到集中上八年级，全班同学既兴奋又害怕。不是全班都可以去的，只有考试，按成绩录取，那时候就感到竞争升学的残酷性。想上学的同学都在偷偷的学习，加班加点复习，重视教育的家长在新华书店排队买复习质料。我爸爸是教师，他的知道的信息比较早，给我买了一本像新华字典大小的初中复习全
解，其中包含了初中阶段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知识点，重点和考点的主要内容，还配备了相应的复习题，后面有阶段性试题，期中、期末试题，非常全面，我爱不释手。 那是在家里复习用的，首先制定了复习计划，细到明天复习多少页，不论家里有多忙，都要按时完成。现在的学生会问，那时候学生怎么还忙啊，都忙什么啊。那时候上学是副业，帮助家里劳动是正事，挑水是我14岁男子汉必修课程，村北有一口12米深的井，每天要挑3担水，从那么深的井里提水，光井绳就是一大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一个是胆量，一个是技术，站在井口，往下看井里的水就晕，我10岁那年就开始挑水，刚开始的时候，自己是不敢提水道的，只有在井边等，等到有男劳力来挑水的时候，才能帮助我把水从深井里提出来。有时候一担水要等一个小时左右，后来我就带着书本在井旁边学习边等。有一回，妈妈急等着用水做饭，在一个不放心我，就来到井边来找我，看到水桶放在井边，没有看到我，认为我掉井里了，就急忙跑过去对着井就大声喊我的小名，我捧着书从水渠边上站起来，妈妈又是生气又是后怕，妈妈哭着说，没有帮忙提水的，你不会回来告诉我一声吗。 我第一次看到妈妈的眼泪。妈妈在井边手把手的教我怎样提水，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不要等水桶满了再提，感觉半桶就开始提，这样可以提三次，然后把水匀开就可以了。现在我的臂力大有进步，就是大一点的水桶也不再话下了，我时常帮助年老体弱的人群提水，有时候还把水先挑她家里去。从那时起家里的水再也没有紧缺过。 推磨压碾是第二个重要的活，家里除了小麦要去磨坊，其余的粮食都要用磨和碾来完成粉碎的，所以放学后要帮助家人完成这样的活，特别是
《青铜葵花》读书心得5篇400字精选范文
《青铜葵花》读书心得5篇400字精选范文 《青铜葵花》主要讲了来自大麦地的男孩青铜和陪同爸爸来五七干校的女孩葵花。他们在一次机遇中相识。后来，葵花的爸爸在一次渡河时淹死了。葵花变成了孤儿。大麦地村长让村里人以自愿领养的形式来收养葵花。结果是大麦地最穷的青铜家收养了他。几年后，市长想让葵花回到城市里。那么青铜葵花读书心得怎么去写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青铜葵花读书心得400字范文5篇，希望可以分享大家进行阅读和参考。 这个寒假，我看了《青铜葵花》。 这本书主要讲了来自大麦地的男孩青铜和陪同爸爸来五七干校的女孩葵花。他们在一次机遇中相识。后来，葵花的爸爸在一次渡河时淹死了。葵花变成了孤儿。大麦地村长让村里人以自愿领养的形式来收养葵花。结果是大麦地最穷的青铜家收养了他。几年后，市长想让葵花回到城市里。可葵花死活不愿意，她不愿意离开青铜一家人。可最终，葵花还是被原来五七干校的黄阿姨领回了市里。当青铜再次看到葵花是，他这个哑巴竟然大声喊出了“葵花”。嘎鱼丢下它的鸭群，撒腿就往青铜家跑。一边跑，一边向大麦地人宣布：“青铜会说话啦!” 这个故事有很多感人的地方。比如青铜和葵花两个人互相让对方去读书;青铜为了让葵花去看戏，被许多男孩欺负;葵花为了让奶奶有钱去看病，偷偷去江南捡油枣卖钱等等。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这家人虽然没有钱，可是他们已经成了一个牢不可分的整体了。 这本书除了故事情节感人，作者的文笔也很细腻。比如“她是一个乖巧的女孩。她不 生爸爸的气，就那样骨碌着眼睛，安静地枕在爸爸的胳膊上，闻着他身上的汗味，等着瞌睡虫向她飞来。在这个等待过程中，她会伸出小手，在爸爸胡子拉碴的脸上轻轻抚摸着。”从这一段的描述可以看出，葵花对爸爸的依赖。 《青铜葵花》确实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 回想起《青铜葵花》这本书，它令我如痴如醉。 这本书讲的是城市女孩葵花跟随爸爸来到芦花村后，她认识了一个不会说话的男孩青铜。他们两个人形影不离，成了村子里的朋友。葵花的爸爸不小心掉到河里，被淹死了，爸爸的死使葵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必须先把葵花安置到一个人的家里，于是葵花到了青铜家，他们一起生活、一起长大。为了供葵花上学，青铜的家人编芦花鞋挣钱让葵花上学。可是好景不长，12岁那年，命运又将女孩葵花召回她的城市，失去妹妹使青铜 很痛苦。过了好几年，葵花又回来了，青铜和葵花可以永远的在一起了。
全国学联主席简介(转载)
全国学联主席简介(转载) 田德民： 第十五届全国学联主席:田德民，直隶（今河北）曲阳人。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曲阳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副主任，中共曲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察哈尔省委青委青工部部长，张家口市委青委书记、青年团张家口市委书记。１９５３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后任全国学联第十五届主席，共青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副部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司长、司长，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代所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胡启立： 第十六届、第十七届全国学联主席:胡启立，1９２９年１０月生，陕西榆林人，１９４８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机械系毕业，大学文化。1956年至1966年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时年27岁，正担任北大党委常委、团委书记。文革中受迫害直到1972年，之后，历任宁夏某县县委副书记、地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主任，1982年入政治局，任中办主任，直至政治局常委，199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现已退休。 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５１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机械系学习。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６年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团委书
记。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６年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驻捷克布拉格国际学生联合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２年在“文化大革命” 中受迫害，后下放“五七”干校劳动。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７ 年任中共宁夏自治区西吉县委副书记，固原地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主任。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０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２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长。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７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其间任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８７ 年至１９８９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１年任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３年任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７年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８年３月任电子工业部部长。１９９８年３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至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伍绍祖： 第十八届、第十九届全国学联主席:伍绍祖，湖南省耒阳县(今耒阳市)人,1939年4月8日出生于西安。1957年至1965年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理论物理专业本科毕
五七干校参观心得
五七干校参观心得 6月29日，公司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参观了市“五七”干校，通过参观干校的博物馆及原校址，了解了当时干部劳动锻炼、艰苦创业、勤奋学习、积极生活的情况，进一步增强了全体党员艰苦风斗、开拓务实、追求卓越的精神。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到五七干校，我们首先参观了新建的博物馆，馆内收藏有500多件实物、1200多张图片。有老干部们用的旧衣服、旧毯子，积尘多年的粗瓷碗、旧军用水壶，旧农具，老式的拖拉机、插秧机、打字机等，更有意义深刻的干部手稿。听着讲解员讲述的每一组图片及实物背后的故事和细节，我深感钦佩，对当时下放的老党员感到无比尊敬。通过那些图片、讲解、文物资料、历史文献、幻影等形式，我也深刻地体会到当年的老干部在满眼的黄沙，一窝一窝的骆驼草，白花花的盐碱地，几乎是不毛之地的干校里是怎样度日的。 通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国务院直属的五七干校成立于1968年10月，当时共接收国务院部分直属单位下放干部职工及家属、知青2000多人，在当年荒凉的西大滩上从事了近十年艰辛的农业劳动，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奉献了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他们在认真完成下放劳动任务的同时，始终坚
持钻研学习各自的业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许多著名作品和研究工作，为后来从事更高领域科学研究和文学编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观摩学习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 不易，人在适度的物质满足情况下，最大的乐趣就是为社会、为企业、为他人做更多有意义的实事，更好地体现人生的价值。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此时正处于“学技能、打基础”的事业起步阶段，更应该培养艰苦朴素的美德，树立有自强不息的进取心、强化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精力放在增长知识，提升技能上来，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勇于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把职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永葆党员的先进性，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认真学习“五七战士”身上体现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劳动热情以及热爱生活、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干校六记》心得体会
《干校六记》心得体会 或许是我早已熟知了关于文革的固定化表达，也或许是我早已形成了对于文革的始终如一的印象，如果要我用两个词来概括文革，我或许会选择“狂风骤雨”和“摧残人性”。我不会忘记那个年代死去的闪着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老舍和傅雷，我也不能忘记在时代的颠簸中也最终未能幸免于难的刘少奇、彭德怀。关于那个年代的“虐杀”和“血腥记忆”多得填满了我对十年时光的印象，以至于当我刚刚捧起《干校六记》的时候还真的会有些许的不适应。 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与清代沈复留下的《浮生六记》有着极其相似的体例。《干校六记》共分为：“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记，都源于杨绛先生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真实经历和体验。 在写作笔法上，《干校六记》体现了杨绛先生一贯的朴素、平和和淡雅，具有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格调。在书中，杨绛先生以“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大背景，穿插具体的小事做详细讲述，比如和年轻人一同开凿水井时每个人投入劳动的场面，再比如看菜地的时候照顾一些前来“偷菜”的老农，还有当杨绛先生目睹人们将没有棺材
盛装的尸体埋藏地下时所表露的悲悯和担忧，日子的点点滴滴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从杨绛先生的笔触缓缓流淌出来，让人们足以循着墨迹对文革的些许点滴做一次深深的反思和探源。 文革过后，“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大量兴起，在这一部分作品中，受害者多振聋发聩地号哭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加害者则细细梳理自己犯下错误的心路历程，前者歇斯底里，后者深挖不懈，歪曲了事实也加剧了人们对于那样一个年代理性批判和深思的苦难。 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则独辟蹊径，在娓娓道来的语句中，甚至在一桩又一桩的趣事当中，让苦闷和埋怨蕴藏于字里行间，不批判也不呐喊，让人们在自主的阅读中去体会那样一个时代的悲痛，去感受作为知识分子所遭受到的迫害的苦难。这样的“反思”和“伤痕”比血泪书要有意义地多。 反观当代散文，或立足于文化的悲怆大声呼号历史的沧桑，或夸大事实虚假歪曲，只为博得受众关注的眼球。这样的作品有了关注却失了深度，更失去了作为一个传播者的道德和良心。“闲情记趣”而非“闲情记妄”，为文正需要这种平和及踏实。
参观“五七”干校观后感(简泉小学 蔡军)
重温历史，牢记使命 --参观“五七”干校观后感 简泉小学蔡军 （2018年7月4日） 为了纪念我国建党97周年，为了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回头看”活动，我校于6月29日组织全体党员参观位于石嘴山市国务院直属的“五·七”干校。宁夏石嘴山这个回族自治区积极响应了毛主席的指示，创办了五七干校。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充满历史回忆的地方，来体会老一辈学生艰苦的学校生活。干校以图片、壁画、雕塑和实物来塑造了一个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干部、家属和知识分子的艰难生活。通过参观干校，了解当时干部劳动锻炼、艰苦创业、勤奋学习、积极生活的情况，进一步增强我校全体党员“坚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坚持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观念，进一步加强党员“艰苦奋斗、开拓务实、防腐倡廉、一心为民。”的党性修养。这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全体党员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 育。 五七干校，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也有人说五七干校是中国文革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
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其实是一种“变相劳改”的场所。他们从事了近十年艰辛的农业劳动，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奉献了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他们在认真完成下放劳动任务的同时，始终坚持钻研学习各自的业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许多著名作品和研究工作，为后来从事更高领域科学研究和 文学编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现场参观学习，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老一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感受到“五七”干校干部职工尽管身处逆境但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虽然条件艰苦，但信仰坚定的革命精神，这些值得我们学习，也为我们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教育。所以我们全体党员要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为榜样，更加自觉地尊崇党章党规、履行党员义务，把党性和师德师风放在首要，培养艰苦朴素的美德，树立自强不息的进取心、强化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精力放在增长知识，提升技能上来，把心思用在教育事业上，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立足教育岗位、履职尽责，为学生作贡献。争做一名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品行，讲道德、有纪律，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教师，用党性师德推动作风转变，用优良作风促进我们简泉小学各项工作整体的提高。 总之，今后学习和工作中要努力争做一名合格的党员教师。
五七干校知青聚会欢迎词整理
五七干校知青微信群友聚会欢迎会上发言 各位五七干校知青农友： 各位领导及来宾： 大家中午好！ 盛夏八月我们迎来了1977年知青下放辰溪县五七干校39周年纪念日——8.13，来自各地的知青农友、领导和嘉宾，大家迎着酷暑在百忙中赶来参加今天的五七干校知青微信群友聚会，原五七干校校医刘爱英大姐和五七干校老知青大姐曾秀珍亲临聚会。在此，本人代表五七干校知青微信群及辰溪本地知青农友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的问候；对这次因故（如身体欠佳或工作太忙）未能赶来聚会的知青农友表示亲切的问好；对已病故或过早离开我们五七干校知青、领导或工作人员表示深切的怀念，并对其家属表示的慰问。 根据大家的建议和要求（去年11月份本人参加长沙同学聚会李亚莉建议），今年3月8日我们创建了五七干校知青微信群，大家带着缘份和对当年知青生活的美好回忆走到一起来了，是微信拉近了我们之间距离，实现了“零距离”交流，刚开始微信群只四人即罗虹灿、曾文清、邓际明、李亚莉，随后在群友们的支持关心和引荐下，五七干校微信群逐步发展壮大，目前微信群友已突破了40位（其中郑子健和伍茂盛共用一个微信号），感谢大家支持关心，特别是曾文清、汪小妹、陆琴、邓际明、杨小霞、胡照秀、张必云、曾小平、满益彪、梅友军、戴秀魁等积极介绍五七干校知青入群。 今天,我们29位当年的知青,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相聚在辰阳古镇,一起重温往日的峥嵘岁月,再叙知青情谊。39年前,我们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我们告别父母,亲人,来到辰溪县五七干校,开始了与学生完全不同的知青生活。39年漫长岁月的洗礼,昔日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如今是饱经风霜年过半百的爷爷奶奶。多少次,我们在脑海里猜想着相互的模样;多少次,我们在梦乡里幻听过相互的声音。但,直到今天,那模糊的记忆才逐渐清晰。相互的音容笑貌才拨开虚幻的面纱,真实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在今天这个难忘的相聚里,除了相互倾诉思念之苦,重逢之喜外,留在我们心中更多的则是对青春年华的追忆,对已逝岁月的感慨。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们从青年步入中老年,无情的岁月将皱纹抹到了我们的脸上,将白发染到了我们的鬓上。时光流逝,隔不断当年知青的情怀,岁月沧桑,抹不掉心头的记忆。正是下放的这段经历把我们的心连在了一起。正是知青这段丰富的经历培养了我们如何面对人生。曾记否，繁重的农耕,磨炼了我们的肌肤,也健壮了我们的体魄;曾记否，收工之余我们沐浴在清流晚霞,面对宁静的夜晚，我们畅谈理想和人生；曾记否，有些知青劳动之余晚上还要义务为村民放电影送文化下乡；曾记否，我们挑过谷担过炭挑过粪犁过田挖过地磨破了双肩或双手；曾记否，那年国庆放假我们走七八个小时几十里路第二天早上回家虽然很累但也很快乐；曾记否，我们幸运的赶上国家恢复高考机遇，尽管收工回来的疲备但仍然在煤油灯下苦学苦读；总之，知青生活对我们来讲虽然是短暂的，但我们有收获,也有苦涩,有欢乐也有泪水，知青生活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将无怨无悔。 各位知青农友、各位来宾，让我们把握住今天,把握住我们的这份珍贵友谊,一起分享欢乐和幸福。让我们的知青情,朋友情一直延续到永远。相聚时难别亦难，挥一挥手,留下一片真情,带走一份关爱,请多保重,来年再相见。我们期待明年1977年下放四十周年大庆典，明年也是辰溪县五七干校历届知青大团聚之时，欢迎新老知青积极参加，到时争取五七干校知青一个都不少。 最后祝今天五七干校微信群友会取得园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合家幸福，万事如意！ 谢谢！ 五七干校知青：罗虹灿 2016年8月13日中午
举办五七干校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共11页文档
举办五七干校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五七干校是1968~1979年在毛泽东五七指示指引下举办的干部学校。这类学校大多直接冠名“某某五七干校”，但也有一些使用了其它名称，如“五七学校”、“一O五干校”、“试验农场”等。区别一个单位是不是五七干校，关键是看它是否同时具备以下两个要素：第一，以毛泽东五七指示为办学指导方针，或者讲，是在贯彻落实五七指示的名义下办起来的；第二，以干部为主要教育对象（在中国，公办教师属于专业技术干部）。如果二者兼备，则是五七干校；反之，则不是。五七指示是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之际作出的指示，主要内容是：各行各业都要办成大学校，都要一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政治”、“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1］。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委会下放部分干部，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柳河五七干校。毛泽东肯定了这种做法。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一篇份量很重的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与该文绑定在一起的是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2］。潘多拉的盒子由此打开，全国迅即刮起“下放干部，举办五七干校”的风潮，不仅党政机关纷纷卷入其中，而且高等院校也被强行挟入其中，高等教育事业为此而深受影响。 一、使众多高校及其教职工大规模地涌向农村 五七干校通常办在农村。在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发布之后，国内高等院校只得作出响应，相当一部分高校在农村办起了五七干校。尤其是1969年10月26日《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发布后，更
是掀起了办五七干校的高潮。高等院校办五七干校的特点可概括为来势快、规模大、力度强。规模大不仅体现在办五七干校的高等院校多，而且体现在下放至五七干校的高校教职工多。下面这些材料和数据主要是从一些高校的校史中撷取出来的，尽管只是部分高校的，但足以反映和证实上述史实。 1968年10月，复旦大学校革委会决定到农村办五七干校，让干部分批离校去劳动改造。随后在崇明县东风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3］。 同月，西北农学院将200多名教师、干部下放到农三站劳动锻炼，成立五七农场，1970年10月改称五七干校［4］。 1968年11月，中山大学430名教职工被下放到乐昌县坪石公社天堂大队办五七干校。12月，又有700多名教职工被下放到这所干校［5］。 1968年11月，广东民族学院全体教职工下放阿驼岭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再教育”［6］。 同月，华东师范大学203名干部、教师下放五七干校。1970年2月，该校决定在江苏省大丰县隆丰草原建立自己的五七干校，派出50名干部、教师组成先遣队，先去垦荒建校。6月，第一批干部、教师200多人进入干校。至1971年3月，有156人返回了大学，但仍有305人留在干校。之后，干校被迁往上海市奉贤县［7］。 1968年，广东教育学院全体教职工下放英德茶场五七干校劳动［8］。山东农学院在白马河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9］。 1969年5月，北京邮电学院在军、工宣队领导下成立五七干校选点工作组，赴山西、湖北、河南等省选点，历时3个月，最后确定在河南省确
学生学农心得体会
学生学农心得体会 学生学农心得体会 出发了！在老师一次次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后，我们坐上车，一路唱一路笑……不一会儿，便到达了农场。入口几个大字特别醒目： 温州市实验中学农场。 入座了。第一个任务是听讲座。原来这个农场在xxx时候是“牛棚”，后来又改成“五七干校”。农场是当时的老师和学生一起用 汗水辛勤建设出来的，他们挑着砖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一砖一瓦 累积起来，非常不容易。我顿时觉得，岁月的沉淀使这里变得更加 有价值和文化，我们无法想象以前这里有多艰苦，当下，我们要好 好珍惜这个美好的农场，努力干活！ 听完讲座，带着这样的心情，我走向杂草丛生的菜地。老师抛下第二个任务——拔草。大家纷纷戴上手套，卖力得拔了起来，哪怕 裤子上沾满泥也乐此不疲。在此期间，几个调皮的男生还捉了不少 昆虫回去。都说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零零后”怎么娇生惯养，但现在看来，大家都能把辛苦的劳作当成一种乐趣来享受，是一件 令人欣慰的事情。 拔完草，我们来到了一个花卉展览馆，各式各样的奇异花卉布满了墙边，许多都是我从没见过的。什么橄榄树、杜仲、枸杞……应 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 参观完，这次的行程也接近尾声，大家在笑声和汗水中度过了一个欢快的下午。 怀着对军训的一丝眷恋，怀着对农民劳作的一份好奇，我们迎来了“学农”这特殊的半天。坐在有些破旧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农场 的由来与故事，突然间觉得，这块经历了40多年的土地，是这样的 有趣而又神秘。大家的心中更加迫切地想去看一看这片农场。
绕过几间小屋，沿着小路，我们来到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上，我们的任务是清理蔬菜地里的杂草。迫不及待的我们，如一只只快乐 的小鸟一般，卖力地拔草，心里没有想到湿润的泥土会弄脏衣服， 杂草中会有各种虫子在活动，只想着把它变成一片干净美丽菜院。 我们虽然只是劳动不到半小时，但收获很多。当沾满泥土的我们站在一边，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望着那一片已整齐干净的菜地，心中的自豪油然而生，这是我们的成果！在这里，我们不仅仅体验 到了农业活动，更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有成就，也有遗憾，我们 还有同学错把菜苗当成杂草拨了。 在农田里的劳作，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农民劳作的艰辛，也懂的书本植物知识，只有在大自然中实践才真正掌握。 为期三天的学农结束了，觉得光阴似箭，本以为会很难熬，会度日如年，但却收获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我知道了什么是团队意识，什么是独立，这段美好的回忆将永存于心！
《老王》教学资源
“那时候我们在干校” 1.“文革”中的干校不是培养干部的学校，而是党政机关干部、 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2. 钱氏夫妇都在自己59岁那年（钱1969，杨1970）下放到河南 罗山县（不久迁往息县东岳，最后到明港）的“五七干校”。 3.钱钟书在干校当通讯员，每天到镇上邮电所取回函电时要路过 干校菜园。杨绛在干校菜园劳动，两人相距不远，但只能在菜园相遇时说几句话。 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不过，他们很可能几步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 ——引自钱锺书《<干校六记>小引》 “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 （1966年）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1967年），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
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 ——摘自杨绛《我们仨》 “你还有钱吗？” （一九六六年）八月间，我和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杨绛女儿）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说，现在她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省下来贴补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 ——摘自杨绛《我们仨》 “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钱56岁，杨55岁。 8月9日，杨绛被戴高帽子，名目是“资产阶级学者”，不久就升级为和钱钟书一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此后被编入了“牛鬼蛇神”组成的劳动队，杨绛专职是打扫女厕所。 8月29日，杨绛被剃成“阴阳头”（即剃光半个头）。她只得戴上一个自制的假发，大暑天闷热不堪。这几个月里，劳动、陪斗、写交代、作检讨、挨批斗、听训斥，成了杨绛全部生活内容。
牛汉简介
牛汉 牛汉(1923年10月2日-2013年9月29日)，本名原为"史承汉"，后改为"史成汉"，又名"牛汉"，曾用笔名"谷风"，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当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和作家，" 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194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写诗，近20年来同时写散文。曾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执行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他创作的《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半棵树》等诗广为传诵，曾出版《牛汉诗文集》等。 牛汉于2013年9月29日7时30分在北京家中病逝，享年89岁。他的追悼会在10月9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11月29日上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为其举行追思会。 牛汉生平 折叠发迹 牛汉，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原名史承汉，因为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承”字写错，被父亲改为史成汉，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原名叫“承汉”的原因不明。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 “1936年冬在家乡读初中时，13岁的我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毫不含糊。1937年10月，14岁的牛汉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声中离开了家乡。1938年冬天，15岁的时候在甘肃天水加入共产党。”牛汉说，“1938年一二月份，当时父亲在醴泉县做事，我一个人留在西安，靠叫卖报纸糊口，舍不得拆下一块银元花。有一天，看到街上贴着一个广告，说民众教育馆内办了一个漫画学习班，正在招收学员，我从裤裆里拆下了两块银元去报了个名。教画的先生里有一位诗人艾青，不过当时我只迷画，还没有迷上诗，尽管跟他学画画。没有想到，艾青后来既是我的老师也成了我的朋友。” 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
寻访东岳五七干校记忆
走过岁月锁旧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团在息县的寻访之旅 …人物旁白?2005年7月1日，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团踏上了息县东岳这片土地。时隔36年，再次看到这窄窄的小路、浅浅的池塘、劳动过的田畴、吃住过的瓦舍土屋，及这些熟悉的土地和身影，我们的心情跌宕起伏，我们的思绪奔腾飞舞，因为，历史曾在这里写在我们心中的标点符号，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无法抹去…… …解说?时光漫漫，岁月悠悠。2005年7月1日，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顾准的胞弟陈敏之，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吴太昌、赵人伟、经君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何文轩、王保生等，又一次来到息县东岳。他们情不自禁地打开留存心底的记忆，把36年前的历史底板在眼前冲洗，让36年前的人生往事由远及近，愈发明亮而清晰。 那是1969年至1972年，中国动乱的年代，106位部级干部，近2000名专家学者与家属被下放到东岳，接受劳动锻炼。这些人中，包括以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经济所、文学所为代表的一批非常有影响的经济专家和文学泰斗，诸如：经济学家顾准、骆耕漠、狄超白、巫宝山、林立
夫、吴敬琏、张卓元、赵人伟、周敬莲，文学家俞平伯、钱钟书、杨绛、冯至、李健吾、戈保权、卞之琳，语言学家吕淑湘、丁树声等等。伴随那个时代的咏叹调，打上历史烙印的干校基地和学部机关在当时的东岳人民公社建校落户。这一批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文学进步的名人，在这个偏僻农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就是这个地方，这里的田园农舍，月色荷塘，融进了他们的生活，交汇着他们的思想；记忆中的村村落落，梦牵魂绕的地方，他们感到亲切，感到有千言万语要在这里诉说。那辆旧纺车，那把铁农具，那盏煤油灯……它们静静地躺在土屋里，无声地迎接着当年的主人重回故里。在经济所昏暗的陋室里，有人告诉高粱，这就是他的父亲顾准当年曾经居住的地方，高粱默默无语，深情凝望。李玉搀扶着耄耋之年的陈敏之老人细细寻访，她告诉陈老，当年顾准他们用握惯了钢笔和圆规的手拿起铁锹和镰刀，用思考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的大脑学习播种与收割……饱经风霜的陈老频频颔首只无言。在干校旧址模拟全景图前，寻访者的脚步久久停留，他们兴趣盎然地相互交谈着、比划着，共同追寻岁月的痕迹；他们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越时光的隧道，依稀又回到了从前。 在东岳的这片土地上，寻访者和到这里接受劳动锻炼的人，曾把打湿的行囊在这里晾晒，体验着人生带有酸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