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债危机的视角分析欧元的困境
从欧债危机的视角分析欧元的困境
原文作者：粟勤周，银红，张艳玲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欧元区是否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以及区域整体应对非对称冲击时的制度困境。欧盟统计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区内劳动力流动性面临较大障碍，经济一体化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而财政和政治联盟的缺失导致欧元区无力应对非对称冲击，严重挫伤投资者对欧元的市场信心。因而，加入欧元区的稳定性成本高于预期。总结欧元区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还可以得出有关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启示，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欧债危机欧元最优货币区人民币国际化
欧债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引起了人们对欧元国际地位和欧元区制度设计缺陷的探讨。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经济周期的差异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同时，对于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是否救援及如何救援的争议导致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加剧了对全球经济下行和欧元前景的担忧。欧元虽然不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但危机的蔓延却与欧元区的制度设计缺陷有关，且欧债危机能否度过直接决定了欧元的命运。作为目前世界上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成功的实践，欧元的命运不仅与欧盟戚戚相关，更关乎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欧元区是否真的是最优货币区?为什么财政与政治联盟是欧元摆脱困境的前提?本论文围绕上述问题探讨欧元区是否适合组国际经济合作20XX年第3期成货币同盟，重点关注加入货币区的稳定性成本，思考欧元未来的国际地位与发展趋势。通过总结欧元区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还可以得出有关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启示，这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回顾
为了深入分析欧元的困境，有必要简要回顾最优货币区(0一CA)理论。该理论最早由蒙代尔提出。他认为在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两个区域之间需求转移导致的冲击可得到消除，要素的流动性是建立最优货币区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此基础上，传统的OCA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建立OCA的标准，包括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金融一体化、通胀偏好相似性、政策一致性等。现代OCA理论关注最优货币区的收益和成本。克鲁格曼指出，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
程度越高，加入货币区的货币效益越大、经济稳定性损失越小。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成为OCA的主要标准，如果外部冲击对不同成员国产生不同影响，则加入货币区的稳定性成本会很高；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同性越强，遭受非对称冲击的几率越小。另外，实证研究表明，OCA具有内生性，即一国在加入货币联盟后其经济结构会受到影响，事先不满足条件的国家事后可以得到满足。这就为欧元区的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持。
欧元诞生时世界经济运行平稳，货币联盟给成员国带来了显著的收益，此时的成本也往往较低。在最优货币内生性理论的影响下，欧元区成员国由最初的11个增加到17个。但自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较大差异使得经济冲击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而分散的财政政策则使成员国整体上应对非对称性冲击的能力下降，加入货币区的成本便集中地暴露出来。
二、欧元区成员国不满足OCA理论的条件
(一)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欧盟在发展中形成了以德国、法国等为核心，以包括“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在内的南欧国家为外围的“圈层式”发展模式。核心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拥有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柱性实体产业。而欧猪国家产业结构单一，竞争力不足，缺乏长期推动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更重要的是，欧元区新成员的加入进一步拉大了这种差异。20XX年斯洛文尼亚加入，当年便取代葡萄牙成为区内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20XX年马耳他和塞浦路斯、20XX年斯洛伐克加入，这些新成员的人均GDP都处于区内垫底位置，成为拉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人均实际GDP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倍数从20XX年的提高到了20XX年的，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此后，这种差异虽有所缩小，但仍维持在6倍以上的水平。
(二)要素流动性
要素流动性是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判断某一区域是否符合OCA 的重要标准。如果成员国之间要素流动性很强，则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会缩小，实行单一货币制度会促进经济发展，加入货币区所带来的收益将超过其成本。这正是欧元区诞生的重要理由。
欧元的诞生极大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加之信息条件的改善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区内资本市场更加深化、透明、流动性更高。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危机爆发前的20XX年，区内FDI的流量超过3000亿欧元，比两年前增加了88％。20XX—20XX年，欧元区居民所持有的欧元债券每年都超过75000亿欧元，且10年来持有额稳定，波动不大。可见，随着欧元的使用，汇率风险和跨区交易费用下降，极大地刺激了区内资本流动。
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重要指标是利率的趋同。20XX年初，德国与“欧猪五国”长期债券的利差大约为40个基点。随着欧元的启动与区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二者之间的利差不断收窄，到20XX年1月最低时只有5个基点，且在20XX-20XX年上半年均维持在20个基点以下。OECD的研究显示，20XX—20XX年，在德国，利率比应有水平高50个基点，而在希腊、西班牙和爱尔兰，利率却比应有水平低300-400个基点。这正是资本在区内自由流动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信誉与风险与德国日益接近。实际上，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德国与“欧猪五国”之间的利差开始扩大，欧债危机更是使得二者之间的利差增大到了780个基点。[论文]
从劳动力的流动情况来看，进入21世纪，人口净迁移量随着欧元的启动而大幅度上升到150万人左右，同时，失业率也从10％的高位缓慢下降1—2个百分点。货币联盟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性，降低了区内整体失业率，这的确反映了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内生性。经济形势较好时，这种内生性表现明显，但20XX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实际情况与内生性理论相背驰。区内人口净迁移大幅下降到了65万人左右，失业率再次攀升到9％的高位，大致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20XX年以后，虽然欧元区各国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就业，但人口净迁移回升极其缓慢，劳动力流动性处于低谷且反弹较弱，失业率也有升高趋势。
欧洲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一方面源于各国文化、历史和语言差异，另一方面也与福利待遇等政策限制有关。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决非短期能够解决。
劳动力的低流动性与资本的高度流动性相结合，其结果比劳动力和资本“双低”流动性更糟糕。这是因为在危机到来之时，资本迅速流出，而劳动力不流动，从而导致失业率迅速上升。20XX-20XX年区内FDI的总流量分别只有亿和1300多亿欧元，比
20XX年减少约53％和60％。“欧猪五国”区内FDI规模更是大幅度下降，葡萄牙和西班牙甚至出现资本净流出，这极大地提高了加入货币联盟的稳定性成本。此外，资本自由流动导致利率趋同，而过低的利率刺激了希腊、意大利等国过度负债，将人们麻痹在统一货币带来的低风险幻觉中，进而推迟了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这一切都为未来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三)经济周期的相似性与外部冲击的非对称性
除了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外，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产业体系比较完整，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强。而边缘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且为易受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
业，受到冲击后恢复的过程艰难而漫长。如希腊的主导产业是旅游业和造船业，西班牙的支柱产业主要是房地产和旅游业，爱尔兰的支柱产业之一是房地产，危机发生后它们难以摆脱负增长、高失业率的困境。
这一切导致欧元区各国经济周期不完全同步。新成员国在危机爆发前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速，但受危机的冲击也最大。“欧猪五国”和核心成员国的经济在危机的冲击下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但核心成员国的恢复能力明显较强，到20XX年经济增速已经回升到了2％以上的水平。而“欧猪五国”在经历了衰退后，到20XX年GDP仍然是负增长，且预计20XX年增速将再次下滑。这说明外部冲击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导致加入欧元区的稳定性成本远远高于预期。
三、财政与政治联盟缺失挫伤投资者对欧元的市场信心
单一货币能够较好地运行，根本原因在于拥有统一的财政政国际经济合作20XX年第3期策，不仅可以通过汇率和利率的变化来调节需求，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转移支付手段来缩小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而减轻非对称性冲击带来的影响。可见，当成员国不满足OCA的条件时，财政联盟成为成员国应对非对称冲击的重要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财政联盟背后的政治联盟更是恢复金融市场信心、维护欧元国际地位的唯一途径。
(一)财政联盟缺失难以应对非对称冲击
欧元区统一货币和分散财政政策的制度设计使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危机面前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方案，从而导致危机的蔓延。
在危机最严重的20XX年，欧元区各国均出现了物价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但是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爱尔兰、西班牙、爱沙尼亚和葡萄牙CPI出现负增长，失业率超过或者接近％的区内均值，而荷兰、德国、芬兰、奥地利和卢森堡等国的CPI仍保持小幅增长，失业率也低于欧元区均值。因此，前者需要强有力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而后者适度扩张的政策即可达到目的。
毫无疑问，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针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实施差别化的调控。对于那些因高额的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危机而无力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成员国来说，此时成员国内部的转移支付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以转移支付方式进行差别化调控的财政政策都是政府应对非对称冲击的主要手段，这种“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有助于消除加入货币联盟的经济稳定性成本。统一的货币政策只能作为统一财政政策的补充，用于增强统一财政政策的效果。近期欧洲央行再次降息，但欧猪国家的政府债券利率仍然居高不下，这再次证明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调节区内不同成员国的流动性差异。
(二)政治联盟缺失引发市场对欧元解体的担忧
货币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取决于货币发行国或成员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整体宏观经济状况。欧债危机能否顺利度过不仅关系到区内的整体经济，更是欧元能否保持其国际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如前所述，当成员国不满足OCA的条件时，财政联盟成为应对欧元区非对称冲击的重要手段。可见，要防止危机进一步恶化，维护欧元的国际地位，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是不可能办到的。
在当前金融市场十分脆弱的情况下，财政联盟背后的政治联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财政联盟不仅意味着更高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且体现了成员国强烈的政治意愿，它可以向市场传递明显的政治联合的意图，反映成员国领导人克服困难、度过危机的决心和能力。这种政治意愿对于欧元区经济的恢复和欧元市场信心的提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实际上，欧债危机的演变过程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每当欧元区成员国囿于自身利益，在危机关头对于是否救援和如何救援等关键问题争论不休时，全球金融市场就会剧烈动荡，引起市场投资者对欧元解体的担忧。
此外，部分“欧猪国家”以大幅度消减财政开支为核心的紧缩政策是直接针对高福利制度的改革，通过强化区内财政纪律的统一财政政策可以为各成员国的制度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尽管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形成短期利空，但如果财政联盟能够向市场传递欧元区的利好信息，促进市场形成对未来经济的良好预期，它将抵消紧缩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有助于经济尽快走出危机。而欧元区整体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良好表现无疑是欧元国际地位的基石。
(三)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是否能够形成上下一致的政治意愿
欧盟一体化再往前一步，就是单一财政体系，这就要求欧盟从形式上的经济联盟走向实质上的政治联邦。但为了区内的整体利益而放弃更多的国家主权绝非易事。这与美国债务危机不同，尽管美国两党也为财政预算而争论，但在国家利益面前，党派利益常常退居次要地位。而欧元区在面临同样问题时，市场的悲观情绪更甚，因为成员国各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四、几点启示
由于法律、文化、历史等诸多障碍，修改欧盟条约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财政和政治联盟的推进必定极其艰难。但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不进则退，只有各国齐心协力才可能度过危机，否则，一旦欧元解体，无论对欧盟或者世界经济都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欧元的困境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应正确看待货币联盟的内生性。货币联盟的内生性是有前提条件的，经济稳定时，货币联盟的内生性明显增强，而遭受外部冲击时，内生性会急剧下降。因此，组织或者加入最优货币区时需要认真考虑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结构等方
面的差异，不可夸大货币联盟的收益、低估稳定性成本。更不应为了增强内生性而扩大成员国数量，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差异更大的国家拉到货币联盟中来，这样做只会增加货币联盟的稳定性成本。
第二、如果成员国要素无法自由流动，那么，财政与政治联盟就成为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欧元的设计者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货币联盟的内生性，忽略了财政和政治联盟的重要性，致使其无力应对非对称冲击。而没有财政和政治联盟支持的货币联盟是十分脆弱和难以持久的。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避免货币联盟的方式。在探讨人民区域化和国际化的途径时，曾经有学者提出建立类似欧元区的亚洲货币联盟，发行类似“欧元”的“亚元”。这种建议值得商榷。亚洲各国经济一体化程度更低、经济发展差异更大，根本就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中国还需要让渡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自主权，甚至牺牲部分国家利益，必
须十分慎重。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时应借鉴美元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更有利于实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李超：欧盟建设最优货币区的现实和前景，《金融纵横》20XX年第7期。
刘元春、蔡彤娟：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与救助机制，《经济学动态)20XX年第6期。