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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十篇关于时事热点的评论文章

十篇关于时事热点的评论文章！

一、创意写作“抄袭门”考验审查能力

近日，“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被爆出一等奖获得者、江苏某中学高三学生王某的作品涉嫌（存在）抄袭，引发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该生6日还通过了清华大学自主招生报名的初审，目前正在公示阶段。对此，北大培文杯主办方和清华招办均表示，正对其参赛作品及提交作品进行审查。（5月8日《新京报》）

在“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社会风气下，出现创意写作大赛抄袭的行为，当然并非偶然现象。更何况，在“背范文”和“抄范文”的教学模式下，很多青年学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冲动。只是，当其把过度借鉴别人的作品，用于参加大赛并获奖，取得了“自主招生报名初审”的资格，那么所涉抄袭事件，就具有了公共性的特质，因而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理应为此付出代价。

按理说，冠以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的名头，一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自主招生推荐资格，如此有影响力的赛事，理应对作品的真实性进行严格的把关，并将其作为一道严格的程序。何以未能发现抄袭而让其“登堂入室”。抄袭之风的日盛，甚至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境地，包括大学导师、科研专家等群体在内，也成为抄袭

的重点，大学院校、科研院所和专业机构成为抄袭的重灾区，其实跟审查机制不畅、审查能力不强有直接的关系。一篇作品在入选或者上报时，没有被及时发现抄袭而被淘汰，给了抄袭者过于宽松的环境，让投机者有了投机的巨大空间，那么就无以遏制其投机取利的冲动。在国外，对论文和学术的真假有着严格的鉴别机制，诸如著名的Turnitin反剽窃系统，就可以检测相似度，然后根据相似度判定是否抄袭或者剽窃。技术运用具有兼容性，国内同行在采取“拿来主义”之时，还可以使用专业的搜索引擎，利用海量的数据进行技术把关。不过，很多抄袭或者剽窃事件曝光，包括大量的高校论文和学术造假，都是通过内部或者外部人员的举报才被发现，那么足以说明，国内在专业性审查方面还存在短板，对于学术造假和作品抄袭等行为，还没有有效的“质量控制关口”。门槛太过宽松，造假行为不能在“火眼金睛”下现形，那么创新写作的“抄袭门”就会屡禁不止。

对一篇论文或者学术进行真实、原创性鉴定，确实属于一门技术活，除了那种直接照抄照搬的抄袭外，“改头换面”的剽窃很难作出鉴别，仁智各见之下，也会引发很大的争议。因而，一方面需要建立一个统一而明确的鉴别标准，对相似性进行细分化的明确，制定出一个可以参照的指南；另一方面要建立一个权威而高效的鉴别机构，对存在争议的行为作出终极裁决。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责任连带的体系，从论文和作品提供者，到指导者、导师和负有管理责任的领导者，到最后对作品质量把关的评委，都应对其作品的真实性负责，在各自的环节中承担起自身的责任，以此形成一个链条式的把控机制，如此

才能实现全面布控，并达到源头治理的效果。

如同市场上假货泛滥，跟监管机制的效力失灵有直接联系。论文抄袭、学术造假和作品剽窃，同样与审查能力不强联系紧密。王某的决赛作文的所涉嫌的抄袭，主要是人物设置、主要情节点及之间的逻辑顺序和部分语句等方面，跟传统的抄袭鉴定标准，有很大的差异性，若是对同人写作没有较深的专业认知，那么就很难对其否涉嫌抄袭及情节有多严重，作出专业性的判断。如此看来，在抄袭和造假已然升级的情况下，如何识假、辨假、防假和打假，已成为一个专业性的问题，也是防止“抄袭之风”泛滥的技术考验。

是先有道还是先有术，并非蛋与鸡的二维命题。其实，审查能力的缺失，跟对学术造假的纵容心态和宽容环境息息相关，只有对抄袭和剽窃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才能从政府部门、专业组织、民间组织和社会公众层面，建立高度协同和快速反应的体系，从而密织

一张“疏而不漏”的大网，创意写作“抄袭门”才会无处遁形。

二、莫用商业的喧嚣淹没母亲节的内涵

今天就是母亲节。各类商家大打温馨亲情牌，各种商业广告扑面而来，借母亲节推销产品的广告：孝敬爸妈就买“某某某”、母亲节倒计时，你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凡此种种，比比皆是，小到鲜花大到房产，衣食住行、美容保健、珠宝保险无所不包……一年一度的母亲节，被商家不遗余力地作为促销的高潮节点，当母亲节被商业气息浓重包围的时候，一片热闹、喧嚣之中，我们可还记得母亲节的初衷？

母亲节的设立是为了纪念和赞扬全世界的母亲，应该是感恩、孝敬的

节日。中华民族历来有爱母敬母的优良传统：“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堂下。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等无数诗词歌赋表达了深厚的母子深情，而这个舶来的西方节日与古老的民族情结紧密结合，就迅速得到认可和流行，敬老爱老的“孝亲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然而，过度商业化冲淡了感恩气氛，弱化了优秀文化传承，商家的过度包装，狂轰滥炸，往往使得原本温情的节日逐渐变味：当价值不菲的“礼物”阻滞了子女回家的脚步，当母亲节成为大肆促销的营销工具，节日活动若仅仅停留于高价送礼物，甚至攀比礼物，其实是对母爱和感恩的双重绑架。

悠悠寸草心，难报三春晖，母亲节应重在内涵而非形式，它不是商家炒作的购物节，也不该是一年中热闹异常而平日冷落的一天，母亲节是提醒子女孝顺母亲的具体、实在的日子，它应该贯穿于我们的一生，是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孝”德发扬光大的重要基础。

母亲节应轻形式重内涵。这一天，我们不妨抽空回家去帮母亲干点家务、听母亲拉拉家常，给母亲一个拥抱；不能回家的人给母亲一声问候，像母亲待我们小时候一样给母亲一句叮咛，捎去自己对母亲的思念和祝福……常言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真诚的感恩是最有效的“亲情存单”，实际的孝顺行动是比金子还宝贵的财富，在母亲眼里，一个真诚的笑脸都如鲜花一样美丽，一个孝顺、上进、勤勉、快乐的孩子，就是我们送给母亲的最好礼物。

三、在宿舍实践公共精神和契约精神

近期，《光明日报》开设《宿舍里的文明》专栏，讲述各地高校以宿舍文明为起点，构筑大学精神的故事，引发了很多社会学意义上的思考。

宿舍交叠着公共性与私密性。较之家庭生活，它是公共生活的开始，而较之更广阔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这里又有着私密的兄弟姐妹情谊。作为人生来说，宿舍又是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衔接。大学宿舍承载着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既带有强烈的不确定，又充满无限可能，因此成为青春记忆中特有的吉光片羽。

但近年来，宿舍中不愉快乃至极具伤害性的事件，如凶杀、投毒，将大学同学尤其是舍友之间该如何相处的问题推到了舆论面前。究其原因，一方面可以追溯到深层的社会结构，阶层的贫富分化使同宿舍同学之间差异增大，由此引发宿舍矛盾；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独特的时代根源。“90后”成长于一个中国社会个体崛起的大背景下，处于备受家人朋友关注的小环境中，这些都使得这代人的“自我”尤为凸显，对话语权有很高的要求。

引发矛盾乃至悲剧的都是小事，给室友起绰号、奖学金评定存在竞争、唱歌影响室友等，而值得关注的正是这点。在大学宿舍狭小的群体空间里，性格不同、爱好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寝室很容易成为各种矛盾激化的“培养皿”。要注意到，尽管“90后”的标签是“自我”，但从更深层的文化心理来说，这种自我多见于表面特征，如发型、着装、兴趣爱好，尚未成型地发展出与之相应的能自治的个体。换言之，成为拥有完整个人权利，实现自主决策并自我负

责的个体。因循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格，个体是借由与他人的关系来定义的，称兄道弟还是反目成仇，在于是不是将对方视为自己一伙，纳入这个以“自己”为圆心的差序格局的圈子。

因此，仅有“自我”而无“自治”，就会一不小心使“自我”变成“自私”，处理事情凭一己好恶，意气相投则称兄道弟，遇见差异较大的，轻则漠视，重则成了冤家对头。

这种自治、自立个体的养成，既是公民精神的来源，也是公共生活的基础。因此，宿舍成员的和谐相处，在于青年人要有意识地厘清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的边界，学会自主承担思考和行动，建立价值观和行为清晰的个体疆界，实践公共精神和契约精神。具体来说，在面对矛盾的时候不仅要学会自我疏导或寻求帮助，更要学会冷静说理的能力；在追求自我和自由的同时，要意识到个人自由的边界要以不影响他人为原则；在处理宿舍公共事务的时候要树立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尽量确立公正的民主程序等。只有尊重个体，才能包容差异。只有一个个理性独立、能实现自我决策并为自我负责的个体，才能奠定良好的公共生活基础，在此之上创造的公共生活才是持久和稳定的。

四、迪士尼“文明考卷”，考生不止是游客

上海迪士尼尚未开园，但“五一”期间部分公共设施开放测试，原本测的是人流压力和服务质量，不料这没开园的迪士尼直接变成了中国公众日常文明行为的“大考场”。不仅出现“踩花客”“攀爬者”，更有灯柱被“到此一游”爱好者刻得“负伤挂彩”，照片在网上一经传出，网友哗然。大家纷纷感慨“太丢脸了!”（5月4日《北京晨报》）

其实迪士尼惨遭不文明行为蹂躏，并不让人意外。一则，这是部分国人的素质使然。他们能把“到此一游”刻到长城上，刻到云冈石窟中，当然也不会放过迪士尼的灯柱；他们能在远方的卢浮宫、马尔代夫海滩乱丢垃圾，自然也不会放过近在眼前的迪士尼。更重要的是，目前迪士尼乐园还处于试运营阶段，大到景区旅游路线的设置，小到休息藤椅、垃圾桶、指示牌的位置，都需要进一步磨合、进一步完善。尚不能提供最好使用体验的迪士尼，遭遇汹汹而来的游人，出现不文明行为，显然是大概率事件。

可见，媒体将迪士尼试营业期间的种种不文明现象，定义为“考倒”国人有失偏颇。没错，旅游也是一道文明考题，直接交卷的是游客，但答题的绝不止是游客。景区管理方面也是重要参与者。以如厕为例，小孩随地小便，不仅关乎游客素质，更与景区在厕所建设时忽略小孩如厕问题，厕所位置设置上不合理等因素，息息相关。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问题都扣到游客身上，并不公允。可见，景区在细节上的疏忽，看似不起眼，但一旦出现偏差，同样会在文明上“考倒”国人。

同样需要反思的是，社会管理者的态度。相关主管部门总是以“矫正”的心态，对待旅游不文明行为。而缺乏事前的预防和文明的教化。每次遇到大型活动搞运动式的“严防死守”。比如20XX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数以万计的志愿者，一边反复“试错”“纠错”。或者使用“马后炮”，对不文明者口诛笔伐，拉入征信黑名单。对旅游不文明行为当然需要惩戒和治理，但事后惩戒不如事前教育。需要追问的是，相比动辄出动上万人的运动式治理，我们的文明教育真的到位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